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国学老师

㈠ 国学大师饶宗颐的介绍。

饶宗颐
饶宗颐 ，1917年生，字固庵，号选堂，广东潮州人。幼耽文艺，18岁续成其父所著《潮州艺文志》，刊于《岭南学报》。以后历任无锡国专、广东文理学院、华南大学等教授。1949年移居香港，任教香港大学，并先后从事研究于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又在新加坡大学、美国耶鲁大学、法国高等研究院任职教授。1973年回香港，任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及系主任。饶教授于1962年获法国汉学儒莲奖，1982年获香港大学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后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荣誉讲座教授。1993年为上海复旦大学顾问教授。饶教授学术范围广博,凡甲骨、敦煌、古文字、上古史、近东古史、艺术史、音乐、词学等，均有专著，出版书40种，学术论文过三百篇。艺术方面于绘画、书法造诣尤深。绘画方面，擅山水画，写生及于域外山川，不拘一法，而有自己面目。人物画取法白画之白描画法，于李龙眠、仇十洲、陈老莲诸家之外，开一新路，影响颇大。书法方面，植根于文字，而行草书则融入明末诸家豪纵韵趣，录书兼采谷口、汀洲、冬心、完白之长，自成一格。（摘自《饶宗颐书画》之简历）

饶宗颐，父亲饶锷，为潮州大学者，著作甚富。

饶宗颐，幼承家学，未冠整理其父遗著“潮州艺文志”，于一九三七年刊登“岭南学报”，以此知名。一九三五年之一九三七年，应中山大学之聘任广东通志馆专任纂修。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协助叶恭绰编“全清词钞”。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任无锡国专教授。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出任汕头华南大学文史系教授兼“潮州志”总编纂。

饶教授于一九四九年迁居香港。自一九五二年至一九六八年，历任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师。高级讲师及教授职。一九六二年获法国法兰西学院颁发“汉学儒莲奖”。一九六三年，曾至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作学术研究。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六年又在法国国立科学中心研究敦煌写卷。

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应新加坡大学之聘出任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期间一九七零年至一九七一年，曾任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客座教授。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三年，又任台湾中央研究院教授。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八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期间于一九七四年，为法国远东学院院士。

一九七八年退休后，又于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任法国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一九八零年，任日本京都大学研究所客座教授。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六年又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高级研究员；期间于一九八二年获香港大学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复获香港中文大学授予中文系荣休讲座教授衔。

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八年曾担任澳门大学客座教授。一九九二年起被复旦大学聘为顾问教授。一九九四年起又任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中华文化学术研究院院长。

饶教授有关东南亚华侨史研究的重要著作有：“星马华文碑刻系年”及“新加坡古事记”两种及发表了多篇论文：“新加坡古地名辩正”“秦代初平南越辨”“苏门答腊北部发现汉钱古物”“蒲甘国史零拾”“论述中缅文化关系”“论述中越文化关系”等，为华侨史研究增添了珍贵的资料，又曾于一九七零年就“新加坡古代名称的检讨－蒲罗中问题商议”与许云樵教授，陈育崧先生展开了为期九个月的论战，引起学术界的密切关注。

饶教授是学富五车，著作等身的学者。他知识渊博，精通多种外语。六十多年来，孜孜不倦，在文学，语言学，古文字学，敦煌学，宗教学及华侨史料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除了专著六十多种外，尚有发表在世界各大学术期刊及各大书刊上的论文，短文和杂文约有四百篇。饶教授为国际汉学界及海内海外弘扬中华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㈡ 黄际遇的博学鸿才 德艺双馨

熟悉黄际遇的友人、学生，几乎都公认他是一个学贯中西、兼长文理，并于书法、棋艺、体育等项皆精通的博学才子，且精力过人、效率特高。认真研究过他日记的杨方笙先生，著文《黄际遇和他的〈万年山中日记〉》，称他“是个了不起的学问家。”下面主要摘抄数篇有关文章的一些段落，介绍他的博学和德艺。
黄际遇少年时期学习国学，功底较深。1936年，他再次到中山大学时已年过半百，分别给文、理、工三个学院的学生上课，他的研究兴趣，逐渐向国学方面转移。抗战期间，在粤北坪石任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主任。据他的学生、当时的校长张云回忆：“远处十余里外之清洞底文学院中文系的学生，竟还请其讲授骈文，黄师欣然而起，善诱循循，常谓：‘此义务功课，较诸受薪而为者，兴趣更浓。’”他对听课的学生说：“系主任可以不当，骈文却不可不教。”他上骈文课时，“随着那抑扬顿挫、悠扬悦耳的潮州口音，以手击节，用脚打板，连两眼也眯缝起来，脑袋也在不断地划着圆圈。”板书“一律用篆文书写黑板。既写得快，又写得好，真够得上是铁划银钩了。为什么要写篆文呢？他说：‘中文系高年级学生嘛，应该学！’”听过他课的学生何其逊说：“上黄老师的《骈文》课，真是如坐春风，如饮醇酒，无时无刻不享受着文学艺术的薰陶。”此外，他还开《说文研究》课程，圈点十三经、《昭明文选》、《资治通鉴》等书，着力于音韵、文字、训诂、方言之研究。著有《班书字说》、《潮州八声误读表说》等诸文。他“由喜读骈文而兼喜楹联，日记中不仅选录大量前人联语，自己还撰作了不少题赠对、格言对、集句对。对于能充分体现汉字精巧特点的灯谜、酒令，他也颇感兴趣。”
黄际遇有写日记的习惯。“他写日记很用心而且不间断，数十年如一日。书法秀健，词句典雅，内容不拘一格：或记高深数理的推算方式，或记象棋的得意步骤，或抒身世家国之感，或叙眼前景物，兴之所之，拉什写记。”他为什么多年不辍地坚持写日记呢？在《万年山中日记》第7册的小序中，他总结出写日记有“三得”，简言之即“记治学日记具有铢积寸累、以备遗忘，及时采录、化为血肉，爬梳得失、吸取教训的作用，它的好处很多。”他在山东大学的同事梁实秋（1902—1987）说：“他的日记摊在桌上，不避人窥视，我偶然亦曾披览一二页，深佩其细腻而有恒。他喜治小学，对于字的形体构造特别留意，故书写之间常用古体。”“由于它全部用的是文言文，有些还是华丽富赡、用典很多的骈体文，文章里用了许多古今字或通假字，而且绝大部分没有断句、不加标点。如果读者不具备一定的文字学知识，几乎触目皆是荆棘，无从下手。”“蔡元培先生曾说：‘任初教授日记，如付梨枣，须请多种专门者为任校对。’”
1926年以前黄际遇的日记，由于那年冬天他乘海轮南下时，触礁落水及海盗洗劫，已无存，以后有一小部分散失。尚留存下来的有《万年山中日记》24册、《不其山馆日记》3册、《因树山馆日记》15册、《山林之牢日记》1册。这些遗作，主要由他的第3个儿子、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家教（1921—1998）保存。后来黄家教同诸兄弟商议后，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赠交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文化名人档案库”永远收存。
书法也是黄际遇的强项，“黄际遇书法始学颜柳，后又博览诸家，尤精碑学，得《张黑女碑》之神髓，形成健朗清癯，俊逸淳穆的书风。”“为享誉大江南北之书家，……所用篆、隶、真、草，咸臻其妙。其翰墨飘逸潇洒，或为劲拔，自成一格。”“他经常应人之请作书，兴会淋漓时一日可多20余纸。”抗战期间在坪石，“慕际遇之名而立雪问字者，踵接肩摩。”
黄际遇“自幼酷爱象棋，品艺俱高，曾总结出‘狠、准、稳、忍’四字诀”。“在广州及香港时，曾与穗港名手对弈，常不相伯仲。”梁实秋说：“他的日记里更常见的是象棋谱，他对于此道寝馈甚久，与人对弈常能不用棋盘，即用棋盘弈后亦能默记全部之着数，故每有得意之局，转逐步笔之于日记。他曾遍访国内名家，棋艺之高可以想见。”此外，还喜欢体育，“青年时代喜击剑，善骑术，兼喜足球。在日本时，曾获击剑比赛之荣誉奖。”“在青岛大学时，曾被请去作过学生足球赛的执法裁判。”
黄际遇不仅在文、理、艺、体等诸方面博学，而且提携后辈，品德高尚。张云说：“黄师学贯中西，有过人的美德。豪快诚挚，使人乐于亲近。”40年代，他第三次到中山大学，已年近花甲，除担任该校数学天文系主任、中文系的国学课外，还兼任校长室秘书。此时的校长（代理）是他的学生张云。张说：“我在坪石掌理中大时，黄师慨然降尊，屈就记室，事无大小，莫不躬亲，职权所关，必谦虚研讨，减轻了我对事务的关怀，而增加了我奋进的活力。他常对人言：‘青出于蓝，我当辅之，以成大业。’诚挚热烈的心情，令我感激到无可言状，惟有尽着弟子敬师之礼，事之如父而已。”张又说：“我在职时一切的书札和题词，多由黄师代笔，虽片言只字，受者如获珙璧。夺他人之美，我常表歉意，而黄师却常引中国社会文字应酬之习惯以为解慰。嗣更以积极的鼓励，以代消极的慰安，说：‘有为者，亦若是，世上无不可之事，汝天赋高，努力多读多作，自然有成。’”他的女婿钟集曾问过他：“何以做秘书？他答：‘以老师入幕府，自古都有先例。’”
黄际遇身材魁伟、步履雄健、端庄严肃，但并不令人生畏。平时喜穿布长衫，在长衫胸前左右两边各缝一口袋，一个细长，一个短宽，细长的是插钢笔、铅笔或粉笔，另一个装眼镜，他说这是为了用进取其方便，也是他独特的风格。他嗓音调门高，属广州官话。“为人豪爽，好客重友，涉足文理两大领域，脚迹遍及全国各地，同他交好结识的朋友为数众多。”梁实秋说：“友朋饮宴之间，尤其是略有酒意之后，他的豪气大发，谈笑风生。他知道的笑话最多，荤素俱全，在座的人无不绝倒，甚至于喷饭。我们在青岛的朋友，有酒中八仙之称，先生实其中佼佼者。”
黄际遇原配夫人陈氏，生有3子2女；继室蔡氏生4子1女。他共有子女7男3女，成年后都在广州或澄海工作，大多数从事大、中、小学教育，现在多已过世。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21日，黄际遇从北江乘船返回广州途中不幸失足落水遇难，遽然去世的噩耗，迅速传遍中山大学各院师生，大家都深深痛惜这位文理双全、诲人不倦的老师；亲朋友好，不少作挽联寄托哀思，老舍（1899—1966）的挽联云：“博学鸿才真奇士，高风亮节一完人。”戴季陶（1890—1949）、朱家骅（1893—1963）等知名人士也敬送了挽联。中山大学当时的“代理校长金曾澄、新任校长王星拱、原代理校长张云、教务长邓植仪、总务长何春帆，组成黄际遇治丧委员会，于1945年12月16日在广州市区文明路国立中山大学旧校址小礼堂举行黄任初（黄际遇字）教授追悼会。由教育部特派员张云教授主祭。”追悼会后，治丧委员会决定组织黄任初教授著作出版委员会，筹集奖学基金，以作纪念。张云说：“黄师生平文艺作品十九存于日记中，今阅其日记，不论整篇零简均极美妙，百读不厌。……追悼会之后，我便提议把他的日记全部影印出来，但以目前的物质条件所限，对此还不易办，结果还决定将日记中有永久性的作品，及其他单篇文字先行抽选付印，同时并列为中山大学丛书之一”。后来由于张云出国，国内时局动荡多变、经费困难等因素影响，黄际遇著作文集一直拖到1949年，张云回国，再次出任中山大学校长时，于1949年8月才出版，书名为：《（国立中山大学丛书）黄任初先生文钞》。出版经费得到武汉大学广州校友会的捐助，以表示他们对黄际遇先生的敬意。
1947年2月8日，国民政府特发布一则褒扬黄际遇的命令，全文如下：“国立中山大学教授黄际遇，志行高洁，学术渊深，生平从事教育，垂四十年，启迪有方，士林共仰，国难期间，随校播迁，辛苦备尝，讲诵不缀。胜利后，归舟返粤，不幸没水横震，良深轸惜，应予明令褒扬，以彰耆宿。此令。”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由政府发布命令褒扬的第二位数学家，第一位是1927年故去的胡明复。上世纪60年代，中山大学有关人士曾有出版《黄际遇先生文集》的动议，已请黄海章先生作序， 后因“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而中断，至今尚未问世。

㈢ 中国四大国学导师是谁

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四大国学导师都是我国近代最杰出的学者，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正是由于拥有他们，创办两年后，其声望就超过了早于它创立的同类学校，并且，清华国学院由此开始，建立了中国学术独立的传统。

饮冰室主人－－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学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举人出身。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人称“康梁”。早年所作的政论文，流利畅达，感情奔放，颇有特色。晚年在清化学校讲学。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文学家在梁实秋的回忆中，梁启超的大师风范，呼之欲出。他回忆在清华聆听梁启超的演讲时说:“他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1914年，清华刚刚建校3年时，他来清华演讲，引用《易经》里的话来勉励清华学生要做君子，树立“完整人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他这次演讲对清华优良学风和校风的养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清华即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字定为校训。

“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

陈寅恪是一位历史学家，学贯中西。是公认的本世纪最有学问、最有成就的学界大师。他的专业是中古史，长年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中山大学担任教授，还曾任牛津等外国名校教授。他的所有作品都以文言写成，而且学问高深，一般知识背景的读者难以啃动。

在清华国学院成立之初，梁启超向校长推荐留居国外的陈寅恪。校长因陈寅恪一无学位，二无论著而拒绝。梁启超力争说:“我梁某也算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校长终于被说服。

在20年代的清华园，有一位“教授中的教授”，那就是陈寅恪。因为凡是他讲课，很多教授都会来听。他在国外断续留学20年，潜心读书和研究，但对“博士”、“硕士”学位之类，却淡然处之。因此连大学文凭也没拿过。然后就是这个没学位的人，当在哈佛大学任教的赵元任被聘为清华导师时，哈佛大学点名要他继任。关于他的学问，只从一点就可知其精深与博大:他虽然不是语言学家，但他通晓的文字多达二三十种。

“南书房行走”－－王国维

王国维，生于1877年，卒于1927年，字静安，号观堂。在四大导师中，王国维是第一个来到清华的。王国维年轻时学习语言、科学、哲学和心理学、社会学，30岁之后研究文学。中年之后，又治中国古代史，在甲骨文方面取得了优异成就，奠定了他国学大师的地位。

1923年应召为末代皇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1927年6月2日，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终年50岁。行前留遗书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

四大导师中的另一位大学者是赵元任。常人也许很难想象，这位“中国语言学之父”，中国近代音乐先驱者之一，28岁竟被美国康乃尔大学聘为物理讲师。29岁时，他回到清华，担任物理、数学和心理学讲师。30岁时任哈佛大学哲学讲师。33岁时被聘为清华哲学教授。

1938年后在夏威夷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任教。被选为美国语言学会会长，美国东方学会会长。1981年北京大学授予其名誉教授称号。

赵元任早年从事国语运动，后致力于语言学研究，在音位学理论、中国音韵学、汉语方言以及汉语语法方面有重要的贡献。

㈣ 陈寅恪人物生平的介绍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史学研究工作，研究范围甚广，他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陈寅恪治学主旨“在史中求识”。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中国的历史考据学。

(4)中山大学国学老师扩展阅读

陈寅恪的著作，多属考证性文字，但他的考据方法，已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考据。他以考据为手段，在考证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还注意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陈寅恪在继承乾嘉学者实事求是、精密严谨的考据之学时，也吸收了宋代学者追求义理的作风，注重探求历史的规律。

在西方历史语言考证学派的影响下，他十分重视对语言工具的学习，并掌握了十几门外语。他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语言工具，对中外文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在西方文化史学的影响下，他在历史研究中引入文化史学观点，从民族与文化两个角度来进行研究，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范围。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陈寅恪对考据方法加以创新，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新考据方法。其考据方法的特点即“诗史互证”与比较的方法。

“诗史互证”是陈寅恪在研究中用得最多，最具特色的一种考据方法。虽然首先提出这种方法的并不是陈寅恪，但他把这种方法大量付诸实践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他首先注意到唐诗的史料价值。因唐诗的作者来自社会各阶层，唐诗中许多作品直接反映了现实生活，可以补正正史之不足及讹误。除唐诗外，小说也可以用于证史。他还提出了利用小说证史应注意的一些原则。

《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诗史互证”的力作，此书通过笺释钱谦益、柳如是的诗文，系统论述了明末清初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陈寅恪“诗史互证”方法的运用，既是对史料范围的扩展，也是对考据方法的创新。

㈤ 陈寅恪的具体资料

陈寅恪（1890年--1969年10月7日）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

江西义宁（今修水）人，1890年生于湖南长沙。其父陈三立为著名诗人，维新四公子之一，曾任三江师范学堂总教席。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曾师从国学大师王伯沆。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

1902年随南京矿路学堂毕业的长兄陈衡恪东渡日本，入巢鸭弘文学院；同年入读该校的中国学生还有鲁迅、陈师曾等人。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1918年冬获得江西官费资助，再渡出国深造，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通过留学期间的学习，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余种语文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

1925年3月归国，时吴宓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1928年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应聘为中文、历史二系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在此期间主要讲授佛经翻译文学、两晋南北朝隋唐史料和蒙古史料研究等课程。1930年以后，还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及第一组(历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抗战爆发后，任教西南联合大学，主要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专题和元白诗研究等。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中国史教授。次年9月，他离昆明赴香港，准备转英国。因战事未能成行，旋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后接任中国文学系主任。1941年底香港沦陷，闭门治学。1942年7月到桂林，任教广西大学。1943年12月到成都，执教燕京大学。1946年再任清华大学教授。1948年底，任教广州岭南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自此一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为历史系、中文系讲授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等三门课程。1960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逝世。

陈寅恪在1920年代倡导，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1953年已决定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他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公之于世。

陈寅恪通多种语言，和语言学家赵元任都被认为是语言的天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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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书目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元白诗笺证稿》
《论〈再生缘〉》
《柳如是别传》
《金明馆丛稿初编》
《寒柳堂集》
《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
《陈寅恪文集》
《陈寅恪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