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有个讲人类史的教授

A. 李政道是什么人，有没有简介

李政道：Tsung-Dao Lee（1926年11月24日—），美籍华裔物理学家。1957年，他31岁时与杨振宁一起，因发现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的这项发现，由吴健雄的实验证实。李政道和杨振宁是最早获诺贝尔奖的华人。

简历：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26年11月24日，中国上海

国 籍 美国

目前职务
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全校级教授

学 历
1943-44
中国贵州省，浙江大学
（由于战争，浙江大学从浙江迁往贵州）
1945

中国云南省昆明，西南联合大学
（由从北京南迁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及
从天津南迁的南开大学组成）
1946-49 美国芝加哥大学，1950年获博士学位

荣誉
1957 诺贝尔物理奖
1957 爱因斯坦科学奖
1969 法国国家学院G. Bude奖章
1977 法国国家学院G. Bude奖章
1979 伽利略奖章
1986 意大利最高骑士勋章
1994 和平科学奖
1995 中国国际合作奖
1997 命名3443小行星为李政道星
1997 纽约市科学奖
1999 教皇保罗奖章
1999 意大利政府内政部奖章
2000 纽约科学院奖
2007 日本旭日重光章

名誉学位
1958 普林斯顿大学科学博士
1969 香港中文大学文学博士
1978 纽约市立大学科学博士
1982 意大利比萨，高等师范学院物理学博士
1984 Bard学院科学博士
1985 北京大学科学博士
1986 美国Drexel大学文学博士
1988 意大利Bologna大学科学博士
1990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科学博士
1991 美国Adelphi大学科学博士
1992 日本筑波大学科学博士
1994 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科学博士
2006 英国诺丁汉大学科学博士
工作简历
1950 芝加哥大学天文系助理研究员
1950-51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助理研究员和讲师
1951-53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成员
1953-55 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
1955-56 哥伦比亚大学副教授
1956-60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1960-62 哥伦比亚大学兼职教授
1960-63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
1962-63 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
1963-64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1964-84 哥伦比亚大学费米物理讲座教授
1984- 哥伦比亚大学全校级教授
1986- 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CCAST, WL）主任
1986- 北京现代物理中心主任（北京大学）
1988- 浙江现代物理中心主任（浙江大学）
1997-2003 RIKEN-BNL研究中心主任
2004- RIKEN-BNL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理事会成员
1985-93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理事会成员
1990－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董事会成员

名誉教授
198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982 暨南大学
1982 复旦大学
1984 清华大学
1985 北京大学
1985 南京大学
1986 南开大学
1987 上海交通大学
1987 苏州大学
1988 浙江大学
1993 西安西北大学
1998 上海大学
2000 兰州大学
2002 厦门大学
2003 西北工业大学

特邀讲座和院士
1957 美国哈佛大学Loeb特邀讲座
1957 中央研究院院士
1959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1961-63 美国Sloan 基金学者（Sloan Fellow）
1962 美国哲学学会院士
1964 美国哈佛大学Loeb特邀讲座
1964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1966 美国Guggenheim基金学者（Guggenheim Fellow）
1982 意大利 Lincei国家科学院院士
1986 华盛顿大学Jessie与John Danz讲座
1994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1995 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1995 麻省理工学院，Herman Feshbach物理学讲座
2003 梵蒂冈Pontifical 科学院院士
2004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科技委员会顾问

著 作
粒子物理和场论引论
Harwood科学出版社，1981
李政道文选1-3集，G. Feinberg编辑
Birkhauser Boston Inc., 1986
宇称不守恒三十年——李政道六十华诞学术研讨会
Birkhauser Boston Inc., 1988
对称，不对称与粒子的世界,
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88
李政道文选，1985-1996，任海沧、庞阳编辑
Gordon and Breach, 1998
科学与艺术，主编：李政道，副主编：柳怀祖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物理的挑战，李政道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
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季承、柳怀祖、滕丽编辑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简体字本）
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繁体字本）

生平概述：
李政道出生于中国上海，祖籍江苏苏州，父亲李骏康是金陵大学农化系首届毕业生。李政道曾在东吴附中，江西联合中学等校就读。因抗战，中学未毕业。1943年因以同等学历考入迁至贵州的浙江大学物理系，由此走上物理学之路，师从束星北、王淦昌等教授。1944年因日军入侵贵州，时在贵州的浙江大学被迫停学。1945年他转学到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就读二年级，师从吴大猷、叶企孙等教授。1946年赴美进入芝加哥大学，师从费米教授。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从事流体力学的湍流、统计物理的相变以及凝聚态物理的极化子的研究。1953年，他任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主要从事粒子物理和场论领域的研究。三年后，29岁的李政道，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二百多年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他开辟了弱作用中的对称破缺、高能中微子物理以及相对论性重离子对撞物理等科学研究领域。1984年他获得全校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这一最高职称，至今仍是哥伦比亚大学在科学研究上最活跃的教授之一。现在，他的兴趣转向高温超导波色子特性，中微子映射矩阵，以及解薛定谔方程的新途径的研究。如今耄耋之年的他仍奋斗在物理研究的第一线，不断发表科学论文。

自20世纪七十年代初，他和夫人开始回国访问，为祖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做了很多贡献。他积极建议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重视基础科学研究，促成中美高能物理的合作，建议和协助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议成立自然科学基金，设立CUSPEA，建议建立博士后制度，成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和北京大学及浙江大学的近代物理中心等学术机构，设立私人教育基金，对艺术和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强烈的兴趣，个人亦喜随笔作画并积极倡导科学和艺术结合。

1926年11月25日，李政道诞生于上海。他自幼酷爱读书，整天手不释卷，连上卫生间都带着书看，有时手纸没带，书却从未忘带。抗战争时期，他辗转到大西南求学，一路上把衣服丢得精光，但书却一本未丢，反而一次比一次多。
1946年，20岁的李政道到美国留学，当时他只有大二的学历，但经过严格的考试，竟然被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录取。 3年后便以“有特殊见解和成就”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辨，被誉为“神童博士”，其时年仅23岁。

在科学上早熟的李政道，1956年30岁时便升任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亲自体会到科学人才必须从小培养，因而在1974年 5月30日会见毛泽东主席时，建议在中国科技大学开设少年班，他的建议受到采纳。1979年他去合肥访问时去科大少年班看望了同学们，并题词：“青出于蓝，后继有人。”李政道关心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他建议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他建议建立博士后制度他建议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他建议成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和北京近代物理中心，……这些建议都一一得以实现。1985年7月16日，邓小平会见李政道时，对他说：“谢谢你，考虑了这么多重要的问题，提了这么多好的意见。”
1998年1月23日，李政道将其毕生积蓄30万美元，以他和他的已故夫人秦惠（竹君）的名义设立了“中国大学生科研辅助基金”，资助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和苏州大学的本科生从事科研辅助工作。李政道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为科学事业后继有人，真是用心良苦，竭尽全力。
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

重要事件年历

1926年 出生于上海
1943年 江西联合中学毕业
1943年 就读于浙江大学物理系
1944年 转入昆明国立西南联大
1946年 就读联大二年级，受吴大猷推荐赴美留学（芝加哥大学物理系）
1950年 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至加拿大担任天文研究员
1951年 受聘于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
1953年 至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1956年 与杨振宁共同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
1957年 与杨振宁同获诺贝尔奖
1958年 与杨振宁、吴健雄同获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奖，并被授于普林斯顿大学物理荣誉博士学位
1960年 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教授
1961年 受推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1963年 回哥伦比亚大学，担任第一位「费米讲座」的物理学教授偕夫人返回阔别26年的中国大陆
1964年 和杨振宁受邀参加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二人还被推选为本次会议的顾问委员会成员
1984年 回国参加第十六届中研院院士会议
1986年 出任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终身主任；并担任北京现代物理学研究中心主任。12月，哥大为李政道举行六十大寿庆典
1988年 在北京主持召开同步辐射应用国际讨论会

自述摘录

「一九四五年的春天，忽然有一个胖胖的，十几岁孩子来找我。拿了一封介绍信。信是一九三一年我初到密其根大学遇见的梁大鹏兄写的。梁不习物理，十几年未通音讯了，不知怎样会想起我来。他介绍来见我的孩子叫李政道。他原在宜山浙江大学，读过一年级，因为日军逼近宜山，他便奔去重庆。他的姑姑认识梁，梁便介绍李来昆明见我。那时是学年的中间，不经考试，不能转学，我便和联大教二年级物理数学课程的几位先生商量，让李去随班听讲考试，如他合格，则候暑假正式转学入二年级时，可免他再读二年级的课程。其实这不过是我自己以为合理的办法，并未经学校正式承认许可的」

「李应付课程，绰有馀裕，每日都来我处请我给他更多的阅读物及习题。他求知心切，真到了奇怪的程度。有时我有风湿痛，他替我捶背。他帮我作任何家里的琐事。我无论给他甚么难的书和题目，他很快的做完了，又来索更多的。我由他的作问题的步骤，很容易的发现他的思想敏捷，大异寻常。老实的说，在此后的一年中，我因为自己的问题——冠世（吴博士之夫人——编者）的卧病；每日的买菜，升炉，煮饭；物价的日日上涨，实在没有心绪来预备许多的参考书和题目给他。好在他的天资高，亦不需我的讲解。」

「一九四五年，曾昭抡先生忽然来找我，说军政部部长陈辞修先生、次长俞大维先生，想约我和华罗庚谈谈为军政部计划些科学工作事。我和曾虽是同事十年多，华亦六七年，但都无深交。陈俞二先生，更从未晤面。我所习的物理，亦与实用无关。但想想，去谈谈亦无碍。于是和华去渝，先后见俞、陈二先生。」

「陈俞二先生想知道怎么计划，以有助国防的科学工作机构的意思。我即想了几日，拟就一建议，以为我国人材缺乏，任何计划，必须从根做起，即是：(1)成立研究机构，培植各项基本工作人材，(2)初步可派物理，数学，化学人员外出，研习观察近年来各部门科学进展情形，拟一具体建议，计划筹建一研究机构，并即时选送优秀青年数人出国，习物理、数学等基本科学。」

「我拟写的建议，陈俞二先生考虑后，以为可行，即令华和我负责数学及物理二部门。我们并建议请曾昭抡负责化学部门。」

「返昆明后，我告冠世一切经过。谈到推选青年习物理者二人时，冠世和我皆不犹疑的决选李政道。当时在西南联大的研究生及助教中，天赋勤奋未有如李的（杨振宁已考取清华留美；黄昆考取中英庚款留英）。」

李政道表示，虽然他在吴大猷门下只有一年二个月的时间，但却是他一生中获益最多的时期。他说，「我从吴师学到的不仅包括人格的涵养，最重要的是学到对知识的『忠诚』 (dedication)。」然而对这样一段重要过程，李政道却谈得不多。因为他认为，「我与吴师的关系很长，不是一句可以说得完的，否则也就不重要了。」他承认，吴大猷是影响他最深远的一位师长。

宇称不守恒
1997年5月30日，李政道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中这样说道：“在物理学中，宇称守恒意味着左跟右是对称的。”
“假如有两个系统，开始时互为对方的镜象，就是说它们的动态是完全是一样的，只是左跟右不一样。宇称守恒是指，除了左右不一样以外，它们以后的发展应该完全一样。”
“1956年我和杨振宁在理论上建立了宇称不守恒。 1957年吴健雄的60C实验结果表明，宇称守恒的观点与自然现象是不符合的。”

李政道（1926～）美籍华裔物理学家。1926年11月25日生于上海，抗战时期在国立浙江大学（当时在贵州省）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习。1946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1950年获博士学位。1950－1951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1951－1953年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工作，1953－196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1955年任副教授、1956年任教授），1960－1963年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理论物理学教授，1963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

李政道1956年和杨振宁合作，解决了当时的θ－τ之谜——就是后来称为的K介子有两种不同的衰变方式：一种衰变成偶宇称态，一种衰变成奇宇称态。如果弱衰变过程中宇称守恒，那么它们必定是两种宇称状态不同的K介子。但是从质量和寿命来看，它们又应该是同一种介子。他们通过分析，认识到很可能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并提出了几种检验弱相互作用中宇称是不是守恒的实验途径。次年，这一理论预见得到吴健雄小组的实验证实。因此，李政道和杨振宁的工作迅速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并共同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李政道的研究领域很宽，在量子场论、基本粒子理论、核物理、统计力学、流体力学、天体物理方面的工作也颇有建树。1949年与罗森布拉斯和杨振宁合作提出普适费米弱作用和中间玻色子的存在。1951年提出水力学中二维空间没有湍流。1952年与派尼斯合作研究固体物理中极化子的构造。1954年发表了量子场论中的著名的"李模型"理论。1957年与奥赫梅和杨振宁合作提出电荷共轭不守恒和时间不反演的可能性。1959年与杨振宁合作，研究了硬球玻色气体的分子动理论，对研究氦Ⅱ的超流动性作出了贡献。1962年与杨振宁合作，研究了带电矢量介子电磁相互作用的不可重正化性。1964年与瑙恩伯合作，研究了无（静止）质量的粒子所参与的过程中，红外发散可以全部抵销问题，这项工作又称李－瑙恩伯定理。20世纪60年代后期提出了场代数理论。70年代初期研究了CP自发破缺的问题，又发现和研究了非拓扑性孤立子，并建立了强子结构的孤立子袋模型理论。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继续在路径积分问题、格点规范问题和时间为动力学变量等方面开展工作；后来又建立了离散力学的基础。

李政道十分关心中国物理学的发展，自1972年起多次回中国访问讲学。1980年以来，他发起组织美国几十所主要大学在中国联合招收物理学研究生，为培养中国青年物理学家作出了贡献。他受聘为暨南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等校的名誉教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B. 王善军的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王善军，男，1966年9月生，山东沂南人。曾师从漆侠先生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于1991年获河北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2001年获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博士学位，并师从四川大学胡昭曦先生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辽宁省重点学科专门史带头人，大连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理事，大连市社科院特邀研究员，辽宁省“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百层次入选人员，《宋史研究论丛》（CSSCI来源集刊）编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通讯评审及成果鉴定专家等。 1.《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2002年10月获河北省第八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02年8月获第二届邓广铭学术奖励基金三等奖。
2.《世家大族与辽代社会》，2010年7月获辽宁省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二等奖；2011年4月获大连市第十四届社会科学进步奖专著类一等奖。
3.《宋代族塾义学的兴盛及其社会作用》，2000年10月获河北省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4.《辽代渤海世家大族考述》，2008年2月获辽宁省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三等奖。
5.《“没奈何”的财富：南宋成纪张氏家族消费考述》，2012年7月获辽宁省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三等奖。 1.世家大族与辽代社会，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主持人。
2.辽宋夏金时期的民族认同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主持人。
3.宋代世家大族与社会变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主持人。
4.宋以后宗族形态的演进与社会变迁，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重大招标项目，子课题负责人。
5.辽金时期家族与社会变迁研究，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主持人。
6.辽代民族融合问题研究，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主持人。 1、《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
2、《世家大族与辽代社会》，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
3、《阳都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7月。 1.《近年古代封建宗族制度研究管窥》，《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3期。
2.《宋代狱空制度简评》，《劳改劳教理论研究》1991年第4期。
3.《宋代族产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宋史研究论丛》第3辑，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转载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1993年第2期。
4.《宋代谱牒的兴盛及其时代特征》，《中州学刊》1992年第3期。转载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1992年第4期。
5.《敲响前建政治制度的丧钟——邓牧政治思想论略》，《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
6.《唐宋之际宗族制度变革概论》，《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7.《中华家教与精神文明建设》，《历史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河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8. 《宋代宗族制度的社会职能及其对阶级关系的影响》，《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转载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1996年第4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7年第1期。
9.《宋代真定韩氏家族研究》，《新史学》八卷四期，1997年12月。
10.《从〈名公书判清明集〉看宋代的宗祧继承及其与财产继承的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
11. 《强宗豪族与宋代基层社会》，《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12. 《提高图书编校质量之我见》，《出版发行研究》1999年第1期。
13.《宋代族塾义学的兴盛及其社会作用》，《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2期。转载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1999年第3期。
14.《宋代世家初探》，《文史》1999年第3辑。
15.《〈宋史·曹彬传〉勘误》，《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16.《宋代的宗族祭祀和祖先崇拜》，《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3期。
17. 《宋代皇族谱碟考述》，《历史档案》1999年第3期；《宋史研究论丛》第4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8.《关于义门大家庭分布和发展的几个问题——与黎小龙先生商榷》，《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19.《北宋青州麻氏家族的忽兴与骤衰》，《齐鲁学刊》1999年第6期；《宋史研究论丛》第4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0.《宋初精神文明建设简论》 ，《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1.《20世纪后20年宋代社会史研究综述》，《宋史研究通讯》2000年第1期。
22.《宋代家庭结构初探》，《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3期。转载于《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00年第4期。
23.《宋代的宗族重建》，《资政通鉴》，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
24.《积贫与奢靡并存的南宋社会》，《资政通鉴》，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
25.《近20年来宋代社会生活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2期。
26.《辽代籍没法考述》，《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转载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法理学、法史学》2001年第7期。
27.《世选制度与契丹的家族势力》，《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1期。
28.《高翥〈清明日对酒〉诗新解》，《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29.《〈宋代荫补制度研究〉评价》，《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2期。
30.《宋代三槐王氏家族的仕宦、婚姻与文化成就》，《河北学刊》2003年第2期。
31.《辽朝横帐新考》，《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转载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2003年第3期。
32.《论辽代皇族》，《民族研究》2003年第5期。转载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2004年第2期。
33.《宋代三槐王氏家族兴替考述》，《宋史研究论丛》第5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
34.《宋代真定曹氏家族剖析》，《历史文化研究》第19辑，韩国外国语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2003年版。
35.《范氏义庄与宋代范氏家族的发展》，《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
36.《辽代的皇族》，《宋史研究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7. 《宋代华阳王氏家族科举论略》，《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1期。
38. 《辽代世家大族的军事势力》，《安徽史学》2005年第4期。转载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2005年第4期。
39.《宋代华阳王氏家族的科举和仕宦》，《宋代四川家族与学术论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0.《辽太宗皇后考》，《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年第5期。
41.《辽代世家大族文化活动述论》，《安徽史学》2006年第2期。转载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2006年第3期。
42.《简论使辽对北宋使臣政治性格的影响》，《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与王慧杰合作）
43.《辽代渤海世家大族考述》，《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
44.《从石刻资料看辽代世家大族与佛教的关系》，《东亚文史论丛》2007年号，日本东亚历史文化研究会出版。
45.《论辽代后族》，《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年第2期。
46.《辽代世家大族的经济势力及其来源》，《辽金史研究》第10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47.《耶律乙辛集团与辽朝后期的政治格局》，《学术月刊》2008年第2期。转载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2008年第2期。
48.《漆侠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3期。（与毛曦合作）
49.《宋代世家大族消费述论》，《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7期。
50.《共财与家法——宋代饶阳李氏家族探析》，《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9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51.《世家大族与辽代社会研究——〈世家大族与辽代社会〉成果简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选介汇编》第5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52.《游动饮食的文化阐释——〈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研究〉评介》，《文化学刊》2009年第2期。（与黄大为合作）
53.《“没奈何”的财富：南宋成纪张氏家族消费考述》，《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9年第3期。
54.《由富求贵：从归化州张氏看辽金燕云豪族的发展路径》，《河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55.《特权庇护：宋代的邢州柴氏家族》，《宋史研究论丛》第10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56.《宋代世家大族经济来源简述》，《中国古代法制研究集萃——郭东旭先生七十寿辰纪念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57.《20世纪以来辽金民族融合问题研究综述》，《西夏学》第6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58.《宋代族谱序跋所涉家族的地域分布》，《大连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与黄超合作）
59.《辽代尚父考》，《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1期。
60.《家族嬗变与民族融合——从耶律倍到耶律希亮的个案家族考察》，《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3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61.《宋代四川世家大族兴盛原因浅说》，《宋史研究论丛》第13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

C.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西北大学考古专业50年历程回顾

举世闻名的古都长安和三秦大地，有着十分深厚的历史积淀和非常丰富的文物古迹，为西北大学历史、考古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营造了得天独厚条件。
西北大学考古学科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938年，西北联合大学南迁汉中城固时，历史系就成立了考古委员会，陆懋德教授等对张骞墓、樊哙墓等进行调查和发掘，发现“博望侯印”封泥和绿釉陶器座等一批珍贵文物，并发表了《发掘张骞墓前石刻报告书》。1939年，西北联大改名国立西北大学，历史系成立了考古室，组织师生对汉中地区的文物古迹进行了调查。在此基础上，陆懋德教授等先后发表了《汉中各县诸葛武侯遗迹考》和《汉中地区的史前文化》等论文，周国亭发表了《勉县考古记实》等。这是西北大学最早的考古活动。
1938年，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先驱者之一黄文弼，到西北大学历史系任教授。1942年任历史系主任，开设了考古学、史前史等课程，并从事西北史地和考古学研究。1943年受西北大学委托第三次赴新疆考察，考察重点在教育文化及古迹古物等（他在1927至1930、1933年，参加了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发起的中瑞科学考察团，对以新疆为重点的西北文物进行了调查）。任教期间，先后撰写了《罗布淖尔考古记》、《张骞通西域路线考》、《吐鲁番古代之文化与宗教》等专著和论文。
1940年秋，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王子云任团长。对河南、陕西、甘肃等地的文物古迹进行了调查，获得了大量的资料。1945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累年所得的各类文物、拓片、模型、石窟临摹、绘画、照片等资料100多种，计2000余件全部拨归国立西北大学，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与原有历史系考古室合并，成立了西北文物研究室，王子云随调西北大学任教授，并担任西北文物研究室主任。之后王子云等积极开展相关资料的整理和调查研究，在西安郊区发现史前文化遗址多处，其中在鱼化寨遗址获得一批陶、石、骨器等。著有《中国历代应用艺术图纲》、《西北史迹文物踏查纪实》、《汉唐陵墓图考》、《唐韦顼石椁发现记》、《古杜国考》等论著。此外，还举办有关金石拓片及汉唐陵墓艺术等专题展览，对历史学科的教学与科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47年5月，为推动西北地区文化古迹的研究，历史、边政两系学生成立了考古学会。组织会员利用星期日分赴市郊考察古迹，利用假期赴甘肃洮河流域考察石器时代遗址，并将考察之成果，精制成三集照片展出。1948年暑假，边政学系21位学生对甘肃、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化和文物古迹进行了4个多月的实习，实地考察了敦煌莫高窟、焉耆唐代古城、库车千佛洞等古迹。此外，还邀请著名学者裴文中作“北京人”和“渭河、洮河流域古代人类文化之新发现”等学术报告。
1951年，陈直先生在历史系开设“考古学通论”课。1954年，陈直受聘担任文物陈列室主任。1955年，北大考古专业应届毕业生李家翰先生被分配来校任教，为考古教学增添了新生力量。
这一时期，武伯纶、刘士莪等组织历史系的师生参加了麦积山石窟勘察、新疆文物普查、西安白家口汉墓的发掘、咸阳底张湾北周隋唐墓发掘等工作。这些工作不仅积累了最初的田野考古经验，而且为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基于当时国家对文物考古人才的迫切需要，在郑振铎（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冶秋（时任文物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和尹达（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等国家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导的关心下，1956年，历史系首先在54、55级历史专业选出部分学生，成立考古班。其后设立了考古专门化，考古专业正式创立。同年成立了考古教研室，马长寿先生任主任，陈直先生任副主任，教师有刘士莪、李家翰等。“西大考古专业的成立，在某种意义上说，代表了陕西乃至中国考古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石兴邦：《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40周年贺文》，载《考古文物研究》第1页，三秦出版社，1996年）。
从1956年开始，考古专业逐步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教学与人才培养体系。考古教学除本校的几位老师（马长寿、陈直、刘士莪、李家瀚、贾德耀、蔡尔轨等）承担外，还聘请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郭宝钧、石兴邦、金学山、杨泓、郭仪孚、王伯洪、林寿晋、马得志等相继来校分段讲授石器时代考古、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隋唐考古及考古技术课，形成了一支阵容强大，知名度很高的教师队伍，开始了较为系统的考古教学活动。
时任校长侯外庐还邀请埃及开罗大学考古学家埃米尔教授、日本东京大学考古学家原田淑人教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梦家教授等作考古学术报告，在西北大学形成一股考古热。
除了系统的考古学理论教育外，还十分重视田野考古实践教学。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考古专业师生先后参加了西安唐兴庆宫、铜川耀州窑等遗址的发掘。1958年，在蔡尔轨老师的率领下，考古班的学生参加了宝鸡北首岭遗址的第一次发掘。1960年，56级考古班学生参加了陕西彬县（今属长武县）下孟村遗址的发掘，首次发现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早于庙底沟类型的地层证据，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专业创立以来，曾琪、段浩然、黄碧芳、高建民、韩伟、韩保全、郭长江等先后留校任教，教师队伍不断壮大。1961年，考古专门化改称考古专业，但不久由于国家处于困难时期而精简专业，考古专业被迫停止招生。考古教学活动处于停滞状态。
1972年，考古专业恢复招生，考古教研室重建，陈直任主任，刘士莪任副主任。之后，王世和、戴彤心、段连勤、孔哲生、肖安顺等先后到西北大学考古专业任教，考古专业的教师队伍得以重建。特别是有丰富田野考古工作经验的戴彤心、王世和的任教，使西北大学田野考古发掘教学与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1973年，刘士莪、张洲与西北大学地质系共同发掘了韩城禹门口旧石器时代遗址。同年，刘士莪、王世和、段浩然、段连勤指导72级考古班学生参加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发掘。1974年，刘士莪等带领74级考古班部分学生，与北京大学、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合作，发掘了周原凤雏和召陈建筑遗址、庄白青铜器窖藏和云塘制骨作坊遗址等。同年王世和、孔哲生等指导74级考古班学生，参加了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1975年，贾正中带领74级考古班参加了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上述发掘不仅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在实践中锻炼了教师，培养了学生。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从1956年考古专门化以来，共培养了7届130名学生。他们后来成为我国各地考古学教学科研骨干力量和著名学者的优秀学生，在我国的文博考古事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少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这一时期考古专业的科学研究方面也产生了一批新的成果，促进了西北大学的文物研究。其中马长寿在20世纪60年代初撰写的《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充分利用碑刻文字资料，对关中古代部族的名类渊源、地域分布、姓氏变迁、婚姻关系、部族人融合等问题进行了考论。陈直著有《关中秦汉陶录》、《秦汉瓦当概述》等论著，其中《秦汉瓦当概述》一文对秦汉瓦当的文字书体及规格、断代及分期、制法及窑址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至今对秦汉瓦当的研究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77年恢复高考后，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发展，考古专业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教学与人才培养体系进一步完善，科学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奠定了考古专业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
1980年以后，刘士莪任考古教研室主任，考古专业在专业和学科建设方面不断发展。1986年获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1988年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成立了文博学院，增设了博物馆学专业，成立了文博教研室，王世和任主任。1989年，增设了文物保护技术专业。1991～1994年，戴彤心任考古教研室主任。1994年起王建新任考古教研室主任。2002年，考古专业被评为陕西省首批普通高等院校名牌专业。2003年，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获博士学位授予权，同年成立了考古学系（含考古学、文物保护技术两个本科专业），由王建新任主任。2004年，成立了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并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成立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中心，建立了考古技术与文物修复实验室，大大改善了教学科研的条件。2005年，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被批准为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同年，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联合组成的“砖石质文物保护科学研究基地”通过专家组评审，成为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2006年，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成立了文化遗产学院，进一步加强了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与考古学的教学与研究。经过多年的建设，逐步建成了本科、研究生（硕士、博士）人才培养体系，成为我国文物考古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和科学研究重要基地之一。
在教学方面，早在20世纪80年代，考古教研室就组织编印了《原始社会考古》、《商周考古》、《战国秦汉考古》、《隋唐考古》等系列教材和参考图录，邀请苏秉琦、安志敏、李学勤、张光直、田边昭三等著名学者先后来校讲学。1994年开始，考古专业的课程体系做了较大的调整，新开设了专业基础课“中国考古学通论”，传统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魏晋南北朝考古、隋唐五代考古、宋元明考古等7门课程成为方向性的专题课。新的课程体系进一步加强了田野考古学、考古技术课程的教学。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汉阳陵考古陈列馆、乾陵博物馆、法门寺博物馆、周原博物馆、宝鸡青铜器博物馆、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的支持下，建立了十多个稳定的教学实习基地，逐步建立了由课程实习与综合实习构成的实践性教学体系，形成了专业基础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能力相结合、课堂讲授与田野考古发掘、博物馆实践相结合的特色。2003年，对教学内容又进行了改革，修改制定了各门主干课程的教学大纲，加强了重点课程的建设。赵丛苍教授主持的《科技考古学概论》被列入国家级精品课程（2005年），张宏彦教授主持的《史前考古学》（2004年）被列入陕西省精品课程，有“中国考古学通论”、“田野考古学”、“新石器时代考古”、“隋唐考古”等课程被列入西北大学重点课程建设项目。教材建设的速度也进一步加快，赵丛苍、张宏彦、钱耀鹏教授编写的教材《科技考古学概论》、《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考古学概论》先后被列入国家“十五”、“十一五”教材建设计划，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2003年）、《科技考古学概论》（2006年）教材。1993年9月，王世和教授主持的“考古专业电化辅助教学体系的建设”获陕西省人民政府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999年，王建新、张宏彦、钱耀鹏等的“考古专业教学实践的改革”获西北大学教学成果二等奖；2001年，钱耀鹏教授获西北大学第一届教案展评（新石器时代考古）一等奖；2003年，钱耀鹏教授获西北大学第二届教学质量奖二等奖；2004年张宏彦教授获西北大学第二届教案展评（中国考古学通论）一等奖， 2004年张宏彦获西北大学教学质量优秀奖一等奖，2005年张宏彦编著的《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获西北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和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在人才培养方面，多年来考古专业始终坚持“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的人才培养思路，强调“三个重视”，即重视专业基础教学，重视知识视野拓宽，重视实践教学环节，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文物考古高级专门人才。从1977年至2006年，考古专业连续招收本科生27届（含2届专升本班），毕业571人；招收硕士研究生共20届，毕业获得学位者83人。从1985年开始，招收博物馆专业、文博专业专科生10届共250人。毕业生分布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吉林、辽宁、黑龙江、山东、河南、西藏、广东、海南、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贵州、四川、重庆等20多个省区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其中陕西地区文物考古研究和管理机构的业务人员90%以上、西北地区70%以上均是我校的毕业生。这些毕业生或已担任了省、市文物主管部门、文博单位的领导职务，或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及各省区文博考古研究机构和高校的业务骨干。此外，多年来还承担了陕西省和国家文物局的培训工作，培训了文物干部数百人。特别是2003、2005、2006年先后承办了三期全国省级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管理干部培训班，培训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的文物考古研究所所级领导73人。
在科学研究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考古专业充分利用陕西及西北地区丰富的文物资源，配合田野考古教学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文物考古研究，形成了若干稳定的研究方向，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著，取得了显著成就。
1980年，戴彤心、张洲指导77级考古班，主持发掘了陕西华县梓里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一处仰韶文化早期墓地和客省庄文化聚落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石、骨器等。
1981年戴彤心、肖安顺带领78级学生参加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咸阳秦宫殿遗址的发掘。
1982年，王世和、张宏彦指导79级考古班，主持发掘了陕西商县紫荆遗址。发现了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客省庄文化的大量遗迹、遗物。
1983年戴彤心、段浩然带领80级考古班学生参加中国社会科学考古研究所临潼白家村老官台文化遗址的发掘。
1984～1987、1991、1993年，王世和、张宏彦、王建新、钱耀鹏等主持发掘了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发现了大量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时代早期的遗迹、遗物。先后有81级、84级、90级考古班和双学位班、85级文博班、陕西省有关县市的文物干部、外国留学生等共计百余人参加了案板遗址的考古发掘实习或培训，成为20世纪80年代培训学生最多的考古实习基地。
1985年，刘士莪等主持发掘了西安老牛坡遗址（含许家寺地点），至1989年，共发掘了六次，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和商代的墓地、车马坑、建筑基址等一批十分重要的遗迹、遗物。先后有83级、86级考古班和部分研究生在此进行了考古实习，取得了教学与科研双丰收。
1985年，戴彤心、张洲、王维坤等指导82级考古班发掘了陕西宝鸡石嘴头遗址。发现了龙山时代窑洞式居址和大量的陶、石、玉、骨器等。
1988年，戴彤心和傅勇等，率领85级考古班发掘了青海化隆县四更卡拉遗址，为研究卡约文化提供了新的资料。
1990年，王世和、张宏彦、钱耀鹏带领87级考古班学生和日本留学生加藤隆也，参加长安北塬（风雷仪表厂）汉、北周、隋、唐墓的发掘。同年，刘士莪、赵丛苍指导88级考古班首次发掘了陕西城固宝山遗址。至2001年，宝山遗址共发掘了3次，发现有大量商时期的烧烤坑、建筑基址、墓葬等，为探索汉中地区巴蜀文化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1991年，赵丛苍、张克平指导89级考古班部分学生，发掘了新疆维丄吾丄尔自治区乌鲁木齐柴窝堡遗址和拜城县克孜尔墓地。
1993年，戴彤心、段浩然、冉万里率领部分学生首次发掘了校园内的唐太平坊和实际寺遗址。之后，累积历年发掘和收集的校园文物，在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内设立了校园考古陈列室，成为西北大学的一个特色和亮点。
1994、1995年，王建新、冉万里、指导91、92级考古班发掘了河南渑池班村遗址和山西垣曲古城镇遗址，并与相关科研单位合作，在班村遗址开展了动植物考古、环境考古、人类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96年，王世和、赵丛苍、王维坤、张宏彦、周晓陆、冉万里、刘瑞俊等指导93级考古班发掘了西北大学桃园校区唐崇化坊遗址，出土了唐代“踏步”、唐三彩等大量遗物。
从1997年开始，考古专业开始承担国家基本建设重大考古发掘与科研项目。1997年由陈洪海、刘瑞俊主持发掘了河南小浪底水库区盐东遗址。1997至2004年先后由王建新、张宏彦、赵丛苍、钱耀鹏、陈洪海、冉万里、刘瑞俊主持发掘了重庆长江三峡水库区万州中坝子、上中坝、余家河、白河沟遗址，巫溪河坪遗址的发掘与研究。2006年，由陈洪海、冉万里主持发掘了南水北调河北涞水县西水北遗址，河南镇平县姚寨遗址。
从2000年开始，考古专业启动西北古代游牧民族文化调查研究计划。2000～2002年，王建新、刘瑞俊等与新疆、甘肃两省区的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开展了西北地区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的调查与研究，试掘了甘肃安西潘家庄遗址、敦煌西土沟遗址。2003年，王建新主持了国家文物局重点项目“新疆东部及甘肃西北部秦汉时期遗迹的考古调查”，调查新疆哈密马鬃山区的相关遗存。2003年，钱耀鹏、陈洪海率领2000级考古班部分学生，参加了新疆伊犁尼勒克吉林台库区、特克斯恰卜其海库区古代游牧民族墓地的发掘，对研究战国至汉代游牧民族文化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同年，赵丛苍带领2000级考古班部分学生,发掘了甘肃酒泉西河滩遗址，发现了早期青铜时代的聚落遗址，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06年，由王建新主持，西北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南京大学部分研究生参加，发掘了巴里坤东黑沟遗址，发现了祭祀高台、居址、墓葬等一批重要遗迹，在古代游牧民族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若干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
2003年，在陕西省文物局的支持下，西北大学考古学系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启动了“古豳地区域考古研究”项目，钱耀鹏等对陕西彬县、旬邑、淳化一带的古遗址进行了调查。2004年，陈洪海、刘瑞俊、陈靓老师指导2001级考古班学生发掘了陕西旬邑下魏洛遗址，发现了一批龙山时代窑洞式居址和陶窑，其中新发现了可能专用于烧制石灰的窑址。2006年，钱耀鹏、魏女指导2003级考古班学生，主持发掘了陕西淳化枣树沟脑遗址，发现了先周时期的聚落和大批极具特色的蛇纹陶器。对于研究先周文化的形成及与北方青铜时代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新资料。
2004年，考古学系师生参加了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国家博物馆联合实施的早期秦文化研究项目，对甘肃东部礼县一带的古遗址进行了调查。2005年，王建新、赵丛苍、陈靓老师主持，指导2002级考古班学生发掘的甘肃礼县西山遗址，获得了大量墓葬、祭祀遗迹等早期秦文化的考古资料。
2005年，在多年对汉水上游城固宝山遗址和城洋青铜器研究的基础上，由西北大学、四川省考古研究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启动了汉水上游先秦时期文化调查研究项目，赵丛苍主持进行了前期的调查工作。
在上述考古发掘、调查的基础上,近十年来，考古专业的学术研究一直保持着旺盛势头，在中国史前考古、夏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隋唐考古、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国古代文物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先后承担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科研项目40余项。在各级各类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其中在《考古学报》、《民族研究》、《考古》、《文物》、《中国史研究》等国内外权威和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著作25部、译著2部。其中，刘士莪教授的《老牛坡》、王世和、张宏彦教授等的《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发掘报告》、王建新教授等的《慈善寺与麟溪桥》、赵丛苍教授的《城固宝山遗址发掘报告》等集中反映了考古专业近年来田野考古发掘与调查的重要收获。此外，王建新教授的《东北亚的青铜器文化》、王维坤教授的《中日古代都城与文物交流研究》、戴南海、张懋镕教授等的《文物鉴定秘要》、张懋镕教授的《中国青铜器真伪鉴别》、周晓陆教授的《秦封泥集》、赵丛苍教授的《中国古代玉器》、钱耀鹏教授的《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等和在国内外权威和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大量研究论文，集中反映了考古专业在中国史前考古、周秦汉唐考古和文物研究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体现了专业稳定的研究方向和显著的学术特色。其中王世和、张宏彦等的《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发掘报告》、钱耀鹏的《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获2003年获陕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王建新的《慈善寺与麟溪桥》、《东北亚系青铜剑分类研究》获2004年陕西省第七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赵丛苍的《城固宝山》获2004年陕西省第七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D. 西北大学有哪些教授的课是必须要去蹭的

作为一个大二的学生，来西北大学快两年了，我对它也是有着很深的感情的。

它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学风踏实，学校的师资还是很强的，虽然数量比不上那些巨无霸大学，但难得可贵的就是老师整体的素质都比较好。

我的兴趣比较多，虽然我是个文科生，但很喜欢跨专业去蹭课，特别是理科专业，总感觉很新鲜很有趣。

接下来我介绍几个老师，他们是我认为比较值得去蹭课的。他们的课绝对会让人耳目一新。

1.王鹏程教授，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现在是文学院的老师。他的课主要是现当代文学类，王老师讲课非常有特色，虽然他不笑，但却非常认真，思想很宽泛很客观，他的课能让学生学到一种批判精神。经常讲一些现代文学史课本上了解不到的东西，特别是能够颠覆我们平常的认知，这非常的引人入胜。

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E. 西北大学考古系介绍

西北大学考古学专业是我国高等学校中最早建立的考古学专业之一。

陕西及西北地区得天独厚的地下、地上文物资源，以及校内大量馆藏文物标本，是本专业教学科研的坚实基础。

专业教育高度注重基础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能力、校内课堂讲授与田野考古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旨在培养创新研究型、综合交叉型或专业技能型等多种专业人才类型，既能满足个人继续学习深造的愿望，也能更好地适应文物考古研究、博物馆、文物行政管理等部门的专业人才需求。

西北大学考古学研究起始于1938年西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考古学组对张骞墓的调查发掘。新中国建立后，西北大学服从国家文物事业整体布局，于1956年设置全国第二个考古学专业。

经过60多年的发展，目前的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已经成为专业设置全面、目标方向明确、学术团队充实、科研条件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全面的国内一流考古学科，是我国文物事业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力量。

西北大学考古学科在国内最早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学科体系（以考古学研究为价值的认知体系、以文物保护技术为价值的保存体系和以文化遗产管理为价值的实现体系），是我国文化遗产事业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力量。

结合所在区位优势，形成了以周秦汉唐和丝绸之路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为重心的研究特色，在西北地区史前文化研究、早期周秦文化研究、古代游牧文化研究、历代长城综合研究、佛教考古研究、科技考古研究以及文物分析、土遗址保护等文物保护关键技术研究、文化遗产管理和大遗址保护规划研究等领域，具有明显的学科优势和鲜明的特点。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现有专任教师47人，具有正高职称的14人，副高职称的12人。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1人，陕西省“四个一批”人才1人，省级教学名师3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91%。先后有多项成果获国家级、省级优秀教学成果奖。

学院下设考古学、文物保护技术和文化遗产管理三个系，分别开设考古学、文物保护技术和文物与博物馆学3个本科专业。

有考古学一级学科博、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现有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实验教学中心），国家级特色专业1个（考古学），省级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工作站1个（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共建），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区1个（考古学），陕西省名牌专业2个（考古学、文物保护学），陕西省特色专业2个（考古学、文物保护学），省级教学团队2个（考古学、史前考古学），2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1门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3门陕西省精品资源共享课程，4门西北大学精品课程。

F. 西北大学教授名单

文化遗产学院教授：

学硕导师（也可作专硕导师）：

陈靓（体质人类学副教授）、马志坤（环境考古副教授）、李悦（动物考古讲师）

专硕导师：

赵东月（体质人类学讲师）、唐丽雅（植物考古讲师）

G. 斯科特简介

人物生平
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英文名：Robert Falcon Scott)（1868--1912）是一位英国海军上校。他未能实现自己第一个到达南极极点的壮志。他的竞争对手罗阿尔德·阿蒙森抢先一个月到达那里...... 1910年6月，斯科特乘坐“特拉·诺瓦号”启程。途中，他听说阿蒙森也正在前往南极。 右图：这幅斯科特的照片是由英国南极探险队队员赫伯特·庞廷拍摄的。不久，庞廷和一部分队员奉命回到基地，留下斯科特和他的10名同伴向南极挺进。 1911年11月1日，斯科特的一队人马离开自己的宿营基地，前往南极。暴风雪使旅行十分艰难。因此，1912年1月3日，斯科特决定只带4位同伴前行，他们是爱德华·威尔逊、享利·鲍尔斯和埃德加·埃文斯、劳伦斯·奥茨。 1月18日，斯科特一行到达南极点。但是，阿蒙森的挪威国旗已经在那里飘扬。他们深感失望，踏上了归途。埃文斯因精神失常死去；奥茨因患严重的冻伤，不愿连累别人，主动要求出去走一圈，在这种环境下，出去只会在零下的寒风中死去，但没人阻止他。剩下的3个人不得不扎营，以躲避恶劣的天气。但恶劣天气没有结束的迹象，终于在3月29日这天，斯科特等3人都死在离开他们的宿营基地几千米处。 人们知晓斯科特最后一次旅行的详情，因为他的日记记到了最后一天。1912年10月，一支搜寻队发现了这本日记，以及斯科特等3人的尸体。3人的尸体被就地掩埋，如今于南极冰下的深处。奥茨的尸体始终未被找到。
探险英雄
斯科特被英国人称为20世纪初探险时代的伟大英雄。1910年6月1日，他带领探险队离开英国，向南极点发起 冲刺。
当时，挪威人罗阿尔德·阿蒙森也率领着另外一支探险队向南极点进发。两支队伍展开了激烈角逐，都想争取“国家荣誉”。结果阿蒙森队于1911年12月14日捷足先登，而斯科特队则于1912年1月16日才抵达，比阿蒙森队晚了一个多月。不幸的是，在返程途中，南极寒冷天气提前到来，斯科特队供给不足，饥寒交迫。他们在严寒中苦苦拼搏了两个多月，终因体力不支而长眠于皑皑冰雪中。 早在最后一次南极远征之前，斯科特就已经是英国的民族英雄。他在1902－1904年间首次进行南极探险，相关游记《发现之旅》曾是英国最畅销的书。而他最后一次南极探险的悲壮故事更是激励了一代代英国人。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为他们一行人写了一篇传记《伟大的悲剧》，收录人教版七年级下册第五单元21课
编辑本段最后的跋涉──日记片断
1月27日，星期六
上午我们是在暴风雪肆虐的雪沟里穿行。该死的雪拱起一道道的波浪，看上去就像一片起伏汹涌的大海。威尔逊和我穿着滑雪板在前边开路，其余的人步行。寻找路径是一件艰巨异常的工作……我们的睡袋湿了，尽管湿得不算太快，但的的确确是在越来越湿。我们渐渐感到越来越饿，如果再吃些东西，尤其是午饭再多吃一点，那将会很有好处。要想尽快赶到下一个补给站，我们就得再稍微走快一些。下一个补给站离我们不到60英里，我们还有整整一星期的粮食。但是不到补给站，就别指望真正地饱餐一顿。要走很长的路，然而，这段路程又无比艰辛……
2月1日，星期四
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艰苦跋涉。用4小时45分走完了8英里。晚上8点我们还在走。我们只在12月29日才草草吃过一次午饭，当时离开补给站才一星期。按一天三顿计算，我们手里还有8天的粮食，到达下一站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埃文斯的手指头现在情况很糟，掉了两个指甲。是冻伤……
2月17日，星期六
今天情形很坏。埃文斯睡足一觉以后显得好些了。他像往常一样说自己一切正常。他还是走在原来的位置上，但半小时后他弄劣。后来我们停了大约1小时，埃文斯跟了上来，但走得很慢。半个小时后他的鞋又丢了，我们站在纪念碑岩半腰眺望埃文斯手套没了，手上结满了冰凌。他眼里射出疯狂的目光。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他慢慢地说他也不知道，只说他觉得自己一定是昏过去了。我们扶他站了起来，走了两三步他又倒了下去。他完全被冻僵了。威尔逊、鲍尔斯和我回去拖雪橇。我们回来的时候，埃文斯失去了知觉。我们把他抬进帐篷后，他依旧不省人事。午夜12点30分，他平静地死去了。
2月22日，星期三
我们命定要经历归途中最严峻的时刻了。今天出发以后不久，东南风变得异常猛烈，风狂扫着地面。我们马上失去了本来就模糊难辨的路标。午饭时根本没见到期望中的圆锥形石头路标。……但这些倒霉事并没让我们心灰意冷，这的确应该记录下来。晚上，我们喝了一顿马肉做的浓汤，美味可口，真叫人气力倍增、精神振奋……
2月26日，星期日
冷极了。我们双脚冰凉地出发了，因为白天穿的鞋袜根本没有晾干。我们谨慎地消耗着食粮，但我们的食物还应当再多一点才够用。我巴望着下一个补给站，现在离我们只有50英里。到了那里，我们就能够带足补给，继续前边的路程了。
编辑本段斯科特临死前的书信
那些书信写得非常感人。死亡在即，信中却没有丝毫悲哀绝望的情意，仿佛信中也渗透着那没有生命的天空下清澈的空气。那些信是写给他认识的人的，也是说给全人类听的；那些信是写给那个时代的，但说的话却是千古永垂的。
给妻子
斯科特给妻子凯瑟琳的最后一封信分几天写成，记录了他生命中最后的时光。 这位探险家在信的开头写道，他和队友“身体很好，充满活力”。随后，他告诉妻子，“亲爱的，这里只有零下70多华氏度，极其寒冷。我几乎无法写字。除了避寒的帐篷，我们一无所有……你知道我很爱你，但是现在最糟糕的是我无法再看见你——这不可避免，我只能面对”。 随着处境恶化，斯科特更加绝望，他在信中劝妻子改嫁：“如果有合适的男人和你共同面对困难，你应该走出悲伤，开始新的生活”。 但是，他也告诉妻子，面对死亡，他没有任何遗憾和后悔，“关于这次远征的一切，我能告诉你什么呢？它比舒舒服服地坐在家里不知要好多少！” 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斯科特非常挂念当时仅3岁的儿子彼得，他写道：“可能我无法成为一个好丈夫，但我将是你们美好的回忆。当然，不要为我的死亡感到羞耻，我觉得我们的孩子会有一个好的出身，他会感到自豪。”他还嘱咐妻子要培养彼得，让他热爱自然，喜欢户外活动。
给伙伴的遗属
他怀着最诚挚的友情给那几个同他自己一起罹难的伙伴们的妻子和母亲写信，为他们的英勇精神作证。尽管他自己即将死去，他却以坚强的、超人的感情──因为他觉得这样死去是值得纪念的，这样的时刻是伟大的──去安慰那几个伙伴的遗属。
给朋友
他给他的朋友写信。他谈到自己时非常谦逊，但谈到整个民族时却充满无比的自豪，他说，在这样的时刻，他为自己是这个民族的儿子──一个称得上儿子的人而感到欢欣鼓舞。他写道：“我不知道，我算不算是一个伟大的发现者。但是我们的结局将证明，我们民族还没有丧失那种勇敢精神和忍耐力量。”他在临死时还对朋友作了友好的表白，这是他在一生中由于男性的倔强而没有说出口的话。他在给他的最好的朋友的信中写道：“在我一生中，我还从未遇到过一个像您这样令我钦佩和爱戴的人，可是我却从未向您表示过，您的友谊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您有许多可以给我，而我却没有什么可以给您。”
给祖国
他最后的也是最精彩的一封信是写给他的祖国的。他认为有必要说明，在这场争取英国荣誉的搏斗中他虽然失败了，但却无个人的过错。他一一列举了使他遭到失败的种种意外事件，同时用那种死者特有的无比悲怆的声音，恳切地呼吁所有的英国人不要抛弃他的遗属。他最后想到的仍然不是他的命运。他写的最后一句话讲的不是关于自己的死，而是关于活着的他人：“看在上帝的份上，照顾好我们的家人！”以下便是几页空白的信纸。 （摘自《夺取南极的斗争》，舒昌善译）
慷慨捐赠
写给妻子遗书写于1912年3月，收信人是“我的遗孀”。1913年，人们在斯科特遗体旁发现了它。 斯科特的祖母达斯拉·斯科特说，遗书表明斯科特身处绝境时仍充满勇气和斗志，“看着这些字迹，你无法相信它们是在遥远的南极，在严寒中写下的。我热泪盈眶”。 这封遗书连同斯科特在探险途中所写的其余300多封信件，已经由斯科特的儿子，已故爵士彼得·斯科特的夫人捐赠给剑桥大学斯科特极地研究所。 研究所所长朱莉安·多德斯韦尔说：“我们非常感激斯科特家族；要不是他们慷慨捐赠，斯科特临终前最心酸的家书很容易就会流落到私人收藏家手中。” 据英国《泰晤士报》11日报道，这些书信将从17日开始首次完整展出，公众可以亲身解读探险家悲壮的心路历程。
编辑本段美科学家为英南极探险家正名
新华网2001年9月14日电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层管理署的一位科学家日前推出一本新书。这本新书提出的观点是，近90年前英国人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进行的南极探险活动之所以失败，罪魁祸首并不是斯科特决策的失误，而是变幻无常的寒冷天气。 以前的评论总是说，是斯科特的决策失误导致他和他的4位队友用雪橇拉着设备，在南极探险的路上跋涉了1 450公里之后，最终走上黄泉路。但是在本月新书《最寒冷的三月》中，作者苏珊·所罗门说，1911～1912年的冬天，长达几周最低温度为-37°C的天气要比往常的天气寒冷得多，正是这严寒的天气打乱了斯科特经过周密研究的探险计划。 身为大气研究化学家的所罗门分析了寒冷天气对斯科特一行人的设备所产生的影响，并检查了她从世界各地找到的书籍和日记对当时的天气状况的记载。所罗门本人1999年因发现南极洲上空臭氧层减少的原因而获得美国“全国科学奖章”。她在首次前往南极洲进行臭氧层研究之前，就开始阅读斯科特和他的队友写下的日记。 所罗门把这些信息与南极洲自动气象站过去17年内所收集的数据进行了对比，其中一些数据收集的地点距斯科特的探险路线仅几公里。自动气象站显示的数据表明，这些年里，只有1988年的气温下降到了和斯科特前往南极探险时一样低的温度，而且持续的时间一样长。所罗门对斯科特一行采取的正确决策和失误之处进行了客观分析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这并不是在为他（斯科特）贴金”。 所罗门说，斯科特一行在研究了规模较小的探险活动和历史记录的基础上，估计到了南极洲的天气会十分糟糕。 他们因此计划在雪橇上使用帆来增速，以便能够“一路飞奔回家”。所罗门称，这个计划很不错。在斯科特南极之行的几周前，由罗阿尔·阿蒙森率领的挪威探险队已登上南极大陆，他们用的是狗拉雪橇；而斯科特一行使用的是马拉和人拉的雪橇，结果马在严寒中陷入了泥沼。斯科特一行人在抵达南极后，才意识到他们为此行要付出的代价。 在返程中，斯科特和他的两名队友在距大本营只有275公里的地方倒下了，而另外两名队友也在此前“先行一步”了。 然而，《纽约时报》登载的有关所罗门研究结果的文章引发了读者的来信，该报后来发表了其中几封。信中指出，阿蒙森和他的队友面临的是同样寒冷的天气，他们成功的原因只不过是准备更加充分，因而成为登上南极大陆的第一人。 他们此次 去南极极点被称为"伟大的悲剧"他们的精神很伟大他们充分表现出一名敢于为人类献身的英雄的精神与对事业的执著和伟大的集体主义.
编辑本段2美国女排老将斯科特
斯科特，美国女排老队员。 英文名：Danielle Scott 位置： 二传 生日： 01.10.1972 身高： 188cm 体重： 84kg 扣球高度： 325cm 拦网高度： 302cm
编辑本段3NBA球员球员斯科特-波拉德
所在球队：凯尔特人 出生城市：Murray 出生日期：1975-2-12 位置：中锋 身高：211 体重：120 球衣号码：66
编辑本段4 沃尔特·迪尔·斯科特
作为人事管理的创始人之一，工商业活动的一位重要影响者，沃尔特·迪尔·斯科特(Walter·Dill·Scott，1869～1955)无疑是那个时代的先驱性人物。他是第一位将心理学应用于广告的学者，还是教育行政管理的专家，曾担任美国的西北大学校长达19年之久。他的职业横跨学术、企业和军队服务各个领域。在美国人事管理和销售业发展史上，斯科特提出的观点和方法一度成为时尚。然而，由于时间的流逝，特别是由于他担任西北大学校长时期的成就，掩盖和淡化了他在心理学研究上的贡献。
编辑本段沃尔特·迪尔·斯科特生平
早期经历
斯科特出生于伊利诺伊州一位农场主的家庭，14岁时，由于他的哥哥去西北大学教书，他被安排独自管理整个农场。但是，斯科特的梦想，
不是做一名驰骋在马背上的牛仔
，而是做一名探究人类内心奥秘的教师。为此，他进入伊利诺斯师范大学学习。毕业后他以全奖进入西北大学，在乔治·A·科尔教授的领导下研究哲学。这段经历，使斯科特对研究人的心灵形成了浓厚兴趣，于是，他又前往声名远扬的莱比锡，在那儿师从冯特，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成为继芒斯特伯格之后从莱比锡走出的又一位心理学大师。 斯科特回到西北大学后，开创了这里的实验心理学研究，并获得教授席位，接着又担任了西北大学校长。离开西北大学后，他进入卡内基技术研究所，接着出版了他的几本商业心理学讲义，组建咨询性质的斯科特公司，并为45家公司提供管理咨询服务。
广告心理学
斯科特最初从事的是广告心理学的研究，这一研究开始于分析和设计广告文本。1901年的芝加哥年会上，他提出，应当从理论上研究广告的工作实践，使广告研究成为一门科学，而心理学对此可以大有作为。这一见解，得到了当时与会者的热烈支持。在随后的两年间，斯科特连续发表了12篇有关广告心理学的文章，并汇集成一本书，书名叫《广告原理》，于1903年出版。该书的问世标志着广告心理学的诞生。1908年，斯科特进一步将广告心理学的知识系统化，写成《广告心理学》出版。 在《广告心理学》这部著作中，斯科特首次提出了广告内容应简明扼要、浅显易懂，要提高广告与消费者之间的接触次数，以感情诉求的方式吸引消费者等观点。斯科特研究广告的思路，同后来行为科学的立足点极为相似。他认为，人类的经济行为通常建立在感性或情绪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理性或逻辑的基础上。 所以，广告应该激发消费者的情绪，诱导消费者的感知，而不是给消费者算明细账，更不是给消费者讲逻辑。在广告产生作用的途径上，暗示比论证更有效。例如，展示出男士系着箭牌领结的广告图片，使人感受到他的帅气和风采，要比一条条列举选择箭牌领结的理由更能使人接受。广告不求令人信服，只求影响人的潜在欲望。广告让人难以忘怀的三大要素是：重复、强度和联系。 按照这三大要素，公司需要经常重复它们的广告，采用生动的形象和词句，并把广告内容与购买者的生活联系起来。广告的出发点是了解顾客的需求，而不是把企业的需求强加于顾客。斯科特的研究成果，使他成为美国最有名的广告街——纽约麦迪逊大街的座上客，也使广告心理学开始为世人所认可。他的《广告心理学》成为广告人的“圣经”；他的座右铭“不要推销商品，先要‘收买’顾客”，也随之成为广告人的“信条”。
职业人员挑选
随着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斯科特的兴趣转向了挑选合适的销售人员，后来又进一步扩大到一般职业人员的挑选。他的杰出成就之一就是发明了用可控的实验方法来进行心理测验，并将其应用于职业选拔和培训。在《量化考评方法选择雇员》一文中，他对不仔细挑选员工，并用强制方式进行管理的工商业组织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过去曾经有很多工商业组织，在雇用员工时不经过仔细挑选，许多缺乏基本能力和素质的未成年人来从事较低级的工作，又不给他们提供系统的培训，使他们欠缺与职位相关的知识，作为代价，只付给他们很低的工资。随着工作需要，企业不得不提升这些员工，但又没有提升职位所必须的培训。这种对选拔和培训的忽视，在实践中导致了大量提升上来的员工不胜任，在更高职位上充满了这种缺乏基本知识和能力的人，这对企业的发展十分有害。从这一点看，早于劳伦斯·彼得半个世纪，斯科特就已经提出了同后来风靡世界的“彼得原理”(即“只要时间和组织空间许可，所有人都或迟或早会被提拔到不胜任的岗位上”)类似的观点。 在人员选择上，斯科特创立了量化测评方法。他认为，人与人之间有天生的差别，心理学要承认这种差别。为了给不同的公司找到合适的人，可以采取实验性的测评方法。量化测评方法的前提，就是事先确定要招募的职位数量和类型，然后基于应聘者受教育期间的成绩和知情人的推荐陈述，对相应职位的申请者进行一个不太充分的能力估计(即初选)。基于这一估计选出面试人员，让他参与一个为期一天或几天的封闭实验，然后通过对封闭实验中采集到的申请者行为样本，进行相应的分析判断，最终做出选择。斯科特在当时首次提出了基于量化实验的科学方法测评和选拔员工，从而解决了过去在员工甄选方面一直存在的难题。基于这一方法创建的人才测评系统，在一战期间被美国军方用来进行人员的挑选和分配，大约有两三百万人被测试，斯科特也因此而获得了联邦政府的优异服务奖章。战后，斯科特的方法又被工商业界广泛采用。在霍桑实验前，位于芝加哥的西部电气公司就利用斯科特发明的心理测试，对15名工程专业的毕业生进行过测试，以评估他们的“创造潜力”。在这一意义上，斯科特的研究同后来的霍桑实验是紧密衔接的。 由于斯科特发明的实验室人员测评方法要受到较多的条件限制，提取信息也不够完整，而且成本较高，促使人们转而寻找更为便捷的方法，如问卷法。但是，随着人事管理的发展，问卷法虽然便捷，却表现出更明显的偏差。于是，工商界又回到斯科特那里，在斯科特的基础上发掘出了新的改进方法，如模拟情景法、无领导小组讨论法等。这些方法追根溯源，都是从斯科特那里衍生出来的，由于其准确性较高，至今仍为很多大公司选拔中高级人才时所使用。
效率问题
从人事管理出发，斯科特的研究向更为广阔的人类行为动机方向扩展，1911年，他发表了又一代表作《增进人们在企业中的效率》。他也因此成为用心理学理论和知识来研究工作场所中动机的第一人。在这部著作中，他指出人的效率是一个变量, 一个根据一定规则可以增加或减少的变量，它取决于许多因素，除了人们都能看到的精神和身体条件以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在发挥作用。一个人对生活采取什么样的基本态度，以及对于每一件具体事情持怎样的观点，与他天生的能力相比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工作效率的提高和产量的增加可以通过外部刺激和意识的作用得以实现。当一位员工做到自认为最好的时候, 他完全可以做得更好, 当他处于完全疲劳的时候, 在正确的激励下, 他还可以继续工作。对于如何增进人们的效率，他提出了12种有效途径，具体是：模仿，提高效率的直接手段；竞争，提高效率的有效途径；忠诚，提高效率的基本前提；专注，提高效率的可靠保证；工资，提高效率的催化剂；快乐，提高效率的润滑剂；敬业，提高效率的能量之转化；放松，提高效率的艺术方法；兴趣，保持高效的动力之源；经验，提高效率的实践保障；判断，提高效率的智慧积累；习惯，提高效率的经验资本。 在对效率问题的研究中，他还发明过治疗夏季萎靡的方法，并在一个星期之内建立了一个引来了大量追随者高度赞扬的系统。这一系统使接受实验的公司生产运行得到显著改善，那些因为高温影响，已经到了难以控制的冲突边缘的工作团体，那些在闷热中烦躁不安、粗心大意的工人个体，采用这一系统后开始变得稳定而有效率，产出也较之前的夏天提高了20%，甚至达到相当于情况最好的冬季平均水平，员工对工作的厌烦程度也明显下降了。
积累性进步
在192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斯科特曾经说过：很多时候，某一问题之所以成为难题是由于没有解决它的“万灵药”。对难题的解决办法取决于内部相关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基于理论的实践的不断推进，即连锁反应式的积累性进步。他举了解决美国农产品(14.11,-0.12,-0.84%)供应困难问题的例子：首先人们意识到要开垦贫瘠的土地以扩大耕种面积，增加农产品供应量。等到农产品被生产出来，人们又意识到了铁路运输的重要性，又开始大力兴建铁路。而在此过程中，为了提高产量而发明的科学种植方法也做出了较大贡献。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实践探索中，粮食供应问题被充分地解决了。 今天的人事管理问题亦是如此，由于人的复杂性以及环境的不断变化，解决人事管理问题的“万灵药”不可能被制造出来。因此，人事管理问题的重要性仍在增加，有意义的探索还将继续，更好的办法也会不断被提出，这正符合斯科特的理论，而这种契合又反过来证明了他作为先驱者的伟大之处。
编辑本段沃尔特·迪尔·斯科特著作
斯科特的主要著作，除了上面提到的外，还有1921年出版的《广告心理学的理论与实际》，1923年出版的《影响工商业的人：论证和暗示的心理学》，同克洛西尔合著的《人事管理：理论、实务和观点》。斯科特于1910年至1911年在《系统》(即当代《商业周刊》的前身)杂志上发表的工商业心理学系列文章，到1969年，被德克萨斯大学工商研究所以《人事和管理研究专辑第21号》的名称重新印行。

H. 王欣的基本信息

王欣，男，汉族，1966年9月出生于新疆。
1983年9月考入新疆大学历史系学习；1987年7月毕业，获得史学学士学位。1987年9月，考入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中国民族史专业攻读硕士学位；1990年7月毕业，获得史学硕士学位。1990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任馆员，从事文物管理和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的丝绸之路古代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工作，发表学术论文和译文10余篇。1994年9月考入兰州大学民族学专业攻读博士研究生；1997年6月毕业，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97年7月进入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并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完成了题为“早期印欧文明的东向发展及其与中国文明的关系”的研究报告。1999年博士后出站，进入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工作，任副教授，从事中国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其间主持完成了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一项，参与省“九五规划重大项目”一项，完成专著和译著各一部，发表研究论文10余篇；其中有一项研究成果获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1年7月调入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工作，从事民族学、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任中心副主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子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各一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重大项目子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各一项，出版专著两部，译著一部，发表论文十余篇；其中有一项研究成果获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项成果获得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6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7年8月至2008年8月，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人类学系和东亚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学术兼职主要包括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副秘书长，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陕西省历史学会理事等。曾经主持完成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西部大开发与西北民族问题”（项目编号00JK082）主持的科研项目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条件下新疆牧区经济转型与文化变迁”（项目编号04CMZ00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疆地区历史时期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变迁相互作用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002ZDX770015）、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项目“《新疆通史》魏晋南北朝卷”（项目编号XJTS-A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