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宇
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出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且重大意义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取得空前成就,“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概念引起国内外人们的普遍关注与研究。其中,尤以“中国模式”引人关注,并得到明确肯定和科学界定。与此同时,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得到彰显与创新。 中国模式”的明确肯定和科学界定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已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岁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经济增长年均达9.8%。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预计还可以快速增长十年以上。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也只出现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二十年中。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空前成就,引起国内外人们的普遍关注与研究。提出了“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概念。尤以“中国模式”引人关注。但究竟什么是“中国模式”?它的内涵是什么?怎样科学地界定和表述?它具有什么意义和价值?近年来,主流观点在肯定“中国模式”的共识下进行了研究与论述。对“中国模式”研究卓有成效具有代表性者,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张宇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程恩富院长的论著。201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一书转载了张宇教授发表于《政治经济学评论》2009年第1辑的《中国模式的含义与意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一文。该文系统分析了中国模式的形成,并指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增强,其意义和价值更加显著,人们逐步摆脱了从转轨经济学的角度考察转轨的特殊模式的思维方式。开始探索中国经济改革和中国经济模式所体现的一般规律和普遍意义。特别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引起了人们对经济发展制度和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新自由主义的体制模式受到了广泛的质疑。而中国模式则在危机中经受了考验,彰显其意义,激发了人们对中国模式的新的关注和思考。 该论文摆脱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话语系统,提出只有把握了中国模式的主题和目标,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中国模式的主题是:一,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二,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三,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开放和融入全球化的转型;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转型。就是把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统一为一体。 论文阐述了中国模式的内涵与特征。一,公有制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二,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的新型的市场经济体制;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渐进式道路;四,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模式;五,实现自我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模式;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模式从根本上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具体而言,中国模式包括改革模式、发展模式、开放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四个方面的内容。 论文分析了中国模式的意义,认为应从两方面的统一中看待这一问题。一方面,对中国成功的模式和经验并不一定适用于任何其他国家;但也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模式和经验只是一种特例而没有任何普遍意义。特殊性中包括着普遍性,个性中体现着共性。因此,另一方面,中国的模式和经验中必然包含着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中国模式的形成既体现了经济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反映了中国特殊的制度和国情及历史需求。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中国的经济模式为发展中国家走向工业化、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开辟了一条新的可供借鉴的道路,展现了一种新的可能。 程恩富发表了几篇分析中国模式的论文。《马克思主义文摘》2010年第8期转载了他的《坚持完善“中国模式”是一个重大课题》一文,他不赞同有些学者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他系统论证了应当肯定中国模式的事实。讲中国模式是指中国经济模式,有两种含义:一是从经济或产业发展的道路和特征来界定,如工业化、城镇化、经济外向度等;二是从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发展的特征或内涵来界定。中国模式四个方面的显著特征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产权制度;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国家主体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经济发展中的中国模式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是一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是一种经济转轨的经济模式。对此进行了系统论证。 作者特别指出:如果私有制经济的比重不断上升,公有制的比重不断下降,达到私有经济在量和质上都超过了公有制经济,这时则是“私有主体型的产权制度”。如何保持和完善经济发展中的“中国模式”是需要学者和中国政府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 笔者认为,在国外政要和学者纷纷议论和评述“中国模式”的境遇下,我国明确肯定并科学界定中国模式的内容和意义是一种必要的理论创新工作。南非前总统塔博·姆贝基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模式适用于非洲。世界银行也认为中国模式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示范效应。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说:民主是一种“失败”的意识形态。“北京共识”说明“非民主”国家也可以让人民过上好日子。韩国经济学家全成兴教授认为,中国模式对于韩国的借鉴意义是多元化的。比如,“政治安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渐进式的改革。但最重要的是必须摆脱一味“追逐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 国外的不同人士从各自的角度对中国模式进行不同的解读。有的解读虽未从整体着眼,但也有一定道理。如韩国全成兴教授认为,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包括:通过强有力的领导实现政治稳定,渐进式改革,在创新中考虑国家的实际情况及其历史沿革等。高盛公司的顾问拉马用汉字“淡”来解释中国模式。正如“淡”字融合了水和火一样,中国式的发展试图完美地实现“效率”与“公平”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中国通过中国模式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国外媒体也在评论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在2010年11月16日的文章评论中国模式时说:中国崛起取得了如此辉煌的胜利,以至于现在受到的考验不是北京的体制,而是我们的体制。中国模式成为强有力的替代模式和一种挑战,甚至让西方国家以及我们有关民主自由怡然自得的想法相形见绌。中国模式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原因何在?主要因为西方主要经济体美国、日本和欧洲仍然不景气,而中国却很兴隆。他说,美国领导层明显觉察到“美国模式”受到了挑战。如果美、日及欧洲不接受挑战的话,中国模式就是冷战之后的第一也是最佳希望。 当然,也有人不愿看到中国模式的吸引力,习惯于又拿“自由”、“人权”说事。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特别提醒受到中国模式吸引的国家:“如果你真的关心国家的发展,如果你希望你的人民获得长远的福祉,那么就必须让政治自由和尊重人权与经济发展相匹配”。其实,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发展与改革中的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正是中国模式成功的保证。讲中国模式应将这一条加上去。 从国外政要与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热议和解读来看,我国从正面系统而科学地论证和界定中国模式的内容及其意义,梳理和澄清国内外对此认识上的某些模糊与偏误,的确是一件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理论工作。它的社会影响会扩展到国内外。 国际经济危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新彰显与创新 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以来时隔70多年的又一次大危机,它引起了国内外人们的历史回顾和反思。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危机理论不灵了的声浪在国内外高调传播。这次危机的突然爆发,蔓延的范围又是空前的,促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危机理论再学习、再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研究与应对这次全球性经济危机中,既着眼于新旧危机的一般规律性,又着眼于这次危机的特殊规律性,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 由于当代经济社会的新发展,出现与马克思、恩格斯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经济不完全相同的情况,如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与发展,虚拟经济的膨胀及其与实体经济的新的关系,金融衍生品的创新与发展,等等。经济危机的爆发也显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我国学者和决策部门研究和应对这次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的理论与实践的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危机的理论的科学性。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不是直接表现为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危机,而是表现为消费需求过度、贷款消费,导致信用链条断裂,金融机构破产或遭遇危机。危机不是像过去从实体经济开始,然后波及金融系统,而是相反,危机从虚拟经济开始,传导至实体经济。然而,这种危机的新特点,是实体经济危机扭曲的表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过度消费和大规模举债消费,表明原来没有消费能力的人们也靠举债进入消费领域。而大规模举债消费的实质,是由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只有靠贷款去购买房产和其他重要消费品。因而大规模贷款消费,掩盖了生产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事实,表现为虚假消费需求的旺盛。学者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和危机理论,阐明了这次危机的根源依然是资本主义制度性原因,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要分清危机的表层原因与深层原因,技术性原因和制度性原因,诱发性原因和规律性原因。对危机的发展趋势和社会影响,我国应对危机的理论与政策措施,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怎样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应对危机等问题,都有系统的研究与评析。对包括经济危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所发展与创新。 第二,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证明我国学者开展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正确性和必然性。这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相联系的。新自由主义鼓吹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市场万能),反对在微观领域和宏观层次政府对经济的调控。新自由主义的集中表现是“华盛顿共识”。它的核心思想,是由曾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斯蒂格利茨所概括的三句话:“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的私有化”和“快速的自由化”。 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鉴于新自由主义在导致苏联瓦解、东欧剧变中的推波助澜作用,鉴于拉丁美洲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酿造的苦果,也鉴于国外许多有识之士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的积极意义,多年来在报刊上也进行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明确了我国的改革与发展不能以新自由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个别学者曾反对批判新自由主义,认为批判新自由主义是批判改革。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再次用铁的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失败。证明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需要政府的有效调控。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应对危机中的有效性和优越性。中国率先走出国际经济危机的漩涡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反对和批判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影响,以“中国模式”走自己的路,并应对国际经济危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决策层的理论贡献与创新。 第三,“中国模式”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应对国际经济危机中的作用,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所不能解释和论证的。我国学者以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在研究和应对国际经济危机中,提出一系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分析,决策层也出手快、力度大、及时采取了一整套应对危机的有效措施,获得了成功。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做出了贡献。 在研究国际金融危机中发表过一些有理论价值和创新思想的论著。如收入由李慎明主编的《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09-2010》(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一书中的一批学者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论文,可作为代表。其中包括如李慎明、王伟光、张全景、汝信、刘国光等的论文。 另外,吴易风教授的《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下西方经济思潮的新动向》(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系统研究了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起因、发展轨迹和根源,当前危机和背景下西方经济思潮的新动向。另外赵剑英等主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2009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收录了何秉孟、卫兴华与孙咏梅等研究当前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的论文,都是力求将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统一起来的论著。 (作者为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
⑵ 帮帮忙!求一篇《国家脊梁负重致远——中央企业“十一五”时期改革发展纪实》读后感
“追求”不同
在我的印象中,中国的大部分企业家,尤其是江浙一带的企业家,似乎对赚钱有着某种天赋。所 以,很多人在主业上小有成就之后,便立马开始“多元化”战略--投资房地产,投资股票、证券。而日本的企业家似乎对产品本身更感兴趣。我这次去日本,和日 本一个青年企业家交流,他的公司是做汽车轴承的。说实话,汽车轴承在我们眼里确实是一个小产品。但他一说到他的产品就开始手舞足蹈,两眼发光。我一问,原 来他父亲是公司董事长,他哥哥是总经理,他是主管技术的董事、副总。公司规模不大,100来人,但是服务的客户却是丰田、本田、铃木这些大名鼎鼎的公司。 他们家里好像也没有别的生意。他说,光轴承需要研究的东西就太多了,几代人都研究不透,哪有精力再去做别的?
而我们的企业,包括海尔、联想在内的中国领军品牌,也开始投资,做房地产,甚至做保健品。这 恐怕就是我们中国品牌和日本品牌之间的差距所在。记得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报道过浙江某个地区的企业,这些企业可以迅速拥有某个产品全球前几名的加工生产能 力,但他们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放弃了原来的行业,成为另一个行业里的前3名。但是无论做什么行业,厂房永远是那么破旧,设备永远是那么简陋,所以他们经不起 任何的风吹雨打。他们确实是赚了一些钱,但是这种财富的积累是不可持续的,他们也没有获得同行的尊敬。
我在东京中小企业促进中心考察的时候,带领我们参观的领导有一段话让我记忆犹新:“现在你们 中国人太厉害了,你们的学习能力太强了,就像跑步一样,我们在前面跑,你们在后面追,你们追的速度越来越快,我们越来越担心被你们追上,所以,我们就不得 不创新。要创新,就必须要加大投入,加大投入就必须提高价格,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残酷的竞争中保持自己的微弱的优势,我们才能生存。所以我们必须专注,我们 必须创新,我们必须精益求精,这也是你们逼的呀。”
说实话,听到这段话的时候,我的脸火辣辣的。他的话表面上看是在表扬我们,说我们的适应能力很强,实际上是在批评我们不懂得专注和创新。所以我要说,企业家爱的应该是产品和品牌,而不是钱。赚钱应该是经营的结果,而不是经营的目标。
对“技术”的理解不同
在中国企业家眼里,技术基本上等同于先进的设备,所以如今中国老板的设备一个比一个先进,但花钱培训技术员却舍不得,而培训全员的中国老板则更是少之又少。
日本人跟中国人不太一样,他们在买设备上可能精打细算,但是在学习技术上比较舍得花钱,而在消化技术上则更舍得花钱和精力。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我们的设备是100分,他们的设备可能是80分,我们使用设备的能力可 能只有30分,人家则有80分,这样,100分乘以30%,只有30分,而80分乘以80%有64分。他们用80分的设备胜过我们100分的设备,这就是 技术的差距,也是软实力的差距。
所以,设备并不是最重要的,技术才是最重要的。而技术的关键是全面消化和全员掌握。事实上,如果一个企业长期从事某种产品的设计和生产,他们所掌握的信息、资源和技术就一定越来越有优势,任何一个新的进入者要想在短期内赶超他们是不可能的。
对“速度”的理解不同
中国人做事喜欢讲究立竿见影,讲究效率和速度。而日本人似乎和我们不同。我们的领导介绍说, 日本国民中A型血的人占很大的比例,所以日本人看起来比较程序化、呆板。而中国人大都比较灵活。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经济的发展还是走在我们前面 的,而且,发展的质量比我们要好得多。日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对能源消耗和环境破坏的重视,和我们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这不得不让我们深思:何为快,何为 慢?(
⑶ 张宇的作品简介
出版有《张宇楷书千字文》、《张宇书赵朴初碑记》、《张宇书历代名篇书法字帖专集》(7本)、《2010年当代中青年书法家创作档案》等16部专著,2005年为赵朴初先生纪念馆书写纪念碑文。2000年被评为安徽省首届十佳青年书法家。 2005年被中国煤矿文联授予文学艺术最高奖—“乌金大奖”。 2009年12月,被中国煤矿文联、中国煤矿宣传基金会联合授予“国家级艺术大奖”称号。曾担任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安美杯)全国书法大赛评委,多次担任中国煤矿文联、书协主办的书法大展评委。
2004年、2007年、2011年,三次出席中宣部、中国文联、国家人事部举办的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表彰大会, 2006年出席全国第八次文代会,2010年出席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2008年3月,作为安徽省书法代表团成员出访美国、加拿大;2009年5月随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出访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

⑷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名单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名单:
曹淑江 教授 办公地点:国学馆318。
程方平 教授 办公地点:国学馆322。
张东辉 教授办公地点:国学馆430。

⑸ 中国人民大学产业经济学考研经验分享
一、个人介绍
本人来自河南某双非一本高校,现已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大四那年没考,从四月份到十二月份备考,初试395(数学139 专业课107 英语77 政治72),复试300,专业第九,现已被人大产业经济学录取。

⑹ 一些关于党代会的的问题
在15日上午举行的十七大开幕式上,胡锦涛总书记作了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10月16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张宇教授作客中国访谈,对十七大报告中有关经济建设的部分进行了解读。
谈到十七大报告的亮点时,张宇说,最主要的是系统全面地阐述了科学发展观。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来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出了科学发展的概念。接下来四中、五中、六中全会都围绕科学发展观从各个方面进行阐述,也制定了一系列重大的战略、战略措施、政策,比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国家自主创新,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这是五年来我们围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走过来的。
在这个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全面系统的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阐述,提出科学发展观的主题是: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发展是统筹兼顾,并且对这四个方面做了非常具体的阐述。这些阐述指明了我们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要求、思路、战略,所以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标志着马克斯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新的中国国情相结合,达到了新的高度和阶段。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理论,也是这次报告一个最突出的亮点,把握这个思路对于今后我们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张宇表示,十七大报告首先对科学发展观内容做了一个概括,新的、全面的、比较权威的概括。过去关于科学发展观我们提出以后做了多次阐述,这次是对过去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实践的总结和概括,全面科学的总结和概括,它的内容、要求、方法标志着一个新的高度,这是一个特点。
其次,报告根据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对今后五年的工作提出了要求,做了部署,阐述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些基本要求。比如说报告里面讲,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特别地阐述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意义。比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生存发展的政治保证,改革开放是我们的活力源泉,把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基本路线联系起来。还讲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促进社会和谐,构建和谐社会。还讲了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科学发展观必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把科学发展观和党的执政能力工作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对科学发展观的指导统领地位,以及对今后工作的指导意义做了一个阐述和部署。这两方面是最重要的。
⑺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院客座教授有谁
孙久文、张宇、侯景新 刘元春 吴易风等教授 都是人民大学金融学方面著名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在职研究生师资与统招研究生相同。
⑻ 如何理解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 国有资本项目允许非公有资本参股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
■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
■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放大国有资本影响力
中央企业已有70%的净资产在上市公司,到2020年将有更多国企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
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一种财产所有结构,是相对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而言的。这一提法本身并非首次出现。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国资委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全国90%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完成了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公司制企业户数的比例接近57%,占中央企业登记企业总户数的一半以上。中央企业资产总额的56%、净资产的70%、营业收入的62%已在上市公司。石油石化、民航、电信、建筑、建材等行业的中央企业主营业务资产已基本进入上市公司。从这个角度看,混合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已经处于主要地位。
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混合所有制经济”注入了新的内容,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认为,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方向、发展路径。未来一段时间,将有更多的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类型。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会不会削弱国有资本的控制力?楚序平认为,不必过于担忧。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至2012年底,在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私有经济资产总额占56%,外资经济占21%,国有经济占23%。现在,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将给民营经济更多机会,但同时也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可以有效放大国有资本的带动力,充分发挥影响力。“用1%带动99%,那才叫本事。”楚序平说。
加速国企市场化进程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利于消除对立,实现“公平竞争、共同发展”
混合所有制有望破解许多长期困扰国企发展的问题。
亏损了被指责——“国有经济就是效率低下”,盈利了被质疑——“还不是靠垄断,挤压民营经济的空间”;行业内做不到领先地位被批评——“国有企业竞争不过民营企业”,领先了又产生新问题——“国进民退”……近几年,国企与民企常常被人为地对立起来。明确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方向,则有助于校正这种状况。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不应对立,而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宇说。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各有所长。我国国有企业多数规模庞大、总体实力雄厚、拥有较强的技术优势和国际竞争力;民营企业则具有机制灵活、创新意识强等优势。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将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局面。这既有助于二者在交融中取长补短、发挥更大优势,也有利于平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的争论,通过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最终实现“国民共进”、“公平竞争”,打造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大企业。
国有资产一直存在流动性差的问题。不论哪类资产,只有在流动的过程中才能实现保值增值。如果国有资产不能按市场规律在资本市场上进行自由灵活的流动和交换,而是大量沉淀在实物上,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无形中发生资产损失,有经济学家将其比喻为“夏天的冰棒”。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能使国有资本更好地流动起来。国资委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交叉持股、共同投资、整体上市等方式,更多的国有企业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公司。这些企业里的国有资产也将彻底资本化,可以灵活地兼并、收购、出卖、破产,从而具有良好的流动性。
混合所有制也会使国有企业在内部管理运营时能更好地与市场接轨。
国企管理层的薪资该如何定?定低了,有人会说,国企体制机制僵化,缺乏激励,吸引不来优秀人才。定高了,有人会说,国企管理层类似于国家工作人员,定高了是侵占公共利益。企业很为难。如果组成混合所有制企业,则企业有望不再为此类事件困扰,让劳动力要素的价格更好地接受市场调节。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越来越多的国企成立董事会。但是,纯而又纯的国企,董事会由哪些人组成、如何有效发挥作用、董事会和经理层怎么制衡,一直是个大难题。组建混合所有制企业,则有利于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使其运行更加有效。
⑼ 中国人民大学汗青学院和经济学院是什么关系。
同一所大学,不同系院。
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以下简称“汉青研究院”)的成立旨在发挥中国人民大学在经济学和金融学研究领域的优势,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一流师资团队,致力于长期开展高标准的学术研究、培养拥有国际视野的一流学术人才,开辟经济学科改革与发展的实验田。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成立于1998年,其最早历史可以溯源至1939年陕北公学设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室。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命名组建后,成立经济系和经济计划系,此后调整为政治经济学系和计划统计系,1957年世界经济教研室成立。

(9)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宇扩展阅读
自成立以来,学院在经济金融学科建设,科研水平和人才培养国际化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汉青研究院毕业生依靠经济学理论基础扎实、金融量化分析技能娴熟、兼具国际视野和本土情怀,在深造和求职方面取得了傲人的成绩。
部分学生相继取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英国剑桥大学等国外一流大学深造的机会,其竞争能力获得国外一流大学的高度评价。
大多数学生成功获得顶级金融机构、政府机关、大型国有企业以及知名外资企业的就业机会,其中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银监会,高盛公司,中金公司,瑞银证券,摩根大通,新天域资本,摩根士丹利,及各大银行总行等。
⑽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学考研经验分享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学考研经验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