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云南师范大学王涛副教授

『壹』 健康就好王涛会不会是骗人的

是的，就是现在打电话的人挺多，不太好打

『贰』 《健康就好》王涛博士 不会是骗人的，人家也要吃饭啊。

王博士是谁？
王博士的名字叫王涛，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副教授，中西医结合博士，营养医学创始人，医学专业知识功底深受，通过多年的研究，创立了营养医学理论。
王博士现在在哪个医院坐诊？
王博士为全面推广“营养医学”，目前不在医院坐诊。王博士现在在北京组建“绿洲益生健康俱乐部”并致力于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健康管理”模式，希望以此解决众多患者的疾病痛苦和沉重的经济负担之间的矛盾。
王博士制定的调理方案免费吗？
其实王博士的目的只是为了推广营养医学的理念，并且“行医济世”是他自幼时就已经有的梦想，因此，针对所有患者的咨询以及干预方案的制定，都是免费的。患者只需要按照相关人员的指示填写《健康状况信息采集表》，尽可能将患者最新的相关详细信息提交上去，这样王博士就可以根据这个表格采集到的信息制定相应的调理方案了。
依靠信息表来治疗疾病能行吗？
这个信息表所采集到的信息和患者亲自到王博士面前诉说的效果是一样的，信息表中所采集到的信息就是王博士判断病情所需要的信息。之前王博士在医院坐诊时，一些患者虽然说了很多，但是很多内容都是王博士所不需要的，相反，有的一些信息王博士并没有了解到，如一些检查、化验的结果。这样就无意中浪费了很多的时间，治疗疾病的效率远达不到王博士心中的期望。
这个信息表是王博士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和遇见的一些问题总结出来的，患者只要能够按照要求如实、详细地填写表格，王博士就能做到“见表如见人”，为患者做出合适的调理方案。这样，一面可以使一些路途遥远的患者免去奔波之苦，一面确实能够为患者减轻一定的经济负担并且节省大量的时间。
怎样得到王博士本人的亲自营养调理？
很多患者都感觉接听热线的不是王博士本人，那方案就不是王博士亲自制定的。其实，不管是拨打热线,，还是直接在《营养医学网》提交健康信息表，这些信息最终都会反映到王博士那里，因为制定相应的调理方案只能是王博士本人。
为什么不提供王博士的联系方式？
很多患者都想要和王博士本人进行一下交谈，或者认为自己的情况比较特殊，想要和王博士直接通话。其实，王博士建立这种模式，就是希望为更多的患者治疗疾病。如果换成王博士本人接听电话或者坐诊，那一天中能够有多少患者能够打通电话进而得到调理方案呢？

『叁』 赛事荒漠下，职业跑者这半年怎么过

8-12周，通常是马拉松运动员的一个训练周期。

春秋两季，通常是运动员参加比赛、检验训练成果的季节。

一年的54个周末，通常是职业跑者们“收割成果”，参加比赛斩获冠军和赛事奖金的日子。

而在2021-2022年间的赛事荒漠下，这一切“通常”都被打破。过去近九个月时间，除了仅限注册运动员参加的亚运会、世锦赛选拔赛在杭州开跑，全国范围内没有任何大型马拉松赛事。

2014年以来，中国路跑市场的繁荣发展让职业跑者群体萌发并壮大，他们或从专业队退役仍然活跃在赛场，或是从未有专业队经历的大众选手以跑步作为“饭碗”养活自己。

以杨定宏、王涛等为代表的非注册运动员，没有比赛的这半年，他们如何度过？

2021年10月17日，这是中国马拉松截至目前最后一个大型马拉松的周末。

巧合的是，这也是杨定宏和王涛距今最后一场比赛的节点。杨定宏在河北衡水与管油胜的拼杀中以2小时15分09秒取下第二名，王涛则在张掖临泽以1小时10分27秒夺得半程组冠军。

回望2021年，杨定宏全年4战，其中2场全程，全部登上领奖台；王涛全年15场比赛，其中3场全程，并且在西安以2小时16分23秒大幅刷新PB。

作为职业跑者的王涛，是马拉松赛场早期“赏金猎人”的代表，2019年，他参加了34场比赛，以半马居多，只要出战屡屡都有名次斩获。而作为从专业队退役的老兵杨定宏，心中那个放不下的执念，是还要再次突破自己。

“原本留了‘一口气’要跑武汉马拉松，我感觉根据夏训的状态距离PB已经不远了，这几年的系统训练让水平已经上了一个台阶。可惜10月17日之后的事，大家都难以预料。当时一下子非常失落，不过我没有泄气，也没有休息调整，直接就进入冬训了。”杨定宏说。

生活在云南腾冲的杨定宏如今有一个4-5人的训练小团体，他自然是带头大哥。 当比赛按下暂停键后，他与自己内心的对话是，坚持训练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给小队员做一个榜样。

“这几个月我看他们都挺失落的，整体都没有方向。大家不容易，从天南地北走到一起，为了同一个目标。我自己不能松，如果我自己都放松了，那他们肯定也没有信心，会影响他们。”

杨定宏表示：“物质方面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压力，我也不是追求奖金，唯一的追求就是成绩。 每天都和我自己说‘我要跑一个好成绩’，对我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 不过对于那些非注册、没有赞助的职业跑者，包括我身边的朋友，他们在当下确实比较艰难。”

在距离云南腾冲2000公里外的甘肃兰州，是王涛日常生活的城市，他除了是职业跑者，目前的身份还是西北师范大学研三的学生。

原本习惯了以赛代练的他，每年数十场比赛，几乎没有长周期的训练。 赛事的荒漠期给了他更多系统训练的时间，不过随之而来的是心态上的波动，以及实际情况对训练的困扰。

“10公里的小活动、小比赛参加了一些，正式半马、全马，已经大半年没有跑过了。之前我基本每周都在外面比赛，感觉很兴奋。突然不比赛人好像没有那个劲头，有时候训练和心态会松。有比赛时有欲望去冲击，练得也比较刻苦，没有比赛难免有些散漫。”王涛坦言。

“比赛对职业跑者是一件重要事情，我们没有体工队的工资，奖金是重要来源。职业跑者群体，其实大家看到有赞助的只是少数，更多还是以奖金收入为主要来源。我身边有一些朋友，没有比赛已经去打工了，毕竟要养家糊口。如果说跑步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现在已经‘失业’了。”

看到身边部分朋友已经去打工的王涛，庆幸自己还有一份赞助合同作为保障，面临着毕业的他，正在竞技 体育 、学业、家庭、生活的多重轨道上经历着与以往完全不同的2022年。

虽然如今的身份都是职业跑者，35岁的杨定宏与28岁的王涛经历截然不同，前者经历过十余年的专业队生活，退役后仍然有小团体一起合练，只是多了一份需要坐班的工作；后者通过 体育 这条路考上高校，从未有过专业队注册和训练经历，多年以来自己安排比赛和训练，成绩稳步提高。

疫情以来的三年，尤其过去大半年没有比赛的局面，都给他们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改变。

“没有比赛后我冬训练的还算系统，只是过年全休了半个月，也是给自己一个调整。原本二月份状态特别好，但是报名的比赛全部延期。后来兰州部分地区有疫情，我被隔离了21天，后来解封一周也只能下楼三次，严重影响了训练的连续性。那段时间只能在房间做一做力量，4月开始才开始逐步系统训练。”

对于需要有氧能力构建的耐力项目来说，彻底停跑21天意味着什么，相信跑者群体感同身受。并且这个水平阶段的运动员，一旦能力下滑再要恢复，又要投入大量时间。

“过去大半年，周跑量有时候能到170公里，有时候只有120公里。每天两练或一练，也无法规律的保证。”王涛说。

除了疫情的原因，困扰王涛的一点是他没有高水平的跑步团体一起训练，更多时间只能一个人练。“奥体中心场地很好，不过一个人跑，强度这种肯定是顶不到位的。所以我现在都以拉量为主，偶尔请朋友带一带。”

王涛曾经尝试改变，2022年冬训，他原本已经计划到云南丽江跟随职业俱乐部冬训，那里有贾俄仁加、碾者阿提、申加升等一大批优秀队友。原本渴望“好好练一个冬天”，无奈由于疫情等原因打破了他的规划。

对于跑步团体这一点，杨定宏显然就要“幸运”得多，下队后他有自己的俱乐部，有教练和队友一起训练。在与窦发仙、迟令杰等一批年轻人的相互鼓励下，他的训练还算规律和系统。

对于杨定宏来说，更大的改变和影响在于心态方面。一直处于这种只训练不比赛状态，让他一度方向感丧失，毕竟对于这个年龄的运动员，留给他的竞技生涯已经不多，那个“不甘心”的小目标，需要在这个不多的时间里去实现。

“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我早上5点多起床训练，8点多上班。下午下班之后开始第二练，晚上10点多休息，基本都比较规律。为了保障训练，日常推掉了很多应酬。”杨定宏说，“之前周末长距离比较规律，现在夏天开始上强度，一周跑两次强度。”

在冬训周期里，杨定宏的周跑量可以达到180公里左右，每次重点课的执行也非常高效。 在1700米海拔的云南腾冲，他的40公里长距离数据可以跑到3分18秒配速，这是非常“恐怖”的竞技状态。

“状态调得挺好，但没有证明自己的机会。为什么退下来后还要练这么狠，就是放不下、不甘心。现在过程中心态上肯定会有点煎熬，每天都要训练，但是又看不到未来，不知道何时有比赛，也是挺尴尬的局面。就是尽量鼓励自己，尽量不要去想这些负面的东西，并且也在慢慢尝试转型。”杨定宏说。

退役三年多的杨定宏直言竞技 体育 总有跑不动的一天，所以觉得工作、成绩、转型，几头都不能丢。“运动员下队转型成功的人还是很多的，我都以他们为目标，希望自己做一个更全面的人。 一方面希望自己跑的比较优秀，一方面在 体育 产业方向希望有一个 探索 和尝试，做出一定的名堂。 ”

虽然在可预见的下半年都还没有公开报名的大型比赛，小型的区域性赛事活动却已经逐步开启。

杨定宏和王涛现在的训练都丝毫没有松懈—— 身处不同的地域，不一样的成长经历和实际情况，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在等待着“交作业”那一天。

对于王涛来说，短期目标要更为清晰一些。即将到来的八月，甘肃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即将举办，他希望在5000米、10000米两个项目上冲击一个好成绩。

“省运会没有马拉松，只有场地赛，非注册选手也能参加。我参加的是大众组，目标是奔着这两个项目的冠军。”王涛说。

尽管很少参加场地赛，也很少进行专项训练，不过王涛在过去的一年还是代表学校参加了4场田径比赛，5000米可以跑到15分出头，万米可以跑到31分13秒的成绩。作为一个没有专业队经历的选手，这一成绩其实已经足够拿得出手。

王涛目前的马拉松PB创造于2021年西安，他希望近年来能把全马水平提升到2小时15分以内。不过现在做的事，是专注把场地赛比好。

“现在距离省运会还有将近两个月，这是我现在的动力。如果没有疫情影响，我会好好去备战，冲冠军呗。”在与特步跑步的对话中，王涛显得信心十足。

电话那头的杨定宏则听起来有一些自己的困扰，“这几年都练的挺好，不过这段时间又有点郁闷了，我甚至不知道今年还有没有比赛。”

作为与董国建一批的队员，场地赛5000米PB 13分49秒、10000米PB 28分19秒这种高度的运动员，杨定宏的专业队生涯是无疑是精彩而成功的。在2019年10月退役，经历了一段调整期后，他仍然以顶尖选手的姿态活跃在马拉松赛场。

“刚下队的时候，我也迷茫了一段时间，当时已经在考虑是否要接着练。到底是以一个 健康 跑的心态保持运动，还是继续从事竞技 体育 。徘徊模糊了近一年后，我还是觉得放不下、不甘心，还是要继续追求更高的目标。就马拉松来说，其实我现在已经提升一个档次，比专业队时期还要好。”

杨定宏的全马PB是2017年无锡跑出的2小时13分40秒，“洪荒之力哥”一战走入大众视野，也是当年的年度最好成绩。

“我给自己规划的目标是40岁之前，好几年没有突破，之前是水平不到，现在是练到位没有机会证明。所以当下不能让能力降得太厉害，好不容易把水平建立起来，突然之间松懈的话，到有比赛再来抓紧会很困难。现在把这口气泄了很容易，但是要把气打回来要经历很多痛苦。 所以还不如正常的训练，没有比赛也要跑出点样子。 ”

“未来总会看到希望的，如果现在准备不好，有比赛的时候拿不出实力，交不了作业，对自己更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既然定了目标要练，就要下点功夫。”杨定宏对特步跑步说。

在与两位运动员的对话中，他们同时提到了中长跑、马拉松运动员出国外训的情况。显然对于他们来说，能够在当下艰难的环境下看到自己的“同行”有比赛、有规律训练是可喜的局面。

6月30日，2022年上半年正式划上休止符。

许久没有比赛的不止杨定宏与王涛，他们的经历折射着中国庞大职业跑者群体，如岑万江、杨花、窦发仙、许王、朱仁学等等非注册运动员，他们都在坚持着在未知下奔跑向前。

虽然不知道比赛何时到来，他们认真完成每一堂训练，认真规划自己生活，负责任地对待自己定下的目标，履行着自己作为职业跑者的“职业”，他们都在等待着下一次上“考场”能无往不利。

时代洪流中，个人只是非常小的个体，路跑也只是众多行业的一支。 赛事荒漠下，并非别无他法，雕刻自己的每一步，都会迎来回馈的那一天。

『肆』 《失传的营养学》王涛是不是安利的托

如果你想象做安利一样的努力在其它行业------不出二年，你必定会非常成功

但在安利里，二年会花光你大部分的积蓄，得到你大部分亲朋好友的白眼，得到安利上线的额外吹捧。

做安利，如果两夫妻同时做， 不会吵架，但久了离婚，（因为钱花光了，只有离婚再找他人）

做安利，如果两夫妻一人做，一人不做， 会吵架，这种状况坚持一到两年，要么两人一起做，再离婚，要么离婚，一人照旧做安利。 （因为做安利经常要半夜三更才回，要上课啊，上完课要分亨啊，分亨完后就是半夜了，谁愿意啊。。。。）。

做安利能赚钱吗？ 如果你做安利能赚到钱，那么你在任何行业都能赚到钱， 如果你在其它行业赚不了钱，那么做安利必然也赚 不了钱。（因为其它行业的真正利润会落入你手，而安利的真正利润会落入你上线和安利公司）。

做安利会有朋友吗？ 有----所有的朋友都有做安利的。 这是物以群分，人以类居。

做安利会出去旅游吗？ 会---- 少部分人用自已的钱去旅游的。 （自已买产品，然后卖给自已的下线，拥有了一个机会， 绝大多数的人还是只能自已买产品吃）。

做安利你可以不用安利吗？ 不行，绝不行。 你自已不用别人怎么买，所以只要你做安利，无论你是否卖了出去，安利公司 和你的上线都是赚了，（因为你必须自已使用）。

『伍』 历史上日本侵华事件

关于甲午战争。日本侵华重大历史事件中有三件特别重大，与此相对应，日本侵华史研究中有三个大热点:甲午战争是第一件，甲午战争史研究是第一个。

甲午战争是远远超过侵台之役的一场大规模的日本侵华战争，有的历史学者把它与1937年开始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抗日战争)列为同一级别，称之为第一次中日战争，而将后者称为第二次中日战争。甲午战争的研究是比较有基础的，近20年来又取得明显进展，出版了一大批论文和专著。论文从揭示日本在战前的侵华活动、战争准备，剖析战争的起因，到研究《马关条约》及其重要条款等等，涉及这一战争过程中许许多多的问题，如陆方、宋德玲的《甲午战前日本侵华活动与李鸿章》(《东北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傅玉能的《论甲午战争前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戚其章的《甲午战争前日谍在华活动述论》(《晋阳学刊》1987年第4期)、郑瑞侠的《甲午战争前日本的舆论及情报准备》(《辽宁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金基凤的《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起因问题》(《世界历史》1981年第6期)、郭惠青的《试论中日战争爆发的原因》(《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刘亚夫、赫崇旺的《甲午中日战争原因浅析》(《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5期)、南昌龙的《日本在发动甲午战争中的阴谋活动》(《东北师大学报》1985年第3 期)、丁名楠的《略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背景、过程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2期)、李文海、康沛竹的《甲午战争与日本间谍》(《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张浩的《甲午战争中的日本间谍》(《军事历史》1995年第3期)、韩行芳的《甲午旅顺大屠杀有关问题浅探》(《辽宁师大学报》1990年第5期)、孙克复的《旅顺大屠杀惨案新证》(《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关捷的《日军旅顺大屠杀新论》(《呼兰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崔王的《中日<马关条约>形成问题研究》(《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潘家德的《试论中日<马关条约>赔款的影响》(《四川师院学报》1992年第5期)、张英莉的《甲午战后赔款与日本的“战后经营’，》(《陕西师大学报》1987年第1 期)、戚其章的《甲午战争赔款问题考实》(《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赵福超、白陀碧的《福泽谕吉与甲午战争》(《贵州文史丛刊》1996年第6 期)、王文英的《试论中日甲午战争对日本政治和国民意识的影响》(《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等等。1984年在威海举行的甲午战争90周年学术讨论会和1994年在同一地点举行的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都提出大量论文，会后分别结集为《甲午战争90周年纪念论文集》(戚其章主编，齐鲁书社1986年出版)和《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戚其章、王如绘主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里面都有若干文章较多地论述日本的侵略。有的专门研究甲午战争史的学者出版过个人论集，主要有孙克复的《甲午中日战争史论集》(辽宁大学科研处1984年出版)、戚其章的《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出版)及其姊妹篇《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重要的甲午战争史专著有孙克复、关捷著《甲午中日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甲午战争陆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二人主编的《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孙克复著《甲午中日战争外交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这4本书可以说构成一套辽宁学者编著的甲午战争全史。继此之后，山东的戚其章出版了《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及《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两者构成另一部甲午战争全史，这部书是作者多年研究甲午战争成果的结晶，也代表了当前我国研究甲午战争史的整体水平。

甲午战争是中日之间的一场战争，但谈这场战争决不能仅谈中日，还必须谈到朝鲜，朝鲜是甲午战争一个重要因素:战争是因朝鲜而起的，在朝鲜爆发的，然后又有一些激烈的战斗是在朝鲜土地上进行的，结束战争的条约第一款就是关于朝鲜，如此等等，可以说朝鲜是甲午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年来有一些论文阐述这方面的问题，如南昌龙的《甲午战争与朝鲜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张恒礼的《评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对朝政策》(《安徽史学》1993年第2 期)、张振鹍的《中日甲午战争与东亚》(《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此文收入《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一书时题目改为《甲午战争一一一场东亚地区性战争》)等。与此有关还出版了两本专著，即戴逸、杨东梁、华立著《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及王如绘著《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前者涉及面较宽，后者在主要利用中文资料的基础上较深入地探讨了这个朝鲜因素，是一部颇见功力之作。朝鲜之所以成为中日甲午战争的一个因素，根源于中国与朝鲜间长期存在的“宗藩关系”，这是一个应当研究的问题，但迄今对中国学者多少还是一个禁区，在各种论著中往往只能点到为止;倒是一位韩国留学生金在善的一篇硕士论文《甲午战争以前中朝宗藩关系和中朝日对朝鲜藩属问题的争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 年第1期)，简要而无所回避地研究了这个问题。

甲午战争的结局对中国、日本及整个远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中日关系、欧美列强与中国的关系、与日本的关系及其在中国、在远东的相互关系的新调整。有的学者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日本调整了对华策略，丁名楠的《甲午战争到日俄战前日本对俄决战“国策”指导下的侵华策略》(《东岳论丛》 1981年第5期)论述了此时日本对清政府及清统治者的种种“亲善”及拉拢等活动。

关于日本作为八国联军的一员参加对中国的侵略的研究，有王魁喜的《义和团运动时期日本的侵华政策》(《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穆景元的《日俄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始末》(《锦州师院学报》1988年第4期)等等。

甲午战争后十年日本在我国领土上掀起了一场对俄国的战争。这是一场帝国主义间的不义之战，是交战双方站在对立的立场同时侵略中国、相互争夺中国的土地和利权、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战争。战争以前，日本与俄国为争夺我国东北和朝鲜(所谓“满鲜问题”)发生尖锐矛盾;战争以后，日本大力巩固并发展在东三省南部的势力(所谓“满洲经营，，)，并走向与俄国勾结以共同抵制美国。对这一段复杂变幻的国际关系中日本侵华的种种活动，学者们从多方面进行了考察、探索，如研究日俄战争前及战争中的情况的有关勋夏、万安中的《试论日俄战争前俄日对中国的争霸》(《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董小川的《“满鲜互换主义”试析》(《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4期)、刘永祥的《试论日俄战争中日本对华谋略》(《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4期)、张志强的《日俄奉天会战对沈阳之劫掠述实》(《辽宁师院学报》1983年第5期)、马赫的《日俄战争及其争夺抚顺煤矿的真相》(《社会科学通讯》1983年第4期)。赵云鹏的《关于<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的若干问题》(《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一文揭示日本在对俄战争胜利后逼迫清政府签订《东三省事宜条约》的情况及订约后日本的种种违约侵权行为。关于日本在东三省南部的侵略扩张，有王贵忠的《中日安奉铁路交涉》(《沈阳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85年第 4期)、王永涛、李莉的《安奉铁路交涉始末》(《东北地方史研究》1987年第3期)、佟静的《略述中日安奉铁路纠纷之始末》(《社会科学辑刊》1994 年第4期)、高永一的《“间岛问题”的始末》(《延边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等。关于日本为巩固、发展在东三省南部的势力而发生的对美斗争、对俄勾结，有陶文钊的《日美在中国东北的争夺(1905-1910)》;（《世界历史》1996年第1期）、石楠的《美国与日俄争夺中国东北和第二次日俄密约的签订》(《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余绳武的《关于第三次日俄密约》(《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王学良的(《1910年东北发生鼠疫时中美与日俄间的政治斗争》(《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等。

1911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顷刻间清王朝被推翻。这时，由日本在华浪人出面，在军部一些激进侵华分子的支持下策划“满蒙独立”，王树才《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首次尝试一一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4期)对这件事做了详细的探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日本得到“天赐良机”在中国推行大侵夺，由此出现了4年多日本在华势力的大膨胀。这期间的主要事件有:出兵山东，与德国交战(这是日俄战争10年后又一次在中国领土上发动的战争)，夺取利权;提出“21条要求’，;以对华借款及订立军事协定以控制中国。这些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课题，围绕着这些问题发表了许多论著，有周武、陈先春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华政策》(《史林》1992年第3期)、黄尊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对山东的侵略》(《齐鲁学刊》1984年第3期)、》《1914年日军在山东的不法行为述论》(同上，1995年第6期)、《1914- 1922年日本在山东的非法贸易和走私活动》(同上，1994年第6期)、宋志勇的《1914-1922年日本在山东的军政殖民统治》(《抗日战争研究》 1998年第1期)、黄尊严、王涛的《日德胶澳之战与中日“行军区域”问题交涉》(《齐鲁学刊》1997年第6期)、米庆余的《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 的背景》(《历史教学》1982年第6期)、郎维成的《日本的大陆政策与二十一条要求》(《东北师大学报》1984年第6期)、崔丕的《也谈日本的大陆政策和“二十一条”要求》(《世界历史》1986年第3期)、龚炳南的《“二十一条”最后通碟的时限》(《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赵映林的《绝密的<二十一条>是谁泄露的》(《民国春秋》1993年第3期)、章伯锋的《西原借款”与日皖勾结》(《历史研究》1977年第6期)、裴长洪的《西原借款与寺内内阁的对华策略》(同上1982年第5期)、《西原借款与中国军阀的派系斗争》(《河北学刊》1983年第4期)、赵占伟的《论西原借款在日本对华侵略中的特殊作用》(《史学月刊》1997年第2期)、李永昌的《关于1918-21年中日“共同防敌”问题》(《东北地方史研究》1989 年第2期)、张惠芝的《浅析<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出笼和实施》(《河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等。一战期间日本侵华的许多活动都是通过同皖系军阀的勾结而实现的，日本与皖系军阀的关系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勾结的典型。关于这个问题，章伯锋写过专文《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后来又发表专著《皖系军阀与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对双方的关系做出全面的论述。

关于“田中奏折”的真伪。随着日本学术界基本上否定田中奏折的存在，中国史学界有人就此展开了讨论。发表了一些文章，大多辑入《田中奏折探隐集》(刘建业、高殿芳主编，北京出版社1993年出版。书中还辑录了蔡智堪、王家祯以及台湾、日本学者的一些文章)。另外还有云章的《田中奏折确有其事》(《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5期)、沈予的《关于<田中奏折>若干问题再探讨》(《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等。中国学者们大多肯定田中奏折的真实性。笔者对这个问题未做过专门研究，不敢妄评孰是孰非，但总觉得蔡智堪所说打入日本皇室书库抄录田中奏折的情节有点玄乎。也许这个问题要等皇室书库对外开放才能真正解决。

关于1928年日本出兵山东及制造济南“五三”惨案，有查建瑜的《济南惨案史料辨正》(《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徐梁伯的《日本出兵山东的动因初探》(《江海学刊》1985年第6期)、李家振的《1928年日本出兵山东人数浅见》(《东岳论丛》1985年第6期)、李家振、郭墨兰的《济南惨案述论》(《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等;专著有李家振的《济南‘渗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等。

“九一八”是日本侵华史上第二个特别重大的事件，也是日本侵华史研究中的第二个大热点。近20年来国内发表的有关此事件的文章之多难以统计，文章的内容从这次日本侵华事件的前因到后果，旁及有关人物的研究，几乎包罗无遗，如胡正邦的《论1931年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进攻一一九一八事件的由来及其后果》(《思想战线》1983年第4期)、高二音的《“九·一八”事变发生论》(《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5期)、林和生的《略论“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原因》(《山西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杨小红的《论皇姑屯炸车案与“九·一八”事变的因果关系》(《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3期)、史桂芳的《“满蒙危机”论与九一八事变》(《北京党史研究》1994年第4期)、包奕诚的《论日本经济危机与九一八事变》(《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董谦、林谷良的《“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经济背景初探》(《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何华国的《浅析“九一八”事件的经济背景》(《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王玉平的《中村事件与“九·一八”事变》(《史学月刊》1983年第1期)、黄耀慧的《中村间谍案与“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史研究)1998年第3期》、任永祥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郎维成的《日本军部、内阁与“九一八”事变》(《世界历史》1985年第2期)、穆景元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锦州及辽西地区始末》(《锦州师院学报》1985年第 1期)、尹正萍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罪加一等》(《军事史林》1995年第9期)、孔经纬、王连忠、孙建华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奉系官僚资本的侵掠》(《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曹必宏的《“九·一八”事变后日伪强掠东北海关述略》(《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王珊的《石原莞尔的侵华思想渊源》(《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6期)、赵东辉的《“石原构想”探析》(《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汪澎澜的《日本民间右翼团体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活动述要》(同上1997年第4期)等等。1991年的“‘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年出版)中辑录了大量有关“九·一八”日本侵华的文章。关于“九·一八”事变的专著，80年代有易显石、张德良、陈崇桥、李鸿钧著《“九·一八” 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刘庭华的《“九·一八”事变研究》(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1991年“九·一八”事变60 周年之际，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大型《“九·一八”事变丛书》(包括资料书)，共六部，即林声主编的《“九·一八”事变图志》，马越山著《“九·一八”事变实录》，谭译主编的《“九·一八”抗战史》，顾明义、张德良、杨洪范、赵春阳主编的《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辽宁省档案馆编的《“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精编》，辽宁省档案馆及辽宁社会科学院编的《“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一一满铁秘档选编》。同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有赵冬晖著《“九·一八”国难史》。另有郭大钧、张北根著《勿忘“九·一八”一一柳条湖事件前前后后》(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年出版。“毋忘国耻历史丛书”之一) 等。

与“九·一八”密切相关的是“一二八”。关于日本制造“一二八”事变的研究，有毕永正的《上海“一二八”事变起因新探》(《安徽省委党校学报》1987年第1期)、翁三新的《“一二八”事变的导火线一一日僧事件”真相》(《上海党史》1992年第1期)、陆伟的《日本在沪资产阶级与一二八事变》(《上海党史研究)1997年第4期)等。许多研究“九·一八”的论著都连带涉及对“一二八”的研究。

“九·一八”以后，日本对华侵略有两个发展:一是占领我国东北，组建伪满洲国;一是由关外向关内推进，阴谋分离华北。伪满洲国的存在实际上是日本对东北殖民统治的一种形式，正如同甲午战争后日本对台湾的直接统治是另一种殖民统治形式。本文不拟具体介绍这两方面的研究情况，只想指出:已出版的有关伪满史专著中比较有分量的有两本，一是姜念东、伊文成、解学诗、吕元明、张辅麟合著《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1991年大连出版社修订本)，一是解学诗著《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东北沦陷十四年史总编室已编辑出版两本《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第一辑，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8年出版;第二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各收录有关论文30多篇。1996年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编委会创办了一个学术刊物《东北沦陷史研究》，其主要任务是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对东北的野蛮侵略和残酷的殖民统治，此刊物已出版多期，发表了不少有关研究成果并不断提供有关的学术信息。

日本由关外向关内的扩张，以1933年侵占热河、发动长城之战为始，逼订《塘沽协定》;进而以冀察为重点，策动华北“自治’，，订立所谓“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制造华北特殊化，等等。关于这一系列侵略活动的研究，有张雅丽的《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世界历史》 1988年第5期)、张洪祥的(《塘沽协定>与冀东匪祸》(《党史资料与研究》1992年第3-4期合刊)、刘国新的(《塘沽协定>与“华北自治运动”》(《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封汉章的《略论“华北自治运动”的起点》(《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邵云瑞、李文荣的《关于“何梅协定”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熊宗仁的《“何梅协定”之辨析》(《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郑玉纯的《从 “华北五省自治”策划到“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始末》(《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5期)、封汉章的《试论日本“华北分治”策略的形成》(《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姚洪卓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分离活动》(《北京档案史料》1997年第3期)、刘国新的《七· 七事变前日本的“内蒙工作”及其失败》(《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单冠初的《日本帝国主义是策划侵绥事件的主凶》(《上海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前面提到的《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论文集中收录了若干篇有关此一时期日本侵华政策及活动的文章。关于这一时期的专著，有马仲廉的《“九·一八” 到“七·七”》(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出版)，主要叙述抗击日本的侵略;张篷舟主编的《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1932-1982年)》第一卷 (1932-1934年)、第二卷(1935-193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以大事记散述这6年间的日本侵华情况。

以“七·七”事变发端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抗日战争)是日本侵华史上第三个特别重大的事件，也是日本侵华史研究的第三大热点但这方面研究情况的介绍不属本文的任务。 近代史上70多年间的日本对华侵略触及两国关系的各个领域，经济侵略与掠夺是一个重要方面。近20年来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相当的成果，约略概括有如杜询诚的《旧中国的中日合办企业》(《学术月刊》1982年第7期)、《日本在旧中国投资的几个特点》(同上1984年第7期)、朱婷的《论近代日本对华纺织资本输出》(《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5期)、郑会欣的《日本帝国主义对1935年中国币制改革的破坏》(《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黄明华的《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鸦片侵略》(《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李秀石的《日本对我国东北经济侵略和掠夺政策的变迁及其实施》(《史林》 1986年第2期)、郑文云的《略论东北沦陷时期殖民地经济的特点》(《黑龙江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刘万东的《1905-1945年日本侵略者对我国东北煤炭资源的掠夺》(《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傅波的《抚顺煤矿案中日交涉始末》(《抚顺社会科学》1986年第1-4期)、桑润生的《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农业的掠夺》(《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期)、张传杰、孙静丽的《日本对中国东北森林资源的掠夺》(《世界历史》 1996年第6期)、饶野的《20世纪上半叶日本对鸭绿江右岸我国森林资源的掠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宋承荣、张庆山的《日本殖民渔业对旅大水产资源的独霸和掠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高乐才的《日本向中国东北地区“试点”移民及其失败》(《东北师大学报》 1997年第6期)、张丽波的《简述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入侵》(《东北地方史研究)1992年第1期)、冯敏、蓝海的《试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求是学刊》1997年第1期)、邓鹏的《日本“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队”始末》(《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11期)、黄耀慧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内蒙古东部地区移民侵略一一以科右前旗哈拉黑乡为例》(《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邵会吉的《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中东铁路”始末》(《历史教学》1988年第9期)、郭洪茂的《日本收买中东铁路浅析》(《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熊达云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经济扩张》(《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王同起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对华北的经济侵略》(《天津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姚洪卓的《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帝国主义对天津纺织工业的兼并》(《历史教学)1982年第6期)、郑会欣的《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对华北走私问题初探》(《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丁则勤、王美秀的《论华北事变前后的冀东走私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张祖国的《三十年代中期日本在冀东地区的走私贸易》(《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苏智良的《日本在近代上海的经济侵略活动初探》(《上海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车维汉的《日本八蟠制铁所侵掠大冶铁矿述论》(《辽宁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等等。与大量的论文相比，日本经济侵华方面的专著太少了，杜询诚的《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出版)是这方面最重要的一不中。

说到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们不能不想到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本应是一个经济机构，但它自1906年成立之日起其活动很快就超出铁路及经济的范围，它在日本侵华中作用太大了，自然成为学者们着力研究的对象。近20年来这方面的论文可举出阎伯纬的《历史上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述》(《历史教学》1981年第6期)、苏崇民的《满铁史概述》(《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庞慧茹、高雪松的《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张祖国的《满铁与日本对我国东北的资本输出》(《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尉常英的《略述“满铁抚顺附属地”的形成》(《抚顺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孙乃伟的《略述满铁奉天附属地的建立》(《东北沦陷史研究》1998年第1期)、张树纯的《“七七事变”前满铁对华北的侵略活动概述》(《天津档案史料》1997年第1期)、杨韶明的《满铁初期的调查机关及其活动概述》(《东北沦陷史研究》 1997年第4期)、祁建民的《满铁经济调查会:日本统治中国东北的“智囊”》(《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5期)、刘永祥的《满铁情报调查机构述论》(《辽宁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高乐才的《满铁调查课的性质及其侵华活动》(《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崔艳明的《满铁调查与日本全面侵华》(《河北学刊》1997年第6期)等。

『陆』 浙音王涛老师怎么样

很好。王涛男中音，先后任职于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任声乐系副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等。王涛老师对待学生和蔼可亲，教导有方，对待工作认真严肃，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老师。

『柒』 《健康就好》王涛博士 不会是骗人的，人家也要吃饭啊。

王博士是谁？
王博士的名字叫王涛，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副教授，中西医结合博士，营养医学创始人，医学专业知识功底深受，通过多年的研究，创立了营养医学理论。
王博士现在在哪个医院坐诊？
王博士为全面推广“营养医学”，目前不在医院坐诊。王博士现在在北京组建“绿洲益生健康俱乐部”并致力于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健康管理”模式，希望以此解决众多患者的疾病痛苦和沉重的经济负担之间的矛盾。
王博士制定的调理方案免费吗？
其实王博士的目的只是为了推广营养医学的理念，并且“行医济世”是他自幼时就已经有的梦想，因此，针对所有患者的咨询以及干预方案的制定，都是免费的。患者只需要按照相关人员的指示填写《健康状况信息采集表》，尽可能将患者最新的相关详细信息提交上去，这样王博士就可以根据这个表格采集到的信息制定相应的调理方案了。
依靠信息表来治疗疾病能行吗？
这个信息表所采集到的信息和患者亲自到王博士面前诉说的效果是一样的，信息表中所采集到的信息就是王博士判断病情所需要的信息。之前王博士在医院坐诊时，一些患者虽然说了很多，但是很多内容都是王博士所不需要的，相反，有的一些信息王博士并没有了解到，如一些检查、化验的结果。这样就无意中浪费了很多的时间，治疗疾病的效率远达不到王博士心中的期望。
这个信息表是王博士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和遇见的一些问题总结出来的，患者只要能够按照要求如实、详细地填写表格，王博士就能做到“见表如见人”，为患者做出合适的调理方案。这样，一面可以使一些路途遥远的患者免去奔波之苦，一面确实能够为患者减轻一定的经济负担并且节省大量的时间。
怎样得到王博士本人的亲自营养调理？
很多患者都感觉接听热线的不是王博士本人，那方案就不是王博士亲自制定的。其实，不管是拨打热线,，还是直接在《营养医学网》提交健康信息表，这些信息最终都会反映到王博士那里，因为制定相应的调理方案只能是王博士本人。
为什么不提供王博士的联系方式？
很多患者都想要和王博士本人进行一下交谈，或者认为自己的情况比较特殊，想要和王博士直接通话。其实，王博士建立这种模式，就是希望为更多的患者治疗疾病。如果换成王博士本人接听电话或者坐诊，那一天中能够有多少患者能够打通电话进而得到调理方案呢？

『捌』 王涛的基本信息

男，副教授，现就任于南大学外国语学院。2004—2005年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ELON大学访问教授；
2006年起 担任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生导师；
2008年 获南京大学博士学位。
奖励：
荣获2008年度东南大学教学优秀二等奖

『玖』 王涛的个人信息

王涛，笔名舜舟，男，生于1979年6月，湖北荆州人。200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曾在德国弗莱堡（Freiburg）大学学习。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涉及教会史、德国史、欧洲中世纪史等方向。

『拾』 王涛是谁

打乒乓的
性别：男 身高：1米64 出生日期：1967-12-13 出生地：北京 运动项目：乒乓球 运动经历：3岁起，在父亲的引导下开始学打乒乓球，1980年被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队，1988年11月入选国家队。 最好成绩：1992年巴塞罗那第25届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冠军 运动成绩： 1989年 在第16届匈牙利乒乓球锦标赛中，与吕林配合夺得男子双打冠军 1991年 第41届世乒赛混双冠军（与刘伟配合）和男双亚军（与吕林配合） 1991年 第2届世界杯团体赛冠军 1992年 第13届世界杯男单亚军 1992年 巴塞罗那第25届奥运会男双冠军 1993年 第42届世乒赛男双与混双冠军 1994年 世界明星巡回赛总决赛冠军 1995年 第43届世乒赛男团及男双与混双冠军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 男单亚军与男双亚军（与吕林配合） 所获荣誉： 1994年至1996年 三度当选全国十佳运动员 1999年 当选为中国体育报社、中央电视台和山东潍坊亚星集团联合主办的评选“新中国体育五十星”。 当前情况：退役后，王涛进入西安体育学院学习，目前担任八一乒乓球队总教练。
蛮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