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教授刘昉

㈠ 四川大学2010年机械工程学院研究生录取名单

摘要 四川大学机械工程系成立于1954年，由成都工学院机械工程系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专业发展变革而来，2009年7月由制造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系、机械设计及信息工程系和汽车及机械电子工程系合并组建而成。本专业学科1981年获准为硕士学位授予点，1990年获准为博士学位授予点，1999年和2005年“机械工程”先后被评为四川省重点学科和国家一级学科，2003年“机械工程”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现拥有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设计及理论、机械电子工程、车辆工程四个博士点，以及“先进制造技术”和“人机系统及仿生工程”两个四川省重点实验室。有教师47人，其中教授11人，副教授21人，讲师16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30人。

㈡ 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的中心学者

中心学术顾问：
（按姓氏笔画）
丁长清 南开大学教授
王子今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冉光荣 四川大学教授
刘 淼 苏州大学教授
陈 锋 武汉大学教授
陈慈华 四川省盐业总公司总经理
吴天颖 北京经贸大学教授
郑学檬 厦门大学教授
凌耀伦 四川大学教授
隗瀛涛 四川大学教授
彭久松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
董志华 中国盐业协会会长
戴 鲁 武汉大学教授
中心学术委员会
主 任：曾黄麟 四川理工学院院长、教授、博士
副 主 任：杨天宏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
副 主 任：林文勋 云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博士
副 主 任：宋良曦 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副研究员、国际盐史委员会委员
副 主 任：曾凡英 四川理工学院教授
秘 书 长：曾凡英 四川理工学院教授（兼）
校外委员：
杨天宏：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
段 渝：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林文勋：云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博士
刘经华：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
鲜于浩：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侯德础：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院长、教授
蔡东洲：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
史继刚：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系教授、博士
彭通湖：四川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傅刚义：四川久大盐业（集团）公司董事长、高级工程师
宋良曦：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副研究员、国际盐史委员会委员
校内委员：
曾黄麟：四川理工学院院长、教授、博士
曾凡英：四川理工学院教授
吴 斌： 四川理工学院教授
何 凡： 四川理工学院教授、博士
中心管理委员会
主 任：曾凡英 四川理工学院教授
副主任：黄 健 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馆长、副研究馆员
副主任：邓 昱 四川久大盐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
副主任：邱仲平 四川理工学院政法系主任、副教授
办公室：万吉琼 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 杨宗兰 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
学术部：吴 斌 四川理工学院教授
编辑部：曾绍伦 四川理工学院 博士
信息部：胡 进 四川理工学院

㈢ 请问四川大学细胞生物学教授有哪些

宋旭 魏于全 王亚军 邹方东 胡火珍 杨春蕾 李静 李沁桐 童英 林苹 蒋扬富 毕锋 朱文 王艳萍 赵瀛兰 吴晓华 黄灿华 邓洪新 梁淑芳 聂春来 杨金亮 杨莉 文艳君 李炯 吴扬 莫显明 龚玉萍 周光前 解慧琪 邓 力 周 钦 王修杰 李华顺 姜长安 鲁青 朱红艳 刘瑾 聂春来 肖波 李华顺 姜长安 岑小波 文富强 石桂秀 唐承薇 马用信 肖恒仪 陈仪 马用信 邓洪新 聂春来。。。。。。。。。。

㈣ 体质人类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体质人类学的萌芽可以上溯到2500 年前战国时代的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该书记载了不同地域人类的体质特征，骨骼和内脏器官度量等方面的资料。汉代以后，随着中西交通的发展，中国文献中对不同体质特征的人群记载也日益增多，反映了对人类体质特征的初步观察。北宋时期的王惟一（公元1026年）著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其所铸造的经络铜人是世界上最早最精巧的人体模型。刘昉（公元1150年）等的《幼幼新书》最早记录了先天性畸形的资料。南宋末年，宋慈（约1247年）的《洗冤集录》包含有体质人类学的萌芽。明代的王圻、王思义编写的《三才图会》记载有对人类五官形态的分类。这些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体质人类学研究，但却是对人类体质研究的早期萌芽。
现代体质人类学是在19、20世纪之交开始从国外传入我国的。体质人类学在中国的百年发展历史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既19、20世纪之交至20世纪20 年代末的传入和接受时期，20世纪30年代至1949年的本土化时期，1949年至1976年的曲折发展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纵深发展时期。 （19、20世纪之交至20世纪20年代末）
赫胥黎（T. Hexley,1825-1895）的《天演论》和达尔文（C. Darwin,1809-1882）的《物种起源》的中译本在1898年和1903年先后在中国出版。这两本著作对于进化论和体质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有重要意义。1918年，陈映璜的《人类学》一书出版。该书包括人种的特征分类、分布，人类的起源、进化及生物文化史等内容。1924年出版了顾寿白的《人类学大意》。该书包括人类概说、人类性质、人类由来、人种分类法与差别、古代居民的研究等内容。蔡元培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曾开设人类学讲座。他在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设立人类学组，添设人类学科目。由于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和中央研究院播下了人类学的种子，使得许多人到国外攻读人类学，成为我国最早期的人类学家。
1920年，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成立了中国人类学与解剖学会，同年7月出版了博医会报。在此期间，出版了许多人类学专著，如黄新民的《世界人种问题》（1927年），裴文中的《周口店成年猿人头盖骨发现之经过》（1929年）等。
在20世纪20年代末之前，中国的古人类学和现代中国人的体质研究主要是由外国学者做的，同时也开始有中外合作研究。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on）在北京西南周口店村西的龙骨山一处50万年前的洞穴堆积物中发现几片石英片后，留下助手师丹斯基（Otto Zdensky）继续发掘，当年发现了一枚古人类牙齿化石。1926年夏，师丹斯基在瑞典的实验室中从由周口店运去的含化石的堆积物中又找到一枚古人类牙齿化石。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的加拿大人步达生（D. Black）将这些古人类化石命名为北京中国人（Sinanthropus pekinensis），一般称为中国猿人北京种。1927年起，步达生与中国地质调查所合作在周口店进行发掘。1929年12月由裴文中在周口店发现了第一个中国猿人头盖骨。
在现代中国人的体质研究方面，最早的工作是布鲁门巴赫（F. Blumenback, 1752-1840）对一具中国人头骨的描述。据刘咸研究，在1902年以前，只有大约174具中国人头骨被人类学家研究过，这些工作都是外国学者做的。在19世纪20年代，美国的人类学家A. Hrdlicka在北京的短期访问期间测量了700个中国学生。1920年，在博医会报中报道了300名中国人的颅骨测量数据和388例中国人的身高、体重、胸围等指标。1924年，G. M. Morant在研究了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大量东方人头骨后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人构成蒙古人种或黄种人的大部分，虽然汉族、藏族、羌族以及中国的朝鲜族在头骨的构造上有所不同，但他们共同形成了一个完全的种族组。1929年，在协和医学院解剖教研室工作的P. H. Stevenson在生物问题统计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从长骨推测身高公式的人种差异。
在台湾，17世纪初随荷兰的殖民占领，荷兰军医曾对台湾原住民进行过身高测量。1895年日本统治台湾之后，有多位日本人类学家在台湾进行过体质人类学研究。鸟居龙藏在1896年至1899年在台湾做过四次体质人类学调查。他认为，台湾原住民是由菲律宾群岛、波里尼西亚群岛和马来半岛迁移而来。在此之后，日本学者津崎孝道、安达岛次等人陆续发表了有关台湾原住民头骨、椎骨、牙齿等的人类学研究报告。这些研究都对中国的体质人类学发展产生了影响。 （20世纪30年代至1949年）
在这段时期，中国第一代体质人类学家和古人类学学家已经成长起来，吴定良、李济、刘咸等体质人类学家开展了中国早期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等古人类学家在周口店北京人猿的发掘研究中做出重要贡献。吴定良在英国获人类学博士学位后于1935 年回国，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主任兼研究员。他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期间，终年奔走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体质调查，并积极筹建体质人类学研究所。他发表了10多篇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论文，如1942年在英国皇家学会人类学杂志发表了中国南方坝苗的体质特征。另外，吴定良还创刊和主编了中国人类学杂志，对中国体质人类学的发展起了奠基性的作用。1940年吴定良在中国人类学杂志第二册报道了华北平原中国人之体质测量，测量了各种指数190项。 1947年9月浙江大学成立人类学系与人类学研究所，吴定良任系主任兼所长。在1946年至1948年期间，他还兼任暨南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体质人类学科研人员和师资。1948年，吴定良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李济在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攻读人类学专业并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主要进行考古学研究，同时也进行过中国人的体质人类学研究。1937年，刘咸根据体质特征将中国人分为三种类型，即华北人（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华中人（分布在长江流域）和华南人（分布在珠江流域，福建，海南和台湾）。刘咸还进行过海南岛黎族的体质研究。此外，吴金鼎进行过山东人的体质人类学研究。
在古人类学研究方面，到1937年周口店由于日本侵略战争被迫停止为止，共发现了大约40个猿人个体的化石以及一大批石器、用火证据和一百多种脊椎动物化石，其中哺乳动物接近100种。魏敦瑞（F. Weidenreich）对已发现的所有北京猿人化石做了相当详细的研究。此外，1933年在周口店的山顶洞还发现了包括3具完整头骨在内的代表8-10 个个体的古人类骨骼化石。根据伴生动物化石推断，北京猿人（现称为北京直立人）和山顶洞的晚期智人的年代分别为大约50万年前和1万年前至3万年前。这些古人类化石除了在瑞典的乌普萨（Uppsala）保存的战前运去的3颗猿人牙齿外，都在1941年日美开战初期失踪。
在台湾，1936年设立了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的解剖学教室设有两个与体质人类学有关的讲座，分别由日本学者森於菟和金关丈夫任教。前者主要进行台湾各种族之皮肤色调及蒙古斑（儿斑）等研究，后者则从事活体测量、骨骼测量、血型、手足纹理、软部人类学和各种族学童身体发育等研究。
在此期间，中国的多所大学设立了人类学系，包括上海暨南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培养了一批人类学方面的人才。同时出版了一批体质人类学的译著和专著，如日本学者鸟居龙藏的《化石人类学》，古屋芳雄的《民族生物学》，长谷部言的《自然人类学概论》，西村真次的《人类学泛论》等。专著有吴敬恒、蔡元培、王云五主编的《世界人种志》，叶为耽的《震旦人与周口店文化》，朱洗的《我们的祖先》等。 （1949年至1976年）
在这一阶段，古人类学研究取得一系列成果。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政治社会形势的变化，古人类学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受到一定的影响。对现代中国人的体质人类学研究非常少。
在古人类研究方面，发现了大量化石，包括有古猿和早期人科化石、直立人化石、早期智人化石和晚期智人化石。
古猿和早期人科化石有森林古猿、拉玛古猿和巨猿等。1956年2月地质工作者在云南开远发现五枚森林古猿牙齿。1957年在云南开远又发现五枚拉玛古猿牙齿，年代为中新世晚期。1976年在云南禄丰发现了拉玛古猿的一些上、下颌骨和40多枚单独的牙齿，年代为第三纪上新世早期。1956年在广西大新县一个山洞中发现了3枚巨猿牙齿。同年，在广西柳城的山洞中又发现了一个巨猿下颌骨，年代为更新世早期。另外，在广西和广东还发现了47枚巨猿的牙齿，但确切地点不明。1965年在广西武鸣一个山洞中发现了12枚巨猿牙齿。1968年和1970年在湖北建始发现了新的巨猿化石地点和250多枚巨猿牙齿，年代可能为早更新世晚期。1973年在广西巴马县又发现一个巨猿牙齿，大新、武鸣和巴马发现的巨猿化石的地质年代可能都是更新世中期。另外，在湖北建始发现的早更新世晚期的几枚牙齿，被认为是类似南方古猿的类型。
直立人阶段的古人类化石包括在云南元谋发现的元谋猿人，在陕西发现的蓝田猿人，在周口店发现的北京猿人新材料，以及在湖北郧县和郧西县发现的猿人牙齿。 1965年5月在云南发现的元谋猿人材料包括左右上内侧门齿各一枚，地质年代可能为早更新世晚期，绝对年代为距今170万年前。蓝田猿人的材料包括 1963年在陕西蓝田陈家窝发现的下颌骨化石和1964年在蓝田公王岭发现的头盖骨和部分面骨化石。这些材料的年代可能为中更新世早期。1949年和 1950年在周口店发现了5枚猿人牙齿和2段肢骨。1958年，发现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女性的下颌骨。1966年发现一个头盖骨的额骨和枕骨部分，与 1934年发现的2块头骨碎片可合拼成一个非常完整的头盖骨。另外，在周口店还发现了单独的一枚猿人牙齿，大量旧石器，用火的证据和多种哺乳动物化石。
早期智人包括马坝人、长阳人、丁村人和许家窑人等。马坝人是1958年在广东曲江马坝狮子岩发现的一个头盖骨。长阳人是1956-1957年在湖北长阳发现的，是一块左侧上颌骨断片连同2枚牙齿。丁村人遗址是1954年在山西襄汾丁村附近发现的，材料包括三枚人牙化石，大量旧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三枚人牙是上内侧门齿，上外侧门齿和下第二臼齿，全是右侧的，同属于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1976年在丁村又发现了一块大约两岁幼儿的右顶骨的后上部。许家窑遗址在1976、1977年被大规模发掘，古人类化石包括较完整的顶骨三块，枕骨两块，左上颌骨一块（附连部分牙齿）和一些顶骨碎片和牙齿，分别属于十多个个体。
晚期智人包括柳江人、资阳人、河套人等。柳江人化石是1958年在广西柳江县的一个岩洞发现的，材料包括一个完整的头骨（缺下颌），两段股骨和一右髋骨、骶骨、椎骨，属于一个中年男人，股骨可能属于另一个女人。资阳人是1951年在四川资阳的一处桥墩工程中发现的一个老年妇人的头骨。河套人是1956年在内蒙古乌审旗发现的古人类左股骨下半段和一块右顶骨碎片。另外，1972年在台湾的台南县左镇发现了一些晚期智人的头骨碎片和牙齿，被称为左镇人。
这段时期现代中国人的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寥寥无几。在中国大陆，只有董悌忱的广西僮族体质的人类学研究。在台湾，1950年后开始有中国学者进行体质人类学研究。台湾大学医学院的蔡锡圭等在1960年进行过布农族人骨的测量研究。出版的与体质人类学有关的专著有方宗熙的《古猿怎样变成人》，贾兰坡的《北京人的故居》、《河套人》、《中国猿人》、《骨骼人类学纲要》、《中国猿人及其文化》，郭沫若、杨钟健等的《中国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刘咸的《猴与猿》、武况甫编译的《猿类的生活史》等。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
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体质人类学逐渐向纵深方向发展，在古人类学、现代中国人的体质研究以及相关的应用学科取得了很大进步。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各省文管会、博物馆等相配合，成为中国古人类研究的主要力量。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又有一批古人类化石出土。直立人阶段的化石有1980年在安徽和县发现的和县猿人，1993年在南京汤山发现的南京人，1994年在辽宁营口发现的金牛山人等。早期智人阶段的化石有 1978年在陕西大荔发现的大荔人，1982年在安徽巢县发现的巢县人等。这个阶段的古人类学研究较注意新理论和新技术的应用。在理论分析时广泛运用古生态学、埋藏学的研究成果来分析人类的进化过程。氨基酸年龄测定法、热释光断代法、石制品微磨痕分析法等新技术也在古人类研究中得到应用。
在这段时期，多所大学新设或重建了人类学系，成为体质人类学教学和研究的重要基地。1980年香港中文大学设立人类学系，主要研究文化人类学，但也介绍体质人类学的一些内容。1981年中山大学复办人类学系，1984年厦门大学成立人类学系，1999年云南大学成立人类学系。这些大学都开设有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课程并进行相关研究。另外，社会科学院考古学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北京自然博物馆等单位也进行体质人类学的教学或研究。1982年台湾大学的考古人类学系改名为人类学系。1999年台湾慈济大学成立了人类学研究所，从事体质人类学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另外，各医学院校人体解剖学和公共卫生学方面的学者也成为体质人类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
这段时期，现代中国人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方面的特点是研究范围扩大，注重应用性研究，研究技术向微观和分子水平发展。1979年和1986年分别在上海和北京举办了两期全国人体测量训练班，1984年和1985年先后出版了吴汝康等的《人体测量方法》和邵象清的《人体测量手册》。这些为中国各民族的人体测量和观察研究奠定了基础，因此，全国各少数民族的人体测量和观察研究大规模开展起来，到目前为止，已对全国43个少数民族的体质特征进行过测量和观察研究。人体测量学技术还被广泛应用于各民族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研究和体育运动的研究等。 Heath-Carter体型法也在少数民族、运动员的体质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体质人类学的研究还涉及灵长类的解剖和生态，人类生理特征的遗传与变异，各少数民族正常肤纹，各种遗传病患者的肤纹，各民族包括红细胞血型抗原、补体成分、各种酶、耵聍类型、苯硫脲尝味、色盲、结合珠蛋白等遗传性状在内的遗传多态性研究，墓葬出土人骨的研究等。DNA多态性，主要是线粒体 DNA和Y染色体DNA被用于人类群体的亲缘关系、进化和迁徙等研究。此外，人类工效学（human engineering,ergonomics）、法医人类学（forensic anthropology）、古病理学和医学人类学等与体质人类学关系密切的应用学科已经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中国的体质人类学在经历了上百年的发展后已经比较成熟，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在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体质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性，体质人类学的教育和研究一定可以获得更大的发展。

㈤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哪个老师好

教授及来其研究方向

文楚源安：美国文学、翻译

王蜀豫：日本文学与文化

冯泽辉：英美加文学

王晓路:近现代英美文学、比较文学

石 坚：美国文学与文化

何 平：欧洲文化

龙 葵：英语教学

刘利民：心理语言学、外语教学心理学

朱 徽：英美文学与翻译

易 丹：欧洲美国文化

吴显洪：英语教学

李 郊：英美文学

马立泰：英语教学

杨武能：德国文学与文化

陈忠荣：英语教学

肖安溥：文学翻译

邱望生：英语教学

周光亚：英语语言学

林必果：欧美文化与文学

罗悌伦：德国文学与文化

柯吉贵：英语教学

敖 凡：文学、语言学

涂尚银：俄罗斯文学

袁德成：英国文学

程锡麟：美国文学、文学批评

㈥ 生命关怀与审美超越:灾难文学研讨会

一、灾难文学：概念、内涵及意义
1、灾难文学应该包括天灾和人祸（罗鸣，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灾难文学是否只是针对天灾（自然灾害）？凡对人类社会带来重大损失或造成悲剧结果的都可称为灾难。自然灾难只是其中一个原因。灾难文学应该包括天灾和人祸两个部分。人的本质是社会的，离开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抽象谈人与自然的关系没有意义。针对灾难的认识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在宗教里，灾难并非坏事，比如基督教认为灾难是上帝对人的救赎和恩典，因为人有原罪，上帝通过灾难的方式来提升人。中国的“多难兴邦”是不是也含有这种意思？但世俗理解灾难是绝对的坏事，能躲则躲，不能躲则粉饰麻痹，接着是尽快遗忘。鲁迅说过，“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们现在做不到这种境界。所以巴老的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愿望至今都未实现。如果灾难文学仍然按照这种灾难观去研究，不如不要研究。中国是缺乏宗教的国家，不会认为灾难是救赎，是反省提升自己的方式，没有这种思维，对所有灾难我们都只是被动承受和主动遗忘。美国越战后搞了个越战墙，刻上所有在越战中阵亡的人员名单。越战对美国而言并非一件好事，它失败了，但它还是弄了这面墙，这就是美国的反思，美国的灾难文学。以色列的哭墙也是这样。但我们没有。所以首先要厘清灾难观，否则就是亵渎灾难文学。

2、灾难是文学的题中之义（吴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5.12大地震的惊惶过去后，大家很快就意识到我们作为文学研究者，要从文学这个特殊的视角来观察、再现这场灾难。灾难文学是文学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是题中应有之义。文学关注的是人的生命，是人性。生命的坚强与脆弱，人性中令人感动的美和丑恶、狰狞的一面，在灾难中都会以各种最刺目的形式表现出来。生命、人性中许多复杂问题，也会在灾难中得到展现，引起我们深沉的思考，甚至可以促进我们文学的变革。我认为灾难文学有可能出现史诗式的作品（当然，那需要过个几年去消化、提炼），因为中外文学中的经典作品都跟描写人类大灾难有关。《旧约》就是一部史诗，写的就是人类的灾难。洪水来了，生灵涂炭，上帝派出诺亚方舟拯救人类，如何出埃及，如何找到水草之地安居等等。中国的古典文学从《诗经》、《尚书》开始，也记录了许多人类的灾难。所以灾难文学是个大题目，是个关乎文学本性的题目，是一个可能出现史诗式作品的题目。

3、灾难文学和文学有内在一致性（李明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文学的根源要追溯文学反映生活的状态选择。文学反映的不是常态化的平常生活，更多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动态化的、极端化的、灾难化的生活。现代社会的四大关系无法回避，也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灾难文学和文学本身有很多内在一致的地方。根据传统理论，文学就是把矛盾、冲突、非常态的、极端的、人的本质的东西加以集中放大、集中表现。灾难恰好是一个偶然性的典型的集中爆发的事件，更能把人的心性、情感、价值观念反映出来，把人性放大，把美、丑到放到极致，这就是文学最大的魅力。很多作品为什么缺乏感动的审美超越的东西，就在于它在平常生活的表现中矛盾冲突、故事性不强，而这些在灾难文学中能表现得很好。

4、哪里有灾难，哪里就应有反思（向宝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灾难文学既包括自然灾害，也包括社会、人为苦难。我们中国文学缺乏的就是苦难叙事。中国反映战争的文学作品很多，但都是看重战争的结果、性质，不像前苏联还有《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这样的作品。灾难文学地震文学有几个好处，一是提醒我们的文学/诗歌对社会的重返。近几年诗歌不能引起重视，只能裸体诵诗才吸引大家的注意。二是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批判远远还没有完成。自然灾害也不完全是偶发的、非人为的，也牵涉了很多因素。为什么倒塌的是教室？这些都要进入我们的反思。哪里有灾难，哪里就应有反思。哪里有反思，哪里就有拯救。现在我们还没有足够大的反思空间，但未来一定会出现，这也是我们文学艺术家的责任。

5、危机就能产生转机（蒋迎西，四川新闻网文艺创作室主任）
我站在记者角度说几点感受。第一，这次大地震让我们的灵魂得到了一次洗礼，主要是把我们人性中善的一面放大了。现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很多人是又不要脸又不要命，但这次地震，各方面的关注和投入体现出了我们民族的伟大，我被感动了。第二，天灾毁灭了很多文明，但同时也催生了很多文明，并且使很多文明得到了升华。我们四川盆地的神话传说“杜鹃啼血”，反映的就是三星堆文明和金沙文明遭遇的灾难。李白诗中的“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方钩连”实际上提到的也是灾难。第三，天灾是人类的另类赐予。四川盆地为什么被称为“天府之国”，就是由许多次地震造成的。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九寨黄龙等优美景色都是地震造成的。我个人认为这次地震能够产生文艺巨作。好莱坞的大片之所以能够风靡全世界，就是因为把各种矛盾冲突推到极致。汶川大地震也是把各方面的因素都放大了，危机就能产生转机。但目前不能，因为有些真相我们现在还不能反映。

二、审美超越：生命意识与人文关怀
1、审美超越必须考虑人和自然的关系（曾永成，成都大学教授）
说到生命关怀，首先指人的生命。有个记者在灾后一个多月到了北川，在废墟上看到一条小狗，一直守在那儿。他无法想象那条小狗是怎么活下来的，而且看到人后就跟着他们走了很远。他很想把它抱出来，但又担心无法通过防疫检查，只有恋恋不舍地和小狗告别了。从今天生态人类学的观念来看，即使是条小狗，也是我们应该珍惜的生命。但在现实条件面前，你无可奈何，想要援助也不可能。人在面对自然的时候，平时很乐观。我们30年的改革开放，确实在改造自然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但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生态代价这个概念对许多人而言还很陌生，改造者只想着取得了什么，没想到失去了什么。《中国地理杂志》在地震后出过一期专号，地质专家解释说大山里面的开发建设有个普遍现象，就是切掉山脚，靠着大山修房子、建厂房。山脚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形成的安息角，用来保持稳定的。挖了安息角，来了地动，山就垮了，当然无处可逃。人不去，就不叫恶劣的自然条件。人去了，才叫恶劣的自然条件。人在自然面前，究竟该如何面对自然？这个问题立刻就凸现出来了。
多年来我一直研究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一直有个观点：我们向来的马克思主义阐释、社会理论包括文艺理论，都遮蔽了一个人类所面对的重要现实——自然，遮蔽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研究这个问题。都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认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但我理解不同，这个观点其实是费尔巴哈的。费尔巴哈说的是一男一女所形成的自然的社会关系，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说的是人在实践中形成的历史具体的社会关系。而实践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才是我们社会存在所面临的第一位的关系。
经过这一次的灾难，我们文艺圈子包括世界观、自然观、历史观都需要深刻调整。一个主题，就是怎样面对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生命与自然界的生命是血脉相通的。马克思说过，自然是人类无机的身体，不仅是物质粮食，也是精神粮食。所以我觉得这次灾难后的理论、审美超越都必须往这个方向走。必须把人和自然的关系严肃地摆在面前。人与人的不同首先就体现在人对生态资源的占有情况不同。有些人躲得过灾难，有些人躲不过，说到底就是因为对生态资源的占有不一样。这从根本上把我们人分开了。
另外，灾难肯定是悲剧。怎样认识自然灾难造成的悲剧也是个问题。从布留洛夫的画来看，表现了人们的惊恐，同时也相互维护，比如妇女把小孩搂在怀里。当然整个画面还是一种无奈。米开朗基罗的《先知耶利米》据说画的就是耶利米思考庞贝城悲剧的情景。我们也需要深入地思考一下。恩格斯对历史悲剧所下的定义也应扩展。放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来，自然界也有很多它自身生存的必然规律，这种必然性不可能实现，就造成了人与自然的悲剧性冲突。那么我们就要思考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珍爱生命，审美超越，这绝不是辩证法就能解决的问题。我们也不能沉溺在把坏事变成好事这种肤浅、空洞的想法上。这次灾难当然和过去不一样，在英雄主义、团结互助宣扬的同时，我们有更多悲悯、更多对生命本身的珍惜，比如在救人时，是能救则救，救援人员的生命必须先保住。按照我们过去的做法，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那就是另一种场景了，这也看出我们整个社会在观念上的巨大进步。对悲剧的反思，我们要正视它，要严肃地对待。

2、审美超越应当反省（向宝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我的观点是审美超越应当反省。不管是灾难文学，还是20世纪的文学整体都缺乏深度，原因在哪里？灾难文学或灾害文学有两种叙事方式，我归结为颂歌式叙事和苦难叙事。到今天为止，我们事实上还在颂歌叙事的层面。我们的感动实际上不是被英雄事迹感动，而是被我们自己感动。大家可能还没意识到，我们是被自己的感动所感动了。据灾区前线回来的人讲，灾区的实际情况比我们描述的更惨烈。到目前为止，我们对灾区情况的反映还仅仅是整体性的而不是个体性的。因此，目前我们对灾区的所有反映就是一种颂歌式的审美反应。这是不够的。这就是导致我们的文学缺乏深度、力度的原因。泰奥多·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次有首诗《今夜，写诗是轻浮的》。和阿多诺相反的是200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凯尔泰斯说过“奥斯维辛之后只能写奥斯维辛的诗。”凯尔泰斯的话恰恰和我们中国新时期文学历程相似。粉碎四人帮之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归来作家、知青作家，他们的写作如果不反思历史，不对历史进行苦难书写就不被人认可。实际上阿多诺用的是他特有的否定，他也说过只有在文学之中才能看到苦难的声音和苦味。他认为肤浅的感伤式的苦难书写是对文学的否定，这种诗才是野蛮的。汶川大地震后有没有野蛮的诗人？有，至少有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
苦难文学叙事有三个层面：书写苦难、反思历史、批判现实。现在我们要求汶川大地震文学达到深度、力度太性急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也是如此。最开始还是天安门诗抄。我界定目前为止的汶川地震诗歌就相当于天安门诗抄阶段，还没走到伤痕文学阶段。现在对汶川大地震的反省基本上就是这种审美倾向。这些文学作品给我的感动、震撼远不及图片。我看到的影视作品《震撼世界的七日》也不好。这个时候的文学是非常无力的，我宁愿看报纸、新闻纪录也不愿意看那些文学作品，很虚假。如果我们要直面灾难，与其说是审美超越，不如说是生死超越。地震中出现的“范跑跑”引起了很大争论。但是经香港卫视讨论后，就出现了很多同情理解的声音。为什么？语境发生了变化。当一种行为选择变成学术思考后，他的行为就获得了合理性。“范跑跑”和我们这个话题的相关性在于：本来人是一个血性的存在，而到了“范跑跑”那里就变成了理性的存在。谭千秋等老师的救人行为究竟是道德底线还是道德高标？我们陷入了被动。如果教师救人是道德底线，那么谭千秋等老师的行为就不值得我们歌颂。如果是道德高标，那么“范跑跑”就不该受到我们谴责。在那样一种情境下，那些超越了生死的人成为了一种宗教性的存在，而我们世俗的人没有超越性，就是一种世俗的存在。所以我们敬佩谭千秋，但理性思考下也可以理解“范跑跑”。

3、灾难拯救中的宗教审美维度（苏宁，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苏宁研究员认为，按照法国年鉴历史学派的方法论，人类精神生活史在“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三个不同的时间尺度中表现为不同的面目。它们可以分别表述为，“结构”、“情势”和“事件”。通过不同的时间维度来考察一种具有时间跨度的社会文化现象，如灾难现象，我们可以将其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灾难文学的“长时段史”可以追溯到神话时期，原始宗教时期。这种持续性的结构从历史某个时期来看，常出现“中时段”的转移。它可能给灾难史带来异样的表达方式，但中时段的历史情势阻挡不了向长时段结构的回归。从这个意义看，灾难文学在结构上，是民族性的宏大叙事，是几千年灾难母题的神话传统，英雄情结、宏大叙事构成了传统。从“短时段”看，个人心灵体验式的“事件”出现了，灾难爆发时短时段激发的美会放大，但不长久，它和现实真实的残酷性之间会形成落差。这是存在意义的美，有可能阻断传统带来新的问题，带来新的美学表达方式。

三、灾难文学创作现状与批评
1、不要把灾难“庆典化”（何开四，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正因为有此岸的灾难才有彼岸，救赎与诅咒是无限循环的。幽默地说，上帝惩罚人类有很多种方式，可以用微软，可以用地震，可以用海啸，甚至还可以给人类降生一个非常糟糕的领导者来把国家搞乱，人类当然也不能忍气吞声。先贤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古时候的先贤无法应对灾难，只能借助想象，于是诞生了宗教和神话故事，比如大禹治水、精卫填海等等。《圣经》中的洪水既是形而上的也是形而下的，既是道也是器。比如摩西出埃及，考古、田野调查已经证实了其中有些东西是事实存在的。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按照钱钟书的说法，夫“学与术者，人事之法天，人定之胜天，人心之通天者也”。人来自于自然，脱离自然后，最初敬畏、效法、模仿自然（“法天”），接着工业革命后，想“胜天”，灾难就出现了。最终该回到的还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是最聪明的，也是最愚昧的。我有个观点是“空间大于时间”，就是说一地发生了灾难，而另一地的人即使知道了这个灾难，也永远不会吸取教训。中国最终还是会以环境为代价。灾难文学涉及的面很广。我们的世界是人的对象化世界，人和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叠合的。人的劣根性决定了很多灾难的必然性。现代社会是“人类不仁，以天地为刍狗”。天地会加倍报复人类。比如金融海啸，这个词既有天灾也有人祸。一切叙事都该是审美叙事。现在我们的灾难叙事是把灾难“庆典化”、“广场艺术化”、“意识形态化”、“政治化”，这恰恰不是文学叙事、审美叙事。在目前语境下，国家、人都要正视灾难。我们这个民族比较健忘。现在要求不要过分渲染灾难的恐怖可怕，其实第一步就应用文学的方式把灾难的可怕展示出来。如果没有感性的、具有冲击性的、让人刻骨铭心的叙事，就不是灾难文学。另外，要有反思。中国没有大文学家出现，实际原因是没有大思想家出现。

2、中国文学艺术中似乎没有灾难的影子（曾永成，成都大学教授）
灾难文学这个概念只有外国文学中有个“灾难悲剧”。我印象深刻的是19世纪俄国画家布留洛夫的作品《庞贝城的末日》，跟我们这次地震灾难可以对应的一个作品。网上有许多庞贝城废墟的图片，包括从地下、火山灰中挖出的骷髅。有个骷髅的头部还挺立着望向天空，可以想见火山灰是瞬间罩住了他们。在欧洲几百年间流行过的黑死病，也是人类遭遇的巨大灾难。还有冰海沉船。我们所说的灾难，大都是自然灾难，人为的比如战争、社会制度造成的灾难似乎在这个话题之外。我们主要面对的是人类无法抗拒的、无法预测的突来横祸式的灾难。中国的文学艺术中似乎没有灾难的影子，不过羿射十日和这个有些关系。长期以来，文学艺术和灾难擦肩而过。我们中国文学表现出来的这种疏远隔膜，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自然气候条件比较好，过去没有遭受过巨大的灾难。我们的社会、战争连绵不断，矛盾尖锐，就掩盖了这种灾难，遮蔽了文学家艺术家的视线。我们中国人对天特别崇拜，认为不可言说，就不去说。5.12大地震把这种灾难一下子推到我们面前。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我整个的心态就是无奈。我多年以来研究生态学，但在这种无法预测的灾难面前，有什么用？文学能做什么？生态美学又能做什么？这个会议，也可以说是痛定思痛。

3、天灾文学具有必然的肤浅性（黎风，四川大学教授）
我把灾难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天灾，一种偶发性的东西，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必然性，比如地震、雪灾。自然灾难是偶发性的，文学一般不反映偶发性的事件，文学关注的是人祸。人祸能产生大文学。自然灾难不具有文学所表现的本质性的东西，它具有新闻性、偶然性。60年代的自然灾难，也有很大的人祸因素，四川死了很多人，但没留下多少能让人记住的文学作品。路遥的中篇小说《在艰难的日子里》写的就是这个，是为他的《平凡的世界》打底的一部作品。我认为，这次灾难的文学作品只能表现出文学对社会的关注，人文关怀，但直接体现这次灾难的文学作品不能代表文学本身，不能产生经典的作品。我个人怀疑这次大地震是否能直接为中国文学提供一个跟这个题材相关的东西。感人的故事很多，但能否构成真正的文学发展的方向，我很怀疑。我看了冯小宁的《超级台风》后，就感觉这种天灾带来的文学作品、艺术作品具有必然的肤浅性。纪实性、及时性很强，反映的此时此景，一个是应对灾难，一个是突出政治英雄。尽管它被誉为中国第一部灾难片。英国的泰坦尼克电影反映的就只是自然灾难，美国的泰坦尼克电影就变成了灾难只是背景，主要反映男女主角的生死爱情。所以这种有关天灾的文学作品，当时可能反应很大，但过去半年后，人就开始麻木。我举个小例子。最近我们接到捐衣物的通知，但最开始踊跃捐钱的老师们反应都很冷淡。这说明中国人遗忘天灾很快。
http://www.8dou.net/html/article_show_50097.shtml

㈦ 四川经济学教授

杜肯堂，男，1935年生，四川省乐山市人。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规划经济学科组成员、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顾问、四川省科技顾问团顾问、四川省区域经济研究会名誉会长、区域经济与现代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区域可持续发展、区域发展战略。
周春，男，1927年2月生，天津市人。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四川大学经济系主任，总支书记，经济研究所所长。历任四川省价格学会副会长，四川省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价格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资本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价格理论与实践”等领域颇有研究。
杨继瑞，男，1954年10月生，四川省井研县人。经济学博士。西南财大党委副书记。原四川大学副校长。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7年被国家教育部评为跨世纪优秀人才、国家国土资源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四川省学术带头人。兼任四川省土地学会副会长、四川省财政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发展经济学会副会长、四川省税务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土地估价师协会副会长、四川省科技顾问团顾问、成都市科技顾问团顾问等职。主要研究领域：城镇土地开发、房地产开发、企业管理、经济理论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国家教育部社科基金科研项目10余项。
廖君沛，男，1939年8月生，四川省隆昌县人。四川大学经济学院经管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教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分析。
文富德，男，1950年6月生，四川省资阳市人。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南亚学会副会长，中国亚太学会副会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南亚经济研究。承担并完成中华社科基金、国家教委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课题各1项，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2项。

㈧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教授捐款1亿，他为何会这么做

相信大家最近都能够看到这样一个新闻：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一位教授，向医院用个人的名义，捐出了一亿的资金。看到这么大的数额，相信很多人是非常惊讶的，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普通人奋斗一辈子都得不到的钱，更别说捐款了。因此，也有非常多的人，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位教授要向医院捐出自己的一亿元。那么下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不得不说，能够像文章中提到的教授那样的人，中国还是很缺乏的。因此，我们鼓励更多的人，如果自己有能力的话，不妨为国家的建设，多付出一点力量。

㈨ 四川大学工科实验班机械及其自动化怎么样

四川大学工科实验班机械及其自动化专业好在：

1、师资力量深厚：有教师47人，其中教授11人，副教授21人，讲师16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30人。四川大学杰出教授7人，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23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负责人4人；国家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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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班化” 教学：建立了以学为中心，“探究式-小班化”教学。按25人编班，全面开展高水平互动式、小班化课堂教学改革。教授100%为本科生上课。

(9)四川大学教授刘昉扩展阅读：

四川大学工科实验班机械及其自动化专业主要学习机械设计与制造的基础理论，学习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和信息处理技术的基本知识，受到现代机械工程师的基本训练，具有进行机械产品设计、制造及设备控制、生产组织管理的基本能力。

培养能在工业生产第一线从事机械制造领域内的设计制造、科技开发、应用研究、运行管理和经营销售等方面工作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