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为民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
Ⅰ 《封神榜》里的“姬发”是何许人
周武王
周贼人！！！卑劣手段夺他人江山还要硬要诽谤得了便宜还卖乖！！！下贱奸险！！！幽暗幽谋！！！ 帝王族－－ 我们的太祖是燧人氏、太昊、少典、公孙轩辕、少昊、帝喾、始祖殷偰(xie)可写契或卨.偰的后代约占中国人口的50%左右有:" 邶殷氏殷氏王氏汤氏宋氏来氏邓氏林氏萧氏向氏穆氏屠氏牛氏乙氏子氏樊氏戴氏褚氏权氏孔氏商氏边氏索氏鲜于氏钟氏鱼氏池氏禄氏花氏皇甫氏司徒氏桓氏那氏邹氏乐氏谈氏瞿氏衣氏华氏相氏墨氏戎氏微氏箕氏沃氏朱氏(部分)孙氏(部分)徐氏(小部分)等."其中林姓孙姓可能是殷比干的后代殷姓也有少许.但殷氏多数是商天子成汤,天乙(殷成唐或履子天乙)的后代,盘庚与武丁的直系后裔还有是微子与箕子的后代.微子的后代还有宋氏等.其他还有是微子的弟弟微仲衍的后代.微子是春秋战国宋国的国君,微子死后传位与弟弟.所以说宋国王族大部分是他的后代.商末年箕子耻与臣周带着五千人奔走东夷一带在今辽东半岛与俄罗斯一角和高丽建立了朝鲜韩国的第一个王朝.世称箕子王朝!用的是商人之礼,<<商易.归藏易>><<殷礼>><<微子世家>><<洪范九韬>><<玄鸟>><<商颂>><<殷武>>等.孔子说唯殷之先人有册有典.孔子有过最后七天的眼泪因为他忘记了他原是商天乙的后代孔姓字解释加左子右乙合并为孔乙是代表先祖商汤.是代表孔姓乃商天子的后代是也.这是孔氏的由来.孔子在要死的时候梦见了棺木停放的位置就是他是商人后裔.（孔子一生为周族人做事他最提倡的是忠孝所以他帮助伐自己国家的周人做事所以才会自责流泪孔子原先是商族后裔啊泪．．．）/ 古代儒学---- 儒学是诞生与夏商两朝或者说更早．（儒学是诞生在夏乃至更早成熟于商发扬于孔子） 主要原因是商末代至周那时期有过断代 但随着考古科学家的探索会让大家了解历史的真相的.两个 强大统一的文明王朝.商箕子的<<洪范九韬>>是中国古代帝王治国的九种方法 更是正儒学!而不是周以后的那种软弱虚伪固步自封假仁假义的儒家.商的儒家是要人们积极进取正视世界观!不偏激很适中! 周族以后的儒学都是一群纸上谈兵的人没用!欣赏商武丁帝奠定中国一统反对周制想用周族制度就是要中国再次纷乱啊!说周制的就是个彻底的混帐东西! 造反分子 卖 国 贼!要知道部分周礼的由来源自商礼.是周族他们最后走上极端了...／ 君主－－ 燧人氏(圣君文明之先) 太昊(百王之先) 少典(有熊氏国君轩辕黄帝之父) 公孙轩辕氏(上古有熊国君王大帝) 少昊(大帝以鸟为官) 帝喾(承前启后德启万邦) 唐尧(德礼治国) 虞舜(德孝闻名) 禹(大禹治水) 汤(高祖武汤革命.解网施仁.桑林祷雨) 盘庚(商中兴圣主) 武丁(商高宗武丁盛世.南征北战奠定华夏一统) 帝辛(开发东南方促进祖国各族统一)[名受德(纣是周硬加在它头上的恶谥不是原意本号)]嬴政(秦王始皇帝灭周统一六国实行郡县制) 刘彻(大汉天子) 李世民(贞观之治) 等等都是对中国很有作用的君主确实不错!帝辛就是受德号帝辛或受辛，受王其实根据正史考古得来是个文武双全的帝王!我们不能用成败论英雄!要看清另一面!要适中! 一般不懂的不理解的不站在中立的人才会认为别人的劳动成果是徒劳那是不正确的话是无理的! 有人说夏桀(履癸)商帝辛（受德）秦皇,曹操(奸雄)等是暴君一样!但是证据事实摆在大家面前他们的确有贡献毋庸置疑啊!真的暴君昏君是周厉王 周幽王 要文无文要武无武 简直是昏蛋一个 还有隋炀帝连父亲都杀还要霸占父亲妃子(京杭大运河就他下令开凿的对今天来说是见好事但他也是为了满足自己欲望开凿的.) 更甚的是刘宋王朝的刘义隆, 刘子业 ,刘彧三个最最昏暴之君真的是非常狠毒乱伦!详细去看<<自治资治通鉴>>夏履癸(桀)商受德(帝辛)之恶比起后人那算小菜一碟!他们杀一人而享福者千万人!而后面的人口增多知道秦朝杀了赵国20万人那都是坑杀的啊!还有项羽坑杀秦朝30万那 那是个什么概念啊!试问商帝辛杀了吗? 那只是后世的猜疑附会乱自杜撰谁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恶劣了杀一人演变为杀万人变成了暴君的代名词了 !真是背了千年的黑锅了值得庆幸的是随着考古发现 与大量史实见证 他们终得解脱!主要说的是帝辛受德了商朝末代天子.名受德号帝辛或受辛帝.受王,纣王是被周人贬损之意思不是他的本意本号.正史说是个文武双全的君主 我就在想怎么会是暴君呢 原因唯一就是周人 的泼脏水是政治目的!恰巧当时周人闹饥荒当然士兵们各个如狼似虎!最重要的原因是帝辛正在南征东夷主力大军都在前线遇到周发的突然来袭击就临时组建了军队应战 奴隶倒戈是帝辛在外抓的俘虏不是商朝人!周因是偷袭得手当然要对老百姓散布谣言啊说他们是得到了天命革商.那是打着上帝的旗号其实心里是想要夺取他人江山的!用人民的迷信观念来蛊惑人民!是其政治目的!禄姓就是受德他的儿子武庚字禄父他的后代以禄为姓! 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样的虚伪历史会有多大的恶劣.他们抹杀了商受的历史功绩!古代的孔子学生子贡与毛主席和考古学家郭沫若对商(殷)受德也有过很高的评价说他文武双全开拓中国的东南方使中原的先进文化传播到南方这比周朝对历史的贡献要大的多．下面是考古学家所写:"偶来洹水忆帝辛,统一神州赖此人.百克东南身自损,千秋功案与谁论?东南渐居淮岱土.帝辛克之祸始锄,百克无后非战罪.前途倒戈乃众俘,但愿东南已克服．商人南下集江湖，南蛮因之渐开化．国焉有宋与舒，商受之功迈周发．帝辛之罪有莫须,帝辛之冤当解除.受德之名当恢复.''见<<中国之创世在东方>>.与<<中国帝王之谜>>我们不要以成败论英雄. /正说故都贤圣.殷受德—－ 商·帝辛
更新时间：2007-1-29 9:33:11 原出处：原创 作者：河南省商宋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 □ 宋英泽
在河南省淇县摘星台公园内，立有一通“商朝六七贤圣君故都”的石碑，从题记与落款可以看出，此碑刻于清朝顺治元年，由时任县令、县丞、典史和明朝监察御史孙徵兰等官民同立。碑文中的“六七贤圣君”，出自《孟子·公孙丑章句上》：“由汤至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据《淇县志》记载，此碑原立于淇县朝歌镇南关的关帝庙一侧。
淇县因临淇河而得此名。古称沬乡、沬邑、朝歌、雅歌、临淇、卫州、淇州等，先后作殷商帝都和卫国都城500余年，历史悠久。公元前1250年，商君武丁始迁沬邑；公元前1147年，武乙继都沬邑；公元前1101年，帝乙即位后改沬邑为朝歌；公元前1075年，帝辛即位后仍袭朝歌为都。公元前1046年左右，西周王朝分商畿为邶、鄘、卫三国，设卫国于朝歌；公元前660年，戎狄破卫，改朝歌为邑；西汉置朝歌县；王莽改朝歌为雅歌；三国设朝歌郡；东魏改称临淇县；隋朝置卫县；唐初将卫县升为卫州；公元703年又复置临淇县；宋熙宁六年至宋元佑年间（1073年—1094年），几经升降复县；（后）至元二年（1336年），改临淇县为淇州；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降为淇县。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淇县划归平原省安阳地区行政公署管辖；1954年并入河南省汤阴县，改称朝歌镇；1962年与汤阴县分治，恢复为淇县；1986年划归鹤壁市。淇县现辖1区3镇4乡，175个行政村，总面积567.平方公里，人口25.8万。1980年地名普查确认名胜古迹83处，历史地名17处，现有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址1处、仰韶文化遗址9处、龙山文化遗址25处、殷商文化遗址22处、卫国文化遗址13处，是河南省历史文化名城。
清朝顺治元年，政局不稳，蔡霍负命淇县任职，初来乍到，他便串行乡里，体察民情，并以拜访明代遗老孙徵兰为由，探求从政之道。孙徵兰为弘扬家乡文化，建议他打出淇县原为殷商帝都的金字招牌，这样既可安抚民心，为辉煌的淇县历史增光，还能为官一任，留名百世。于是蔡霍又请孙徵兰撰文书丹，在通往京城的驿道旁刻立了“殷(商)朝六七贤圣君故都”这通石碑。 《孟子·公孙丑章句上》记写：“由汤至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但此“贤圣之君”中，史料证明只有武丁始迁沬邑为都。而以沬邑、朝歌为都者，也只有武丁、武乙、帝乙和帝辛四位帝王。孙徵兰为什么要用“六七贤圣君”这个概数来赞誉自武丁之后的殷(商)朝贤圣君，并给后人留下思索和争辩的空间？如何寻觅或认识另“二三贤圣君”呢？辞源所谓“贤”者，是指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圣”者，既是指品格最高尚、智慧最高超的人物，又是臣民对帝王君主的尊称；“君”者，则是指古代国家的帝王或地位高的人。孙徵兰喜诗擅书，他除了题写“商朝六七贤圣君故都”的碑文，还在淇县城西北20余公里处的灵山绝壁上题写有摩崖石刻诗一首，诗曰：“山卓碧云插汉，泉滃绿玉飞花；三仁六七贤圣，灵杰千古同嘉。”明确地指出了被称为“殷（商）之三仁”的比干、箕子和微子，不在他所题写的“商朝六七贤圣君”之列；他所题写的“商朝六七贤圣君”，也非孟子所说的“六七作”这一量词。所以，殷商自武丁至帝辛，除了“商之三仁”外，还有“六七贤圣君。”而这“六七贤圣君”，很可能就是居沬邑或朝歌为都的“四帝三君。”“三君”则应是德才俱佳、智慧高超、地位显赫的商君武丁的帝后妇好 、宰相傅说 和殷商三朝元老、丞相商容 。因为孙徵兰是淇县朝歌镇南阳村人，他非常知悉当地百姓对帝辛受德的赞颂，但他又是朝廷命官，更加清楚朝中的事实，虽然性格豁达豪放，不苟同世俗，敢为蔡霍策划谋政之道，并出此义举，但毕竟是年老隐退，成了“睡仙。”面对尚有争议的帝辛，要把他列入贤圣君内，岂能秉笔直书。显然，这与许仲琳编撰的《封神演义》不无影响 。孙徵兰巧用“六七贤圣君”作句一语双关的代词，算上帝辛即是六，不算帝辛就是七，来了个“隐姓埋名”和“不是也是”，任你说六我言七。
因为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所以帝辛或受辛帝,受王(名受德或受)自 失 国 以后，被姬发之后和一些诽章者（上奏章诽谤的人——主 持 人）改称商纣王,并说三道四，恶语中伤。但朝歌城中的老百姓 在 世世代代 流传 的故事中，不乏对帝辛曾经有过的 英 姿 和 功 绩 的称 颂。正如 伟 大 的 浪 漫 主 义 者雨果 描述悲情英雄拿破仑那样 ：“失 败 反 而 把 失 败 者变得更 崇 高了，倒了的波拿巴仿佛比立着的拿破仑更为 伟 大。”帝辛受德 传 播 中原 文 化，弘扬 华 夏 文 明，发 展 商代经济，开 拓东南 疆 土，统 一 中国的 功 绩 在唐朝时 广 受 颂 扬。为了纪念帝辛，唐朝人在鹿台附近的金牛岭建造殿宇四座，史称鹿台寺，供人们朝拜进香。该寺每逢朝阳初升，岚雾缭绕，满天红云，就象帝辛登鹿台 自 焚 时 的熊熊火光，照彻天空，成为人们游览观赏的一处美景。“殷(商)朝六七贤圣君故都”碑的刻立，成为清朝顺治年间的一大壮举，当地百姓无不欢悦。如今，为保护殷都朝歌之物证，淇县有关部门将此碑移立到了摘星台公园内。朝歌是故都、是陪都的争论，似乎随着安阳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而嘎然止声，但人们仍寄希望于历史遗留在地下的文物能有新的发掘与发现，因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人们对历史总是会有新的发现。
早自春秋以来，不少君臣将相、帝王伟人、专家学者就不断为受辛鸣冤不平。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说：“纣(受)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之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见《论语·子张篇》)。”意思是说：“帝辛到底怎样坏，其实不是象传说的那样历害，与其他君王相比，只要他有错，天下的恶事恐怕就都归他了。”宋朝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认为：“帝辛大造宫殿，建造酒池肉林，宠信女色，囚禁贤人，残害忠良等罪恶，与桀的罪恶如出一辙，凡桀的罪，就是纣的罪恶，桀纣不分，这些都是出于模仿。”《史记》谓帝辛“重刑辟、有炮格（同"炮烙"）之法。”以及“脯鄂侯尸、剖比干心”等。之后，世人凭借司马迁的“一家之言”对帝辛的偏见流传离奇，称受德为暴君，似是杀人恶魔。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献奏孔安国传《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 多二十五篇，又为暴君说增添所谓西周时代的文献依据。然而，理学家朱熹整理文献，注释古籍，疑《古文尚书》之伪，不信诗序，多有新解。对梅赜献奏的《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宋·吴棫也疑系伪作。明·学者梅鷟分析《尚书》的内容、篇数、传授情况、文体来源，撰有《尚书考异》，指出它是伪作。清·学者阎若璩依梅鷟的论证，也列出了一百多条论据，佐证《尚书》作伪的事实。清·丁晏著《尚书余论》，考证出于魏·王肃之手。司马迁也说：“尚书残缺，空隙的地方很多（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而对司马迁的“炮格”说，台湾学者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指出：“炮烙酷刑是夏(姒)履癸发明的 ，已登记有案，宣传家大概一时情急，忘了六百年前的往事，又叫受德再发明一次。”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坑杀咸阳诸生460余人，也可能坑杀有儒家学者，史称“焚书坑儒。”以致在此后两千多年漫长的儒家学派当权期间，字典上很多能形容恶劣的字句，都被象炭火一样堆到了秦始皇的头上，让后人视秦始皇为暴君。不知道司马迁因涉李陵之案而交不起换命赎金，仍遭刘彻腐刑的事 ，是否连他自己也忘了；还有项羽把蔡生投到巨锅中煮死的刑罚，这些难道还不及帝辛和秦始皇暴虐？其实，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中，就写出了他的答案：“对作奸犯科的人，钻窥法令缝隙的人，你用道德礼俗是感化不了他们的，是毫无效果的，只有用严刑重罚，才能制服他们。”
历史上，商王朝处于信史形成时期，“言语异声，文字初形。”根据考古发掘出土的甲骨文研究证实，殷商时期的文字记载除了祭祀中的卜辞记事，在春秋以前的漫长岁月中，历史几乎空白，难以澄清。主要原因是时代的久远文献不足,还待以后考古发现.(文献并不足或说是周人烧毁前人的典籍.后来的王朝都有过毁坏前朝的事物.比如秦王朝就有过焚书坑儒)不过，西周王朝及以后的著史者还是在史实中透出了一些可以做别样解释的祥光。《史记》记述：帝辛“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才力过人，手格猛兽。”亦有史料说帝辛受德有倒拽九牛之威，具抚梁移柱之力，深得父君帝乙之爱，虽非长子，却立嗣继承君位。帝辛即位后，励精图治，宏振商邦，为民造福，增光先帝。他鼎新革故，废除杀戮奴隶旧制，把奴隶变成生产力，让奴隶从事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为社会创造财富，“使用奴隶参加国家公务”（吕振羽《殷商时代的中国社会》第95页）。他改变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实行大规模的集体生产，开始使用耕牛，推广耕耘播种，雍土施肥，灌溉排水等完整的农业耕作技术，使殷商时期的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同时，也促进了手工业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促进了社会文明进步，使商王朝再度复现中兴盛世，人民生活安定，四海诸侯宾服，深受百姓爱戴。试想，如果受德胸无大志，不问国事，他能成就殷商这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吗？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商人一直是这样做的。因此，孟子认为帝受辛有“故家遗俗，流风善政”。
为了显示国家的强盛，受辛在朝歌营造了三道城垣，其中皇城面积约60万平方米，城墙基宽150米、高约10米、顶宽13米。外环宽20米、深5米的城池。二道城垣面积达12平方公里；三道城垣从南门（常屯）到北门（淇水关）的距离达22·5公里，体现了当时一个邦畿千里的大国风貌。国家发展需要和国家建设怎能成为大造宫殿之说呢？
为了制服东南夷的搔扰，帝辛一改先君帝乙的征伐办法，注重用兵策略(还用过象队)。当时，东夷是比较强大的部落，常常入侵殷商之地，搔扰掳掠庶民百姓，自武丁至帝乙等虽然多次讨伐，均未彻底制服。受辛则以雄才大略，命天下各路诸侯选派武功高强的勇士到黎地（今山东省郓城西一带）进行大规模的演练，以向东夷展示其攻防实力，致使东夷面对强大的殷商王朝，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受辛还是一个开拓者，为了扩展疆土，统一天下，他亲自率兵征东夷、伐八方，使疆土面积不断扩大，并将中原文化传至江淮、浙赣、川陕、山西、湖北、江西、四川、甘肃、内蒙等。淇县的民谚说：“帝辛(受帝)的江山，铁桶一般。”如果受辛真的只是一个“造宫室、建酒池、宠女色、囚贤人、害忠良”的暴君，他能稳坐殷商江山数十年吗？文王如不假修仁德，武王如不收买姜尚(吕尚,字子牙) ，受王那铁桶一般的江山岂能轻易被偷袭攻破？仅仅是众俘倒戈，没有殊死搏斗的牧野之战，怎能会血流漂杵？孟子对此曾说：“仁人无故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以血流杵也？”孟子这番话的意思就是：“周武王若是仁人君子，那天下是没有敌手的。他现在侵占商的土地，竟然使将士们的血流得可以把几十斤重的兵器木杵都漂浮了起来，这怎么能让人相信呢？”毛主席评价受德说：“帝辛那个时候很有名望，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帝辛自杀了，他宁死不投降（见《毛主席读书笔记解析》第1157页）。”而对于姜尚(别姓吕,名尚字子牙)这个人，毛主席也有一种别样的注解。1949年8月18日，毛主席在新华社发表《别了，司徒雷登》的评论，为这个“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美国姥送行。毛主席指出：“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毛主席引用的这个典故，就源自商朝的姜尚(吕尚,子牙)。姜尚叛逃商朝后，直奔西伯姬昌 ，但又怕主动投靠身份不高，于是心生一计，住在西伯姬昌经常出没的渭水之滨，用一杆无饵的直钩在三尺水面上垂钓，口中念叨着：“负命者上来。”后来姜尚果然被姬昌重用，成为“幽谋(奸谋暗处诡谋)修德，以倾商攻”，积极辅佐姬发翦商的羽翼。
郭沫若先生在《青铜时代·驳说儒》中说：“帝辛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商代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征伐东南（夷）、经营东南沿海。这件事几乎被周以来的史学家完全抹杀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起周人的翦灭商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伟大。”郭沫若先生亦有诗曰（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篇》四·豫秦晋纪游）：
偶来洹水忆帝辛，统一神州赖此人。 百克东夷身自损，千秋公案与谁论？ 此当尚在帝辛前，观此胜于读古书。 勿谓帝辛太暴虐，奴隶解放实前躯。周王克商实侥幸，万恶朝宗归受身。 中原文化商始创，商人鹊巢周鸠居。 帝辛之功迈周发，帝辛之罪有莫须。 受德之名当恢复，帝辛之冤当解除。 秦始皇帝收其功，其功宏伟古无侔。 但如溯流挥其源，实由殷受开其初。 固当厚古而薄今，亦莫反白以为污。 非徒好辩实有以，古为今用斥虚无。 方今人民已作主，权衡公正无偏诬。 谁如有功于民族，翻开公案莫蜘躇。
随着当今人文主义思想观念的深化，对帝辛的正确评价已经成为史学界必须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了，古今许许多多的文人墨客、专家学者、甚至帝王君臣、圣贤伟人对受辛功大于过的评价，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史学家吕振羽先生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的绪论中说：“从商人当时散布的地域研究，她或者比当时散处在黄河上游各民族还有先来到中原的可能。”历史研究资料表明，中原地区是各族人民南来北往、东西行走的必经之地，是各族人民频繁活动和密切交往的社会活动中心，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百家姓中有61个主要姓氏是从商代起在朝歌地区产生的，其中单姓52个、复姓9个，这说明中原地区的人多是从古老的殷商人群中繁衍下来的。因此，作为燧人氏、太昊、轩辕子孙、华夏儿女、殷商后人，我们有责任为我们的先祖洗去不白之冤，以使洁者不污，明者不晦。
中原地区民俗文化底蕴深厚，流传有很多世代传承的神话故事，人类口头语言艺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非常丰富，在中国的神话系统中占有十大神话 。遗憾的是诸如《封神演义》这类虚构人物情节、诬蔑丑化帝王、内容荒诞糟粕、附和封建迷信、愚弄劳动人民的神话，在历史的长河中被人为地固化成了神话本身，演义成了索然无味的说教。虽然这种神话不用作任何考证就可以确定它的虚构是一目了然的，是鲁迅先生一针见血陈指“其根柢，则方士之见而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从中华民族有始祖起古文化可考者，自商始(或至五帝夏朝始因没有发现夏的文字或太少了)。国学大师文怀沙先生认为 ：“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化便是殷商文化，这些文化都发源于中原。”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王宇信等知名专家学者，对殷商文化予以高度平价，他们说：“殷商文化是充满生命力的古代文明。不仅相当进步而且日臻成熟。”商时期有独立发展的文字体系，有高效的政治组织，有规模化的军事组织，有熟练的青铜铸造技术，有精湛的雕玉工艺，农作物品种、耕作技术和农田水利有较大发展，这种文化表现出殷商时期富蔗的物质生活，表现出高度成熟的民族艺术以及明确的社会组织，对后世起着巨大影响。因此，利用考古发掘的文物实证和史料相结合，对史前史、半信史以及夏、商、周断代史，特别是殷商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是有益的，也是必须的。三千多年来，青铜生满绿锈，黄土掩埋甲骨，殷商历史研究难道无法取得积极进展么？商文化也难以寻觅踪迹了么？科学有序的考古发掘和文物考古科学，将能尽快地为我们找到答案。愿所有研究历史的人，不再以空口无凭的“无稽之谈”，继续借用“相传”二字，推掉你研究历史的重任。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是有后辙的，只要经过努力，总是可以找到履迹的，而这条履迹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2001年出版发行的《新华词典》对“纣王,帝辛''(受辛帝,受王,)这一条目的注释是：“商朝最后一个君主，对中国古代的统一和各族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有过一定贡献。”这无疑是当今史学家在典籍类图书中对受德公正评价的一个开端。
在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宝库中，殷商王朝创造的文明载体—甲骨文和金文,铭文铭记了这个朝代的功业(竹简容易腐烂不好保存或现存极少了，孔子曰:"唯殷之先人有册有典.''这个说明商朝早有竹简了),尽管这有可能只是周人选择保留的，但其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文明史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在任何时候都能唤起我们思忆那个时代。研究历史的意义不完全在于发现尘埃封掩的历史真相，而在于总结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这种启示，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人们对于殷商历史的认识或观点， 也不可能完全相同；从学术角度来说，谁也不可能绝对正确。但这必竟是一种认识或观点。
注：商朝末代天子号帝辛或受辛，受王名受或受德。是个文武双全的帝王！！根据考古资料的确是个好君王大帝！！反对无效90%可信！！帝辛之恶假与夏桀，周厉王，周幽王，隋炀帝，刘宋王朝的刘义隆，刘子业。刘彧等。不多讲反正都是乱伦的暴君昏君！见<<资治通鉴>>帝辛是位失败的英雄他虽失败但英气永寸！我们相信好的是说不坏的！时间会证明我们的观点是对的！考古是唯一出路还有很多人为他鸣不平早在春秋时期的孔子学生子贡等都说帝辛之恶是周人虚伪造出的,是为了出师有名.这是他们的政治目的！《〈话说中国之创世在东方〉》，《〈中国帝王之谜〉》。毛主席和著名考古学家郭沫若也说过受德是个能文能武的帝王！！桀纣的纣字是恶谥不是他的本名本号！！助桀为虐！助幽为虐！助厉为虐！都是真实的！就该这么写！助炀为虐！秦朝坑杀赵国20万人算暴虐吗?项羽坑杀秦兵30万算不算暴虐? 予认为看事物不能只看清它的一面还要看清它的另一面，不要偏激,要做到适中．客观知晓一切得以明理。
正说商帝辛(号帝辛,受辛,名受德,受)有些人就是不负责人啊好象你们亲眼见到似的商帝辛殷受德真是太冤枉了还要被驾崩三千多年了还要被汝等黄毛贱人侮辱诽谤真是太不像话了!一代文治武功英明的天子最后是个失败的英雄啊早在春秋时期的子贡就说过帝辛受是个好的君主是被后人将夏桀的罪孽附会到他的身上的(好多学者都说过都研究过).炮烙是夏桀发明的.已经登记在案了怎么又要叫帝辛在发明一次啊真是乱讲不负责人!肉山酒海.琼室.瑶台原来是指夏桀的后来被用在了帝辛的身上了真是不公平啊!那是桀受不分啊!还有周厉王周幽王隋炀帝(隋炀帝杀父淫父妃),就连唐朝的李世民也杀兄弟逼迫自己的父亲让位.连自己的嫂子都给奸了那不也算昏君吗?刘宋王朝的刘义隆,刘子叶,刘彧都最最乱伦的暴君真是荒淫暴虐到了极点了!臣弑杀君,子杀父,有的连自己的血亲都要搞的真是荒淫至极!夏桀,周厉王,周幽王,隋炀帝都没这么昏暗!!!更别说商帝辛受德了,所以我们要实事求事的说帝辛是个有贡献的帝王.他开拓中国的东南方使得中原先进的文明传播到了南方这个是历史一大功绩啊!我们可要客观点啊要替帝辛翻案就要这么说!帝辛就算不好也非后世所说的昏君暴君.客观知晓一切得以明理.混沌初开至天象地法,循序幽明之占乾火暑明男阳势,坤水寒暗女幽私.乾之成男,坤之成女.中国人之心性理论,无非古人所塑造.欲要进步改良,亦须从古人心性理论,考其源流,纠其病态,始成修正之方.
Ⅱ 历史上徐锦熙.杨昌济是怎么样的人
黎锦熙(1890年2月2日—1978年3月27日)，字劭西。出生于湖南湘潭。语言文字学家。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院士)。参与创建九三学社，并被选为监事。九三学社第一、二届中央理事会理事，第三、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常委。
黎锦熙生在一个官宦之家，其祖父黎世缓宦游两粤、湖北、山西、热河、安徽等省，父亲黎培銮是清代贡生。黎锦熙幼承家学，从塾师诵读诸经、《文选》、唐宋诸大家诗文。他兴趣广泛、喜好作诗、绘画、篆刻和音乐。15岁即考取了秀才。不久，以秀才的资格考入湖南优级师范学堂史地部，22岁毕业。从此开始他近70年的研究、教育事业。
黎锦熙童年和少年时代适逢甲午中日之战、庚子八国联军的侵略。国家的内忧外患给他幼小的心灵带来震动，也给他灌输了一种忧患意识。受当时“西学东渐”(即所谓新学、维新思想)影响，他不再埋头于“子曰”、“诗云”，而是开始关注国家命运，渴望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
他认为救国必须振兴教育，而教育之振兴，尤在于普及教育，开发民智。他在湖南省立编译局编写小学教科书时，把《西游记》的某些章回选入课本，这在当时是个创新之举，引起教育界一片惊骇。
1915年，26岁的黎锦熙受聘为教育部教科书特约编审员。他潜心研究语言文字，认为中国文字必须改革。在他及同仁的倡议和组织下，1916年成立了“中华国语研究会”。他为该会拟定的宗旨是：一、国语统一，即规定标准语。我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方言复杂，进行国语的统一工作，意义重大。二、言文一致，即普及白话文。
“五四运动”前夕，以鲁迅为首的新文学作家，创作了如《狂人日记》等一大批反封建的白话文学作品，显示了新文学的生命力。一些封建卫道士们攻击说：白话文学虽有“文学”，却无“文法”，有“文”无“法”，终是无以为“文”。为了反击这种谬论，1920年，黎锦熙与同仁在北京开办了第一届国语讲习所，并把他写的《国文文法系统表》同沈朵山合作改编为《国语文法系统表草案》，之后他又将其改为《国语文学》，在北京高等师范(即北京师大的前身)国文系及女高师等校首创讲授这门课程。他用大量例证阐明白话文不仅有“法”，而且这个“法”十分缜密，足以指导为文。这就是非常有名的《新著国语文法》一书。它第一次科学地、系统地揭示了我国白话文内在的语言规律，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具有自己独特体系的、将传统语法体系应用于现代汉语的专门著作。这部我国“五四”以来具有重要影响的语法专著，至1959年已连续再版了24次之多。黎锦熙生前在每次再版前都要对书中观点、体例、例句等进行修改，以求与新时代共进。
1920年，他促成教育部改定小学的“国文科”为“国语科”，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并废除小学“读经”。在他不懈努力下，以后的几年，初中、高中的“国文”也改为了“国语”。他还发起领导苏、浙、皖三省焚烧小学文言教科书运动，这场反对封建文化的斗争，震动了全国，影响很大。与此同时，他与钱玄同创办了《国语周刊》。黎锦熙对祖国神圣领土台湾省的国语运动的关怀和贡献，更是功不可没。他认为台湾沦陷于日本50多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台湾一定能够光复。台湾的方言极为复杂，再加上日本文化的影响，因此台湾最需要开展国语统一运动。1944年5月，在他的倡议和推动下，西北师院(兰州)、女子师院(白沙)、社会教育学院(壁山)创办了国语专修科，为在台湾推行国语预先培训人才。后来，抗战胜利，台湾光复，为推行国语前往台湾的学者达100多人，对于推进国语的普及起了巨大作用。由此也可看出黎锦熙对祖国统一的热忱和远见卓识。
属于国语运动范围的另一件重要事情，是在黎锦熙、钱玄同的策划下组织起来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早在1917年他向教育部提出的《国语研究调查之进行计划书》内就有“《国语辞典》之编订”一项。他建议编纂《国语辞典》以填补群众阅读白话文学作品遇到难解之词无书可查的空白。几经努力，终在1923年促使“国语统一筹备会”设立了“国语辞典编纂处”。1928年他领导的“国语辞典编纂处”改名为“中国大词典编纂处”，下设搜集、调查、整理、编著、统计五个部。计划到1948年成书三大册，共三十卷。那时流行的工具书只有《辞源》、《中华大字典》等几种，至于编纂专以语言文字为内容的能给中国几千年文化中出现的词作一系统总结的《中国大辞典》还没有人提起，当然就更不会有编纂这样词书的专业单位了。
他们的工作，是要把五代、北宋的词和金元的戏曲、明清小说、从古到今的字书、词典所没有收录的词语，统统加以搜集、整理、注释。规模宏大，头绪纷繁。尽管他们做了充分准备和大量工作，并已先后印出了《中国大辞典样本稿》、《中国大辞典长编》，却由于经
费不足、战乱频仍而未能成书，着实令人扼腕叹息!但值得告慰的是，他们的辛勤劳动没有白费：黎锦熙把所剪录的数百种书报、依音序装屉储存排定整理的300多万张卡片完好地保存下来，在解放后全部捐献给了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这些历尽千辛万苦的珍贵档案，发
挥了巨大作用，为我国编纂大型辞书辞典提供了异常丰富的资料和极其宝贵的经验。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在黎锦熙的领导下，以有限的人力，先后编辑出版了《国语词典》、《增注国音常用字汇》、《新部首国音字典》、《增注中华新韵》、《北平音系十三辙》等以及
解放后应社会之需编写出版的《学文化字典》、《正音字典》、《汉语词典》等多部工具书；培养了一批精熟编纂字典、词典的专门人才；还为出版事业开辟了一条编辑与出版分工的新路。这也是我国出版史上非常值得记载的一页。黎锦熙一直想编一部网络全书式的《中国大辞典》，直到晚年，他还向中共中央写了“请中央组织《中国网络大辞典》的编写工作的建议”。
为了推进中国的文字改革，黎锦熙在1922年便与钱玄同、杨树达等人提出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把中国的新文字定名为国语罗马字。1923年，黎锦熙、钱玄同、赵元任等11人组成了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会，研制国语罗马字。1926年公布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方式》就是黎锦熙、钱玄同、刘半农、林语堂等6人组成的“数人会”共同拟定的。这是现行《汉语拼音方案》的奠基工作之一。黎锦熙提出建议由国家铸造“汉字注音铜模”。这个建议于1935年获得实行。他主选“注音汉字”6788个，并多方奔走呼号，委托商人承铸。这样，小学课本、儿童课外读物、民众读物就可以用“注音汉字”字模排印，这对扫盲运动和儿童识字帮助很大。但由于1937年“七七”事变的发生，国难当头，华北危急，辛辛苦苦制成的注音字模，落入日本占领区，推行注音字母的希望化为了泡影。但后来台湾实行了他的主张：《国语日报》和很多注音读物都利用注音字模，经常出版，销售量很大。台湾是我国第一个普及国语的省份，在这里部分地实现了黎锦熙的理想和愿望。
黎锦熙长期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国语推行委员会常委，他与赵元任、钱玄同等人确定了北京话为国语标准音。他在推广普通话，从事文字改革运动中，十分注意推广“标音字母”标音，用他主编的《国音常用字汇》查字、认字，能很顺利地掌握四声。按音序去查他主编的《国语辞典》，立即能把所需要的词找出来。黎锦熙的名字，黎锦熙的生命紧紧和文字改革连在一起。从最初的倡导、组织到规定标准音与标准语，制定符号、音标；从注音字母、注音符号到国语罗马字、拼音文字；从南北协议定音，京音、京语到普通话；从拼音方法上的“三拼”到“双拼”等等，无役不从，或主持，或参与，实际调查，采择众议，审古酌今，不断加以修订、改进，日臻完善，务期既合于音理，又便于实际应用。近70年来我国有关国语运动、文字改革的工作前进的每一步，都熔铸着黎锦熙的心血与汗水。
1949年，北京刚解放，黎锦熙就被毛泽东指定和吴玉章、马叙伦、范文澜、成仿吾、郭沫若、沈雁冰7人组成“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前身)。10月10日的成立大会上，吴玉章在开幕词中指出：“1926年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等人在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拟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法，这就使中国文字改革工作大大地进了一步。”1958年，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里又说：“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人制定‘国语罗马字’的功劳是不能不承认的。”对文字改革工作，党和政府给予了充分肯定与支持。
“文革”期间，黎锦熙虽受到党中央保护，但仍不能完全避免在工作和生活诸方面受到干扰、迫害，但即使是在艰苦的条件下，他也并没有停止研究，还写下了近30种学术论著。1972年，他将自创的“汉语双拼草案”、“文字改革概说”亲自交给周恩来。粉碎“四人帮”后，他欢欣鼓舞，渴望在科学的春天做更多的工作。1977年，他撰写了《峥嵘岁月中的伟大革命实践——回忆建党前夕毛主席在北京的部分活动》；1978年，他上书党中央，提出在发展自然科学的同时尽快发展社会科学的建议，又向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汇报了汉字与机器相结合的具体方案。没过多久，他因病住进医院。病中他仍时刻关心着我国语言文字工作的进展，多次要求出院工作。3月27日上午，他艰难地举着插有输液针管的右手，逐字逐句地审订着他在北京地区语言学科规划会上的书面发言稿，他在发言稿末尾深情地写道：“我今年已满八十九岁，风烛残年，但我要活到老，学习到老，工作到老，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要把全部精力贡献给祖国的语文教育事业!”他计划着出院后的科研工作，憧憬着科学春天的美丽蓝图。然而，仅过了十多个小时，他就溘然与世长辞了。他对我国的语言文字工作真是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黎锦熙从事语文教学和研究工作70年，研究和探讨的领域很广，对于语言学、文字学、词典学、语法学、修辞学、教育学、目录学、地理学、史学、佛学等，都有很深的造诣和丰富的著述，仅有关语言文字学方面的著作，计论文就有300多篇，专著30余部。他在文字改革、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和辞典编纂方面，尤其做出了极其卓越的贡献。数十年来，他还为祖国培养了许多语言文字工作者和专家，影响所及，遍于海内外。黎锦熙不仅是一个语言学家，一个学者，同时又是一个社会改革家，一个始终为了中国的富强、进步，贡献了其毕生精力并做出巨大贡献的人。
黎锦熙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作为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曾任九三学社监事，第一、二届中央理事会理事，第三、四、五届中央常委。
杨昌济
杨昌济
（1871-1920）
伦理学家,教育家。
湖南省长沙县人,名怀中,字华生,1871年出生。两次乡试不中,后在家设馆授徒,常与密友杨守仁讨论国事,认为“非改革不足以图存”。1898年就读于岳麓书院,不顾山长阻挠,毅然加入进步团体南学会,努力宣传新学、新政,赞同谭嗣同的“以民为主”的政治思想。戊戌政变失败后,避居家乡,研究经世之学。无论是研究学问还是做人,都具有坚忍精神,他说：“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着力,常欲以久制胜。”他的这种精神,学子们称为“达化斋法门”而竞相仿效。
1903年,考取官费留日学生,在弘文学院、东京高等师范攻读教育学6年。身处扶桑,不忘祖国,改号怀中,以求心怀中土。对日本老师诬蔑中国人的言论予以指斥,说日本“不怀好意”、“有入主中国之思想”。还参加了拒俄运动。1909年,由日本赴英国,入苏格兰爱伯汀大学,攻读哲学、伦理学,获学士学位。后又到德国考察教育,立志献身教育,报效祖国和人民。1913年回到长沙,被湖南省政府聘为教育司司长,他断然谢绝,表示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他先后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第一师范任教。毛泽东、蔡和森等一大批有志青年都是他的学生,领受教诲颇多。他对国事颇为关注,曾设法营救被袁世凯迫害的杨德麟,规劝杨度不要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鼓吹,支持和参加新文化运动,为创建湖南大学奔走呼号,等等。还为《新青年》撰写论文,推荐文章。与徐特立、黎锦熙等组织编译所,编辑出版中小学各科教科书,翻译了《西洋伦理学史》,编辑了《论语类抄》、《教育学讲义》等书。《达化斋日记》、《杨昌济文集》为其传世之作。
他对教育提出过许多有见地的观点：主张知行统一,注重实践,反对空谈；主张以道德教育为中心,德、智、体全面发展,提出“立志、理想、爱国、殉国、勤勉、存诚、立功、勇敢、坚忍、贵我通今”等10个方面内容,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主张教育普及应与提高相结合；主张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反对赶时髦的留学之风；注重发现、爱护和培养人才,此乃“悠悠万事,惟此为大”；主张洋为中用,反对全盘西化。他认为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国惰,而善应宇宙之大势”。
1918年6月,应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他为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筹措经费,推荐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促成了爱女杨开慧与毛泽东的婚恋关系。五四运动时,发表《告学生》一文,表达对青年的热切期望。1920年1月17日病逝于北京,终年49岁。归葬长沙县板仓。
毛泽东对他评价极高,称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他一生以发展教育为己任,“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他最钟爱的两个学生：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理论家,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名闻天下,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他们实现了导师的“欲栽大木拄长天”的宏愿。
Ⅲ 徐为民的西北大学教授
已出版了《秦建筑文化》（合著）《秦政治思想述略》（合著）《秦都城研究》《秦公帝王陵》《秦汉历史地理研究》《世界第八奇迹—秦陵兵马俑》等十部著作，主编和参编著作八部，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三等奖两项，西安市社会科学一等奖和三等奖各一项，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一项。正从事国家社科基金（西部）课题“秦汉都城与自然环境演变关系研究”的研究。
主要学术兼职有：陕西省文史馆研究员，中国秦汉史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古都学会理事，陕西省历史学会理事，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副会长兼副秘书长，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陕西省秦俑学研究会副会长等。
科研工作
已经出版著作8部，发表论文60篇，还有不少的普及性文章，有些研究填补了空白，有些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出版的书籍和发表的论文有：
（一）著作：
《秦建筑文化》，（第一作者），陕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
《秦始皇陵兵马俑铜车马》陕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
《秦政治思想述略》，（第一作者），陕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世界第八大奇迹――秦陵兵马俑》，西安出版社，1995年出版。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副主编）文物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
《中华秦文化辞典》，（副主编）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
《秦俑秦文化研究》，（副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
《秦都城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获陕西省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3等奖。
《地下军阵》，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
《秦公帝王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
《秦汉文化史大辞典》，（副主编）上海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
《司马迁与史记论集》（第五集），（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
《秦都咸阳与秦文化研究》，（主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
《梦回大秦帝国》，（独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
《司马迁与史记论集》（第六集）（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
《秦汉历史地理研究》，三秦出版社，2005年2月出版。
《司马迁与史记论集》（第七集）（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
《秦王扫六合》，三秦出版社，2006年5月出版。
《早期秦文化研究》（主编）三秦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
（二）论文：
1、 秦汉都城文化研究
《论秦西汉都城的面向——兼与杨宽先生商榷》，《秦文化论丛》第六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
《秦立国关中的历史地理考察》，《文博》1998年第5期。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先秦秦汉史》同年第6期全文转载。
《秦甘泉宫所在位置辨》《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5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
《关于秦都城的一点认识》，《光明日报》1999年8月6号史林版博士论坛。
《秦都咸阳的地方行政管理》，《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9年3期。
《秦都咸阳的几个问题》，《咸阳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5期。
《秦都城研究琐议》，《浙江学刊》1999年6期。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中国地理》2000年第2期全文转载。
《秦离宫别馆述论》，《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
《秦与春秋战国时期诸国都城比较研究》，《秦俑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0 月出版。
《天水附近秦都城考论》，《周秦汉唐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
《秦都咸阳与汉都长安的关系》，《秦文化论丛》第8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
《秦都雍城考论》，《秦汉史论丛》（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编），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
《秦之栎阳》《宝鸡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
《泾阳为秦都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
《秦都城研究的现状和前瞻》，《秦文化论丛》（第9辑） 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
《周秦汉唐建都关中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9辑，2002年三秦出版社出版。
《秦都城中礼制建筑研究》，《人文杂志》2004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先秦秦汉史》2004年第3期全文转载。
《秦都咸阳城郭制度再研究》，《文博》2003年第6期。
《秦内史置县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1期。
《秦都咸阳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与利用》，《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出土文献与秦文化研究》，《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1期。
2、秦汉园林文化研究
《秦代的苑囿》《文博》1990年第5期。
《西汉上林苑宫殿台观考》《文博》1991年第4期。
《扶离宫与挟离宫》《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1期。
《秦建筑文化概论》《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秦汉园林特点琐议》《秦汉史论丛》第六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
《西汉上林苑的几个问题》《文博》1994年第4期。
3、秦汉人物述论
《吕不韦与吕氏春秋》《秦史人物论》1993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秦景公与秦公一号大墓》《秦史人物论》1993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试论司马迁对秦始皇的评价》《司马迁与史记论集》第1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试论司马迁的商业思想》《汉中师院学报》1994年第4期。
《尉缭与尉缭子述评》《秦文化论丛》第5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
《樗里疾考》，《秦文化论丛》第6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
4、秦汉陵墓文化研究
《秦公帝王陵考论》，《文博》1999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先秦秦汉史》同年第4期全文转载）。
《秦公帝王陵发展演变的特点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文博》2001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先秦秦汉史》2002年第2期全文转载）。
《秦公帝王陵的四大陵区及其形成原因》，《秦文化论丛》（第9辑） 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
《秦东陵考论》，《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5、秦汉建筑文化研究
《秦建筑与秦社会历史之分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中国古代史》1994年第8期全文转载）。
《秦瓦当概论》（台湾）《历史月刊》2001年1期。
《雄伟壮观的秦长城》（台湾）《历史月刊》1995年第2期。
6、其它
《汉初经济繁荣及其原因》《函授教育》1995年第6期。
《秦兵马俑艺术特征浅析》，《秦俑艺术论集》陕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秦隋速亡原因比较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秦陵铜车马的科学工艺》，（台湾）《科技博物》1998年第1期。
《西戎所在地域及与秦的关系论》，《秦文化论丛》第7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
《军功爵制与秦社会》，《秦汉文化比较研究》，三秦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
《2001年秦汉史研究概况》，《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1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先秦秦汉史》2003年2期全文转载）。
《秦法家思想新论》，《秦文化论丛》第10 辑，三秦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
《〈秦汉区域文化研究〉评介》，《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历史地理学透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3期。
《唐以后西安失去全国政治中心的原因》，《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0辑）三秦出版社，2003年出版。
《法家思想与秦王朝灭亡关系新论》，西北大学学报，2005年4期。
获奖情况
《秦政治思想述略》1998年获得陕西省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秦都城研究》2001年获得陕西省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秦建筑文化》1995年获得西安市第二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秦公帝王陵发展演变的特点积极在历史上的地位》2003年获得西安市第四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秦公帝王陵》，获得陕西省教育厅2005年人文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获基金资助
2004年获得一项国家社科基金“秦汉时期都城与自然环境演变关系研究”，八万元资助。
2003年获陕西省教育厅“秦汉帝王陵比较研究”项目，资助一万元。
Ⅳ 周太王从梁山迁都至歧下（这个歧下是四川现在的那里）
位于距周原30公里的周公庙遗址，难道就是学者们多年苦苦寻觅的周王陵所在？
在一个流传久远的传说中，一名叫姜的女子因为在野外踩上了上帝足迹而心动有孕。孩子生下之后，姜以为不祥，就试图抛弃他。孩子先被抛弃在隘巷中，路过的牛羊都不踩他；又被抛弃在树林里，却被前去伐木的人抱回；第三次被抛弃在寒冰上，却见一群大鸟张开翅膀来覆盖他。姜终被感动，抚养这个孩子长大。这孩子就是周人的先祖——后稷。
根据文献的记载，后稷最早居住地在“邰”，他的后代公刘将族人迁居至“豳”，至古公父时又迁居至“歧下”。《诗经》在描述这个过程时说，“古公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歧下。”在《诗经》中，这个“歧下”被描述成一片丰饶富足的土地，周人在此划定田亩，筑建宫室，厘定官职，建立都邑。经过近百年生息，逐步积聚起“剪商”的力量。
千百年来，对于“邰”和“豳”的地点，后人一直争论不休，但是对于“歧下”——这个周人的早期都邑，却少有争执。在文献中，“歧下”一直被认为是在陕西岐山、扶风两县北部交界的地方——周原。但是，随着距离周原30公里的周公庙遗址墓地在10月中旬发掘工作的开始，这个传统的观念却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也就是说，“歧下”可能是在(狭义的)周原之外。
存疑
早在上世纪40年代，中国的考古学者即开始进行寻找西周都城的工作。考古学大师石璋如是最早到陕西寻访文献中提到的周人发祥地周原的人，他当时还考察了周人在“歧下”之后建立的都城“京”和“镐京”。
实际上，周原作为周人灭商之前的聚居地，不但为文献所记载，也同时被此处自清代以来不断出土的大量西周青铜器所旁证。
著名的青铜重器毛公鼎、大盂鼎、小盂鼎、克鼎、散氏盘等即出土于此处。因此，当20世纪50年代，考古学者开始对周人都邑进行科学系统的考古调查时，目光首先聚焦到了这里。
而周原似乎也并没有辜负众人的期盼，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考古发掘，考古学者在此发现了大量周人的文化遗存。这其中既有层出不穷的青铜器窖藏、丰富的周代甲骨，也有大量的周人墓葬群、同时还有大型的建筑遗址。其中又以1976年收获最丰。
当年，考古学者不但发现了凤雏、召陈两处西周大型建筑基址群，还出土了大量甲骨。至当年底，周原区域内的庄白村一号窖藏一次出土了103件青铜器，这是百年来周原地区窖藏出土青铜器最多最完整的一次。其中的青铜器墙盘上有铭文284字，详细追颂了文、武、成、康、昭、穆等周王的伟绩，为文献中记载的周王世系提供了最直接的说明。
以此种种发现，似乎都在提示人们一个结果——周原就是周人的早期都邑“歧下”所在。
但是，在这些丰富的发现中，也隐藏有种种缺憾。一是在此区域内发现的先周文化遗存(武王灭商以前周人的生活痕迹)并不多——如果这里就是古公父迁歧之所，那么至武王灭商时，周人在此应有百年的发展史，这在考古中应该得到不少证据，但是却很少。同时，人们对在周原发现的大型建筑遗址的性质和具体时期存在诸多争论，这也影响了以此为基础的许多判断。另外，最为关键的是——周代王陵至今无迹可寻，虽然经过了考古学者在周边区域的多方探寻，却终无结果。
自1999年开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考古研究所、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联合组成周原考古队再一次对周原地区进行新的田野发掘工作。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之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师徐天进开始对周原的性质产生了新的考量。
徐首先发现，在周原出土的有铭文的数百件铜器中，非姬姓贵族的铜器占92.18%，姬姓贵族的铜器只占7.82%，而且这些铜器的年代多集中在西周中晚期，这与周原的政治中心地位颇有不合。
对周原大型建筑基址和墓葬以及铜器关系的重新思考，也使得徐对周原真正的地位产生了自己的看法：或许这些青铜窖藏和墓地以及大型建筑可能是三位一体的关系，它们拥有共同的主人。那么，在10平方公里的遗址面积内，姬姓周人又该居住何处呢？周原会不会只是西周时期不同氏族的贵族为中心的聚居区，而并非周人早期的都邑呢？
以此为出发点，徐天进带领他的学生开始在周原遗址之外进行新的调查，以期发现“歧下”的新线索。
发现
2003年12月，徐天进带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实习学生对周原30公里外的岐山周公庙遗址进行调查。之所以对这个地方感兴趣，徐天进解释说，一方面是因为此处过去曾出土过先周时期的青铜器，另一方面这里还出土过大型建筑才使用的砖和瓦等建筑材料。
周公庙位于岐山县城西北7.5公里的凤凰山南麓，始建于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是唐高祖李渊缅怀周公姬旦德贤勤政，下诏于岐之古卷阿腹地为周公建立的专祠。一直以来，由于文献中缺乏记述，人们并没将此地与周人都邑建立什么联系。
似乎是上天对勤于思考者的奖励，在短短的为期4天的考察中，北大这支考古队伍竟然有了惊世的发现。12月14日，两片刻有字迹的周代甲骨在周公庙南的一处沟渠下被发现。其中一片甲骨刻有38字，这也是迄今为止所见字数最多的周代甲骨。
这一发现引发了学界震动，北京大学和陕西考古研究所很快联合组建了周公庙考古队，对周公庙遗址进行更大规模的钻探和调查。一个个更加引人瞩目的发现由此拉开序幕。在随后几个月的发掘中，考古队前后发现了760多片甲骨残片，初步辨识有甲骨文字420余字。这些甲骨文内容包含丰富，其中带有“周公”字样的甲骨有四片，这也是甲骨中首次出现“周公”的记载。
更令人震惊的是，众多高等级墓葬也相继被发现。到目前为止，周公庙考古队已经勘探出大型墓葬22座，其中有4条墓道的就多达10座，3墓道、2墓道和单墓道墓葬各4座，另有陪葬坑14座。
有无墓道以及墓道多少一直是考古学界借以判断墓主身份等级的标志。根据古代的礼制，墓道多者等级必然高。而4墓道则被认为是王陵的标志。而在此之前，除了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发现了不规则的4墓道墓葬外，在周代考古的实践中，还从未发现过真正的四墓道大墓。
另外，在这些墓葬的外围还发现了1500余米的夯土围墙和6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以及大量先周时期的空心砖、条砖和板瓦。在大墓遗址西侧的“东三爪”一带，又发现了192座中型墓葬。这一切，都使得这些墓主的身份变得非比寻常。难道这些墓葬就是学者们苦苦寻觅的周王陵？面对这些，学者们既表现出无比兴奋，同时又出言谨慎。
在已有的文献线索中，早期的周王应该下葬于“毕”。对于“毕”的判断，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是在长安郭杜镇或是咸阳原一带。清代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曾经在咸阳原的两座陵前立碑，认为此为周文王和周武王的陵墓，而当地也据此改名周陵乡。但经后世考古钻探，此二陵皆为汉墓。于是，寻找周王陵的重点就一直放在了长安县境内。尽管至今踪迹渺茫，但是谁也不敢轻易否认文献中的线索，而立即承认之前完全出乎意料的周公庙遗址。
众多学者根据甲骨文中多次出现的“周公”字样，判断周公庙遗址很可能为周公的采邑。而协助武王灭商，又辅佐成王的周公则完全有资格以王的礼仪下葬。另外，目前所发现的4墓道墓葬形制较小，其规模与人们想象中的王陵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周公旦或其后代以王礼下葬于此似乎成为目前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而徐天进则更倾向于这里既是周公的采邑又是古公父所建都邑，“所有线索都表明，该遗址应该是一处具有都邑性质的遗址。”
解惑
2004年9月中旬，周公庙遗址考古队接到国家文物局的批复，同意对其中两座墓葬进行试掘。试掘工作从10月17日正式启动。考古队试掘的是18号墓和32号墓，从目前的进展看，32号墓已经遭到严重的盗掘，而18号墓暂时看来还安然无恙。这似乎也寄托着破解这片神秘墓地身份的希望。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先秦史教研室田旭东副教授对此满怀期盼。这位研究西周礼制多年的学者谈到，周公制定的周礼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影响后世近三千年，深深根植于中国人的精神和文化生活当中。周公当时确定的礼制，不仅仅只是礼乐制度，而且是一套无所不包的典章制度。这其中既包含了中国古代政治的基本理念、刑罚制度，也包含对社会行为的规范化和道德化的要求。但是从现有的文献资料中，“我们对周公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了解的太少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怎样评价这次发现都不过分。”
对长期关注周代都城研究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商周研究室主任张天恩来说，最希望看到的则是墓葬中能够出土带有铭文的铜器或是刻字的甲骨。他说，“这将对研究周人历史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但他同时对周公庙遗址或为周人早期都邑的观点持审慎态度。他表示要满足周人早期都邑的条件十分苛刻，不但要有大型的建筑、高等级的墓葬，大量青铜器，同时，作为灭商之前的周人聚居区，还必须具备一定的人口规模，力量不能太弱小，因此应该有大面积先周居住区。而周公庙遗址，从目前的发掘现状来看，并不完全具备这些特征。
张天恩还对周原地区出土的姬姓铜器少于其他姓氏铜器的现象做出了解释。他认为这很有可能与姬姓贵族被大量分封到外地有关。“在墓葬发掘没有最终完成之前，做出任何结论都太早。但无论怎样，周原对于周人的重要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2004年10月26日，位于凤凰山南麓的坡地上，周公庙遗址墓地的发掘工作正在紧张进行着。晚秋的阳光照射在这片3000年前周人曾经活动的山岗上，南望则是一览无遗的平坦台地。考古队队长王占奎正指挥着工人将墓内的浮土一铲一铲地取出。一座四边带有墓道的中字型墓葬已经可以清晰地看见轮廓。或许是生怕遗漏了任何线索，工程的进度只能以厘米来计算。这无疑使得所有关心这座墓葬结果的人感到焦急。但谁也不知道，在这些工人下一铲挖下去之后，到底会有怎样的发现？
Ⅳ 清华大学走出过哪些非科研领域的知名人物
钱钟书 先生
钱锺书，毕业於清华大学外文系，获文学学士，是一位知名作家及文学研究家。1938年，钱锺书著有《谈艺录》，此书叵受好评，获得广大回响，就连文史家曹聚仁都曾说过"读了《谈艺录》，才算懂得一点旧诗词"，另外，钱钟书生也曾担任《毛泽东选集》1-3卷英译委员会委员。
Ⅵ 徐为民的介绍
徐卫民，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副院长。多年来主要从事秦汉史和历史地理的研究。
Ⅶ 商纣的真名..
商纣王帝辛
纣王
燧人氏------太昊------有熊氏少典(生黄帝)------黄帝(有熊氏公孙轩辕)------少昊(青阳)------帝喾(生契又作偰,卨)------商侯王时期,殷偰[(xie)又作子契]——— 昭明 ——— 相土 ——— 昌若 ———曹圉 ——— 冥 ——— 王亥 ——— 上甲微 ——— 报乙 ——— 报丙 ——— 报丁 ——— 示壬 ——— 示癸 ——— 汤（商开国帝王，又称天乙,大乙,成汤帝,帝汤,)
至此商统一全国.(商帝王时期)
1、天乙（汤、武汤、唐、大乙、殷汤、成、履）——（太丁：有人称太丁为商第二帝有人称其为王储但早逝，未及登基，弟外丙继位。至今史学界仍有争议）2、外丙——3、仲壬——4、太甲（祖甲、太宗）——5、沃丁——6、太庚——7、小甲——8、雍己——9、太戊——10、仲丁——11、外壬——12、河亶甲——13、祖乙（中宗）——14、祖辛——15、沃甲——16、祖丁——17、南庚——18、阳甲——19、盘庚（睿宗）——20、小辛——21、小乙——22、武丁（高宗）——23、祖庚——24、祖甲——25、廪辛——26、康丁——27、武乙——28、文丁——29、帝乙——30、帝辛（纣是贬损意思所以不用、帝原先名受或受德.号受辛帝或帝辛）
[商（又称殷商.和北蒙）代君主在古籍和甲骨人中被称为帝。自汤（天乙帝）至受凡十七代，三十传，历六百二十九年(另说六百年左右)。一说商凡三十一帝，即第二任为太丁帝，往后类推。帝位传承制度前期以“兄终弟及”为主，后期以“父死子继”为主。国都屡迁，至盘(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始定都](根据资料早商时期在上甲微时期早就迁都殷过.)
由于商后被周所灭，周原为商的一个诸侯国，夺取天下后自称天子，但称王。后世为避讳，也把商历代君主称呼降帝为王。
/ 商朝前期势力还行到了盘庚,武丁帝时期版图就空前扩大了.在世界帝王排行榜中商武丁帝也排在里面,燧人氏,太昊,轩辕黄帝,少昊,帝喾,大禹等等都没有排到名次.商武丁帝王(商朝王字是上面个天字下面一横取意思是君临天下之意是于后来的王字有区别的.)在位期间南征北战奠定了中国的版图是个文武双全文韬武略的帝王使得中国跻身于四大文明古国商朝是功不可没.而且光是商朝都繁衍出了50几个姓氏他们都是轩辕黄帝直系后裔也是少昊太昊后代再往上追溯就是燧人氏的后裔了/中国只有夏族商族才是正统中国人.韩国朝鲜半岛在古代中国商朝时期就是我们的领土商箕子带过五千人去了当时的高句丽现在的韩国朝鲜在那里建立了箕子王朝!这个是有根据的推不掉的!应该说古代朝鲜半岛也是中国的.至少是有中国人在那里建立过王朝的. 正说故都贤圣.殷受德—－ 商·帝辛
更新时间：2007-1-29 9:33:11 原出处：原创 作者：河南省商宋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 □ 宋英泽
在河南省淇县摘星台公园内，立有一通“商朝六七贤圣君故都”的石碑，从题记与落款可以看出，此碑刻于清朝顺治元年，由时任县令、县丞、典史和明朝监察御史孙徵兰等官民同立。碑文中的“六七贤圣君”，出自《孟子·公孙丑章句上》：“由汤至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据《淇县志》记载，此碑原立于淇县朝歌镇南关的关帝庙一侧。
淇县因临淇河而得此名。古称沬乡、沬邑、朝歌、雅歌、临淇、卫州、淇州等，先后作殷商帝都和卫国都城500余年，历史悠久。公元前1250年，商君武丁始迁沬邑；公元前1147年，武乙继都沬邑；公元前1101年，帝乙即位后改沬邑为朝歌；公元前1075年，帝辛即位后仍袭朝歌为都。公元前1046年左右，西周王朝分商畿为邶、鄘、卫三国，设卫国于朝歌；公元前660年，戎狄破卫，改朝歌为邑；西汉置朝歌县；王莽改朝歌为雅歌；三国设朝歌郡；东魏改称临淇县；隋朝置卫县；唐初将卫县升为卫州；公元703年又复置临淇县；宋熙宁六年至宋元佑年间（1073年—1094年），几经升降复县；（后）至元二年（1336年），改临淇县为淇州；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降为淇县。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淇县划归平原省安阳地区行政公署管辖；1954年并入河南省汤阴县，改称朝歌镇；1962年与汤阴县分治，恢复为淇县；1986年划归鹤壁市。淇县现辖1区3镇4乡，175个行政村，总面积567.平方公里，人口25.8万。1980年地名普查确认名胜古迹83处，历史地名17处，现有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址1处、仰韶文化遗址9处、龙山文化遗址25处、殷商文化遗址22处、卫国文化遗址13处，是河南省历史文化名城。
清朝顺治元年，政局不稳，蔡霍负命淇县任职，初来乍到，他便串行乡里，体察民情，并以拜访明代遗老孙徵兰为由，探求从政之道。孙徵兰为弘扬家乡文化，建议他打出淇县原为殷商帝都的金字招牌，这样既可安抚民心，为辉煌的淇县历史增光，还能为官一任，留名百世。于是蔡霍又请孙徵兰撰文书丹，在通往京城的驿道旁刻立了“殷(商)朝六七贤圣君故都”这通石碑。 《孟子·公孙丑章句上》记写：“由汤至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但此“贤圣之君”中，史料证明只有武丁始迁沬邑为都。而以沬邑、朝歌为都者，也只有武丁、武乙、帝乙和帝辛四位帝王。孙徵兰为什么要用“六七贤圣君”这个概数来赞誉自武丁之后的殷(商)朝贤圣君，并给后人留下思索和争辩的空间？如何寻觅或认识另“二三贤圣君”呢？辞源所谓“贤”者，是指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圣”者，既是指品格最高尚、智慧最高超的人物，又是臣民对帝王君主的尊称；“君”者，则是指古代国家的帝王或地位高的人。孙徵兰喜诗擅书，他除了题写“商朝六七贤圣君故都”的碑文，还在淇县城西北20余公里处的灵山绝壁上题写有摩崖石刻诗一首，诗曰：“山卓碧云插汉，泉滃绿玉飞花；三仁六七贤圣，灵杰千古同嘉。”明确地指出了被称为“殷（商）之三仁”的比干、箕子和微子，不在他所题写的“商朝六七贤圣君”之列；他所题写的“商朝六七贤圣君”，也非孟子所说的“六七作”这一量词。所以，殷商自武丁至帝辛，除了“商之三仁”外，还有“六七贤圣君。”而这“六七贤圣君”，很可能就是居沬邑或朝歌为都的“四帝三君。”“三君”则应是德才俱佳、智慧高超、地位显赫的商君武丁的帝后妇好 、宰相傅说 和殷商三朝元老、丞相商容 。因为孙徵兰是淇县朝歌镇南阳村人，他非常知悉当地百姓对帝辛受德的赞颂，但他又是朝廷命官，更加清楚朝中的事实，虽然性格豁达豪放，不苟同世俗，敢为蔡霍策划谋政之道，并出此义举，但毕竟是年老隐退，成了“睡仙。”面对尚有争议的帝辛，要把他列入贤圣君内，岂能秉笔直书。显然，这与许仲琳编撰的《封神演义》不无影响 。孙徵兰巧用“六七贤圣君”作句一语双关的代词，算上帝辛即是六，不算帝辛就是七，来了个“隐姓埋名”和“不是也是”，任你说六我言七。
因为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所以帝辛或受辛帝,受王(名受德或受)自 失 国 以后，被姬发之后和一些诽章者（上奏章诽谤的人——主 持 人）改称商纣王,并说三道四，恶语中伤。但朝歌城中的老百姓 在 世世代代 流传 的故事中，不乏对帝辛曾经有过的 英 姿 和 功 绩 的称 颂。正如 伟 大 的 浪 漫 主 义 者雨果 描述悲情英雄拿破仑那样 ：“失 败 反 而 把 失 败 者变得更 崇 高了，倒了的波拿巴仿佛比立着的拿破仑更为 伟 大。”帝辛受德 传 播 中原 文 化，弘扬 华 夏 文 明，发 展 商代经济，开 拓东南 疆 土，统 一 中国的 功 绩 在唐朝时 广 受 颂 扬。为了纪念帝辛，唐朝人在鹿台附近的金牛岭建造殿宇四座，史称鹿台寺，供人们朝拜进香。该寺每逢朝阳初升，岚雾缭绕，满天红云，就象帝辛登鹿台 自 焚 时 的熊熊火光，照彻天空，成为人们游览观赏的一处美景。“殷(商)朝六七贤圣君故都”碑的刻立，成为清朝顺治年间的一大壮举，当地百姓无不欢悦。如今，为保护殷都朝歌之物证，淇县有关部门将此碑移立到了摘星台公园内。朝歌是故都、是陪都的争论，似乎随着安阳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而嘎然止声，但人们仍寄希望于历史遗留在地下的文物能有新的发掘与发现，因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人们对历史总是会有新的发现。
早自春秋以来，不少君臣将相、帝王伟人、专家学者就不断为受辛鸣冤不平。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说：“纣(受)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之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见《论语·子张篇》)。”意思是说：“帝辛到底怎样坏，其实不是象传说的那样历害，与其他君王相比，只要他有错，天下的恶事恐怕就都归他了。”宋朝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认为：“帝辛大造宫殿，建造酒池肉林，宠信女色，囚禁贤人，残害忠良等罪恶，与桀的罪恶如出一辙，凡桀的罪，就是纣的罪恶，桀纣不分，这些都是出于模仿。”《史记》谓帝辛“重刑辟、有炮格（同"炮烙"）之法。”以及“脯鄂侯尸、剖比干心”等。之后，世人凭借司马迁的“一家之言”对帝辛的偏见流传离奇，称受德为暴君，似是杀人恶魔。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献奏孔安国传《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 多二十五篇，又为暴君说增添所谓西周时代的文献依据。然而，理学家朱熹整理文献，注释古籍，疑《古文尚书》之伪，不信诗序，多有新解。对梅赜献奏的《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宋·吴棫也疑系伪作。明·学者梅鷟分析《尚书》的内容、篇数、传授情况、文体来源，撰有《尚书考异》，指出它是伪作。清·学者阎若璩依梅鷟的论证，也列出了一百多条论据，佐证《尚书》作伪的事实。清·丁晏著《尚书余论》，考证出于魏·王肃之手。司马迁也说：“尚书残缺，空隙的地方很多（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而对司马迁的“炮格”说，台湾学者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指出：“炮烙酷刑是夏(姒)履癸发明的 ，已登记有案，宣传家大概一时情急，忘了六百年前的往事，又叫受德再发明一次。”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坑杀咸阳诸生460余人，也可能坑杀有儒家学者，史称“焚书坑儒。”以致在此后两千多年漫长的儒家学派当权期间，字典上很多能形容恶劣的字句，都被象炭火一样堆到了秦始皇的头上，让后人视秦始皇为暴君。不知道司马迁因涉李陵之案而交不起换命赎金，仍遭刘彻腐刑的事 ，是否连他自己也忘了；还有项羽把蔡生投到巨锅中煮死的刑罚，这些难道还不及帝辛和秦始皇暴虐？其实，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中，就写出了他的答案：“对作奸犯科的人，钻窥法令缝隙的人，你用道德礼俗是感化不了他们的，是毫无效果的，只有用严刑重罚，才能制服他们。”
历史上，商王朝处于信史形成时期，“言语异声，文字初形。”根据考古发掘出土的甲骨文研究证实，殷商时期的文字记载除了祭祀中的卜辞记事，在春秋以前的漫长岁月中，历史几乎空白，难以澄清。主要原因是时代的久远文献不足,还待以后考古发现.(文献并不足或说是周人烧毁前人的典籍.后来的王朝都有过毁坏前朝的事物.比如秦王朝就有过焚书坑儒)不过，西周王朝及以后的著史者还是在史实中透出了一些可以做别样解释的祥光。《史记》记述：帝辛“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才力过人，手格猛兽。”亦有史料说帝辛受德有倒拽九牛之威，具抚梁移柱之力，深得父君帝乙之爱，虽非长子，却立嗣继承君位。帝辛即位后，励精图治，宏振商邦，为民造福，增光先帝。他鼎新革故，废除杀戮奴隶旧制，把奴隶变成生产力，让奴隶从事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为社会创造财富，“使用奴隶参加国家公务”（吕振羽《殷商时代的中国社会》第95页）。他改变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实行大规模的集体生产，开始使用耕牛，推广耕耘播种，雍土施肥，灌溉排水等完整的农业耕作技术，使殷商时期的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同时，也促进了手工业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促进了社会文明进步，使商王朝再度复现中兴盛世，人民生活安定，四海诸侯宾服，深受百姓爱戴。试想，如果受德胸无大志，不问国事，他能成就殷商这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吗？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商人一直是这样做的。因此，孟子认为帝受辛有“故家遗俗，流风善政”。
为了显示国家的强盛，受辛在朝歌营造了三道城垣，其中皇城面积约60万平方米，城墙基宽150米、高约10米、顶宽13米。外环宽20米、深5米的城池。二道城垣面积达12平方公里；三道城垣从南门（常屯）到北门（淇水关）的距离达22·5公里，体现了当时一个邦畿千里的大国风貌。国家发展需要和国家建设怎能成为大造宫殿之说呢？
为了制服东南夷的搔扰，帝辛一改先君帝乙的征伐办法，注重用兵策略(还用过象队)。当时，东夷是比较强大的部落，常常入侵殷商之地，搔扰掳掠庶民百姓，自武丁至帝乙等虽然多次讨伐，均未彻底制服。受辛则以雄才大略，命天下各路诸侯选派武功高强的勇士到黎地（今山东省郓城西一带）进行大规模的演练，以向东夷展示其攻防实力，致使东夷面对强大的殷商王朝，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受辛还是一个开拓者，为了扩展疆土，统一天下，他亲自率兵征东夷、伐八方，使疆土面积不断扩大，并将中原文化传至江淮、浙赣、川陕、山西、湖北、江西、四川、甘肃、内蒙等。淇县的民谚说：“帝辛(受帝)的江山，铁桶一般。”如果受辛真的只是一个“造宫室、建酒池、宠女色、囚贤人、害忠良”的暴君，他能稳坐殷商江山数十年吗？文王如不假修仁德，武王如不收买姜尚(吕尚,字子牙) ，受王那铁桶一般的江山岂能轻易被偷袭攻破？仅仅是众俘倒戈，没有殊死搏斗的牧野之战，怎能会血流漂杵？孟子对此曾说：“仁人无故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以血流杵也？”孟子这番话的意思就是：“周武王若是仁人君子，那天下是没有敌手的。他现在侵占商的土地，竟然使将士们的血流得可以把几十斤重的兵器木杵都漂浮了起来，这怎么能让人相信呢？”毛主席评价受德说：“帝辛那个时候很有名望，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帝辛自杀了，他宁死不投降（见《毛主席读书笔记解析》第1157页）。”而对于姜尚(别姓吕,名尚字子牙)这个人，毛主席也有一种别样的注解。1949年8月18日，毛主席在新华社发表《别了，司徒雷登》的评论，为这个“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美国姥送行。毛主席指出：“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毛主席引用的这个典故，就源自商朝的姜尚(吕尚,子牙)。姜尚叛逃商朝后，直奔西伯姬昌 ，但又怕主动投靠身份不高，于是心生一计，住在西伯姬昌经常出没的渭水之滨，用一杆无饵的直钩在三尺水面上垂钓，口中念叨着：“负命者上来。”后来姜尚果然被姬昌重用，成为“幽谋(奸谋暗处诡谋)修德，以倾商攻”，积极辅佐姬发翦商的羽翼。
郭沫若先生在《青铜时代·驳说儒》中说：“帝辛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商代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征伐东南（夷）、经营东南沿海。这件事几乎被周以来的史学家完全抹杀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起周人的翦灭商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伟大。”郭沫若先生亦有诗曰（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篇》四·豫秦晋纪游）：
偶来洹水忆帝辛，统一神州赖此人。 百克东夷身自损，千秋公案与谁论？ 此当尚在帝辛前，观此胜于读古书。 勿谓帝辛太暴虐，奴隶解放实前躯。周王克商实侥幸，万恶朝宗归受身。 中原文化商始创，商人鹊巢周鸠居。 帝辛之功迈周发，帝辛之罪有莫须。 受德之名当恢复，帝辛之冤当解除。 秦始皇帝收其功，其功宏伟古无侔。 但如溯流挥其源，实由殷受开其初。 固当厚古而薄今，亦莫反白以为污。 非徒好辩实有以，古为今用斥虚无。 方今人民已作主，权衡公正无偏诬。 谁如有功于民族，翻开公案莫蜘躇。
随着当今人文主义思想观念的深化，对帝辛的正确评价已经成为史学界必须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了，古今许许多多的文人墨客、专家学者、甚至帝王君臣、圣贤伟人对受辛功大于过的评价，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史学家吕振羽先生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的绪论中说：“从商人当时散布的地域研究，她或者比当时散处在黄河上游各民族还有先来到中原的可能。”历史研究资料表明，中原地区是各族人民南来北往、东西行走的必经之地，是各族人民频繁活动和密切交往的社会活动中心，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百家姓中有61个主要姓氏是从商代起在朝歌地区产生的，其中单姓52个、复姓9个，这说明中原地区的人多是从古老的殷商人群中繁衍下来的。因此，作为燧人氏、太昊、轩辕子孙、华夏儿女、殷商后人，我们有责任为我们的先祖洗去不白之冤，以使洁者不污，明者不晦。
中原地区民俗文化底蕴深厚，流传有很多世代传承的神话故事，人类口头语言艺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非常丰富，在中国的神话系统中占有十大神话 。遗憾的是诸如《封神演义》这类虚构人物情节、诬蔑丑化帝王、内容荒诞糟粕、附和封建迷信、愚弄劳动人民的神话，在历史的长河中被人为地固化成了神话本身，演义成了索然无味的说教。虽然这种神话不用作任何考证就可以确定它的虚构是一目了然的，是鲁迅先生一针见血陈指“其根柢，则方士之见而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从中华民族有始祖起古文化可考者，自商始(或至五帝夏朝始因没有发现夏的文字或太少了)。国学大师文怀沙先生认为 ：“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化便是殷商文化，这些文化都发源于中原。”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王宇信等知名专家学者，对殷商文化予以高度平价，他们说：“殷商文化是充满生命力的古代文明。不仅相当进步而且日臻成熟。”商时期有独立发展的文字体系，有高效的政治组织，有规模化的军事组织，有熟练的青铜铸造技术，有精湛的雕玉工艺，农作物品种、耕作技术和农田水利有较大发展，这种文化表现出殷商时期富蔗的物质生活，表现出高度成熟的民族艺术以及明确的社会组织，对后世起着巨大影响。因此，利用考古发掘的文物实证和史料相结合，对史前史、半信史以及夏、商、周断代史，特别是殷商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是有益的，也是必须的。三千多年来，青铜生满绿锈，黄土掩埋甲骨，殷商历史研究难道无法取得积极进展么？商文化也难以寻觅踪迹了么？科学有序的考古发掘和文物考古科学，将能尽快地为我们找到答案。愿所有研究历史的人，不再以空口无凭的“无稽之谈”，继续借用“相传”二字，推掉你研究历史的重任。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是有后辙的，只要经过努力，总是可以找到履迹的，而这条履迹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2001年出版发行的《新华词典》对“纣王,帝辛''(受辛帝,受王,)这一条目的注释是：“商朝最后一个君主，对中国古代的统一和各族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有过一定贡献。”这无疑是当今史学家在典籍类图书中对受德公正评价的一个开端。
在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宝库中，殷商王朝创造的文明载体—甲骨文和金文,铭文铭记了这个朝代的功业(竹简容易腐烂不好保存或现存极少了，孔子曰:"唯殷之先人有册有典.''这个说明商朝早有竹简了),尽管这有可能只是周人选择保留的，但其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文明史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在任何时候都能唤起我们思忆那个时代。研究历史的意义不完全在于发现尘埃封掩的历史真相，而在于总结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这种启示，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人们对于殷商历史的认识或观点， 也不可能完全相同；从学术角度来说，谁也不可能绝对正确。但这必竟是一种认识或观点。
注：商朝末代天子号帝辛或受辛，受王名受或受德。是个文武双全的帝王！！根据考古资料的确是个好君王大帝！！反对无效90%可信！！帝辛之恶假与夏桀，周厉王，周幽王，隋炀帝，刘宋王朝的刘义隆，刘子业。刘彧等。不多讲反正都是乱伦的暴君昏君！见<<资治通鉴>>帝辛是位失败的英雄他虽失败但英气永寸！我们相信好的是说不坏的！时间会证明我们的观点是对的！考古是唯一出路还有很多人为他鸣不平早在春秋时期的孔子学生子贡等都说帝辛之恶是周人虚伪造出的,是为了出师有名.这是他们的政治目的！《〈话说中国之创世在东方〉》，《〈中国帝王之谜〉》。毛主席和著名考古学家郭沫若也说过受德是个能文能武的帝王！！桀纣的纣字是恶谥不是他的本名本号！！助桀为虐！助幽为虐！助厉为虐！都是真实的！就该这么写！助炀为虐！秦朝坑杀赵国20万人算暴虐吗?项羽坑杀秦兵30万算不算暴虐? 予认为看事物不能只看清它的一面还要看清它的另一面，不要偏激,要做到适中．客观知晓一切得以明理。
正说商帝辛(号帝辛,受辛,名受德,受)有些人就是不负责人啊好像你们亲眼见到似的商帝辛殷受德真是太冤枉了还要被驾崩三千多年了还要被汝等黄毛贱人侮辱诽谤真是太不像话了!一代文治武功英明的天子最后是个失败的英雄啊早在春秋时期的子贡就说过帝辛受是个好的君主是被后人将夏桀的罪孽附会到他的身上的(好多学者都说过都研究过).炮烙是夏桀发明的.已经登记在案了怎么又要叫帝辛在发明一次啊真是乱讲不负责人!肉山酒海.琼室.瑶台原来是指夏桀的后来被用在了帝辛的身上了真是不公平啊!那是桀受不分啊!还有周厉王周幽王隋炀帝(隋炀帝杀父淫父妃),就连唐朝的李世民也杀兄弟逼迫自己的父亲让位.连自己的嫂子都给奸了那不也算昏君吗?刘宋王朝的刘义隆,刘子叶,刘彧都最最乱伦的暴君真是荒淫暴虐到了极点了!臣弑杀君,子杀父,有的连自己的血亲都要搞的真是荒淫至极!夏桀,周厉王,周幽王,隋炀帝都没这么昏暗!!!更别说商帝辛受德了,所以我们要实事求事的说帝辛是个有贡献的帝王.他开拓中国的东南方使得中原先进的文明传播到了南方这个是历史一大功绩啊!我们可要客观点啊要替帝辛翻案就要这么说!帝辛就算不好也非后世所说的昏君暴君.客观知晓一切得以明理.混沌初开至天象地法,循序幽明之占乾火暑明男阳势,坤水寒暗女幽私.乾之成男,坤之成女.中国人之心性理论,无非古人所塑造.欲要进步改良,亦须从古人心性理论,考其源流,纠其病态,始成修正之方.
纣王以荒淫残暴著称。他喜好饮酒，贪于女色。宠爱妲己，为了讨得其的喜欢，纣大兴土木，扩建沙丘的宫殿苑囿，将野兽飞鸟散放其中，多次举行大规模的宴会，以酒为池，悬肉为林，极尽铺张奢靡之能事。他又巧取豪夺，高赋重税，残酷地压榨人民，以满足庞大的开支。他还大施淫威发明一种"炮烙"的刑具，用铜铸成空心柱子，柱子中烧红炭火。将不满他暴行的臣民脱光衣服，绑在铜柱上活活烤死。他将人砍头剁脚，视为家常便饭，更有甚者，剖开妇人腹部取胎儿取乐，残忍到了极点。
纣王的种种暴虐，最终导致他陷于众叛亲离、民怨沸腾的孤立境地，商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这时候在西方，一个新兴的国家西周正在崛起。姬昌继位后，他表面上服从商的统治，暗中积蓄力量，进行灭商的准备工作。他修德行义，礼贤下士，吸引一大批仁人志士前来投奔，增强实力。姬昌死后，其子姬发继承他的事业。时机成熟后，姬发在姜尚的辅佐下，率领大军讨伐。这时，纣王废黜了忠臣微子、箕子，杀了叔父比干，正和妲己在鹿台饮酒作乐，听到消息，匆忙把70万奴隶编成军队，开上前线迎战。
两军在牧野相遇，周军人人奋勇冲杀，商军毫无斗志，纷纷倒戈，迎接武王姬发。纣王逃入朝歌城中，自知已无力回天，无路可走了，在摘星楼自焚而死，商朝宣告灭亡，其时约公元前11世纪。商的灭亡，有着政治衰微、社会动荡、经济凋疲等多种原因，但纣王的例行逆施，造成众叛亲离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加速了这600年江山的彻底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