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王教授学术
❶ 北京大学,王洪庆教授简历
王洪庆编辑
·中国长春第一个演讲协会首任会长
中文名王洪庆
国 籍中国
民 族汉
职 业
长春第一个演讲协会首任会长
王洪庆
·中国长春第一个演讲协会首任会长
·中国首家省级公关礼仪演讲学校校长
·长春市第一家公关演讲事务 所所长
·中国教工委授予“启迪灵魂、塑造形象之师”
·100多所大专院校客座教授
·2006世界华人艺术节上荣获4项金奖
·在国内被誉为和李燕杰先生齐名的演讲大家
·现担任世界祥云总会会长
·景藏健康科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入选《中国名人大典》、《当代世界名人传》、《共和国骄子》等
· 国内著名演讲大师， 中国卡耐基、演讲泰斗、口才训练大师、著名教育家。
著名演讲家、教育家、口才训练家，被誉为中国的“戴尔·卡内基”。 曾任中国第一个“长春”演讲协会首任会长、中国首家省级公关礼仪演讲学校首任校长，政府授予“启迪灵魂、塑造形象”之师。目前其研究成果“形美以感目态势语”已申请国家专利。
85岁高龄的王洪庆教授35年的讲坛演讲，演讲4000多场。王洪庆先生在天命之年大开茅塞，不用扬鞭自奋蹄，身体力行，发掘潜力。少壮功夫老始成，已然耄耋，却依然精神矍铄，充溢激情，自信健朗。目前其研究成果“形美以感目态势语”已申请国家专利。以“自信人生二百年”的乐观和豁达，将自己热爱的演讲事业进行到底，将毕生感悟、经验、研究成果、新方法、新理念回馈社会，无私传授给那些希望突破，渴望改变，渴求成功，追求超越的上进青年和有识之士，以期最终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一句话，一本书，一个人往往就可以改变我们的一生……，王洪庆老师亲自训练和辅导过成千上万的成功人士，著名的演讲家营销企划大师艾莫先生、著名亲子教育专家董进宇先生、著名书法家教育家穆治钢先生等都是他的学生。而聆听过这位大师讲课的听众更是高达三、四百万。他五十岁才认识自己，并重新确立人生坐标。三十五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其间多少同龄人已经作古，多少同龄人孤寂消沉，而他却在七十二岁学会轮滑旱冰，而且一路滑向海内外、大江南北；七十三岁时学习双手书法；在七十九岁高龄时滑上了世界华人艺术节的神圣舞台，一人独得演讲、表演和最佳精神三个金奖。如今，他虽已经八十五岁高龄，却被医生惊叹为拥有二十岁的心态、三十岁的灵活、四十岁的心脏！他仍横闯世界、纵论人生，与时俱进，壮心不已！30多年里，数百家新闻媒体先后报道了他的感人事迹。近年来在讲台上更是把自己家族的长寿秘诀无私的奉献给大众。
正在向百岁进军的演讲大师王洪庆先生，他那强者的灵魂和奋斗的人生将感天动地、历史留名。他说：“知识就是财富，口才就是资本，是人才未必有口才，有口才者必定是人才！”他不仅出口成章、落笔成文；而且通过他的训练，还能让您舌绽蓓蕾、口吐莲花，早日走成人、成才、成功之路！
古稀之年学会左手书法，71岁时学会舞剑，85岁滑着旱冰走上讲坛，乐此不疲。曾在2006世界华人艺术节上获4项金奖。先后编著《话说公关》、《话说礼仪》、《话说演讲》、《心灵健康快乐人生》和《话说自我推销》等系列教材，并自成一家，凝练成《开发潜能成功学》一书。
85岁的年轻人(4张)
2王洪庆编辑
山东省政协滨州地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博兴县人。1940年11月出生。 196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6年3月在供销社工作，任营业员、统计员。1958年1月入伍， 历任济南军区独立第一团战士、给养员、文书、团后勤处会计、连政治指导员、营副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组织股副股长。1973年12月任济南军区独立第一团副政委。 1977年3月任山东省军区独立师步兵第三团副政委，1978年10月任政委。 1981年12月任垦利县人民武装部政委。 1983年2月任博兴县人民武装部政委。1983年7月任山东省惠民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1984年12月任惠民军分区副政委。1986年12月转业地方工作，任中共惠民地委统战部副部长。1988年10月任中共惠民地委统战部部长。1990年12月任山东省政协惠民地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地委统战部部长至1993年8月。
❷ 王水照简介
生平简介
王水照，浙江余姚人，1934年7月生，1960年秋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78年春，调入本校（指复旦大学——编者注）中文系任教。现为系学术委员会委员、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并担任上海古典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丘海诗词学会理事全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等职。
三十多年来，王教授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辛勤耕耘，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出版了《宋代散文选注》、《苏轼传》、《苏轼选集》、《唐宋文学论集》等专著及《苏轼其人和文学》日译本等，他还是文学研究所编着的《中国文学史》、《唐诗选》两书的主要执笔人之一。他专攻唐宋文学，尤精于唐宋诗词、散文和苏轼的研究，建树甚多，并形成了自己好学深思、辨疑祛难的治学风格。王教授注意研究课题的学术意义和价值，尽可能选择学术界关注的重大问题或难点，在掌握充分材料的基础上，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他在六十年代初期关于杜甫研究的评论、七十年代后期关于唐诗繁荣原因的探讨，由于见解独到新颖、议论深刻精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他在八十年代发表的《评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诗》一文，是拨乱反正后学术界最早为苏轼正名的文章，曾获上海市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
在研究中，王教授还注重新领域的开拓和研究角度的多样化。他是国内较早致力于宋代散文研究的学者，曾发表系列论文十多篇。在词学研究方面，他的近作《从苏轼、秦观词看词与诗的分合趋向》等文，尝试用比较方法或历史溯源方法来研究一些词学现象，曾获中国秦观学会优秀论文奖。近年来，他很重视宋代文学和宋人心态的综合研究，视野更加开阔，议论更趋恢宏。
王教授的研究，扎根于坚实的实证基础之上，他努力于新材料的发现、整理和考订。1984年出版的《苏轼选集》一书就是一部资料丰富、工力扎实、学术性极强的选本，被学术界誉为“古代作家选本中少见的杰构。”
王水照教授在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的同时，近年来还积极从事中外学术交流。除指导国内唐宋文学专业研究生外，他还先后指导过日本等国高级进修生。1984年秋，王教授应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之聘，去该校讲学一年半。在日期间，他与海外学者切磋交流，发表学术论文和讲演，并努力搜寻国内所佚而存于彼邦的资料及其它典籍。东瀛归来后，他主持编译了《日本学者中国词学论文集》和《日本文话三种》两书，整理编辑了《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王荆文公诗李壁注》（朝鲜活字本）和《校补足本施顾注东坡先生诗》三书，交出版社陆续出版。在学术领域里，王水照教授从不满足，仍孜孜屹屹，潜心学海。1988年他被英国剑桥世界传记中心列入《世界名人录》。
（参见高克勤《博士生导师王水照教授》）
学术创获
苏轼研究
这是王先生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领域，美国汉学家艾朗诺教授的苏轼研究专着就多次称引王先生的研究成果。早在北大55级编写“红皮”《中国文学史》时，王先生便是修订版《苏轼》一章的执笔人。虽然受制于当时“左”的社会思潮，他还是明确地肯定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后来文学研究所编写的文学史，其《苏轼》一章也是他写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苏轼研究的这个开端在1966年以后即被中断。
重新进行苏轼研究已到了1978年，王先生在当年《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评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诗》一文。这是第一篇针对“文革”中“评儒批法”运动对苏轼“投机派”、“两面派”的指控而为苏轼辩诬“正名”的文章。这一论辩实已超出单纯学术研究的范围，但又为此后自由探讨苏轼的历史真面目创造了必要的前提。然而，苏轼毕竟主要是一位文学家，而不是政治家，因此，苏轼研究的重点应当落在对于他的文学作品的探讨上，根据这种理解，王先生写了一些有关苏轼文学创作的论文，如《论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从苏轼＜惠崇春江晓景＞谈起》等。同时编选了《苏轼选集》一书。此书选录苏轼诗词文300多篇，分体编年，“注释”中注意把前人的歧见加以归纳整理，断以己意；又设“集评”，努力做到“详而不芜，博而得要”；对一些历来聚讼不明的问题以及有利于理解苏轼作品的相关材料，另立“附录”。是书被誉为古代作家选本中少见的杰构，曾获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奖。钱钟书先生高度赞扬此书，谓之“卓然优入著作之林，成一家之学”。
事实上，苏轼的意义和价值并不仅仅限于文学领域，他的人生思想和生活态度成为后世文人竞相仿效的一种典型。基于这种认识，王先生把更多的精力投入这方面的探讨。如在《文学遗产》上先后发表的《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苏、辛退居时期心态平议》等文。前者揭示了苏轼的人生思想对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通过“出处”、“生死”两大人生课题，对苏轼一生于大起大落、几起几落之中的思绪变化，儒、释、道思想的消长起伏，作了精细的剖析，并进而分析了苏轼以狂、旷、谐、适为中心的完整性格系统，认为涵泳着这种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的文艺创造，才是苏轼留给后世最珍贵的遗产。此文在苏轼研究学会第五次研讨会上宣读后，当即引起与会者高度的重视和热烈的讨论。王先生概括出的“文化性格”一词，此后也被广泛运用。此文曾被日本《橄榄》杂志全文译载。并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从作为政治家的苏轼，到作为文学家的苏轼，再到作为文化型范的苏轼，王先生的治苏过程大致如此。这个过程也反映出国内苏轼研究的发展走向，先生的研究与之同步。有关苏轼的论文集《苏轼论稿》（收文16篇）已在台湾出版，其增订本《苏轼研究》（收文24篇）也已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印行。此书曾获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着作二等奖）和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三等奖）。
散文研究
王先生在“文革”前发表的《宋代散文的风格》、《宋代散文的技巧和样式的发展》等文把“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确认为宋代散文“稳定而成熟”的风格，此后被广泛引用；在王先生以后的著述中，又谓之“群体风格”。1978年后，他对宋代散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北宋六大家，即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和三苏，还编选了《唐宋散文精选》（此书获第三届全国古籍整理图书奖）等七八种散文选本，系统地研究宋代散文。王先生指出，应当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散文的“杂文学”性质，不宜把古代散文的文学性、艺术性理解得太窄。比如北宋六大家中的曾巩，自“五四”以来一直受冷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代人按照现代文学散文概念观照的结果。如果认真清理和总结我国古典散文的理论成果和写作经验，探明我国散文已经历史地形成的独特概念系统，那些在现代文学分类中不属于文学性散文的说理文，事实上却是中国古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鉴于此，王先生在《曾巩散文及其评价问题》中详细讨论了曾巩在各种文体上的创作成就，并分析了“敛气”、“蓄势”、“文眼”、“绾联”等写作技巧，揭示其中所蕴涵的审美因素，被誉为“目前研究曾文的一篇力作”。应当指出，在中国古代各种文体类型中，人们对于诗、词、戏曲、小说等的批评都已基本形成一套较为稳定的术语，而且诗话、词话、戏曲、小说理论批评资料也已基本得到清理，相对说来，“文”的批评术语和批评模式尚未科学建构，遑论熟练运用。王先生认为，今天有必要从美感角度去界定古代散文，而这又首先要对前人已有的批评范畴和术语加以系统梳理，于是全面地辑录和清理古代的“文话”便势在必行。王先生几年来一直在孜孜不倦地从事这项工作，终于编成了卷帙浩繁的《历代文话》。此书收录我国古代文章学专书、专卷共142种，约500万字，将为中国古代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修辞学史、语言学史等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性文献资料，可望近期出版。
王先生对宋代散文的研究注意将总体把握与个案分析结合起来，在梳理历史脉络的同时，也注意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如《欧阳修学古文于尹洙辨》一文，以充分的材料辨明所谓欧氏向尹洙学习古文的真相，弄清北宋前期古文家的分流以及欧氏的抉择取舍，更深入地揭示出宋代散文“群体风格”形成的曲折过程及其丰富内涵。
宋词研究
王先生重点围绕苏辛词派和“苏门”词人展开研究。较有影响的论文，一是《苏轼豪放词的涵义和评价问题》，对词学研究中“豪放”“婉约”之争的历史公案，此文跳出以往仅从艺术风格着眼的格套，改从清理这一对概念的历史来由及其涵义的嬗变过程入手，经过周密论证指出，豪放、婉约两派，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也不是对艺术风格的单纯分类，更不是对具体作家或作品的逐一鉴定，而是指宋词在内容题材、手法风格特别是形体声律方面的两大基本倾向，对传统词风或维护或革新的两种不同趋势。所以，应从词的源流正变上来把握这一对概念的实质，从而认识苏词的革新意义，此文为解决这一长期的学术纷争提供了新的思路或切入口，因而荣获夏承焘词学奖（论文一等奖）。二是《从苏轼、秦观词看词与诗的分合趋向》，通过苏、秦词的比勘，揭示出宋代诗词的分合趋势。文章在对照比勘的方法运用上别具手眼，获得中国秦观学会优秀论文奖。三是《论秦观＜千秋岁＞及苏轼等和韵词》通过一组和词的分析，认为苏轼、黄庭坚、秦观等元党人对贬窜岭南等地各具三种不同的心态，而这三种对逆境的不同心理反映，大致能概括旧时遭受贬谪的士大夫的一般类型。此文以小见大，受到学术界重视。
专题性的综合研究
王先生近几年的主要工作有两项，一是北宋文人集团研究，一是主编《宋代文学通论》一书。前者着重研究北宋的三大文人集团：以钱惟演为中心的洛阳幕府集团、以欧阳修为盟主的嘉举子集团、以苏轼为领袖的元“学士”集团。已发表的主要论文如《北宋的文学结盟与尚“统”的社会思潮》、《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宋诗新貌的孕育》、《嘉二年贡举事件的文学史意义》、《“苏门”的形成与人才网络的特点》等，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文人集团”这个视角已被众多研究者使用。在这项研究中，王先生试图在详细描述这三大集团的师承、交游、创作等情况的基础上，着重阐明文学主盟思潮的成熟及其文化背景，三大集团的成因、属性和特点，它们对北宋文学思潮、文学运动、诗文词创作发展的关系，群体形式对各自成员的心态和创作所产生的交融、竞争等多种机制，从而揭示出北宋文学的真实可感的历史内容，从文学群体的特定视角对北宋文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作出阐述和回答，探讨某些文学规律、经验和教训。
《宋代文学通论》一书以专题的方式组织整体框架，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两宋文学的概貌、特点、发展进程、历史地位和影响。此书有别于通常的“以时代为序，以作家为中心”的教科书体例，而且开辟了许多新思路。兹举王先生单独发表的三篇论文作一说明。《“祖宗家法”的“近代”指向与文学中的淑世精神》是学术界从“宋型文化”的角度探讨宋代文学的较早论文。在吸收“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对举区界说的基础上，王先生进一步指出，“唐代的‘安史之乱’，不仅是唐王朝由盛世逐渐走向衰微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逐渐由前期转向后期的起点，而从文化上看，唐朝代表了中国封建文化的上升期，宋朝则是由中唐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型文化的定型期、成熟期。因此，类型的划分比单纯的朝代划分，更具有文化史上的意义和价值。”在《情理·源流·对外文化关系》中，王先生再次探讨了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的关系，透过宋人“天人之际”的睿智思考考察宋代文学的重理节情，从宋人文化整合的恢弘气魄评价宋代文学的盛极而变，皆能新人耳目。《文体丕变与宋代文学新貌》一文，考察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的来由，从“雅、俗之辨”、“尊体与破体”等角度观察宋代诗、词、文、小说、戏曲五大文体的时代特征及其嬗变，皆富于启发性。在评价把宋词当作宋代文学的代表这一流行观点时，王先生在多方考察后指出，这种观点只有在下述意义上是正确的：“即从中国文学诸文体发展的角度来看，作为词体文学，宋代无疑已臻顶峰。元、明两代固无更多名家名作可以称述，清代的词学中兴，成就不应低估，但清词之于宋词，略与宋诗之于唐诗相埒，总落第二位。宋词以我国词体文学之冠的资格，凭借这一文体的全部创造性与开拓性，为宋代文学争得与前代并驾齐驱的历史地位。在这一意义上，它与楚骚、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元曲并列才是当之无愧的。若认为宋词的成就超过同时代的宋诗、宋文，则就不很确当。”王先生对宋型文化及其与宋代文学的关系的论述已得到广泛认同，成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的起点。
2000年5月，60多万字的《王水照自选集》甫一出版即广受学界注意。十多年前，中文系著名的学术前辈朱东润先生对王先生的学术论着作过简要而精当的评价，曰：“语无支蔓，体亦纯洁，百尺竿头，不作第二人想。”今天，读过此自选集的人仍深有同感。
❸ 王朝治教授到底是个什么人
王朝治（女），现任澳门宋庆龄基金会亚太区主席、“信用中国 中国信用”大型论坛组委会执行主席。资深学者，著名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婚姻爱情心理学专家，著名演讲专家。北京大学“信用中国中国信用论坛”课题召集人。
几十年的教育工作使她养成了严谨和科学的工作作风，数十年的学术研究形成了她独具特色的学术成就和演讲风格。
她研究的“水文化”已形成独特的哲学流派，并以此为理论帮助诸多企业成为亿万资产的名企；她创立的“水道养成”理论将人学、国学、社会学等浓缩并升华，为大家修身立命指明方向；她高屋建瓴的战略眼光和标新立异的战术创意为中国的日化行业、中国的建材行业、中国的美容行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特别是2005年-2006年她率专家团队进驻上海复旦为中国的“基因生物产业化发展”制定战略创意案，引起国家相关部门的极大重视和反响。
王朝治教授几十年倾力为社会讲学，上至中央部委、军队、院校，下至机关单位、企业、社区。特别是5.12汶川大地震后，教授积极参加“国际心理干预专家团”赴灾区，同美、英、日、德众多国际顶级专家为灾区做心理咨询和讲座长达47天……
教授主讲课题：
1. 对当今社会现状的深度思考；
2. “水道养成”与情、爱、性系列讲座。
❹ 北大博导剽窃，叫人如何不失望(11)
吕宁思：他没有为自己辩护，承认了。 何亮亮：对，现在据内地媒体的报道，涉及抄袭的部分大约有十万字左右，这是相当大的一个篇幅。问题是这件事情单独看，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很可惜的因为这是北京大学发生的事。在中国，北大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第一重镇，清华毕竟还是以自然科学、工科著称，而北大是以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著称，发生在北大有相当的新闻价值。 另外，围绕着这个话题又产生了一些新的话题。一个是有人在凑热闹，因为这篇文章是在上海发表，据说在人类学这方面，复旦大学和北大之间大概在学派上有些不同，所以有人把这个说成是京派和海派之争，也有人说是北大和复旦之争。我想这样一种比喻是不太合适的，太狭隘了，因为这个本身是一个学风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学术腐败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些方面，就是北大也有一些不同的反响。北大网站上这个问题有很多讨论，特别是北大有四位人类学的博士生，他们写了一封公开信，这封公开信本身又引起了各地学术界的反响。这四位博士生，我想他们应该跟这位王教授关系很密切，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王教授的学生，因为没有这样说，但是既然是同一个专业的，应该是有很多接触的。四位学生就为这位王教授打抱不平，他们认为王教授学识、修养各方面都非常好，特别是在指导他们的时候花了很多功夫，他们认为现在这个事件是这样一种现象，就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认为这是有人在打击王教授这样一位年轻、优秀的人才。问题是这封信自始至终没有谈到王教授有没有抄袭行为，所以这封信在网上公布以后引起了很多批评。我想批评也是有道理的。 学生对自己的老师处于一片爱戴之心，而且确实日常了解比较多，所以为老师做些辩护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但是我想还是不应该掩盖这个问题的本质。 吕宁思：这个个案实际上代表一种学术界腐败普遍的意义，同时当然远远地超过了这种南北之争或者是京派、海派之争，因为我们不能说上海如果来批评北大就能够说明上海或者长江以南就没有这种现象，其实这是一个全国都有的现象。 何亮亮：对，全国也有，上海也有。我们知道现在很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1997年上海华东理工大学有一个当时很有名的教授，这位教授也算是创造了一个奇迹，他在博士生念完之后两年之内，自己就成为博士生的导师了。但是后来被揭发有严重的抄袭和剽窃的行为，后来他这些职务当然都被终止了。而且他的老师是一位中科院的院士，这位院士对学生开了绿灯，这位院士自己也因此成为中科院第一个由于学术道德的问题而被终止了院士资格。上海也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不应该用地域之争，用什么京派、海派之争来掩盖这样一个学术界的腐败的问题。 吕宁思：您看现在表现出来的这些个案，它回述历史应该追溯到什么时候？我记得我们在20年前读大学的时候，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每个学校的建制都不像现在这么高。若干年之中，很多师范学院变成师范大学，师范大学又变成更高，还有很多学校联合，这种现象是不是大家对于中国的教育，还有学术的观点起了一种异化的转变呢？ 何亮亮：你说的是一部分，我们现在大体可以这样看，整个8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腐败情况并不严重，特别像这种抄袭的行为也不是普遍和大量。可是到了90年代，这个情况可以说是日趋严重。现在根据内地的网站或者是根据一些学者们的文章来看，现在学术界的腐败已经到了相当令人吃惊的程度。从普通的大学生，到助教、到副教授、到硕士生导师、到博士生导师，甚至到著名的教授，几乎无一幸免，每一个层次从最年轻的大学生一直到老教授都有这种情况。这就说明，这里面很重要就是教育和学术的体制方面的原因，这已经不是个人操守了。从这个程度上来说，也可以说北大那名王教授也是这种体制的受害者。像中央工艺美院的一位教授说的，他说这位王教授是“不幸”，意思是说，有更多的人是万幸，同样有抄袭行为，有剽窃行为，可是没有被发现，结果他们在继续当他们的博士生导师，由此可见现在揭发出来的学术界的腐败可能还是冰山的一角。 吕宁思：那就是说，在各地的院校，还有我们现在说知识普遍受到重视的时候，恰恰可悲的是知识在贬值，很多位置、学位实际上也有贬值的现象。 何亮亮：我想体制上的根源是这样的。我们知道中国内地的体制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在各方面都有深入的推进，但唯有这个学术体制可以说几乎没有改革。
❺ 王鸿祯院士的治学道路和学术思想———祝贺王先生华诞
杨光荣
(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王鸿祯院士是著名的地质学家和地质教育家。1916 年 11 月 17 日生于山东省苍山县卞庄。1935 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学系，1939 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系。1947 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秘书长、北京地质学院教授兼副院长、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国际地科联地质科学史委员会副主席、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八届全国人民政协常务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参议会副主席。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为中国地质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国际地科联地质科学史委员会名誉资深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顾问、中国地质博物馆名誉馆长。研究领域包括古生物学、地层学、古地理学、前寒武纪地质学、大地构造学和地质学史。主要研究成果是: 在地层古生物和古地理方面，建立了四射珊瑚的系统分类和演化阶段; 提出了以年代地层和岩石地层为主的地层分类观点，将沉积相与构造背景相结合，区别不同的古地理格局与古构造的框架，出版了 《中国古地理图集》; 区分了中国盆地的不同类型及其构造发展特征; 提出了层序地层的分类级别体系及其与天文周期之间的可能联系; 在大地构造和全球构造方面，提出了构造名词体系和中国及全球的构造单元和构造阶段的划分，提出了以泛大陆为准的大陆聚散周期的认识和地球史上不同类型和级别的节律及其可能的天文控制因素; 进行了全球古大陆再造研究，由此形成了全球构造活动论和历史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地球史观; 在地质学历史方面，提出以学科史和学科思想史为主要研究内容，以求 “以史为鉴，继往开来”。发表论文 240 余篇，出版专著、文集、图集和教材等 20 余种，曾获第二届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 集体，1982) ; 第三届、第五届二等奖 ( 1987，1991) ，首届国家教委高等学校教材特等奖 ( 1988) ，首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进步奖( 1994) 和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特别奖 ( 1996) 。王鸿祯能够取得以上成就，是和他所走的学术道路和特有的学术思想分不开的。
一、充实底蕴、拓宽基础
王鸿祯生于一个走向败落的封建家庭。父亲是前清末科秀才，工书法，喜文辞，曾就读于济南政法学堂。他自幼受到严格的传统教育和文字训练。1925 年因家乡战乱，到外地读书，1927 年读完小学，次年还乡。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读了不少古典小说，接触到 《中山全集》等书籍。1929 年考入临沂山东省立第五中学，适值新任校长徐眉生实行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革新，使王鸿祯得以广涉博读文史、自然书籍，参与多种社团活动，扩展了志趣，增长了才干。
由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校内进步学生受到迫害，徐校长离职，王鸿祯随其兄赴北平读了一段中学，因而有机会杂学旁搜，充实了一些文史和外文知识; 读了当时流行的《独立评论》等杂志，慕胡适、丁文江之为人，萌生了 “科学救国”之念。1935 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有幸听到葛利普教授最后一次讲授 《地史学》，又读了他的 《地史学教程》名著，对地质科学的全球性和历史性有了初步的认识，也接触到学术活动的气氛。1938 年他随长沙临时大学步行团到昆明，途中得到袁复礼教授的指点，增强了观察地质现象的兴趣，也初步感受到了曾昭抡、闻一多等同行教授的大家风范。自 1938 ～1939 年间他在西南联大听孙云铸教授讲课，经常听到一些地层古生物名家的研究途径，有所领悟。王鸿祯利用 1938 年暑假，随地质调查所边兆祥等到野外系统实践 5 万分之一地质填图和万分之一地质地形测绘方法，得到较正规的训练，他还努力提高外文水平，阅读德文经典教材名著，撰写外文杂志中有关大地构造论文的述评，在 《地质论评》发表。
王鸿祯 1939 年毕业留校任教，作孙云铸教授的助教和助手。实际上在毕业之前，他已协助孙先生编辑出刊 《北京大学 40 周年纪念文集》地质卷。其后数年，他为了教学需要，系统整理购自国外的成套教学标本和初步鉴定从国内采集的化石标本; 广泛阅读中国地质文献，钻研欧美名家的经典著作。1940 年他短期参加谢家荣教授主持的叙昆铁路沿线地质调查，从编译资料到制定规划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受到教育和锻炼。在这一时期，他的专业研究以珊瑚古生物和古生代断代地层为主，也涉及小比例尺路线地质和区域构造。他 1943 年发表的滇西 50 万分之一铁路沿线地质论文就曾为黄汲清在其 1945 年巨著《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中引用。在从教期间，王鸿祯一方面在 《中国地质学会志》、《科学记录》等杂志发表地层古生物论文，一方面协助孙先生的系务工作和组织中国地质学会的学术活动，由此逐步认识到搜集资料、掌握文献的重要性，也初步体会到以正确的观点方法统率资料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他还利用西南联大的优越条件，旁听文史课程，拓宽了知识基础，增加了自己的一般学术素养。
二、扩展视野、锐意创新
1943 年，孙云铸、袁复礼教授就推荐王鸿祯赴美深造，1944 年获得耶鲁大学首届奖学金，但未能成行。1945 年考取英国文化协会提供的赴英研究生，开始了国外两年的留学生涯。
在剑桥，他的导师是年轻的皇家学会会员 O. M. B. Bulman，研究笔石和哺乳类，以思想缜密和系统见长。王鸿祯同他谈了以四射珊瑚为主的研究计划，介绍了已有的研究成果。他立即建议走访布里斯托尔大学的珊瑚名家 Stanley Smith 和伦敦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的 H. D. Thomas，同时及时地为他申请了各项减免程序，以缩短他完成学位论文的过程。经过同 Thomas 的商讨和材料展示，确定了以研究现代珊瑚骨骼组成单元，从而建立四射珊瑚全新分类的研究途径。此后，他充分使用了自国内带来的和剑桥 Sedgwick 博物馆、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大英地质博物馆调查所所存的丰富薄片资料，利用馆藏期刊文献特别丰富的剑桥哲学图书馆，在已有主导思想的指引下，全面查证和重新解释了珊瑚骨骼的微细构造，确定了 “属”一级的定义并试行建立较高级别的分类体系。所用手段只是双目偏光镜和同步描绘器。这时，他早年取得的绘画和目测技巧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在走访和观察了格拉斯哥大学和爱丁堡地质调查分所的薄片资料和向几位欧美同行通信求教后，于 1947 年 4 月写成了论文文稿，并利用他已有的全球构造轮廓知识，引入了演化阶段和时空分布的见解，使论文既有概念方法上的创新，又有学科内容较广的特征，具备了当时古生物研究的先进水平，得到导师的赞许。5 月间游欧回来，通过了口试，及时参加了当月举行的授予学位典礼。
王鸿祯初到英国，就购读了李四光的 《中国地质学》 ( 1939) ，1946 年初，又在系图书馆见到黄汉清的 《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 ( 1945) 专著，并细读了这两部经典之作，当时他特别注意在构造上有关大陆漂移的争论，也接触到了当时有关花岗岩生成的著名话题。此外，他选修了 M. Black 的沉积学及实验课，也读了德国学者有关欧洲构造发展阶段的论述。在 20 世纪 30 ～40 年代，剑桥有几位年轻的地层古生物学者陆续当选伦敦皇家学会会员，并同剑桥的岩矿、结晶、地理和气象学者们形成了跨学科学术交流的群体，到40 年代中期还保存着这方面的流风余韵。王鸿祯受其启发，初步形成了以地层、古生物、沉积和区域构造等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思路。
1947 年 5 月，王鸿祯随同由 Woodward 讲座教授 W. B. R. King 法国 Lille 大学教授 P.Pruvost 为首组成的剑桥地质实习团到法比交境和法国西北海岸考察，凭吊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还写诗留念。其后又到巴黎，分别访问了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中国科技史大家李约瑟和对中国地质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地学思想家德日进神甫，并向他们致敬。8 月间，他访问了英国几所大学地质系，在布里斯托尔见到 Bulman 挚友W. F. Whittard，谈到北大地质系的战时损失，慷慨赠予全套 《英国古生物志》、 《地质学杂志》和 《英国地质学会志》等大量宝贵文献，并无偿装箱启运，及时到达了北平，情谊可感。他在访问了解了伯明翰和格拉斯哥等大学地质系的教学状况后，到著名的湖区度假，并吟诗作画留念。
王鸿祯得到北京大学的资助，于 9 月份赴美访问，同船的有牛津的闵嗣鹤。按预定计划在美访问了哈佛等校的地质系，在耶鲁，他向 C. O. Dunbar 当面致了谢意和歉意，并向已故的 Ch. Schuchert 教授致敬。他在耶鲁、俄亥俄和堪萨斯三校作了有关珊瑚研究的学术交流，见到曾寄赠他珊瑚标本的 J. M. Wells。他还在华盛顿国立自然史博物馆做了短期工作，参观了纽约自然史博物馆。作为葛利普教授的最后一班学生，他还向私淑于葛氏的R. R. Shrock 和 J. M. Wells 等介绍了葛氏对中国地质界的巨大贡献。美国之行还使王鸿祯有幸见到地质古生物界前辈、斯坦福大学的 Bailey Willis 和纽约的 G. G. Simpson，这也开启了他对地质学史和地质名家的兴趣。
三、教书育人、厚积薄发
王鸿祯从未离开教学岗位，也从未放弃科研机会。但他全力投入教学的时期是从1947 年回国到 60 年代十年动乱之前。他在青年时期从学任教，形成了思路清晰、语言简洁和文风简约的习惯。1952 年后学习苏联，其教学法部分虽然流于烦琐，却也使他把讲课当做一门艺术和享受。几十年前听过他讲课的人们至今还乐道当时获得的深刻印象。他投身教学，从教学计划制订到教材和实习基地建设是全方位的，他兼采西方与苏欧教材之长，使用中国资料写成出版了 《地史学教程》，建立了唐山地区二年级填图实习基地。
王鸿祯在高等地质教育方面，一向重视基础，重视理科地质教育。1956 年他主持制订的地质类教学计划尽量强调了地质基础的重要性，并曾建议恢复理科地质专业。他主张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并身体力行。他一再号召年轻教师培养广泛兴趣，结合教学设备，开展初步的科研锻炼。在制订科研规划时，建议将高级教材列入科研规划。
20 世纪 50 年代前期，王鸿祯参加了对 《实践论》 和 《矛盾论》 的学习，听了辅导报告，还参加了由北京市委大学部组织的业余学习小组，接触到关于主要矛盾、事物的量变与质变以及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和前进性等概念，他初步把这些概念用于教学和教材，提出了地质发展阶段性和不可逆性的论点，也进一步明确了以历史构造为中心，以古生物地层和沉积古地理为内容的学术研究途径。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王鸿祯努力倡导拓宽专业，反复提倡加强专业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同时，重视国际学术交流，尽力争取国际渠道的资金支持。他十分重视师友之间的团结，呼吁不同年龄段的几代学人要真诚合作，互谅互让，年长的一代要做到胸怀广阔，树德立言; 中年一代要做到勤于奉献，勇于开拓; 青年一代要做到锐意创新，敬业求实。20余年来，共指导硕士研究生 19 人、多个专业的博士研究生 23 人、博士后 5 人。
四、协作开拓、更探前缘
王鸿祯在十年动乱之后于 1972 年后重回业务岗位，参与当时提倡的总结性编图及地层资料整理工作，他利用馆藏丰富的地质图书馆查阅资料，对不同比例尺的图件编制和不同地区的地层规范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自己也增加了知识，得到了锻炼。
他通过较长期的实践和思考，对地质科研的性质积累了一些认识，认为地质作用和现象是地球多圈层、多阶段相互作用和复合，以及与有关空间星体相互影响的综合表现。因而需要组织较多学科进行综合研究。他还强调了扩展时空视野的必要，认为有些地质作用和过程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往往是现象隐蔽了本质，复杂性掩盖了某些规律性。科学研究就是对客观事物的复杂性，通过系统的观察思维和综合的分析研究形成创新认识的一个过程。
他组织的较大科研项目是在构造古地理编图和地层专题方面，具有多学科和不同单位协作的特点。他认为这类工作中的关键首先在于有明确的学术思想和参与者的基本共识，而在学术思想上，应力求以辩证唯物的观点方法为指导。王鸿祯认为地球科学的时空应建立在时间的连续与不连续和空间的均一与不均一之间的对立统一的基础上。事物的时间发展和空间分异的相对均一度为准，而高度均一性往往见于历史悠久的固结基底。因而他的构造划分在构造活动论的前提下，特别重视前寒武纪阶段形成的变质基底。这种思想也体现了时空的密切结合和统一考虑。
其次，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通力协作也是关键所在。王鸿祯十分珍视人际关系的团结，特别重视发挥青年人思路敏捷、勇于开拓的精神和优势，认为对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应当肯定主流，不拘小节，既要放手，又要引导，既要严格要求，又要宽容对待，使他们既能敬业求实，又敢于锐意创新。他也极为重视在项目实施中勤俭治学，保持投入与产出高效率的特色和学风。
以 20 世纪 80 年代王鸿祯领导的古地理编图项目为例，他认为小比例尺古地理图研究编制的主要前提是区域构造格架的建立和地层、古生物、沉积、构造、岩浆岩以及第四纪地质等学科的结合，而在这些学科中，又要分清主次，突出主要矛盾。例如地质构造在地质作用和现象中，既是综合表现，又是主导因素，起到质的规定性作用。在构造性质的活动与稳定两者的矛盾中，活动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在图例编订中，首先突出了沉积( 火山) 组合的活动程度。在构造单元、生物区系和盆地类型的划分中都体现了以构造为主导的学术思想。因此，他领导完成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都有重要影响。台湾省著名学者访问中国地质大学时，校长将 《中国岩相古地理图集》作为礼品送他，他激动地说: “这是我在台湾时千方百计地想得到的一本著作，今天得到了，我感到十分高兴和荣幸。”
王鸿祯长期从事地史地层学的研究和教学，他关心的是这个基础学科中对地质图等地质基本工作起着长期作用的，如统一地层表和地层规范等根本文件的建立问题。他在国内和国际学术活动中经常注意和参与这些方面，并予以及时的报道。他认为地层分类和地层界线等问题既有理论意义，更具应用价值。他反对地层分类中以年代地层单位为准的单一分类法，同意一些美国学者认为这个概念曾使美国地层学的发展停滞了几十年的评估，但他也不同意等量齐观的多重地层分类，而是将理论分析同实践需求结合考虑，强调等时性与区域分异性的并重和联系，提出以年代地层和岩石地层为主的分类意见。他对近年在地层界线和统一年代地层表建立上的主流学说———全球标准剖面及点和程序方法，持有保留意见，并从物质性和实践性两方面指出了这个方法的欠缺。他在 20 世纪 90 年代组织的层序地层专题研究中强调综合地层学和新一代地层表的探讨，就是围绕这两个基本问题提出的中长期目标。
在这一时期王鸿祯还应用了电镜扫描新技术继续和深入了对珊瑚骨骼的研究，在早年的基础和多年的持续搜求中取得了较全面的分类演化和生物古地理成果，这也使他早年的假说基本上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这个过程引起了他的一些感想和思考。他的珊瑚论文于1950 年在伦敦皇家学会 《哲学丛刊》 发表后，50 年代中至 60 年代初，美国、苏联以及法国的古生物专集珊瑚卷都有介绍，但都不承认他提出的两类骨骼构造单元的原生性质，而这正是他的分类基础的核心部分。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电镜扫描技术出现，他和助手及时得出了大量数据，说明这种结构不独为珊瑚纲所共有，也有可能是低等无脊椎动物骨骼的常见现象。这个过程说明技术进步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支撑作用，也说明任何创新都会遇到传统观点的抵制，需要长期努力，取得大量有说服力的证据。
五、以史为鉴、继往开来
早在学生时代，王鸿祯就得到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李四光、葛利普、孙云铸、谢家荣、杨钟健等先生的教诲，后来又在教学工作和学会工作中长期同许多地质前辈共事。因此，他较早地了解了中国地质事业发展的历史，十分敬佩地质界前辈为发展地质科学和中国地质事业所作出的贡献。1986 年，他被推选为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研究会会长，他对学史研究所做的第一个方面是在和同事们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开展国际协作，他主持编写了英文 “中国地质简史”，在第 28 届国际地质大会上散发 ( 1989) ，同时争取实现了1990 年在北京组织召开第 15 届国际地质科学史学术讨论会。他还主编了 《东西方地质学术思想的交流》( 英文，1991) 、 《中外地质科学交流史》 ( 1992) 、 《中国地质学科的发展》( 英文，1996) ，及 《比较行星学、地质教育和地质学史》 ( 英文，1997) 等英文专著和文集，多次在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展出和交流，受到普遍的好评。1990 年王鸿祯当选国际地科联地质科学史委员会副主席，十余年间，为中外地质科学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对学史研究所做的第二个方面是倡导和遵从 “以史为鉴，继往开来”的信念，重视地质人物的研究，从 1987 年起陆续举行了对丁文江、章鸿钊及其他知名学者的纪念活动，主编了 《中国地质事业早期史》( 1990) 、《中国地质学科发展的回顾———孙云铸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1995) 等专著和文集，体现了对中外前辈大师等历史人物的正确评价。他对学史研究所做的第三个方面是密切配合现代的地学科研和教学，研究中国地质学科发展史和探讨学科思想史。王鸿祯一贯主张: “既要弘扬中国古代地学思想，更要研究近现代学说和学术思想史，探讨学术发展史的独特规律，追溯学术上的本末和渊源，评估得失，做到 ‘以史为鉴，继往开来’。”除了上述学科史专著外，1999 年新中国成立 50 周年，他又主编出版了 《中国地质科学五十年》文集，由 50 多位各地质学科的专家学者合作撰写了这部约 50 万字的学科史专著，对我国地质学主要分科的研究成果、研究经验和学科的形成及发展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评述和展望，受到广泛的好评。现在王鸿祯院士已届 90 高龄，思路依然清晰，兴趣仍然广泛。近年来还发表了专题论文，也有些诗作题句，记事述怀，是一位好学多思、具有远见卓识的前辈良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今年是王先生 90 华诞，敬祝王鸿祯院士身心永健，睿思长青。
❻ 王水照的生平简介
王水照，浙江余姚人，1934年7月生，1960年秋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78年春，调入本校（指复旦大学——编者注）中文系任教。现为系学术委员会委员、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并担任上海古典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丘海诗词学会理事全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等职。
三十多年来，王教授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辛勤耕耘，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出版了《宋代散文选注》、《苏轼传》、《苏轼选集》、《唐宋文学论集》等专着及《苏轼其人和文学》日译本等，他还是文学研究所编着的《中国文学史》、《唐诗选》两书的主要执笔人之一。他专攻唐宋文学，尤精于唐宋诗词、散文和苏轼的研究，建树甚多，并形成了自己好学深思、辨疑祛难的治学风格。王教授注意研究课题的学术意义和价值，尽可能选择学术界关注的重大问题或难点，在掌握充分材料的基础上，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他在六十年代初期关于杜甫研究的评论、七十年代后期关于唐诗繁荣原因的探讨，由于见解独到新颖、议论深刻精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他在八十年代发表的《评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诗》一文，是拨乱反正后学术界最早为苏轼正名的文章，曾获上海市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
在研究中，王教授还注重新领域的开拓和研究角度的多样化。他是国内较早致力于宋代散文研究的学者，曾发表系列论文十多篇。在词学研究方面，他的近作《从苏轼、秦观词看词与诗的分合趋向》等文，尝试用比较方法或历史溯源方法来研究一些词学现象，曾获中国秦观学会优秀论文奖。近年来，他很重视宋代文学和宋人心态的综合研究，视野更加开阔，议论更趋恢宏。
王教授的研究，扎根于坚实的实证基础之上，他努力于新材料的发现、整理和考订。1984年出版的《苏轼选集》一书就是一部资料丰富、工力扎实、学术性极强的选本，被学术界誉为“古代作家选本中少见的杰构。”
王水照教授在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的同时，近年来还积极从事中外学术交流。除指导国内唐宋文学专业研究生外，他还先后指导过日本等国高级进修生。1984年秋，王教授应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之聘，去该校讲学一年半。在日期间，他与海外学者切磋交流，发表学术论文和讲演，并努力搜寻国内所佚而存于彼邦的资料及其它典籍。东瀛归来后，他主持编译了《日本学者中国词学论文集》和《日本文话三种》两书，整理编辑了《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王荆文公诗李壁注》（朝鲜活字本）和《校补足本施顾注东坡先生诗》三书，交出版社陆续出版。在学术领域里，王水照教授从不满足，仍孜孜屹屹，潜心学海。1988年他被英国剑桥世界传记中心列入《世界名人录》。
❼ 书法家不能写错字吗北大教授因写错字遭抨击！
文/王呈祥
这是王岳川先生写的一幅书法，内容为李白《赠汪伦》诗（见下图）。
想必大家一定看到了作品上米黄色的三个圈，这是热心网友圈出的错别字，也正是因为作品中的“圈”，王岳川遭到社会大众的抨击。
第一，圈出的是“白”字。虽说是草书，但草法不准，可以说就是个错字。
第二，圈出的是“岸”和“踏”字。“岸”底部是“干”，草法是——横竖横，而作品中却用的是“千”的草法——撇竖横；“踏”左部是“足”，草法类似简写的言字旁“讠”，而作品却用的是“氵”的草法。
第三，圈出的是“深”字。也是一个错字，“深”写成了“添”。
王岳川是谁？据公开资料显示，王岳川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等职务。
哇塞！这么牛叉的身份，写错字怪不得会遭人抨击。
倘若他只是个普通人，即便是错字连篇也不会有人过问，问题就出在了“名不副实”上——身份与行为不符。而先入为主的思维又告诉我们，专家教授是学术的权威，每写一字，每说一句都是权威。如今写字的行家也写错字，必然令人愤慨，以至于群起而攻之。
至于王教授书法的好坏，我们不做过多评价，这里只说一句：这种风格，我个人不喜欢，当然不喜欢并不代表不好。
书法专家该不该犯这种错误呢？从汉字的实用角度来说，不该，且不能被原谅。写错字会让观者误解，本来是说这件事，可能被理解成另一件事，南辕北辙。
前段时间看到一张信息截图，女儿出门没有带伞，后来下雨发信息给妈妈，让她给自己送伞。女儿：“妈，我的命没带，我在某某处，给我送命，要么给我发点钱，我买命也行。”妈妈：“究竟是买命还是买伞？”
从汉字的书法艺术角度来说，虽错，但可以被原谅。艺术不是单纯地将汉字写对，而是要将汉字的美推向极致，如果写对就是书法，那我们岂不都是书法家。
再者，古代书法家也不是没写错过，颜真卿、米芾、苏轼无一例外，就连“书圣”王羲之也没有避免。《兰亭序》全篇三百余字，其中将“岭”写成了“领”，“快”写成了“怏”，“晤”写成了“悟”等，并且还有几处涂抹。
其实，无论书写者是什么身份，首先他是活生生的人，古语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既然是人就会犯错。
我觉得，在当代我们都把“书法家”太当回事了，一说是某某书法家，就感觉很了不起似的。事实上，今之家非昔之家也，更不要说是艺术家了。他们不过只是会写毛笔字的人而已，什么“文化”，什么“底蕴”，什么“修养”，早已被某些东西洗劫一空。
对于艺术家的理解，我很赞同郭德纲所说的观点，他说：“什么是艺术家？在自己的领域内要有独特的建树，要能承上启下，形成独特的风格，有大批的追随者，对本行业能够起到发展作用。”
他们不是艺术家，我们就不要用艺术家的标准去要求，因为一旦要求，最终只会大失所望。与其看着上火，倒不如用平常心看待，我们雅俗共赏岂不快哉，你说是与不是？
❽ 当年扬言说要“消灭”农民，国家才能富强的北大博士王福重，如今怎样了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一句脍炙人口的诗句。它教导我们要珍惜粮食，尊重农民伯伯的劳动成果。农民是一个辛苦的职业，但同时也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职业。改革开放后，我国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使得农民的比例不断下降。农村人口下降了，但农民群体依然是存在的。但有个人，坚持认为要消灭农民，以此才能国富民强，他就是北大博士王福重，如今怎么样了呢？
小编认为，职业是平等的，不分三六九等，没有高低贵贱，农民也是一样。他们也是劳动者的一部分，为我国的粮食在默默作出贡献。因此，我们应该同样地尊重农民群体。尽管现在农民的数量已不像以前那般庞大，但是，也不是应该“消灭”的人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❾ 北大说主权共有的王教授是谁
王立权。在2013年12月45日，北大教授王立权再一次演讲中说到了主权共享，为帝国主义思想，引起了全国群众的怒火。
❿ 王宽诚讲席教授是什么
陈春花，1964年出生，广东湛江人。华南理工大学(现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技术专业本科毕业；北京师范大学，主修哲学，获得硕士学位证书。
新加坡国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爱尔兰大学海外部，工商管理博士，2005年南京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博士后。
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王宽城教授、新华都商学院董事长、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客座教授。
扩展信息:
作品介绍:
1.陈春花管理精选系列
《陈春花管理选集》是由机械工业出版社于2013年1月1日出版的一本书。作者是陈春花。
管理的基本要素只有四个:顾客价值、合理成本、有效规模和有人文关怀的利润。每个人都可以掌握这四个基本要素，培养自己沿着这四个要素做出选择和判断的思维习惯。
所以对战略、营销、产品、价值链、服务、品牌本质的理解，是建立在对这四个基本要素的理解之上的。
这本书想告诉读者的是，企业的经营活动遵循着自身的本质规律，一旦掌握了这些基本规律，企业就掌握了应对不确定性和变化的能力。
理解企业管理的本质，掌握正确的商业逻辑，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有效运用战略、营销、产品、服务、价值链、品牌等基本价值观，使企业能够规划自己的成长路径，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
2.陈春花的管理咒语
本书精选著名企业管理战略专家陈春花教授的300句至理名言，包含管理、组织、激励、计划、管理、战略、营销、团队、自我认知、心智成长十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