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授张炯

❶ 张炯的介绍

张炯，福建福安人，中共党员。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1948年参加中共福州市城工部地下工作，历任闽浙赣人民游击队二纵三支队政治委员，解放军第十兵团、福建军区司令部干部，北京大学年级学生会主席，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红旗》杂志文化组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主任、主任、副研究员，《文学评论》副主编、主编，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员。

❷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的发展历程

近年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迅猛发展，走综合性大学的道路已成为高校发展的必然趋势。湖南大学领导高瞻远瞩，周密计划，果断决策，很快设置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并于2001年招收了第一届本科生共72人，被中断了近50年的传统重新接续起来。它传达给人们的，是湖南大学重振传统文科的决心与信心，是令人振奋的希望与号角。
在湖南大学各级领导和职能部门的关怀与支持下，在全体教师的共同努力下，“汉语言文学”专业设置一年多来，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立“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的条件业已基本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学校领导经过反复研究和论证，决定于2002年10月31日正式挂牌成立，并特聘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张炯教授担任湖南大学文学院的首任院长。

❸ 中国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差异性

参考

张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总格局下，各个民族的独特文化传统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在经济全球化、各民族相互依存相互交流不断加速的现代化过程中，文化不断拓新，既守护和继承传统又背离传统、走向现代的双向逆反运动，正构成当今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演变的一大奇观。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实际反映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深刻规律。

文化是人类智慧和劳动创造的产物，也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自己的主观世界的产物。广义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狭义的文化仅指精神文化，它涵盖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道德伦理、政法制度、文物典章、宗教信仰、哲学美学和风俗习惯等。在古代，由于交通的隔绝和交往的罕少，人群依氏族、部落分居各地，其后逐渐融合为较大的民族。他们创造了自己的语言文字，相应也创造了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形成了自己的共同的心理状态和共同的风俗习惯，以及种种共同的规章制度，从他们的生存方式包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还升华出他们的宗教、哲学、美学和科学技术。精神文化又可分为带社会意识形态性的文化，如政法制度、道德伦理、宗教哲学和大部分文学艺术等，它们因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动而或迟或早地产生相应的变动；另一类是不带社会意识形态性的文化，如语言文字、科学技术和相当部分的风俗习惯与部分文学艺术（像音乐、舞蹈、美术、雕塑、建筑、杂技、书法及文学中的山水诗、爱情诗中的很大部分），它们虽也因时代的前进而有所变化，却不随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文学艺术由于能够为后人继续提供审美的魅力，往往具有更恒久的生命力。在讨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时，注意到上述两类文化的区分是很重要的。因为后者的传统比前者更为稳固。其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更多表现为文化积累中的并存状态。而前者在文化发展中则更多表现为现代文化对于传统文化的扬弃与超越。

一般来说，传统文化是在不断创造中形成的，又是在不断创造中被突破和创新而走向现代的。在这过程中，滞后的文化总要被先进的文化所取代，古老的传统总会在现代的竞争中被刷新。在一定意义上，现代化就是先进化。这种先进性是在历史纵向与全球横向的双重比较中被识别和确定的。普列哈诺夫当年谈到世界各国文学的相互影响时曾指出，后进的民族的文学总是向先进的民族的文学学习。例如俄罗斯文学曾向法国文学学习。而当时欧洲的文学却很少向非洲的文学学习。实际上整个文化的推陈出新的过程中，后进的民族和国家也总是向先进的民族和国家学习的。我国的历史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中华民族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我们的祖先曾创造过辉煌灿烂的文化。在古代的东亚文化圈中，日本曾长期向中国的先进文化学习；而到了近代，我国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和闭关锁国的错误政策，使我们的文化落后了。从而产生了民族生存的深刻危机，被列强所宰割所欺凌。于是从鸦片战争之后，一代又一代有识之士，从魏源、林则徐介绍世界各国的风土地理，洪秀全、洪仁玕撰著《资政新编》，曾国藩、张之洞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可以说，我们从文化的各个层面都一步步向西方的先进国家学习。日本由于先向西方学习，它的文化曾比中国先进，所以中国也从对日本文化的学习中获得许多益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更表明我国文化大规模地向现代化迈进。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之接受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正是这种现代化选择的重要部分。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现代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使国家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包括文化的深刻而广泛的变化。这都说明现代文化的建设或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向外国外民族先进文化学习的重要性。

但是每个国家和民族的传统文化总有自己的优长，而且这种传统文化还是特定国家和民族存在的历史标志，也是发展现代文化的前进基础。忽视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也是不对的。我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并非没有曲折。“五四”时代提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就包含彻底否定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意思。“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砸烂封资修黑货”，更把前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各国创造的传统文化不问青红皂白都一概否定了。以致一次曾产生新文化建设中的“全盘西化”的倾向，后一次则产生了类似当年苏联存在过的“无产阶级文化派”那种幼稚倾向：妄图在空白平地上去创造新文化。实践表明，这些倾向都是错误的，导致文化传统在一两代人中出现断裂，使我们的文化建设走了很大的弯路，。其实，传统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在文化“推陈出新”、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如毛泽东早就说过的，我们应该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实际上，传统文化有的不仅过时，而且腐朽有害，必须坚决淘汰；有的至今仍然有用，必须加以继承，吸纳进新的文化中来；还有的虽然旧了，虽不能构成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却可作为先人所创造的传统文化的历史标志，为体现文化积累的展现，仍然需要加以维护和保存。文学艺术中的情况也如此。如我国传统的戏曲，那些宣扬封建迷信和荒淫色情的，就要淘汰；有些翻新的剧目，具有积极的思想内容和有所创新的传统艺术形式，就可纳为社会主义戏剧的一部分；还有许多传统优秀剧目和技艺作为祖先的创造，就要作为“国粹”加以保存，即使将来没有多少观众。“五四”后有人对传统“京剧”一律骂倒；“文化大革命”中对旧的戏曲剧目一律禁演，都是对传统文化缺乏分析的错误做法。这个教训，今天一定要很好吸取。

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对于我国今天正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十分重要的。这种文化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我们认为，这样的文化体现着当代文化的先进方向。因此，在今天，我们既要十分重视在批判地继承的基础上去保存和发扬我国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又要十分虚心地继续向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中的一切先进的东西学习，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需要，去创造能够引导未来的的、符合科学规律的、富于民族特色的、又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需求并提升他们整体素质的文化。也就是说，我们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把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统一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仍然需要继续反对全盘否定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和“全盘西化”的倾向，同时我们也要反对“一切都是老祖宗的好”这种盲目复古主义和盲目排外主义的倾向。我们认为，无论对传统文化还是外国外民族文化都需要加以分析，看看那些东西确实是优秀的、是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吸纳的；而那些东西又是腐朽有害的，是我们今天必须加以扬弃的；还有那些东西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又必须加以保藏并传诸后代的，一定要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一切先进的东西，我们必须坚决学来为我所用；一切落后的东西，我们理所当然也要坚决加以淘汰和屏弃。该学的不学、不坚决“拿来”，该丢的不丢，把痈疽继续当宝贝，都一定不利于我们建设新的先进的文化。而该保藏的历史文化遗存如果不善加保藏，甚至随意加以毁坏，那也就成为人类文化的罪人了。

我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原因，东部和西部、城市和乡村在文化发展水平上也有很大差异。因而要把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在建设中统一起来，肯定需要有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因为文化的发展还必须有个前提条件，即经济的发展。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区，都必须有经济的发展才能有文化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国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文化的发展也非常之快。但各地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又非常不平衡。因此，要使我国的文化全面走向现代，从各个层次和方面都走向世界先进文化的前列，无疑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既要使各民族的文化继续各具特色，又必须扬长补短，升优汰劣，在世界多元文化的广泛参照中，坚决把人家先进的东西“请进来”。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我们的文化更丰富多彩并在科学技术方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我国又是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我们的祖先曾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中国人民，在文化上无疑也应当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只有当我们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处理好，真正光大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又勇于吸纳世界上的一切先进的文化，并在此基础上自主创新，这样才能使我们建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更多更广泛地“走出去”，在世界文化多元的格局中发出应有的光辉。我们一定要不懈地为此做出艰巨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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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思考

关于文化，有广义、狭义两种解释。其广义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切精神和物质文明的总和。其狭义解释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我们所论的文化,主要是指狭义的解释。任何文化都具有民族性，任何民族文化都是由多重类文化媾合而成的。但是由多重类文化凝结而成的我国传统文化具有如此的强力结构性，以致子两千多年来，我国虽经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我国传统文化经受了三番五次的巨大冲击，尽管今天所见到的现代文化与两千年前的古文化有了根本区别，但是与我国传统文化形成与兴盛时期相比，其质与核却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为什么呢？ 认识这一问题，首先应该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沿革与流变。这种沿革与流变曾五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战争频仍，随着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军事、风俗的发展，加之我国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而各种哲学文化也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自从孔丘编诗经、理春秋、兴教肓，创立儒学以来，中国文化开始定位。同时老庄哲学以及法、墨、名、阴阳等也熠熠生辉。后经董仲舒整理改制，儒家兼容诸学，开始独家显荣。
两汉之际，印度佛教东渐。魏晋时期佛教逐渐产生巨大影响，这是第一次外来文化的冲击。佛教与其他宗教一样，在人们还不能完全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通过宗教虚构和诡辩，制造出“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神不灭”的相当严密的一系列宗教迷信说教和神学唯心主义哲学。它把现实生活作为一切痛苦的根源，堆砌出一个极乐净土和悲难地狱的神秘世界，启渡人们以佛为最高境界，来超脱轮回，投身净土，进入天国。这种神学唯心主义非常符合魏晋时期地主阶级和门阀制度的需要，这些在政治上腐败、生活上堕落、且不学无术的君臣们，为了解释和维持自己的利益，佛教的神不灭说、三世轮回和因果报应的理论恰恰成了他们寄生生活和政治特权合理性的借口。他们现世所以荣华富贵，都是前世行善积德的结果。而劳动人民受苦受难，也因前世不积德行善。因此，这些豪贵们无不信仰和宣扬佛教。甚至南朝梁武帝萧衍宣布“唯佛道为正道”，以佛为国教，他三次把自己舍给寺庙，三次被大臣们花了很多钱从寺庙中赎回。一时间佛教迅速发展。佛教的鼎盛时期是在隋唐，尤其是唐代。唐朝统一中国，为了麻痹人民的斗志，防止农民再起革命，维护自己的统治，也极力提倡佛教神学。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时，就向佛许愿，一旦作了皇帝，定要力弘佛法。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派玄奘西天取经，而且大倡佛教。武则天就被佛教徒说成是“弥勒佛转生”，利用迷信为自己做皇帝制造舆论；唐玄宗曾受佛教徒灌顶。唐代宗把李唐王朝的延续看成是因果报应。在唐王朝的扶植和卵翼下，出现了一大批僧侣贵族，或被称为“国师”，或受封领地，或做了官僚。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宣扬与提倡，佛教达到了空前隆盛时期。在佛教东进、发展、以致于隆盛的过程中，佛教文化和我国土生土长的儒道等文化逐渐掺进捏合。特别是由周敦颐、邵雍滥觞，经过张载的重要发展过程，由二程完成体系，朱熹集大成的理学，将儒、释、道三家思想揉和，把厌世、出世、超脱尘寰的佛学精神揉和进儒家等级森严、听天由命和道家虚静无为、避世忘时的文化范畴中去，改变了以往“独尊儒术”的文化传统。唐宋元明时期三教并行，儒学居首，从此．我国民族文化进入一个相对超稳恒时期。①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次冲击，是16世纪中期的明朝。以扶助教皇为宗旨的耶稣会成立，起而与新教抗衡，为了从深得民心的新教那里争取群众 耶稣会派遣教士到南美、非洲、亚洲以及我国发展势力。1583年（万历11年）传教士利玛窦和罗明坚来到中国，著名的还有意大利的龙华民、高一志、熊三拔、艾儒略、华方济、傅讯济，德国的汤若望，西班牙的庞迪我，葡萄牙的邓玉函，法国的金尼阁等。他们带来了与中国文化特征迥异的西方文化，一种异质的高势能文化猛烈冲击我们超稳恒文化。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新的伦理纲常对宋明理学以有力的挑战。笃信西学的礼部尚书徐光启，光禄少卿李之藻等大胆认为有必要融容西学以“补儒易佛”。西方的“神权至上”与儒家“君权独尊”截然相反，基督伦理强调“天主”至上，“凡我人类，皆亲如兄弟”，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全然违反了理学的宗法伦理准则。所谓君臣“皆以友道处之”，将会破坏尊卑有别的等级秩序。“国中男女配偶，上自国君，下及黎元，止唯一夫一妇，无嫔妃姬妾”，不就淆乱了儒家的“至尊之大典”。破坏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伦理法则？这种西学东渐时缓时急，时毁时兴，势力渐强，持续了200多年，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我国封建文化的根基，但也足以使我国传统文化遍体鳞伤，显现出我国封建伦理文化的捉襟见肘。与佛教东进相比，其势逊于佛教，但其作用则大于佛教。佛教被儒学不断同化，它也屈就于儒学，自觉与之同化，为封建阶级所利用，加强了封建文化意识。而西方人文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则加速了封建文化的崩溃。
清统治阶级清醒地感到末世危机，对可能动摇其思想文化、伦理纲常的异端邪说展开空前围剿。他们关闭国门，严厉禁教，进一步加强以族长权力为核心，以家谱、族规、祠堂、族田为手段的宗法制度，到处搜查、追捕异族教徒。汉学虽盛极一时，但只流行于少数知识分子之中，其弊端日益增显；长期流布民间的佛、道也日渐衰微，应者寥寥。在这样一个思想乏主的大背景下，为西方文化的侵入大开方便之门，对我国传统文化比第二次更猛烈的文化冲击接踵而至是不可避免的。
对我国民族文化的第三大冲击，是伴随着异族侵略和民族压迫而来的。1840年，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西方文化的强行灌输下，我国传统文化的柔弱无力立即显示出来。“与外界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②正是在这木乃伊式的粉蚀中，中华民族文化才有获得重新排列组合、再振雄风的契机。在严复那里，中西文化对立已泾渭分明。他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西人重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方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居，而西方务发舒；中国尚文节，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才力。”③如此说来严复时代，中西文化的对立，“实未敢遽分其优绌”，那么到了谭嗣同，饮恨菜市口，孙中山却让石头城才认识到制度的变革何等艰难，这才从制度认识到文化意识的重要。在陈独秀、吴虞力倡“最后之觉悟”的年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意识已成为新文化战士不共戴天的仇敌。“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④正是有了“最后之觉悟”的文化铺垫，五四时期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才敢于挺进孔家店。“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⑤在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下，肇始于19世纪中叶的80年代中，近代新文化终于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随着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传统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意识开始坍塌，一场崭新的文化革命运动正在酝酿，即将爆发。
第四次文化冲击的浪潮——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席卷而来。
五四文化革命运动的高潮，表示传统文化已经无方“保存我们”，这恰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意识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五四运动斗争的焦点是批判孔学，口号是“打倒孔家店”，是关系着继续变革中国古代封建文化，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大问题，同时也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问题。陈独秀说：“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制为本位，以实和为本位，东方民族以情感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⑥这几乎是差不多的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共识，他们用以批判孔盂之道的理论武器主要是西方的进化论，肯定人类社会是进化的，国家制度、道德观念，都应世移时异变更宜矣。因此，孔孟之道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准则，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中国封建文化是同社会进化论相悖逆的。但是社会进化的规律是什么，进化论是无法作出正确的回答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所谓“西学”发生了质的变化，它就不仅仅是指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而且也包括大量涌入的西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更包括马克思主义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这就由原来的古今中西文化之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封建复古思想、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及其它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开始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空前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也曙光微露。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第四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是以前任何一次都无法比拟的。第一，它响亮地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第二，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中国近代哲学实现由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使文化运动产生了质的飞跃；第三，为我党的成立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孕育了新中国的诞生。从此，文化运动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但是建国后，由于缺乏经验和后来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到了登峰造极的极左思潮的影响，我国又牢牢关闭了开放的大门，不敢于正视西方文化，甚至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全面的理解，科学的认识和辩证的对待。当我们蓦然回首，西方的物质文明建设和人们生活的富裕，我们与之不可同日而语时，才幡然醒悟。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经济，加入世贸组织，与国际社会接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既是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更是第五次文化冲击的结果，也为文化的进—步交流准备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根据。第五次文化冲击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为标志的。在当今世界大发展趋势下，文化的撞击、渗透、交流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一种势能，强力的向低势的倾斜与流淌是不可阻挡的。唯一正确的科学态度是正视现实和因势利导，疏浚它们流通贯注的渠道，借东风，为我所用，来发展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次文化冲击与历次文化冲击皆是不同的。第一，这次文化冲击是完全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的，是自觉的引进；第二，第一次以国家组织形式，有组织、有计划地提出、号召和推行的；第三，因而其规模更是无以伦比的，自上而下，东西南北中形成强大的阵势，而且这仅仅是一个兆头；第四，是伴随着经济体制、经济管理的改革而进行的。因此，必然会带来我国各个方面的重大变革，其中包括政治体制的变化。然而，尽管如此，我国的传统文化还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的。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生活中某一事物的形成与发展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需要；二是可能。这两个基本因素是缺一不可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如此凝结力，也正因为此，地域环境和人的智力结构，为中华民族初始文化的孕育诞生准备了主客观条件，各个阶层根据各自多方面的需要，形成各自独立的类文化，但是人类以及个人对文化的需要不是单一的、纯粹的；而是多层次、多角度、立体的。这就需要文化的整合与同一，而这一整合与同一的中国传统文化恰恰适应了人们的需要，同时也有了整合与同一的可能，堡垒式的我国传统文化不被攻破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如果我国传统文化具备了整一的可能，那么，它整一的“需要”是什么呢？从根本上讲就是生存和繁衍的需要。作为阶级统治的需要，它必然要选择适合维护自己统治的思想文化，该儒则儒、应佛则佛，应该黄老之学就黄老之学。汉初，一些明智的政治家认识到，秦统一天下，急功近利，严刑峻法，以保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而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使他们不得不反思“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的根本原因。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其“务胜不休”，造成“无所不为而无所为”的严重后果，迫使无赖英主刘邦不得不“因民之性而治天下”，而采取了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的“无为而无所不为”的长久之术。黄老之学应运而生了，这是秦汉之交历史的必然．也是汉初政治家成熟的表现。然而，这里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无所不为”已不是纯粹的“老庄哲学”，它融铸了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和法家阴贼险狠的手段。陆贾本来就是一个大儒，他提出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是融儒家“仁义”于道家“无为”之中，以积极的“仁义”来改造道家消极的“无为”。实质上，所谓黄老之学是以老庄哲学为基础。吸收儒、法学说而形成的汉初统治思想。说得再明白些是：表黄老之学而里为儒法并道。即该儒则儒，该法则法，应黄老之学则黄老之学。
然而，经过七十年与民休养，汉朝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雄厚而不可一世，显然曾有积极意义而很消极的黄老之学已不适应汉武帝扩张皇权的多欲政治。为王霸天下，汉武帝统治集团迫切需要一个适应自己“生存”、“繁衍的哲学与文化。汉武帝意气昂扬，对繁文隆礼，讲求事功的儒学大感兴趣，任用儒者，尊儒兴学。制度教化，去开辟自己的鸿业。武帝令三公、侯王荐贤良、举孝能，网络人才，重定国策，儒学大师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思想，立即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和推行。汉武帝罢黜秦所立之各家博士，专立儒学之五经。把秦的博士之业的《诗》《书》和“百家之言”分开，使得儒学赫然卓立。本质讲孔孟儒学的产生就是出于维护统治阶级的需要，只不过经过漫长的认识过程，才发现它金光闪闪的价值。儒学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基础，也确实对维护两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儒家学说不断发展壮大，与历代统治阶级所需和它的强力推行有着必然的联系。
历朝历代明智的统治阶级未有不根据自己的统治的需要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哲学文化，这就极有力地促使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凝结。
作为一个阶级、一个集团是这样，而作为人的个体也是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类文化是作为个体心理调节剂深入到一个人的潜意识中，被不时地选择着而凝聚于个体身上。作为个体，儒、释、道各种类文化因子并存于其中，在不同境遇、不同条件下，其一种文化侧面为主要矛盾方面，来决定事物的性质。陶渊明一开始也并不完全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是他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积极入世的儒家精神到处碰壁，不容于时下的门阀世俗制度，才使他不得不回头向佛、向道，返璞归真，来寻求自己的心理解脱和生理调节，纵观陶渊明的三仕三隐无不如此。现实生活中，陶渊明以行之在心，外无形状的超然态度，不拘生活的外在形式与表象。努力追求一种恬然自适的情趣，实质上是一种老庄哲学的体现，庄子的理想是茫然徘徊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的超世之境，这是一种物我一体，天道合一，达到忘我的境界。显然陶渊明超然率真、向往自然的生活态度深受庄子的“顺天从性”的影响。然而，他却以平常心体味非常心，把淡泊朴素的乡居生活引入心与道冥的自由世界，深得庄子任性逍遥的真谛。假如陶渊明在积极入世求仕方面一味追求不羁，不达目的仍然去撞南墙势必会使他心理不得承受而引起机体的病变，导致他的悲剧命运。然而“陶渊明道家旷达任放的‘真’和儒家坦荡固穷的‘善’合而为‘美’，统一在他一身，使他超越时俗求得个体生命的自由发展，以走上解放自身的历程。达到古代文人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也这正是陶渊明淡泊而充实、深厚且光辉的人格价值所在。”⑦
人的文化抉择、整一、凝结有着它的自然向度，也是必然的、客观实在的。

❹ 《废都》的作者是谁

1、《废都》作者是贾平凹。
2、人物简介
贾平凹，1952年2月21日生于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棣花镇，当代作家。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82年发表作品《鬼城》《二月杏》。1992年创刊《美文》。1993年创作《废都》。1997年凭借《满月儿》，获得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2003年，先后担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文学院院长。 2008年凭借《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2011年凭借《古炉》 ，获得施耐庵文学奖 。
3、作品简介
《废都》是贾平凹最著名的争议小说，由于大量的性描写在国内遭禁16年，却在外国赢得声誉，1997年贾平凹凭《废都》获得法国著名的费米娜文学奖。被禁16年之后，《废都》2009年再度出版，并与《浮躁》、《秦腔》组成《贾平凹三部》。

❺ 湖南大学,湖南师大,中南大学哪所学校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

湖南大学。湖南大学既是211还是985。中南虽然也是，但是偏向理工科一点。师大虽然偏文科但不是985，就专业而言湖大和师大差不多，

❻ 共和国文学60年总评价（包括成就啊，还有存在的问题啦）

共和国文学６０年的评价问题 发布时间：2009-12-25 作者：张炯 2009年迎来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对60年共和国文学如何评价,这是文学研究界正在热烈讨论的问题。 对于新中国文学,西方不少学者曾采取否定的态度,认为那只是宣传,而非文学。我国有些学者受到影响,也跟着对新中国文学,特别是前三十年文学横加否定。甚至以中国作家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由来否定我们的文学。自然,这些学者有自己的标准,不过,那是不客观的。文学当然是宣传,但正如鲁迅所指出,却并非宣传皆文学。文学之所以为文学,自有它的本质所在。即它不但是语言的艺术,还是审美意识形态和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尽管对文学的评价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标准和视点。我以为在文学评价上,有三个视点尤必须特别关注:第一,文学的审美感染力怎样,它是否很好地满足了人民的审美需求;第二,文学的思想导向怎样,它是否促进了人们的精神世界的崇高、进步和丰富;第三,文学的题材、主题、形式、风格的拓新怎样,它是否以自己的拓新,为文学的发展和水平的提高做出新的贡献。至于对于历史的评价,有两条也必须坚持:这就是与人民的关系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的意义。自然,今天我们评价文学,同样需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如刘勰所指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在这个意义上,每个时代的文学都是不可重复的。它代表自己时代的作家与后代对话。它深深根植于自己的社会历史土壤,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自己时代的社会风貌和历史精神。但每个时代都有大量平庸的、甚至拙劣的作家和作品,而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成就的总是最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在当今,这些作家和作品的进步意义正与它跟人民的关系密切相关,也跟它的审美感染力的强弱和思想导向的是否先进密切相关,当然,与文学题材、主题、形式、风格是否有广泛的开拓和创新也密切相关。在共和国60年文学的评价上,我们固然要区分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对文学的影响,但与人民关系的尺度,真善美的尺度,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的尺度,正是我们不能不加以格外重视的。对于所有的作品,我以为都应该以上述尺度去衡量。 曾有人特别否定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文学,因为它的生态环境出现了政治对于文学的多次横加干预,如几次政治批判运动,乃至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对文学的摧残,那时的文学又强调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题材、主题受到限制,形式、风格不够多样,有很多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等等。但几经讨论,人们又觉得那时产生的一系列被号称“红色经典”的作品,还是不应该否定,因为,我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历来就密切,从屈原到鲁迅都如此。问题在于代表什么样的政治,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治,还是反人民利益的政治。所谓“红色经典”,代表的正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政治。它们确有很高的文学性和审美性,相当深刻地反映了特定时代的历史风貌和民族精神,开拓了前人没有写过的题材、主题,塑造了前人不曾刻画过的人民英雄的形象,创造了不少新的文学形式和风格。比如,郭小川、贺敬之、闻捷、公刘、李瑛等人的诗歌在反映时代精神、探索诗歌形式和创造明朗欢快,或奔放或蕴蓄的不同艺术风格上,其影响迄今尚无人能相比。至如孙犁的《风云初记》、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杨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杨益言和罗广斌等的《红岩》、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部等长篇小说,胡可的《战斗里成长》、老舍的《茶馆》、田汉的《文成公主》、郭沫若的《蔡文姬》、曹禺的《胆剑篇》等话剧,在发展我国文学的宏大叙事,写前人之所未写的题材和主题,以及在创造新的形式和风格方面,也都各有自己的贡献。这些作家和诗人,大多成长于“五四”后新文学的环境中,不少还是新文学的缔造者。他们多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和过人的才华,更有深厚的生活积累,许多长篇小说都是十年磨一剑的反复修改、精益求精之作。因而,出版或演出后即以自己强烈的审美感染力,获得广大读者和观众的欢迎。许多作品再版了几百万册。即如“文化大革命”后曾受到鄙视的所谓“革命样板戏”,也需要做具体的分析,不宜一古脑儿否定。因为其中有许多是文化大革命前产生的优秀作品。如《沙家浜》本是沪剧《芦荡火种》加工修改而成,《红灯记》则是话剧《革命自有后来人》改编而成,《智取威虎山》更从名作《林海雪原》改编,等等。这些作品经过反复修改,实事求是地说,艺术上是更加精致了。不能因为江青插过手,就否定参与创作的许多作家艺术家的贡献。前三十年的创作,平心而论,描写革命史,描写战争和农村的作品,比描写现实的城市和工业题材的作品成就更高,作家的生活积累也更丰厚。那时的作品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映,自然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优点,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弱点。就文学的整体而言,由于受到政治的制约,对社会的负面现象反映不足。有些作品还人为地渲染现实中已经弱化或不再存在的“阶级斗争”。至于“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当时极左路线影响的作品颠倒是非黑白,自然应该否定。但不能因此就否定整个前三十年优秀作品所达到的文学成就与所作出的历史贡献。 也曾有人否定改革开放的后三十年的文学,认为这时期的文学粗制滥造,思想低劣,道德落坡,恬不知耻的性描写泛滥,作品虽多而受到人民欢迎的佳作却很少。我以为这也是偏颇之论。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由于社会各领域、包括思想领域都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在这样的新的历史土壤上自然不可能再产生像前三十年那样的文学。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提出,经济基础产生了从社会主义公有制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并存;加上这时期中西文化的大规模交流与撞击,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艺术观念都产生了多元的趋向。而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也把文学艺术推向市场,成为不能不遵从市场法则追求利润的一种产品。但这个过程是逐步发展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相当的时间里文学与政治仍然关系密切。“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的递嬗,便说明作家政治意识对文学的影响。反思历史上左倾错误的危害,寻找改革发展的新路,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文学主题;提倡恢复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传统,成为当时文坛最主要的潮流。其后,才出现了以朦胧诗、意识流小说和探索性戏剧为代表的现代主义的影响和以先锋派、新写实主义、新状态小说以及新生代诗歌,乃至“欲望写作”和“下半身写作”等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但现实主义作为文坛主流的地位仍不可动摇。90年代以来,不但先锋派作家苏童、余华和新写实主义作家方方、池莉、刘恒、刘震云等回归现实主义,更出现了以谈歌、何申、关仁山、刘醒龙、刘庆邦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新世纪“打工文学”和“底层文学”的兴起,更是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传统的进一步发扬。这三十年文学在描写社会光明面的同时更多地揭示了社会的落后面,像“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和“新官场小说”所揭露的各种社会负面缺陷和腐败现象;在反映社会各种矛盾与冲突的同时,对人性、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描写比过去更加深入了;在继续发展宏观叙事的同时,在题材、主题、形式、风格的开拓创新方面是更加自觉了;无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领域都出现了喜人的“百花齐放”的局面。粗制滥造、思想低劣、道德落坡、恬不知耻的作品也确实存在,更有许多平庸之作。但这三十年同样也涌现了大批优秀的作品。在各种奖项中获奖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都是经过层层筛选和多名评委阅读审定的,即有个别作品可能难称佳作,大多作品还都具有较高的思想和艺术水平。以茅盾文学奖所评出的历届获奖作品而论,有许多作品都在题材、主题、形式、风格开拓和创造上做出新的贡献,并具有经得起历史考验和读者欢迎的审美魅力。如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部,魏巍的《东方》、李凖的《黄河东流去》、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刘心武的《钟鼓楼》、凌力的《少年天子》、徐兴业的《金瓯缺》、阿来的《尘埃落定》、陈忠实的《白鹿原》、王安忆的《长恨歌》、张洁的《无字》、熊召政的《张居正》等。实际上,有些长篇小说虽然没有获得茅盾文学奖,也都达到相当高的思想和艺术水平。如二月河的《雍正皇帝》、唐浩明的《杨度》、邓一光的《我是太阳》、项小米的《英雄无语》等。这三十年文学的繁荣超过以往的任何三十年,不仅创作众多,作家如云。由于网络文学的兴起,使文学的作者和读者都空前增多,文学更加深入了广大的人民群众。许多作家在这一时期都创作了数百万言的作品。如李尔重、季羡林、王朝闻等均出版有全集二十多卷。其中,仅李尔重的长篇小说《新战争与和平》便达8卷,计580万字。此外,姚雪垠完成了《李自成》11卷、周而复完成《上海的早晨》后3卷、《长城万里图》6卷和长诗《周恩来》,王蒙在出版了12卷文集后后又创作了长篇小说季节系列三卷和其它著作多种。二月河的清代帝王系列共13卷。铁凝、蒋子龙、冯骥才、莫言、贾平凹、张平、梁晓声、残雪、陆天明、张抗抗、周梅森、张炜、张承志等诸多卓有风格的作家也都出版了多卷文集或出版长篇小说多部。这时期长篇小说创作中成就最突出的应是历史题材小说,反映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人物形象塑造生动而众多,故事情节引人入胜,风格凝重恢弘而语言典美讲究。报告文学在彰扬先进,鞭挞落后方面,在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回顾历史重大事件与人物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多种多样的散文,从内涵厚重的大散文到独抒性灵的小散文,还有学者的文化散文,学术小品、杂感和各种传记散文等,其成就也不可低估。尤足称道的是,这时期我国文学地图产生很大的变化,不仅内地,包括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也都涌现自己的作家群,使本民族的文学得到长足的发展。像蒙古族的巴·布林贝赫、玛拉沁夫、扎拉嘎胡,维吾尔族的铁依甫江、克尤木·吐尔迪,哈萨克族的艾克拜尔·米吉提,彝族的吉狄马加,藏族的扎西达娃,白族的晓雪、壮族的陆地,朝鲜族的金哲,土家族的孙健忠、回族的霍达、马瑞芳,鄂温克族的乌热尔图等众多的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都在这个时期获得了全国影响。各地像“晋军”、“陕军”、“豫军”、“湘军”、“川军”和齐鲁、吴越、三楚、南粤、辽吉等作家群,都创作实力雄厚,名家辈出。至今,“80后”的作家中也产生不少具有全国影响的作品。因而轻言这时期创作缺乏成就,更是不符合实际。这三十年显著的文学成就,自然与同期社会的安定、政治的稳定和经济、文化的繁荣分不开,也与党在克服左倾错误后所采取的正确的文艺政策分不开,更与大多作家拥有更多的文学经验和修养,更丰富的生活阅历和体验,并在解放思想的号召下,更自觉地发挥主体的创造性分不开。 我以为,60年共和国文学尽管道路曲折,成就还是相当辉煌。它的划时代性的贡献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它根本改变了文学与人民的关系,使文学真正成了为人民而创作,为人民所欣赏的文学。它日益鲜明地站在人民的立场去审视一切,批判一切,并努力创造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以人为本的作品。第二,它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地反映了不同历史时代的矛盾和斗争,描写了不同阶层的众多人物形象和典型,特别是创造了一系列新的人民英雄的典型形象,展示了广阔的历史图卷和丰富多彩的人物画廊,并把文学的思想性提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标志的新的先进的高度。第三,它在多样的艺术探索中广泛借鉴,先是从前苏联文学和西方19世纪前的文学汲取了许多宝贵的文学观念和表现手法,后又从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和拉美的20世纪作家的创作中汲取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新的表现手段和艺术视角,从而大大丰富了我国文学的体裁、样式和方法,并在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和民族风格的创造上,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明显进步。对六十年间沿着崎岖而曲折的道路努力创作并取得丰硕成就的作家,我们不能不怀着深深的敬意。在历史的比较中,不同时期文学所存在的缺陷和教训,我们也应该认真加以研究和汲取,求得在未来文学的发展中能沿着更广阔和健康的道路去创造新的辉煌! （文章来源于《文艺争鸣》2009年第8期 转自张炯新浪博客）

❼ 语言论文开题报告

语言论文开题报告

开头报告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就是为大家整理的语言论文开题报告，欢迎大家阅读！

语言论文开题报告

一、研究或设计的目的和意义

《金瓶梅》作为是中国的第1奇书，自问世以后，就为中国的世情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且把我国长篇小说的发展划分成了才子佳人的故事和家庭生活为题材描摹世态的及以社会生活为题材、用讽刺笔法来暴露的两大派系。而《红楼梦》在批判的继承了《金瓶梅》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经验后又有了重大的突破。成为了世情小说最伟大的作品。在“54”文学革命者做出了新的评价，鲁迅等阐述了《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杰出成就后，使《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得以回归。直到现在，《红楼梦》、《金瓶梅》仍是许多作家永远读不完、永远值得读的好书。成为中国作家创作出高水平的作品的不可多得的借鉴品。然而，探讨两大名著的男主人公贾宝玉与西门庆的悲剧性，可以对两大名著中的社会悲剧，人类悲剧，男人悲剧更好的认识和了解，以供后人借鉴。从而启发后世的世情小说的创作，使今后的世情小说创作中的人物悲剧性达到1个更高的巅峰。

二、研究和设计的国内外现状和发展趋势：

中国的两大世情小说《红楼梦》、《金瓶梅》。对他们的.研究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中的两大学术热点。被称为中国第1奇书的《金瓶梅》从106世纪末问世后，研究者1开始不是很多，但是随着中国学术的从古典向现代转型，随着小说价值观念的变革与更新。对《金瓶梅》的研究渐渐的由微入深，被学术界称为“金学”。并受到国外学者的高度重视。现如今的外文译本有英、法、德、意、拉丁、芬兰、俄、日、朝、越、蒙等10几多种文种。对其做出了各方面的重大研究，并称其为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史上1个伟大的创新。国内外的众多评论者并对其的创作时代、作者，及其所要暴露的社会矛盾和小说中所剖视扭曲的人性、悲剧性，性的描写，人物性格的刻画，语言的运用，并对其形成的网状结构做出了大量的归纳和探究。《红楼梦》与《金瓶梅》之间有着10分明显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红楼梦》是《金瓶梅》的1个重大的突破。引起了众多的人对《红楼梦》的评论和研究的兴趣，并形成了1种专门的学问——红学。《红楼梦》这部伟大的作品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红楼梦》在国外有多种的译本：英、法、日等10几种语种的译本。并且国内外众多的评论者对其版本、作者，以及其的社会悲剧，人生悲剧，爱情悲剧，人物性格，个性化的文学语言，写实与诗化的融合，浑融1体的网状结构做出了大量的归纳和探究。然而，贾宝玉与西门庆作为是《红楼梦》和《金瓶梅》的两位男主人公。国内外的众多评论者都对其2人的人物形象，语言风格，现实原型，性格内涵，性的体验，个人悲剧等都做出了归纳和探究。《红楼梦》作为是《金瓶梅》的1个延续、1个发展，它的男主人公贾宝玉与西门庆有着1定的联系，对其2人的研究在今后应趋向于2人的社会悲剧，人类悲剧，男人悲剧的诠释及分析。

三、主要研究或设计内容，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和思路：

(1)总论

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从《红楼梦》与《金瓶梅》题材类似的角度引出中心论点。

(2)分论

全文分3个部分

第1部分：阐述西门庆的悲剧性

西门庆1个市井无赖、流氓、淫棍，1个精明的商人，靠着他对金钱的占有肆意的挥霍、放纵，以自我为中心来实现他对放纵，及其通过金钱获得了强大的权利，随意的鄙弃人间，在此背后所体现出的社会的黑暗、。构成了其特有的社会悲剧、人类悲剧、男人的悲剧。 第2部分：阐述贾宝玉的悲剧性

贾宝玉1块晶莹剔透的宝玉1个显耀的贵族，他的个性、他的自我、他对女孩子的尊崇迫使他与封建传统相背道。他作为荣国府的唯1继承人，他肩负着荣国府的全部希望。但是他自身的性格特点，使他成为了“大逆不道的不肖子。”

第3部分：论证传统的价值观、传统的伦理观与贾宝玉、西门庆的悲剧性

传统的价值观、传统的伦理观，在贾宝玉与西门庆的行为中被肆意的践踏，新兴的与传统的极大的对立，但是封建的旧势力是无比强大的，最终，贾宝玉是失败的，西门庆是失败的，形成1个永恒的悲剧。

四、完成毕业论文(设计)所必须具备的工作条件及解决的方法：

1. 在图书馆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

2. 利用网络上网搜索最新相关信息。

3. 在指导老师的帮助下最终完成毕业论文。

五、工作的主要阶段、进度与时间安排：

1、论文的选题：20XX年1月

2、完成论文的开题报告：20XX年1月

3、完成论文的提纲：20XX年1月

4、撰写论文：20XX年2-3月

5、修改论文：20XX年4月

6、完成定稿：20XX年4月

六、阅读的主要参考文献及资料名称：

[1]管曙光编:《金瓶梅之迷》，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2]明/兰陵笑笑生著，司徒博文译：《金瓶梅》，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3]清/曹雪芹、高鄂著，张秀枫主编：《红楼梦》，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4]清/曹雪芹著，杨国祥、杨德宏主编：《红楼梦》，长春出版社，1995年版.

[5]张国星编：《鲁迅胡适等解读〈金瓶梅〉》，辽海出版社，2002年版.

[6]尹恭弘著：《〈金瓶梅〉与晚明文化》，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

[7]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4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8]严明、田晓春等编著：《中国古代文学史(2)导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中华文学通史》第3、4卷，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

[10]张国星编：《胡适鲁迅王国维解读〈红楼梦〉》，辽海出版社，2002年版.

[11]智喜君著：《〈金瓶梅〉与欲》，辽海出版社，2005年版.

[12]张业敏著：《〈金瓶梅〉的艺术美》，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13]张国风著：《〈红楼梦〉趣谈与索解》，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14]朱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5]朱玄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6]王蒙著：《王蒙话说〈红楼梦〉》，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

❽ 中国原子弹之父是谁

中国原子弹之父是钱三强。

一、钱三强（1913年10月16日—1992年6月28日），原名钱秉穹 ，核物理学家。原籍浙江湖州，生于浙江绍兴，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

二、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预科。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39年钱三强完成了博士论文——《α粒子与质子的碰撞》。1946年底，荣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

1948年，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1980年7月24日，钱三强教授在中南海以《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为题讲课。

三、1992年6月28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9岁。

(8)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授张炯扩展阅读：

有关“中国原子弹之父”的五种说法

1、第一种观点认为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这种观点影响最大，流传最广，在社会上的认可度也最高。“文革”之后，“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广为传播，主要有三条路径。

一条路径是通过报告文学这一特殊载体而传播。在1970年代末的报告文学热中，钱三强成为重点宣传对象。1978年9月26日，《文汇报》发表《热风吹雨洒江天——访核物理学家钱三强》一文，公开提到“中国原子弹之父”。

1979年，北京出版社和中国科学院党委合作出版《科学的春天》，这是中国科学院部分著名科学家的报告文学集，书中收录了作家张炯采写的《向光明的中国前进——记钱三强》。

1987年10月27日，《科学报》发表文章《播春者之歌——记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的奉献》。1990年1月，王春江著写的《裂变之光——记钱三强》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随后，《文汇报》、《北京晚报》进行连载，影响甚大。

从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钱三强算得上是中国报告文学界的“宠儿”，“曝光”率非常高。“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也伴随着这种高密度的正面宣传，变得广为人知。

第二条路径是官方媒介的认可和宣传，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官方媒体旗帜鲜明地提出和论证了“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1999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钱三强：“中国原子弹之父”》一文，这是中国最权威的官方媒体首次正面回应有关“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问题。《人民日报》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认可。

1999年9月，由中宣部宣传教育局编写的《人民不会忘记——共和国的建设者》一书出版，该书为国庆五十周年而作，记录了建国以来各条战线上的模范人物数十位，其中就有《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一文，而对邓稼先的定位则是“两弹元勋”。此后，《人民日报（海外版）》于2007年和2009年两次沿用了“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

第三条路径则是大众化的、民间的研究和传播。包括学术界、科普界在内的社会各界出版的书籍、报刊之中，涉及“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内容非常多，这也是当前的主流观点。

2、第二种观点认为邓稼先是“中国原子弹之父”。此说亦影响甚大。作为杰出的核物理学家，邓稼先为中国“两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张爱萍生前就称其为“两弹”元勋。

1986年，在邓稼先生命的最后岁月，他的事迹经过官方媒体的披露和宣传开始为人所知；6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亲自签署命令，任命邓稼先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7月，国务院授予邓稼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和奖章；月底，也就是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病逝。

由于国内媒体大量的宣传报道，特别是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邓稼先的充分肯定，有关邓稼先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于1980年代末开始传播，至今不时见于书籍与报章之中。

3、第三种观点认为聂荣臻是中国的“原子弹之父”。这种观点最早见于1989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一书，该书作者是英国人克莱尔•霍林沃思，不过书中并未对此观点进行深入说明和阐述。

1999年王君编著的《我们的共和国丛书•九天揽月•建设卷》，从聂荣臻统揽全局，领导整个国防科技事业的角度，认为聂荣臻“不愧为我国的‘原子弹之父’”。

此说虽有新意，但却与人们心目中的“中国原子弹之父”差异很大，因而影响有限。其实，作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杰出领导人，对聂荣臻的评价应当是超越“之父”说的。

4、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原子弹之父”是一个群体。此说于1980年代中期产生，影响也比较大。1987年，军旅作家董滨的报告文学《中国原子弹之父》一书出版，该书用7个故事概述了中国原子弹制造过程中，从战士到将军，从技术员到科学家，不同行业人们的贡献。

该书认为：“他们是那样浩大的一个阵容，即使是七十个故事也难尽述！但是，如果把他们的英名镌刻在共和国核工业发展的史册上，那只需要七个字便可概括——中国原子弹之父。”该书内容较为单薄，还存在不少勘误之处，客观地讲质量并不高，但由于成书于1980年代中期，首印50000册，主题鲜明，引人注目，还是有一定的影响。这一说法也被张开善先生发扬光大。

2006年，张开善在《中共党史资料》上发表《究竟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记参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功勋科学家》一文，细数王淦昌、邓稼先、钱三强、郭永怀、朱光亚、陈能宽、周光召、程开甲、彭桓武等科学家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中的贡献，认为“中国原子弹之父，不是某一位科学家，而是一个卓越科学家群体”。

此文一经发表，其观点旋即被多家刊物和媒体转载，引起较大反响。

5、第五种观点认为不存在“中国原子弹之父”。2011年，陶纯、陈怀国著《国家命运——中国“两弹一星”的秘密历程》一书出版，由此书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也于2012年下半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影响甚大。

该书著者认为，“当代科学的发展早已不是爱迪生时代，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是一项十分宏大的系统工程，中国没有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中国的核事业是集体的事业，它取得的每一次成功都凝聚着万千人的奋斗和创造，辉煌和光荣不属于哪一个人，却属于每一个人，属于每一个在这条战线上埋头苦干的无名英雄。”

其实，这一观点与第四种观点一样，都强调中国的原子弹工程是集体力量的结晶。

❾ 湖南大学的文学院怎么样

湖南大学的前身“岳麓书院”，素以培养文史方面的人才而著称于世。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国立湖南大学文学院拥有如国学大师杨树达先生等一大批知名教授，培养了如著名语言学家郭锡良教授等许多优秀的毕业生，在国内高校中享有盛誉。后来由于院校调整，包括文学院在内的纯文科被分离出去，大量高水平的教师和珍贵的图书资料流往外校。
近年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迅猛发展，走综合性大学的道路已成为高校发展的必然趋势。湖南大学领导高瞻远瞩，周密计划，果断决策，很快设置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并于2001年招收了第一届本科生共72人，被中断了近50年的传统重新接续起来。它传达给人们的，是湖南大学重振传统文科的决心与信心，是令人振奋的希望与号角。
在湖南大学各级领导和职能部门的关怀与支持下，在全体教师的共同努力下，“汉语言文学”专业设置一年多来，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立“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的条件业已基本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学校领导经过反复研究和论证，决定于2002年10月31日正式挂牌成立，并特聘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张炯教授担任湖南大学文学院的首任院长。

❿ 陕西文科581能上西北大学，吉林大学，湖南大学哪个比较好一些啊（紧急

吉林大学。。。
湖南大学是以工科为主的高校
西北大学是省属院校，级别比其他两所低
吉大是部属、985、211、珠峰工程、全国重点，经常综合排名在全国前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