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吴教授案例

A. 中国政法大学吴教授的案例是自杀还是他杀

。这要看收绑人是要求绑的还是不自愿的，接下来用的是男性特有生理反应，如果受害人不是自愿的并且不知情接下来的，属于他杀，如果是受害人自愿的收绑并要求别人这么做，属于自杀，

B. 男子疑遇微信医托事情始末真相是什么

7月26日，在昆明工作的武洪向澎湃质量报告投诉平反映，今年5月，一位自称在昆明军都339医院工作的女子“刘婷”，通过微信“附近的人”主动加他好友，随后以可以“交往”为名，让武洪先去昆明军都339医院体检，以保证“交往”前身体健康。

武洪告诉，6月14日至7月6日，他在“刘婷”陪同下，在昆明军都339医院进行了体检治疗，先后接受了一次包皮手术和十多次排毒治疗，总花费2.3万余元。

“6月28日，我发现不对劲，觉得她是医托，骗我去医院。”武洪称，整个治疗过程中，他曾多次约“刘婷”吃饭，均被拒绝，未与“刘婷”正式交往约会过;之后，“刘婷”从昆明军都339医院消失，武洪也无法再与“刘婷”取得联系。

7月30日，多次拨打昆明军都339医院负责人电话，接电话人员拒绝了采访：“我们现在在走医调委，具体的我们会走司法程序”。

昆明市盘龙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一名工作人员向表示，目前，昆明军都339医院已经派人办理了调解申请受理手续，但医调委尚未接触医患双方，具体情况尚不方便透露。

专注于医疗领域案件的律师刘晔则认为，该事已经涉嫌诈骗，构成犯罪，并且不排除是“刘婷”与医院合谋的犯罪。

武洪说，当“刘婷”让他去医院做体检时，他并没有怀疑“刘婷”是“医托”;直到6月28日，治疗费用越来越多，“刘婷”又屡次拒绝自己的吃饭、约会邀请，这让他开始怀疑，自己可能被骗了。

武洪称，每次在昆明军都339医院见到“刘婷”，“她都说忙，说想见她，来医院看她就行”;“6月25日前后，我有些怀疑，直接打电话给‘刘婷’，质疑她是不是医托，‘刘婷’说‘你要是这样说，我的工作就没法干了’”;遂交谈作罢。

6月28日，武洪前往昆明军都339医院进行治疗，最后一次在医院看见“刘婷”。7月2日，武洪再次前往昆明军都339医院接受理疗时，就再未见过“刘婷”;至7月9日，武洪被医院相关人士告知，“刘婷”已辞职。

而此间，武洪依然可以通过微信与“刘婷”联系，但对方似乎并不愿意再与武洪过多交谈。武洪称，7月12日，“刘婷”给他发了个“湖南省人民医院”的定位，称已回老家湖南长沙，随后便不再回复信息。

尝试给“刘婷”拨打电话，但对方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据武洪提供的两个“刘婷”的微信账号，其中一个账号显示“账号异常”;另一个账号正常状态，但添加好友后未获通过。

7月29日，武洪再次通过微信与“刘婷”联系，试图获得“刘婷”目前使用的联系电话，但被“刘婷”以涉及隐私拒绝提供;武洪尝试劝导“刘婷”前往公安部门自首，“你这样涉嫌网络医托诈骗了”，但“刘婷”一直未予回复，还微信“拉黑”武洪。

武洪粗略算了下，他与刘婷一共只见过3、4次面，都是在昆明军都339医院里。武洪称，7月初，两名自称在昆明军都339医院工作的女性，以“刘婷”同样的方式主动添加他为好友。

其中一位自称是昆明军都339医院护士“韩梦露”，相聊几句后，也提出见面要求，亦表示要让他去其工作的医院做个体检。武洪提及“刘婷”时，“韩梦露”称与之认识。

27日，当时为武洪诊断治疗的昆明军都339医院吴蒋向表示，“刘婷”确实曾在其医院工作，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现在已经离开。作为武洪后期的主治医生，吴蒋称，对武洪的所有治疗措施都是必要的，并不存在过度治疗的问题;至于每日1700元费用的计算，可以查询清单明细得知。

吴蒋还称，由于武洪多次给他打电话，要求帮忙调解与“刘婷”的感情问题，他觉得这些问题超出了作为医生的义务和解决范围，因此将事情报告给了上级领导。

公开资料显示，昆明军都339医院是一家民营的二级综合医院，成立于2012年10月19日，主要经营范围为内科等，法定代表人为吴必益，股东为自然人股东吴金金(出资25万)和企业法人昆明光达实业有限公司(出资475万)，注册资本500万人民币。

第4页 /(共4页)今年5月7日，昆明军都339医院曾因违反医疗卫生法律法规，被昆明市卫计委处罚。据昆明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网站6月8日发布的行政处罚公示显示，此次处罚内容为警告、罚款。

据武洪讲，7月19日，昆明军都339医院一名唐姓院长和一名吴姓院长曾出面与他进行谈判，表示可以退还部分医药费。但武洪要求对方要给予赔偿，并对“假治疗”给出一个说法。

之后，武洪曾就其遭遇向辖区派出所报警，但未获立案;武洪遂又向昆明市盘龙区医调委进行投诉。

7月27日，拨打昆明市盘龙区医调委电话，一名工作人员称，昆明军都339医院已派人办理了调解申请受理手续，但医调委尚未接触医患双方，所以不便透露详情。

29日，先后就此事致电前述昆明军都339医院负责人，接电话人员表示，这就是医疗纠纷，“我们现在在走医调委，具体的我们会走司法程序”。

对提出“网络医托”、“刘婷和韩梦露是否为医院职工”等质疑时，该人员表示，不接受电话采访。

法学专家、律师一致认为，武洪的遭遇已不是一起简单的医疗纠纷。

7月29日下午，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司法学院教授阮齐林告诉，过去的医托，多是把患者从一家医院介绍到另一家医院，而不是无中生有地让人看病。如果是把像武洪一样的、没有求医必要的人，找来看病、治病，其中便存在编造的环节。

“如果是编造的话，我认为应该可以算是诈骗。”阮齐林表示。

专注于医疗领域案件的律师刘晔也认为，这件事已经涉嫌诈骗犯罪，并且不排除是“刘婷”与医院合谋的犯罪。

刘晔告诉，武洪在认识“刘婷”之前，并没有男性专科方面的就诊需求;“刘婷”作为一个陌生人，主动通过微信认识到武洪，打着交往的名义使武洪相信自己，最终导致武洪财产上的损失，且数额较大。“可见其目的很可能从一开始就不单纯，这样看来，该事件已不仅是医疗纠纷或民事欺诈，而是刑事诈骗”。

刘晔补充说，现在武洪也可以再到其他医院去检查，对比军都339医院的检验报告和新的检验报告，请医学专家评判所接受的治疗是真的有效，是否从一开始就把没病当成有病治。

与此同时，阮齐林认为，如何证明当事人体检结果的真实性，以及是否需要治疗是值得商榷的地方。

著名律师周泽也向表示，不排除此事有涉嫌诈骗的可能性，但能否证明院方与“刘婷”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行为，是判断诈骗与否的关键所在。

刘晔提到，由于此事不仅是医疗纠纷，因此已经超过医调委的处理范围。武洪应该选择报警维权，看公安部门能否立案。

周泽建议，即使不构成诈骗犯罪，武洪也可以以民事欺诈提起诉讼，要求院方退还医药费。

据刘晔律师介绍，如果构成诈骗，那么指使“刘婷”的人，以及“刘婷”本人都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当事人的主治医生也要视其知情程度量刑。

29日，武洪向透露，7月28日下午，前述唐院长和吴院长等一行人来到他工作地点，继续提出可以到医院内私了，并退还其所有医药费。武洪称，他拒绝了院方提议，坚持要走医调委安排的调解流程。

调解工作将于7月31日在盘龙区医调委进行。

C. 中国政法大学弑师案的当事人

程春明 （受害人）：1965年出生，男性，汉族，中国致公党党员，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曾留学法国12年，风度翩翩，具有法兰西的浪漫主义色彩。研究领域：法学理论、法国法、比较法。发表论文及著作近50篇。回国后任教于中国政法大学，以其独特的浪漫性情成为政法大学学生缘最好的教师之一。妻子正怀孕。付成励（杀人者）：22岁，男性，政法大学2005级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在读学生，曾任学校社团干部，负责为公益活动拉赞助。工作能力很强，性格开朗。这和学校所说的“性格内向，成绩和表现一般”有很大的出入。陈玲（有些媒体称黄某）：女性，2006级保送研究生，漂亮、文静。这位神秘的人物没有更多介绍，也没有照片等。

D. 中国政法大学弑师案从道德和法律方面分析这个案例

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行政判决书
（2000）第57号的一锤定音聊天线
上诉人（原审原告）：姚华平，男，出生于8月1962年，汉族，小学教育，农民生活在冠县清水镇姚幸村。
律师：格润民，东昌府区律师事务所法律工作者。
律师：邢天华，职业同上。
被上诉人（第一被告），冠县清水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岳齐翔，镇镇长。
律师：闫如亏冠县清水司法机关的董事的的
上诉人姚平由于V的农业行政执法的情况下，拒绝接受冠行初字第161号行政判决书关县人民法院（1999），法院提出上诉。法院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的情况下已经被听见了。
关县人民法院的案件中发现：1998年5月初农历被告冠县清水镇人民政府拒绝支付原告平遥农业夏征费的理由，强行扣留的拖拉机由原告姚村杜学功家，有没有法律依据，其行政行为，法院将不支持。原告平遥诉工具箱现金10,000元，没有发现证据，法院不予受理。关县人民的法院在1999年12月22日按照文章54（B）的行政程序法，人民共和国的中国（3，4）的规定，并判断：第一，的被告冠县清水镇人民的政府扣押了原告瑶族华水平拖拉机强制性的行政行为，限制了被告冠县清水镇人民的政府五天内的效果，这个判决原告姚华平拖拉机返回后，驳回其他索赔的原告平遥。案件受理费400元，负担被告冠县清水镇人民政府的政府。
上诉人姚华平一审判决对初字第161号关县人民法院（1999）冠行行政判决书确定的事实是清楚的，理由上诉的决定是错误的，请求法院予以修订依法。
呼吁冠县清水镇人民政府答辩，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的，判决正确按照法律规定，二审法院维持。
医院冠县清水镇人民政府的第一个实例，质证，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进行了审查。的主要证据，政府被上诉人清水镇：1，李丰美调查的记录; 2，李春玲的证词; 3调查杜吉峰成绩单; 4调查李Chunze成绩单提交的，上述证据证明了上诉人的姚萍拖拉机工具中没有现金。调查隶书玲，陈任享誊本;调查范裕陵成绩单证明上诉人姚杜学功家的拖拉机被拘留。证据异议
上诉人姚冠县清水镇人民政府被上诉人的代理人的水平，并提交下列证据：1，杜学功的谈话成绩单; 2，许峰询问笔录; 3，杜悦的人的证词。上述证据表明，员工被上诉人冠县清水镇人民政府1998年5月1日，由上诉人姚明的杜学功家的拖拉机，强行扣留不支付守住拖拉机。
法院：被上诉人冠县清水镇人民政府于1998年5月1日月球农业夏天的征收理由，拒绝支付上诉人姚萍强行扣留，由上诉人姚拖拉机回家，杜学功的事实，可以被识别。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行政行为，即属违法，法院不支持，被上诉人应退还扣押的拖拉机。上诉人姚萍诉拖拉机工具箱现金10,000元，有充足的证据未能提供其要求的原因，返回的水镇政府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按照段第61条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判断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第一，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每支付100元，分别被上诉人冠县人民政府和上诉人姚萍的。
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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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张玉录得的
判断：薛振第一
审判员：“岭
6月3日，2000年
代文员：杜克大学的法律

E. 吴汉东的学术观点

综述
经过二十多年的学术探索与追求，吴汉东教授在知识产权法和民商法领域均作了诸多开拓性的研究，在不少问题上为后来者奠定了研究的基础，开拓了研究的视野，特别是在知识产权基础理论、无形财产权理论、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等方面的研究，始终处于学术前沿。
知识产权基础理论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吴汉东教授先后在《法学研究》、《法学评论》、《中国法学》等刊物上发表一系列文章，首次提出了知识产权理论范畴，对知识产权基础理论进行体系化研究，其观点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
（一）知识产权的本体、主体、客体制度
吴汉东教授认为知识产权的客体是一种没有形体的精神财富，客体的非物质性是知识产权的本质属性所在，也是该项权利与财产所有权的最根本的区别。对于这一新型权利，在理论上难以采用罗马法以来的物权学说加以阐释，在立法上，也不能简单搬用有形财产的权利保护方法。基于平等精神，知识产权主体制度在原始取得、继受取得及国民待遇方面有别于一般民事主体制度。此外，吴汉东教授倡导在知识产权法领域建立知识产品范畴，以概括科学、技术、文化等精神领域的各类权利客体。同时，他对前苏联法学家将此类客体统称为“创作活动的成果”与我国法学家关于“智力成果”的传统说法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并以比利时法学家皮卡弟的学说为基础，对知识产品的概念、特征与分类进行了描述、说明与概括，认为其种类主要有创造性成果、经营性标记与经营性资信。
（二）知识产权的法律定位
吴汉东教授对知识产权法进行了细致的定位分析，探讨了知识产权法与民法的关系，认为知识产权是民法对知识形态的无形财产法律化、权利化的结果，属于民事权利的范畴。通过对各国立法体例的考察，他认为在立法史上，凡是范式民法典都没有知识产权编，凡是规定知识产权编的民法典都不是范式。他指出，当代知识产权法是一个综合性、开放式，且最具创新活力的法律规范体系，但是考虑到现代知识产权法含有程序法及公法的规范内容以及其权利范畴不断变动、发展的状况，因此该类制度可单行立法，采取民事特别法的体例较为适宜，而不必整体纳入民法典。吴教授认为，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宜在民法典作原则规定，但同时保留民事特别法的体例。
（三）知识产权的基本属性
关于知识产权的基本属性问题，我国理论界一直未予足够的关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教科书及相关著述，多将知识产权表述为一体两权，即认为知识产权具有财产权与人身权的双重属性；90年代的知识产权学说，一般从民事权利体系出发，将知识产权区别于财产所有权，对其作出无形财产权的定性分析。但是，关于知识产权的这种认知仍是不完整的。吴汉东教授以《知识产权协议》与《世界人权宣言》为依据，以经典学说观点为参照，从历史考察与现状分析的角度，提出知识产权的私权与人权属性。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在序言中宣示“知识产权为私权”。在诸多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中，《知识产权协议》第一次明确界定了知识产权的本质属性，即以私权名义强调知识财产私有的法律形式。以《世界人权宣言》为代表的主要国际人权公约都赋予了知识产权的人权意义。这种权利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创造者对自己的智力创造成果所享有的权利，其次是社会公众分享智力创造活动所带来利益的权利。吴教授认为这一规定揭示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均衡保护思想，即知识财产独占权的保护与知识财产利益的合理分享，它们构成了现代知识产权法的完整内容。
吴教授主张，私权与人权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就人权体系而言，私人财产权即是人权的基础性权利；就知识产权本身而言，它既具有私权属性，同时又直接构成基本人权的内容。在私权与人权的统一范畴中理性把握与认知知识产权，有助于全面考察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价值理念和社会功能。
无形财产权理论
在现代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的推动下，非物质财富成为社会重要的财产类型，非物质财产的法律制度处于不断的变革之中。吴汉东教授先后在《法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撰文提出无形财产权制度的基本理论问题，并在《无形财产权制度研究》一书中作了详细的阐述和论证，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
（一） 无形财产权基础理论
财产是民事权利的重要客体，是社会经济运动的基础，吴汉东教授认真考察了财产制度从古罗马到现代的萌生及发展变革的过程，着重探讨了当代无形财产权制度的四大发展和变化：传统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不断扩大；新型知识财产陆续出现；经营标记的财产价值日益受到重视；商业秘密与反不正当竞争纳入知识产权体系。
物、财产以至无形财产在我国法学及经济学著述中被经常使用,且多在转换意义中使用,因此,学者们多存歧义。吴汉东教授就财产与物这对术语作了仔细的辨析，指出在概念的内涵上（即权利的对象性），财产与物具有客体的同样意义；而在外延上（即客体的指向范围），财产与物所包容的要素并不是等同的；物为一切财产关系最基本的要素，是所有权以及其他物权之客体，因此对物的概念不宜作过于狭义的解释。吴汉东教授并不赞同将智力创造性成果概称为无体物，剖析了作为客体的财产权利是一种制度产品，而作为客体的智力成果是一种精神产品。在对知识财产、无形财产与知识产品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吴汉东教授认为知识产品不仅概括了知识形态产品的本质涵义，明显地表现出客体的非物质性。而且它突出了在商品生产条件下的商品属性和财产性质，因而应将知识产权的客体表述为知识产品，而不是物或智力成果。
作为近代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无形财产权是有别于传统财产权的一项新型民事权利，因而难以采用罗马法以来的物权理论加以阐释。吴汉东教授以民法学理论为基础，对无形财产权的本体、主体、客体制度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指出客体的非物质是无形财产权的本质属性所在，也是该项权利与传统意义的所有权的最根本区别。他概括了无形财产主体制度的三大重要特征：一是无形产权的原始取得，从创造的身份资格为基础，以国家认可或授予为条件，二是无形财产权的继承取得，往往是不完全取得或有限制取得，从而产生数个权利主体对同一知识产品分享利益的情形，三是无形财产权制度对外国人的主体资格，主要奉行“有条件的国民待遇原则”，以有别于一般财产权法所采取的“有限制国民待遇原则”。
通过对无形财产权的利用、限制、保护、管理、经济分析以及它与反不正当竞争之间的关系等等多角度、全方位的分析，吴教授成功地构筑起无形财产权的基础理论体系。
（二） 无形财产权具体制度
吴汉东教授认为，以知识产权名义统领下的各项权利，并非都是来自知识领域，亦非都是基于智力成果而产生，“知识”一词似乎是名不副实。从权利本源来看,主要发生于智力创造活动与工商经营活动；从权利对象来看,则由创造性知识及商业性标记、信誉所构成。因此,“知识产权”一词在众多无形财产面前已显得力不从心。由于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财富形态的变化，财产越来越多地变为“无形的”和“非物质的”，因而应当对传统上并不被认为是财产或财产权利的权利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和保护。有鉴于此，吴教授主张，在民法学研究中，建立一个大于知识产权范围的无形财产权体系，以包容一切基于非物质形态（包括知识经验形态、经营标记形态、商业资信形态）所产生的权利。具体包括：
1、创造性成果权。包括著作权（含著作邻接权、计算机软件权）、专利权（含发明专利权、实用新型专利权、外观设计专利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商业秘密权（含技术秘密权、经营秘密权）、植物新品种权等。
2、经营性标记权。包括商标权（含服务商标权）、商号权、原产地标记权、其他与制止不正当竞争有关的识别性标记权。
3、经营性资信权。包括形象权、商誉权、信用权、特许经营权。商业人格利益泛指经营领域中诸如商誉、信用、形象等各种资信。资信类财产本身不具有外在的形体，其无体性指向的是一种商业人格利益。这种商业人格利益在产权制度创新的过程中，被赋予无形财产权基本品格。
吴教授对商誉权、信用权和形象权提出了新颖的见解，他认为，商誉是一种非物质形态的特殊财产，由此所生之权利当为财产权。商誉权虽然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但与传统的知识产权相比，又具有非确定的地域性、非法定的时间性、非恒定的专有性等显著特征，并建议在我国民法中规定商誉权为一项独立的知识产权，并采取直接保护的方式，即直接确认商誉权及其侵权责任；吴教授通过信用制度的历史考察，从经济学与法学的角度分析了信用的语义，并将其界定为偿债能力的社会评价，他认为在民事权利体系中，信用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资信利益，是一种与所有权、债权、知识产权与人身权相区别的无形财产权，并建议在民事立法中确认信用权的独立地位。吴教授关注到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知识形象的某些特征具有“第二次开发利用”的价值。这种利用的目的，并不局限于该形象的知名度与创造性本身，而在于该形象与特定商品的结合而对消费者带来的良好影响，这即是“形象的商品化”。知名形象在商品化过程中，产生一种特殊的私权形态，它已不是人格意义上的一般形象权，而是具有财产价值的（商品化）形象权。形象权与知识产权关联性极大，但真实形象不是著作权的保护对象，虚构形象也不完全符合专利权、商标权的保护条件，形象权是一项独立的无形财产权。
财产权体系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新的财产权类型不断涌现，旧的财产权制度渐次嬗变，从而对传统的私法制度带来重大的冲击，也给民法学界如何重新构建财产权体系提供了认真反思的空间。吴汉东教授在总结无形财产权理论的基础上，主张对当代财产权体系作出新的安排，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一）财产权类型扩张与制度变革
财产权、人身权的两分法以及物权、债权的二元结构，是传统财产制度体系构建的基本范畴。吴汉东教授精辟地指出，尽管财产权的基本分类与体系构建的一般理论有着其合理意义，但也不能将其看作僵化的分析模式，因而应当适应财产权类型扩张的时代需求，对财产权制度进行创新与变革。
他关注到由于所有权各项权能的分离,产生了与所有权迥异的财产权――股权与信托权；考察了在客体物利用途径不断扩展的情况下,他物权制度得以重新规制,出现了环境物权、区分地上权和空间役权等等新型用益物权；把握到债权的“物权化”与“证券化”使得物权与债权的界限日益模糊,租赁权与票据权利由此具有了新的法律属性;分析了知识形态的各种新财产不断涌现,从而导致现代知识产权体系不断扩充;探讨了一般人格利益向商业人格利益的逐渐演变,从而在现代法的框架下构建了与传统人格权有别的商事人格权。
（二）财产权体系的理论建构
吴教授认为，在进行财产权的法律构造时，既要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又要注重内在逻辑的联结关系，即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在构建财产权体系时可以遵循大陆法系的传统，继续采用物权、债权的称谓，但不必坚执所有权绝对中心的理念，也无须恪守物权、债权的二元结构。现代的财产权体系，应是一个开放的制度体系、多元的权利范畴。
他主张，我国的财产权体系包括以下三个部分，即是以所有权为核心的有形财产权制度、以知识产权为主体的无形财产权制度、以债权、继承权等为内容的其他财产权制度。在有形财产权范畴中，除所有权外，还应包括土地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空间利用权、典权、居住权、相邻权以及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等担保物权；在无形财产权范畴中，除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商号权、地理标记权、植物新品种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商业秘密权等知识产权外，还应包括商誉权、信用权、形象权、特许经营权等非物质性权利。其他财产权包括债权、继承权以及一些具有独立意义的财产权，如股权、信托权、票据权利等。该类权利有些是请求性财产权，有些则是兼具物权、债权属性的特别财产权。
（三）财产权立法与民法典编纂
自罗马法以来，经过众多立法者和法学家的培育，财产权制度已经形成成熟的概念构成，并产生了具有不同风格的制度体系。吴教授认为，我国的财产权立法，必须采取融经验与理论于一体的建构方法，遵循严格的逻辑概念与体系要求，将各类财产权制度整合于民法典的框架中。
大陆法系有两种民法典编撰模式，即法学阶梯式与潘德克吞式，它们关于财产权体系的构建，在19世纪的范式民法典中作了十分经典的表现，但是，它们各有其弊端。吴教授认为，我国未来的民法典可以考虑借鉴20世纪的范式民法典——荷兰新民法典的做法，设置一个财产法或财产权总则。他主张首先应当对财产进行定义，为建构开放的财产权体系提供基本的概念构成；其次，规定“物权一般规则”，以抽象、概括不动产物权和动产物权、所有权与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共同适用的总则规范；第三，规定“债权一般规则”，以统领单独设编的合同法和侵权法，并涵盖不能另行归类的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第四，规定“知识产权一般规则”，既解决知识产权制度“入典”的问题，又能保留其民事特别法的单行体例。吴教授认为，到目前为止，民法典不专编系统规定知识产权，已为多数学者为共识。知识产权制度虽不平行移植入民法典，但在民法典中做出一般规定依然是有必要的；最后规定其他财产权，以包容物权、知识产权、债权、继承权等未能涉及的其他财产权利。
知识产权的发展战略
在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后，吴汉东教授就审时度势地指出知识产权战略是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是中国实施市场竞争的战略重点，是中国进行对外贸易的战略举措，成为当时最早提出战略的学者之一。新国际贸易体制的形成，新技术革命的产生以及新民事立法浪潮的出现，都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与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他指出知识产权法应当不断修改完善，顺应历史潮流，逐渐步入国际化、现代化与法典化的战略发展道路。
吴汉东教授指出，知识产权制度的国际化特征表现了这一制度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则在全球范围的普适性。但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国际化，并不等于在保护内容、保护标准、保护水平等方面的全球法律规范的统一化。按照“最低限度保护”原则，各国立法提供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得低于国际公约规定的标准，这即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国际化的一般要求。中国既是一个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在知识产权制度国际化的进程中应当针对我国发展的不同阶段而规定不同的战略措施；既要考虑现实利益，又要具有超前眼光；既要遵循国际公约规定，保护外国的高新技术，也要推动国际合作，保护本国的传统知识。
他认为，知识产权制度的现代化特征，表现这一制度与时俱进的时代性。知识产权法从其兴起到现在只有三、四百年的时间，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法律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相互作用、相互创新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讲，各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差异，实质上反映了国家间科技、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因此，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必须保持其时代先进性，即通过法律制度的现代化去推动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立法体例的选择，不仅是一种法律传统、法律文化的偏好，而且涉及立法技巧、立法规则的运用，还应受制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等因素的影响。基于各国立法例的历史考察与现状分析，以及对于知识产权制度定位的认识，吴教授认为，无论何时采取何种途径，法典化将是中国知识产权立法的必由之路。
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吴汉东教授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率先对著作权领域的重大难题——合理使用制度作出了系统、具体的深入研究，成为我国知识产权学界首位对合理使用制度进行专题性研究的学者。他以民法学理论为基础，综合运用法历史学、法哲学、法经济学、比较法学、宪法学等研究方法，对合理使用制度进行多维度的分析和研究，并且兼顾了实践性的应对策略探索。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一书，得到学界的高度称誉。
（一）合理使用制度的交叉学科研究
追求方法创新、理论创新一直是吴汉东教授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学术要求。他从其发展历史的探索、哲学基石的构建、经济品性的透视等研究入手，清晰地勾勒出合理使用制度的理论框架，动态地反映出合理使用制度的基本内容，全景地体现出合理使用制度的多学科研究轨迹。
吴教授认真发掘出合理使用制度创设的立法动因——平衡精神，探讨了该制度从判例法到成文法的创制历史；将价值法学理论首次导入合理使用制度之中，赋予其哲学意义；剖析了合理使用制度的法律价值——“理性的公平正义原则”，指出该原则是由公平性、平等性、公益性、合理性诸原则构成，并且得出了结论：“合理使用的价值目标，在于协调创作者、传播者、使用者三者的利益关系，通过均衡保护的途径，促进文化、科学事业发展”；将经济分析纳入著作权研究也是吴教授研究方法创新的大胆探索，他指出，在合理使用领域，效益价值与正义价值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信息——公共产品理论表明，著作权的设定使得信息的产生者通过市场交易得到成本补偿；而根据不相容使用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构建合理使用制度的目的，在于合理划分创作者和使用者的权利区域，减少额外交易成本，实现信息资源优化配置的良好效益。同时，吴教授采用帕累托标准、市场均衡状态、成本——收益模型等理论，概括和描述了合理使用诸规则即正当使用、公平诚信使用、有限使用规则的经济品格。
（二）合理使用制度的宪法学研究
吴教授开拓性地将宪法学探讨导入合理使用制度的研究，他认为，合理使用与公民宪法权利紧密关联，是公众利用作品进行信息交流与传播的法律形式，是公民实现表现自由权利的基本条件。他发现，西方国家在相关问题的立法和司法上呈现出两大趋势：一是对新闻作品进行有限的权利保护，从而造成合理使用的阻滞；二是赋予合理使用以准宪法权利的意义，对合理使用所涉及的权益以优先保护。通过探讨合理使用制度的私法基础，也凸现出吴教授对该问题研究的崭新视角。
（三）合理使用制度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合理使用相关制度的比较分析，吴教授在内涵上准确界定了合理使用制度的法律定位。他对合理使用中合理性判断标准的悉心研究，进一步为合理使用制度的确立和构建提供理论上的标准，从而找到了合理使用中这一最为艰深的难题的基本解决途径。此外，吴教授还前瞻性地探讨了现代传播技术对合理使用制度的影响，具有理论开拓意义和实用参考价值。

F. 中国政法大学有哪些教授的课是必须要去蹭的

中国政法大学有哪些教授的课是必须要去蹭的？

法大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国内一流的法学强校，那么作为法学强校，它到底强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课程设置，对于法学的基础课程，如民法，刑法，刑诉，民诉，法理学原理开课老师数量众多，并且在本领域内都是一流的学者。举例来说，民法学的刘家安，李永军，吴香香，刘保玉等中年学者，以及最近从外国留学回来的一批优秀的青年学者都直接给本科生授课，用我们刑法学老师徐久生老师的话来说就是：“你们随便去一个学校看看，哪个学校有我们这么多教授直接给本科生教课”。作为对比，可能别的一些法学院，虽然也有非常优秀的老师，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可能一个法学院一共只有200~300人左右，而法大的法学专业人数在1600人左右，从学生数量上考虑，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师资力量。其次一些别的部门法如破产法，保险法，税法等小法，从我们学校的开设情况来看是比较全面的，至少能满足一些同学的特别需要，这个也是一大优势。

民法：

吴香香

吴香香老师的每堂课都是一节推理游戏，带你去深入探究每个法条，每个知识点背后的逻辑与原理，然后PPT虽然给的非常简介但是其实是把关键词全部列举出来，这样通过对关键词的掌握也是把整个知识体系串起来，无论是对整个体系性把握抑或是对细节的理解都非常有帮助！

G. 【收集一则与学生有关的法律案例并进行评论】。跪求啊

药家鑫事件案例分析
一、 案情陈述：2010年10月20日23时许，被告人药家鑫驾驶红色雪佛兰小轿车从西安外国语学院长安校区返回西安，当行驶至西北大学长安校区西围墙外时，撞上前方同向骑电动车的张妙，后药家鑫下车查看，发现张妙倒地呻吟，因怕张妙看到其车牌号，以后找麻烦，便产生杀人灭口之恶念，遂从随身背包中取出一把尖刀，上前对倒地的被害人张妙连捅数刀，致张妙当场死亡。杀人后，被告人药家鑫驾车逃离现场，当车行至翰林路郭南村口时再次将两行人撞伤，后交警大队郭杜中队将肇事车辆暂扣待处理。2010年10月23日，被告人药家鑫在其父母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经法医鉴定：死者张妙系胸部锐器刺创致主动脉、上腔静脉破裂大出血而死亡。
二、案情分析：
药家鑫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一开始，药家鑫开车撞上张某导致其轻伤是交通肇事罪，但得知被害人受伤情况下，下车向受害人连刺数刀致死的行为构成了故意杀人罪。分析如下：首先，主观方面，主观上处于故意，故意的内容是剥夺他人生命。药家鑫肇事后在被害人受伤倒地尚未昏迷之前，因害怕被害人记下他的车牌号，带刀下车就是准备杀人，刑法里这叫做犯罪预备。这是当然的主观恶性，并且是预谋，有计划的，明显是属于直接故意杀人。其次，客观方面，药家鑫实施了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最后，主题方面，根据《刑法》第17条的规定，已满14周岁的自然人即可成为故意杀人罪的主体，药家鑫已有22岁，所以构成故意杀人罪。
最后，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案件争论点：
1、关于自首情节的认定。《刑法》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属于自首。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药家鑫杀人逃逸以后，并没有在案发当天（10月21号）去公安机关自首，而是在10月23号被父母送到公安机关。但公诉人会认定是自首，原因是，自首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但不是应当，意味着也可以不从轻处罚。本案中药家鑫自首情节成立，但行为性质恶劣，发生了死亡的后果，所以并不考虑减轻量刑。
2、关于激情杀人的否定。首先激情杀人的定义是：与预谋杀人相对应，即本无任何杀人故意，但在被害人的刺激、挑逗下而失去理智，失控而将他人杀死。药家鑫肇事后带到下车杀人的行为具有杀人故意，所以不能将之视为激情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法天就发微博说，“我认为‘激情杀人’之辩在本案中并不构成，药家鑫是典型的杀人灭口，定罪无疑。但在量刑上，旁观者无发言权，是否判死刑应当由法院来定”。

经验和金钱都是好东西，楼主一定要采纳！！！

H. 转自中国政法大学吴教授案例，此图是自杀，还是他杀

是他杀，我根本就没看到图，明显被他杀了，所以没了

I. 中国政法大学吴教授的案例是自杀还是他杀

首先看被绑人是要求被绑绑的还是不自愿的，接下来用的是男性特有生理反专应，如果受害人不是属自愿的并且不知情接下来的，属于他杀，如果是受害人自愿的收绑并要求别人这么做，属于自杀，而绑该名男子的人构成非预某杀人罪，至于女的则在知道裸体情况下可能导致该名男子死亡的情况下，还裸体出现，处故意杀人罪。

J. 中国政法大学的知名校友有哪些

1、学界校友：
郑成思、贺卫方、王人博、王保树、陈瑞华、江平、陈光中、张晋藩、李德顺、应松年、王名扬、潘汉典钱端升、胡建淼、王裕国、陈明华
2、政界校友（在职）：
热地全国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政法干校毕业
沈德咏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法大研究生院诉讼法专业毕业
张耕最高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北京政法学院法学基础理论专业毕业
王秀红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鲍绍坤中央政法委副秘书
沈春耀全国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法大研究生院国际法专业毕业
王胜明全国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
朗胜全国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
赵大程司法部副法律系本科毕业
陈训秋司法部副
郝明金监察部副
赵岸青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纪检组长
强卫青海省省委中央政法干部管理学院毕业
袁纯清山西省省委法大研究生院学专业毕业
1、中国政法大学简称法大、政法大学。是一所以法学为特色和优势，兼有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的学科协调发展的中央部属高校。
2、是国家“211工程”、“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重点建设大学、首批入选“2011计划”高校。同时为国家111计划立项建设的全国重点大学。学校是全国唯一拥有法治建设与人才培养基地的高校，是中国最著名的法律、学院校，被誉为“中国法学的最高学府”。
3、学校位于首都北京市，现有海淀区学院路和昌平区府学路两个校区。其中，学院路校区是学校的研究生院所在地，昌平校区是本科生、中欧法学院所在地。
4、中国政法大学是中央部属高校，一所以法学为主体，兼有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为全国75所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