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谈大学教授
① 关于梁实秋的介绍
别一种风范 ——梁实秋散文创作论 于今
一
梁实秋在散文创作方面的艺术才华，应该说确是从《雅舍小品》才开始焕发出光彩来的。其后他孜孜不倦地耕耘，终至成为大家。他从1923年就开始写作散文，1927年曾出版过一本散文集，不过佳构无多，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而在《雅舍小品》中，韵味十足的篇章却比比皆是，且与其他作家的散文风格、情调迥然相异，别具一种风范。这部不同凡响的集子在文学史上居有一席地位不是偶然的。
不过，《雅舍小品》获得人们的交口称誉，并不是在它发表的当时。其时国难当头，兵荒马乱，人们对它鲜有雅兴。《雅舍小品》的核心精神是享受生活、珍惜人生，兼以描摹形形色色的世相与人性，在人们的连生活都不安定的年月里，有多少人有心思来听这种侈谈？它是到了生活安定的经济发展时期才行时起来的。它在台湾广受欢迎，始于20世纪50年代，其时，由于当局的策动，岛上反共文学甚嚣尘上，此类作品怎能称为艺术？再就是为了商业利益而炮制的低俗之作泛滥，以迎合一些低层次的市民的口胃，这路货色哪有什么审美价值？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又基本上被当局所禁，在这种情况下，格调高雅、切人人生的《雅舍小品》的面世（该书于1947年编定，因战事未能印行，1949年底才由台北正中书局推出）就显得弥足珍贵了。六七十年代以来，台湾文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就散文而言，达到“雅舍”系列境界的毕竟还是寥寥，而此时梁实秋已文名甚盛，在台湾被尊为一代宗师，他的各种散文集的艺术品位都相当高，持续畅销不衰也就势在必然。大陆的读者重新接触到久违了的梁实秋散文，是在80年代后期的事情。自新中国建立直至70年代末，闲适一路的小品在大陆几近绝迹，人们读到的作品几乎都有强烈的政治功利性，教训意味甚浓。进入80年代，赏心悦目的小品篇章才渐渐多起来，不过似乎还没有谁被公认为大家。尘封甚久的周作人散文开始重印，但这位苦茶老人的作品，其味甚苦，喜好这种苦味的人毕竟有限，而更多的读者更偏爱梁实秋：因为他既执著人生，处世态度悠然洒脱，文品又高雅幽默。而充盈在他作品中的那种珍惜有限人生、随缘享受生活的精神特点也颇合时尚。梁实秋的名字很快就家喻户晓了。
二
自《雅舍小品》开始的梁实秋散文，其创作特色有几点是很突出的：他的不少作品有着分明的民族意识，表现着他的爱国情怀；到晚年，时常表现为强烈的家国之恋。此其一。第二，与此相联系，这位有绅士之风的作家，常常以调侃、幽默的笔调来针砭时弊。第三，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他注重追求精神的愉悦，这种愉悦来自于努力为社会做事，也来自于淡泊名利，把生活当作艺术来享受的处世态度。第四，他关注人性，表现人性，并倾注心力于人性的抑恶扬善。
读粱实秋的散文，无论是怀人篇章，还是状物写景之作，我们都常常被他那动情的爱国情思所感染。粱实秋的“无为”仅限于政治方面。他对政治现实是失望了。定居台湾后亦复如此。1987年春，他在反顾自己赴台后的生活与创作时曾直言自己的心境：“避地海曲，万念俱灰。”〔7〕但他毕竟热爱生活，因而在改善世态人心方面，仍是抱积极态度的。
自《雅舍小品》开始的梁实秋散文，其创作特色有几点是很突出的：他的不少作品有着分明的民族意识，表现着他的爱国情怀；到晚年，时常表现为强烈的家国之恋。此其一。第二，与此相联系，这位有绅士之风的作家，常常以调侃、幽默的笔调来针砭时弊。第三，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他注重追求精神的愉悦，这种愉悦来自于努力为社会做事，也来自于淡泊名利，把生活当作艺术来享受的处世态度。第四，他关注人性，表现人性，并倾注心力于人性的抑恶扬善。
梁实秋的人品与文品是一致的。在民族矛盾骤然尖锐化的1937年，他被日寇侦缉队列人黑名单，无疑是他热心于抗日救亡宣传所致；1940年1月，他随国民参政会赴前线慰问将士；应救亡急需，他主持过战时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并参与编写“以宣扬中国文化及鼓励打击日寇为主旨”的鼓词、相声等通俗文艺作品，所费精力也不少。他在年迈体力衰弱之后，因在台湾无膝下照料，女儿文蔷请他们到美国定居，他申请的是长期居留，而不愿加入美国国籍，别人问起缘由，他说：“人美国籍必须宣誓，忠于美利坚合众国。这一点我做不到。因为我爱我的中国！”〔8〕
读粱实秋的散文，无论是怀人篇章，还是状物写景之作，我们都常常被他那动情的爱国情思所感染。梁实秋在青岛生活过四年，他对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很是留恋。青岛曾被殖民主义者占领过，他在提到那座“有俯瞰全市傲观群山之势”的前德国总督府时写道：“反正这座建筑物，尽管相当雄伟，不给人以愉快的印象，因为它带给我们耻辱的回忆。”在写北平的街道时，他对古城的民风着意地写了这么一笔：那些提着笼子架着鸟的“地道的北平人”，对马路格外平整、清洁的洋人租界，几乎都抱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不肯踱进那块瞧着令人生气的地方”。在似乎平静的叙述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他对民族自尊心强烈的“地道的北平人”的敬佩之情。《观光》抒写他在台北接待外国友人来此旅游而触发的感慨。面对那些对我们的落后事物抱着浓厚猎奇兴趣的外国旅游者，他十分反感。《西雅图杂记》中有一篇《豆腐干风波》，文中提到有位美国人在一本讲各地风俗习惯的著作中竞信口开河：“他说中国人吃猿猴的嘴唇，燕子的尾巴，鸟舌汤，炸狼肉。”粱实秋以不屑置辩的口吻揶揄道：“海外奇谈这样离谱，我只好自惭孤陋寡闻了。”这些地方也同样表现着他的民族自尊心。
晚年的梁实秋，由于思乡之情甚炽，写下了一系列怀念故土的作品。其中有不少以“谈吃”为名目。《火腿》是其中的一篇。他回忆了往昔在大陆时与友人同食火腿的况味后，末了写自己在台湾有幸得到了一只虽瘦小坚硬但却是来自金华的真品（其时两岸尚未开放“三通”），妻子将其携往店铺，请相熟的老板劈开。那老板在将它“劈成两截”后不觉发出了喜悦的惊叫：“数十年不闻此味矣！”并“嗅了又嗅不忍释手”。这些描写传神、动人地展现了台湾百姓的怀乡之情。梁实秋夫妇将火腿的蹄爪送给他，他喜出望外，“说回家去要好好炖一锅汤吃”。这位老板怀乡甚殷的心情，引起了梁实秋深深的共鸣。梁实秋并非浙人，却称金华火腿为“家乡肉”，他借渲染老板的乡思，实际上正突出地表现看自己的家国之恋。
三
在梁实秋的散文中，有相当数量是描摹社会世相的，其中不乏针砭时弊之作。这表明他对于自己所生活的那个社会不满意之处颇多。不过从作品的内容来看，他并没有改变社会制度的想法，他只是希望这个社会能不断地有所改良。
他最看不惯的是官场。在《握手》中，他描写了种种握手的场面，其中给人印象尤深的是，他以厌恶的情绪描绘了那种“做大官或自以为做大官者”握手的姿态：这种人“常常挺着胸膛，伸出一只巨灵之掌，两眼望青天”，即使你主动伸出手，“他的手仍是直僵的伸着，他并不握，他等着你来握”，让人没趣。凡官场人物的形形色色，梁实秋历来憎恶有加，对那种自称“公仆”者流，借握手这样一个小题目，他也毫不客气地奚落一通。在《脸谱》中，他称做官的人是“误人仕途”。并说这种人的脸是“卷帘”脸：“外面摆着一副面孔，在适当的时候呱嗒一声如帘子一般卷起，另露出一副面孔。”这种人对下司道貌岸然，往往面无表情，“使你无从观色，莫测高深”，有时他却把“脸拉得驴般长，使你在他面前觉得矮几尺”；可是“他一旦见到上司，驴脸立刻缩短，再往瘪里一缩，马上变成柿饼脸，堆下笑容”。他挖苦说，这种善变的脸是官场上傲下媚上的必备工具。社会环境污浊，官场犹然。从梁实秋对官场人物握手姿势和脸面善变的描写中，读者对仕途中人际关系的冷漠、虚伪，恐怕都会产生一种反感的情绪。
《送礼》描述的是梁实秋在台北亲历过的一件事：政府机关某局的梁先生与他住在同一条街上，送礼者只知其姓不知其名，于是屡屡把本欲送至彼“梁寓”之礼品误送达此“梁寓”。被诘问时，他说“我们行里的事要不是梁先生在局里替我们做主，那是不得了的。”原来这里在台湾社会很普通的行贿事例中的一桩。作者揶揄道：“猪喂肥了没有不宰的。”剔肤见骨地揭露了送礼者右着不可告人的图谋。这篇小品，作者是从原始人狩猎归来将猎物分赠众人起笔的，那时的赠礼者与收受者，双方都十分光明磊落．与当今的行贿受贿者的鬼鬼祟祟、心怀鬼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者借这样的对比来否定“人心不古”的当今世风。
梁实秋对时弊的针砭从社会的方方面面切入，而且每每漾出新意，由于得体而幽默，人们读之，不觉会时而会心地一笑，乃至忍俊不禁。他的幽默常常包含着讽刺。不过，即使是讽刺，在针对一般世风时，在态度上也与针对官场的那些篇章有所不同。官场太污浊，离他所希望的“好政府”相去太远，他时常投去蔑视的一瞥，用语也不免刻薄；而在对其他世相进行针砭时，总是比较委婉、温和，表现出一种绅士之风。
在《汽车》中，他对势利的世风多有嘲讪，对那种以是否拥有汽车来划分等级的社会现象他很不以为然。在讲到了许多女子以对方是否拥有汽车作为择偶的基本条件时，他写道：“为了汽车而牺牲其他条件，也是值得的交易。……至于婚姻的对方是怎样的一块材料，那是次要的事，一个丈夫顶多重到二百磅，一辆汽车可以重到一吨，小疵大醇，轻重若判。”出语谐趣，分明有弦外之音。对那些在婚姻条件问题上本末倒置的女子，是善意的告诫。《谦让》从宴会上的让座之风写起，宾客们每遇到这种场合就谁也不肯坐首席，以示谦让；接着他调转笔头去写长途公共汽车站，在那里，只见人们“杀进杀出”，如果售票处没有木栅栏，秩序就不堪设想。在强烈的对比中，梁实秋说他有所“发现”：人们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准绳来确定是否谦让的。出席宴会，坐在末席上其实“也并不因此少吃一嘴”，不妨谦让；而长途汽车站上的情形就不同了，一谦让就没有好座位甚至无座位了。那种人们习以为常、实际上带有虚伪性质的“谦让”一经他道破，确有点振聋发聩。幽默的行文中，蕴涵着他对建立真正谦让美德的社会文明的期盼。《钟》因有感于台北市政府“重阳敬老”赠送每位年老市民“时钟一具”遭到诸多非议而作。非议者的理由是“钟”与“终”同音。而市政府并不以科学道理进行疏导，却可笑地否认它是“钟”，改以“计时器”名之。这触发作者想起了种种弥漫于社会的迷信现象并委婉地加以嘲讽：如有人不许孩子在麻将桌旁读书（“书”与“输”同音），虽然读书是好事；又说起有位熟人家道富有，门上贴“一个特大号的倒挂着的福字”（“倒”与“到”同音），不想时过不久，“这位福人驾鹤而去了！”文中还举出了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实例，辅以幽默的评说，妙趣横生。作者对迷信风气的针砭，尽包孕于娓娓道来的叙述中了，读者是不难领悟到的。
四
读梁实秋的散文，我们时常为他淡泊名利、达观进取的精神所感染。他注重的是精神愉悦。在怀人之作《悼齐如山先生》一文中，他在回顾往事后这样抒写道：“我觉得先生治学、为人最足令人心折处有二：一是专精的研究精神，一是悠闲的艺术生活。”关于第二点，粱实秋作了一些阐述：“齐老先生是一个真知道生活艺术的人，对于人生有一份极深挚的爱”；“齐先生心胸开阔，了无执著，所以他能享受生活，把生活当作艺术来享受，所以他风神潇洒，望之如闲云野鹤。”他还讲一步解释了齐如山是如何“享受生活”的：“他并不是穷奢极侈地去享受耳目声色之娱，他是随遇而安地欣赏社会人生之形形色色。”其实梁实秋自己也正是这样的。所谓“把生活当作艺术来享受”，就是在生活中，不仅作为一个生活者，而且能超脱地把生活作为审美对象，以欣赏的态度来看待它，并借以丰富自己的精神、情趣，从中获得心境上的愉悦。梁实秋的许多散文，都突出地体现着这样的特点．从他对外界事物或自身经历的叙述、抒写中我们常常能感受到。
《雅舍》这篇小品写作者自己国难时期的陋屋。他在这座地处僻远、“风来则洞若凉亭”、“雨来则渗如滴漏”的住所里日子过得很愉快，虽说此处有“聚蚊成雷”之类的现象，他也善于自我化解：“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绝迹”，何况明夏“谁知我还是否住在‘雅舍’！”这里透出了一种具有时代性的飘零感，同时显示着他那随遇而安的达观态度。这种态度在国难期间，应该说是有其积极的一面的。需知当时有多少苦难同胞流离失所！比之那些舒舒服服地在琼楼玉字里享福的达官显贵，作为一位知名学者、大学教授的梁实秋，他能如此安贫乐道，尤显可贵。但梁实秋在这简陋的环境里并不虚度时日，他做了许多有益于社会的事。文中说：“我有一几一椅一榻，酣睡写读，均已有着，我亦不复他求。”他的日子过得自在而有相当的价值。四川多雨。雨既然来了，他坦然相对。文中写道：“滂沱大雨时，屋顶湿印到处有，起初如碗大，俄而扩大如盆，继则滴水不绝，终乃屋顶灰泥突然崩裂，如奇葩初绽……”笔下颇有诗意。对“聚雷成阵”之类现象安之若素，又视屋顶灰泥崩裂“如奇葩初绽”，并饶有兴致地品味个中酸甜苦辣，不正说明着他超然地把生活作为审美对象，以洒脱、欣赏的态度来看待身旁发生的种种事态吗！作者在个人凼顿中确乎表现得十分豁达，但他竟然一点也没有表露出忧国忧民的心绪，毕竟不大合乎世情（何况他的个人困苦正因国难所致）。梁实秋写于抗战时期的小品，几乎全然如是，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梁实秋说，“雅舍”虽是陋屋，却“自有它的个性。”《雅舍》作者也是自有个性的。在“雅舍”居住期间，梁实秋曾写过一篇题目叫《穷》的散文颇有助于我们对他的个性的了解。文中说，人在穷时尤不可志短；结尾则云：“典型的穷人是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接着他引了孔子的话：“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这话出自《论语》，紧跟着还有两句他没有引：“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后来他在一首赠作家琦君的《金缕曲》中加以点化：“富与贵，浮云耳。”重义轻利、穷而不改其乐正是梁实秋个性的一个重要侧面，在他的许多散文中都有突出的体现。他享受生活而又不逾矩。鉴于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体已成泡影，政治现实令他十分失望，生活在污浊社会里的梁实秋为了摆脱烦恼而疏离政治，他的这种人生态度，其消极的一面是毋庸讳言的，但他藐视权贵，不为名缰利索所绊毕竟还是可贵的；而追求不逾矩的怡然恬适的人世情趣，又何尝不是对滚滚红尘中那种为谋求高官厚禄而不惜尔虞我诈的世风的一种反拨。
梁实秋有种说法：“一切只要随缘”，那就“自有它的情趣”（《散步》）；在《快乐》中他则说：“内心湛然，则无往而不乐”；又说惟“心无挂碍”方能快乐。因而他工作时专心致志地工作，享受生活乐趣时也心不旁骛。接着他抒写切身体会道：“在工作过程中，有苦恼也有快乐，等到大功告成，那一份‘如愿以偿’的快乐便是至高无上的幸福了。”他的生活乐趣范围极广，散步、随缘观景、欣赏尘世中人生的形形色色，无不包罗在内：“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随处皆是。……雨有雨的趣，晴有晴的妙，小鸟跳跃啄食，猫狗饱食酣睡，哪一样不令人看了觉得快乐？……偶尔遇到一张笑容可掬的脸，能不令人快乐半天？”在他看来，人世间到处都能享受到生活乐趣。这是内心湛然的梁实秋的一种人生体味。
梁实秋既然视工作的大功告成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幸福”，那么他的生活乐趣确实多多也。他一生都在兢兢业业地工作。工作努力是他著作等身、卓然成家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十分欣赏曾国藩的一句格言：“作人从早起起。”他年老时写过一篇《早起》，它中忆起青年时代翻译《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的情形：“趁太阳没有出的时候搬竹椅在廊檐下动笔，等到太阳晒满半个院子，人声嘈杂，我便收笔。这样在一个月内译成了那本书，至今回忆起来还是愉快的。”
粱实秋写作《中年》时自己适逢中年，他直抒胸臆道：“别以为人到中年就算完事。不。”“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并颇为豪迈地说：惟有“中年才能担得起大出轴子戏，只因到中年才能真懂得戏的内容”。他借抒写自己的感受所表现的这种人生精神，至今仍值得称道。
五
在人性论方面，梁实秋前后期的见解保持了明显的一致性。1928年他在《新月》杂志著文说，“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人性是测量文学的惟一的标准”（《文学与革命》）。〔9〕在台湾他写过一篇长文：《文学讲话》〔10〕，他在该文中仍坚持“文学是人性的描写”的主张，又说，人“比兽高明的地方”在于“人有理性，人有较高尚的情感，人有较严肃的道德观念，这便全是我所谓的人性。”他还重申几十年前表述过的观点：“人性乃一向所共有的，元分古今，无间中外，长久的普遍的没有变动。…‘人性的探讨与写照，便是文学的领域，其间的资料好像是很简单，不过是一些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但其实是无穷尽的宝藏。”他特别强凋：“如果以真善美为艺术的最高境界，文学当是最注重‘善’。”他的注重“善”与二元人性论是一致的：在他看来，惟“以理制欲”，方能达到“善”。在文学上，就是要用人的理性，用人的高尚情感与道德来克服人性的弱点，陶冶、提升读者的精神境界。他的散文创作，的确在努力实践这样的主张，其作品鞭挞丑恶、颂扬美好情操的倾向性是十分鲜明的。但人性论并不能解释生活中实际上存在的阶级分野与对立现象，在文学上仅用人性论去排拒或者调和阶级的差异与矛盾，那是行不通的。我们对渗透在梁实秋散文中的人性论，要作具体分析。
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各色人等都有，但内在意蕴事实上并不相同。鲁迅当年在与梁实秋论战中，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中，把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已说得既形象又明晰、中肯了。在《早起》、《快乐》等作品中，清心寡欲的“我”，为各种多姿多彩、生命力蓬勃的事物所感染，并因此油然而生欢愉情绪，但那种超脱的心态，显然表现着绅士阶层悠然的情致，是打着阶级烙印的。在《快乐》中梁实秋形象地告诉人们怎样才能享受到快乐，不过，享乐观毕竟也有阶级性，人们对享乐的追求，各有各的内容与方式。
《脸谱》、《握手》、《送礼》诸文中都涉笔对于官场和仕途中人的鄙夷，语多讥讽。所表现的，那是“好政府主义”者梁实秋的一种由失望而产生的不满情绪，若说他与政权的执掌者互相敌对，则是谈不上的。
梁实秋表现人性向善的题旨，有时采用曲折迂回的手法，如借物喻人的《鸟》、《猪》等篇皆是。在《鸟》中，他把林中快活自由的鸟儿，从鸣啭之声到形体的可爱，结合自己的感受，抒写很有诗意；同时，作为对比，他又反复述及在看到提笼架鸟的人清早蹈踺于街边时的内心感触：“我感觉兴味的不是那人的悠闲，却是那鸟的苦闷。”“鸟儿到了这种地步，它的快乐，大概是仅优于在标本室里住着罢？”他对鸟的际遇感同身受。生存于社会的人，谁不乐于自由自在地生活？谁也不愿失去自由。向往自由确是一种普遍的共同人性。他落笔于鸟，是由于在向往自由方面，“鸟性”与“人性”是共同的。他所感受到的林中群鸟的喜悦，与囚居于笼中的鸟儿的悲哀，分明是注入了自己在人间所获得的感怀的。很少有人去写猪。梁实秋之所以写《猪》，也隐含着对人性向善的期望。此篇与他另一作品《懒》的题旨相近。《懒》开篇第一句是“人没有不懒的。”他认为懒是一种人性的弱点。猪大约是最懒的一种动物了。它的生活内容仅限于…吃、喝、拉、撒、睡’，此外便没有什么”了，一生甚是“无聊”。文中用调侃的口吻写道：猪“不用劳力，它有的是闲暇”；“除了它最后不得善终好像是不无遗憾以外，一生的经过比起任何养尊处优的高级动物也并无愧色。”又云：“可惜它只能四脚着地，辜负了那一身肉”，“如果它能竖起来行走，大腹便便也并不妨事，脑满肠肥的一副相说不定还许能赢得许多人的尊敬”。这里除了对世态的机巧的嘲讽外，也显然含蕴着他对以懒为乐的人性的一种向善的劝戒。
梁实秋在散文中致力于描写形形色色的人性，但在阶级社会中，人性毕竟与阶级性无法割裂开来。他在81岁高龄时写过一篇《故都乡情》（载台北《联合报》1983年11月1日），文中情真意切地说：“……一个人远离家乡，无论是何种缘故，日久必有一股乡愁。”在他看来，这也是一种共同的普遍人性。此言不能说错，但“共同”的只是表面，不同的人，其乡愁的内容千差万别。各种乡愁其实是各有其阶级内涵的。我们只要粗粗翻阅一下七八十年代台湾的一些怀乡之作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昔日的显贯富豪所怀念的，与被抓壮丁入伍赴台的老兵，他们的所思所念几无共同之处；以前在大陆显赫一时的权要人物，与梁实秋这样的书生，他们的所思所念也迥然各异。
40年代，梁实秋在他的小品《孩子》里一反习惯上称孩子为未来世界的主人公的说法，却道他们“到处在做现在的主人公。”又云：“孩子是一家之主，父母都要孝他！'’原来他是针对趼_龙、纵容、溺爱孩子的社会风气而言的。其出发点，自然是为了矫正世风，以利于下一代的健康成长。父母爱子女是人之天性；但视孩子为“一家之主”却并不见得自古而然，即使在40年代，也并非社会各阶层的家庭中都这样。中国的封建礼教中历来就有“父为子纲”之说，那时的实际生活中也正如此，至少那时的孩子并无“一家之主”的地位吧。《孩子》不失为针砭时弊之作，却很难认定此文所揭示的就是一种“无分古今，无间中外”的人性现象。
自称以人性论来观照“社会人生之形形色色”的梁实秋，他在审视生活时所表露出来的观念，事实上往往并不能超脱阶级性，他的有些作品，虽也张扬人性论，主调其实是阶级调和论，《第六伦》是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篇。
在中国的传统中，人伦关系有五，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梁实秋提出的第六伦是主仆关系。他从生活中切实地感受到主仆关系很难协调，因为仆人是被主人“用钱雇买人的劳力供其驱使的人”。在梁实秋生活的那个社会里，这种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实质上是阶级关系。主人因为自己花了钱，所以总是“惟恐仆人少做了事”，并有“仆人总是懒的”之类的偏见；既然仆人干的是体力劳动，饭量自然大些，“很少主人（尤其是主妇）看着不皱眉的，心痛。”如何消解这种矛盾呢？梁实秋提出了一个“忍”字：“需双方相当的忍”，并且强调“在仆人一方面，更需要忍”！何以“更需要忍”？他找出了一些实在算不得理由的理由来：“主人发脾气，那是因为赌输了钱，或是受了上司的气无处发泄，或是夜里没有睡好觉，或是肠胃消化不良。”难道主人在这类情况下向仆人发脾气，从人性论的角度来看就是合乎情理的？文中又感叹：“现在人心不古，仆人的风度合于古法的已经不多”。“古法”对仆人要求更苛，仆人的处境岂不更糟？梁实秋同时也劝导当主人的要认识到，自己真实的本领可能还不如仆人；又说“驾驭仆人之道，是有秘诀的，那就是，把他当做人，这样一来，凡是人所不容易做到的，我们也就不苛责于他，凡是人所容易犯的毛病，我们也可加以曲宥。”“他也是父母养育的，所以也受过一点发展个性的教育，因此总还有一点人性的遗留。”似乎有点平等意识。不过他那善待仆人的规劝实际上又是与他竭力要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主张相柢牾：他说主仆关系在文明世界里才有，“我们固不必主张反抗文明”。在文中，他一方面的确给了仆人相当的同情；但他更用心良苦地为主人的无理作了种种开脱。他所列述的主人向仆人发脾气的原因（自然是打比方说说而已），没有一项是正当、合理的，他对主人显然没有用理性和较高尚的情感、较严肃的道德观念来要求（梁实秋自己说过这三项“便全是我所谓的人性”）。以这样的人性论来调和“第六伦”的关系，真能化解矛盾吗？恐怕是并无作用的，因为他在“纸上谈兵”时就不那么有说服力，其自相矛盾处已很显然。早年鲁迅在与梁实秋论争时，就指出过他在人性问题上的见解“矛盾而空虚”，〔11〕从《第六伦》来看，又何尝不如此。
② 梁实秋的生平简介
梁实秋(1903．1．-1987.11．3)原籍浙江杭县，生于北京。学名梁治华，字实秋，一度以秋郎、子佳为笔名。
1915年秋考入清华大学。在该校高等科求学期间开始写作。第一篇翻译小说《药商的妻》1920年9月发表于《清华周刊》增刊第6期。第一篇散文诗《荷水池畔》发表于1921年5月28日《晨报》第7版。1923年毕业后赴美留学，1926年回国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第二年到上海编缉《时事新报》副刊《青光》，同时与张禹九合编《苦茶》杂志。不久任暨南大学教授。
最初他崇尚浪漫主义，发表不少诗作。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时受新人文主义者白壁德影响较深。他的代表性论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1926年在《晨报副镌》发表，认为中国新文学存在浪漫主义混乱倾向，主张在理性指引下从普遍的人性出发进行文学创作。1930年，杨振声邀请他到青岛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1932年到天津编《益世报》幅刊《文学周刊》。1934年应聘任北京大学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1935年秋创办《自由评论》，先后主编过《世界日报》副刊《学文》和《北平晨报》副刊《文艺》。
七七事变，离家独身到后方。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到重庆编译馆主持翻译委员会并担任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常委，年底开始编辑《中央日报》副刊《平明》。抗战胜利后回北平任师大英语系教授。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学院(后改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后兼系主任，再后又兼文学院长。1961年起专任师大英语研究所教授。1966年退休。
40岁以后着力较多的是散文和翻译。散文代表作《雅舍小品》从1949年起20多年共出4辑。30年代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持续40载，到1970年完成了全集的翻译，计剧本37册，诗3册。晚年用7年时间完成百万言著作《英国文学史》。
著作书目：
《冬夜草儿评论》(评论)与闻一多合著，1923(自费刊印)
《浪漫的与古典的》(评论集)1927，新月
《骂人的艺术》(杂文集)1927，新月
《文学的纪律》(评论集)1928，新月
《偏见集》(评论集)1934，台.正中
《约翰孙》(评论)1934，商务
《雅舍小品》(散文集)1949，台.正中
《实秋自选集》1954，台北胜利书局
《谈徐志摩》(散文)1958，远东
《梁实秋选集》1961，台北新陆出版社
《清华八年》(散文)1962，重光
《秋室杂文》1963，文星
《文学因缘》(散文)1964，文星
《谈闻一多》(散文)1967，传记文学
《秋室杂忆》(散文)1969，传记文学
《略谈中西文化》1970，台北进学书局
《实秋杂文》1970，仙人掌
《关于鲁迅》1970，台北爱眉出版社
《实秋文存》1971，蓝灯
《西雅图杂记》(散文)1972，远东
《雅舍小品续集》 1973，台.正中
《看云集》(散文)1974，志文
《槐园梦忆》(散文)1974，远东
《梁实秋自选集》 1975，黎明
《梁实秋论文学》 1978，时报
《梁实秋札记》1978，时报
《白猫王子及其他》(散文)1980，九歌
《雅舍小品》(3、4集)1982一1986，台.正中
《雅舍杂文》 1983，台.正中
《雅舍谈吃》(散文集)1986，九歌
《英国文学史》1985，台北协志工业丛书出版公司
翻译书目：
《阿伯拉与哀绿绮斯的情书》(散文集)英国密尔顿著，1928，新月
《结婚集》(短篇小说集)瑞典斯特林堡著，1930，中华
《潘彼得》(小说)英国巴利著，1930，商务
《西塞罗文录》 罗马西塞罗著，1933，商务
《职工马南传》(长篇小说)英国哀里奥特著，1932，商务
《威尼斯商人》(剧本)英国莎土比亚著，1936，商务
《奥赛罗》(剧本)英国莎士比亚著、1936，商务
《哈盂雷特》(剧本)英国莎士比亚著，1936，商务
《暴风雨》(剧本)英国莎士比亚著， 1937，商务
《吉尔菲先生之情史》1944，黄河书局
《情史》英国乔治.艾略特著，1945，重庆黄河出版社
《咆哮山庄》(长篇小说)英国 E.勃朗特著，1955，台.商务
《百兽图》英国奥威尔著，1956，台.正中
《莎士比亚戏剧集20种》 1967，文星
《雅舍译丛》(诗文集)1985，皇冠
《莎士比亚全集》(戏剧37集、诗3集)1986，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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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与鲁迅
关于鲁迅
梁实秋
近来有许多年青的朋友们要我写一点关于鲁迅的文字。为什么他们要我写呢？我揣想他们的动机大概不外几点：一、现在在台湾，鲁迅的作品是被列为禁书，一般人看不到，越看不到越好奇，于是想知道一点这个人的事情。二、一大部分青年们在大陆时总听说过鲁迅这个人的名字，或读过他的一些作品，无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关于他的宣传，因此对于这个人多少也许怀有一点幻想。三、我从前曾和鲁迅发生过一阵笔战，于是有人愿意我以当事人的身分再出来说几句话。
其实，我是不愿意谈论他的。前几天陈西滢先生自海外归来，有一次有人在席上问他：“你觉得鲁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从旁插嘴，“关于鲁迅，最好不要问我们两个。”西滢先生和鲁迅冲突于前（不是为了文艺理论），我和鲁迅辩难于后，我们对鲁迅都是处于相反的地位。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道，再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他也不会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书，何必再于此时此地“打落水狗”？所以从他死后，我很少谈论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战时在中央周刊写过一篇“鲁迅和我”。也许现在的青年有些还没有见过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过，再破例一次，重复一遍我在那文里说过的话。
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写过不少批评鲁迅的文字，好事者还曾经搜集双方的言论编辑为一册，我觉得那是个好办法，让大家看谁说的话有理。我曾经在一个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是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的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造社的一班人龃龉。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佥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从不强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参加新青年杂志写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行严排斥出教育部。此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后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
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这个态度并不算错。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问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的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逼他摊牌，那篇文章的标题即是“不满于现状”。我记得我说：“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我这一逼，大概是搔着他的痒处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袭用他的老战术，先节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说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贬”是“贬”，如果不作为贬用，贬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鲁迅大概是忘记了红楼梦里即曾把“褒贬”二字连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语至今仍是如此。）随后他声明，有一种主义他并没有骂过。我再追问他，那一种主义是什么主义？是不是共产主义？他不回答了。(当面对被揭出的人生黑暗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智者将以深思，回省自身，然后择法改之；愚者不谋自赎，反指责对方不详细告知自己哪里是坦途。----宇慧按)
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后逼上梁山。他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事实上，鲁迅对于左倾分子的批评是很严厉的，等到后来得到共产党的青睐而成为左翼领导人的时候，才停止对他们的攻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笔调来翻译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这一本“文艺政策”的翻译，在鲁迅是一件重要事情，这很明显的表明他是倾向于共产党了。可是我至今还有一点疑心，这一本书是否鲁迅的亲笔翻译，因为实在译得太坏，鲁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这是共产党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无法推卸。这一文件的寿命并不长，因为不久俄国的文艺界遭受大整肃，像卢那卡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玛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惨的命运，上海的“普罗文艺运动”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谓“左翼作家同盟”亦即奉命匿迹销声，这一段戏剧式的转变之经过详见于伊斯特曼所著之“穿制服的艺术家”一书。经过这一段期间，鲁迅便深入共产党的阵营了。
在这个时候，我国东北发生了中东路抗俄事件。东北的军阀割据，当然是谁也不赞成的。可是当我们中国的官兵和苏俄帝国主义发生了冲突，而且我们的伤亡惨重，国人是不能不表关切的。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是一个考验。我很惊奇的在上海的马路旁电线干及各处的墙壁上发现了他们的标语“反对进攻苏联！”我很天真的提出了询问：是中国人进攻苏联，还是苏联侵入了中国？鲁迅及其一伙的回答是：中国军阀受帝国主义的唆使而进攻苏联。经过这一考验，鲁迅的立场是很明显的了。
鲁迅没有文艺理论，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这种判断句毫无力度。
鲁迅死前不久，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好象就是“死”，他似乎感觉到不久于人世了，他在文里有一句话奉劝青年们，“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也不必以人废言，这句话便是：“切莫作空头文学家。”何谓空头文学家？他的意思是说，文学家要有文学作品，不是空嚷嚷的事。这句话说的很对。随便写过一点东西，便自以为跻身文坛，以文学家自居，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怪不得鲁迅要讽刺他们。可是话说回来，鲁迅也讽刺了他自己。鲁迅死后，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为他们原是有组织的、有人、有钱、有机构，一切方便。猩红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册我记不得了，大概有十几册到二十册的光景。这不能算是空头文学家了。然而呢，按其内容则所有的翻译小说之类一齐包括在内，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鲁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张，我当然不知道，不过把成本大套的翻译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显着伟大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意义。幸亏鲁迅翻译了戈果里的“死魂灵”而未及其他，否则戈果里的全集势必也要附设在鲁迅全集里面了。
鲁迅的作品，我已说过，比较精彩的是他的杂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讽刺文学，也还是有问题的。所谓讽刺的文学，也要具备一些条件。第一、用意要深刻，文笔要老辣，在这一点上鲁迅是好的。第二、宅心要忠厚，作者虽然尽可愤世嫉俗，但是在心坎里还是一股爱，而不是恨，目的不是在逞一时之快，不在“灭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别人。在这一点上我很怀疑鲁迅是否有此胸襟。第三、讽刺的对象最好是一般的现象，或共同的缺点，至少不是个人的攻讦，这样才能维持一种客观的态度，而不流为泼妇骂街。鲁迅的杂感里，个人攻讦的成分太多，将来时移势转，人被潮流淘尽，这些杂感还有多少价值，颇是问题。第四、讽刺文虽然没有固定体裁，也要讲究章法，像其他的文章一样，有适当的长度，有起有讫，成为一整体。鲁迅的杂感多属断片性质，似乎是兴到即写，不拘章法，可充报纸杂志的篇幅，未必即能成为良好的文学作品。以上所讲也许是过分的苛责，因为鲁迅自己并未声明他的杂感必是传世之作，不过崇拜鲁迅者颇有人在，似乎不可不提醒他们。
在小说方面，鲁迅只写过若干篇短篇小说，没有长篇的作品，他的顶出名的“阿Q正传”，也算是短篇的。据我看，他的短篇小说最好的是“阿Q正传”，其余的在结构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说，好像是一些断片的零星速写，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单就一部作品而论，“阿Q正传”是很有价值的，写辛亥前后的绍兴地方的一个典型的愚民，在心理的描绘上是很深刻而细腻。但是若说这篇小说是以我们中国的民族性为对象，若说阿Q即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代表人物，我以为那是夸大其辞，鲁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阿Q这个人物，有其时代性，有其地方性。一部作品，在艺术上成功，并不等于是说这个作家即能成为伟大作家。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必须要有其严肃性，必须要有适当的分量，像“阿Q正传”这样的作品似乎尚嫌不够把它的作者造成一个伟大作家。有一次肖伯纳来到上海，上海的所谓作家们便拥出我们的“伟大作家”鲁迅翁来和他会晤，还照了一张像在杂志上刊出来，一边站着的是一个身材高大须发银白的肖伯纳，一边站着的是身材弱小头发蓬□的鲁迅，两相对照，实在不称，身量不称作品的数量分量也不称。这种比较倒实在有胡搅蛮缠之嫌。
在文学的研究方面，鲁迅的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国小说使略”，在中国的小说方面他是下过一点研究的功夫的，这一本书恐怕至今还不失为在这方面的好书。我以为，至少这一本书应该提前解禁，准其流通。此外，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别的贡献。有人说，他译过不少欧洲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我的知识太有限，我尚不敢批评那些所谓“弱小民族”的文学究竟如何。不过我想，鲁迅的翻译是从日文转译的，因此对于各民族的文学未必有适当的了解，并且鲁迅之翻译此类文学其动机可能是出于同情，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至于其本身的文学价值，他未必十分注意。
五四以来，新文艺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并不多，像鲁迅这样的也还不多见。他可以有更可观的成就，可惜他一来死去太早，二来他没有健全的思想基础，以至于被共产党的潮流卷去，失去了文艺的立场。一个文学家自然不能整天的吟风弄月，自然要睁开眼睛看看他的周围，自然要发泄他的胸中的积愤与块垒，但是，有一点颇为重要，他须要“沉静的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整体。”（To see life steadilyand see it whole）。这一句话是英国批评家阿诺得Matthew Arnold批评英国人巢塞Chaucer时所说的话。他说巢塞没有能做到这一点，他对人生的观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肤浅的。我如果要批评鲁迅，我也要借用这一句名言。鲁迅的态度不够冷静，他感情用事的时候多，所以他立脚不稳，反对他的以及有计划的给他捧场的，都对他发生了不必要的影响。他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支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他写了不少的东西，态度只是一个偏激。
③ 简单介绍一下梁实秋的生平
他是翻译家，自20世纪30年代起开始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持续了长达40年。到70年代，梁实秋才完成了对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共计剧本37册，诗3册。
他是学者，少时在清华大学求学八年，后远走重洋，取得了哈佛大学文学硕士的学位。回国后，先后在中国海洋大学、国立东南大学、北京大学等名校任教。
他是文学批评家，曾因“文学有没有阶级性”观点不同和鲁迅掀起骂战，被鲁迅称作“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1935年秋创办《自由评论》，先后主编过《世界日报》副刊《学文》和《北平晨报》副刊《文艺》。
1937年"七七事变"后离家独身到后方。
1938年抗战开始，梁实秋在重庆主持《中央日报·平明副刊》。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政府教育部小学教科书组主任，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战后回任北平师大教授。
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学院(后改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后兼系主任，再后又兼文学院长。
1961年起专任师大英语研究所教授。1966年退休。曾携妻子游美，在美台两地轮流居住，其妻辞世后重返台湾。
1975年同韩菁清结婚。
1987年11月3日病逝于台北。
(3)梁实秋谈大学教授扩展阅读
经典语录
1、我不愿送人，亦不愿人送我。对于自己真正舍不得离开的人，离别的那一刹那像是开刀，凡是开刀的场合照例是应该先用麻醉剂，使病人在迷蒙中度过那场痛苦，所以离别的苦痛最好避免。一个朋友说，“你走，我不送你；你来，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要去接你。”我最赏识那种心情。——《雅舍小品·送别》
2、没有人不爱惜他的生命，但很少人珍视他的时间。——《时间与生命》
3、菜根谭所谓「花看半开，酒饮微醺」的趣味，才是最令人低徊的境界。——《雅舍小品》
4、禅家形容人之开悟的三阶段：初看山是山、水是水，继而山不是山、水不是水，终乃山还是山、水还是水。——《雅舍小品》
5、“无竹令人俗，无肉使人瘦，若要不俗也不瘦，餐餐笋煮肉”。——《雅舍谈吃》
④ 《大学与大师系列四》梁实秋忆清华 下午时光被浪费
第四，中西教员待遇的巨大反差，亦使不谙世事的学生潜意识里对中文教员产生轻视。如冯友兰所言：“担任中文和中国学问的课程的教师，以及比较低级的职员，都住中国式的房子。
不服处分作壁上观
学生们也轻视中文和中国学问的课程，上课时搞小动作，不听教师讲课。闻一多告诉我说，他那一班有一次上中文课，先生讲《项羽本纪》，有个学生不用心听讲，这本来是常事，可是这一次先生恼了，行使职权，罚这位同学出去。这个学生不服处分，靠在墙上不肯出去。先生更加恼怒，喝问：『你在哪里干什么！』那位学生说：『我在这里作壁上观。』搞得先生啼笑皆非。”有时，教师被学生惹急了，便会用私塾的一套办法予以惩戒，梁实秋曾忆及一事：“在中等科时，一位国文先生酒醉，拿竹板打了学生的手心，教务长来抢走了竹板，事情也就平息了，这事情若发生在今天那还了得！”与梁氏回忆相似的还有一位做过县太爷的中文教员，且带兵打过土匪。“他知道学生轻视中文教员，因此动辄发威。学生送给他一个混号，叫『徐老虎』。他的教授法相当好，往往叫学生将作文拿回重写一遍，要不失原意而尽量减少字数。其次在黑板上写：『马惊，踏犬毙之”，并解释说，『马惊得把犬踩死了』。他是江北人，一位南方同学说，『究竟是马踩死了犬，还是犬踩死了马？』这句话，使『徐老虎』大发虎威，将这位同学一直骂到下课。”
上述故事为张忠绂的回忆，他所说的这位“徐老虎”，即徐镜澄，此老除了脾气大，学问与教学确实有他的独到之处，晚年梁实秋对这位老师一直心存感激，梁说：“我怀念徐镜澄先生，他教我作文莫说废话，少用虚字，句句要挺拔，这是我永远奉为圭臬的至理名言。”又说：“我回忆起来感觉最大遗憾者，是我在清华八年中，上午各种课程一律以英语讲授，下午各种课则系国文等科，学生对于英语练习固然获益不少，而下午各课之不被重视实在影响甚大。毕业成绩中，上下午之成绩并不平均计算，因此养成不注重国文之心理。如果有人讥评那时候的清华为过分的洋化，我殊难置答。清华的国文教师不是没有优秀的，我的一位老师徐镜澄先生便是我终身不能忘的一位良师，他改国文卷子真有眼力，有热心，虽然他上课的时候是流着清水鼻涕乱骂人。我并不想提出什么中西文化的大问题，我只是觉得那几年下午的时光被浪费掉，实在是太可惜。”
先生培植国文根底
从这段回忆看，梁实秋似乎属于后知后觉者，直到许多年以后，才意识到年少时期的幼稚与“未能远谋”的缺憾。但与梁氏同处一个大时代的清华学子中，亦有一些较早认识到老先生价值并努力向学的“好学生”，如一九二○级的刘师舜撰文回忆当年的学习生活时，不无感慨说：“中文部教师，名噪一时者，有马季立、饶麓樵、陈曾寿、戴梦松、左霈诸先生。笔者曾受亲炙之益者，有饶、戴、左诸师。饶师主讲文学史，为前清举人，学问渊博，出口成章。每上课一小时，先口授二十五分钟，然后写黑板二十五分钟，其所写出者，完全根据其记忆，袖间无片纸只字可供参考，而其所录出者，辄为层次分明之优美文章。盖其学有专长，对我国文学，早已融会贯通，胸有成竹，故能侃侃而谈，如数家珍。凡知饶师者，无不佩仰不置叹为观止。戴师授课时，讲解明晰，无以复加，尤其对于小学异常注意。每于字之正俗写法，析疑辨难无微不至。”
刘师舜所说的马季立与饶麓樵等诸先生，在李济回忆中亦曾提及，李说：这位来自广东的马先生自称他早年教过后来成为“中国的第一大名士”的梁启超，并说梁启超下笔快得很，梁做他学生的时候，“人家做八股，他可以做十六股”云云。到了清华学校时代，当然不再做八股而是做现代文了。李济班上有一位姓谢的广东同学文章做得很出色，马先生说“给他一百分不够，要给他一百二十分。”马氏的幽默风趣，博得部分学生好感与好奇，李济认为“这是记忆里很有趣的事”，并说以上诸位先生都是“很好的教授”。犹让李济难忘的是来自湖南的饶麓樵。李的印象与刘师舜记忆相似，饶先生上课，“不讲话而只写黑板，把所要讲的话都写在黑板上，两个黑板写完了差不多了就要下课了。
他叫每人选一部自己喜欢读的书读，例如先秦诸子，或者《史记》、《前汉书》、《后汉书》等。……我写的笔记、写的心得，这位饶先生相当欣赏，常常给我很好的分数和批评。在未进清华以前，在北京五城中学还有一位福建来的国文老师林琴南先生也教过我。我的国文根底就是由这几位先生培植起来的。”
李济所言大体不差，虽然他后来没有走文学创作与研究之路，而从事考古人类学事业，但从李氏主持撰写的考古发掘报告，以及相关的考古学术论文来看，国学根柢深厚，确有《史记》遗风余韵，尤其晚年撰写的考古学论著《安阳》一书，其朴实、老到的文笔和流畅的语言，堪比一部优美的文学作品。（待续）
⑤ 梁实秋：人间一趟，尽兴而已
每次读梁实秋的书，脑海中就会想起我的高中语文老师，几乎成了条件反射。
事情是这样的——
当年我的高中语文老师，在课堂上来了兴致，把鲁迅和梁实秋一起拿来比较，说一个文字的文字尖刻冷硬，用一种近乎呐喊的方式想唤醒国人的思想意识；而另一个的文字里充满着人间烟火气和浓浓人情味。我当时就有几点怀疑：
鲁迅和梁实秋有交情吗？
浓浓人情味的男作家有多深情呢？
人间烟火里有什么故事呢？
……
后来又听说了梁实秋救济沈丛文的故事。1922年，脱下军装后的沈从文来到北京，他渴望上大学，可是仅受过小学教育，又没有半点经济来源，只能在北京大学旁听。当年的沈从文飘在北京，穷困潦倒，几乎要放弃自己了，是梁实秋带他下馆子吃好吃的，末了还给他几个铜板，熬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清华才子 、 哈佛硕士 、 大学教授 ！这样的梁实秋 ，真的是当年沈丛文可望不可及的高度啊。可是在梁实秋的眼里，沈丛文的才情高于一切，他惜才，那么欣赏他。
梁实秋是在北京胡同长大的吧，对老北京的传统美食，相当熟悉。乃至后来去到台湾，仍回味无穷，惦记着许多老北京味道。豆汁儿，烧鸭，炸丸子、烧饼油条、北京奶酪及饺子汤包……读他的美食散文，食欲说来就来，感觉口舌都生津了，非常盼望立即入口的感觉。这样想来，似乎能理解文字中，梁实秋先生非常想吃老北京美食的心情了。
若要论生活美学，我觉得梁实秋先生是最早的生活美学大家。他的文学修养，美食小品文和浓浓人情味，不知打动过多少人。说起来染先生还是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原来粗中有细，文化中的美食触感，流淌出多少温暖情怀。说到底，先生是个重情义的人，对人间烟火的关注和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似乎比普通人来得更深刻了些。
分享两条梁实秋 的金句：
菜根谭所谓“花看半开，酒饮微醺”的趣味，才是最令人低徊的境界。
“美食者不必是饕餮客”——美食者重在食物的质，而非量。
《人间一趟，尽兴而已》是梁实秋的散文精编本，读来会觉得先生是一个豁达的人，他对生活的态度，简单又复杂；而对人对事，又是特别温情款款的人。几乎所有人的印象中，梁实秋生生都是老好人，特别绅士，物别有风度，特别有才华，也特别值得亲近。
以前读过冰心给梁实秋写的悼文。字字哭，声声泪。好像是冰心突然接到梁实秋女儿的电话，告诉了她先生已离世的消息。冰心在收到之个讯息开始，悲从心来，写了篇深情悼文，回忆了过往的点点滴滴。梁实秋曾跟冰心在国外留学时相识，并在留学生聚会的舞台上合演过剧目，还演过夫妻。并且现实中二人也曾互生好感，有一些小情愫，甚至在外人眼里，似乎快起姻缘了。后来冰心嫁给吴文澡，梁实秋还感叹一番，有一丝丝的后悔。
读 《人间一趟，尽兴而已》 的最大感受，是觉得美食、生活、文化相结合的人文享受那么浓烈。一个人，一辈子，内心湛然，随心，自得，就已经足够。
梁实秋先生自1949年离开大陆，却未曾想到这一去便是和大陆的永久别离。隔着一湾浅浅海峡，故乡变成了到不了的远方。
我就这样， 一面看水，一面想你。
先生晚年，对老北京美食的想念，既可爱又动人。他骨子里是一个细致深情又温暖豁达的人，可是困居台湾，触摸不到老北京的风物人情，连记忆都越积越多，历久弥新。他把对故乡的浓烈思念，汇集成一缕又一缕难以消除的乡愁。就算如此，他的文字中飘散的，仍是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唯美的文化情怀。虽然乡愁，，是梁实秋个人情感中难以抹掉的浓烈重笔。
人间百态，各有各忙
《人间一趟，尽兴而已》 捡拾了68篇梁式经典散文，展现了一代文人梁实秋内在的精神世界和生活志趣以及对回不去故乡的眷眷之情。读来回味无穷，先生的淡雅笔墨，沁人心脾，气息长存。
⑥ 作家梁实秋经典语录赏析
梁实秋是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曾与鲁迅等左翼作家笔战不断。以下是我为你精心整理的作家梁实秋经典语录赏析，希望你喜欢。
作家梁实秋经典语录赏析
1) 信佛的人往往要出家。出家所为何来?据说是为了一大事因缘，那就是要“了生死”。在家修行，其终极目的也是为了要“了生死”。生死是一件事，有生即有死，有死方有生，“了”即是“了断”之意。生死流转，循环不已，是为轮回，人在轮回之中，纵不堕入恶趣，生老病死四苦煎熬亦无乐趣可言。所以信佛的人要了生死，超出轮回，证无生法忍。出家不过是一个手段，习静也不过是一个手段。
2) 恶衣恶食，不足为耻;丰衣丰食，不足为荣。这在个人修养上是应有的认识。
3) 使我们不能不想起古罗马的文明秩序是建立在奴隶制度之上的。有劳苦的大众在那里辛勤地操作，解决了大家的生活问题，然后少数的上层社会人士才有闲暇去做“人的工作”。大多数人蜜蜂，少数人是人。做“人的工作”需要有闲暇。所谓闲暇，不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谓，是免蜜蜂般的工作之谓。养尊处优，嬉邀惰慢，那蜜蜂之不如，还能算人!靠了逢迎当道，甚至为虎作伥，而猎取一官半职或是分享一些残羹冷炙，那是帮闲或是帮凶，都不是人的工作。
4) 其实吃这种包子，其乐趣一大部分就在那一抓一吸之间。包子皮是烫面的，比烫面饺的面还要稍硬一点，否则包不住汤。那汤原是肉汁冻子，打进肉皮一起煮成的，所以才能凝结成为包子馅。汤里面可以看得见一些碎肉渣子。
5) 如果你太重视自己的主张，甘愿接受后果也不肯让步，我对你这份为了原则而不放弃立场的道德勇气，也是很能欣赏的。
6) 常言道，“境由心生”，又说“心本无生因境有”。总之，快乐是一种心理状态。内心湛然，则无往而不乐。吃饭睡觉，稀松平常之事，但是其中大有道理。
7) 燕丹子说：“血勇之人，怒而面赤;脉勇之人，怒而面青;骨勇之人，怒而面白;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
8) 树与人早晚都是同一命运，都要倒下去，只有一点不同，树担心的是外在的险厄，人烦虑的是内心的风波。
9) 死是寻常事，我知道，堕地之时，死案已立，只是修短的缓刑期间人各不同而已。但逝者已矣，生者不能无悲，我的泪流了不少，我想大概可以装满罗马人用以殉葬的那种“泪壶”。有人告诉我，时间可以冲淡哀思。如今几个月已经过去，我不再泪天泪地的哭，但是哀思却更深了一层，因为我不能不回想五十多年的往事，在回忆中好像我把如梦如幻的过去的生活又重新体验一次，季淑没有死，她仍然活在我的心中。
10) 一排排西府海棠，高及丈许，而绿鬓朱颜，正在风春色撩人的阶段，令人有忽逢绝艳之感。
关于作家梁实秋的经典语录
1) 禅家形容人之开悟的三阶段：初看水是水，继而山水不是水，终乃山水还是水。
2) 旅行是一种逃避——逃避人间的丑恶。
3) 寂寞是一种清福。我在小小的书斋里，焚起一炉香，袅袅的一缕烟线笔直地上升，一直戳到顶棚，好像屋里的空气是绝对的静止，我的呼吸都没有搅动出一点儿波澜似的。我独自暗暗地望着那条烟线发怔。屋外庭院中的紫丁香树还带着不少嫣红焦黄的叶子，枯叶乱枝时时的声响可以很清晰地听到，先是一小声清脆的折断声，然后是撞击着枝干的磕碰声，最后是落到空阶上的拍打声。这时节，我感到了寂寞。在这寂寞中我意识到了我自己的存在——片刻的孤立的存在。这种境界并不太易得，与环境有关，但更与心境有关。
4) 人心里的空间是有限的，一经塞满便再也不能填进别的东西。我不但游乐无心，读书也很勉强。
5) 相传法国皇帝路易十四写了一首三节联韵诗，自鸣得意，征求诗人批评家布洼娄的意见，布洼娄说：“陛下无所不能，陛下欲做一首歪诗，果然做成功了。”
6) 人类最高理想应该是人人能有闲暇，于必须的工作之余还能有闲暇去做人，有闲暇去做人的工作，去享受人的生活。我们应该希望人人都能属于“有闲阶级”。有闲阶级如能普及于全人类，那便不复是罪恶。人在有闲的时候才最像是一个人。手脚相当闲，头脑才能相当地忙起来。我们并不向往六朝人那样萧然若神仙的样子，我们却企盼人人都能有闲去发展他的智慧与才能。
7) 你走我不送你，你回来，不管狂风暴雨我都会去接你。
8) 听说他们是用右手取食，左手则专供做另一种肮脏的事，不可混用，可见也还注重清洁。
9) 写作要像谈话，谈话也要像写作。
10) 寂寞，是一种清福。
11) 一片雪花含有无数的结晶，一粒结晶又有好多好多的面，每个面都反射着光，所以雪才显着那样的洁白。
12) 我以后读英诗人Cowper的传记时之特别同情他，即是因为我自己深切体验到一个幼小的心灵在离开父母出外读书时的那种滋味——说是“第二次断奶”实在不为过。第一次断奶，固然苦痛，但那是在孩提时代，尚不懂事，没有人能回忆自己断奶时的懊恼，第二次断奶就不然了，从父母身边把自己扯开，在心里需要一点力气，而且少不了一阵心酸。
13) 只有上帝和野兽才喜欢孤独。
14) 我不愿送人，亦不愿人送我，对于真正舍不得离开的人，离别的那一刹那像是开刀。
15) 我恨上天，我很命运，不让我们早几十年相遇!不过，你想想，人生苦短，几十年的时间总会匆匆过去，迟早还不是一样?眼前的一刹那，如果我们能完全切实的享受，那就是永恒，复何憾有?
16) 无论做了什么错事，不要自以为别人不知道而心存侥幸。这个世界上聪明人太多，他们先前之所以不说，那是因为时机还不成熟。
17) 你要是想一天不安生，就请客吃饭;你要是想一年不安生，就盖房子;你要是想一辈子不安生，就娶姨太太。
18) 你若来，我无论风雨会去接你。你若要走，我却当你从未来过。
19) 天下最快乐的事大概莫过于做皇帝。“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至不济可以生杀予夺，为所欲为。至于后宫粉黛三千御膳八珍罗列，更是不在话下。清乾隆皇帝，“称八旬之觞，镌十全之宝”，三下江南，附庸风雅。那副志得意满的神情，真是不能不令人兴起“大丈夫当如是也”的感喟。
20) 北人不大吃带壳的软体动物，不是不吃，是不似南人之普遍嗜食。
作家梁实秋经典句子语录
1) 所谓“一箪食，一瓢饮”，就是形容生活状态之极端的刻苦。
2) 细雨蒙蒙之际，“雅舍”亦复有趣。推窗展望，俨然米氏章法，若云若雾，一片弥漫。但若大雨滂沱，我就又惶悚不安了，屋顶湿印到处都有，起初如碗大，俄而扩大如盆，继则滴水乃不绝，终乃屋顶灰泥突然崩裂，如奇葩初绽，素然一声而泥水下注，此刻满室狼藉，抢救无及。
3) 北平中秋以后，螃蟹正肥，烤羊肉亦一同上市。口外的羊肥，而少膻味，是北平人主要的食用肉之一。不知何故很多人家根本不吃羊肉，我家里就羊肉不曾进过门。说起烤肉就是烤羊肉。南方人吃的红烧羊肉，是山羊肉，有膻气，肉瘦，连皮吃，北方人觉得是怪事，因为北方的羊皮留着做皮袄，舍不得吃。
4) 朱门与蓬户同样的蒙受它的沾被，雕栏玉砌与瓮牖桑枢没有差别待遇。地面上的坑穴洼溜，冰面上的枯枝断梗，路面上的残刍败屑，全都罩在天公抛下的一件鹤氅之下。雪就是这样的大公无私，妆点了美好的事物，也遮掩了一切的芜秽，虽然不能遮掩太久。
5) 真正听京戏的内行人怀里揣着两包茶叶，踱到边厢一坐，听到妙处，摇头摆尾，随声击节，闭着眼睛体味声调的妙处，这心情我能了解，但是他付了多大的代价!他听了多少不愿听的声音才能换取这一点音乐的陶醉!到如今，听戏的少，看戏的多。唱戏的亦竟以肺壮气长取胜，而不复重韵味，唯简单节奏尚是多数人所能体会，铿锵的锣鼓，油滑的管弦，都是最简单不过的，所以缺乏艺术教养的人，如一般大腹贾，大人先生，大学教授，大家闺秀，大名士，大豪绅，都趋之若鹜，自以为是在欣赏音乐!
6) 最暴露在外面的是一张脸，从“鱼尾”起皱纹撒出一面网，纵横辐辏，疏而不漏，把脸逐渐织成一幅铁路线最发达的地图，脸上的皱纹已经不是熨斗所能烫得平的，同时也不知怎么在皱纹之外还常常加上那么多的苍蝇屎。在原有的一张脸上再罩上一张脸，本是最简便的事。女人的肉好像最禁不起地心的吸力，一到中年便一齐松懈下来往下堆摊，成堆的肉挂在脸上，挂在腰边，挂在踝际。
7) 可是修行到心无挂碍，却不是容易事。我认识一位唯心论的学者，平素昌言意志自由，忽然被人绑架，系于暗室十有余日，备受凌辱，释出后他对我说：“意志自由固然不诬，但是如今我才知道身体自由更为重要。”
8) 我明白你回来，所以，我等。
9) 自古就有沐浴而朝，斋戒沐浴以祀上帝的说法。
10) 早起着眼在那一转念之间是否能振作精神，让此心做得主宰。
11) 一个个的纵然衣冠齐整望之岸然，到处一尘不染，假使内心里不大干净，一肚皮男盗女娼，我看那也不妙。
12) 蚌肉而言，色白而腴，味脆且香，以鸡汤煮的适宜，实在是色香味形俱佳的神品。
13) 可以无须让的时候，则无妨谦让一番，于人无利，于己无损;在该让的时候，则不谦让，以免损己;在应该不让的时候，则必定谦让，于己有利，与人无损。
14) 童年，我对于荏苒的光阴常起一种流连眷恋的感觉，结果常令我自觉地和故意地一心想念着有些特殊甜美的时光。直迄今日，那些甜美的时光还是活现脑中，依稀如旧的。
15) 今所谓“炸活鱼”，乃于吃鱼肉之外还要欣赏其死亡喘息的痛苦表情，诚不知其是何居心。兽食人，人屠兽……野蛮残酷的习性深植在人性里面，经过多年文化陶冶，有时尚不免暴露出来。
16) 荒漠中还有你在我身边歌唱——啊，荒漠也就是天堂!
17) 人类的历史就是由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在一个花园里开始的。中央公园地点适中，而且有许多地方可以坐下来休息。
18) 五四以后，写白话诗的风气颇盛。我曾说过，一个青年，到了“怨黄莺儿作对，怪粉蝶儿成双”的时候，只要会说白话，好像就可以写白话诗。我的第一首情诗，题为《荷花池畔》，发表在《创造》季刊，记得是第四期，成仿吾还不客气的改了几个字。诗没有什么内容，只是一团浪漫的忧郁。荷花池是清华园里惟一的风景区，有池有山有树有石栏，我在课余最喜欢独自一个在这里徘徊。诗共八节，节四行，居然还凑上了自以为是的韵。
19) 我们的船是泊在岸边竹林之下，船逼近竹树，竹叶飘飘打在船篷上。我躺在船上，盖着一条毡子，竹叶摇曳，只离我头上五六尺。那船家经过一天的劳苦，在那凉夜之中坐在船尾放心休息，口衔烟管，吞吐自如。其时沉沉夜色，远景晦冥，隐若可辨，宛如一幅绝美绝妙的图画。对岸船上高悬纸灯，水上灯光，掩映可见，而喧闹人声亦一一可闻。时则有人吹起箫来，箫声随着水上的微波乘风送至，如怨如诉，悲凉欲绝，但奇怪得很，却令人神宁意恬。我的船家，正在津津有味地讲慈禧太后幼年的故事，此情此景，乐何如之!美何如之!那时，我愿以摄影快镜拍照永留记忆中，我对自己说：“我在这一幅天然图画之中，年方十二三岁，对着如此美景，如此良夜;将来在年长之时回忆此时，岂不充满美感么?”
20) 我常幻想着“风雨故人来”的境界，在风飒飒雨霏霏的时候，心情枯寂百无聊赖，忽然有客款扉，把握言欢，莫逆于心。
21) 君子之交淡若水，因为淡所以不腻，才能持久。“与朋友交，久而敬之。”敬就是保持距离，也就是防止过分的亲昵。
22) 常听人说：“若要一天不得安，请客;若要一年不得安，盖房;若一辈子不得安，娶姨太太。”
23) 叔本华的哲学是：痛苦是积极的实在的东西，幸福快乐是消极的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所谓快乐幸福乃是解除痛苦之谓。没有痛苦便是幸福。
24) 你走我不会去送你，你来，不管风雨再大，我也会去接你。
25) 人在有闲的时候，才最像是一个人。手脚相当闲，头脑才能相当地忙起来。
26) 海棠的风姿艳质，于群芳之中颇为突出。
27) 一个时候，只能骂一个人，或一种人，或一派人。决不宜多树敌。所以骂人的时候，万勿连累旁人，集市必须牵连多人，你也要表示友好，否则回骂之声纷至沓来，使你无从应付。
28) 你走，我不送，你来，无论多大风雨我都来接你。
29) 一个有道德勇气的人是可钦佩的，但是他也要有尊重法律的风度。
⑦ 梁实秋简介及作品简介 梁实秋简介及作品简介是什么
1、梁实秋，原籍浙江杭县（今杭州市），光绪二十八年腊月初八（1903年1月6日）生于北京。学名梁治华，字实秋，一度以秋郎、子佳为笔名。
2、1915年秋考入清华大学。在该校高等科求学期间开始写作。第一篇翻译小说《药商的妻》1920年9月发表于《清华周刊》增刊第6期。第一篇散文诗《荷水池畔》发表於1921年5月28日《晨报》第7版。1923年毕业後赴美留学，1926年回国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第二年到上海编辑《时事新报》副刊《青光》，同时与张禹九合编《苦茶》杂志。不久任暨南大学教授。
3、最初他崇尚浪漫主义，发表不少诗作。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时受新人文主义者白壁德影响较深。他的代表性论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1926年在《晨报副镌》发表，认为中国新文学存在浪漫主义混乱倾向，主张在理性指引下从普遍的人性出发进行文学创作。1930年，杨振声邀请他到青岛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1932年到天津编《益世报》幅刊《文学周刊》。1934年应聘任北京大学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1935年秋创办《自由评论》，先後主编过《世界日报》副刊《学文》和《北平晨报》副刊《文艺》。
4、七七事变，离家独身到後方。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到重庆编译馆主持翻译委员会并担任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常委，年底开始编辑《中央日报》副刊《平明》。抗战胜利後回北平任师大英语系教授。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学院(後改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後兼系主任，再後又兼文学院长。1961年起专任师大英语研究所教授。1966年退休。1987年11月3日病逝于台北。
5、40岁以後著力较多的是散文和翻译。散文代表作《雅舍小品》从1949年起20多年共出4辑。30年代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持续40载，到1970年完成了全集的翻译，计剧本37册，诗3册。晚年用7年时间完成百万言著作《英国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