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一所教授治校的大学

① 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摒弃“模式”，复归“传统”。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1922年，毛泽东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毛泽东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应该说，较之1957年毛泽东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② 德国，洪堡建立柏林大学以及进行改革的具体内容。

洪堡(WilhelmvonHumboldt)的办学思想与他制定的办学原则对柏林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其中也包括了相当的负面影响，比如，尽管洪堡追求的是学术自由，但他却把柏林大学置于政府强有力的控制之下，正是政府强有力的控制妨碍了柏林大学模式达到尽善尽美的状态。对于柏林大学的创办，尤其是对柏林大学模式的设计以及该模式基本特征的形成做出重要贡献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施莱尔马赫(F.E.D.Schleiermacher)。《柏林大学章程》主要是他的作品。该章程具体规定了柏林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柏林大学的基本组织结构，并且规范了柏林大学模式的运行机制。施莱尔马赫描绘和设计的大学模式（包括学院制、教授会制、讲座制、利益商谈制等）最终成为其他德国大学的发展模式，对其他国家（美国、日本等）大学模式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br>[关键词]柏林大学;大学模式;洪堡;施莱尔马赫<br>提起创办于1810年的柏林大学，人们都会想到洪堡以及他为该大学制定的基本原则：教学与研究的自由、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大家还知道，柏林大学的办学模式深深地影响了德国的大学以及德国之外（比如美国和日本等国）的大学。<br>不过，柏林大学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如何理解柏林大学的办学模式？柏林大学模式的核心是什么？应该如何评价洪堡和施莱尔马赫在柏林大学模式的形成过程中起过的重要作用?等问题，国内各种研究文献虽然有所提及，但是这些文献对柏林大学模式的基本特征及其形成等问题语焉不详，即使稍有提及也难以尽如人意，没有很好地回答以上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在这些问题上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探讨。</p><p>一、柏林大学的创设<br>柏林大学是在对“旧”大学的失望和对“新”大学的期待之中诞生的。<br>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在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版图上处于落后状态。1805～1809年间，拿破仑一世数次打败普鲁士等国的联军，德国被肢解。与法国的强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战败后的德国笼罩着一片沮丧。在对独立和强大的期盼中，德国思想界文化界出现了一股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社会精英与民众都期待着知识界和教育界尤其是大学能够为国家的自由强盛和民族文化的复兴做出贡献。但是，大学里弥漫着保守和陈腐，充斥着不务实际的学究和空谈家。他们津津乐道于陈腐的争论，思想与精神活动深受神学和宗教的束缚，他们把知识看成为已经凝固为封闭的体系，大学的任务就是把已经知道的东西传授给学生。对于这类大学，真正的知识分子都耻于与其为伍，甚至有教育官员声称：大学作为一种机构应该被消灭，应该用一种能够满足专门需要的职业性机构取而代之。于是，社会上出现了对一种能够真正进行学术研究、追求真理的新型“大学”的强烈期待。这种期待感通过部分有识之士的呼吁传递到社会的上层，并且在最高层引起了回应。这样就为“新大学”的诞生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而洪堡被卷入这所新型大学的筹备工作则是一种偶然。</p><p>二、柏林大学模式的形成<br>（一）洪堡关于创办柏林大学的基本观点<br>观点一：聘请知名教授，给予他们充分的研究自由<br>对于这所新大学的创办，洪堡的一个基本想法就是：聘请著名学者，给予他们充分的研究自由，不管他们的研究可能得出什么结论，而政府的责任只是负责挑选合适的人员。从这里可以看出，洪堡的办学思想涉及三方面的内容：（1）学术自由；（2）教授治校；（3）大学与政府的关系。这三点与柏林大学模式有着内在的关联。<br>事实上，洪堡并没有太多地参与讨论如何创办这所新大学的细节问题，也未参与拟定新大学的组织结构和规章制度。他的精力主要花在对大学创建过程的领导、统筹协调以及聘请一流教授等方面。幸运的是，他不仅得到了一批知名教授的承诺，还获得了国王的大力支持。1810年5月30日，国王颁布了开办这所新大学的命令。<br>洪堡关于“聘请一流教授并赋予他们管理大学的权力”，即“教授治校”的基本思路，对这所大学以及日后德国乃至全世界大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br>虽然洪堡以捍卫独立自由精神、批判政府权威之自由主义思想而著名，但他却把柏林大学与普鲁士政府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正是因为这种捆绑关系，历史留给德国的是错综复杂地与各个独断专行的州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纠缠在一起的、受政府控制的大学。即，这所新大学从诞生之日起就被牢牢地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这就使得柏林大学处于一种尴尬境地，正如韦伯所说，长期以来德国的大学一直困扰于传统的大学权威与凌驾于大学之上的州政府权威之间。<br>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结局呢？这与洪堡的第二个观点有直接的关系。<br>观点二：大学是国立的，应该由政府进行控制；<br>洪堡虽然具有自由主义思想，但他认为大学是国立的，应该由政府来管理和控制。正如洪堡史研究者斯普朗格（EardSpranger）所说，这所为国家服务的大学的建立折射出洪堡命运中颇为复杂的一面，即：抱有“没有政府的介入可以办出最好的大学”这一理想的洪堡创办起来的却是一所由政府控制、为政府服务的柏林大学。<br>当时柏林有一所独立于政府的学术机构“普鲁士艺术与科学学园”。坐上司长椅子之后，洪堡便开始强行将该学园转为公立，使其成为国家控制的学术机构。<br>当然，我们应该看到，洪堡在政府与大学之关系这一问题上并没有选择余地，因为1794年的普鲁士法律明文规定，所有大学都是政府的机构。再往前看，自从宗教改革以后，普鲁士以及周边地区的政府对大学一直实行强有力的控制。洪堡对大学的改革不仅没有缓和反而强化了这种控制。<br>洪堡对私立大学缺乏同情很可能源于“政府是社会的自然组成部分”这一思想。在这一点上他与同时代人没有什么区别。德国有一个传统：即大学的目的就是为政府服务。比如哈勒大学（Halle）、哥廷根大学（Göttingen）等，从设置之日起其主要目的就是为国家培养官吏。洪堡认为，为了更好地达到这样的目的，政府应该承担起更大的责任。一方面，他视“国家”为“民族的教育者”，通过它可以“培植信念”；另一方面，他却计划着一种与国家无关的对教育事业的财政资助（即某种地区自治形式的特有基金）。但这种想法很不现实，当时能够提供如此资助的只有国王。确实，对大学而言，独立而稳定的财源有助于保证大学的自主权。然而，洪堡试图将国家的“财政”责任与极力保护大学不受政府过多控制的愿望相结合的计划最终并未实现。<br>洪堡曾经致力于为学者提供研究和表达的自由，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希望柏林大学能够享有独立的财政收入，他还希望丰厚的薪水可以使教授们能够潜心做学问。但是，接替洪堡的新厅长舒克曼（vonSchuckmann）却认为：正因为是政府出钱办的大学，所以决不允许大学成为“国中之国”。有位大臣更明确地说：领取政府薪水的教授没有权利对政治问题说三道四。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在某种意义上，如果施方和受方都有这种想法，国立大学就避免不了遭受政府强有力的控制甚至干涉的命运了。洪堡也许想到了这一层，所以才力图为这所新大学尽可能争取享有独立的财政收入，以确保实现他理想中的“学术自由”。</p><p>（二）柏林大学的办学原则<br>人们往往把柏林大学的创办、柏林大学模式的形成以及柏林大学办学原则的制定都归为洪堡的贡献，即，柏林大学是洪堡一人创办起来的。虽然洪堡制定的办学原则不仅使柏林大学在全世界享有巨大声望和影响，而且还被其他国家的大学奉为最高原则。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体现了柏林大学模式之精华的这些原则，实际上并非洪堡一人的创造。对于柏林大学模式的成功，应该这样理解，在洪堡领导下创立的柏林大学正是遵循了这些基本符合大学发展规律的原则，才取得了辉煌的成功。<br>根据丹尼•法龙的分析，柏林大学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br>原则一：研究与教学的统一（theunityofresearchandteaching）<br>原则二：学术自由，即教与学的自由（academicfreedom;LernfreibeitandLebrfreibeit）<br>原则三：以通识（自由）教育为核心（）<br>“原则一”确立了学者及其学术研究在大学的重要地位。同时也阐明了在知识前沿领域进行学术性探究的价值。不过，最早系统而明确地提出大学必须重视学术研究的人是费希特，他认为要使大学成为名副其实的德意志文明的“皇冠”，大学就必须重视学术研究，不仅各个学科领域都应该重视学术研究，而且每一个教师都必须成为从事研究的学者,这种思想对柏林大学的创办及其教育实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br>“原则二”强调学生学习的自由与学者进行探究的自由。不过，LernfreibeitandLebrfreibeit这两个概念是哈勒（Halle）大学校长古德林最先提出来的。实际上，“教与学的自由”这一原则的提出是数百年来大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洪堡的贡献在于，他从国家利益的角度阐明了保护这种自由对于大学的生存是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的。<br>“原则三”同样具有划时代意义，该原则使哲学院（diephilosophischeFakultät）以及它承担的通识教育（或自由教育）重新充满生气。卢比（Lubbe）是这样描述该原则的贡献的：“19世纪初大学改革最关键的时刻终于到了……这就是哲学院从那些高等院系尤其是神学和法学等系的垄断下解放了出来”。然而，如后所述，这主要还应该看作是施莱尔马赫的贡献。

③ 哈佛大学在哪里

哈佛大学
【基本情况】

世界第一学府——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

美国最早的私立大学之一。以培养研究生和从事科学研究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前身为哈佛学院。1636年10月28日，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议会通过决议，决定筹建一所像英国剑桥大学那样的高等学府,拨款400英镑。1638年在马萨诸塞的剑桥正式开学，第一届学生共4名。1638年9月14日，牧师兼伊曼纽尔学院院长的J．哈佛病逝，他把一半积蓄720英镑和400余册图书捐赠给这所学校。1639年3月13日，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议会通过决议，把这所学校命名为哈佛学院。在建校的最初一个半世纪中，学校体制主要仿照欧洲大学。1721年正式设立神学教授职位，1727年设立数学和自然科学教授职位,1780年设立医学教授职位。同年扩建成哈佛大学；1816年 成立神学院，1817年成立法学院，以后各学院相继在19世纪成立。 教育学院成立于1990年；1936年又成立了政治学院(1966年命名 为J．F。肯尼迪政治学院)。1966年以来，哈佛大学共设10个研究 生院，即文理、商业管理、设计、牙科医学、神学、教育、法学、医学、 公共卫生和肯尼迪政治学院；2个招收大学本科生的学院，即哈佛学院和拉德克利夫学院；并设继续教育办公室，专门负责暑期学 校、附设课程和终身学习中心。牙科医学、医学、公共卫生等3个 研究生院设立在波士顿，其余各学院均集中于剑桥。各学院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哈佛历任校长坚持3A原则，即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和学术中立（这三个原则英文词第一个字母均是A).

历史上，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中共有六位曾当选为美国总统。他们是约翰·亚当斯(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拉瑟福德·海斯、西奥多·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连任四届)和约翰·肯尼迪。哈佛大学的教授团中总共产生了34名诺贝尔奖得主(Nobel Laureates ).

如今，哈佛大学已发展为拥有十个研究生院、四十多个系科、一百多个专业的大型院校。正式注册有18,000名学位候选人，以研究生为主，也包括本科生。 另外还有13,000名非学位学生在其扩展学院学习一门或更多的课程。在哈佛大学工作的教职员工超过14,000人，包括超过2,000名的教授和讲师。 还有7,000多教员在所属的各个教学医院工作。

多年来，哈佛大学除了培养大量的美国学生外，还接纳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大批留学生和访问学者。

它的总部位于历史文化名城波士顿的剑桥城，医学院和商学院位于波士顿市区。在剑桥城，与哈佛大学相邻的竟然是与之齐名、同是世界第一学府的麻省理工学院(MIT)。有趣的是，两大校园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线。

1986 年，哈佛大学隆重庆祝了350周年校庆。哈佛大学诞生于英国清教徒1620年移民到普利茅斯之后的第16年枣1636年(当时中国正值明朝末年)，是遵照麻萨诸塞海湾殖民地最高法院的表决建立的。命名源于它的第一个捐资人约翰.哈佛枣一名年轻的牧师，1638年去世时，把他的图书馆和一半财产留给了新学校。由于清教徒中不少人出身于英国剑桥大学，他们就把哈佛大学所在的新镇命名为剑桥。最初学校仅有一名男教师和九名学生。

学校早年开设的课程以英国大学的模式为基础，但是在思想上与这个殖民拓荒地盛行的清教徒的哲学保持一致。尽管它早年的许多毕业生成为了整个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聚居地的牧师，学校却从未正式加入过某一个特定的教派。一份出版于1643年的早期的小册子阐明了哈佛大学的存在：“促进知识并使之永存后代。”

【相关介绍】

先有哈佛，而后有美利坚。 ——题记
美国第一所学府
15世纪末，由欧洲通往美洲的大西洋航道被哥伦布开辟出来以后，欧洲人纷纷远涉重洋来到美洲。17世纪初，首批英国移民到达北美，在那里开拓自己的“伊甸园”——新英格兰。移民中有100多名清教徒，曾在牛津和剑桥大学受过古典式的高等教育，为了让他们的子孙后代在新的家园也能够受到这种教育，他们于1636年在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河畔建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所学府——哈佛学院。1780年，即美国建国后的第四年，已经有了140多年历史的哈佛学院升格为哈佛大学。

当初哈佛学院的创办者把剑桥大学的模式移植过来，学院最初定名为“剑桥学院（Cambridge College）”。1639年，为了纪念学院的创办者和建校费用的主要捐献者约翰·哈佛（John Harverd），马萨诸塞议会通过决议，将学院改名为“哈佛学院”。
由哈佛学院时代沿用至今的哈佛大学校徽上面，用拉丁文写着VERITAS 字样，意为“真理”。哈佛大学校训的原文，也是用拉丁文写的，意为“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校徽和校训的文字，都昭示着哈佛大学立校兴学的宗旨-求是崇真。

担任哈佛大学校长长达20年（1933～1953）之久的美国著名教育家科南特曾经说过：“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一代人的质量”。正是在择师和育人上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哈佛大学才得以成为群英荟萃、人才辈出的第一流著名学府，对美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科学和高等教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世界各国的求知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在竞争中争先.

1693年，北美第二所学府威廉·玛丽学院（今弗吉尼亚大学的第一所学院）诞生。1701年，耶鲁学院（今耶鲁大学的第一所学院）成立。这两所学院的出现，使哈佛学院有了伙伴和竞争的对手。18世纪下半期，北美洲陆续建起了9所学院，新建的学院虽然大体上仍沿袭英国古老学府的模式，毕竟时代不同了，受欧洲启蒙运动和产业革命的影响，数学和自然科学陆续挤进这些学院的教学领域。受英国古老大学传统影响较深的哈佛学院，面临着强有力的挑战。1727年，哈佛学院建立了数学和自然哲学的教授讲座，这是顺应时势的变革之举。此时，北美产业革命的势头兴起，新兴的工商业对应用科学的需求使哈佛面临着重大的抉择：要么墨守成规，这将失去它在北美高等学府中的领袖地位；要么推陈出新，以求继续执掌北美学府之牛耳。哈佛选择了后一条路。
数学和自然哲学教授讲座开设后，哈佛学院还置备了一批科学仪器和设备，教授们用实验的方法，向学生讲授天文、物理和化学知识。在数学领域内，设立了测量术和航海术等技术学科。1780年，医学教授讲座的建立，促进了植物学和化学的研究。教授们开展各种各样的科学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在北美和英国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自然科学终于在哈佛建立起牢固的阵地，并对其它学院产生影响。

1775-1783年，北美13个英国殖民地爆发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哈佛学院顺应潮流，站在同情和支持独立战争的正义事业一边。在马萨诸塞，几乎所有著名的革命者都是哈佛的毕业生，包括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1775年7月3日，乔治·华盛顿在哈佛学院所在地坎布里奇就任北美独立战争军队的统帅，他的司令部也一度设在坎布里奇。1776年美利坚合众国诞生后，哈佛学院给独立战争的主要领导人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美国第三任总统）、约翰·杰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任首席大法官）、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首届美国联邦政府财政部长）等人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到1780年，哈佛学院已先后建立了神学、数学和自然哲学、医学等教授讲座，学院升格为大学。按照欧洲中世纪大学的传统，必须拥有3个学院的联合体，才够格称为大学，当时马萨诸塞州议会竟破格承认哈佛学院升格为大学，这既是厚爱，也是鞭策。哈佛大学继续抓紧自身建设，1816年设立了神学院，1817年设立了法学院，加上原有的以文理为主科的哈佛学院，一共有了3个学院，成为名副其实、名正言顺的大学了。19世纪上半叶，哈佛大学的影响已超出马萨诸塞之外，及于美国中部和南部。

在北美独立战争初年，哈佛学院的基金，连同地产的租金在内，不足1700英镑。战后的1793年，哈佛的基金已超过18.2万美元。到了19世纪,由于校友的赞助，哈佛大学的基金稳步上升，1800年为24.2万美元，1869年为225万美元。
在此期间，哈佛大学的课程设置有了较大的变化。1790年，哈佛大学开设了拉丁文、希腊文、数学（包括天文学）、英文写作、哲学（包括形而上学、道德和政治）、神学、自然科学，希伯来语和法语两科由学生任选一科。哈佛大学课程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德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影响。在此时期，德国著名教育家威廉·洪堡关于大学教育改革提出了著名的三条原则：独立性；自由与合作二者统一的原则；教育与研究统一的原则和科学统一的原则。洪堡不仅提出了大学改革的理想，并在他倡办的柏林大学中付诸实践，提倡学术自由，教育与科研相结合，柏林大学成为德国新型大学的榜样。在哈佛大学任教的一些青年教授，曾经留学德国，受到德国大学的影响，他们要求改变英国大学的模式，转而以德为师，效法德国大学的一套制度。1825年，有4位青年教授联名提出4项改革意见：减少古典文学课程的比重；重视对现代外国文学的研究；设立研究生的学位制度；按照学生的能力分班教学。这4项意见当时未被采纳。

1829年，昆西（J.Quincy）出任哈佛大学校长，他大刀阔斧，极力扭转哈佛大学的方向，大力倡导重视理科的教学。他任职16年（1829－1845），在哈佛大学办起了理学院，建立了一座天文台。18世纪和19世纪，随着哈佛大学的发展，学校课程内容范围扩大了，重点转换了，自然科学受到了极大重视。

1869－1909年，化学家埃利奥特（Charles.William Eliot）担任哈佛大学校长，他任职40年，把哈佛大学建设成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现代化大学。他使法学院、医学院获得了新的活力，并且新建了商业管理学院、牙医学院、文理学院，注册学生从1000人上升到3000人，教学人员从49名增加到278名，学校基金从2300万美元增加到2.25亿美元。

1909－1933年，洛厄尔（Abbott Lwrence Lowell）担任哈佛大学校长，他重新制定了大学本科生课程计划，实行课程的集中与分配相结合的制度，以便使学生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洛厄尔实行的导师制，至今仍被哈佛大学沿用。洛厄尔最突出的贡献是在哈佛大学实行住宿制度，这一制度的实施使得在大型的综合大学中，本科生都有一个小型的学院环境，新生入学后的第一年住在哈佛校园内或附近的宿舍中，一年以后，学生们分住在12幢宿舍楼内，还为少数走读生设置了第13幢宿舍楼。每幢宿舍楼内有一位住校教师和一个导师组，指导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此外，每幢宿舍楼还设有餐厅、图书馆，在宿舍楼区，经常开展各种有趣的体育、社会和文化活动。而且洛厄尔以身抗击，保卫哈佛教授穆斯特伯格与拉斯基，导致了这两位教授安在。

近几届的几位校长，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普西（Nathan Marsh Pusey），博克（Derek Bok）和现任校长陆登庭（Neil L Rudenstine）等都对哈佛大学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一方面千方百计地提高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育质量，同时也尽力发挥哈佛大学作为研究机构的出类拔萃的作用。
科南特1919－1953年历任哈佛大学化学系教授、系主任、校长，他在哈佛大学实行校外特别委员会制度，用这个机构来评议学校教师的资格和任期。他还创建了一项普通教育方案，除主修课程以外，向所有本科生提供广泛的学习领域。

1953－1971年，普西任校长，在他的主持下，哈佛大学进行了美国高等教育史规模最大的募捐活动，为哈佛筹集资金达8.25亿美元，这项活动提高了哈佛大学教师的薪金，扩大了对学生的资助，建立了新的教授职位，充实了教学设备。

1971年以来，博克担任校长，他精心处理了高等教育中一些主要问题，包括行政管理、少数民族和妇女受教育的机会以及学术界与工业界之间的技术转换等问题，博克校长还重新组织了哈佛大学的管理机构，把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和程序引进到哈佛大学的各个研究生院和各个系科。

1991年，陆登庭出任第26任校长，作为更好地协调各学院和教师关系的一部分，他开创了一个集中的全校范围的学术计划，目的是辨别出哈佛最主要和优先的部分。另外，陆登庭还强调大学的责任：优秀的本科教育，大学的门始终向不同经济阶层的人敞开，研究型大学如何适应信息快速增长和严重财政约束的时代，在一个自由表达的社会中迎接挑战。

课程的不断改革与更新

哈佛大学360多年的历史，是一部发展与变革互相推进的历史。

创建后一个半世纪的哈佛学院，一直是以英国的牛津、剑桥两所大学为模式，以培养牧师、律师和官员为目标，注重人文学科，学生不能自由选择课程。19世纪初，高等教育课程改革的号角在哈佛吹响了，崇尚“学术自由”和“讲学自由”。“固定的学年”和“固定的课”的老框框受到冲击，自由选修课程的制度逐渐兴起。在哈佛学院也有人倡议实行课程选修制度，这种革新的要求遭到传统的保守势力的反对，倡议在哈佛未得实现。

然而，高等教育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适应学生个性的呼声日益高涨。1839年，哈佛大学再次发动课程改革。1841年，哈佛正式实行选课制，但在保守势力的反对下很快又有所倒退。

19世纪60年代，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南北战争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生产力突飞猛进，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地位逐步提高，工程师、自然科学家和工业技术人才得以和律师、官员等并驾齐驱。形势的变化对高等学校的课程改革十分有利，选修制再次兴起，哈佛又一次走在了改革的前列。

1869年，年仅35岁的埃里奥特担任哈佛大学校长，此后他担任校长40年，是推行选课制的主将，在他的领导和推动下，哈佛大学全面实行选修制。到1895年，只有英语和现代外语仍为必修课，其它均为选修课。美国许多高校纷纷步哈佛大学后尘，减少或废除必修课，增加选修课。

按照自由选修制的要求，攻读一种学位，可有16门课程供学生选修，只要符合规定，便可取得相应的学位。这种方法打破了固定的四年学制，成绩优异者三年内即可取得相应的学位，可称得上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了。在埃里奥特的努力下，哈佛大学招聘名流学者任教，选修课程开设超过其它大学，学生的知识面扩大，学习潜能得以充分发挥。埃里奥特的教育思想和课程改革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他强调高等学校要给予学生三个法宝：一是给学生学习上选择的自由；二是使学生在所擅长的学科上有施展才能的机会；三是使学生的学习从被动的行为转化为自主的行为，使学生从对教师的依赖和从属关系中解放出来。

1909年，洛厄尔出任校长，他在保留自由选课制优点的前提下又提出了新的教改方案，从1914年起，实行"集中与分配"制。所谓“集中”，是指从16门可供选择的课程中，必须选修6门本系的专业课，以保证重点；所谓“分配”，是指另外的6门课程从3个不同的知识领域中各选两门，以保证学生具有比较广泛的知识面。余下的课任学生自由选择。这种制度既保证专业课学习的深度，又能扩大学生的视野，也可给学生的个人爱好留下适当的余地。

1933年，化学家科南特担任校长，他励精图治，于1940年主持成立专门委员会，研究课程改革。经过5年的反复研究，提出了专门报告，主张加强普通教育。哈佛大学按照专门报告的建议，又作了5年实验，在1951年正式推行“普通教育”制度。按照普通教育制度的规定，第一，一、二年级的学生，要从自己所在的系中选修6门专业课，再从人文、社会、自然三大类别的普通教育课中各选一门，共3门课，另外还需从其他系的课程中至少选3门；第二，三、四年级也设有普通教育课，没有学过一、二年级普通教育课的，不得选修三、四年级的普通教育课；第三，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学生可以选修一部分三、四年级的普通教育课；第四，学生不得选修属于同一个考试组的两门课。这样做，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结合的很紧密，而且先后有序，互相衔接。这种办法吸取以前制度的优点，加以综合，形成了以通讯教育为基础，以集中与分配为指导的自由选修制度。

哈佛大学学生成绩的计分方法一般有四种：第一，按A、B、C、D、E五级计分，A为最高分；第二，及格和不及格；第三，满意和不满意；第四，有学分和无学分。
哈佛大学的课程改革并没有停滞不前，他们又进而研究在普通教育中哪些课程是核心课程，或称基础课程。他们深切认识到，不论学习任何专业，都必须有深厚的基础知识。“根深叶茂，本固枝荣”，这一思想在哈佛大学是很明确的。

德里克·博克于1971年出任校长，他十分关注大学本科的基础教育，采取了有力的措施。20世纪初，美国一般大学文科的课程是按照纵深与横亘相结合的原则来设置的，既让学生对某一领域有比较深入的理解，又要求学生对其他领域有较为广泛的涉猎。到20世纪中期，则要求学生在知识广度方面对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个领域有概括的基本的理解。到了六、七十年代，以上的课程模式再度受到挑战，由于人类的知识领域空前扩大，各学科之间过去的传统界限已被冲破，使得传统的文科课程结构处于不得不改革的局面。1973年，博克校长任命亨利·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为哈佛文理学院院长，责成他负责研究文理学院的目标及哈佛本科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号召教师们献计献策，以集思广益，重新制定有关大学教学的目的和方法。罗索夫斯基任命威尔逊教授研究共同基础课问题，于1976年提出一项改革方案，即“威尔逊报告”。这份报告主张制定一种强制性的共同基础课程，以后又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并由罗索夫斯基院长亲自主持进一步的修改工作，结果于1978年提出了关于共同基础课的报告，并决定于第二年开始付诸实施。

从以上过程可以看出：哈佛大学是不断适应时代的要求而不断革新的，这种改革不是凭单纯的热情而匆忙从事的，改革不是孤立进行的。这些对我们的教育改革工作是颇有借鉴意义的。

哈佛大学的机构

哈佛大学的校务领导机构，一是哈佛大学董事会，另一个是校务监督委员会。

哈佛大学董事会

哈佛大学董事会，负责大学的财政和校务的管理。有关教育政策和机构设置的重大事务，由校长和各部门主任向董事会提出讨论定。哈佛大学各个研究生院院长和各个系的系主任，都由校长任命。

校务监督委员会

哈佛大学校务监督委员会，由30名成员组成。这些成员大多由哈佛学院和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的校友中选举产生，任期为6年。校务监督委员会举行定期会议，对大学的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就有关大学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提出建议，支持学校的重大活动。

历久常新的生机所系

在世界著名学府之林中，哈佛大学算得上是一株不老松，探讨这所名牌大学长盛不衰之所系，是各国高等教育研究者感兴趣的一个课题。其之所以能够历久常新，与时俱进，值得各个大学借鉴。

一、革故鼎新。初建时期的哈佛学院，其规模只相当于旧中国乡间的一所村塾，如今已发展成为规模宏大、设备先进、成就卓越、影响深远的全美学府之首，这不是上帝恩赐，也不是自发而成，而是哈佛人艰苦创业，不断革故鼎新的结果。事实证明：新陈代谢，革故鼎新，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哈佛从仿效英、德到独创新制，由只学固定课程到采取自由选修制、集中和分配制、普通教育制，以致形成以普通教育为基础、以集中与分配为指导的自由选修制等等，无一不是革故鼎新的结果，时至今日仍未止步。这是一所学校欣欣向荣的生命力所在。

二、质量并重。哈佛初创时，只有教师一人，学生四名。现在，教师人数已超过两千，学生人数近两万名，数量的发展是惊人的。哈佛在发展中并未忽视质的提高，坚持质量并重。保证教育质量，除了指导思想明确以外，比较重要的措施有两条：一是充实和完善设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哈佛的教学设施、实验室、图书馆、博物馆等等都是第一流的；二是重视人的素质，教师要严选，学生要精挑。对于学生的录取，哈佛是相当严格的，获准入学者约占申请者的10－20％，大多数新生入学前的中学成绩为A等。由于教师阵容强，学生起点高，再加上物质设备等其他条件，才保障了哈佛有相当高的教育质量，在美国以致全世界的高等学校中名列前茅。

三、教研结合。世界上著名的高等学府，都已成为“两个中心”，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哈佛是其中的佼佼者。事实表明，教师水平再高，也需不断进修。哈佛的教师都有科研任务，哈佛的高年级学生或成绩优异者也在学习的同时，从事一定的科研工作。哈佛图书馆、博物馆、既是为教学、科研服务的机构，本身也从事教学和科研。哈佛大学做到了教学、科研结合，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四、内外协作。哈佛大学内部各单位息息相通，许多学生可以交叉注册、跨系跨学科进行学习，哈佛又同麻省理工学院等名牌大学和有影响的科研机构通力合作。内外协作，使得哈佛大学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人力、物力，扬长避短，发挥最佳的效益。

品牌年龄: 371
品牌描述: 哈佛大学成立于1636年，其文理研究生院于1872年组建，是全美最古老的大学之一，迄今己培育出6位美国总统、29位诺贝尔奖得主和27名普利策奖得主 。哈佛大学不但是美 国政府制定国内外政治、军事、外交政策的思想库，而且在校内，各种学术流派和政治主张都十分活跃。
总部地址: 美国
品牌测评: ★★★★★ (业内声誉★★★★★ 全球认知★★★★★ 品牌价值★★★★★)

参考资料：
http://www.world68.com/sort.asp?bid=5（美国网站导航

④ 耶鲁大学在美国的哪所城市

耶鲁大学在美国的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

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简称“耶鲁（Yale）”，坐落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是一所世界著名的私立研究型大学，全美第三古老的高等学府。耶鲁大学是美国大学协会的14所创始院校之一，也是著名的常春藤盟校成员。

耶鲁大学最初由康涅狄格州公理会教友于1701年创立，1716年迁至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New Haven）。耶鲁大学作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私立大学之一，耶鲁大学是美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三所大学。

其本科学院与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本科生院齐名，历年来共同角逐美国大学本科生院美国前三名的位置，位列2016-17年US News美国大学本科排名第3（与芝加哥大学并列）。耶鲁大学共走出了5位美国总统、19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16位亿万富翁等等。

(4)世界第一所教授治校的大学扩展阅读：

耶鲁大学文化传统

耶鲁最重要的管理特色是“教授治校”，这一特色对美国高等教育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建校初期，经过3代校长的努力，耶鲁逐渐形成了董事会不具体参与校务管理、而由教授会治校的法规。在当时的美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普林斯顿董事掌权、哈佛校长当家、耶鲁教授做主”。

300多年来，耶鲁人一直为能够坚持独立精神，不向外来的政治压力、物质利诱妥协而自豪——18世纪中叶，托马斯·克莱普任院长期间，坚持耶鲁是贵族私立学校，并十分强调大学的独立。为此，他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对地方政府的干涉进行抵制，直至诉诸法律。

至20世纪60年代越战期间，美国政府下令：凡是自称以道德或宗教理由反战的学生一律不准得到奖学金的资助。当时美国诸多名校全都遵照政府的指示行事。唯独耶鲁坚守学术独立的一贯作风，仍继续以申请者的成绩为考虑奖学金的唯一原则，完全漠视政府的规定。

结果，耶鲁因此失去了来自联邦政府的一大笔基金，经济上几度陷入困境，但其信念依然不变。现任校长理查德·莱文亦曾因捐款人对耶鲁所设课程及其教授聘任提出附加要求，而毫不犹豫地拒绝了2000万美元的捐赠。

⑤ 美国耶鲁大学是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

耶鲁是私立大学。

耶鲁大学最初由康涅狄格州公理会教友于1701年创立，1716年迁至康版涅狄格州的纽权黑文（New Haven）。

耶鲁大学作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私立大学之一，是美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三所大学，其本科生院与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齐名，历年来共同角逐美国大学本科生院美国前三名，位列2019-20年US News美国大学本科排名第3。

(5)世界第一所教授治校的大学扩展阅读：

耶鲁最重要的管理特色是“教授治校”，这一特色对美国高等教育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建校初期，经过3代校长的努力，耶鲁逐渐形成了董事会不具体参与校务管理、而由教授会治校的法规。在当时的美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普林斯顿董事掌权、哈佛校长当家、耶鲁教授做主”。

耶鲁素有“总统摇篮”之称，耶鲁拥有众多极为杰出的校友，共有5位美国总统毕业于耶鲁以及19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16位亿万富豪等。

⑥ 东京大学的创始人

东京大学简称东大，是一所本部位于日本东京都文京区的世界级著名研究型国立综合大学。
东大诞生于1877年，是日本第一所国立大学，也是亚洲最早的西制大学之一。学校于1886年更名为帝国大学，1897年易名“东京帝国大学”，1947年9月正式定名为东京大学。
东大作为日本最高学术殿堂和帝国大学之首，其在全球享有极高的声誉。校徽是一黄一青两枚银杏叶。

二、学术成就
东京大学的综合实力稳居日本大学第一位，在日本国内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无可比拟。
从1877年建校到2014年之间，东大共培养出了9名诺贝尔奖得主，6名沃尔夫奖得主，1名菲尔兹奖得主，16位日本首相，21位（帝国）国会议长。
日本国内的一大批学术名家、工商巨子、政界菁英，都出身于东京大学。其中就有连中国读者都熟知的日本文豪：
芥川龙之介

川端康成

夏目漱石

三、院系专业
东大目前设有10个学部，15个研究生院，11个附属研究所（包括先端科学技术研究中心），13个大学研究中心，3个附属图书馆和2个高等研究所。
1、学部
东大学部本科教育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前两年不分专业，专注于基础课程教育，给未来的专业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后两年则会致力于专业课程教育。
东大的10个学部分别为：农学部、 教养学部、经济学部、工学部、法学部、文学部、医学部、药学部、理学部。
东京大学的代表色是“淡青色”，而在东京大学内部，各个学部也分别拥有自己的代表色。

2、研究生院
东京大学设有15个研究生院，其为学生提供了独特的学习和研究机会。
15个研究生院分别是：农学生命科学研究科、综合文化研究科、经济学研究科、教育学研究科、工学系研究科、新领域创成科学研究科、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情报理工学系研究科、情报学环学际情报学府、法学政治学研究科、数理科学研究科、医疗系研究科、药学系研究科、公共政策大学院、理学系研究科。
四、教学理念
1、教授治校
东京大学在治学理念上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教授治校”。
东京大学的各个院系几乎没有专门的行政人员。每个院系的管理者，就是院系的老师和教授。大家肯定想不到，东大的教师们连学籍管理、网络维护这些杂事都亲力亲为。
东大的这个管理模式，让每个院系每位老师都有高度的自治权，可以更好地为教学和科研服务。

还有一点，东大的每个院系都可以决定自己研究室的组织结构。比如，某文科研究生院中，老师可以采用“师傅带徒弟”的模式；而研究互联网文化的老师，可以采用开放式论坛的形式。每一个研究室的气氛都是独一无二的。
2、信息学环
东大的必修课比较少，但是选修课却很多。不论学生的年级和专业，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任意选择课程。因为学生们五花八门的专业角度和深度，让他们经常碰撞出思维的火花。因此，东大的每一场课堂讨论都很让人期待。
这种扁平化的课程设置，既东大教育的另一个特点：信息学环。

和日本其他高校相比，东京大学的老师往往具备更加宽广的视野，他们很清楚社会各界的实际需求，并且将实现这些需求作为自己研究的重要部分，写入论文、带入课堂。
五、校园名景
东京大学著名的风景是它的银杏树，连学校标志都是两片银杏叶。

除此之外，作为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
东京大学的标志性建筑是安田讲堂、赤门，还有“三四郎池”。
1、安田讲堂
安田讲堂的正式名称为东京大学大讲堂，由安田财团的创办人安田善次郎所捐赠建设，东京大学建筑学科的建筑师内田祥三及其弟子岸田日设计而成。

安田讲堂前面的那一片绿地，衬映得讲堂格外地庄严。
2、赤门
赤门原为日本加贺藩的御守殿门，因为御守殿门皆漆为朱红色之故，因此才有“赤门”这一俗称。东京大学的赤门是唯一留存下来的御守殿门，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因此曾被日本政府列为国宝，现则指定为重要文化财产。

赤门是东京大学的代表性象征之一，后被假借为东京大学的代称。
3、三四郎池
原名为育德园心字池，与赤门类似，属于加贺藩的。育德园是庭园的名称，因池子呈心字形，于是称为育德园心字池。
育德园心字池因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小说作品《三四郎》而得以更广泛的流传，因此也改名为“三四郎池”。

除了上面提到的名景之外，其实东大还有隈研吾先生设计的积木咖啡馆、东大图书馆、安田讲堂的地下大食堂、忠犬八公雕塑等等……

六、校园生活
东大作为日本排名第一的名校，校园氛围却是轻松开放。
如果你想进校参观，只需填写一张申请，就可以获得当天出入的资格，甚至可以出入东大的图书馆。所以经常有前来参观的学生。
东大的学子也不是死读书的书呆子，他们成立了五花八门奇奇怪怪的社团。比如：
东京大学狼人研究会

东大幻想乡

独角仙研究会

动物骨头研究会

折纸同好会

铁道研究

⑦ witkin university 是什么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

知识拓展：

一百多年来，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为美国乃至全世界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戴尔公司董事长保罗·贝尔，耐克公司前总裁汤姆·克拉克，美林证券创始人威廉·希瑞尔，美国商务部前部长芭芭拉·富兰克林，不丹王国首相吉格梅·廷里，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基因工程创始人保罗·伯格，现代卫星海洋学创始人霍华德·戈登，著名散文家陈之藩，台湾“教育部”前部长杨朝祥均毕业于该校。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对美国和世界的教育、科技、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因此被普林斯顿评论评为美国东北部最好的大学。

该校在2018CWUR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全球第43名。

宾夕法尼亚大学-网络

⑧ witkin university是什么意思

witkin university是宾夕法尼亚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由美国著名科学家和政治家、开国元勋、《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创办于1740年，建校时间早于美国建国（1776年），《独立宣言》的9位签字者和美国宪法的11位签字者与该校有关。

创办之初，学校是一所慈善学院。本杰明·富兰克林作为学校创建人，认为新的知识来自对现有资源最广泛的认识和最有创新的运用。这一思想指导着他的研究工作，同时也是他创办学校的指导方针。

他认为要使当时的北美洲达到欧洲那样的工业、商业和军事实力，必须提倡和实施注重实际应用的新型教育，培养具有创新思维，对他人的创造反应敏捷，不脱离现实生活的人才。这一教育思想始终贯穿于宾大两百多年的发展历程。

(8)世界第一所教授治校的大学扩展阅读:

常见大学的中文翻译

1、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学是一所在世界上享有顶尖大学声誉、财富和影响力的学校，被誉为美国政府的思想库，其商学院案例教学也盛名远播。作为全美最好的大学之一，在世界各研究机构的排行榜中，也经常名列全球大学第一位。

校训：Amicus Plato,Amicus Aristotle, Sed Magis Amicus VERITAS.

要与柏拉图为友，要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

2、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

耶鲁最重要的管理特色是“教授治校”，这一特色对美国高等教育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建校初期，经过3代校长的努力，耶鲁逐渐形成了董事会不具体参与校务管理、而由教授会治校的法规。

校训：Lux et Veritas.真理和光明

3、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坐落于合众国的摇篮--费城，独立宣言的9位签字者和美国宪法的11位签字者与该校有关。因其优秀的本科生教育、出色的科研成果和卓越的研究生课程而闻名于美国和全世界。

校训：Laws without morals are in vain.毫无特性的学习将一事无成

4、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

康奈尔大学的校色是大红，鲜艳热烈，热情奔放。当年老康奈尔创立这所大学的目的，就是"让任何人都能在这里学到想学的科目"。似乎，任何人的青春都能在康奈尔这里燃烧。

校训：I would found an institution where any person can find instruction in any study.

让任何人都能在这里学到想学的科目。

5、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

哥伦比亚大学最初的建校目标是：“在已知的语言、人文和科学领域内教导和教育青年。”哥伦比亚大学最强调的一点是实践，注重学校与社会结合，鼓励教师走出课堂和学校，学以致用。

校训：In the light shall we see light.借汝之光，得见光明

⑨ 耶鲁大学的文化传统

耶鲁最重要的管理特色是“教授治校”，这一特色对美国高等教育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建校初期，经过3代校长的努力，耶鲁逐渐形成了董事会不具体参与校务管理、而由教授会治校的法规。在当时的美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普林斯顿董事掌权、哈佛校长当家、耶鲁教授做主”。
300多年来，耶鲁人一直为能够坚持独立精神，不向外来的政治压力、物质利诱妥协而自豪——18世纪中叶，托马斯·克莱普任院长期间，坚持耶鲁是贵族私立学校，并十分强调大学的独立。为此，他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对地方政府的干涉进行抵制，直至诉诸法律。至20世纪60年代越战期间，美国政府下令：凡是自称以道德或宗教理由反战的学生一律不准得到奖学金的资助。当时美国诸多名校全都遵照政府的指示行事。唯独耶鲁坚守学术独立的一贯作风，仍继续以申请者的成绩为考虑奖学金的唯一原则，完全漠视政府的规定。结果，耶鲁因此失去了来自联邦政府的一大笔基金，经济上几度陷入困境，但其信念依然不变。现任校长理查德·莱文亦曾因捐款人对耶鲁所设课程及其教授聘任提出附加要求，而毫不犹豫地拒绝了2000万美元的捐赠。
即使在前任总统布什被邀请回母校接受一个荣誉法律博士学位时，耶鲁的教授与学生也公开表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那是2001年5月21日，传统的毕业日当天，当校长宣布授予布什荣誉法律博士学位时，学生们报以笑声、嘘声和哨声，一些应届毕业生还打出一条大横幅写道：“我们赢得了自己的学位，不要使我们的学位跌价”，他们还手持标语牌谴责布什政府在环境、死刑以及堕胎等问题上的政策。更有大约200名教授集体签字拒绝出席毕业典礼，认为无论是布什还是校方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因为按照布什当年在学校时候的表现和成绩，他根本没有资格接受那样一个荣誉称号。
加州大学前校长田长霖教授曾经说：“在美国，大家有一种认识，哪一个学校的教授力量大，哪一个学校将来就会成为最著名的学校。”教授治校不仅被伯克利奉为圭臬，也同样是耶鲁300多年来所尊奉的。 耶鲁人文教育的目标之一是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 一种探索人生真谛的理性态度，即关怀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自由与平等以及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等。因而在耶鲁的校徽上，书写着“光明与真知”几个字，那就是继承欧洲人文科学传统，为教会，更具体地说是为公理、为民众培养的神职人员——在耶鲁1701年的宪章上写道：教育的目的是使年轻人“能为教会和公共事业服务”。现任校长理查德·莱文也说：“让青年学生们用自己在学术、艺术等专业上的成就为社会做出贡献，为人类生存条件的改善而工作。”
19世纪初，美国举国上下提出大学课程设置应着重实用学科，美国东部许多高校纷纷设立实用学科。课程改革的浪潮冲击着美国的大学，也冲击着以保守著称的耶鲁，它迅速地对这一浪潮做出反应，其结果是，1828年，在杰里迈亚·戴校长的领导下，耶鲁发表了著名的《耶鲁报告》。
《耶鲁报告》极力肯定以古典学科为主的人文教育的重要价值而排斥科学的实用教育，声称“没有什么东西比好的理论更为实际，没有什么东西比人文教育更为有用，大学里为本科生所开设的教学课程不包括职业学，专门化必须晚一点开始……心智的训练会使学生更具对社会的责任感”。该报告敌视实用的职业技术课程，坚持认为共同学科的广泛深入研习对学生形成良好的教养及人文关怀大有裨益。
《耶鲁报告》的发表对美国高等教育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世纪初期，德国的学习自由对美国的影响相当深刻，美国大学不仅接受了学习自由的理念，而且第一次通过创立选修制和学分制使学习自由制度化。但选修制在美国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早在托马斯·杰弗逊时代，威廉玛丽学院和弗吉尼亚大学都先后采用过选修课，但这些早期的改革很快因为1828年《耶鲁报告》的发表而暂时止步。
为了坚持大学追求真理，增加知识的学术使命，1986年任校长的施密特德教授强调耶鲁必须坚持思想的绝对自由以及对学术追求的不可动摇的信奉，他还在开学典礼上强调耶鲁的新生们要像每一代比他们更年长的校友一样接受这一新的大学理念。耶鲁把培养学生成为具有爱国精神、能对国家尽到责任和义务的“责任公民”作为大学道德教育的远大目标，强调学生必须具有美国的“国民精神”，要每时每刻为美利坚的强大而自豪并为此尽责，还把不断涌入的新移民“美国化”。
定量推理中历来被忽视或有挑战性的一些领域，如种族与少数民族、女性等。每年有100多名学生参与其中。 虽然学生们会把大多数时间花在学习上，但他们也总能找到自我放松的方式。他们可以参加很多课外活动和社团活动，纽约离学校只有1个小时不到的车程，每小时都有一班火车，这里去波士顿也很方便，但大多数学生在周末还是会选择在校园里参加活动。
与竞争对手相比，耶鲁更受女生们的青睐，这里所有纯男性的社团或者演唱团体都有相对应的女性团体。耶鲁的学生和校友比哈佛、普林斯顿的更加开放，他们从来不羞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对全世界的热点话题都非常关心。
耶鲁有50-60个正式注册的校园艺术社团，迎合了不同人群的兴趣爱好，如肚皮舞、古典室内乐、中国书法和时装设计。还有耶鲁合唱团、耶鲁戏剧团、耶鲁乐队、清唱团等，都是耶鲁学院长期以来深入人心的传统社团。
学生会把很多时间花在报纸、电台和电脑中心。清唱团尤以爱好社交出名，成员们会在周末一起聚会喝酒，或者在春假出去旅游。耶鲁的大多数秘密组织，比如骷髅会（前总统布什是会员之一），都有陵墓式的聚会场所，他们会向那些有资格的人发出邀请函。
在大型活动中，21岁的饮酒年龄是被严格控制的，但在一些个人的小型聚会上就没有那么严格了。与电影相关的社团会免费给学生播放电影，学校的剧院和演出中心经常组织巡游的百老汇艺人和歌舞剧团的表演。此外，还有自然历史和艺术的博物馆供大家参观。
学生们都觉得纽黑文是个非常完美的大学小镇，这里的学生热爱运动，宿舍学院之间的比赛永远是最热门的，获胜队可以获得一个精致的奖杯（Tying Cup）。还有2,000名耶鲁学生利用业余时间，作为志愿者、实习生和勤工俭学人员，参与到纽黑文的学校、医院、社区和商场的各种工作中。
总之，耶鲁大学是美国最古老的高等学府之一，学生们认真地履行着这里的校训——“为了上帝，为了国家，为了耶鲁”。耶鲁校友也确实兑现了他们的承诺，有70多所美国大学的校长是耶鲁的毕业生，奥巴马之前的三任美国总统也都来自耶鲁。 骷髅会（Skull and Bones,The Order of Death,The Order,Cooperation Star,The Eulogian Club,and Lodge 322,The Skulls）
在宁静的耶鲁大学校园内，有一幢希腊神庙式的小楼，几扇狭长小窗终年紧闭，整幢建筑笼罩着深深的神秘色彩，这个并不起眼的建筑就是美国最神秘也是最有权势的同学会所在地。这里从不对外人开放，始终保持着自己特立独行的诡异色彩和精英风格，而且它还有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名字叫“骷髅会”。骷髅会有着极其神秘的入会规则，更令人望而生畏的是它的会员名单，从这个骷髅会里走出了3位美国总统、2位最高法院大法官，还有无数美国议员以及内阁高官。经过172年的繁衍生息，从美国白宫、国会、内阁各部、最高法院以至于中央情报局，骷髅会的成员几乎无所不在。
当年当美国总统布什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激烈地竞争美国总统宝座时，美国人惊讶地发现，尽管这两位总统竞选人来自不同党派，拥有迥异的政见和纲领，但却不约而同地保守着一个惊人的秘密，他们都是骷髅会的成员，克里于1965年入会，布什则在两年后也进入了骷髅会。神秘的骷髅会开始浮出水面。
威廉·亨廷顿·罗素是美国耶鲁大学1833届毕业生，他后来成为康涅狄格州立法机构成员和该州国民警卫队的一位将军。在德期间，罗素结识了德国一个名叫“骷髅会”的秘密会社的头目。这个会社是欧洲18世纪一个臭名昭著的先知组织的魔鬼式派生物，不过该会社的宗旨、会员精神以及严格的入会条件和组织方式，给罗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32年，罗素回到耶鲁大学，他决定创立一个比耶鲁大学其它会社或兄弟会更加仪式化、更加秘密、更加提倡共济会式团结互助宗旨的会社。随后罗素纠集了班上最有前途的同学阿方索·塔夫脱（阿方索·塔夫脱后来成为国防部部长、总检查官、驻澳大利亚公使、驻俄罗斯大使，其子威廉·塔夫脱后来成了第27任美国总统，他是1887届会员），正式创办美国版的“骷髅会”。经过170多年的自我繁衍，内阁、参众两议院、最高法院、中央情报局等部门都掌控着至大权力的“隐形帝国”。在“骷髅会”里，每个成员都有各自的外号，如“长魔”是给该会最高的会员，“玛各”（Magog）则是给该会性经验最丰富的成员，老布什就享有玛各这个“美誉”。至于小布什，因为他入会时，其他成员都不知道该叫他什么，索性就给他取个“暂时”（Temporary）的外号。 耶鲁大学实行类似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住宿学院”制度。新生被随机分配到耶鲁大学的12个住宿学院中，且除极少数特别情况外，所有学生都将在学院中居住四年时间（大一和大二的学生必须居住在宿舍）。住在校园的每个学生都感觉像在家里一样舒服，还有许多好朋友，生活得非常开心，这使他们在耶鲁学习和生活的岁月变得格外与众不同。正如一位名叫Tori的学生所说，“我和这里的人结下了前所未有的亲密友谊，从而使我的四年大学生活变得更为美好快乐。我想我将会和他们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每所学院都拥有自己完备先进的设施和迥然不同的风格，包括餐厅、图书馆、健身房、艺术工作室、琴房、照相暗室、电脑室、洗衣房、台球乒乓室、学生厨房，大部分学院还拥有自己的电影院或剧院、攀岩室、壁球馆和桑拿房，24小时对本院学生开放。耶鲁的宿舍学院（即每个人所在的宿舍）是本科生社交圈的中心，也是本科教育中最吸引人的一部分。由耶鲁校友Edward S. Harkness赞助的、以剑桥和牛津体系为范本的宿舍学院体系，把本科生分在12个独立的宿舍楼里，每个宿舍楼约有450名学生，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更紧密的学习与生活的社区，使他们既能拥有宿舍区的小型环境，又能共享研究型大学的庞大资源。每所学院有一位院长（Master）和一位学监（Dean），分别负责学生的社交活动和学习生活。每周各院院长还邀请各个领域的著名人士举办茶会，称为“Master's Tea”，本科学生均可参加，受邀的名人不乏美国乃至世界政、商、体育、娱乐、社会公益等各个领域的著名人物。
耶鲁大学现任校长Peter Salovey对该校未来一百年的发展重点作了以下的总结：“首先，作为美国最好的研究性大学之一，耶鲁大学极其重视本科教育的质量。其次，研究生院和专业学院，同耶鲁学院一道，致力于培养世界各个领域的领袖及著名人物。” 耶鲁大学共赞助35个校级运动队参加常青藤联赛、美东大学体育联赛、新英格兰地区校际帆船联赛。耶鲁大学还是美国NCAA（全国大学体育联盟）的一级成员。同其他的常青藤联盟成员大学一样，耶鲁并不提供专门给运动员的奖学金，也同样并不再跻身于篮球和美式足球的顶尖球队中。然而，耶鲁大学却是美式足球的发源地，是由当时的球员及教练Walter Camp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从橄榄球和英式足球中借鉴来的。耶鲁拥有大量的体育设施，包括耶鲁大球场（因其形状也被称为“耶鲁碗”，也是美国第一座这样形制的球场）、Walter Camp Field体育中心、Payne Whitney体育/健身馆、Corinthian游艇俱乐部（建于1881年，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学游艇俱乐部，并培养了多名奥运会运动员）。
耶鲁大学的吉祥物是被称为“Handsome Dan”的牛头犬，作为一种凶猛的猎犬，它代表了学校的体育精神。通常在重大的体育比赛上Handsome Dan都会出现在赛场，尤其是在每年著名的“耶鲁-哈佛大球赛”上。耶鲁大学许多在体育比赛上演奏的歌曲都有“Bulldog,Bulldog,Bow Wow Wow！”的歌词。每一届Handsome Dan去世之后学校都会将其制作成标本陈列在Payne Whitney体育馆和其他场所，然后在全国范围内甄选勇猛威武的牛头犬继任。于2005年4月26日继任。
耶鲁大学还有一支铜管仪仗乐队，支持耶鲁的运动员。这支乐队在所有的主场美式足球赛上表演，和许多其他的比赛。
耶鲁学院在12个住宿学院之间进行的业余体育联赛是学生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许多历史长久的学院之争（一种友好的竞争关系）的重要部分。每年共分三个赛季，包括秋季、冬季和春季，每个赛季都包括超过十种项目，其中大约一般都是男女混合参赛。体育比赛的项目除了正式项目外，还有保龄球，台球等项目。每学年末，获得分数最高的学院会被授予Tyng杯。 正如理查德·莱文校长所说：“教育人们服务于社会并不意味着教育必须集中于掌握实用性的技能。耶鲁追求为学生提供一个宽广、自由的教育世界观，而非狭窄的、限制的职业性教育，使他们更具有领导才能和服务意识。耶鲁大学同时也是相互尊重学习的社区，并且珍视自由的表达和对世间万物的探寻。在这个社区中人们的互动模式同样服务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