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生育

Ⅰ 李明启老师有几个儿子

李明启只有一个儿子
中文名：王隽
民族：汉族
国籍：中国
1979年—1983年中国政法大学本科，
1985年—1987年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工作经历：
1983年07月—1985年07月铁路运输高级法院，
1987年09月—1996年03月石油大学，
1996年03月—2009年01月北京市建元律师事务所，
2009年02月—至今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相关资质：律师资格(1989)、独立董事资格(2008)，
专业领域：诉讼仲裁、公司、知识产权。
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简介：
第八届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第七届北京市律师协会理事；第六届北京市律师协会常务理事；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库成员；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律师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西城区人民法院特邀监督员；
西城区第十四届人大代表。
成就
代表性学术论文和专着：
组织翻译、编辑、出版律师事务所管理方面的专着——《律师事务所管理》；
主编了国内首本律师事务所管理方面的论文集《律师事务所管理前沿》；
撰写了《北京市律师事务所管理评价标准体系及评估指南》；
成果
发表文章：
《律师行业加强劳动合同管理迫在眉睫》、《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律师》，
《正确处理律师事务所总所和分所的关系》、《建立专职管理合伙人制度》，
《关于特殊的普通合伙制的相关问题》、《论律师事务所的文化建设》，
《如何选择律师营销模式》、《合伙人关系六面谈》、《论如何正确处理合伙人关系》，
《谈律师的职业荣誉感》、《律师事务所团队合作的实务性探讨》，
《如何开始你的律师生涯》，
《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的运营机制和分配问题初探（下）》，
《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的运营机制和分配问题初探（上）》，
《论合伙律师事务所的规范化管理》、《律师转所：必须面对的紧迫问题》。

Ⅱ 不生二胎降工资

若不生二胎，则不能领取生育基金。
二胎，究竟生还是不生？这本就是我们生活中纠结的一个话题，不仅如此，中国政法大学的胡继晔教授还提出，不仅要设立生育基金，还要征收丁克税。

Ⅲ 罗翔一共有几任妻子

1任。
罗翔一共有1任妻子，罗翔和妻子相识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校园，拥有着甜蜜的爱情、幸福的婚姻。
罗翔是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

Ⅳ 专家如何催你生二胎

邯郸市复兴区民政局这几天大概很尴尬。他们给新人发的小册子被晒了出来，里面满是歧视女性的内容。我浏览了一部分，怀疑它抄袭了“女德班”讲义。后来这个民政局回应了，称小册子是别人捐的。我猜他们没仔细看内容，看着“家和万事兴”的标题挺“正能量”，就一拍脑袋发给来领证的新人了。也太不过脑不走心了。

人之所以为人，就不可能只讲实用目的，不论精神追求。道理就这么简单。

Ⅳ 设立生育基金对丁克征税真能刺激生娃吗

生不生孩子、生几个孩子，似乎越来越不再是夫妻的家庭规划了。

这几天，先是河南省柘城县召开社会抚养费征收动员会，决定向三孩及以上家庭征收一年纯收入三倍的社会抚养费；福建省福州市一个街道将被催缴2次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对象纳入“个人征信黑名单”。不管是为强化计划生育，还是为收取社会抚养费，其控制生育的政策用意显而易见。

再者，这笔基金如何征收？谁来征收？按照什么标准征收？哪一个机构负责管理？我们能不能信任其管理这笔注定十分庞大的基金？这些都是问题，且至少在目前看，很难有一个妥善的、大家都能信赖的办法。基金的管理从来都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难题。即便是目前已运行几十年、相对比较成熟的养老金，也难免出现一些引发争议之处，更不要说与计生部门业务有关联的一个新设基金了。若是弄成变相的收费，未免劳民伤财。

至于对丁克家庭征收“社会抚养税”的设想，纯粹是脑洞大开，甚至涉嫌侵犯公民合法权利，不值一哂。

其实，生与不生，说到底是夫妻的自由选择和家庭的专属权利。爸妈可以催催催，那毕竟是出于亲情，出于传宗接代的规训与文化，儿女们可以选择顺从，也可以选择软磨硬抗，但国家机器大可不必刚性介入。

这样讲，并不是说国家不能够提倡生育，而是说，国家也好，地方政府也罢，还是应该从政府治理层面着手，加强公共产品的供给，提高社会的便利程度，降低老百姓生娃养娃的成本，这样，生育意愿自然会提高，而不至于陷入“低生育陷阱”。

与收费相比，有关部门、专家是不是更应该将关注点放在奶粉、疫苗、上学难、上学贵、房价高等等“市井小事”上？须知，若这些“小事”解决不好，动不动就打收费的歪主意，则生育大计注定无解。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Ⅵ 中国政法大学许传玺教授什么时候结的婚啊

中国政法大学许传玺教授2012年结的婚。许传玺，男，1965年1月生，汉族，山东日照人，1986年12月入党，1990年2月参加工作，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专业、哈佛大学法律专业研究生毕业，哲学博士、职业法律博士，教授。

许传玺的求学之路可以说是堪称传奇，因为从大学开始所就读的学校基本上都是顶级学校，他1965年出生于山东日照，本科就读于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所学的是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后继续留在北大读研，只是将专业换成了国际政治与国际组织。

其妻子应该也同样是学术能力很强的科研人才，同时是一位相当优秀的女子，不仅颜值在线，还很有才，完全配得上“才貌双全”这四个字，她就是主持人蔡紫。

其他：

妻子蔡紫：1986年8月18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获得媒体策划与运营专业硕士学位，中国内地女主持人、歌手、演员 。

2007年，参加并进入第五届CCTV电视节目主持人大赛32强。2008年5月，赴汶川地震灾区采访报道，并担任慈善节目《大爱中华行》主持人。2010年，先后开始主持北京电视台高中生智力竞赛节目《SK状元榜》和中外文化交流节目《北京客》。

2014年，蔡紫担任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甘泉公益基金形象大使”；6月，与刘秋宏、金巍共同作为爱心大使领航“为明天一起·善行”北京站活动。

以上内容参考：蔡紫-网络

Ⅶ 超生款的专家观点

“准确地说，计划生育是谋小康家庭的财，害贫寒家庭的命，但对富人是毫无办法的，因为富人可以选择境外生子，对其征收社会抚养费不过是只纸老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原副教授、因生二胎被解聘并被征24万巨额社会抚养费的杨支柱表示。
在1980年代初期它叫做“超生罚款”，1994年改为“计划外生育费”，个别省改为“社会抚养费”，这主要是政府认识到计划生育是一种倡导性义务，对于超计划生育不宜给予行政处罚。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文统一为社会抚养费。2001年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将社会抚养费明确地规定下来。
“社会抚养费究竟是行政罚款，还是用于补偿社会资源的行政收费，这个问题法律、法规一直没有界定清楚。”杨支柱对《投资者报》说，“以前直接叫超生罚款，后来为了‘入世’，应对国际社会对于人权问题的指责，慢慢改为‘社会抚养费’，形式上表示对公民生育权利的尊重。”
“实质上还是罚款的性质，而且比以前罚得更厉害，要不然怎么解释生三胎按照二胎社会抚养费标准加倍征收，难道第三个孩子比第二个孩子要多占用一倍的社会资源？”
“计划生育可以倡导，但不能强制，公民的生育权利应当属于基本人权，所以违法生育的说法本身就有问题，征收社会抚养费没有正当依据。”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建勋表示。
谈及田亮夫妇在港生二胎事件杨支柱认为，“人家把孩子生在香港，占用你什么资源了呢，陕西计生委的行为很荒谬。”
“以社会抚养费为工具的一胎政策，建立在把人看成是社会的负担这样一个不合理的假设之上。”著名反计划生育学者易富贤表示，“实际上绝大多数人的一生中所创造的价值总是大于他的消费！”
他认为，田亮夫妇生二胎是非常明智的选择。“田亮作为运动员身体素质好，符合优生条件，他们将本来可以购买豪宅、名车的财富，用来多养育一个孩子，不但延续了家庭血脉，也是对社会做贡献。他们的选择是经得住‘生命核算’的。”

Ⅷ 什么叫社会抚养费，为什么要征收社会抚养费

社会抚养费，是指为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环境，适当补偿政府的社会事业公共投入的经费，而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费用。社会抚养费属于行政性收费，具有补偿性和强制性的特点。
关于为什么征收社会抚养费，国家计生委新闻发言人的解释是：“法律规定超生者必须缴纳社会抚养费，不是罚款，而是超生者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因为，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我认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理由如下：
第一，如果说“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那么首先就要对“多出生人口”下一个定义：什么叫“多出生人口”？从人口学上来说，下一代的人口数量要与上一代保持不变，平均每对夫妇要生2.1个孩子，也就是说：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从人口学上来说是不能算作“超生”的，但现在很多的“社会抚养费”却是针对第二胎的。
第二，退一步来说，假定生第二胎确实属于“多出生人口”，那么，丁克家庭连一个孩子也没有，为国家节省下的那部分“社会抚养费”，国家是否应该返还给丁克家庭呢？
第三，按照征收社会抚养费的逻辑，如果一个中国人移居国外，等于是放弃了在中国的原本属于他的那份社会公共资源。那么，国家是否应该对移居国外的中国人给予奖励？
第四，什么叫“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如果说超生婴儿“侵占了社会公共资源”，那么非超生婴儿也一样“侵占了社会公共资源”；如果说超生婴儿“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难道超生婴儿所使用的“社会公共资源”是社会免费提供的吗？他们吃的、穿的、用的东西不是父母花钱买的吗？如果硬要说超生婴儿“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那么外国旅游者及其他外国在华人员也“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要不要对外国在华人员征收“社会抚养费”？
第五，自然资源和社会公共资源并不是平均分配给每个人的，一个富人占有的自然资源和社会公共资源比一个穷人多几倍甚至几十倍。如果说因为“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就要征收“社会抚养费”，那么这个“社会抚养费”应该向富人征收才对，但现在很多的“社会抚养费”是向穷人征收的。公款吃喝和公车消费不知侵占了多少“社会公共资源”，但从来没听说过向公款吃喝和公车消费征收“社会抚养费”！
第六，人不仅仅是消费者，也是创造者，而且通常来说，人的一生中创造的价值大于他消费的价值，也就是说，人的价值是正数而不是负数。“超生婴儿”长大后，也一样为国家、为社会贡献税收。所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出生婴儿都有补贴；而“社会抚养费”却把婴儿的奶粉钱也要抢走！对超生者进行罚款或征收“社会抚养费”，这在世界各国中是绝无仅有的，可以说这是中国的一大发明！
第七，农村地区实行“一孩半”政策，如果一个家庭有一儿一女，并且是先生女儿后生儿子，就不算“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这个家庭不用缴纳“社会抚养费”；另一个家庭也是一儿一女，只不过是先生儿子后生女儿，难道就是“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必须向这个家庭征收“社会抚养费”？
第八，现在“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对象，并不仅仅是针对“超生婴儿”，而且还包括没有“准生证”的第一胎婴儿。同样是第一胎，难道没有“准生证”的婴儿比有“准生证”的婴儿占用更多的社会公共资源吗？
第九，很多地方的计生条例都规定：超生的胎次越高，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基数越大。例如，如果超生第二胎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是5万元，则超生第三胎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是10万元。同样是这个家庭的孩子，难道第三胎占用的社会公共资源比第二胎多一倍吗？
第十，社会抚养费究竟属于行政罚款还是行政收费？如果社会抚养费属于行政罚款，那么根据《行政处罚法》第29条的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也就是说，如果超生两年后未被发现，就不能再征收社会抚养费了。如果社会抚养费属于行政收费，那么超生就不是一种违法行为，计生委官员所说的“党员干部、社会公众人物如果超生，不可以做人大代表”这种说法就站不住脚了。

Ⅸ 巨额社会抚养费去向

近日，体育明星田亮夫妇在港生“二胎”事件引发舆论关注。4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称陕西省计生委已针对田亮夫妇生二胎展开调查，而田亮人事关系所在的陕西省体育局有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承认计生委工作人员已来到体育局了解情况，大约一周内会有结果。

据《陕西省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实施办法》规定，如果认定超生，将以当事人所在地公布的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基数，一次性征收三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本人实际收入超过基数的，应当加收超过部分的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依田亮夫妇现在的年收入估计，这个罚款很有可能达到几百万元。

长期研究计划生育的独立学者何亚福对《投资者报》表示，“从1980年到现在，若平均每个超生人口实际被征收的超生罚款为一万元，由此可以计算得出：1.5亿至2亿超生人口的超生罚款总额是1.5万亿至2万亿元。”

“准确地说，计划生育是谋小康家庭的财，害贫寒家庭的命，但对富人是毫无办法的，因为富人可以选择境外生子，对其征收社会抚养费不过是只纸老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原副教授、因生二胎被解聘并被征24万巨额社会抚养费的杨支柱对《投资者报》表示。

近年来，“社会抚养费”这个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利器”正在成为公众关注和争议的对象。

名不正言不顺的社会抚养费

“社会抚养费从它诞生那天开始就是不合时宜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是2001年制定的，而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当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1.22，远低于我们维持人口世代更替所需要的2.1。生育率过低，我们要做的应该是鼓励生育，哪里还需要用社会抚养费来限制生育呢？”

4月23日晚,《投资者报》记者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校园见到因生二胎被该校解聘的法律系副教授杨支柱，他因2009年12月21日生下第二个女儿，被海淀区计生委按照2009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的9倍征收社会抚养费，共24万余元。他曾两次向海淀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均认定海淀区征收决定合法。近日，法院在扣押银行卡两个月之后，已采取强制措施划走了卡内的相应额度的钱款。

这位知名“超生教授”告诉记者, 他研究计划生育已经二十多年了，当时还没有结婚。今日“遭此抢劫，很大程度上是我长期批判计划生育并且拒绝妥协惹的祸。”

“生第二个小孩不是为了抗议计划生育，但我认为怀了孩子堕胎是灭绝人伦的，所以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面临学校解聘，计生委催逼“罚款”，他曾试图卖身交罚款，但从来没有为生二胎后悔。

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理由是什么？国家计生委的官方解释是：“法律规定超生者必须缴纳社会抚养费，不是罚款，而是超生者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因为，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

考察社会抚养费的历史演变，在1980年代初期它叫做“超生罚款”，1994年改为“计划外生育费”，个别省改为“社会抚养费”，这主要是政府认识到计划生育是一种倡导性义务，对于超计划生育不宜给予行政处罚。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文统一为社会抚养费。2001年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将社会抚养费明确地规定下来。

“社会抚养费究竟是行政罚款，还是用于补偿社会资源的行政收费，这个问题法律、法规一直没有界定清楚。”杨支柱对《投资者报》说，“以前直接叫超生罚款，后来为了‘入世’，应对国际社会对于人权问题的指责，慢慢改为‘社会抚养费’，形式上表示对公民生育权利的尊重。”

“实质上还是罚款的性质，而且比以前罚得更厉害，要不然怎么解释生三胎按照二胎社会抚养费标准加倍征收，难道第三个孩子比第二个孩子要多占用一倍的社会资源？”

“计划生育可以倡导，但不能强制，公民的生育权利应当属于基本人权，所以违法生育的说法本身就有问题，征收社会抚养费没有正当依据。”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建勋对《投资者报》表示。

谈及田亮夫妇在港生二胎事件杨支柱认为，“人家把孩子生在香港，占用你什么资源了呢，陕西计生委的行为很荒谬。”

“以社会抚养费为工具的一胎政策，建立在把人看成是社会的负担这样一个不合理的假设之上。”著名反计划生育学者易富贤对《投资者报》表示，“实际上绝大多数人的一生中所创造的价值总是大于他的消费！”

他认为，田亮夫妇生二胎是非常明智的选择。“田亮作为运动员身体素质好，符合优生条件，他们将本来可以购买豪宅、名车的财富，用来多养育一个孩子，不但延续了家庭血脉，也是对社会做贡献。他们的选择是经得住‘生命核算’的。”

Ⅹ 政法大学教授如何解释“丁克税”

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的署名文章，建议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尽量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随后，又有媒体报道称，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核心成员胡继晔认为，未来不仅可以设立生育基金制度来鼓励生育，还要对丁克家庭征收“社会抚养税”。

该报道中，胡继晔表示，发达国家为了鼓励生育都会对生育进行补贴，因此建议设立生育基金，“不生孩子的人更应该交生育基金。过去中国采取计划生育，向超生的家庭征收社会抚养费，但是未来鼓励生育，应该向丁克家庭征收未来的社会抚养费，人老了之后光靠钱是没用的，还是需要年轻人，别人家的孩子来照顾。这些丁克家庭老了之后没有后代，是要占用社会资源的，所以将来要对丁克家族进行征税”。

“要对丁克家族进行征税”的观点，再次推动话题受到热议。8月17日下午，红星新闻记者联系到中国政法大学胡继晔教授。他说，上述报道并非其真实观点表达，属于误读。他认为，国家应当设立鼓励生育的基金，但钱应该由过去征收的社会抚养费等来负担，而绝不是让大家来交。

“原先的计生罚款，罚了好多钱，都哪儿去了？”胡继晔解释，设立鼓励生育基金的观点不是他提出的，是《新华日报》刊发的相关署名文章作者提出的。对于文中提到的“可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的做法，他自己坚决反对，这个观点是不对的。

“张艺谋就交了700多万的社会抚养费，这些钱用到哪里去了？设立生育基金应该由这些钱来负担,不足部分可以财政补贴。”胡继晔说。

记者查询到，2014年2月7日，无锡滨湖区委宣传部通过官方微博宣布，当天中午，滨湖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收到了陈婷、张艺谋缴纳的计划外生育费及社会抚养费7487854元。根据国家相关规定，无锡市滨湖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将上述款项已上缴国库。

无法设立专门的“丁克税”

对于丁克家庭，胡继晔说，无法设立专门的“丁克税”，但可以从个税抵扣的部分实现对其“惩罚”或“不鼓励”。“如若丁克家庭没有抚养的小孩或老人，其抵扣就少，交的个税自然就比别人多；养孩子比较多的家庭，养孩子的费用通过抵扣后其交税就少。养老人多的家庭，其交税也应该少。”胡继晔表示，他的观点是一以贯之的，不是因为听到骂声才改口的。

在热议中，有网友提出，在治理相关问题时，不应该总将视线盯住百姓的口袋。

对此，胡继晔解释，征收个人所得税已实施多年，对于不同抚养负担的家庭本就应该区别对待。不养孩子的比养孩子的多交点个税是正常的。个税法的修改草案也提出了“专项扣除”概念，包括教育支出。

生孩子意愿低在于成本收益考虑

为什么大家缺乏多生孩子的意愿？胡继晔分析认为，根本原因是在成本收益方面的顾虑。大家相对来说都比较理性，生孩子马上要花钱，买奶粉、尿不湿等，不久还要上幼儿园，如果这部分开支由国家来承担，那么很多人就愿意生了。

“将来的收益到底是什么？不知道。因为等到长大以后，还有太多不确定性，但是成本是现实的，收益却是不确定的，这就是年轻人经过成本收益分析后不愿生的最重要的原因。”胡继晔表示，因此，我们要一方面进行鼓励，另一方面在个税问题上进行“不鼓励”，鼓励多生，不鼓励少生。减少养孩子的成本，就可以鼓励多生孩子。

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