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历史系老一辈教授樑

⑴ 有没有人知道陈序经老先生的事迹

文化学派大师陈序经
曹焕旭

在南开大学的声誉和成就中，凝聚着各学科的创建人及不同历史时期学术带头人的辛勤劳动和奉献，陈序经教授就是这些人中，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一位。

一

陈序经（1903－1967），广东（今海南）文昌县人，现代著名的社会文化学大师，社会历史学家、教育家。他出生于华侨商人家庭，早年先后就学于海南文昌致远小学、新加坡育英小学、广东岭南中学、上海沪江大学生物系和复旦大学社会学系。1925年发表《读志随笔》，同年赴美国伊利诺大学攻读政治学和社会学，1926年获硕士学位，1927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Recent Theories of Sovereignty”（《现代主权论》）。1928年学成回国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社会学系。1929年与岭南大学教育学系毕业班学生黄素芬女士在新加坡结婚，后同赴德国继续深造，先在柏林大学研究政治学、主权论及社会学，后转到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院研究国际公法。为了便于广泛的搜集资料，深入开展研究工作，除已精通的英文外，这期间又学习掌握了德文、法文和拉丁文。原计划在德国的研究工作告一段落以后，继续到英国、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学习考察，因1913年父亲病重，放弃在欧洲的研究考察工作，回国继续任教于岭南大学，兼领中山大学的教席。
陈序经1934年接受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聘请，任研究教授主持该所研究部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参与筹建北大、清华、南开联合建立的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又随校到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兼法商学院院长，同时还兼领已内迁到达重庆北碚的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工作，知道1946年8月联大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校为止。其间1944年8月到1945年8月应邀赴美讲学一年，前半年到美国各地讲中美关系和国共合作，后半年在耶鲁大学主将主权论。1946年8月，返回天津任南开大学教务长兼经济学院院长及经济研究所研究主任，主持复校后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48年8月出任岭南大学校长。但每年仍回南开从事三四个月的研究工作。
1952年院系调整时，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陈序经任中山大学筹委会主任。1954年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主持筹建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室，1956年被任命为中山大学副校长，1962年暨南大学在广州复校后兼任该校校长。1964年8月调任南开大学副校长。1967年2月19日因心脏病突发在南开大学逝世，享年64岁。

二

陈序经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东南亚史专家和民族史专家。他从社会学家的视角出发，利用现代社会学的科学方法，研究民族历史和现状，取得了多项引人注目的成果。早在1939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他的《暹罗与中国》一书；1948年《南洋与中国》中文本由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出版；194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蛋民的研究》；1949年岭南大学又出版了他写的《越南问题》；解放以后写成《匈奴史稿》、《东南亚古史研究八种》及《西双版纳历史释补》。
《匈奴史稿》是一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研究巨著，1954年－1956年拟出近百万字的初稿，1964年又作过部分修订，1989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陈序经教授对匈奴史的关注和研究起步很早，在中学时期，他听劳师提到对匈奴史的研究在我国还是个空白，匈奴西迁的去向是一个历史的谜点，于是就立志解开这个谜，填补这个空白。他所到之处都注意搜集有关匈奴史的资料，特别是在德国留学期间，搜集到西方学者对匈奴史研究的成果和西方保存的有关匈奴的史料。在《匈奴史稿》中他全面介绍了有关匈奴历史的中外史料和研究成果，通过深入的研究，描绘出古匈奴人生活的地理环境、经济生活、宗教意识、语言和政俗、文化观念等各个方面，论述了匈奴族的兴起、强盛、迁移与衰亡的全过程，是到目前为止有关匈奴史研究成果中分量最大、资料最多、涉及面最广、学术水平最高的一部专著。该书出版发行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1992年获国家授予的古籍研究与出版奖。
《陈序经东南亚古史研究合集》上下两册，1992年由台湾、香港商务印书馆与深圳海天出版社三家联合出版，同时在台湾、香港与中国大陆发行。这是陈先生1956－1964年以主要精力从事东南亚古史研究的成果。合集包括《东南亚古史初论》、《越南史料初辑》、《林邑史初编》、《扶南史初探》、《猛族诸国初考》、《禅泰古史初稿》、《藏缅古国初释》、《马来亚南海古史初述》等共八种。其中七种60年代曾经在香港内部出版发送。各书内容大体包括各古国的历史沿革、地理方位、种族源流、社会经济、文化宗教、风俗习惯、对外关系等方面。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早有往来，中国古籍中对东南亚的记载，史不绝书。陈序经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史书中挖掘宝贵的资料，以此为主干，辅以当地的有关资料和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并结合自身对东南亚各地的多次实地考察，进行综合分析研究，以每年完成一部的速度写出这八部富有特色、颇有创见的学术专著，成为中国学术界全面研究东南亚古史的开拓者，受到历史学界的普遍赞誉和尊敬。

三

陈序经对文化学和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在三四十年代的文化思想界，产生过重大影响。他在十几年中，广泛搜集中外史料，运用现代社会学的科学分析方法，构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一套系统的文化学理论，以此为基础对中西文化、南北文化、西南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力排众议，全力提倡学习西方，是我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全盘西化论”的代表人物。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学术界对于文化问题的讨论日益深入。如何理解人类文化现象，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如何才能使国家昌盛以与西方先进国家并驾齐驱……这样一些问题成为学术界共同关注的中心议题。陈序经教授生逢其时，在我国现代全面接受东西方教育的第一代学者中，又有自己独特的经历，这就使他有更多的机会全面而深入的接受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他在美国读书时便对文化问题尤为注意，在德求学期间，就写了一篇洋洋大观德《东西文化观》，接过了胡适1929年首先举起来但随后又表示放弃了的“全盘西化”的旗帜，冲入中西文化辩论的中心战场。
1931年底，陈序经先生在《东西文化观》的基础上增订补序，写出8万字的《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由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1933年12月29日在中山大学礼堂发表了题为《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在南方思想界引发出一场关于文化问题的争论。刚满30岁的陈序经，初入学术界就引起人们的关注。为了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1934年8月陈序经来到当时已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南开经济研究所。1935年出版《乡村建设评议》一书。同年1月10日由王新命、何纳松、武堉平、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墉、萨孟武、樊仲云等十教授，联名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了题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的重要文章，强调要加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对西洋文化要“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盘西化”主张。陈序经以南开经济研究所的身份写了《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指出“十教授对于文化的意义，简直尚未弄明白”，对“文化”的概念混乱不清；“宣言”表面上是“老生常谈的折衷论调”，骨子里则是“复古与守旧”。全国文化思想界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具有空前规模的一场关于中国文化的出路和文化建设方向的大论战。
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地处比较安定的后方，少有交往应酬，陈序经正是利用这个时机，对自己多年所搜集的有关文化学的材料及论战中所积累的心得，进行了集中整理，深入开展对文化学的材料及论战中所积累的心得，进行了集中整理，深入开展对文化学的研究工作。在联大社会学系，陈序经还正式开设了“文化学”课，这是在我国教育史上首次把文化学列入大学课程。1944年陈序经又利用赴美的机会，继续搜集文化学方面的材料。回国后对在联大开文化课的讲稿进行整理，写出《文化学概观》由商务印书馆于1947年出版。
陈序经对社会文化学的深入研究，确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正如《南开今日》上所指出的：“陈先生的研究工作……现在最成功的还是文化问题的研究”，“陈先生讲授社会学特别着重文化，如果我们说清华的社会学是正统学派（吴泽霖先生讲），北大的社会学是唯物学派（许德珩先生讲），那么南开该是文化学派。以社会学而论三大，恰是‘鼎足而三’的”。

四

陈序经教授是我国现代知名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可以1952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他坚持教育救国，提倡全面学习西方；后一阶段执行的是社会主义教育方针。
早在30年代，陈序经就提出“教育是各种建设的根本问题”，积极撰写文章宣传自己要全面学习西方的教育思想。1932年他还是一位岭南大学29岁的副教授，就在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上发表了题为《对大学教育方针的商榷》的文章，对广州教育专家在中山大学开会提出的关于“停办文科，或减少数量，同时多设职业学校，以适应社会生活之需要”的有关议案提出质疑，认为“大学教育是为学问而学问的，职业教育是为致用而学问的”，两者都应当提倡，不应顾此失彼；办教育应当文、理、工、农、医合理安排，同时并举。
1935年或1936年陈序经在给南开大学学生出版的刊物上写的一篇《读书六到》的文章中，提出学生读书做学问要做到“口到”：要读的多；“心到”：要想的多；“耳到”：要听的多；“眼到”：要看的多；“手到”：要抄的多；“脚到”：利用脚力去做实际调查工作。抗日战争中他在昆明西南联大写的一篇《释现代生活》的文章中提出，学校要培养的是适应现代生活的专门人才，这就“要有强壮的身体”去“振兴民族与捍卫国家”，就是“日常生活以至讲究学问”，获得“丰富的经验与高超的知识”，“也要有强壮的身体”。
1947年下半年，针对胡适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提出的，发展中国大学十年计划与对记者发表的关于学术独立的谈话，陈序经先后发表了《与胡适之先生论教育》、《公论耶？私论耶？》、《论发展学术的计划》等文章，指出政府不能按胡适先生建议的那样少派留学生，用省下来的钱重点支持五所大学，而应当从别处筹款重点支持所有大学中办得好、水平高得学院或系科；留学生还应该坚持派赴，而且应多向西方派留学生。还提出大学或系科得设置不能过于集中到平、津、沪等少数地区，应从实际出发，根据条件和需要在全国进行合理布局；公立和私立学校都是为社会培养人才，应当鼓励和支持私立学校办学。
解放以后，特别是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陈序经认真学习共产党得教育方针，努力工作，坚持进步，把自己熟悉西方教育得专长，用于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建设上，参与制定教育规划和学校工作条例，为国家做出了新的贡献，受到人民的尊敬。在50年代他就指出，理工分开“弊多利少”，工科缺少理科的支持，水平难于提高；政治、财经缺少文科的支持也不利于提高水平。认为办包括文、理、农、工、医的综合性大学的方向没有错误，应当坚持。1962年他在政协会议上所作的《对于高等教育的一些意见》，系统地阐明了他地教育思想。其中包括：要重视基础理论教育；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要充分认识掌握文字工具的重要性；要拓宽专业基础，提倡文科学生选一两门理科课程，了可学生也要学习文科知识，以拓宽视野，能从不同角度观察与思考问题，提高整体素质和水平；要保证教师与科研人员必要地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时间；允许教师在有余力的时候从事学校规定之外的学术研究工作。

五

陈序经教授为人正派，治学严禁，有许多优良作风和高贵品质，是后人应当学习的。
陈序经坚守自己的信念，不趋炎附势。解放前他奉派出国前，上级指示他加入国民党，被断然拒绝。上学时因坚持不入宗教，宁愿转出教会所办的学校；就是在做了教会学校校长时，他仍坚持拒不入教。解放以后他在政协会议上，积极参政议政，及时参政议政，及时提出自己的意见，供领导决策参考。
陈序经重视从实际出发，注意作社会调查。1934年到南开以后，头一项工作就是规划主持“工业发展对社会影响的调查”，亲自带人去河北高阳、广东顺德等地调查。抗日战争爆发时，他还在顺德调查现场，直到顺德陷落，他才与同仁仓促离去。他到欧美、东南亚各地及祖国的大江南北，常常利用一切机会考察所到之处的社会方方面面。他积累掌握的大量第一手材料，使他在社会文化学、历史学及教育学上的研究，得益匪浅。爱护珍惜图书，刻苦勤奋，这是有成就的学者的共同特点，而在陈序经身上显得尤为突出。早年在德国留学时，就在和自己的藏书一起照的一张照片旁写上“宁当穷鬼，不售此书！”在中山大学工作时，有人动员他让出一部分线装书，他说：“我的书是不卖的！”他兼职多，社会活动多，但是不管多忙，每日早晨4点到7点的读书写作一直雷打不动，从不间断。抗日战争时在昆明，工作教书的空隙之中他又写出了二百多万字的文化学专著，同仁友好对他勤奋刻苦的精神无不深表钦佩。
陈序经关心别人助人为乐的事迹很多。他对教授们说：“我这个校长是为你们教授服务的。”他说到做到，耐心接待来访；资助有困难的教师、师生直至马路边讨饭患病的女孩；认真为同事调解家务、关照病人，有的干部孩子患了牙疾，他也去帮助找大夫诊治。此类的事情举不胜举。他对自己和家人，一向严格要求，克己奉公。在他的身教与言教下成长起来的一子四女都已经成为国家的专业技术人才。
陈序经先生谦虚克己，始终如一。1964年他早已是功成名就的大学者，但当有人称赞他所写的东南亚古史的时候，他仍谦逊地说：“我主要是作为一个东南亚古史研究的资料员，先把有关方面的资料整理一下，作为他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参考。作为一个资料员，我也没有做好。”《匈奴史稿》草拟出来以后，他多方征求史学专家的意见，准备修订，可惜他过早地去世。
陈序经教授终生献身于祖国地教育文化事业，使他成为我国现代社会文化学界欧美学派地代表人物和大师级地名流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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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历史家有哪些

岑仲勉
(1886～1961)
[] 中国历史学家。学名铭恕，字仲勉，别名汝懋。广东顺德县人。1886年 9月出生。青年时，入两广大学堂（清广雅书院，后改为两广高等学堂）,就读两年半,考入两广游学预备科（清粤秀书院）。1908年10月入北京高等专门税务学校，1912年12月毕业。其后在上海江海关及广东财政厅等处任职员，业余从事植物名实考订及中外史地考证。1934年7月至1935年6月，任上海暨南大学秘书兼文书主任,业余撰著佛游天竺记考释,于193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从而引起史学界注意1933～1937年在《圣心》《辅仁学志》《金陵学报》、《中山大学文史专刊》等杂志发表一批论著，其中尤以《水经注卷一笺校》及《金石证史》等引起一些史学名家的注目。1937年经陈垣推荐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7月至1948年6月任该所专任研究员。1948年 7月至1961年10月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先后担任《隋唐五代史》、《唐代石刻文选读》、《两汉西域学》、《蒙古初期史》、《隋唐史》等课程。曾任广东省政协委员。1961年10月7日病逝于广州。
岑仲勉的家乡顺德是清代著名西北史地学家李文田的故乡，故其治学深受清代西北史地学派的影响。岑仲勉把《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登科记考》的作者徐松奉为先驱，因而有《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和《登科记考订补》之作。岑仲勉还受到清季英年早逝的唐史学者劳格的影响，所著《郎官石柱题名新著录》、《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续劳格读全唐文札记》、《元和姓纂四校记》等都发扬了劳格的未竟之业，而在博大方面有所超过。
岑仲勉治学最重要的成就是以碑刻考证历史，清代金石家的碑跋，多述小学、碑例、书法等专义，岑仲勉则以碑志考证史实，又纠正了清金石家过信石刻、偏责史实的毛病，客观地论证碑志之价值。除郎官石柱研究外，1936～1942年，著有《金石证史》、《贞石证史》、《续贞石证史》，后收入《金石论丛》，于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在隋唐史校勘考释之学中，在辨伪方面，《白集醉吟先生墓志铭存疑》等文受到国内外学者广泛好评，与《白氏长庆集伪文》、《论白氏长庆集源流并评东洋本白集》一起，对白居易文集整理有重要贡献。在追录史源方面，指出《元和姓纂》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之史源,此为一重要发现。在职官典制考证方面,《翰林学士壁记注补》、《补唐代翰林两记》是超迈清人的作品。在地理考证方面，《括地志序略新铨》论定孙星衍排列之非。这方面的专著有50～60年代的《隋书求是》、《唐史余审》、《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唐人行第录》。《行第录》为对唐代文学史及传记学很有裨益的首创之作。
岑著《隋唐史》(1950～1953年撰成)，反映了作者在隋唐史通论中的创见。如其中对李德裕、陈子昂、四镇的研究,新意迭出。此外,在他晚年还著有《黄河变迁史》、《府兵制度研究》《西周社会制度问题》《两周文史论丛》、《墨子城守各篇简注》。这些专著反映了作者对西周以来的历史乃至黄河历史的广泛兴趣。
在中外史地研究方面、尤其是西北史地方面，出版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突厥集史》、《中外史地考证》等。在突厥史料的搜辑方面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好评。岑仲勉自四十岁至七十五岁三十余年间，全部史学著作约一千万字，自1912年起发表论文一百八十余篇，已刊专著十八种，特刊专著二种。

顾颉刚
(1893～1980)
[] 中国历史学家原名诵坤,字铭坚。笔名有无悔、天游、张久、诚吾、桂姜园、余毅、劳育、康尔典、周、武兴国等。江苏苏州人。1893年5月8日（光绪十九年三月二十三）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幼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13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考入本科中国哲学门，1920年毕业留校，以助教名义任图书馆编目。1922年在上海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与王钟麒（伯祥）合编《新学制本国史教科书》，与叶圣陶合编《新学制国语教科书》。1924年回北京大学，任研究所国学门助教，先后编辑《国学季刊》、《歌谣周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6年以后，历任厦门、中山、燕京、北京、云南、齐鲁、中央、复旦、兰州、震旦等大学和社会教育学院、诚明文学院、上海学院教授，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和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等职。
顾颉刚是“古史辨”派的创始人，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疑古思想。他的“传”、“纪”不可信的思想来自崔述，“经”不可尽信的思想来自姚际恒，治学要融会贯通的思想来自郑樵。他用历史进化论的寻求事物演变线索的治学方法学自胡适，对今、古文家的看法则受之于钱玄同。王国维用实物材料研究古史所取得的成就也给他深刻的影响，王氏所考出的真古史被用以破坏伪古史。1909年，他有志于考辨伪古史，从事资料搜集、积累。1914年始作笔记，记录读书心得，终生不辍，计约二百册，四百余万字。1916年作《清代著述考》初稿二十册，对清代学者的治学成绩有了全面了解。1921年他计划推翻伪古史。1923年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引起史学界的激烈争论。以后，将自己和他人研讨争辩的文章编为《古史辨》八册。
他认为古史传说中的帝王都有神性，都是从神演化为人，古书中所讲的古史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地积累起来的，神话传说发生时代的先后次序和古书上所载的古史系统排列的先后恰恰相反。研究古史要打破四项非信史的基本观念：①打破民族出于一统的观念；②打破地域向来一同的观念；③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④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把崔述的“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之说发展为系统的理论认识，为考辨古史传说提出了新的思想方法，是中国辨伪史上划时代的发展。
他对古代的民族和地理也作了深入的考辨，以为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许多种族各自把本族形成时的人作为自己的始祖,而没有各族公有的共同始祖,只是春秋以后,经过了二百多年的大国攻灭小国,把无数种族并到一起,到了战国中期才出现唐虞、夏、商、周同出于黄帝的说法秦汉以前的中国只是没有统一的许多小国,《禹贡》的九州 《尧典》的流放四罪之处、《史记》的黄帝所到的四方是战国时七国的疆域,而《尧典》的羲和四个居住地,以交趾入版图,更是秦、汉的疆域, 他以为研究古代地理应当以各时代的地域为地域，不能以战国的七国和秦的四十郡作为古代早就定局的地域。为了促使史地学者钻研中国地理沿革史及民族史，他于1934年发起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在他领导下，学术研究成绩卓著，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称之为《禹贡》派。
他把考定古书著作的时代作为研究古代神话、传说以及民族和地理等演变过程的重要前提为此,他对《周易》《尚书》《诗经》、《左传》、《国语》、《公羊传》、《谷梁传》、《周礼》、《仪礼》、《礼记》、《论语》《老子》《庄子》、《墨经》、《山海经》、《穆天子传》、《战国策》等书的著作时代，作了不同深度的考订。他在观看各种戏剧和搜集整理歌谣时，注意到小说、戏剧、歌谣中故事的随时随地变化性，认为研究这一变化过程可以印证古史传说的变迁。他对吴歌、孟姜女故事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香会、庙宇、神道、婚丧礼节等也作了调查研究。他又热心于创办研究民俗的团体和刊物，1926年在厦大创立风俗调查会，1927年创办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和《民俗周刊》，编印《民俗学会丛书》。1936年又在北平创办风谣学会。此外,他亦重视边疆问题的研究1938年为昆明益世报编《边疆周刊》。1941年在成都创立中国边疆学会。同时,他又先后主编学术刊物《责善》半月刊《齐大国学季刊》和《文史杂志》。
1949年以后，他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主持标点《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晚年深入研究《尚书》,作成《周公东征考证》和《校释译论》多篇。1980年12月25日在北京病逝。生平著述极富，已出版的有《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原名《汉代学术史略》）、《三皇考》、《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史林杂识初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妙峰山》、《吴歌甲集》、《苏州史志笔记》、《西北考察日记》、《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顾颉刚选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等。

何兹全
(1911～ )
[] 中国历史学家。山东菏泽人。1911年9月7日（宣统三年七月十五）生1935年在北平大学史学系毕业后,去日本留学，翌年因病回国。1939～1940年接受中英庚款董事会的专款资助，在中央大学历史系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并在该系讲授“中国通史”课。1941～1944年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编审。1944年秋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47年赴美国，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并受霍普金大学资助，协助法兰西斯教授将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翻译为英文。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发生后回国，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先后任副教授、教授，兼任魏晋南北朝研究室主任。
何兹全主要集中研究汉唐经济史、兵制史、寺院经济和魏晋南北朝史几个方面。是国内最早倡导魏晋封建说的学者之一。早在学生时代，他就发表《魏晋时期庄园制的刍形》、《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中古时期大族寺院领户研究》等论文，论述了魏晋南北朝封建依附关系的出现和盛行。以后，他又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等论文中比较系统地阐发了魏晋封建说的主张。此外，他的《中国中古时期佛教寺院》(1934)一文，在学术界颇有影响。80年代，他又发表《佛教经律中关于寺院财产的规定》和《佛教经律中关于僧尼私有财产的规定》两文，把寺院经济的研究引向深入。他在兵制史研究方面，亦有创见,对世兵制魏晋中军孙吴兵制十六国兵制和府兵制前的北朝兵制诸问题，他进行了深入探讨。《中国古代社会》一书，是他多年研究古代社会及古代向中世纪演变的重要成果全书分四部分,对西周封建说、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说和亚细亚型东方社会说提出不同意见，并就“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同与异”发表独到见解。
作为访问学者，他于1987～1988年去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讲学。
他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党员。秦汉史学会、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唐史学会和北京史学会的理事、副会长和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兼导师、北京师范大学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东西方文化研究》主编。他发表的论文，一部分已收入《读史集》和《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

侯外庐
(1903～1987)
[] 中国历史学家。原名兆麟,又名玉枢,自号外庐。山西省平遥县人。1903年2月6日（清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九）生于平遥县西王智村，1987年 9月14日病逝于北京。出身于书香人家，自幼习四书五经。1922年到北京求学，分别考入北京法政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兼攻法律和历史。1927年赴法留学，入巴黎大学。1930年，侯外庐经莫斯科回国。初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教授，讲授经济思想史等课程。“九?一八”事变后，辗转回到关内，在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任教授。抗日战争期间他在重庆一面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一面从事学术研究，相继出版了《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后改名《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和《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等重要著作，在中国古史和思想史研究领域内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西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等职。“文化大革命”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
侯外庐坚持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对上下几千年的社会史和思想史做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著作宏富，自成体系，开创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学派，其主要特点是：①注重对历史做整体的、动态的研究。②依据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古代社会的发展路径。指出“亚细亚的古代”不同于以希腊为代表的“古典的古代”的原因在于后者是国家取代家族的革命，而前者则是国家混合在家族中（即“社稷”的维新）。而氏族制的遗留，规定了国民思想的晚出以及偏重于伦理道德的贤人作风；旧传统遂又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巨大惰力。③皇权垄断的土地所有制（即土地国有制）是秦汉以来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以及定于一尊的封建思想的社会根源。④与土地权力相联系，皇族地主占据了封建社会整个阶梯的顶端。豪族地主既有支持皇权的一面，又有对抗皇权的一面。庶族地主则更多地拥护皇权。豪族地主与庶族地主彼此势力之消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封建社会不同时期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发展的特点，也是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⑤对思想史的研究，注重批判维护封建主义的正宗思想，更注重发掘不为人所重视的“异端”思想和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传统。⑥强调以法典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志。如从奴隶制社会进入封建制社会是以秦汉之际一系列法律形式为标志；唐代的两税法是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标志，明代的“一条鞭法”则是封建社会进入晚期的标志。
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封建社会史论》、《苏联历史学界诸论争解答》、《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下卷)、《中国思想通史》（与杜国庠、赵纪彬、邱汉生等合著，五卷）、《中国思想史纲》（上、下册）、《宋明理学史》（上、下卷）、《韧的追求》（回忆录）等。
侯外庐长期担任中国史学会理事。晚年，担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名誉顾问、《中国大网络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主任等。他还曾当选为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

谭其骧
(1911～1992)
[] 中国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字季龙。浙江嘉兴人。1911年 2月25日（清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七）生于奉天府(今辽宁沈阳)。1930年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生院。1932年起历任北平图书馆馆员，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和国立清华大学兼任讲师，广州学海书院导师。1940年起任浙江大学副教授、教授。1950年起任复旦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198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同年受聘为《中国大网络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
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1934年协助顾颉刚发起成立了以研究历史地理为宗旨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创办了《禹贡》半月刊。他又是中国地理学会的发起人之一,长期任理事,1981年以来任《历史地理》主编。他主持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一部由数十位专家通力合作完成的迄今最权威最精确最详细的中国历史政区地图集。他主持编纂《中国国家地图集?历史地图集》，这将是一部包括自然、人文二十个专题的综合历史地图集。
谭其骧长期从事中国史和中国历史地理的教学，开设过中国通史断代史史学史、文化史、专著研究、中国历史地理概论名著选读历史地理研究法等课程，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他的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历代疆域政区、都市、河流湖泊的变迁，海陆变迁，人口、民族的分布和迁徙，文化史，经济史，历史地理古籍注释，地理学史、辽史及历史人物等方面。已发表的百余篇论文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和新的结论，其中如对秦汉政区、晋永嘉之乱后的移民、湖南的移民和民族、贵州古代杨保族的历史、徐霞客（见徐弘祖）的学术贡献、西汉前黄河变迁史、东汉以后黄河安流的原因、云梦和云梦泽的变迁、上海的海陆变迁和开拓过程、马王堆出土古地图研究、《汉书地理志》选释、《山海经》研究、海河水系的形成、中国历史文化的地域差异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都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1982年前的主要论著已收入《长水集》上、下册。还主编有《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黄河史论丛》等。此外，谭其骧还担任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古籍规划小组成员，中国史学会理事、常务理事，上海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等职。

徐中舒
(1898～1991)
[] 中国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初名道威。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1925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1928年任复旦大学和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所撰《古诗十九首考》一文受陈寅恪赏识，1930年经其推荐，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编辑员，两年后升为研究员。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八年，发表一系列学术论著，受到学术界的重视。30年代初期参加整理清代内阁大库所藏明清档案,颇著成绩；同时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课,讲授“殷周史料”。1934年与容庚等共同发起成立考古学社。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应中英庚款和四川大学协聘，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从40年代起，他先后还在乐山武汉大学、成都燕京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执教。1949年以后除继续担任川大教授外，并兼西南博物馆和四川博物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顾问、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中国古文字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以及《中国大网络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徐中舒长期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先秦史和古文字学是其主攻方向，对明清史和四川地方史的研究也有显著贡献。他在治学方法上，除继承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外，扩大研究视野，力求掌握全面，尽量利用有关学科的科学知识，联系补充，以体现历史本身的完整性。他熟悉先秦文献，既能得心应手地运用这些资料，又具有宏观素养，善于把田野考古、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工艺学诸方面的专业知识结合起来,反复论证,力求其是。他强调研究古文字学应和古史研究相结合。他的研究成果丰硕。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论文有《木兰歌再考》、《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等。古史和古文字方面有《耒耜考》、《再论小屯与仰韶》、《〈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论〈战国策〉的编写及其有关苏秦诸问题》、《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论西周是封建社会――兼论殷代社会性质》、《陈侯四器考释》《金文嘏辞释例》《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甲骨文中所见的儒》、《西周墙盘铭文笺释》、《西周利簋铭文笺释》、《周原甲骨初论》等论文，论证古史、考辨文字,不乏独到的见解。从40年代开始,还对四川地方史进行研究，撰写《巴蜀文化初论》、《续论》、《论〈蜀王本纪〉成书年代及其作者》、《〈交州外域记〉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等文。
考著有氏编钟图释附考释、《史学论著辑存》、《论巴蜀文化》、《左传选》等；还主持编纂了大型辞书《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古文字字形表》、《殷周金文集录》、《甲骨文字典》等多种工具书。

李学勤
(1933～ )
[] 中国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北京市人。1933年 3月28日生。1952年肄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52～1953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编著《殷虚文字缀合》。1954年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1985～1988年任该所副所长。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主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并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等。1985年被选为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
李学勤长期致力于汉以前的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注重将文献与考古学古文字学成果相结合,在甲骨学、青铜器、战国文字、简牍帛书及其相关历史文化的研究领域，均有重要建树。50年代，他缀合、整理殷墟发掘所获甲骨,用排谱法研究甲骨文反映的史事和历史地理,并首次鉴定出西周的甲骨文；他首创殷墟甲骨的非王卜辞说，继而又就历组卜辞等问题提出两系九组的新分期法。在青铜器及其铭文的分期、分区、分国别研究中，也取得了较大成就。在系统研究甲骨、金文的基础上，他对商周时期的礼制、职官、家族法律等方面作了探索50年代后期,他综合研究战国时期金文陶文、古玺、货币文字及简帛，从而促使古文字学领域中新的分支——战国文字研究形成。他从1975年起先后参加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湖北云梦睡虎地竹简、湖北江陵张家山竹简等出土文物的整理注释，并利用这些新材料，对战国以至汉初的学术史、文化史进行探索，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李学勤曾多次前往欧美澳、日、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考察研究当地公私收藏的中国古代文物,与外国学者合作进行搜集和研究,出版了《英国所藏甲骨集》,同时准备出版有关欧洲所藏青铜器的专著。已出版的专著有《殷代地理简论》(1959)、中国青铜器的奥秘(1980)《东周与秦代文明》(1984) 《古文字学初阶》(1985)、《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主编,1985～1986)等,论文迄今已发表近二百篇，主要有论殷代亲族制度(1957)《战国题铭概述》（1959）、《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1977)、《西周甲骨的几点研究》(1981)、《重新估价中国的古代文明》(1982)、《西周金文中的土地转让》(1983)、《对古书的反思》(1986)等。

⑶ 章文钦的人物生平

1951年10月27日 生于广东省汕头市
1959年9月至1970年7月 汕头市读小学、中学
1970年9月至1978年9月 韶关制药药厂工人、干部
1978年10月至1982年7月 中山大学历史系读大学，获学士学位
1982年8月至1988年9月 担任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戴裔煊教授的学术助手，直到戴先生去世
1985年6月至1991年4月 中山大学历史系讲师
1991年5月至1999年6月 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1999年6月至现在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1998年至2003年 中山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教研室主任

⑷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的名家小传

1924年孙中山先生创办国立广东大学。学校初设之初，即设有文科、理科、法科、农科四个科，及预科（设文、法、理、工、农5科组）。原国立广东师范高等学校分设为文科和理科。文科共设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史学、哲学四学系。史学系（1935年5月史学系改称历史系）是国立广东大学最早设立的系之一。
傅斯年（1896——1950），史学界著名的学术大师。1926年受聘于中山大学，1928年1月，傅斯年教授创办的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成立，此为全国的首创，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是以该所为班底筹备而成立的。1928年11月，傅斯年教授离开中山大学。
顾颉刚（1893——1980），史学界名家。1927年4 月来中山大学任教。1927年11月顾颉刚教授发起成立民俗学会，此为中国第一个成立的民俗学会。在中山大学期间，顾颉刚教授完成了他有名的民俗学丛书《孟姜女故事研究集》。1929年顾颉刚教授迁返北平。
陈功甫（1890—1942），中国历史学家。1920年夏始，先后在中山大学前身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大学主教中国史学史，1926年始，任中山大学文史教授兼史学系主任，1931年，继续任中山大学史学系教授，着力研究中国近代史，是中国近代史学科教研先驱。
杨成志（1902——1991），1928年起到中大史学系任教，1935年任研究院秘书长文研所和人类学部主任。1946年取消学校研究院后，1947年成立了历史学研究所，设历史学部和人类学部，杨成志教授以历史系兼人类学部主任，并于1948年8月以人类学部为基础，创办了人类学系并兼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由杨教授带队，人类学系调往北京并入中央民族学院。
朱谦之（1899——1972），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东方学家。1932年8月，正式受聘为中山大学教授兼史学系主任。1952年调任北大哲学系教授。
岑仲勉（1886——1961），以隋唐史和西北史地最具影响。1935年6月被聘为国立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名誉导师，1948年7月被聘为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是50年代全校为数不多的二级教授之一。此后岑仲勉先生一直在中大任教直至逝世。
刘节（1901——1977），我国古史研究的著名学者。1946年入中山大学任历史学教授终其身。1956年在全国教授评级时，被定为二级教授。任教中大时，一度担任史学系主任和古物馆主任。
戴裔煊（1908——1988），主要学术领域集中在民族学和历史学，并为中葡关系和澳门史研究的著名先驱。1946年至1949年任中山大学副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继续担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陈锡祺（1912——2007），1946年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开始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工作。1979年春，参与组建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1986年升格为研究所），并任主任。陈教授为孙中山先生研究专家。
蒋相泽（1916——2006），1951年任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1978年任教授终其身。蒋教授长期从事世界史特别是国际关系史和中美关系史的教学和研究。1982年蒋教授被美国达特玛斯学院授予蒙哥马里研究员称号，1955年被美国传记学会授予国际文化荣誉证书。
陈寅恪（1890——1969），一代史学宗师，对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语言学、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古典文学、史学方法等方向作出了重要贡献。1944年被聘为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名誉导师，1949年到岭南大学历史政治系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与中大合并，陈寅恪成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直至逝世。
梁方仲（1908——1970）为中国著名经济史学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1952年院系调整后成为中山大学历史系二级教授，直至逝世。
杨荣国（1907——1978），著名的中国思想史专家和历史学家，1953年院系调整时，杨荣国教授随湖南大学历史系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任历史系中国史教研组主任。1956年度任历史学系主任。1960年复办的哲学系开始招生，杨荣国被任命为系主任，把原历史系中国思想史教研组原班人马转归哲学系。
陈胜粦（1937——2003），1958年留校中山大学，1985年晋升为教授。1983年至1995年为历史系主任，1991年至2003年为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1991年陈胜粦教授联合多方重要学术力量，主持创办了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并成功争取爱国华侨姚美良先生捐资1200万元人民币建起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大楼“永芳堂”。1991年起被评为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⑸ 吴滔的简介

贯籍：浙江省杭州市
中山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2006年，入选广东省高等学校“千百十工程”第四批培养对象（校级），2011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2年，入选广东省高等学校“千百十工程”第七批培养对象（省级）。
教育经历：
1987.9－1991.7 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历史学学士
1993.9－1996.7 南京农业大学农学硕士
2000.9－2003.6 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
学位（专业）：历史地理学博士
工作简历：1991.8－2000.8 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
2003.7－2005.6 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研究人员
2005 .7-2010.12 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2010.12-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⑹ 江应梁的人物生平

江应梁先生幼年坎坷，家境贫寒。但他好学上进，于1925年考入上海暨南大学预科，次年升入本科。大学期间，江先生博览群书，并撰文投稿，发表了不少文章。1932年大学毕业后留暨南大学附中教书，兼任暨大南洋文化事业编辑部干事。1936年，江先生凭论文《研究西南民族计划》考入中山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组，师承朱谦之和杨成志先生。在中山大学研究院学习期间，江应梁先后到粤北瑶山、海南岛五指山、云南德宏傣族地区作田野调查，考察研究瑶族、傣族及黎苗关系问题，他在云南征集到大量的民族文物，拍摄了许多资料照片，撰写了《云南西部的“摆夷”研究》等多篇论文。他征集的民族文物和拍摄的照片在广州、香港展出后，受到学界和社会的一致好评；撰写的《云南西部的“摆夷”研究》作为毕业论文参加答辩并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被聘为中山大学历史系讲师，讲授中国民族史、西南民族研究等课程。
抗日战争爆发后，江应梁为中山文化教育馆撰写的《抗战中的西南民族问题》一书，作为该馆抗战丛书第53种出版。中山大学迁到云南徵江后，江先生也迁居徵江，此间他多次带学生到徵江、昆明、路南、武定等地作少数民族田野调查。1940年中山大学迁回广东，江应梁留在云南并接受了三个任务：一是到重庆为民国政府教育部开办的边疆民族训练班和边疆学校教授3个月的中国民族史；二是入大凉山调查彝族社会；三是调查西双版纳傣族。江应梁不畏艰险，深入大凉山腹地和西双版纳地区考察，顺利地完成了这三项任务。1947年2月，江应梁回到广州，受聘为中山大学、珠海大学教授，并兼任珠海大学文史系主任。在此期间，他根据多年的调查整理并出版了《西南边疆民族论丛》、《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摆夷的生活文化》等三部专著。后两部书成为研究彝族、傣族历史文化的经典之作，现被不少大学列为人类学、民族学和民族史专业的研究生必读教材。
1948年10月，江应梁受云南大学聘请，任云南大学教授，先后教授文化人类学、傣族史、彝族史、彝族社会、暹罗史、中国民族史、民族史等专业课程。江先生上课以调查所得的事例为题材，内容翔实，讲解生动，深受学生欢迎和喜爱。同时，他还深入滇南进行民族调查，根据丰富的调查资料写成了《滇南沙甸回族农村调查》。
1950年江应梁参加了中央民族访问团并任团委，到云南武定、丽江、维西、芒市等地访问；1951年赴京出席第一届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1953年云南大学院系调整后，江先生转而研究民族史。他把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与民族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发表了《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结合》、《人类学的起源及其在我国的发展》等文，出版了《百夷传校注》、《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官与土司》等两部著作。“文革”期间，江应梁被诬为“牛鬼蛇神”而曾遭迫害。 1979年江应梁参与筹建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历史研究所并任所长。1984年，江先生被聘为云南大学博士生导师，带出了一批优秀的博士研究生，其中包括我省第一位研究民族史的女博士方慧教授。同时他的巨著《傣族史》出版。该书是他长期从事傣族研究的结晶，荣获云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晚年以来，江应梁先生不顾年迈体弱，在他的学生林超民博士等人的协助下，从已经发表的百余篇文章中挑出22篇经典论文整理成《江应梁民族研究文集》。同时，他还组织编写《中国民族史》。终因积劳成疾，于1988年12月与世长辞，享年79岁。江应梁一生教书育人，笔耕不辍，为云南大学培育了一批博士、硕士研究生和中青年教师，对中国的民族研究，尤其是西南民族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⑺ 谁有陈寅恪的资料

陈寅恪生平简介

陈寅恪（1890—1969），义宁（今修水县）人。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的第三个儿子。夫人唐筲，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女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1928年在上海结婚。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

光绪二十八年（1902），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为导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满蒙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任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名教授如吴宓、朱自清等也常来听课。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原攻比较语言学，通晓多种文学，为他从汉文以外搜罗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较大的方便，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1938年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乃推荐寅恪。他向寅恪请教后，才得到满意解答。苏联考古学家发掘一突厥文碑石，无人能辨识，请教寅恪，终于得到准确破译。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他离昆明到香港，拟全家搭英轮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是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解放后，他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先后被先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记载，并注明辞谢未就，荐陈垣代己。上述职务据《修水县志稿》），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自1956年，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人，都先后去看望过他。陶铸尊重他的学识和人品，1957年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疾治疗。1962年，他的右腿折跌骨，又给他派护士轮班照顾，在广东知识界传为美谈。1962年，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塞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唐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动。
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他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有《诗存》问世。其平生著作，经过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柱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先集》已于1979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⑻ 中山大学的介绍太不准了吧 没有一个院士

历史上有多少名院士就不讲了，中大现任院士如下：
中国科学院院士：
计亮年专 许宁生 苏锵 陈小属明 曾益新 孔祥复 石钟慈 陈新滋 郑度 徐至展 黄荣辉
中国工程院院士：
林浩然 孙玉

⑼ 谢湜的简介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本科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攻读博士，于2009年获博士学位，由中山大学“百人计划”引进至历史学系任教。入选中央组织部“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和中山大学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基地刊物《历史人类学学刊》执行主编，兼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讲授《中国古代史（下）》、《中国历史地理》、《中国环境史》、《区域历史地理》等课程，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明清史、社会经济史等领域的研究。

⑽ 仙逝是什么意思（著名历史学家蔡鸿生先生仙逝）

南都记者从相关方面获悉，历史学家、中山大学教授蔡鸿生先生于2月5日16时30分左右仙逝，享年88岁。

蔡鸿生教授生前与恩师陈寅恪先生雕像合影。他曾著有《仰望陈寅恪》。

多位专家学者表示沉痛哀悼

蔡先生仙逝的消息传出后，多位专家学者以不同的方式表示沉痛哀悼。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黄仕忠先生在朋友圈发文哀悼：“蔡先生把学而优书店当做自家书房，每天至少一趟。哲人其逝，唯留背影。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荣新江先生在朋友圈发图文哀悼：

上海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坚先生在朋友圈发文哀悼：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王馗先生在朋友圈发文哀悼：

曾受教于陈寅恪、岑仲勉二先生

蔡鸿生先生于1933年在广东省汕头市出生，是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2006年退休。长期从事中外关系史的教学和研究，最突出的史学成就聚焦在中外文化交流领域，包括唐代粟特、突厥文化；俄罗斯馆与中俄关系；岭南佛教；广州与海洋文明以及历史研究的学理与方法等。

蔡鸿生先生是中山大学中外关系史学科的资深教授，曾受教于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岑仲勉等先生。蔡鸿生先生在中国与西域文明、南海文明和西洋文明的关系等领域，进行过广泛而具体的研究，多有创获，形成了鲜明的治学风格。

蔡鸿生先生代表作之一《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季羡林先生作序，顾廷龙先生题签。

蔡鸿生先生生前为人谦和低调。他曾经说过，“学问是一个望不到边际的认识领域，有起点而无终点。即使是大师巨子，也不敢宣称自己什么时候到顶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学海无涯’‘学无止境’一类话，作为古代学者的悟道之言，在信息时代依然保持着它的棒喝作用，但愿不会被当作耳边风。”

南都记者周佩文 朱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