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中文系印教授

Ⅰ 《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译者是谁

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译者是陈望道。

1919年冬，受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委托，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经李汉俊校阅、陈独秀审定之后，于1920年8月第一次在上海出版。

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初版，既没有精美装帧，也没有采用优质纸张，但在那个年代却犹如一面旗帜，指引着革命者前行。毛泽东1936年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就包括其在1920年夏秋读到的《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中国的出版，不仅使当时中国思想先进人士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坚定了他们追求共产主义的信念，而且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思想上的准备，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革命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已存世极少，目前所知国内仅存寥寥数册，非常珍贵。

(1)复旦大学中文系印教授扩展阅读

陈望道毕生从事文化教育和语文研究工作，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所著《修辞学发凡》出版于1932年，全书共分12篇，分别讲述修辞学的各个方面。其特色之一是引例丰富。所引用的书约250部，单篇论文约170篇，方言、白话各种文体兼收并蓄。

二是归纳系统，阐释详明。该书在大量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对汉语文中种种修辞方式作了系统而详尽的分析归纳。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分野的理论，进而把积极修辞分为辞格、辞趣两种。

辞格归纳为38格，每格又分若干式,对汉语文中的修辞格式作了全面的概括。陈望道是中国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带进汉语修辞领域的学者。

Ⅱ 张建武的基本资料

字金戈，好亦文，别署静愚轩，大专文化程度，原为江苏省淮安市工人文化宫主任兼党支部书记。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淮阴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中学时代，爱好书法篆刻。1976年2月应征入伍，在上海警备区服役，师从著名篆刻家张寒月、高式熊、赵林（三老均为西泠印社社员）先生研究篆刻艺术。师从柳曾符（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先生研习书法艺术。先后入上海市第二届书法篆刻进修班。1987年加入上海市书法家协会。1989年4月转业至江苏省淮阴市工人文化宫。1989年4月加入江苏省书法家协会。1990年结业于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班，1999年10月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

Ⅲ 傅东华的人物经历

1920年，在北京加入文学研究会。此后，在上海大学、上海中国公学任教并从事着译。一度任商务印书馆编译员。
1932年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1933年7月，与郑振铎主编生活书店印行的大型月刊《文学》，同时为商务印书馆编撰《基本初中国文》、《复兴初中国文》、《复兴高中国文》3套各6册，发行全国。
1935年春，任暨南大学国文教授。
1936年，发起组织文艺家协会，号召文艺家共赴国难。八一三事变后，参加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任《救亡日报》编委，参与翻译斯诺《西行漫记》。上海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后，翻译《飘》、《业障》等，编辑出版丛书《孤岛闲书》。
1942年夏，应暨南大学聘请携家眷赴福建建阳，途经金华时被日本侵略军俘虏，押至杭州日伪敌工总部。
1942年9月，由汉奸傅式说保释，主编汪伪《东南月刊》。次年，隐居上海从事着翻译及语言文字研究。
建国后，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员、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编审、《辞海》编辑委员会委员、语辞学科主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政协特邀委员。参加《资治通鉴》标点本清样校注，标点《汉书》等。

Ⅳ 推荐5本经典好看的书籍

有时间就多阅读一些经典的书籍，享受更多阅读的美好与快乐。下面是由我给大家带来关于5本经典好看的书籍，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5本经典好看的书籍
1、《藏书票札记》

子安 著

三联书店

藏书票被誉为“纸上宝石”“书中蝴蝶”，它不仅仅是版画艺术品，而且具有丰富的历史意义和社会 文化 史意义。作者自2001年在欧洲开始 收藏 书票，藏品已达数千枚，本书精选作者近年来发表的藏书票品鉴 文章 ，从藏书票大师芬格斯坦、麦绥莱勒、肯特，到票主狄更斯、萧伯纳、里尔克、理查德·施特劳斯，乃至罗斯福、、墨索里尼……畅谈藏书票与名人们的不解之缘，其背后的文化与历史内涵。

2、《欢迎来到猴子馆》

(美)冯内古特 著 王宇光 译

楚尘文化

这是美国黑色幽默大师冯内古特的科幻短篇小说集，囊括了从战争史诗到未来主义惊悚小说等类型，是一部“后人类”的末世寓言。 故事 秉承了冯内古特一贯的反讽，用危险的笑话，讲述着现代社会与复杂的都市中，人们最隐秘又悲哀的心声。这本小说在美国影响源远流长，有许多摇滚乐队都在自己的创作中融入了这本小说的元素，以对冯内古特致敬。

3、《三十年细说从头》

李翰祥 著

后浪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这本书集结了自李翰祥导演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香港《东方日报》连载的同名专栏，内容涵盖其从影三十年的心得杂感，两岸三地影坛的掌故见闻，老北京 民俗文化 的五行八作等。口语鲜活，叙事生动，乱炖方言黑话洋文于一炉，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此次恰逢李翰祥导演诞辰九十周年暨逝世二十周年，经过重新增补、整理，附上难得一见的家庭珍藏照，同时推出精装限量典藏版和平装版，以表纪念。

4、《醉酒的植物学家》

艾米·斯图尔特 著 刘夙 译

商务印书馆

在《醉酒的植物学家》这本书中，艾米·斯图尔特考察了许多能让人晕眩的花草、树木、果实和真菌，几千年来，人类用他们的才智和激情，不顾一切地把这些植物转化成酒精。在所有被发酵和蒸馏的那些知名或不知名的植物中，有些是危险的，有些极为古怪，还有一种和恐龙一样古老——但是每一 种植 物都为全球的饮酒传统和人类历史做出了独特的文化贡献。这是一部融生物学、化学、历史、词源和调酒术于一体的迷人著作，其中还有50多种调酒配方和可供园艺 爱好 者参考的种植诀窍。

5、《莫言作品全编》

莫言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这套书是莫言迄今为止已发表作品的全部结集，内容经过详细审校修订，是莫言亲自认可的“定稿版”。丛书收入长篇小说11种和中短篇小说集5种，此外还有新编 散文 集、演讲集、剧作集、对话集等十余种。
好看的优秀书籍
1.《桶的故事 书的战争》

作者：[英]乔纳森·斯威夫特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16年10月

内容简介：早在1704年，《桶的故事》与《书的战争》就在伦敦出版，《桶的故事》对当时各式各样的教会进行了讽刺，对宗教进行了无情的攻击，以至于后来他想在英格兰获得任何一个____神职职位都不可能。《书的战争》对迂腐学究讽刺挖苦得淋漓尽致，其内容主要描述古代和现代书籍为争夺希腊神话中的文艺之山帕尔纳索斯而进行的战斗，插有一个关于古代蜜蜂和现代蜘蛛的寓言，并提出，用自己的排泄物 编织 蛛网的蜘蛛更高尚?还是生产蜂蜜和蜂蜡为人类提供甜蜜和光明的蜜蜂?

推荐理由：

1. 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是英国讽刺文学大师。《桶的故事 书的战争》是他的早期作品，也使得他一举成名。

2. 书中有不少经典讽刺，比如“战争是傲慢的孩子，傲慢是财富的女儿”，还说“没有知识的智慧是一种乳酪，技艺娴熟的人也许很快将其搅拌成泡沫，可是除去泡沫，剩下的只配喂猪”。

3. 这本书还收入了《别克斯达夫文集》节选、《一个小小的建议》、《布商的信》第一封信和第四封信等，其中不少篇目是第一次译介。

2.《赵景深文存》

作者：赵景深

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年12月

内容简介：赵景深从1930年开始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同时兼任北新书局总编辑，出版了很多鲁迅的作品，同时在鲁迅和郑振铎的影响下，主攻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和通俗文学，一生致力于古代戏曲及小说研究，并竭力搜球古代戏曲、小说、民歌、鼓词等文学资料。“文存”选辑他二十余种戏曲、小说研究专著中的代表性文章而成，对中国戏曲、小说研究中的众多关节性问题，有具体入微，而又观点鲜明地论证;对中国戏曲、小说中的主要故事素材，又详加爬梳，考证故事源流、剥析情节演变。

推荐理由：

1. “文存”体现了赵景深先生考证翔实、立论严谨、探索求新的优良学风。

2. 书中还附录赵景深之子的怀念文章，披露赵景深生平交友诸多细节，还原当年历史景象。

3. 赵景深二十五岁时就与鲁迅相识，曾写《鲁迅的祝福》，受到鲁迅的称赞。后来鲁迅还参加了赵景深与李希同的婚礼。
优秀经典的书籍
《别让未来的你，讨厌今天的自己》

编辑推荐

我们有太多需要改变的缺点，却只有一丁点决心;

我们有太多不得不面对的困难，却没有同样强大的能力;

我们有太多事需要马上做，却克服不了惰性和畏惧;

我们有太多不满和抱怨，却找不到动力和激情;

我们有太多认识的人，却不知什么是真正的友谊;

我们有太多喜欢的事物，却只和不喜欢的一切将就着生活……

将来的你，一定会痛恨这样的自己!

这是一本帮助你走出舒适区、摆脱未来迷茫感的人生启智书，别等到遍体鳞伤，才明白这些道理。

内容提要

本书以深刻的故事和说理，帮助你真正认清当下的自己，清楚那些可能毁掉未来人生的种种坏习惯，同时给出改变现状的思路和 方法 ，让每一个站在人生起跑线和十字路口的人，获得改变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学会思考，改变方向，整理生活，修正习惯，提升自我，根除负能量。

章节试读

的确，手机提供的便利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善于利用手机的功能，能够极大限度地节约时间，提高效率，调整生活状态，我们的确应该感谢科技带来的一切。可是，这只是理想化状态，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合理地利用手机，只把手机当作生活的辅助工具，事实上，不少人把手机当成了生活的重心，日常生活就是围着手机转。在公车、地铁、火车上，看吧，所有人都在低头玩手机，有几个人正用手机谈公事?大多数人正在刷网页、看微博、玩游戏、读快餐小说、聊天。他们会立刻反驳说，这是为了“打发时间”，时间那么宝贵，是用来“打发”的吗?有人做过社会调查，发现很多人的生活离不开手机，离开三小时已是极限，一旦摸不到手机，就会没来由地心慌，认为有什么事没做好，认为自己错过了重要消息，认为耽误了游戏进度，认为自己冷落了朋友……总之，他们会找很多借口来证明自己必须看一眼手机，当然，有第一眼就会有第二眼、第三眼。过度沉迷手机的危害，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新闻，溜号，发呆，精神状态差，不能集中精力，这已经不算大事，有些人开车聊手机，走路看手机，工作时也想着手机，他们有的伤害了别人，有的耽误了自己，有的被人乘虚而入损失了钱财甚至更多。手机控和手机综合症相伴而生，心理上的成瘾很难戒断，约会时看手机、吃饭时看手机、开会时看手机，这些行为极大地影响着他人的观感，让人觉得此人不专心、不礼貌，素质和教养都有问题。手机对身体的伤害更加明显，长时间做低头族，颈椎损伤，视力下降，健康受损，这些都是“手机后遗症”。在没看到特别明显的后遗症之前，人们总是自信满满，认为自己只是“玩一会儿”、“看一下”、“我心里有数”，然后又在不知不觉中把时间、精力与健康消耗在手机上。人不能过于高估自己的自制力，圣人尚且“吾日三省吾身”，何况我们只是面对种种诱惑的凡人?想要节约生命，先要重新审视一下时间的一大敌人：那个时不时绑架我们的手机。针对手机，一所高校发起了“21天不玩手机”活动，参与者戴上写着 警示语 的手环，竭力克制玩手机的冲动，持续21天。很多人坚持不到三天，坚持下来的人认为这种活动大有意义，而且，他们切身感受到远离手机带来的注意力集中、效率加倍、生活更有意义，以及抬起头来的神清气爽。21天可以养成一个新的习惯，试着21天远离手机，做个“抬头族”，你会发现离开手机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受，反而给你带来不少契机。记住，手机只应该是一个工具，不应是生活的全部。

专业点评

我们有太多需要改变的缺点，却只有一丁点决心;我们有太多不得不面对的困难，却没有同样强大的能力;我们有太多事需要马上做，却克服不了惰性和畏惧;我们有太多不满和抱怨，却找不到动力和激情;我们有太多认识的人，却不知什么是真正的友谊;我们有太多喜欢的事物，却只和不喜欢的一切将就着生活……将来的你，一定会痛恨这样的自己!这是一本帮助你走出舒适区、摆脱未来迷茫感的人生启智书，别等到遍体鳞伤，才明白这些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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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张世禄的人物年表

1902生于浙江浦江。
1926年毕业于南京国立东南大学。获文学学士。
1928年至1932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员，兼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等校语言文字学教授。
1940年至1947年先后任教于昆明云南大学、坪石中山大学、桂林师范学院、贵州大夏大学、重庆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四川教育学院。
1947年到中央大学任教授。
1949年后历任南京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952年到上海复旦大学任中文系教授。

Ⅵ 李笠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1921年夏，曾与同乡金嵘轩、周予同、伍叔傥、薛祀光、李孟楚、洪特民、陈逸人、林炜然、林镜平等创立“知行社”，联络青年知识分子，进行教育普及工作。1930年，在瑞安县城建立藏书楼“横经室”，藏书达5万册以上。1933年11月，与陈谧、林庆云、池志澄、林损、孙延钊、李翘、宋慈抱、张扬（以上瑞安）、刘绍宽、王理孚（以上平阳人）、黄武苏、高谊（以上乐清人）、梅冷生（永嘉人）等16人在瑞安利济医学院求志堂发起组织“瓯风社”，并编辑出版《瓯风杂志》。他曾跻身于“瑞安十大才子”（洪锦龙、薛钟斗、周予同、李笠、宋慈抱、李孟楚、伍叔傥、郑剑西、许达初、陈逸人）和“永嘉七子”（薛钟斗、宋慈抱、李笠、李翘、陈仲陶、夏承焘和李薏园）之列。
学识渊博，著作等身。毕生致力于语言文字、校勘、训诂学的研究与教学，还涉及古汉语文献目录学、史学和经学等范围。对《史记》之研究，更是毕其一生。1925年，曾以木刻版出版《史记订补》八卷，受到当时学术界的重视。之后数十年，又广为研究考订，陆续发表《史记》研究专著多部。2001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初版了由李继芬（李笠之女）整理的《广史记补订》，该书是根据李笠1925年出版的木刻本史记订补及以后陆续发表之《史记订补二续》、《史记订补之余》、《史记订补札余》与有关手稿整理而成的。亦爱好古诗文创作。2008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李笠诗文选集》。 《史记订补》（八卷），1925年自刻本
《定本墨子间诂校补》（二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初版
《三订国学用书撰要》，北平朴社1927年初版，1931年再版
《中国文学述评》，上海雅宬学社，1928年
《中国目录学纲要》，武汉大学印刷，民国19年（1930）
《校勘学》，中山大学出版部，民国25年（1936）
《韩愈文选》，李笠选注，上海北新书局，民国26年（1937）
《殷契探释》（甲编），中山大学研究院语文专刊，民国29年（1940）
《文学概论讲义》，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国文科的函授教材，无出版日期
《颜氏家训广注》，厦门大学
《尚书伪古文斟注》，中山大学出版部
《汉书艺文志笺评》，武汉大学印刷
《韩非子集解校注》
《墨经集解》（稿本） 《墨辨止义辨》，载于《东方杂志》第21卷5期，1924年3月
《国学用书概要》，载于《东方杂志》第21卷9-10期，1924年5月
《史记订补叙例》，载于《东方杂志》第22卷6期，1925年3月
《评宋墨庵<书籀庼遗文后>》，1925年10月石印本
《读文心雕笼讲疏》，载于《图书馆学季刊》（北京）第1卷2期，1926年6月
《由文字的意符研究“孝”字之根据》，署名李雁晴，载于《厦大周刊》1928年
《中国文字学发凡》，载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民国18年（1929）
《图书目录之缘起》，载于《图书馆学季刊》第5卷2期，1930年6月
《史记订补之余》，载于《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1卷1期，1930年1-3月
《目录学之名称及其内涵》，载于《中国文学会集刊》第1期，民国22年（1933），该刊由之江文理学院中国文学会编辑。
《校勘学之旨趣》，载于《文澜学报》（杭州）第1卷1期，1935年
《论编制中国目录学史之重要及困难》，载于《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1卷2期，1936年4-6月
《校勘材料之鉴别》，载于《文澜学报》第2卷2期，1936年
《广段玉裁论校书之难》，载于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语言文学专刊》第1卷第2期，1936年6月；后收入程千帆、徐有富著《校雠广义·校勘编·附录》，齐鲁书社1998年出版。
《史记订补二续》，载于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语言文学专刊》第1卷第3期，1937年6月
《误文之原因》，载于《读书通讯》第2卷45期，1942年
《误文之伪装》，载于《读书通讯》（重庆）第3卷63期，1943年4月
《段玉裁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篇疏证》，载于《国文月刊》（昆明）第22期，1943年7月。
《中国语文的反训现象》，载于《厦门大学学报》，民国32年（1943）
《卜辞字例隅释》，载于《岭南学报》第7卷第2期，民国35年（1947）
《我对朴学大师孙仲容先生的认识》，载于浙江省图书馆《图书展望》复刊第5期“孙仲容先生百年纪念专辑”，1947年10月；又见《文史周刊》第3期，1947年1月31日。
还有《误文之种类及其孳乳》、《误文之影响》、《丛书子目索引》、《汉语词汇发展史》、《读<文心雕龙讲疏>》、《文选难字音释》、《尔雅字源》等论文。 《飞云渡》：“渡口日斜渡客喧，轻舟摇曳望江村；划开白浪亚亚橹，飞去黄云滚滚源；高义千秋怀佛子，慈航万古济王孙；低回小立亭边路，对此茫茫感正繁。”（飞云渡位于瑞安飞云江下游）
《登探花楼》：“探花何处所，我上探花楼。细雨牛蹄滑，微风鸟语柔。伊人空渺渺，吾恨自悠悠。试问飞云浦，狂澜何日休。”（探花楼今位于瑞安中学内）

Ⅶ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中文系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前身是复旦大学国文部，国文部时期，中文如同英语，是全校各系的必修课程，并非专门研究语言文学的科系。 1925年秋，改部为系后中国语言文学系正式诞生。从那时起，中国语言文学系和复旦大学一道，共同走过了曲折而又漫长的历史。
1902年春，马相伯先生创立的震旦学院，虽然用外文教学，但对国文也相当重视。1905年 9月，震旦改名复旦公学。 此时的复旦没有文科，作用为“政法科，商科大学之预备”， 下设伦理、国学、法文、英文、历史、地理、数学、伦理、心理、理财、 法学、簿记学、 体操、音乐、拉丁文等课程。 当时校章规定： “凡投考者， 次中西文俱优为最合格……， 惟中文差者随时屏斥”；“本公学于考取学生时，皆取文笔业已通达者。” 1912年，复旦进入私立公学时期，李登辉先生任校长，规定无论大学预科还是中学部，均需修习国文，并另设国文部。当时教授国文的教师有： 蒋兆婴、杨昌、邵闻泰、赵玉森等》。 1917年．复旦公学开办大学本科，改名复旦大学。复旦进入私立大学时期，李登辉先生仍任校长，学校扩大后，更重视国文教育，这在当时的校章与入学规定中可见一斑。当时校章规定：“其国文一科，以尊重国学，故特设专部教授。”入学规定：“试验作文一篇，以辞句通顺，缀字无讹者为合格。”此时教授国文的老师有：叶楚伦、 于定、 陆冠春、陈望道、殷章瑞、何宪琦、葛豫夫、郭祖根、刘大白、陈传德、陆曾沂等。1924年夏，前国文部主任邵仲辉先生向本大学行政院提议改国文部为中国文学科。
1925年秋．实行改部为科，中国语言文学系正式产生。当时设系的三个宗旨为：（一）顺时代之趋向，整理研究中国文学。（二）满足青年学生学习文学之需求。1929年，系科改组，文学院成立，原文科外国文学系、史学系、中国文学科的中国文学系、社会学科的社会学系，组成复旦大学文学院，并增设新闻系、教育系。1933年，系大纲规定设系之主要目的为：“以现代眼光，研究历代文学，以世界眼光，创造本国文学”。确立施教方针为。“1、养成学生有探讨整理本国文学之能力。2、能创作本国文艺。3，能理解世界文艺思潮。”并规定本系的必修课有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文选、诗选、修辞学、文字学、诗歌原理、小说原理、戏剧原理、文学批评、文艺思潮、艺术论，本系学生非习完之，不得毕业。可见中文系的课程已形成一个理论性、基础性较强，涉及面亦较广泛的系统。 1935年,复旦诞辰30周年，中文系对十年的发展状况进行总结。当此时，本系学科已相当完备，成绩也已十分可观。1937年10月，日寇侵略上海。本校大部分师生内迁于重庆，留在上海的李校长与留沪教师在租界办沪校。1938年6月，沪校改称复旦大学补习部，文科院照常运作。1946年10月，重庆部与上海补习部合并于上海江湾，两部中文系也合并一处，教师阵容得到增强。 1947年元旦，为抗议美国士兵的暴行，本校37位教授联名发表《正告美国政府的意见》，指出美国政府已抛弃了抗战时较为正确的政策，揭露了美国视中国为半殖民地的事实，认为中国，学生的抗暴行动，“按之正义与政治上之需要，均甚正确，应予声援”。这些教授中中文系教授有：方令孺、陈子展、吴剑岚、章靳以、余遂辛、马宗融、胡文淑等。 解放前（1925—1949）中文系历任系主任有：叶楚伦（1925）、刘大白（1926）、陈望道（1927至1948）、孙良工（193 1）、谢六逸（1932至193 7）、陈子展（1938至1948）、应功九（上海补习部）、郭绍虞（1949）。
旭日和风 茁壮成长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此时复旦大学有文、理、法、商。农五院，中国文学系是文学院所属五个系之一。7月，包括陈望道等17人的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8月，同济大学文学院、暨南大学的有关院系、中国新闻专科学校与复旦大学文学院合并，部分师生转入复旦中文系；中文系开始分为文学组和典籍组。 1951年，中文系成立“文学史”和“语文”两个教学小组，并出版油印刊物——《中文系刊》。 1952年9月，华东地区院系调整，取消文学院，中文系成为独立的系科。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等院校的中文系师生调整来系。10月，院系调整工作完成，奠定了中文系的教学格局。同时，中文系建立起教学组织，分设语言、写作实习、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四个教学小组。1953年5月至6月，中文系教务处制定并公布了教务会议条例、系工作条例、教研组条例等，进一步加强系的领导，巩固教学组织。确定专业培养目标为：1、培养高校语文系助教和中等学校语文老师；2、培养关于中国语言文学和初级科学研究人才；3、培养文化部门工作干部。1954年6月至7月，中文系建立起资料室。改“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旧名为“汉语言文学专业”，以便在适当时候增设兄弟民族语言文学专业。（左为陈望道先生）
身陷浩劫 痴心不改
1955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对胡风的批判，复旦中文系与外文系联合座谈批判胡风思想。许多教授被迫撰文批判胡风的时候，与胡风关系密切的贾植芳教授却挺身而出，对这种批判表示不能接受，5月15日，贾教授被“停职检查，交代问题”，随即送公安局关押。 1957年，招收副博士研究生4人。 1958年，设立文学研究室，并将陈望道校长于1956年创设的语法逻辑研究室改名为语言研究室，同时挂靠在中文系。分设语言和文学两个专业。1959年，举办语文夜大学，将语言、文学两个专业重新改为专门化，取消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专门化。确定培养目标为：“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能胜任教学和语文研究的工作者。”1960年，3月底开始新的一轮“大跃进”，在全校文科师生学习中文系三年级的过程中提出搞“文学革命”。在此号召下，中文、外文、新闻的部分师生开始批判蒋孔阳先生的所谓“修正主义美学观”开设干部专修班。1964年，由于“备战”需要，中文系根据学校安排，在青浦县三湾队征地造屋，准备一旦作战，即行搬迁。一、二年级大部分学生及部分教师，于1964年至 1966年在该处一边劳动，一边上课。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文革小组”替代学校掌管行政工作，党组织停止领导。中文系学生，教师分别成立“战斗组”，兴起“停课闹革命”和全国性的“革命大串联”，在一片“造反”声中，许多教授学者及少数学生被打成“牛鬼蛇神”，备受折磨，丧失人身自由。停止招生，毕业生暂缓分配。1967年，“军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中文系。1968年8月18日，“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中文系，开始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并成立“革命委员会”，正式替代原有行政单位，并彻底改变原来的教研组织。1969年9月，“五·七”文科试点班开学。1971年，中文系恢复招生。设文学评论专业，学制为三年。原来被停止活动的语言教研室恢复建制，开展科研活动。1972年，中文系增设文艺创作专业。1976年，中文系增设汉语专业开始拨乱反正，“文革”中被取消的文学研究室恢复建制，系资料室也开始正常工作；由学校创设的鲁迅研究室下放挂靠在中文系。 春去春回 再创辉煌
1981年，增设一个外国留学生教学研究和图书资料室。6月中国文学语言研究所成立。1983年，中文系本科中国文学专业和汉语学专业。开始招收秘书干部班，学制二年。
1988年，新闻系书刊编辑专业转入中文系，并增设秘书学和文化事业管理两个专修学科。 1989年，增设比较文学教研室。1990年，中国文学和汉语言学两个专业，同时招收秘书专业和文化事业管理专业的专科生。1993年，台港文学研究所挂靠在中文系。这以后中文系继续保持全方位高速发展，不断繁荣壮大。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草创于困境之中，经历了战争炮火，政治风暴的重重考验，终于发展成今天人才辈出，师资雄厚，成果显赫的大系，相信在未知的岁月中，中文系定能长青不衰，为中国语言文学事业撑出一片绿荫！ 中文系于 1925年秋在国文部的基础上扩充建立，归属文学院。当时设系的宗旨有三：（一）顺时代之趋向，整理研究中国文学；（二）应青年学生学习文学之要求；（三）使全校学生除学习一般应用课程外，在文学艺术方面有精修博选的机会，以改进学校国文教学状况。
至30年代初，中文系已发展完备，颇具规模，课程亦逐渐丰富完善，并趋向系统化，授课名师如云，其中有刘大白、陈望道、谢六逸、夏丏尊、应照伦、傅乐华、郑振铎、田汉、赵景深、曹聚仁、洪深、梁实秋、冯沅君和叶绍等。1937年 10月，复旦内迁至重庆，部分留沪教师在租界办复旦大学补习部，也设中文科。1946年 10月学校复员回沪，补习部中文科回归中文系。1949年8月，同济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暨南大学文法商学院奉命停办并入复旦，并划归中文系，中文系由此分设文学组和典籍组。至1951年，又改为文学史和语文两个教学小组。1952年9月全国院系调整，中文系从文学院中独立出来，同时因沪江、圣约翰、东吴、大同、震旦 诸大学及上海学院等校的中文系师生和设备调整来系，据此，中文系组成新的教学组织格局，即分设若干考古组具体实施教学任务，1954年，中文系建立起资料室。1958年，又设立文学研究室，并将由陈望道校长于1956年创设的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改名为语言研究室，同时挂靠在中文系。文革初期，中文系曾一度停止招生，至 1971年始有恢复。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文系开始拨乱反正，恢复正常教学秩序。 1977年，全国统一高考恢复，中文系的教学秩序随之进一步得到恢复、调整和稳定。 1981年又增设了外国留学生教学研究室。同年6月，文学、语言两研究室合并扩充为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成为与中文系平等的机构，行政上由中文系办公室统一管理。中文系的教学组织调整为现当代文学、古典文学、文艺理论、写作、汉语和比较文学等六个教研室，另设语音实验室、近代文学研究室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室。 1989年新成立的台港文学研究所也挂靠在中文系。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则设有中国文学批评史、现当代文学、语法修辞学、吴方言、理论语言学和美学6个研究室。
中文系的学制，解放初为4年制本科，设中国语言文学专业。1955年起，本科改为5年制。1958年起分设语言和文学两个专业。文革期间；学制3年，设文学评论与文学创作两个专业。 1988年，学校将新闻系书刊编辑专业转入中文系，并增设秘书学和文化事业管理两个专修科。 1990年本科设中国文学和汉语言学两个专业，同时招收秘书学专业和文化事业管理专业的专科生。中文系在文革前已开始招收研究生，文革后国家实行研究生学位制以来，中文系又正式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本系共有硕士点12个（民俗学、文艺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艺术人类学与民间文学、现代汉语语言学、电影学），博士点11个（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艺术人类学与民间文学、现代汉语语言学、影视文学），中文学科的博士后流动站也于 1995年正式建立。复旦大学中文系自成立以来，经历了曲折前进、不断发展的不寻常历程，已形成专业门类全、师资力量雄厚的系科，因此被确定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本科学科点。
中文系（含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在编的教职工共92人，其中教授33人（博士生导师 27人），副教授31人，副研究员6人。长期以来，中文系的教师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做出了重大成绩，仅以改革开放以来的近十几年为例，本系教师共获得国家和上海市教学和教材奖16项，出版教材和学术专著30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千篇，获得国家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奖90多项。

Ⅷ 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

【冯友兰自题联】

阐旧邦以辅新命；
极高明而道中庸。
——冯友兰集句自题座右铭
（此联约写于1987年。时作者已92岁，视力与精力均已不济；但仍奋力向前，依靠助手完成《中国哲学中新编》。“阐旧邦以辅新命”句，语出《诗经·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关于此句作者曾在《康有为‘公国上书’书后》中写道：“我把这两句诗简化为‘旧邦新命’。这四个字，中国历史发展的新阶段足以当之。”“旧邦”，指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新命”，指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阐旧邦以辅新命”是作者平生志向。“极高明而道中庸”句，语出《中庸》第27章：“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高明”，谓性格高亢明爽。“中庸”，谓不偏叫中，不变叫庸。儒家以中庸为最高的道德标准。此句为作者平生追求之境界。此联集前人句，工稳自然，而恰切地描绘作者之形象，极佳。）

Ⅸ 龚斌的学术专著

《鬼神奇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鬼神世界》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0年7月
《宫廷文化》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3年10月
《陶渊明集校笺》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年12月
《中国诗歌史话》 黄山书社 1997年6月
《中国人的休闲》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5月
《中国近代散文精粹类编·讽喻篇》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年6月
《陶渊明传论》 华东师大出版社 2001年3 月
《情有千千结—青楼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1年12月
《北里琐话》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3年7月
《图说青楼》 云南美术出版社 2003年12月
《慧远法师传》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8年4月
《世说新语校释》(上中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3月
《鸠摩罗什传》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8月
《中国人的休闲》北京文津出版社 2013年4月
附一： 集大成的《世说新语校释》 日期：2013-04-15 作者：骆玉明 来源：文汇报集大成的《世说新语校释》
骆玉明
《世说新语》的笺疏、校释一类工作自古以来就吸引了诸多研究者的注意。现代学者全面系统的考释工作始于余嘉锡先生的《世说新语笺疏》，其后不断有学者以各自的专长介入。香港中文大学杨勇教授的《世说新语校笺》开始有意识地广罗众家之说。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的华东师范大学龚斌教授的《世说新语校释》，从集大成而臻于完善的意义上说，达到了目前的最高水准。
《世说新语》是关于魏晋历史与思想文化的重要典籍，一代人物风流，玄谈旨趣，尽载于此。但这也是一部不容易读的书。它所记多为逸事传闻，作为史料而言真实性如何难以判断；人物的事迹往往只是片言只语，所牵连的政治背景和人物关系有待费心追寻；玄妙的谈论大抵言简旨远，有时则未免云笼雾罩。加上年代久远，名物制度，每有疏隔，传写讹误，在所难免，口语俗谚，不易索解，几乎每一条都需要考证辨析。
正因如此，《世说新语》的笺疏、校释一类工作自古以来就吸引了诸多研究者的注意。现代学者全面系统的考释工作始于余嘉锡先生的《世说新语笺疏》，这部始于抗战时期的著述到1983年才出版，以功力深厚而著称。其后不断有学者以各自的专长介入，成果越来越丰富，使得《世说》研究有了自成一门专学的规模。香港中文大学杨勇教授的《世说新语校笺》开始有意识地广罗众家之说，到2000年的修订版大致形成一种集大成的面目。杨书取材丰富，但校笺较为简约。书中大量以己意改动原文，似乎要做成一种终结性的新版本，而事实上许多改动毫无必要且不无失误，颇为可惜。
去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了华东师范大学龚斌教授的《世说新语校释》，是《世说》研究的新成果。它和杨勇先生的书一样，是个人研究心得与博采众人之长的结合，但做法上有很多不同。在我看来，从集大成而臻于完善的意义上说，它达到了目前的最高水准。《世说》研究群贤所聚，于此占一席之地殊为不易。龚斌教授不喜热闹，除学问之道别无所好，潜心十年，乃有今日的成就。
龚书的显著特点是详赡和全备。它的篇幅在余嘉锡书与杨勇书的两倍以上，即约略可知。《世说》本文及刘孝标注的有些内容，看上去好像很平易，仔细考察，却有值得推敲的地方。譬如《德行》之十三，述“华歆与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是一个有名的故事。“难之”习惯上理解为“对此表示为难”，这确实也说得过去。龚书则引《尚书·舜典》之孔传：“难，拒也”，认为此处“难之”应是拒绝之意。当然，龚注虽于义为顺，却也并不是说习惯的理解完全不成立。我特地选这个很小的例子，是想说明龚书考察特别细致深入的特点，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对读者有很大的帮助。
龚书的另一个重要的长处是对各家之说的取舍与辩证。古今众多学者在《世说》的校释、考证方面提出了各自的见解，或见于专书，或见于报刊论文，或见于杂著。一部集大成的著作倘能汇其菁华，不仅为读者提供了方便，更是一种学术总结。但一人之见得失相参，各家之说彼此9牾，乃是常事。勤于搜讨、精心爬梳固然重要，在各家意见中明鉴是非、确定取舍，补充不足，更需要高明的眼光和深厚的功力。龚书的做法，不是简单地于诸说中择取一种，而是尽可能深入考察，是者以更多的材料证其所是，误者以细致的考辨论其所误。取一例来说，《世说》中以职衔称王羲之为“王右军”，人所习知。但“右军”为省称，具体而言是何官职，由于不同史籍记载有出入，导致混乱。姚鼐《惜抱轩笔记》认为“王羲之是右将军，而本传误作右军将军”。杨勇赞同其说，并将《言语》之六十二刘注引《文字志》中“右军将军”四字改为“右将军”。龚书详证“右军将军”与“右将军”是不同的官职，而“右军”只能是前者的省称，“右将军”则不能省为“右军”，其论坚确不移。凡此种种，实际上是对以往的《世说》研究成果作了一次系统的清理，于将来研究工作的推进大有助益。
《世说》的记载产生于中国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学者往往借此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重大问题申发自己的认识。陈寅恪先生论王导江东事业，汤用彤先生论玄学的思辨精神，宗白华先生论晋人人格之美，皆见识远大，启发后人。我对余嘉锡先生深怀崇仰，读其《笺疏》，于其以儒者立场痛斥魏晋人物的虚诞，既觉未免苛严，又能确切感受先生于民族危亡之际慷慨的情怀。要之，谈《世说》而局限于考定史实、辨校语辞，总不能使人满足。而龚书的第三个特色，正是有意承诸前辈之绪，研求幽邃，及于宏通，努力揭示魏晋时代的精神创造及其历史意义。虽然所谓“微言大义”的发挥总有见仁见智之异，但作者尊重前人而不为所囿，以成一家之言，正是学者的精神。
《世说新语校释》是一部规模宏大的著作。一二缺失或许难免，某些议论也颇可商榷。如山涛举嵇绍出仕，自顾炎武、余嘉锡皆严厉斥责，龚书亦指为“陷人于不义”，我以为这里面种种复杂的因素，人情的委曲，以“不义”一言蔽之，未必妥切。但读者只要通观全书，对其用力的辛勤，内涵的宏富，识断的精确，是能够看得清楚的。
这些年来人心浮躁，学术有荒疏之象，端赖一二君子远离世俗，不辞劳苦，维持其不坠。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附二： 信道笃而自知明 日期：2014-01-06 作者：阎诚骏 来源：文汇报信道笃而自知明 ——读龚斌《慧远法师传》和《鸠摩罗什传》
□阎诚骏
去年，读了龚斌教授的《慧远法师传》（江西人民出版社）以后，很有些感慨。前不久，又读了他撰写的《鸠摩罗什传》（上海古籍出版社），掩卷而思，似乎更有些话想说说。
慧远和鸠摩罗什这两位中国佛教史上的高僧，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了解他们，就很难透彻地理解中国文化。而这两位大德法师的史迹很多，在枝枝蔓蔓的史料中，能够删繁就简，择善而从，使读者尽得其妙义，已属不易；由于两位高僧的事迹又涉及到众多佛经和佛理奥义，作者也抓住精要，解释得清晰而明白，更属难能可贵。
法师与佛经
众所周知，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其创始人为释迦牟尼。释迦牟尼本名乔达摩·悉达多，是古印度迦毗罗国（现尼泊尔境内）净饭王之子，约生于公元前565年，卒于公元前485年，与我国孔子所处的时代相当。传说他一生下来就能说会走，浑身呈金黄色，更有32种异相，“悉达多”这个名字，意思就是“奇异吉祥”。29岁（一说19岁）时，悉达多放弃王位，离家出走，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悟出解除人间“生、老、病、死”痛苦的真理，也即佛教说的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了。
释迦牟尼悟道之后，就开始收徒传法。起初，他到鹿野苑（今波罗奈城）去度化曾经跟着他苦修、后又离开的憍陈如等5人，途中，释迦牟尼接受了几个商人的供养和皈依，这些商人是佛陀的第一批未出家的信徒。到鹿野苑以后，憍陈如等听了释迦牟尼的说法，大为感动，心悦诚服，也皈依了佛陀。这样，历史上的第一个佛教团体便建立了起来。接着，释迦牟尼“初转法轮”，宣传他已证悟的“四圣谛”、“十二因缘”等佛法。此时，佛教一切宗派都承认的“三宝”（三皈依），即“佛、法、僧”，已具备。“佛”就是释迦牟尼、“法”就是“四圣谛”等佛法，“僧”就是憍陈如等信徒。于是，佛教作为一个宗教就正式创立了。
释迦牟尼成佛的年龄，史书上有不同的记载，有的说30岁，有的说35岁。此后50年中，直到他80岁逝世前，足迹所至，从未间断过向大众宣示他自己证悟的真理。
但是，释迦牟尼一生宣示佛法，却从未用文字把他自己说的经、律、论用文字记录下来。现存所有经典，相传都是他的弟子们在佛逝世后记诵出来的。其弟子结集经、律，均由阿难和优波离、摩诃迦叶诵出。所以一般认为佛经开卷（如《金刚经》、《无量寿经》）有“如是我闻”的句子，即是阿难亲自诵念的佛经，后来也有不是阿难诵出的佛经也冠以此句，表示取信。
佛教史上共有4次重大的结集，第一次结集，是释迦牟尼圆寂后不久，由佛的大弟子摩诃迦叶主持。第二次结集是在佛圆寂百年后。第三次结集在佛圆寂235年后的阿育王时代。第四次结集在佛圆寂后400年，大约公元1世纪左右。所谓结集，就是整理编辑的意思，参加者都是学德兼优的僧众。
现在我们见到的汉语佛经，就是从印度梵文、巴利文翻译过来的。佛经之难读，在于佛教术语多，语法文体又是古印度式的，最大的障碍在于不易明白其背景。其次，很多佛经以讲宗教信仰的道理为主，讲道理的部分，又有很多潜台词，弄不懂其内容，甚至会越看越糊涂。
我之所以推崇龚斌教授的《慧远法师传》和《鸠摩罗什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两本书文史并重，关键是把与慧远法师和鸠摩罗什法师有关的佛经都作了明白的介绍，对他们所持的佛教观点更是诠释得清清楚楚，使读者起码能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体会到佛教的文化内涵和人文意义。
慧远以玄证佛的净土思想
慧远是东晋时期佛教界的著名领袖，他隐居庐山东林寺30余年，由于他在佛学造诣和学问、品行方面的吸引力，许多人慕名而至。久而久之，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人，其中不乏饱学之士，从而自然地形成了一个研究、宣扬佛教的团体，使庐山成为当时江南的佛教中心。
从《慧远法师传》中，我们可以看到，慧远从小就学习儒家经典和老庄之学，博通六经。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战乱、分裂的年代，人们的生存状态处在一个特殊的无奈境地中。正是这种信仰无常、人生无常的时代，催发出历史上被称为“魏晋玄学”的思想花朵。玄学继承儒家和老庄经典，直接追究起宇宙之根本，当时上流社会的士族显官、文士学人，莫不竞相学习、诠释、发挥、辩论、成为一种风尚。
慧远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走上一条从儒学到玄学再到佛学的道路。因此，以玄证佛便成为他净土思想的基本特点。
慧远从研习儒学到崇尚玄学、杂引儒道之言入于佛学，更多的还是从玄学中寻找依据。玄学探讨宇宙的本体究竟是“有”还是“无”，并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慧远出于老庄对人生短促的感叹，把玄学的“本无”观引来阐述他的“因果报应”说，以此解释人生的痛苦、烦恼及解脱的出路，即信奉阿弥陀佛，往生阿弥陀净土。为此，他还约了100多人组织“莲社”，来提倡推行。正如龚斌教授所说：“慧远弘扬的净土法门，在中国佛教史上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净土宗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因此被奉为‘莲宗初祖’。”（见《慧远法师传》第134页）
慧远开创的净土宗这一佛教宗派，到了唐朝盛行起来，直到今天，仍然信徒众多。阿弥陀佛流传众口，名声甚至高过释迦佛。阿是无，弥陀是量，合起来就是无量，阿弥陀佛也称做无量寿佛。据说，若有人口念他的佛号，他必知道，又说，临终者若一心念他的佛号，他必接引此人去西天佛国，就是往生净土。
除了奠定净土宗的基本思想理论之外，让佛教真正合法地进入中国社会，慧远的贡献也是莫大的，这源于他千古传颂的护教之作《沙门不敬王者论》。有关这篇文章的背景，《慧远法师传》交代得非常清楚，并且立出专章，作了重点阐述。《沙门不敬王者论》共分5个部分：在家，出家，求宗不顺化，体极不兼应，形尽神不灭。第五部分“形尽神不灭”是全文的核心，在中国佛教史、中国哲学史上影响巨大。尤其是以“薪火之喻”来说明形尽神不灭，显示出慧远的博学和缜密的逻辑辩驳才能。“薪火”一词，在佛教典籍屡有言及，但慧远的“薪火”之喻，则采之《庄子·养生主》：“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起尽也。”意思是说，薪有燃尽之时，火却一直传下去，不会穷尽。
总之，慧远以自己的饱学，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很多思想与源于印度的佛教思想糅合起来，创立了自己的佛学理论，不愧为一代高僧，读者若读一读《慧远法师传》，自会明白。
鸠摩罗什译经之虔诚
翻开龚斌《鸠摩罗什传》，开篇看到的是古代西域地区我国境内的景象。这样的写法，既具文学色彩，也符合历史真实。因为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先是东传西域，然后再传入我国中原（见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
鸠摩罗什就是西域龟兹（qiūcí）（今新疆库车县一带）人。他在中国佛教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带传奇色彩的人物。传说鸠摩罗什7岁就跟着母亲剃度出家，9岁学经，12岁开座说法，20岁时，名声远播以至惊动了远在中原的前秦王苻坚。公元383年，苻坚派手下将领率7万大军破龟兹，目的竟然只是为了得到鸠摩罗什。可惜短短一两年后，苻坚就和他的前秦迅速消亡成历史，取而代之的是羌族人姚苌建立的后秦。讨伐龟兹的大将吕光在回中原的途中驻扎于凉州，并登基称帝，鸠摩罗什只得做了史称后凉的子民。可惜吕光等人并不器重他的佛学造诣，但是鸠摩罗什并没有荒废岁月，在凉州的10多年里，他通晓了汉语，学习了大量中国历史典籍。
又过了将近20年，后秦大败后凉。公元401年，崇佛的姚兴（姚苌之子）终于在长安迎来了两代人朝思暮想的已经58岁的鸠摩罗什。从此，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出面支持并组织的宏伟的佛经翻译，拉开了帷幕。
从公元401年开始到413年圆寂，鸠摩罗什和他的弟子们一共翻译了大小乘经、律、论35部，294卷。其中主要有《法华经》、《大品般若（bōrě）经》、《阿弥陀经》、《维摩诃所说经》、《金刚经》以及《百论》、《中论》、《大智度论》等。由于他佛学造诣精深，又精通汉语，弟子中又有一批杰出人才，所以他主持翻译的佛教经论，质量非常高，其中部分经论成为世代流传的译本，佛教很多宗派的宝典，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他翻译的《法华经》，又称《妙法莲华经》，内容丰富，文笔优美，日后成为天台宗的立宗之本。其中有一章（一品）专讲观世音菩萨的神迹。菩萨都是男身，但观世音菩萨常显女像而显得慈悲，经中说他闻声救苦，危难中念他的名号，他就来救苦救难。因此在民间流传广远。这部《法华经》和《维摩诃经》等，为历代文人所喜爱，不但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还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意境。
从历史上的记载来看，鸠摩罗什翻译佛法，是以极其虔诚认真的态度进行的。每译一经，他总是先当众解析，然后以西域本口译为汉语，另有一僧人览阅译本核对，如果西域本有谬误，再用天竺梵本校正，并且反复斟酌汉语字义，直至数百人详加审定后才笔录下来，最后全面校正一遍，方才定稿。为了保证译本的质量，他甚至在众人面前发誓：“若所传无谬，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烂。”后来在他圆寂后果然应验了生前的誓语，现存甘肃武威的罗什寺塔，便是葬其舌头的地方。
鸠摩罗什的这种宗教精神、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一种敬业精神。这种精神，《鸠摩罗什传》第二十一章“形碎舌存”作了详尽的叙述，读来令人感动不已，慨叹万千。
有学者说，中国佛教是从鸠摩罗什才真正开始。从某种意义上，我以为并不为过。读完《鸠摩罗什传》，也许会有人认同这样的观点。
“名僧”与“高僧”之别
南朝梁代的慧皎在《高僧传·序》中说：“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德失时，则名而不高。”
现代著名佛教史家汤用彤先生针对这段话解释说：“盖名僧者和同风气，依傍时代以步趋，往往只使佛法灿烂于当时。高僧者特立独行，释迦精神之所寄，每每能使教泽继被于来世。至若高僧之特出者，则其德其行其学识独步一世，而又能为释教开辟一新世纪。”（《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先生精辟地、具体地指出了“名僧”与“高僧”之别，尤其强调“高僧”是“特立独行”，能够为佛教开辟新世纪的人物。根据汤先生的见解，《高僧传》里的慧远和鸠摩罗什，正是“佛教史上不数见”，能创宗立派，使佛教文化流光于后世的人物。
龚斌教授的《慧远法师传》和《鸠摩罗什传》，用丰富的史料，明白晓畅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了这两位高僧的生平和思想，德行和学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慧远既是一位高僧，又是当时的一个大名士，其学问和人格，得到东晋时代上自帝王贵胄，下至学人释子一致的推崇。而鸠摩罗什则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奇人，他才华横溢，崇佛敬业，所翻译的佛经准确达意。对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由于生活在同一时代，虽然一在南方，一在北方，这两位高僧互相交流佛法学术，更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广泛流传，成为佛教史上的佳话。从他们的事迹来看，不愧为汤用彤先生所赞誉的“特立独行”的大德高僧。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韩愈在《伯夷颂》里的一段话：“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慧远、鸠摩罗什不正是这样“信道笃”而“特立独行”的先哲吗！
龚斌教授青年时代就深爱中国文学，还写得一手好诗。从教后，专治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数十年里，他不改初衷，“始终自守，不牵世俗趋舍”（《苏氏文集序》）。不管世风如何浮躁，终日劳筋苦骨，矻矻于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世说新语校释》三大卷、陶渊明研究等专著，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一致好评。当他把目光转向东晋十六国时代的两位佛教人物时，他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六朝散文般的文采、通畅准确的语言所描绘出的栩栩如生的世态和人物形象，以及其中传递出来的浓浓的人文气息，再次令我感动，因而不揣浅陋，匆匆写些文字，供读者参考。

Ⅹ 柳诒徵长孙，复旦大学教授柳曾符隶书对联，真迹

柳诒徵长孙，复旦大学教授柳曾符隶书对联

钤“柳曾符印”、“长寿”等印

柳曾符，字申耆，1932-2005，江苏镇江人，国学大师柳诒徵先生长孙。生前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书协书法培训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