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导师

Ⅰ 访谈：孙庆伟：考古学家找到传说中的夏朝了吗

考古学家找到传说中的夏朝了吗
澎湃新闻 杨炎之2016-06-06 07:27

生活在春秋末年的孔子曾感叹道：“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这也就是说，在孔子生活的那个年代，可以查阅的史料与可资问询的贤才都十分匮乏，毋庸说后代。而现代考古学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了一线突破，即依靠详实可信的实物来重塑三代信史的可能。从20世纪初疑古之风的盛行，到走出疑古时代的喧嚣渐息，其中最为关键的桥梁正是考古。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国的考古人是否已经找到传说中的夏朝？为此，澎湃新闻专访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孙庆伟教授，请他为我们讲述三代考古背后的故事。

孙庆伟教授
澎湃新闻：众所周知，顾颉刚先生是民国时期“古史辨”运动的代表人物，他最初是怎样走上“疑古”道路的？是否受到日本学者如白鸟库吉等人的影响？
孙庆伟：这个问题说来话长。关于顾先生早年的心路历程最重要的材料就是他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就连顾先生自己晚年回忆时，还能体会到当年写这篇《自序》时的畅快淋漓。我在《追迹三代》中有过详细的分析，我认为这篇《自序》值得每一个学文史专业的学生认真去读，用心去体会。至于顾先生究竟是如何走上 “古史辨”的道路的问题，这篇《自序》就是最好的回答。

孙庆伟著《追迹三代》
总体说来，顾先生的成就和他的个性、所处的时势以及境遇有很大关系。首先，顾先生的个性十分鲜明，具体体现在两点：一是治学时的“独立之精神”，二是他有强烈的好奇心。没有好奇心则对问题难有兴趣，更难以深入，而如果囿于前人，不敢提出自己的看法，治学的局限性就很大。正是因为顾先生有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才会对成说有所怀疑，才会以全新的视角去钻研。

顾颉刚先生
其次，是他所处的时代。我们知道，清末民初处于大的社会转型阶段，新旧更迭剧烈。在这个大背景下，顾先生这一代学人受到很传统的私塾教育，拥有良好的旧学根底；另一方面，新的思想和潮流喷薄而出，又接受到新的学术思想启发，也使得他们能产生新的观念。顾先生在北大读书期间，就有机会听章太炎和康有为二人的演讲，而章、康二人在治学中都夹杂有很强的政治性，他们对传统的学说抱有很大怀疑，尤其是康有为，学术成了他实施政治抱负的工具。章、康两位的观点对顾先生的冲击很大，埋下了后来疑古的种子。
最后是他的境遇，顾颉刚出身于一个普通书香人家，他的父亲早年考入京师大学堂，后来却因经济问题中途辍学，这也成了老人家的一个心病。所以当他儿子考上北大后，纵使经济不很宽裕，也全力支持顾颉刚在北大念书。
在北大读书的顾颉刚很幸运地结识了胡适先生，胡适对顾颉刚的影响很大，可以说他后来走上古史辨的道路主要是受到胡适的影响。虽然日后两人的人生道路迥异，但终其一生，顾颉刚还是视胡适为终身的恩师，即便在解放后的政治运动中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但从顾颉刚的日记和文稿中可以看出他还是把胡适放在一个很高的地位。
胡适对顾颉刚的培养并不像现在研究生培养中有很明确的培养计划。与此相反，恰恰没有，都是一些很随机的事件，主要是配合胡适自己的工作，比如他让顾颉刚做助手去查阅一些资料、点校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等等。但因为顾颉刚具有常人不可及的钻研精神，使得他在做一个简单的工作时也会引出无数个问题，这样他就越钻越深。到了1923年，便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引起当时学界的地震。
因此，顾先生走向疑古是多方面造成的结果，整个过程是很自然的，并不是刻意的安排。我们从《顾颉刚日记》中记载的早年经历来看，也看不出他受到了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的影响，更别说“尧舜禹抹杀论”了，李学勤先生曾在一些文章中指出这一点。
澎湃新闻：顾颉刚早期曾认为“大禹为虫”，但他并没有否认夏朝存在的合理性，依据何在？后来他对夏朝的认识有没有发生变化？
孙庆伟：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主要针对尧、舜、禹在文献中呈现的次序，他们出现的时代与所见文献的年代正好是一个反背，所以他对“禹”究竟是人还是神产生了疑惑。但顾先生从没有质疑过夏王朝存在的合理性，只是对大禹的属性有所怀疑。他更倾向于“禹为神”，这个观点到他晚年依旧没有改变。例如在刘起釪先生的《尚书校释译论》中，该书的署名虽然写的是顾颉刚和刘起釪二人，其实主要工作是刘先生做的，该书依旧将大禹的神性看得很重，刘先生是“宗” 顾先生，书中的关键性问题一定是尊重顾先生看法的。
顾先生一直考虑的问题其实是禹和夏为什么会发生联系？若他是神，如何会和王朝发生联系？顾先生就从文字出发，从《说文解字》上找根据，《说文解字》认为“禹”字和虫有关，所以推测“禹”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而文献中又有夏代铸九鼎的说法，所以禹就和夏王朝发生联系了。虽然后来顾先生放弃了“禹为虫”的看法，但“禹为神”的观点没有变。
对于夏王朝，他并没有否认，也没有否认禹之后夏王的真实性。他还对夏代的都邑有过详实的考证。而夏人的都邑又有多处，所以他提出要用考古学的办法来证实，弄清它们到底是什么性质。
澎湃新闻：1925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汾河流域进行过一次调查，这次考古活动的目的是否就是为了探索夏文化？那么，他调查的依据是什么？
孙庆伟：很多学者都说李济去晋南调查和后来西阴村的发掘都是奔着夏文化去的，我个人的看法恐怕未必是这样。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李济此次发掘是以清华大学和美国的弗利尔美术馆共同合作的名义去的，经费也是由弗利尔美术馆提供，发掘结束后他在给弗利尔美术馆递交的英文报告中，讲到为什么选择西阴村遗址进行发掘时写道，“部分地也是由于它的位置正处在传说中夏王朝——中国历史的开创时期——的王都地区的中心”。我认为李济这么写无非是想突出此项工作的重要性，未必很明确是奔着夏都去的。

李济先生
事实上，我们看他当时的调查报告，其中对他每天的行程都有着非常详实的记录。他确实到过传说的“禹王陵”，但在李济先生眼中，那只不过是一个大土堆，究竟是不是陵墓都很可疑，更别说它是大禹的陵墓了。而等他到了西阴村，看到了满地的彩陶碎片，他的调查就结束了，因为他的目的就达到了。什么目的呢？就是寻找一处有彩陶的遗址，这就是他的目的，与寻找夏都没有关系。
要了解李济晋南之行的学术目的，要从当时的学术背景出发。1921年安特生发掘了仰韶遗址以后，又到了甘肃的河西地区进行调查，很快就提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此后，仰韶文化在中国北方地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安特生的观点究竟是否正确，这是中国学者首先要做出回应的，所以李济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去回答这个问题。他又是一个接受过严密的西方科学训练的学者，让他去寻找一个虚无缥缈的禹都，对李济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后来他的同事徐中舒先生曾提出过仰韶文化是夏文化，但在李济看来，这在方法论上是不严谨的。
顺便可以谈到一点，现在大家都把1926年李济在西阴村发掘视为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工作。但实际上，李济1923年在南开教书的时候就去新郑的李家楼发掘过，因为那里的大墓被盗，丁文江先生给他筹了一点儿钱，他就去新郑李家楼发掘，只不过没呆多久，只挖了几个探坑，听到土匪要来的消息，他就被吓跑了。虽然这是一次很不成功的发掘，但是如果说李济的第一次发掘，那确实是在新郑，后来他不也写了《新郑的骨》么？
而且李济去李家楼的时候，也不是单纯因大墓被盗而进行的“抢救性发掘”。他去的主要目的还是要看看当地有没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存。那时的李济满脑子都是新石器时代的东西，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要回应安特生的观点。当然，新郑这次发掘的科学性和系统性远不能与西阴村发掘相比，不过，我个人认为李济在晋南的调查和发掘一定不是冲着夏文化去的。
对于“仰韶文化西来说”，李济先生的做法是实事求是的调查，之后再予以回应。我们现在讲“中国文化西来说”，似乎都归结于西方学者的偏见，事实上，从清末以来很多中国学者也主张“中国文化西来说”或“中国民族西来说”，最典型的像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因为那是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国人在当时被视为东亚病夫，极度缺乏民族自信，所以一些学者就愿意说中国文化是西来的，这样才可以说我们与西方民族在族源上是一样的，在种族上没有高下优劣之分，是有这种心理在其中的。周予同先生1941年发表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就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他把当时清末以来持这种观点的中外学者都加以罗列，可以详见。

安特生等人在整理仰韶村出土的彩陶
而李济先生有一个特点:科学主义至上，非常讲究实证和科学。这点从他的求学经历就可以看出来，他到美国最早攻读的是心理学，后来改为社会学，最后才是人类学。他为什么从心理学变成了社会学，就是因为他觉得心理学不够科学，他要学个更科学的学科。包括1970年代编的《中国上古史》，他还认为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要讲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形成，也就是说，他不会有先入为主的看法。
澎湃新闻：随着1928年殷墟开始正式发掘，商代史中的诸多问题得以实证，这也使得寻找夏文化成了三代考古乃至整个中国考古学最核心的使命。如今普遍认为是夏朝遗址的偃师二里头曾一度被我国考古学界判定为商汤的西亳，这是什么原因？
孙庆伟：寻找夏的问题，是中国几代考古学者的一个梦想，也是一个使命，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夏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独特的地位，而且就学术本身来讲，因为殷墟的发掘确定了晚商的信史地位，因此很自然地就要往前去追早商和夏的问题。
二里头遗址的性质问题与1950年代郑州的考古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原因为何呢？因为我们知道，要找夏文化，首先就要确定什么是最早的商文化。1952年在郑州南郊发现了二里岗期的商文化，学术界公认二里岗期的商文化要比殷墟早，但是具体早多少考古学是解决不了的，因为考古学是解决相对年代的问题，解决不了绝对年代的问题，既可以比殷墟早一百年，也可以比殷墟早两百年。
可几乎在同时，1956年同样在郑州，又发掘了洛达庙遗址。考古学者认为这也是商文化的遗存，但是它和二里岗、殷墟的都不一样。也就是说在1950年代，出现了三种类型的商文化——殷墟、二里岗和洛达庙，这三个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考古学者当时的认识就是以洛达庙为最早，二里岗其次，殷墟最晚，即一个商文化至少可以分为三段，所以当时河南的安金槐先生就提出，这三类遗存分别相当于商代的早、中、晚期。正好这一时期又在郑州发现了相当于二里岗阶段的商代城址，所以安金槐先生很自然地就把郑州商城定为商代中期商王仲丁的隞都。
1959年偃师二里头遗址 正式发掘，二里头遗址的文化面貌有一部分和洛达庙很像，按现在的说法，二里头文化分为四期，至少后两期和洛达庙很接近。所以当时学者就想，它和洛达庙很接近，那它就应该是商代早期的遗存了，而考古工作者在二里头遗址又发现了很大的宫殿，这与文献中所记载商汤的西亳在偃师可以对应。这便形成了一条很完整的证据链，无论年代、文献，还是文化面貌都对上了。所以学者就提出二里头的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是商文化的观点，这是当时的主流观点，被普遍接受。
为什么这个观点后来又发生改变？这和邹衡先生是分不开的，邹先生差不多花了20年的时间才提出这样的认识，简单来讲，他认为二里头文化的一至四期是同一个考古学文化，二里头文化不能从中一分为二，二里头的三、四期不属于商文化，而属于夏文化。如果文化面貌改变了，那么二里头遗址的性质就自然发生改变，二里头遗址“西亳说”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安金槐vs邹衡
说来也巧，邹先生提出这个观点是1977年，刚提出的时候很多学者都不同意，尤其是主张二里头遗址“西亳说”的学者，于是双方发生了很激烈的学术争论。但是没过几年，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83年，在偃师尸乡沟又发现了一座商代城址——偃师商城，这座商城从文化面貌上讲与二里头遗址有所区别，它的地理位置比二里头遗址更符合成汤西亳的所在，而它的文化面貌与郑州商城最早的商文化接近。所以当时一大部分主张二里头“西亳说”的学者都纷纷倒戈，认为尸乡沟的这座商城是西亳，而承认尸乡沟商城是西亳，实际上就是承认二里岗期商文化是早商文化，也等于就是承认邹衡关于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的观点是正确或绝大部分是正确的。从本质上讲，偃师商城西亳说就是将早商文化向后压了两期，从二里头文化三期之始后退到二里头文化四期之末，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

二里头遗址卫星影像（上）与偃师商城鸟瞰图（下）
澎湃新闻：邹衡先生最早把二里头定为夏，他的依据是什么？这中间也牵扯到著名的考古公案“亳都之争”，您能否为大家简单介绍下？您对此争论有何看法？
孙庆伟： 为什么邹衡先生能提出这种看法？这与他的治学经历有关，一开始他的看法和当时主流观点是很接近的，邹先生1956年从北大毕业，研究生期间在郭宝钧先生的指导下做郑州发现的新材料，他把郑州二里岗新发现的商文化做了系统的研究，又与殷墟商文化的早晚关系、分期等都做了比较。
1957 年，邹先生在北大当老师，和宿白先生一起去河北邯郸发掘，在邯郸他也发现了比殷墟更早的遗存，但那个时候他对这批遗存的性质并不清楚。1959年他又去了洛阳王湾遗址发掘，而王湾有二里头文化一类的遗存。邹衡先生学术起点是商文化，在很长的时间里他就在一直思考商文化的来源问题，所以我们看邹先生在论证夏文化的时候其实花了很大一部分时间在研究商文化，因为只有把早商文化确定了，他才能确定什么是夏文化。
经过他的系统研究，认为郑州二里岗其实是商代早期文化，而非多数学者认定的商代中期；比郑州更早的，像河北邯郸，也就是太行山东麓地区的遗存，他认为是先商文化；二里头遗址也比郑州二里岗早，但文化面貌不一样，所以他判断这应该就是夏文化。因为比商早的既可以是商的，也可以是夏的，还可以是其他族群的文化。
邹先生研究时有一个绝招，就是对出土器物做大量的器类统计，在统计的基础上就能得出一个很好的认识。比如他发现二里头最主要的炊器是夹砂深腹罐，而郑州二里岗是以鬲为主的，如果它俩同属一个文化，为什么会从罐变为鬲呢？而太行山麓地区的一些文化遗存也是以鬲为主的，所以邹先生认为郑州商文化的主要来源是东边，而不是西边。

二里头文化的夹砂深腹罐（左）与二里岗文化的陶鬲
那么邹先生这种“以文化来定城”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是因为考古学研究解决不了绝对年代的问题，正如我刚才提到的，在郑州二里岗挖出比殷墟更早的文化，那么怎么确定它的具体年代呢？有两个办法，第一个是碳十四测年，但碳十四测年有它的局限性：即便测出来比殷墟早，但文化属性不确定的话，也不能判断它是夏还是商，而且碳十四测年有误差。第二个就是通过某个媒介把这个问题解决，邹先生经过分析，他认为郑州商文化是早商文化，但是如何证明呢？邹先生想到的最好办法就是证明郑州的商城是商汤的亳都，如果这里是亳都的话，这里的商文化自然是早商文化，所以他才一直强调“郑亳说”。
而事实上“郑亳”在文献中并没有依据，因为文献提到过西亳、南亳、北亳等，但“郑亳”是邹衡先生自创的概念。为什么他要提出来这个郑亳说？就是要解决商文化的年代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邹先生确确实实是从考古学文化研究中得出的一个结论，可他需要给这个结论找一个切实的证据，告诉大家它就是最早的商文化。反过来讲，如果单纯根据历史地理的考证，只根据它的地望而不考虑它的文化面貌，那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不是考古学研究。
邹先生提出“郑亳说”确实面临着诸多挑战，当时很多学者都写过文章指出他的不足之处。实事求是讲，“郑亳说”确实有它的不足之处，最大的短板就是没有传世文献的依据。而且，一旦提出“郑亳”说，就意味着要把其他几个亳都特别是西亳否定掉，邹先生当然非常清楚，他是怎么否定的呢？

当年的“亳都之争”可谓大咖云集
邹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去过鲁西南做工作，发掘了菏泽安邱堌堆遗址。他的目的就是想证明在早商时期豫东和鲁西地区没有商文化的分布，特别是没有大型商代城址的存在，以此来否定汤都在此区域的可能性。但严格说起来这个推论是有瑕疵的，因为考古发现是有偶然性和局限性的，不能因为没有发现便认为它不存在，这就有点像古史辨派的学者，过度使用了默证——“以不见为无有”。比如说张光直先生就很相信亳在商丘，但这一区域是黄泛区，东周时期的城址都被埋在10米深的沙土之下，更不用说早商时期的遗址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关于亳的问题远没有到画上句号的时候，并不能排除将来在豫东找到亳的可能。
现在学术界通常说“北大是郑亳说的大本营，而社科院考古所是西亳说的大本营”，这种看法大致没错，因为在北大包括邹先生、李伯谦先生都是持“郑亳说”的。但我觉得更确切的表述应是“北大是反对西亳说的大本营”，反对“西亳说”并不一定就主张“郑亳说”，比如我们的刘绪老师，可以说反“西亳说”的主将，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刘老师并没有著文从正面论述“郑亳说”，我推测这是有深意在内的。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郑亳说”有待进一步的充实，豫东的问题不解决，“郑亳说”就不是定论。现在考古学上找到了的几座商城，能不能把亳的问题一网打尽？就我个人来看，远没有到这个时候。张光直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豫东的考古工作只是刚开了个头，可惜因为他的去世而工作中断了。所幸郑州大学和河南大学同行们持续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值得我们期待。
澎湃新闻：世界著名考古学家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先生曾发表过他对夏王朝的看法，其认为二里头可称之为“二里头国家”，但它是不是夏朝还要保守来看。而身为二里头队长的许宏先生也认为在没有确切的证据下不能认为二里头就是夏。那么您对二里头的看法是什么？它是否就是夏王朝的国都，或者是夏文化中的一部分？
孙庆伟：罗泰教授的观点实际上是说没有一锤定音的证据便不可以认为二里头就是夏，从道理上讲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我觉得还得结合中国考古学的实际来讲，举个例子，殷墟甲骨发现以后，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证明《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是可信的，他进而说因为《殷本纪》的可信，那么《夏本纪》所载夏后的世系也应该是可信的，可到今天为止，谁也没发现夏代的甲骨。
我们从考古学上看也是如此，考古学能解决什么问题？它能解决文化面貌的不同问题，那么从文化面貌上证明二里头文化的时代早于早商，或像有的学者说的那样，它与早商文化前后相继或略有重叠，而它的分布区域又是文献所载夏人的活动范围之内，这是考古学家把二里头文化说成夏文化的主要依据。
那么我们在考古学的研究中是不是必须要以文字作为最后依据？如果有的学者认为必须要以文字为依据，那么这个问题就不需要讨论，因为二里头没有发现文字，甚至早商也没有发现说它一定是商代早期的文字依据。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最早的信史还是殷墟。
但我想多数学者并不这么看，因为考古学可以通过自身的方法论对一些学术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这应该是考古学的学科优势，而不是它的劣势，考古学的主要价值就体现在对没有文字记载历史的研究上。
我理解许宏先生与罗泰先生是不一样的。许宏先生这两年反复强调讲二里头究竟是夏是商，主要是缘于他认为在考古学层面还没有很好地解决夏、商文化的问题，具体来讲，二里头文化的三、四期和它的一、二期能不能分开，或者说，二里头文化能不能一半是夏文化，一半是商文化。这实际上是对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关观点的重新审视。
为什么会这样？这实际上是考古学研究方法和局限性所决定的。简单来说，两类遗存差异到何种程度可以划分为两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差异到何种程度可以划归为同一支考古学文化的不同类型，再差异到何种程度是同一类型的不同期。严格来说，考古学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每个研究者都是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分析研究，并得出结论。所以，严格说起来，每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属性、类型和分期都有争议，只不过不如夏文化这么引人注目，无人关注，无人较真罢了。
比如二里头文化分四期，有人将它分为两个文化，但分法各异。其中一部分人说第四期属商，一、二、三期属夏；还有人说第一期属夏，二、三、四期属商；当然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二期属夏，三、四期属商的看法。那么你划分的标准是什么，文化差异到多大程度的时候你可以将它划为两个文化？且不说夏和商的问题，比这更关键的实际上是中国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可操作性，不同的人因为不同的操作规范得出不同的看法，所以表面上似乎是夏商争论的问题，事实上大家不是按照统一标准对考古学文化进行研究，在不同的平台上对话，何异于“鸡同鸭讲”？
考古学文化是考古学最为核心的一个概念，在将近一百年的过程中，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得很好。上个世纪50年代夏鼐先生写过两篇关于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文章，但都是很宽泛地讲了些原则问题，至于具体如何量化，夏先生没有给出答案。后来张忠培先生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我理解其实就是要解决夏先生未解决的问题，里面讲了若干原则。但很遗憾，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些原则意见，等到每个研究者具体研究时，就一定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做，有了很大的随意性，有原则也等于是没有原则，大家各行其是。
所以在如今的研究之中，只要遇到对考古学文化进行定性，分类型或分期时，就一定会有不同意见存在。只要遇到和族属挂钩的时候，或者遇到王朝更替的时候，这一问题就更会暴露出来。表现最明显的就是三代时期，夏、商、周、秦、楚等无一例外。是因为它们很特殊么？其实不然，它实际上反映了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局限性和不规范性，由此而引发了随意性，这个问题亟须解决，需要整个考古学界去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考古学研究恐怕会“永无宁日”。（文/杨炎之）

Ⅱ 严文明的故事

严文明，1932年出生，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国文明的起源研究。
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并留校任教至今，曾任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现为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兼任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国际史前学与原史学联盟常务委员等

期从事新石器时代考古教学与研究，先后主持和参加了洛阳王湾遗址、河南大司空村遗址、山东长岛北庄遗址、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的田野考古和室内整理工作，在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考古学史、考古学文化谱系、聚落形态、文明起源、农业起源等方面都有所创获，在多个方面引领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
主要作品：1.《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
2.《中国通史(二):远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
4、《环境考古研究的展望》 《走向 21 世纪的考古学》三秦出版社
5、《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
主要观点：六十年代，在河南偃师附近的二里屯又发现了一个宫殿区，这个地方有一个墓葬，里面有很多的青铜器，考古学家把他称做二里头文化。它的年代比郑州商城还要早，但早在什么时候，学术界一直有争议，有的认为是商朝，有的认为是夏朝，有的认为是一个发展过程，前段时间是夏朝，后来发展到了商朝。在九十年代，在二里头的旁边又发现了一个偃师商城，年代和郑州商城差不多，在两个挨近的地方不可能有两个商的都城，因此有的学者推断是商灭夏以后，在夏原有的都城附近建了一个都城。又经过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及炭十二的检测，基本确定了二里头为夏文化。因此人类文明又推进到了夏朝，但是人类文明不可能一个早晨就形成了，夏文化的形成也一定是有个形成过程的，不管怎样讲，文明应是野蛮人创造的，因此学者都很一致的认为应在新石器时代去寻找人类文明的起源。
关于中华民族起源、中华文明如何发展演化的问题，一直夹杂在历史和考古的双重辨证发展中。严文明指出历史的论证不同于考古发现。考古是科学，讲究的是实证。因而在考古中，黄帝、炎帝究竟是否存在，它们是否具有不同文明体系，这些问题都是被忽略的。考古是拿具体的发掘实物--比如说石器物、骨器来说话。
严文明教授在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同事赵辉教授对此也表示认同。赵辉指出，由于缺乏文字的记载，对于黄帝、炎帝是否有其人，是否同为一人，都无法得到确切的结论。因而，在考古学上只是承认有黄帝、炎帝时代的存在，但具体的历史细节却无法得知。"雕龙碑遗址发掘情况表明了当时的一些基本情况，比如说房屋建筑、新的发明，这些都是实在的，考古研究人员所做的恰恰只是这些，却不能将其发现成果与神话传说一一划上等号。
严文明表示，对于中华民族的起源，考古学上已可以追溯到一二百万年之前，那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但黄帝、炎帝的传说却不能作为考古推论的依据。尽管上世纪90年代便提出了牛河梁"女神庙"是否为炎帝族文化，但那一推论学界没有得到共识。考古界一般将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问题划归到仰韶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等概念范畴内。

Ⅲ 殷商文化的研究成员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会名单 （以笔画为序）
王 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导）
朱凤瀚（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教授、博导）
宋镇豪（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先秦史室主任、研究员、博导）
李伯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导）
李学勤（清华大学教授、博导）
杨升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郑振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商志香覃（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王玉哲（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刘启益（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刘起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吴 泽（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导）
张政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邹 衡（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博导）
谢辰生（国家文物局顾问） 王宇信
王 晖（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王 毅（四川省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王 巍
王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尹盛平（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
方 辉（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教授）
刘 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导）
刘一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孙 华（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
孙敬明（山东潍坊博物馆研究员）
朱凤瀚
许顺湛（河南省博物馆研究员）
许智范（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齐 心（北京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吴振武（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
宋镇豪
张文彬（国家文物局原局长）
张玉金（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张国硕（郑州大学历史与考古系教授）
张松林（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李 民
李伯谦
李学勤
李绍连（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李维明（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李朝远（上海博物馆研究员）
杜金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杨升南
杨育彬（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辛占山（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陈全方（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研究员）
陈炜湛（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单天伦（中国地方史志指导小组研究员）
郑振香
晁福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栾丰实（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秦文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郭旭东（安阳师范学院教授）
高 明（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博导）
高大伦（四川省文物局局长、教授）
高英民（河北省石家庄市文化局研究员）
徐良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商志香覃
常玉芝（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曹 玮（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黄天树（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黄锡全（中国钱币博物馆研究员）
彭适凡（江西省博物馆研究员）
葛英会（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博导）
裘锡圭（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雷从云（国家文物局文物交流中心研究员）
蔡运章（洛阳第二文物工作队研究员）
戴志强（中国钱币博物馆研究员） 朱启新（国家文物局编辑室）
李天增（安阳师专教授）
李祖卫（安阳市原人大主任）
杨学法（安阳市原人大副主任）
郭新和（安阳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薛安胜（山东省桓台县委书记） 许 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 坚（安阳市对外友协副主席） 马季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方 辉
任 伟（郑州市文化局副局长）
刘 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朱彦民（南开大学副研究员）
宋国定（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光明（山东省淄博市文化局副局长）
李立新（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雪山（安阳师范学院副教授）
肖先进（三星堆博物馆馆长）
周广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孟宪武（安阳市文物工作队队长）
宫长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党向魁（河南安阳甲骨学会会长)
唐际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文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馆员）
孙亚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李 昆（江西省樟树市博物馆馆长）
徐义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Ⅳ 邹衡的人物生平

194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49年转入史学系，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后考入考古专业攻读副博士研究生，1955年获得北京大学副博士学位。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兰州大学，1956年调回北大历史系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考古系新石器时代--商周教研室主任，先后当选为考古学和先秦史学会理事、商文化学副会长。1986年起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担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殷商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
从事商周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对商周考古工作有开拓之功。他最早提出并论证了河南二里头遗址1至4期均为夏文化，首次对殷墟进行了文化分期，发现了西周燕国与晋国的都城遗址，指导和参与过西周晋侯墓地等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研究论文、著作或成果:《论早期晋都》《文物》，1994年1期；《论早商都城》《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讲座会文集》，科学出版社 1995；另有《商周考古》、《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天马———曲村1980-1989》《文物与考古论文集》、《晋、豫、鄂三省考古调查简报》、《偃师商城即太甲桐宫说》、《西亳与桐宫考辨》、《论菏泽（曹州）地区的岳石文化》等，并参与编写了由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的编写。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北大考古系教授邹衡带领学生来到山西做文物调查，试图找到晋国的始封地——唐
。他一直相信班固的说法，所以便首先来到太原。邹先生是个非常认真的学者，他一件一件的把玩每一件出土
文物，结果发现最早的也已是春秋时期的，这时他又听说山西考古队在发掘所谓的“叔虞墓”，便兴冲冲跑去看，却发现那不过是唐宋以后建的伪墓。这件事给邹先生的刺激很大，他想看来班固的说法确实有问题，于是他又来到顾炎武提及的汾河南面，但也一无所获。
邹衡回到北京后，又对史料进行了一次盘查，终于决定把重点放在临汾一带。1979年，邹衡带着学生再次来到山西。这一天，一行人来到天马——曲村，邹先生立刻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住，凭着多年的考古经验，他认定这里一定有重要遗址。于是他命令学生挖一条探沟。探沟里并没发现什么。这时临近过年，天气又太冷，他便同意学生回家过年，自己则留下继续寻找。
这时一件意想不到不事情发生了。原来早有一伙盗墓贼在跟踪这支考古队。这帮强盗拥有枪支、炸药等先进武器，一等有机会便开始下手，他们用炸药炸开地表，找到了几座大墓。其中的一座距邹衡他们挖的探沟只有两米远。一场疯狂的掠夺开始了，大批文物被洗劫。面对这些穷凶极恶的强盗，邹先生也只有叹气的份了。
到公安部门到来时，现场已是一片狼籍。邹衡立刻进入现场进行抢救性挖掘，清理出大量文物。经整理，发现这里是晋国早中期八位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
他生前主张的河北的中部和南部应该是先商文化的起源地，但一直没有确切的实物来印证。2010年5月份在河北省鹿泉市的北胡庄村北发觉的现场发现了先商时期(公元前3600 公元前4000年前)的遗址，填补了该市先商文化的实物空白，为史学界关于石家庄可能是先商文化发祥地的理论推断，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

Ⅳ 百家讲坛的讲师有那些

鲍鹏山：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王晓秋：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外关系史研究所所长
高日晖：文学博士、大连大学副教授
胡金兆：中国民主同盟成员、北京市文联退休编审
喻大华：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蒙曼 《大隋风云》节目
王树增：国家一级作家、大校军衔
段怀清：浙江大学副教授
王新陆：山东中医药大学校长，教授、全国著名中医内科专家
周汝昌：著名红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
莫砺锋：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邱紫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蒙 曼：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康 尔：南京大学文化艺术教育中心主任。
周文顺：郑州大学港台人文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乔 良：现任空军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空军少将，中国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
张望朝：现为中共黑龙江省委政法委研究室副主任，作家
陈毅明：现任厦门市华侨历史学会常务副会长
李 蕾：河南省林州市市委、市政府接待办公室副主任
钱文忠：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赵英健：河北遵化市清东陵文物管理处副主任
孟宪实：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国学院副教授
孙立群：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于 丹：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隋丽娟：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立群：现任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徐放鸣：现任徐州师范大学美学教授
易中天：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孙丹林：锦州市楹联学会会长 ，渤海大学特聘教授
高有鹏：现任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李昌集：现为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
康 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赵 林：哲学博士，现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
韩秀云：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葛剑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
刘扬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曾国平：重庆大学贸易及法律学院院长
方尔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纪连海：北师大二附中高级历史教师
李敬一：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赵世民：中央音乐学院教师
淳 子：上海东方电台谈话节目主持人，女作家
金正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知名礼仪与公共关系专家
毛佩琦：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
郦波《郦波评说曾国藩家训》节目
姚淦铭：古代文献研究所所长
刘心武：当代作家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周国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马 骏：法学博士、国防大学教授
周思源：现任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教授
马瑞芳：山东大学教授，学者，作家
阎崇年：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
孔庆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马未都：收藏专家、观复博物馆馆长
周岭：87版电视剧《红楼梦》编剧
曾仕强：胡雪岩研究会副会长、台湾师范大学教授
姜安：深圳大学社会科学院教授
傅佩荣：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
张 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三部主任、副研究员
孙 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梅铮铮：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研究保管部主任、副研究员
王启涛：西南民族大学教授
李炜光：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
郝万山：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
袁腾飞：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历史教研员、北京市高级教师
魏新 《东汉开国》节目
赵晓岚：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后，博士生导师
江 英：教授，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正师职， 大校军衔
郦 波：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副教授
翁思再：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员、文汇新民报业高级记者
毕淑敏：国家一级作家、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曾从事医学工作20年
吕立新：书画鉴定专家
董平：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
商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会长
于涛：中华书局《文史知识》编辑部主任、博士
吴桐祯：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特级教师
方志远：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 魏新：山东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作家，诗人
刘强：同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梅毅：中国作家协会一级作家
韩田鹿：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杨雨：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赵玉平：北京邮电大学管理学博士、国学博士、心理学博士
罗大中：中医学博士，北京中医药大学诊断学博士
张大千：脑科医学专家，中西医结合内科教授
朱翔非：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北京四中校长助理
李清泉：国家行政学院培训中心博士
李晓：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
厉华：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
李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彭林：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钱斌：安徽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科技大学理学博士
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阎崇年：《清十二帝疑案》、《明亡清兴六十年》、《康熙大帝》、《我读经典之〈明经读史 感悟人生〉》、《大故宫（第一部）》

易中天：《易中天品三国》、《汉代风云人物》、《先秦诸子 百家争鸣》、《我读经典之〈我读先秦诸子〉》、《大年初一说经典》

于 丹：《于丹〈论语〉心得》、《于丹〈庄子〉心得》、《于丹〈论语〉感悟》、《我读经典之〈在成长中感悟〉》

王立群：《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秦始皇）、《汉代风云人物》（项羽、吕后）、《大风歌》、《我读经典之〈强势由人〉》、《千古中医故事之华佗》、《宋史》（正在录制）

纪连海：《正说清朝二十四臣》（和珅、刘墉、纪晓岚、多尔衮、鳌拜、吴三桂、大太监李莲英）、《我读经典之〈感悟孔孟〉》、《〈千古中医故事〉之孙思邈》

钱文忠：《玄奘西游记》、《解读〈三字经〉》、《我读经典之〈独特的启蒙〉》、《千古中医故事之李时珍》、《班墨传奇》、《解读〈弟子规〉》、《孝经》(正在录制)

金正昆：《金正昆谈现代礼仪》、《身边的礼仪》

张望朝：《杨子荣》、《抗日名将杨靖宇》

蒙 曼：《武则天》、《太平公主》、《长恨歌》、《大隋风云》（上部）－隋文帝、（下部）－隋炀帝（正在播出）

乔 良：《新解三十六计》

康 震：《唐诗的故事》（ 李白、杜甫）、《苏轼》、《李清照》、《我读经典之〈庄子的人生境界〉》、《唐宋八大家》 曾巩、欧阳修、王安石、韩愈、柳宗元、三苏父子（正在录制）

孟宪实：《玄武门之变》、《贞观之治》、《唐高宗真相》、《我读经典之〈君子与小人〉》

隋丽娟：《慈禧》、《孝庄》、《我读经典之<兼爱与非攻>》

孙立群：《吕不韦》、《李斯》、《范蠡》、《我读经典之〈解析<韩非子>〉》、《千古中医故事之扁鹊》、《从司马到司马》

毛佩琦：《明十七帝疑案》、《郑和下西洋六百年祭》、《我读经典之〈毛佩琦七解<中庸>〉》、《大明第一谋臣刘伯温》

马 骏：《二战风云人物》、《我读经典之〈有用与无用〉》《拿破仑》（正在录制）

刘心武：《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秦可卿、贾元春、妙玉、林黛玉、薛宝钗、贾宝玉、史湘云、八十回后真故事）

郝万山：《千古中医故事之张仲景》、《郝万山说养生》（正在录制）

王启涛：《蜀地探秘之<李冰与都江堰>》、《忧乐范仲淹》（即将播出）

刘扬体：《经典中的爱情》

姜安：《战国说客双雄（张仪、苏秦）》

李敬一：《欣赏中国古典诗词》、《李后主的词》、《司马迁》、《屈原》

李炜光：《正说包公》

高日晖：《范进中举》

赵世民：《探秘中国汉字》

徐放鸣：《另类英雄李云龙》、《我读经典之〈浩然之气与人格之美>〉》

王晓秋：《大变动中的中国之甲午风云》

王新陆：《解读中医》

康 尔：《传奇紫砂壶》

周文顺：《焦裕禄》

赵英健：《清朝陵寝之谜》（慈禧、康熙、道光、嘉庆）

陈毅明：《我心目中的陈嘉庚》

李昌集：《《西厢记》中的爱情》、《从悲到喜说西厢》

孔庆东：《孔庆东看武侠小说》、《鲁迅》、《我读经典之 <论语>的魅力》、《老舍的幽默》、《从<说笑>看钱钟书的幽默》、《啼笑姻缘的爱情三模式》

孙丹林：《楹联的故事》、《唐伯虎》、《陆游的故事》、《我读经典之〈无形中的指引〉》

姚淦铭：《老子与百姓生活》

马瑞芳：《马瑞芳说聊斋》、《我读经典之〈感悟孔孟〉》

阎崇年老师解说《康熙大帝》

方尔加：《孔子眼中的“仁义礼孝”》、《汉代国策风云》

周思源：《红楼梦中的小人物》、《正说三国人物》、《周思源也说秦可卿》、《文明太后》（即将播出）

李 蕾：《红旗渠的故事》

马未都：《马未都说收藏》（家具篇、陶瓷篇、玉器篇、漆器篇、杂项篇）

喻大华：《道光与鸦片战争》、《喻大华评说嘉庆王朝》、《苦命皇帝咸丰》、《末代皇帝溥仪》、《囚徒天子光绪》

葛剑雄：《我读经典之〈荀子的启示〉》、《葛剑雄谈地域文化》

周岭：《周岭解密曹雪芹》、《<红楼梦>中的节日》（端午节、春节）、《奏折的秘密》（即将播出）

曾仕强：《我读经典之〈易经与人生〉》、《胡雪岩的启示》、《易经的奥秘》

鲍鹏山：《鲍鹏山新说水浒》（林冲、武松、李逵、鲁智深、宋江）、《孔子是怎样炼成的》、《春秋》（即将播出）

袁腾飞：《两宋风云》、《塞北三朝》(辽、金(未播)、西夏(未播))

赵晓岚：《李煜》、《金戈铁马辛弃疾》

江英：《回首开国大典》

郦波：《大明名臣》（风雨张居正、抗倭英雄戚继光、清官海瑞、“救时宰相”于谦）、《郦波评说曾国藩家训》

方志远：《大明嘉靖往事》、《万历兴亡录》

魏新：《东汉开国》

赵玉平：《麻辣说三国》（向诸葛亮借智慧、跟司马懿学管理、《曹操》<正在录制>

莫砺锋：《杜甫的文化意义》、《诗歌唐朝》、《蜀地探秘之杜甫草堂》、《白居易》

傅佩荣：《孟子的智慧》

翁思再：《梅兰芳》、《伶界大王谭鑫培》

吕立新：《水墨齐白石》、《写实徐悲鸿》

董平：《名相管仲》、《传奇王阳明》

商传：《永乐大帝》《朱元璋》（正在录制）

于涛：《走近曹操》 吴桐祯：《成语趣谈》

梅铮铮：《蜀地探秘之武侯祠》、《解码关公》

王树增：《军旅作家王树增讲长征》、《王树增解读三大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

刘强：《竹林七贤》 傅佩荣教授解读《孟子的智慧》

朱翔非：《中华孝道》
张大千：《名人酒故事》
罗大中：《大国医》（王孟英、钱乙、李东垣、缪希雍、朱丹溪）、《名医是这样成长的》(正在录制)

杨雨：《侠骨柔情陆放翁》、《纳兰心事有谁知》（4月28日起播出）

韩田鹿：《三言二拍》、《大话西游》

梅毅：《梅毅话英雄》（鲜为人知的杨家将、隋唐英雄志）

李清泉：《英雄项羽》

李晓：《商贾传奇》

厉华：《信仰的力量》

李山：《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正在录制）

彭林：《彭林说礼》

钱斌：《千年一笔谈》

赵冬梅：《千秋是非话寇准》

张召忠：《张召忠说航母》（正在录制）

Ⅵ 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是哪里人

李伯谦，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92—2000年任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主任兼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馆长。现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参加和主持过河南偃师二里头、安阳小屯殷墟、山西曲沃晋侯墓地等多处遗址的发掘。出版有《中国青铜器文化结构体系研究》专著，发表论文三十多篇。曾出访美、英、德、法、日、韩等国和港、澳、台地区，参加学术会议和讲学。1995年出任国家“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重大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目前正参与主持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重大项目《中国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课题的工作。 李伯谦教授曾任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考古文博院院长兼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馆长。主要从事考古学理论与方法、青铜时代考古、古代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等的教学与研究。1966年起出任“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重大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和“十五”国家科技攻关重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主持人之一。

Ⅶ 哪些专家 教授在《百家讲坛》上讲过课

鲍鹏山：现为上海开放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毕淑敏：国家一级作家、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曾从事医学工作20年
陈振裕：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陈毅明：现任厦门市华侨历史学会常务副会长
程遂营：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系教授、副院长
淳子：上海东方电台谈话节目主持人、女作家
丁牧：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
丁万明：河北省委党校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戴锦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
董平：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段怀清：浙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
方北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方尔加：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方志远：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
傅佩荣：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
傅小凡：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宗教学研究所教授
冯光生：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范德伟：河北博物院副研究员
高日晖：大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高有鹏：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高长山：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葛剑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
韩升：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
韩田鹿：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韩秀云：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郝万山：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
黄凤春：叶家山墓地考古发掘总领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胡阿祥：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
胡金兆：中国民主同盟成员、北京市文联退休编审
纪连海：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高级历史教师
贾英华：中国传记学会副会长、作家、晚清史研究学者
江英：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正师职，大校军衔
姜安：深圳大学社会科学院教授
姜鹏：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金正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系教授，知名礼仪与公共关系专家
康尔：南京大学文化艺术教育中心主任
康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孔庆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李昌集：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
李敬一：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李蕾：河南省林州市市委、市政府接待办公室副主任
李清泉：国家行政学院培训中心博士
李任飞：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李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炜光：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
李蓉：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李晓：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
李寅：清东陵文物管理处研究室主任、中国清宫史学会理事
林岩：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厉华：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
郦波：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后
刘强：同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刘心武：当代作家，中国著名作家
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博士生导师
刘扬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刘金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主任
吕立新：书画鉴定专家
吕玉华：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梁小民：北京工商大学教授
罗大中：中医学博士，北京中医药大学诊断学博士
马骏：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法学博士、二战专家
马瑞芳：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学者，作家
马茂军：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副会长
马未都：收藏专家、观复博物馆馆长
毛佩琦：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
梅毅：中国作家协会一级作家
梅铮铮：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研究保管部主任、副研究员
蒙曼：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莫砺锋：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彭林：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彭玉平：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钱斌：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科技大学理学博士
钱文忠：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乔良：军旅作家，现任空军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空军少将，中国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
邱紫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商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会长
苏升乾：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教授
隋丽娟：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孙丹林：锦州市楹联学会会长，渤海大学特聘教授
孙国亮：龙岩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主任
孙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孙立群：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邵维正：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教授，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名誉理事
唐博：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馆博士
田凯：河南博物院院长
王立群：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翔：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王启涛：西南民族大学教授
王士祥：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王树增：国家一级作家、大校警衔
王双怀：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武则天研究会会长
王卫平：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王晓秋：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外关系史研究所所长
王新陆：山东中医药大学校长，教授、全国著名中医内科专家
魏新：山东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作家、诗人。
翁思再：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员、文汇新民报业高级记者
吴桐祯：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特级教师
吴建民：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原外交学院院长
徐放鸣：江苏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徐焰：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阎崇年：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
杨雨：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杨瑾：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
姚淦铭：江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古代文献研究所所长
叶广芩：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易中天：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于丹：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于赓哲：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于涛：中华书局《文史知识》编辑部主任、博士
于钟华：浙江大学哲学博士、书法学硕士
喻大华：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
袁腾飞：北京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历史教研员、北京市高级教师
曾国平：重庆大学贸易及法律学院院长
曾仕强：台湾师范大学教授、胡雪岩研究会副会长
张一清：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大千：脑科医学专家，中西医结合内科教授
张宏杰：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作家
张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三部主任、副研究员
张望朝：现为中共黑龙江省委政法委研究室副主任，作家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张少泉：北京大学物理学教授，中国地震局研究物理所研究员
张志君：中国教育电视台研究员、研究室主任
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赵林：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哲学博士
赵世民：中央音乐学院教师
赵晓岚：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英健：河北遵化市清东陵文物管理处副主任
赵玉平：北京邮电大学管理学博士、国学博士、心理学博士
周国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周岭：87版电视剧《红楼梦》编剧、红学家
周汝昌：著名红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
周思源：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教授
周文顺：郑州大学港台人文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朱翔非：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北京四中校长助理[1]
翟双庆：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中医基础理论专业博士生导师

Ⅷ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名师名家

一个学科是否真正的强大，还有赖人才的聚集。北大考古专业自建立以来，就注重教师队伍的培养，而今考古文博学院师资力量雄厚。50多年来，在考古专业已逐步形成了一支稳定的、老中青相结合的师资队伍。其中，60岁以上各研究方向的领头人，均属全国该研究方向的顶尖人物，他们分别担任了中国考古学会的理事、常务理事、副理事长和理事长；由他们主编的教材多年来也一直为其他高校所使用；由他们带出来的中青年教师，已逐渐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崭露头角，并形成了很好的梯次配备，阵容之强大，在全国高校中是仅有的。考古文博学院的学科分布比较齐全，这种情况在国内也不多见。考古文博学院已开出各类课程100多门，在全国高校相关专业中是最多的，其中许多课程是国内首开的新课，具有开创性。一些教材亦为全国各高校相关专业所采用。
50多年来，考古文博学院充分利用北京大学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已为国家培养了数千名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的中、高级专门人才，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建设了一支学有专长且梯次配备的教师队伍，其中有较深造诣的、国内外相关领域有一定知名度的专家教授就有20多名。这些专家长期在中国考古的第一线，不仅对中国的考古学做出了拓荒的巨大贡献，而且如今已经是桃李满天下了。苏秉琦、宿白、邹衡、严文明、李伯谦等五位先生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苏秉琦先生所创建的学科理论推动了全国各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从1934年起，苏秉琦先生在陕西省的渭河流域从事田野调查，并参加了宝鸡斗鸡台墓地的发掘。在他所著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1948）报告中，就周秦文化的面貌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先周、先秦文化的问题。1950年，他参加了河南辉县战国墓的发掘和《辉县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1954年，他主持了洛阳中州路（西工段）沿线的发掘工作，这对认识洛阳地区的仰韶文化和商殷、两周、汉唐各时期的物质文化面貌及其发展的阶段性，是一项基础性的有意义的工作。在《洛阳中州路(西工段)》（1959）报告的结语中，他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对仰韶文化和商、周、汉、唐几种不同文化遗存的分期和性质进行了理论性探索。其中对东周墓葬的分期研究，为建立中原地区东周墓葬的断代标尺奠定了基础。1957～1960年间，他先后主持了河北省邯郸市涧沟和龟台龙山—商周遗址、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和元君庙墓地以及洛阳王湾遗址的发掘，这些工作对揭示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面貌及其类型划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他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考古类型学的新课题》等学术论文，就一些考古学文化的渊源、特征、发展途径等问题作了尝试性分析，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域分布的格局、系统等问题，提出了创见，并对此赋予研究方法的意义，在考古学界有广泛影响[ ]。
宿白先生是我国历史时期考古和佛教考古的开创者。曾多次主持北京大学石窟寺遗迹的考古实习，对国内主要石窟都作过测绘或部分测绘、记录和研究。1959年，还参加对西藏文物的调查。宿白先生运用类型学方法，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墓葬作过全面的分区分期研究，从而为研究这一时期墓葬制度的演变、等级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奠定了基础。同时，他结合文献记载，对这个时期城市遗址作了系统的研究。对当时都城格局的发展、演变提出了创见。宿白先生对宋元考古曾作过若干专题研究，其中《白沙宋墓》（1957）一书，成功地运用了文献考据与考古实物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宋元考古学的重要著作。在佛教考古方面，宿白先生开创性地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石窟寺遗迹。宿白先生的主要学术论著还有：《中国石窟寺研究》（专著）、《藏传佛教考古》（专著）、《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专著）；《北魏洛阳城与北邙陵墓》、《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和内容》、《隋唐城址类型初探》等，这些都成为历史时期考古的经典性著述。
邹衡先生素有“商周考古第一人”之称，在国际学术界享有极高声誉。1952年，邹衡先生大学毕业后考入考古专业攻读副博士研究生，是新中国第一位考古学研究生。50多年来，他一直从事夏商周考古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商周考古工作有开拓之功，在大量田野考古实践的基础上，创立了夏商周三代考古学的体系和基本框架，提出了一系列在世界考古界和史学界引起震动的学术观点。如提出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郑州商城即商汤毫都、先周文化为姬姜二姓文化的融合等论点。他最早提出并论证了河南二里头遗址1至4期均为夏文化，首次对殷墟进行了文化分期，发现了西周燕国与晋国的都城遗址，指导和参与过西周晋侯墓地等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主要著作有《商周考古》、《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天马——曲村1980—1989》等，并参与编写了由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其中《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被学术界认为“在20世纪后半叶的夏商周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严文明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专家。从1958年起长期从事考古教学与研究，并且与田野考古紧密地结合起来。教学方面，他先后开设了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国考古学（上）、田野考古学、考古学导论和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等8门课程，绝大部分为首次开设。培养了数十名硕士、博士、博士后研究人员和外国留学生，曾获北京市高校教学一等奖。田野考古方面，严文明先生主持或参与主持了河南洛阳王湾、邓州八里岗、山东长岛北庄和江西万年仙人洞等数十处考古发掘项目，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陶器和稻作农业遗存，揭示了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多种类型的聚落遗址，为复原中国史前和早期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科研方面，首先提出了比较全面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期与分区方案，对农业发生、聚落形态演变、文明起源、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等主体文化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比较完整的体系。对考古类型学和考古学文化等基础理论也有所充实和发展。先后发表的著作主要有《仰韶文化研究》（1989）、《远古时代》（合著，1994）、《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1997）、《史前考古论集》（1998）、《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2000）和《长江文明的曙光》（2004）等。
李伯谦先生自1961年以来，一直在北大讲授中国考古学课程，参与建立完善了中国考古学相关课程的教学体系，培养了30多位硕士、博士研究生。1993年，获得教育部颁发的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李伯谦先生参加和主持过河南偃师二里头、安阳小屯殷墟、山西曲沃晋侯墓地、江西吴城、湖北盘龙城、青海柳湾等遗址的发掘。30多年来，围绕教学开展科学研究，李伯谦先生累计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对夏文化、先商文化、西周晋文化、燕文化及中国北方与南方地区的青铜文化进行过深入研究。出版有专著《中国青铜器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系统勾划出了以夏商周文化为中心的中国青铜文化网络体系，探讨了中国文明起源、发展的进程。1995年，李伯谦先生提出考古学研究的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广泛应用。同年出任国家“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重大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2000年又参与主持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重大课题“中国文明探源工程：华夏文明的形成及其早期发展研究”项目的工作。2000年，出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
他们不仅为中国的考古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如今都已桃李满天下。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不但拥有老一辈学者的高山仰止，而且如今中青年教师也已经在各个领域独领风骚或崭露头角。目前，考古文博学院有教授19人（其中博士生导师16人），副教授12人，讲师9人。另有客座教授2名，兼职教授2名。老一辈学者的学术传统在他们身上得到真实的再现。他们通过教学和科研又在实现着中国考古学学脉的传承。
长期坚持在田野考古第一线的他们，涌现出不少感人事迹。刘绪、赵化成和王迅等三位教授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尽管身体有恙，却始终坚持在考古工地指导学生，不仅保障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也屡有重大考古发现。刘绪教授自从1985年毕业留校任教以来负责田野考古实习的课程，累计野外工作时间有10多年。1997年，他主持的北京琉璃河燕国都城考古发掘获国家文物局优秀工地奖；1999年获北京教学成果一等奖。在2002年“北京大学十佳教师”选举活动中，他以216票高居榜首。2006年，赵化成教授更获得“中国十大教育英才”的至高荣誉。
在田野考古的日子里，考古文博学院师生跟当地村民也结下了深情厚谊。2007年暑假期间，学院20余名师生在河北邢台市临城县临城镇补要村发掘。8月26日深夜，某村民家因电线橡胶燃烧而起火，学院师生在领队王迅教授的率领之下，迅速赶到火场，与村民一起分工提水、运水灭火，并数次冲进火海抢救财产。经两个多小时将大火扑灭，保全了该村民的大部分财产，参加救火的村民与师生毫无伤亡。次日，补要村村委会代表全村两千多户村民向考古文博学院考古队赠送一面写有“夜半民宅扑火，村民有口皆碑”的锦旗。临城县政府领导也前往补要村，对考古文博学院师生表示感谢，并为考古队送来了米面粮油等给养表示慰问。考古文博学院师生的行为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也得到北京大学的表彰。

Ⅸ 考古学家谁知道有谁

中国现当代考古学家有很多，以下几位是其中的代表：
严文明：1932年生，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国文明的起源研究。
裴文中：史前考古学、古生物学家。河北丰南人。1927年毕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37年获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1929年起主持并参与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是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的发现者。1931年起，确认石器、用火灰烬等的存在，为周口店是古人类遗址提供了考古学重要依据。主持山顶洞人遗址发掘，获得大量极有价值的山顶洞人化石及其文化遗物。1949年后，积极开展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综合研究，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梁思永：中国现代考古学家，梁启超次子，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广东新会人。1948年当选为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8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此时尚未成立学部，尚未产生学部委员即院士）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李济：人类学家、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他主要致力于殷墟陶器、青铜器的研究，著有《西阴村史前遗存》、《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李济考古学论文集》等，又与他人合著有《古器物研究专刊》。
贾兰坡：中国著名的旧石器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第四纪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他是一位没有大学文凭却攀登上了科学殿堂顶端的传奇式人物。
夏鼐：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荣获英国学术院、德意志考古研究所、美国全国科学院等七个外国最高学术机构颁发的荣誉称号，人称“七国院士”。
苏秉琦：中国现代考古学家，河北高阳人。1934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曾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建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考古教研室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第一、二届副理事长。曾主持河南、陕西、河北等地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主要遗址的发掘。
俞伟超：考古学家，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研究生毕业，历任北大历史系、考古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后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代表作有：《西安白鹿原发掘报告》、《三门峡漕运遗迹》、《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中国古代公社制度的考察》等。
李仰松：1932年生，陕西临潼人，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在史前考古学特别是民族考古学研究上作出了突出贡献，是中国著名的民族考古学家。

Ⅹ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基本介绍

1952年，在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的积极支持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正式设立，苏秉琦先生任考古教研室主任，聘请郑振铎、裴文中、夏鼐、林耀华、郭宝钧诸先生为兼任教授。
1983年7月11日，北京大学校长办公会议决定，考古专业从历史系分出而独立建立考古系，任命宿白先生为第一任系主任，这是考古学系历史上的又一里程碑。
1988年，严文明任系主任，考古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全国高校重点学科。同年设立博物馆学专业，并开始招生。1992年，李伯谦任系主任，考古系与历史系共同建立的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开始工作。 1998年北京大学与国家文物局联合办学成立中国文物博物馆学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李伯谦出任第一任院长。2000年，高崇文任第二任院长。
考古系现设考古学和博物馆学两个专业，本科生设立考古学、博物馆学、文物保护、古代建筑四个研究方向，有旧石器考古、新石器商周考古、汉唐考古、博物馆学四个教研室和陶瓷考古研究所、第四纪年代学测定实验室、技术室、文物保护实验室、图书资料室等教学科研机构，并在国内建有辽宁营口金牛山、内蒙古呼和浩特大窑、湖北天门石河镇、山西曲沃曲村、北京房山琉璃河和四川忠县甘井沟6处考古教学实习基地。
1983年，北京大学的考古教学和学术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标志就是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正式成立。2000年，考古学系与国家文物局合作办学，改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中国文物博物馆学院）”。2002年正式成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高崇文任第一任院长。
考古文博学院现有教授19人（其中博士生导师16人），副教授12人，讲师9人。另有客座教授2名，兼职教授2名。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每年向海内外招收本科生30－40人，硕士研究生15－20人，博士研究生8-10人左右，外国留学生、进修生10人左右。另每年接收进修生、进修教师3－5人，访问学者3－5人，并不定期招收不同方向的大专班。现共有不同层次的学生200余人。
截至目前为止，考古学系已培养出各类毕业生约1500余人，接纳了前苏联、越、日、韩、美、英、德、法、意、挪威、瑞典、丹麦、比利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墨西哥、斯里兰卡等25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进修生、本科生、研究生近200名，将中国考古学推向世界。
同时，我系曾先后邀请美、英、日、韩等国家和我国港台地区的学者前来讲学，教师外出参加学术会议、访问、讲学、合作研究50多人次，派出留学生、进修生8人。并开始同美、日等国学者合作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90年代以来，还召开了两次国际学术会议。通过这些交流，取长补短，大大提高了我系的教学与科研水平，促进了学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