771所博士导师
『壹』 西安771所，硕士毕业，待遇能到多少。。求详解。。
硕士前两年加上各种奖金收入在七万/年左右，以后会涨一些，部i门不一样奖金会有差别，大概相差一万多。
加班也看部门与岗位了。
管理比较严一点，更像一个企业。
单位搬到新址在高新产业园靠近郭杜，313终点站就是。
特种设计部就是地面机，也是一个主打产业，算中等偏上，因为是主产业可能加班多点，楼主做软件还是硬件。
能够去宇航设计或研发最好。
考勤比较严，迟到一次罚500.又被罚过的。
现在搬到新区了，加班比以前少一些，太晚了坐不到公交车。
这里女生比较多，基本上占到一半。
无宿舍，自己租房。771所隶属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研究生每个月730补助，学费公费，甚至书费都会报销，过节还有适当的津贴，这就是研究生基本待遇。
至于说发展前途：个人觉得如果想学点东西，来这里挺好的，每个导师只有一个学生，而且项目比较多，但是毕业待遇一般，至于留所与否，还要看最后的一个z综合考评。。不一定留所。西安电子微技术技术研究所西安微电子技术研究所即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时代电子公司771所，全国唯一的集计算机与集成电路科研所，很牛的。本科进去可能工资不高，但好好干奖金也还可以。硕士就很不错了，正式编制的话，一个月3000左右，奖金一年发两次，一次都不少，一年下来六七万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编制是很重要的，工资不重要，好好干的话，奖金还是相当丰厚。毕竟是国家单位，老了都不愁。
『贰』 您好，看来您对771所是比较了解了啊想问问您博士的情况谢谢~
博士来的话，直接分一套房子，每月交几百块钱物业费好像（两室一厅）无产权，但要签约10年以上。10年以后买，不贵。今年三月分和八月分来的，房子以分好。博士得话粗劣算一下，十万左右。但12届的情况不知有变否。可以问HR详情。
『叁』 771所博士有安家费吗
博士生就业就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四条中的第七款规定：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干部、职
工的安家费、退职费、基本养老金或者退休费、离休费、离休生活补助费，免征个人所得税。
所以从这个条款来看，是不应该交个税的。但实际上学校发的安家费，并不是政府补助性质的安
家费。而是以个人额外的收入形式发放，所以要交20%的个税。
博士们在找工作时一定要多个心眼，在招聘签合同前问清楚承诺的安家费是税前还是税后的金额，同时以按照什么形式多长周期发放。
『肆』 西安771研究所怎么样
西安电子微技术技术研究所
西安微电子技术研究所即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时代电子公司771所，
全国唯一的集计算机与集成电路科研所，很牛的。
『伍』 保送到去西安771研究所读微电子研究生怎么样
可以，至少以后不用找工作。 航天九院下属的微电子研究所，待遇在一般研究所中偏中等水平。主要是摊子太大，人太多了。如果想以后的生活稳定，那还可以考虑一下。
『陆』 本人在高校读研，今年研二，想请教各位西安哪些研究所招收机械方向的博士
公司 第705研究所
『柒』 赵元富的人物生平
兴趣带路加盟航天事业
对收音机的兴趣，使他觉得微电子是个很奇妙的东西。于是从本科到博士，赵元富在学历“三级跳”中始终围绕微电子开展学习和研究。走上航天事业的道路，对他来说是一种水到渠成的顺利。
赵元富差一点儿成为一名医生。“填报高考志愿时，我首先写的是上海的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后来觉得收音机有意思，于是就改报了浙江大学无线电工程系的半导体物理与器件专业，从此迷上了微电子。”他感叹道，“一念之差真能改变人的一生。”
1979年秋，赵元富登上了从家乡江西进贤县开往杭州的列车，心里想的就是要弄明白半导体到底是什么。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句话成了他真实的写照。
那个时候，收音机还没有走进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微电子学在赵元富的头脑中也只是一个概念而已。因此，刚入校的赵元富一下子就被震住了，单是一套套半导体物理理论就够难为人的，加上复杂的器件结构、集成电路等放在显微镜下才能看清的东西，真让人有“一头雾水”的感觉。但“一头雾水”的赵元富却有了更强的求知欲，因为他知道，自己面前虽然横着一座大山，但毕竟自己已经来到山脚下了。于是，他开始“大剂量”地给自己补课，从最基础的科普读物开始，一步步在头脑中建立起微电子的知识系统。
也许大多数20岁左右的大男孩儿的爱好是进行各种运动，但赵元富好静。“我爱看书，一个人静静地呆着，心绪遨游于文字间，技术类、专业类或者是文学、思想类的，我都爱一边看一边思考。”他说。这一性格特点，促进了赵元富的学业。有时候，为了研究一个线路，他长时间泡在实验室里；为了研究一个信号脉冲，他反复记录仪器实验结果。“心情浮躁就做不成实验。”他说，“微电子是个微观的东西，很难把握，必须要有认真的学习态度和足够的耐心。”
虽然很着迷微电子，但赵元富并没有忘记大学生活的丰富多彩。虽然他喜静，但却尽可能地参加大学内的各种活动。“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锻炼自己，提高能力。等到工作了，大学里参加的许多活动都使自己很自信，做什么事情都有了参照。”正是这一点，他在生活中时常教育自己已经读高中的儿子，除了学习，还要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
1983年，品学兼优的赵元富读大学四年级。在当时，被称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根本不用发愁毕业后工作的事。于是，在继续读书和直接就业的重要人生关头，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参加工作，考研者寥寥无几。赵元富也差一点儿卷入这一潮流。“我当时也有过犹豫，因为当时社会的普遍潮流就是有个国家的正式工作就行了，加上父母都想让我参加工作。我也觉得应该挣钱贴补家里了。”他回忆说，“但经过几年的学习，我对微电子有了更深的了解后，觉得放弃学业太可惜了。正好有一个人坚定了我考研的决心。现在想来，当时自己上完大学未放弃继续求学，真是明智的选择，否则现在可能就后悔了。”
赵元富说的那个人，就是当时771所著名的微电子专家黄敞教授。当时，赵元富阅读了一篇黄教授的学术文章，大受鼓舞。
于是，他慕名求学，投靠黄教授门下。学习期间，导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温善的待人性格使他很受感动，用他自己的话说，“至今仍时时受到激励”。1986年，赵元富继续拜师黄敞教授，主攻计算机设备与器件专业微电子学与微计算机方向博士学位。
从硕士到博士，赵元富觉得自己这段生活一直很平静。一方面，他要跟着导师做各种实验，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另一方面，他要保持自己理论上的不断学习和进步。有时候，实验结束了，还要进行大量的总结。但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他默默地接受着771所许多航天老专家和自己导师的感染，最直接地感受着航天精神。
到1989年毕业时，他已觉得“许身”航天是水到渠成的自然了。
初显身手 彷徨未改初衷
1996年以前，赵元富自己也不记得得过多少奖励了。凭着扎实的功底和旺盛的精力，他完成了多项重大研究课题。出国深造，由于珍惜良好的科研条件，他有过短暂的是否回国的“犹豫”。
刚进入航天时的赵元富，可谓意气风发。从1989年到1996年初的六年多时间里，他完成了专业能力和领导职务的两个“三级跳”：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研究员；工艺线副线长——工艺线线长——副厂长。
但是，赵元富的工作并不是像这两条直线一样简单。白天忙完厂里的事情，晚上进行理论研究，周末或者假日再加班做实验。“凭着年轻，就想着等完成一项任务后再休息。但总有忙不完的工作。”赵元富回忆着自己的经历。从那时起，几乎一直担任领导职务的他，总是在组织管理、生产经营和科技创新之间做出一种最合理的安排。
在771所的7年时间，赵元富的研究领域一直是集成电路抗辐射加固技术，这项技术对提高空间飞行器中电子元器件的抗辐射加固能力有着重要作用。1992年，赵元富研究的硅栅CMOS集成电路总剂量辐射加固技术，获得航空航天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他的研究成果给我国的相关领域带来了活力。之后，他完成了多项重大研究课题，为我国的集成电路抗辐射加固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96年，对于赵元富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3月，他被调到刚成立的772所。6月，他得到机会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和范德比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和国外同行共同切磋抗辐射加固技术，这对他来说是个难得的机会。于是，他辞别了依依不舍的家人和刚刚熟悉的同事，踏上了飞往大洋彼岸的班机。
到美国后，赵元富主要研究新器件、新结构和新材料的辐射性能。在异国的陌生环境中，他以自己优秀的学术能力顺利完成了各项相关研究。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相关论文4篇，在IEEE期刊上发表论文4篇。其出色的研究成果和良好的合作精神，得到了斯坦福大学和范德比大学研究小组及国际同行的一致好评。
此时，有些书生意气的赵元富，思想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当时，美国相关领域的科研条件是世界一流的，接触的专家也是世界一流的，就事业而言，这里的条件要比国内优越得多。况且，对方还以丰厚的生活待遇相诱惑。对于后者，他当然不放在心上，因为他对生活的要求本来就不高。但对于前者，他觉得放弃有些可惜。
到美国两年后的1998年7月，是原定回国的时间，他在痛苦地选择。
7月的美国，夜晚总是有令人惬意的凉风，赵元富在范德比大学校园里轻轻踱步。旅人思乡，他是那么想念自己的亲人和同事、朋友；男儿立业，他又是那么珍惜来之不易的科研条件。
他最后还是作出了回国的决定。那一时刻，他想到了中国航天元老钱学森冲破阻力回国的毅然；想到了周总理向世界宣布东方红卫星发射成功的自豪；想到了出国前老领导饯行时的重托；想到了一起战斗的同事来信中的深情问候……
临行之时，他的美国导师对他说：“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回去！”是呀，为什么要回来？面对祖国，不需要具体的答案。
自我转型 技术管理并重
随着所在单位的转型，赵元富也在自我转型。在技术研究和管理之间，他寻找着一条“通天”捷径。
1998年8月，回国后的赵元富马上成为772所的技术骨干，并兼任所长助理之职。
带着国际学术视野，赵元富认真分析我国星用元器件抗辐射方面的技术特点和落后原因，并努力寻找解决办法。1999年，他提出了采用设计技术进行卫星用数字集成电路抗辐射加固的思想，该技术的开发成功正在并将进一步对我国卫星用抗辐射加固数字电路的国产化发挥重要作用。“‘十一五’期间，我国星用集成电路要实现国产化。利用设计技术研制和生产的抗辐射加固芯片将为实现这一目标发挥重要作用。”赵元富充满了信心。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在2003年，赵元富带领的团队成功地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并成功地应用于卫星，使772所成为国内首家星用大规模集成电路供应商。2006年，赵元富负责研究的星用数字集成电路抗辐射加固技术，获国防科工委国防科技进步一等奖。
赵元富一方面在进行科研，另一方面一直担任领导岗位，可谓肩挑两副重担。
1999年至今，我国的航天企业一直在做着各种调整，而赵元富的主要领导岗位基本与这些调整同步。
1999年6月，他正式接任772所所长。2005年11月，772所设计部分改组为北京时代民芯科技有限公司，他又兼任总经理，同时还兼任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研究院副院长。在领导职务的更迭中，他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对技术工作进行有效的管理？
“技术研究在思维方式上是串行思维，而管理需要并行思维。我自认为我更适合做研究，但现在却需要搞管理。这本身就是一个大的挑战。”他笑着说，“我自己也在转型。”
他在顺应航天企业大调整的同时，熟练把握所在单位的特点，进行了积极有效的管理。1999年到2003年期间，赵元富提出了“专业做精，服务做宽”的发展思路。在上级部门的支持下，772所连续五年总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50%以上，并于2003年被上级部门授予“电子元器件科研生产先进单位”。
赵元富给自己的工作定义为“技术管理型”工作，即一方面研究技术，一方面管理技术。他在实践中认识到，管理工作和技术研究同样重要，在技术研制能力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一个单位的效率和效益就主要体现在管理上。
“技术领域更需要管理，但大多数情况下技术和管理又很难统一在一起。”他也曾经有过退出领导岗位、专门从事技术研究工作的想法，但他还是勇敢接受了这一挑战，并用自己的实践书写着技术研究与管理和谐统一、相互促进的新篇章。
赵元富习惯于用“团队”一词来称谓自己的集体。他说，一个团队在体现团结互助精神的同时，更看重大家各自能力的发挥，以及大家之间的协作精神，这是我们的时代所需要的。也正是这个词汇，给他的管理工作打开了一个新的管理思路：领导把关项目规划，大家共同攻关完成。
2005年11月，北京时代民芯科技有限公司的成立使赵元富又经历了一次思想意识上的大转变，“从研究所到公司的转制，我们遇到的最大挑战主要是思想意识的转变。原来我们基本上是一个研究所的模式，大家思想上有很重的技术情结，就是做什么事情先想着它的水平够不够高、怎么突破，很少考虑它的市场怎么样、能不能应用。而现在，大家必须考虑技术能否应用，以及市场前景如何。”
公司化以来，时代民芯的产值实现了快速增长，并完成了以军为主到军民并重的转变。“明年，时代民芯公司将继续实现产值的快速增长，并将使民品的比重超过军品，实现寓军于民的转变。”赵元富充满信心地说。
2006年11月18日，北京时代民芯科技有限公司举行了一周年庆典。坚持以人为本，塑造一流团队，努力铸造国际一流集成电路企业，已经成为赵元富这个团队的共识。
『捌』 第一台半导体计算机是多会生产的
中国计算50年
——中国数字电子计算机的创业历程及领路人
(2006-09-11 16:18:31)
■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高庆狮
编者按： 一转眼，中国的计算机事业已经走过了50个春秋。在《计算机世界》纪念中国计算机事业发展50年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在这50年里，有太多激动人心的创举出现，也有太多令人黯然的无奈穿过。
几代大师为了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鞠躬尽瘁，更多人为了中国计算机产业的前行奋发图强。为此，我们特邀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终身研究员高庆狮撰写此文，以纪念过往、庆祝成就，同时也警醒现状、激励未来。
50年风雨之后，为了寻求ICT的融合和计算领域的更大发展，中国正在积极酝酿更好的政策环境。2006年8月29日，全国信息产业科技创新会议在京召开。
自从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在美国诞生，与计算机最邻近领域的数学和物理界的共和国泰斗、世界数学大师华罗庚教授和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奠基人钱三强教授，十分关注这一新技术如何在国内发展。
中国诞生计算机
从1951年起，国内外和计算机领域相近的其他领域人才，尤其是从国外回来的教授、工程师和博士，不断转入到该行业中。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在华罗庚领导的中科院数学所和钱三强领导的中科院物理所里，其中包括国际电路网络权威闵乃大教授、在美国公司有多年实践经验的范新弼博士、在丹麦公司有多年实践经验的吴几康工程师，以及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夏培肃博士和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蒋士飞博士。
他们积极推动，把发展计算机列入12年发展规划。
1956年3月，由闵乃大教授、胡世华教授、徐献瑜教授、张效祥教授、吴几康副研究员和北大的党政人员组成代表团，参加了在莫斯科主办的“计算技术发展道路”国际会议，到前苏联“取经”，为我国制定12年规划的计算机部分做技术准备。当时的代表团主要成员后来都参加了12年规划。此外，范新弼、夏培肃和蒋士飞也加入规划制定中。在随后制定的12年规划中，确定了中国要研制计算机，并批准中国科学院成立计算技术、半导体、电子学及自动化等四个研究所。
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处由科学院、总参三部、国防五院（七机部）、二机部十局（四机部）四个单位联合成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相应成立了计算数学专业和计算机专业。为了迅速培养计算机专业人才，这三个单位联合举办了第一届计算机和第一届计算数学训练班。计算数学训练班的学生有幸听到了刚刚归国的钱学森教授和董铁宝教授讲课。钱学森教授在当时已经是国际控制论的权威专家，而董铁宝教授在美国已经有过3～4年的编程经验，也是当时国内惟一真正接触过计算机的学者。当时我也是学生之一。
钱学森的数学功底的深度和广度几乎涵盖了我们所学的数学的所有课程，而且运用自如，我们作为北大数学系学生，对此感到十分钦佩。同时，钱学森教授也帮助我们具体了解到，数学如何应用到实际物理世界中。
在前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由七机部张梓昌高级工程师领导研发的中国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103机（定点32二进制位，每秒2500次）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诞生，并于1958年交付使用。参与研发的骨干有董占球、王行刚等年轻人。随后，由总参张效祥教授领导的中国第一台大型数字电子计算机104机（浮点40二进制位、每秒1万次）在1959年也交付使用，骨干有金怡濂，苏东庄，刘锡刚，姚锡珊，周锡令等人。其中，磁心存储器是计算所副研究员范新弼和七机部黄玉珩高级工程师领导完成的。在104机上建立的、由仲萃豪和董韫美领导的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的编译系统，则在1961年试验成功（Fortran型）。
国防是首要服务对象
在任何先进国家，计算机的发展首先都是为国防服务，应用于国家战略部署上，中国也不例外。1958年，北京大学张世龙领导包括当时作为学生的王选在内的北大师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合作，自行设计研制了数字电子计算机“北京一号”，并交付空军使用。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还亲自到北京大学北阁“北京一号”机房参观了该机器。随后，张世龙带领北大师生（包括王选和许卓群在内），立即投入北大自行设计的“红旗”计算机研制工作，当时设定的目标比前苏联专家帮助研制的104机还高，并于1962年试算成功。但是由于搬迁和文革的干扰，搬迁后“红旗”一直没有能够恢复和继续工作。
与此同时，1958年，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国防科技大学前身）海军系柳克俊的领导下，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合作，自行设计了“901”海军计算机，并交付海军使用。在海军系康继昌的领导下，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合作，自行设计的“东风113”空军机载计算机也交付空军使用。随后，柳克俊领导的国产晶体管军用的计算机，也在1961年交付海军使用。
1958年～1962年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也前后独立研制成功了一些自行设计、全部国产化的计算机。
1964年，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吴几康、范新弼领导的自行设计119机（通用浮点44二进制位、每秒 5万次）也交付使用，这是中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的电子管大型通用计算机，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快的电子管计算机。当时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转入晶体管计算机领域，119机虽不能说明中国具有极高水平，但是仍然能表明，中国有能力实现“外国有的，中国要有；外国没有的，中国也要有”这个伟大目标。
在119机上建立的，是董韫美领导的自行设计的编译系统，该系统在1965年交付使用（Algol型），后来移植到109丙机上继续起作用。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计算机系慈云桂教授领导的自行设计的晶体管计算机441B（浮点40二进制位、每秒8千次）在1964年研制成功，骨干人员包括康鹏等人。1965年，441B机改进为计算速度每秒两万次。
与此同时，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蒋士飞领导的自行设计的晶体管计算机109乙机（浮点32二进制位、每秒6万次），也在1965年交付使用。为了发展“两弹一星”工程，1967年，由中科院计算机所蒋士飞领导，自行设计专为两弹一星服务的计算机109丙机，并交付使用，骨干有沈亚城、梁吟藻等人。两台109丙机分别安装在二机部供核弹研究用和七机部供火箭研究用。109丙机的使用时间长达15年，被誉为“功勋计算机”，是中国第一台具有分时、中断系统和管理程序的计算机，而且，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的管理程序就是在它上面建立的。
这些由中国科研人员自力更生、努力拼搏研制出的第一批计算机，代表了中国人掌握计算机的技术水平和成果，证明了中国有能力发展自己的全部国产化的计算机事业。
突破百万到超越亿计算
虽然我国自行设计研制了多种型号的计算机，但运算速度一直未能突破百万次大关。1973年，北京大学（由张世龙培养的、包括许卓群和张兴华等骨干人员）与“738厂”（包括孙强南、陈华林等骨干人员）联合研制的集成电路计算机150（通用浮点48二进制位、每秒1百万次）问世。这是我国拥有的第一台自行设计的百万次集成电路计算机，也是中国第一台配有多道程序和自行设计操作系统的计算机。该操作系统由北京大学杨芙清教授领导研制，是国内第一个自行设计的操作系统。
1973年3月，在全国实际研制目标200～500万次不能满足中国飞行体设计的计算流体力学需要的情形下，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钱学森，根据飞行体设计需要，要求中科院计算所在20世纪70年代研制一亿次高性能巨型机，80年代完成十亿次和百亿次高性能巨型机，并且指出必须考虑并行计算道路。中科院计算所根据国防情报所和计算所情报室提供的国际上的公开资料，分析了1970年前后美国研制的高性能巨型机的优缺点之后，于1973年5月提出“全部器件国产化一亿次高性能巨型机（20M低功耗ECL、电路-四条流水线）及其模型机（757向量计算机、10M ECL、电路-单条流水线）”的可行方案。由于文革中受到严重干扰，以及文革后“走马灯”式良莠不齐的领导乱指挥，尽管在1979年，由亚城负责的20M低功耗ECL电路的集成电路芯片投片已经研发成功，但是最终“全部器件国产化一亿次高性能巨型机”的研发，因为任务变化，最终搁浅。
表1和表2给出了代表中国掌握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时间表，水平主要是根据创新的“三性”中的先进性。需要说明的是，表中所列只是代表中国已掌握的计算机技术水平的计算机，其中，带*的103、104、119、150、757，及银河-1号巨型机和银河-2仿真计算机等7台计算机，都被载入“记述对中华文明发展起促进作用的重要历史事件”的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铭文中。
除了研制水平之外，产业、市场和应用的发展也同样重要。在批量生产计算机上，电子工业部及其相关研究所（例如著名的15所）和工厂（例如著名的738厂）功不可没。不仅上述中国早期计算机的研制和批量生产要依靠它们，而且它们也独立设计和研制过一些成批生产的计算机(例如108系列、与清华大学合作的DJS-130等），尤其在人造卫星地面系统（例如320计算机及舰上718计算机）及其他军工任务上，这些研究所和工厂都有过突出贡献。研究所和工厂研究工作的重点，主要是在技术和工艺方面。他们的领军人包括莫根生、陈立伟、曹启章及一批骨干人员，例如江学国等。现任中国工程院院士罗沛霖领导的仿IBM系列也起过历史性作用，沈绪榜和李三立负责的有关卫星天上和地上计算机及其他任务用的计算机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此外，七机部、清华大学及中科院各分院在发展计算技术方面还做出了许多贡献，这里就不枚举了。
中国自力更生全部国产化的半导体、集成电路计算机事业，和20世纪50～70年代林兰英、王守武、王守觉和徐元森等教授领导的中科院半导体所、上海冶金所和109厂的研究及开发工作是分不开的。中科院半导体所和109厂都是从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独立出来的，中科院物理所对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历史贡献功不可没。
人才培养至关重要
发展计算机事业离不开人才培养，20世纪50～70年代，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及之后的中国科技大学)的夏培肃副研究员、北京大学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在组织教师和学生动手研制计算机、进行实践、培养人才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夏培肃领导组织教师和学生动手研制了107（定点32二进制位、每秒 250次）计算机，该计算机于1960年交付使用，并且还复制了两台。尽管107计算机比103（1958年交付使用）、104计算机（1959年交付使用）速度低了10倍到40倍，但是对培养人才起了重要作用。
一个计算机系统是由多方面研究成果构成的。范新弼领导的磁心存储器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其中主要的骨干有伍福宁、王振山、徐正春、张杰、甘鸿，等等。王克本领导了中国第一个八层印刷电路版研究与设计小组。方光旦在磁头、磁胶，张品贤在磁带，顾尔旺在磁鼓等方面，都做出了出色的贡献。实际上，大多计算机的研发都是集体成果，例如全国参加757计算机研发工作的人员，就有上千人。
我国第一个“计算机系统结构设计”小组于1957年在中科院计算所成立。20世纪50～70年代，它承担了中科院计算所代表性的计算机（119、109乙、109丙、757、717等计算机）的系统结构设计任务。参与成员则根据当时前苏联计算机领军人物、前苏联科学院列贝捷夫院士的建议，由年轻的数学专业毕业生组成。第一任小组负责人是国际网络权威人士闵乃大教授，第一个正式设计任务则是1958年5月国防部门的“导弹防御系统计算机”系统结构设计。设计工作由北京大学张世龙和第二任小组负责人虞承宣，加上6名数学专业毕业的大学生组成，其中周巢尘、沈绪榜等3人后来分别由不同领域（软件、航天、系统结构）、不同单位被选为中科院院士。
中国20世纪60年代编译系统的带头人在当时都是年轻人，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杨奇、中科院计算所董韫美和仲萃豪、南京大学徐家福、国防科技大学陈火旺等。中国20世纪60年代操作系统的带头人有北京大学杨芙清、南京大学大孙仲秀等，当时也都是年轻人。软件正确性设计（容易推广到硬件的正确性设计）是近20多年国际上关注的具有巨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理论价值的重大问题。我国领军人物何积丰院士、周巢尘院士如今已经是国际上知名的佼佼者。20世纪70年代，逐渐形成容错和检测理论和实践的带头人是魏道政，而知识处理的带头人是陆汝钤。
依赖进口弊端过大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后，中国研制的计算机，几乎全部使用进口元器件、进口部件。
由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迅速发展，数千万甚至上亿个晶体管逐渐能够集成在一个芯片上，20世纪80年代及其之后得到迅速发展的计算机，是普通个人使用的“微机”（PC机）及超强“微机”（后者可以组成服务器或者并行处理的高性能计算机），而其他各式各样的计算机（包括超级中小型计算机在内）由于性价比问题，无法和微机竞争，就自然逐步退出舞台了。国际上没有及时调整战略的计算机公司，例如CDC公司、王安公司等，纷纷倒闭。虽然如此，国内那一段过渡时期为了满足用户需求而研制的各种机型也曾有过较大贡献，例如张修领导的KJ8920，在为用户提供优质服务软件方面就很突出。
中国最早意识到个人计算机发展趋势而率先转向研究“微机”，并且做出突出贡献的带头人有倪光南、韩承德等。
国内高性能计算机，有慈云桂、卢锡城、周兴铭、杨学军领导的银河系列；张效祥、金怡濂、陈左宁领导的神州系列;李国杰、孙凝晖领导的曙光系列；祝明发领导的联想深腾系列；以及周兴铭领导的银河-2数字仿真巨型机等。PC机有联想系列、长城系列、方正系列、同方系列等，其学术代表性带头人是倪光南，产业代表性的领军人是柳传志。
计算机产业作为一个产业链，软件发展依赖于整机和应用需求的发展;整机的发展依赖于芯片、部件及需求的发展;芯片的发展则依赖于“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的发展。这里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是指集成电路生产线的三大部分，即大底座、中间层和顶层。大底座（价值十多亿美元的集成电路制造工艺生产线）是从拉单晶硅到光刻-扩散-参杂，到最后封装，相当于过去林兰英、王守武、王守觉和徐元森等领导中科院半导体所、上海冶金所的研究工作。中间层是各种高速低功耗电路设计，相当于过去中科院计算所电路设计组蒋士飞、沈亚城等人的研究工作。20世纪70年代，沈亚城所进行的高速低功耗ECL电路设计，直到做成芯片，才可以算做完成。顶层则是硅编译等等软件工作，这部分工作过去是计算所使用小规模集成电路时把逻辑设计图变成为工程布线图的手工工作，加上半导体所制造小规模集成电路各种掩模版所需的手工工作。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情况下，从复杂性、可靠性角度，手工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需要依靠硅编译来自动完成。
在允许部分进口的环境下，一个产业链如果要求全部国产化，会造成一环落后引发产业链后续部分全部落后的情况；使用进口元器件、进口部件，使得各种类型整机可以在国际先进基础上得到发展，进而软件和应用都能在国际先进基础上得到发展，从市场经济角度看，这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当国内所研制的计算机全部转向使用进口元器件、进口部件时，一方面中国的高性能计算和PC机的发展依赖于进口元器件和进口部件的水平;另一方面中国的集成电路研制力量，由于缺少巨大的经济支持，都转向非计算机用的其他难度小的方向。
“元器件全部进口化”导致的结果是，不仅全部国产化的亿次高性能巨型机研制中止，而且真正完全自主的国产的计算机集成电路研制工作也中断，至今也没有恢复，甚至没有任何恢复的迹象，这两方面对国家安全都很不利。实际上，“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依靠进口的集成电路生产线，就等于依赖外国集成电路生产线水平和外国政府批准向中国出口的集成电路生产线的水平。引进无法达到最先进，而且在特殊情况下，引进很可能中断，引进的生产线的备份件也不能得到更新。
“中国芯”何时真正崛起
进入21世纪以后，李德磊负责的“方舟”、胡伟武负责的“龙芯”、以及王沁参加负责的“多思”、方信我负责的“国安”等等“中国芯”项目不断涌现，计算机产业链国产化又前进了一大步。但当前或者未来将出现的众多的“中国芯”的共同点，都是“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的一个应用。也就是说，其水平仍然是依赖于外国集成电路生产线水平和外国政府批准向中国出口的集成电路生产线的水平，仍然受制于人。
众多“中国芯”的主要的差别只是在系统结构设计上，或者在高速低功耗电路等设计上，有没有重大创新、重大突破。设计明显创新的，有国外学者称之为相当于“大学生课程设计”水平，虽然难听却也有几分道理。尽管能设计“中国芯”的人或公司越来越多，但是能设计“中国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的人，如果不采取措施，不仅目前没有，恐怕不远的将来仍然是空白。如果中国不能制造中国的“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那么无论有多少种“中国芯”，中国的高性能计算机和中国PC机的发展水平就必然还是取决于美国“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的发展水平及美国政府允许向中国出口的水平。
现实的道路是，我们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与独立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发展芯片产业，而建立完全自主的“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则应该是国家急需解决的重中之重。
早在1965年，中科院半导体所王守觉就开始研制从逻辑图到掩模版的自动形成系统“图形发生器”，这项研究比美国还早。由于文革破坏而中断了3年，1971年初研制成功时，反而比美国晚了一年多。以上历史说明，中国人的独立研究能力也不容忽视，研究环境也不容被忽视。
如何做到既能使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的发展都能建立在国际最高水平之上，又能确保国家安全？这不仅仅是一个计算机产业链的问题，应该是许多产业链所存在的共同问题，更是决策者急需处理的政策问题。
中国半个世纪电子数字计算机事业的领路人，是在两位共和国功勋科学家华罗庚和钱三强关注下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在50年前，是10多名从相邻领域转过来的30～40多岁的中青年带头人，和五、六十名受过专业教育的20多岁的青年骨干，还有数十名当时尚未出世的后起之秀，本文列举的，只是这个百人群体中的一小部分。
链接:文中部分科学家简历
华罗庚：江苏金坛人。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复变函数论等很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与开拓者，国际知名数学家，先后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法国南锡大学、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等。
钱三强：浙江湖州人，出生于浙江绍兴。核物理专家、中国核原子科学之父，曾师从居里的女儿、诺贝尔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及其丈夫约里奥?居里。在中国研发原子弹期间，担任技术总负责人、总设计师，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范新弼：电子计算机专家，湖南长沙人。1951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电子学博士学位，在电子器件研究与应用领域获8项美国专利。归国后，领导我国第一台大型计算机及其后多台大型计算机的磁芯存储器研制工作，领导中国半导体存储元件研究，建立了国内第一批测试设备。
张效祥：计算机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部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领导中国第一台大型通用电子计算机的仿制并在此后的35年中主持中国自行设计的电子管、晶体管到大规模集成电路各代大型计算机的研制，为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创建、开拓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85年，领导完成中国第一台亿次巨型并行计算机系统。
钱学森：中国现代物理学家、世界著名火箭专家、全国政协副主席，浙江杭州市人，生于上海。钱学森曾在美国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以及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1950年开始，历经5年努力，于1955年才回到祖国，1958年起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
董铁宝：力学家、计算数学家，江苏武进人，“中国第一个程序员”（王选），长期致力于结构力学、断裂力学、材料力学性能、计算数学的研究和教学，我国计算机研制和断裂力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1945年赴美学习，1956年归国教学，1968年在文革中因受迫害自杀。
金怡濂：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高性能计算机专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原籍江苏常州。中国第一台大型计算机研制者之一，先后提出多种类型、各个时期居国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型、巨型计算机系统的设计思想和技术方案，为我国高性能计算机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和赶超世界计算机先进水平有着重要贡献。
王选：江苏无锡人。著名的计算机应用专家，主要致力于文字、图形、图象的计算机处理研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曾任北大方正集团董事、方正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科技顾问，九三学社副主席、中国科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副主席、中国科协副主席。2003年当选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周巢尘：计算机软件专家，原籍江苏南汇，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研究员，曾任联合国大学国际软件技术研究所所长。
杨芙清：北京大学计算机学科第一位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计算机科学技术及软件专家，无锡人。历任软件工程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信息与工程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软件工程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计算机科技系教授。
孙仲秀：计算机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原籍浙江余杭，生于江苏省南京市，历任南京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校长等职。1974年后主持研制了中国国产系列计算机DJS200系列的DJS200/XT1和 DJS200/XT1P等操作系统。从1979年起开始对分布式计算机系统软件和应用进行了研究，1982年在国内首次研制成功ZCZ分布式微型计算机系统，研究和开发了多个实用的分布式计算机系统。
何积丰：中国科学院院士、计算机软件专家，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宁波。现任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软件学院院长，上海嵌入式系统研究所所长、联合国大学国际软件技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早年进行管理信息系统和办公自动化系统的研发。
吴几康：安徽歙县人。计算机专家、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曾于1951年至1953年在丹麦任无线电厂开发工程师，归国后调至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参与筹建计算技术研究所。1965年负责研制成功两台大型通用计算机，后参与筹建771微电子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和研究员。
张梓昌：电子计算机专家。江苏崇明（今属上海市）人。历任航天工业部第二研究院所长、测控公司总工程师，中国计算机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中国宇航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期从事电子设备和计算机的研制，曾负责我国第一台计算机的技术工作，是我国计算机技术的学科带头人之一。
张世龙：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主任、教授，曾参加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制造的大型计算机119机和北大红旗计算机的系统设计。
慈云桂：著名计算机科学家、教授，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安徽桐城人。历任国防科技大学副校长兼电子计算机系主任和计算机研究所所长等职，先后主持了我国多种型号计算机的研制，从领导研制我国第一台电子管数字计算专用机，到担任“银河”亿次计算机研制的技术总指挥和总设计师，为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及科学研究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冯康：应用数学和计算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世界数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科学家。生于江苏南京，原籍浙江绍兴。其独立创造了有限元方法、自然归化和自然边界元方法，开辟了辛几何和辛格式研究新领域。中国现代计算数学研究的开拓者。1997年底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授予冯康的另一项工作“哈密尔顿系统辛几何算法”。历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主任、名誉主任。(排名不分先后)
(计算机世界报)
参考资料：http://www.cnii.com.cn/20060808/ca371826.htm
『玖』 科技突出贡献者有哪些
华罗庚：江苏金坛人。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复变函数论等很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与开拓者，国际知名数学家，先后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法国南锡大学、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等。
钱三强：浙江湖州人，出生于浙江绍兴。核物理专家、中国核原子科学之父，曾师从居里的女儿、诺贝尔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及其丈夫约里奥?居里。在中国研发原子弹期间，担任技术总负责人、总设计师，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范新弼：电子计算机专家，湖南长沙人。1951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电子学博士学位，在电子器件研究与应用领域获8项美国专利。归国后，领导我国第一台大型计算机及其后多台大型计算机的磁芯存储器研制工作，领导中国半导体存储元件研究，建立了国内第一批测试设备。
张效祥：计算机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部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领导中国第一台大型通用电子计算机的仿制并在此后的35年中主持中国自行设计的电子管、晶体管到大规模集成电路各代大型计算机的研制，为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创建、开拓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85年，领导完成中国第一台亿次巨型并行计算机系统。
钱学森：中国现代物理学家、世界著名火箭专家、全国政协副主席，浙江杭州市人，生于上海。钱学森曾在美国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以及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1950年开始，历经5年努力，于1955年才回到祖国，1958年起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
董铁宝：力学家、计算数学家，江苏武进人，“中国第一个程序员”（王选），长期致力于结构力学、断裂力学、材料力学性能、计算数学的研究和教学，我国计算机研制和断裂力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1945年赴美学习，1956年归国教学，1968年在文革中因受迫害自杀。
金怡濂：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高性能计算机专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原籍江苏常州。中国第一台大型计算机研制者之一，先后提出多种类型、各个时期居国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型、巨型计算机系统的设计思想和技术方案，为我国高性能计算机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和赶超世界计算机先进水平有着重要贡献。
王选：江苏无锡人。著名的计算机应用专家，主要致力于文字、图形、图象的计算机处理研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曾任北大方正集团董事、方正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科技顾问，九三学社副主席、中国科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副主席、中国科协副主席。2003年当选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周巢尘：计算机软件专家，原籍江苏南汇，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研究员，曾任联合国大学国际软件技术研究所所长。
杨芙清：北京大学计算机学科第一位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计算机科学技术及软件专家，无锡人。历任软件工程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信息与工程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软件工程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计算机科技系教授。
孙仲秀：计算机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原籍浙江余杭，生于江苏省南京市，历任南京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校长等职。1974年后主持研制了中国国产系列计算机DJS200系列的DJS200/XT1和 DJS200/XT1P等操作系统。从1979年起开始对分布式计算机系统软件和应用进行了研究，1982年在国内首次研制成功ZCZ分布式微型计算机系统，研究和开发了多个实用的分布式计算机系统。
何积丰：中国科学院院士、计算机软件专家，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宁波。现任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软件学院院长，上海嵌入式系统研究所所长、联合国大学国际软件技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早年进行管理信息系统和办公自动化系统的研发。
吴几康：安徽歙县人。计算机专家、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曾于1951年至1953年在丹麦任无线电厂开发工程师，归国后调至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参与筹建计算技术研究所。1965年负责研制成功两台大型通用计算机，后参与筹建771微电子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和研究员。
张梓昌：电子计算机专家。江苏崇明（今属上海市）人。历任航天工业部第二研究院所长、测控公司总工程师，中国计算机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中国宇航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期从事电子设备和计算机的研制，曾负责我国第一台计算机的技术工作，是我国计算机技术的学科带头人之一。
张世龙：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主任、教授，曾参加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制造的大型计算机119机和北大红旗计算机的系统设计。
慈云桂：著名计算机科学家、教授，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安徽桐城人。历任国防科技大学副校长兼电子计算机系主任和计算机研究所所长等职，先后主持了我国多种型号计算机的研制，从领导研制我国第一台电子管数字计算专用机，到担任“银河”亿次计算机研制的技术总指挥和总设计师，为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及科学研究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冯康：应用数学和计算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世界数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科学家。生于江苏南京，原籍浙江绍兴。其独立创造了有限元方法、自然归化和自然边界元方法，开辟了辛几何和辛格式研究新领域。中国现代计算数学研究的开拓者。1997年底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授予冯康的另一项工作“哈密尔顿系统辛几何算法”。历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主任、名誉主任。(排名不分先后)
『拾』 西安的771所女生去合适吗待遇如何，累吗
771所还是不错的，属于航天科技集团。如果你是博士，应该可以分到100多平方的房子和5万元左右的安家费。西安高校、研究所很多，比较适合学习、研究，没有北京、上海的浮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