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有哪些

❶ 西北大学考古系介绍

西北大学考古学专业是我国高等学校中最早建立的考古学专业之一。

陕西及西北地区得天独厚的地下、地上文物资源，以及校内大量馆藏文物标本，是本专业教学科研的坚实基础。

专业教育高度注重基础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能力、校内课堂讲授与田野考古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旨在培养创新研究型、综合交叉型或专业技能型等多种专业人才类型，既能满足个人继续学习深造的愿望，也能更好地适应文物考古研究、博物馆、文物行政管理等部门的专业人才需求。

西北大学考古学研究起始于1938年西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考古学组对张骞墓的调查发掘。新中国建立后，西北大学服从国家文物事业整体布局，于1956年设置全国第二个考古学专业。

经过60多年的发展，目前的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已经成为专业设置全面、目标方向明确、学术团队充实、科研条件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全面的国内一流考古学科，是我国文物事业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力量。

西北大学考古学科在国内最早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学科体系（以考古学研究为价值的认知体系、以文物保护技术为价值的保存体系和以文化遗产管理为价值的实现体系），是我国文化遗产事业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力量。

结合所在区位优势，形成了以周秦汉唐和丝绸之路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为重心的研究特色，在西北地区史前文化研究、早期周秦文化研究、古代游牧文化研究、历代长城综合研究、佛教考古研究、科技考古研究以及文物分析、土遗址保护等文物保护关键技术研究、文化遗产管理和大遗址保护规划研究等领域，具有明显的学科优势和鲜明的特点。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现有专任教师47人，具有正高职称的14人，副高职称的12人。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1人，陕西省“四个一批”人才1人，省级教学名师3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91%。先后有多项成果获国家级、省级优秀教学成果奖。

学院下设考古学、文物保护技术和文化遗产管理三个系，分别开设考古学、文物保护技术和文物与博物馆学3个本科专业。

有考古学一级学科博、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现有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实验教学中心），国家级特色专业1个（考古学），省级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工作站1个（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共建），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区1个（考古学），陕西省名牌专业2个（考古学、文物保护学），陕西省特色专业2个（考古学、文物保护学），省级教学团队2个（考古学、史前考古学），2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1门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3门陕西省精品资源共享课程，4门西北大学精品课程。

❷ 秦始皇陵的主要建筑

秦始皇陵的主要建筑：城垣、地宫、宫墙、城门和寝殿便殿。

1、城垣：秦始皇陵有内外两重城垣，内外城廓有高约8—10米的城墙，今尚残留遗址。

内城呈矩形，周长3840米，北墙有2门，东、西、南3墙各有1门，内城里即为封土所在。外城呈矩形，周长6210米，四角各有门址一处。墓葬区在南，寝殿和便殿建筑群在北。

在秦始皇陵封土以北发现三组大型宫殿建筑群遗址，南北长约750米，东西宽约250米，占地面积18.75万平方米，建筑密集，规模宏阔，是陵园的礼制性建筑即陵寝建筑遗迹。

❸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介绍

文化遗产学院成立于2006年，其前身是1988年设立的文博学院，源自于1937年的历史学系。七十余年来，先后有著名学者黄文弼、马长寿、陈直、周伟洲等著名学者在此执教。文化遗产学院师资力量雄厚，目前有教授10名，大部分教师具有博士学位，教学科研成果突出。

❹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考古学系简介

考古学系成立于2003年，下设考古学本科专业。该专业设立于1956年，是全国最早设立的考古专业之一。先后由著名学者马长寿、陈直、刘士莪教授等主持教学科研工作，著名学者苏秉琦、陈梦家、胡厚宣、阎文儒、唐兰、宿白、石兴邦、王仲殊先生等先后讲学和指导专业建设。
多年来，考古学系充分利用陕西省得天独厚的文物资源，立足陕西、依托西北、面向全国，在“211工程”的重点支持下，学科建设有了较大的发展。1986年获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硕士学位授予权。2002年，考古专业被列为陕西普通高等学校名牌专业。2003年获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博士学位授予权。2005年，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被列为陕西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考古学系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修复中心联合申报设立了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
考古学系有一支结构合理、业务水平较高的教师队伍。目前共有教师12人，其中教授6人，副教授4人，大部分教师均有博士或硕士学位。
在人才培养方面，坚持 “保持专业特色、拓宽专业基础、重视能力培养”的人才培养思路，坚持专业基础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能力相结合，课堂讲授与田野考古发掘、博物馆实践相结合。通过与陕西文博考古单位合作与协作，建立了一批稳定的教学实习基地，加强田野考古工作和文物保护实际工作能力的培训。有国家级精品课程1门（“科技考古学概论”）、省级精品课程1门（“史前考古学”）；有一部教材被列入国家“十五规划教材（《科技考古学概论”》，有二部教材被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考古学概论》）。专业建立以来，已培养出一大批考古和文物保护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毕业生分布在全国20多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其中有些毕业生已担任了省、市文物主管部门、文博单位的领导职务，有的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专家或各省区文博考古研究机构、高校的业务骨干，在我国的文博考古事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少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科学研究方面，先后承担国家级项目、国际合作项目、省（部）级项目等多项。出版了学术著作和译著20多部，在各级各类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其中在《考古学报》、《考古》、《文物》等国内外权威和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百余篇。形成了中国史前考古、商周汉唐考古、文物研究与保护、西部民族考古等稳定的研究方向，成为我国考古与文物保护科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

❺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西北大学考古专业50年历程回顾

举世闻名的古都长安和三秦大地，有着十分深厚的历史积淀和非常丰富的文物古迹，为西北大学历史、考古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营造了得天独厚条件。
西北大学考古学科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938年，西北联合大学南迁汉中城固时，历史系就成立了考古委员会，陆懋德教授等对张骞墓、樊哙墓等进行调查和发掘，发现“博望侯印”封泥和绿釉陶器座等一批珍贵文物，并发表了《发掘张骞墓前石刻报告书》。1939年，西北联大改名国立西北大学，历史系成立了考古室，组织师生对汉中地区的文物古迹进行了调查。在此基础上，陆懋德教授等先后发表了《汉中各县诸葛武侯遗迹考》和《汉中地区的史前文化》等论文，周国亭发表了《勉县考古记实》等。这是西北大学最早的考古活动。
1938年，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先驱者之一黄文弼，到西北大学历史系任教授。1942年任历史系主任，开设了考古学、史前史等课程，并从事西北史地和考古学研究。1943年受西北大学委托第三次赴新疆考察，考察重点在教育文化及古迹古物等（他在1927至1930、1933年，参加了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发起的中瑞科学考察团，对以新疆为重点的西北文物进行了调查）。任教期间，先后撰写了《罗布淖尔考古记》、《张骞通西域路线考》、《吐鲁番古代之文化与宗教》等专著和论文。
1940年秋，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王子云任团长。对河南、陕西、甘肃等地的文物古迹进行了调查，获得了大量的资料。1945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累年所得的各类文物、拓片、模型、石窟临摹、绘画、照片等资料100多种，计2000余件全部拨归国立西北大学，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与原有历史系考古室合并，成立了西北文物研究室，王子云随调西北大学任教授，并担任西北文物研究室主任。之后王子云等积极开展相关资料的整理和调查研究，在西安郊区发现史前文化遗址多处，其中在鱼化寨遗址获得一批陶、石、骨器等。著有《中国历代应用艺术图纲》、《西北史迹文物踏查纪实》、《汉唐陵墓图考》、《唐韦顼石椁发现记》、《古杜国考》等论著。此外，还举办有关金石拓片及汉唐陵墓艺术等专题展览，对历史学科的教学与科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47年5月，为推动西北地区文化古迹的研究，历史、边政两系学生成立了考古学会。组织会员利用星期日分赴市郊考察古迹，利用假期赴甘肃洮河流域考察石器时代遗址，并将考察之成果，精制成三集照片展出。1948年暑假，边政学系21位学生对甘肃、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化和文物古迹进行了4个多月的实习，实地考察了敦煌莫高窟、焉耆唐代古城、库车千佛洞等古迹。此外，还邀请著名学者裴文中作“北京人”和“渭河、洮河流域古代人类文化之新发现”等学术报告。
1951年，陈直先生在历史系开设“考古学通论”课。1954年，陈直受聘担任文物陈列室主任。1955年，北大考古专业应届毕业生李家翰先生被分配来校任教，为考古教学增添了新生力量。
这一时期，武伯纶、刘士莪等组织历史系的师生参加了麦积山石窟勘察、新疆文物普查、西安白家口汉墓的发掘、咸阳底张湾北周隋唐墓发掘等工作。这些工作不仅积累了最初的田野考古经验，而且为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基于当时国家对文物考古人才的迫切需要，在郑振铎（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冶秋（时任文物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和尹达（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等国家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导的关心下，1956年，历史系首先在54、55级历史专业选出部分学生，成立考古班。其后设立了考古专门化，考古专业正式创立。同年成立了考古教研室，马长寿先生任主任，陈直先生任副主任，教师有刘士莪、李家翰等。“西大考古专业的成立，在某种意义上说，代表了陕西乃至中国考古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石兴邦：《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40周年贺文》，载《考古文物研究》第1页，三秦出版社，1996年）。
从1956年开始，考古专业逐步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教学与人才培养体系。考古教学除本校的几位老师（马长寿、陈直、刘士莪、李家瀚、贾德耀、蔡尔轨等）承担外，还聘请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郭宝钧、石兴邦、金学山、杨泓、郭仪孚、王伯洪、林寿晋、马得志等相继来校分段讲授石器时代考古、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隋唐考古及考古技术课，形成了一支阵容强大，知名度很高的教师队伍，开始了较为系统的考古教学活动。
时任校长侯外庐还邀请埃及开罗大学考古学家埃米尔教授、日本东京大学考古学家原田淑人教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梦家教授等作考古学术报告，在西北大学形成一股考古热。
除了系统的考古学理论教育外，还十分重视田野考古实践教学。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考古专业师生先后参加了西安唐兴庆宫、铜川耀州窑等遗址的发掘。1958年，在蔡尔轨老师的率领下，考古班的学生参加了宝鸡北首岭遗址的第一次发掘。1960年，56级考古班学生参加了陕西彬县（今属长武县）下孟村遗址的发掘，首次发现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早于庙底沟类型的地层证据，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专业创立以来，曾琪、段浩然、黄碧芳、高建民、韩伟、韩保全、郭长江等先后留校任教，教师队伍不断壮大。1961年，考古专门化改称考古专业，但不久由于国家处于困难时期而精简专业，考古专业被迫停止招生。考古教学活动处于停滞状态。
1972年，考古专业恢复招生，考古教研室重建，陈直任主任，刘士莪任副主任。之后，王世和、戴彤心、段连勤、孔哲生、肖安顺等先后到西北大学考古专业任教，考古专业的教师队伍得以重建。特别是有丰富田野考古工作经验的戴彤心、王世和的任教，使西北大学田野考古发掘教学与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1973年，刘士莪、张洲与西北大学地质系共同发掘了韩城禹门口旧石器时代遗址。同年，刘士莪、王世和、段浩然、段连勤指导72级考古班学生参加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发掘。1974年，刘士莪等带领74级考古班部分学生，与北京大学、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合作，发掘了周原凤雏和召陈建筑遗址、庄白青铜器窖藏和云塘制骨作坊遗址等。同年王世和、孔哲生等指导74级考古班学生，参加了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1975年，贾正中带领74级考古班参加了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上述发掘不仅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在实践中锻炼了教师，培养了学生。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从1956年考古专门化以来，共培养了7届130名学生。他们后来成为我国各地考古学教学科研骨干力量和著名学者的优秀学生，在我国的文博考古事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少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这一时期考古专业的科学研究方面也产生了一批新的成果，促进了西北大学的文物研究。其中马长寿在20世纪60年代初撰写的《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充分利用碑刻文字资料，对关中古代部族的名类渊源、地域分布、姓氏变迁、婚姻关系、部族人融合等问题进行了考论。陈直著有《关中秦汉陶录》、《秦汉瓦当概述》等论著，其中《秦汉瓦当概述》一文对秦汉瓦当的文字书体及规格、断代及分期、制法及窑址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至今对秦汉瓦当的研究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77年恢复高考后，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发展，考古专业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教学与人才培养体系进一步完善，科学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奠定了考古专业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
1980年以后，刘士莪任考古教研室主任，考古专业在专业和学科建设方面不断发展。1986年获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1988年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成立了文博学院，增设了博物馆学专业，成立了文博教研室，王世和任主任。1989年，增设了文物保护技术专业。1991～1994年，戴彤心任考古教研室主任。1994年起王建新任考古教研室主任。2002年，考古专业被评为陕西省首批普通高等院校名牌专业。2003年，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获博士学位授予权，同年成立了考古学系（含考古学、文物保护技术两个本科专业），由王建新任主任。2004年，成立了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并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成立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中心，建立了考古技术与文物修复实验室，大大改善了教学科研的条件。2005年，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被批准为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同年，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联合组成的“砖石质文物保护科学研究基地”通过专家组评审，成为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2006年，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成立了文化遗产学院，进一步加强了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与考古学的教学与研究。经过多年的建设，逐步建成了本科、研究生（硕士、博士）人才培养体系，成为我国文物考古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和科学研究重要基地之一。
在教学方面，早在20世纪80年代，考古教研室就组织编印了《原始社会考古》、《商周考古》、《战国秦汉考古》、《隋唐考古》等系列教材和参考图录，邀请苏秉琦、安志敏、李学勤、张光直、田边昭三等著名学者先后来校讲学。1994年开始，考古专业的课程体系做了较大的调整，新开设了专业基础课“中国考古学通论”，传统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魏晋南北朝考古、隋唐五代考古、宋元明考古等7门课程成为方向性的专题课。新的课程体系进一步加强了田野考古学、考古技术课程的教学。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汉阳陵考古陈列馆、乾陵博物馆、法门寺博物馆、周原博物馆、宝鸡青铜器博物馆、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的支持下，建立了十多个稳定的教学实习基地，逐步建立了由课程实习与综合实习构成的实践性教学体系，形成了专业基础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能力相结合、课堂讲授与田野考古发掘、博物馆实践相结合的特色。2003年，对教学内容又进行了改革，修改制定了各门主干课程的教学大纲，加强了重点课程的建设。赵丛苍教授主持的《科技考古学概论》被列入国家级精品课程（2005年），张宏彦教授主持的《史前考古学》（2004年）被列入陕西省精品课程，有“中国考古学通论”、“田野考古学”、“新石器时代考古”、“隋唐考古”等课程被列入西北大学重点课程建设项目。教材建设的速度也进一步加快，赵丛苍、张宏彦、钱耀鹏教授编写的教材《科技考古学概论》、《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考古学概论》先后被列入国家“十五”、“十一五”教材建设计划，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2003年）、《科技考古学概论》（2006年）教材。1993年9月，王世和教授主持的“考古专业电化辅助教学体系的建设”获陕西省人民政府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999年，王建新、张宏彦、钱耀鹏等的“考古专业教学实践的改革”获西北大学教学成果二等奖；2001年，钱耀鹏教授获西北大学第一届教案展评（新石器时代考古）一等奖；2003年，钱耀鹏教授获西北大学第二届教学质量奖二等奖；2004年张宏彦教授获西北大学第二届教案展评（中国考古学通论）一等奖， 2004年张宏彦获西北大学教学质量优秀奖一等奖，2005年张宏彦编著的《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获西北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和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在人才培养方面，多年来考古专业始终坚持“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的人才培养思路，强调“三个重视”，即重视专业基础教学，重视知识视野拓宽，重视实践教学环节，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文物考古高级专门人才。从1977年至2006年，考古专业连续招收本科生27届（含2届专升本班），毕业571人；招收硕士研究生共20届，毕业获得学位者83人。从1985年开始，招收博物馆专业、文博专业专科生10届共250人。毕业生分布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吉林、辽宁、黑龙江、山东、河南、西藏、广东、海南、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贵州、四川、重庆等20多个省区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其中陕西地区文物考古研究和管理机构的业务人员90%以上、西北地区70%以上均是我校的毕业生。这些毕业生或已担任了省、市文物主管部门、文博单位的领导职务，或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及各省区文博考古研究机构和高校的业务骨干。此外，多年来还承担了陕西省和国家文物局的培训工作，培训了文物干部数百人。特别是2003、2005、2006年先后承办了三期全国省级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管理干部培训班，培训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的文物考古研究所所级领导73人。
在科学研究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考古专业充分利用陕西及西北地区丰富的文物资源，配合田野考古教学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文物考古研究，形成了若干稳定的研究方向，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著，取得了显著成就。
1980年，戴彤心、张洲指导77级考古班，主持发掘了陕西华县梓里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一处仰韶文化早期墓地和客省庄文化聚落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石、骨器等。
1981年戴彤心、肖安顺带领78级学生参加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咸阳秦宫殿遗址的发掘。
1982年，王世和、张宏彦指导79级考古班，主持发掘了陕西商县紫荆遗址。发现了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客省庄文化的大量遗迹、遗物。
1983年戴彤心、段浩然带领80级考古班学生参加中国社会科学考古研究所临潼白家村老官台文化遗址的发掘。
1984～1987、1991、1993年，王世和、张宏彦、王建新、钱耀鹏等主持发掘了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发现了大量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时代早期的遗迹、遗物。先后有81级、84级、90级考古班和双学位班、85级文博班、陕西省有关县市的文物干部、外国留学生等共计百余人参加了案板遗址的考古发掘实习或培训，成为20世纪80年代培训学生最多的考古实习基地。
1985年，刘士莪等主持发掘了西安老牛坡遗址（含许家寺地点），至1989年，共发掘了六次，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和商代的墓地、车马坑、建筑基址等一批十分重要的遗迹、遗物。先后有83级、86级考古班和部分研究生在此进行了考古实习，取得了教学与科研双丰收。
1985年，戴彤心、张洲、王维坤等指导82级考古班发掘了陕西宝鸡石嘴头遗址。发现了龙山时代窑洞式居址和大量的陶、石、玉、骨器等。
1988年，戴彤心和傅勇等，率领85级考古班发掘了青海化隆县四更卡拉遗址，为研究卡约文化提供了新的资料。
1990年，王世和、张宏彦、钱耀鹏带领87级考古班学生和日本留学生加藤隆也，参加长安北塬（风雷仪表厂）汉、北周、隋、唐墓的发掘。同年，刘士莪、赵丛苍指导88级考古班首次发掘了陕西城固宝山遗址。至2001年，宝山遗址共发掘了3次，发现有大量商时期的烧烤坑、建筑基址、墓葬等，为探索汉中地区巴蜀文化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1991年，赵丛苍、张克平指导89级考古班部分学生，发掘了新疆维丄吾丄尔自治区乌鲁木齐柴窝堡遗址和拜城县克孜尔墓地。
1993年，戴彤心、段浩然、冉万里率领部分学生首次发掘了校园内的唐太平坊和实际寺遗址。之后，累积历年发掘和收集的校园文物，在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内设立了校园考古陈列室，成为西北大学的一个特色和亮点。
1994、1995年，王建新、冉万里、指导91、92级考古班发掘了河南渑池班村遗址和山西垣曲古城镇遗址，并与相关科研单位合作，在班村遗址开展了动植物考古、环境考古、人类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96年，王世和、赵丛苍、王维坤、张宏彦、周晓陆、冉万里、刘瑞俊等指导93级考古班发掘了西北大学桃园校区唐崇化坊遗址，出土了唐代“踏步”、唐三彩等大量遗物。
从1997年开始，考古专业开始承担国家基本建设重大考古发掘与科研项目。1997年由陈洪海、刘瑞俊主持发掘了河南小浪底水库区盐东遗址。1997至2004年先后由王建新、张宏彦、赵丛苍、钱耀鹏、陈洪海、冉万里、刘瑞俊主持发掘了重庆长江三峡水库区万州中坝子、上中坝、余家河、白河沟遗址，巫溪河坪遗址的发掘与研究。2006年，由陈洪海、冉万里主持发掘了南水北调河北涞水县西水北遗址，河南镇平县姚寨遗址。
从2000年开始，考古专业启动西北古代游牧民族文化调查研究计划。2000～2002年，王建新、刘瑞俊等与新疆、甘肃两省区的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开展了西北地区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的调查与研究，试掘了甘肃安西潘家庄遗址、敦煌西土沟遗址。2003年，王建新主持了国家文物局重点项目“新疆东部及甘肃西北部秦汉时期遗迹的考古调查”，调查新疆哈密马鬃山区的相关遗存。2003年，钱耀鹏、陈洪海率领2000级考古班部分学生，参加了新疆伊犁尼勒克吉林台库区、特克斯恰卜其海库区古代游牧民族墓地的发掘，对研究战国至汉代游牧民族文化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同年，赵丛苍带领2000级考古班部分学生,发掘了甘肃酒泉西河滩遗址，发现了早期青铜时代的聚落遗址，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06年，由王建新主持，西北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南京大学部分研究生参加，发掘了巴里坤东黑沟遗址，发现了祭祀高台、居址、墓葬等一批重要遗迹，在古代游牧民族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若干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
2003年，在陕西省文物局的支持下，西北大学考古学系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启动了“古豳地区域考古研究”项目，钱耀鹏等对陕西彬县、旬邑、淳化一带的古遗址进行了调查。2004年，陈洪海、刘瑞俊、陈靓老师指导2001级考古班学生发掘了陕西旬邑下魏洛遗址，发现了一批龙山时代窑洞式居址和陶窑，其中新发现了可能专用于烧制石灰的窑址。2006年，钱耀鹏、魏女指导2003级考古班学生，主持发掘了陕西淳化枣树沟脑遗址，发现了先周时期的聚落和大批极具特色的蛇纹陶器。对于研究先周文化的形成及与北方青铜时代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新资料。
2004年，考古学系师生参加了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国家博物馆联合实施的早期秦文化研究项目，对甘肃东部礼县一带的古遗址进行了调查。2005年，王建新、赵丛苍、陈靓老师主持，指导2002级考古班学生发掘的甘肃礼县西山遗址，获得了大量墓葬、祭祀遗迹等早期秦文化的考古资料。
2005年，在多年对汉水上游城固宝山遗址和城洋青铜器研究的基础上，由西北大学、四川省考古研究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启动了汉水上游先秦时期文化调查研究项目，赵丛苍主持进行了前期的调查工作。
在上述考古发掘、调查的基础上,近十年来，考古专业的学术研究一直保持着旺盛势头，在中国史前考古、夏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隋唐考古、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国古代文物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先后承担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科研项目40余项。在各级各类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其中在《考古学报》、《民族研究》、《考古》、《文物》、《中国史研究》等国内外权威和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著作25部、译著2部。其中，刘士莪教授的《老牛坡》、王世和、张宏彦教授等的《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发掘报告》、王建新教授等的《慈善寺与麟溪桥》、赵丛苍教授的《城固宝山遗址发掘报告》等集中反映了考古专业近年来田野考古发掘与调查的重要收获。此外，王建新教授的《东北亚的青铜器文化》、王维坤教授的《中日古代都城与文物交流研究》、戴南海、张懋镕教授等的《文物鉴定秘要》、张懋镕教授的《中国青铜器真伪鉴别》、周晓陆教授的《秦封泥集》、赵丛苍教授的《中国古代玉器》、钱耀鹏教授的《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等和在国内外权威和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大量研究论文，集中反映了考古专业在中国史前考古、周秦汉唐考古和文物研究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体现了专业稳定的研究方向和显著的学术特色。其中王世和、张宏彦等的《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发掘报告》、钱耀鹏的《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获2003年获陕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王建新的《慈善寺与麟溪桥》、《东北亚系青铜剑分类研究》获2004年陕西省第七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赵丛苍的《城固宝山》获2004年陕西省第七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❻ 陕西帝王陵数量全国第一，为什么旅游没有开发好

这几天，一部名为《大唐帝陵》的动画纪录片火了。

自从7月28日晚上第一集《承继汉魏》在央视纪录片频道及优酷、爱奇艺、腾讯和哔哩哔哩四大新媒体平台同时首播之后，评分基本都在9.5分以上，短短几天内人气和口碑直线飙升。

这部历时5年、耗资2000多万的纪录片是以周秦汉唐 历史 文化为主题的《帝陵》系列的第二部。第一部《西汉帝陵》是我国首部大型编年体史诗数字动画纪录片，早在2015年就已经火遍全网，被众多 历史 文化爱好者和纪录片迷奉为经典。

这背后除了纪录片本身质量过硬之外，还与近几年传统文化领域的考古热、文物热以及陕西文物和宣传部门的大力助推有很大关系。

虽然纪录片不断推出，帝陵热度居高不下，然而陕西的帝陵 旅游 却一直不温不火，其发展程度相对于陕西帝王陵墓 旅游 资源的数量、级别和规模而言，只能用落后来形容。

这里面的原因值得深思。

1、"光帝陵陪葬坑就足够振兴陕西 旅游 业"

陕西到底有多少座帝王陵？

一直以来都有不同的说法。民间流传最广的是七十二陵之说，也有人认为是七十九座。甚至有人根据西安城墙13.74公里的周长数据演绎出"十三朝、七十四位帝王、七十三座帝陵"的说法。

根据2018年出版的《陕西帝王陵墓志》，最新的考古成果表明， 陕西的帝王陵总数有82位，位居全国第一。

这82座帝王陵，有世界文化遗产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7处。根据考古调查情况可以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经田野调查基本能确定墓主人身份的有 44 座。

第二部分：虽未确定墓冢，但经多方面考察确认应葬在陕西的共 38 位。

从空间分布来看，这些帝王陵绝大多数都在关中。在关中又主要分布在西安、咸阳周围以及渭北高原上，比如西汉十一陵和唐十八陵都是如此。

这和关中地区 历史 地位密切相关。曾长期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的关中，汇聚了周秦汉唐等中国发展进程中最为辉煌的 历史 时期，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古代帝王。

这些帝王的陵墓都是按照古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进行营造，帝王将生前所享有的一切1:1复制之后全部带到了地下。再加上在陕西建都的朝代大都国力强盛并且厚葬之风盛行。因此，陕西的帝王陵墓不论是数量、等级，还是陵墓规模和陪葬品的丰富程度，都代表了中国古代帝陵制度的顶级水平。

虽然由于人为和自然等各种原因，地宫中的文物大多被盗掘，地面建筑也大多被毁坏，但是通过考古勘探与发掘，陕西帝王陵墓的一些陪葬坑和陪葬墓仍然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不仅具有珍贵的 历史 、科学和艺术价值，为研究和复原古代中国 社会 提供了难得的珍贵资料，而且为帝陵 旅游 业的开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最有代表性的是秦始皇帝陵的兵马俑坑、青铜水禽坑、百戏俑坑、石铠甲坑等陪葬坑，以及出土了大量彩绘裸体佣和牛、羊、猪、狗、鸡等陶质动物佣的汉阳陵丛葬坑。这两个帝陵陪葬坑已经成为陕西 旅游 的名片。

因此，《陕西帝王陵墓志》的主编、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徐卫民认为，虽然现阶段国家不允许打开帝陵，但是" 光这些陪葬坑就足够振兴陕西的 旅游 业了" 。这句话并不夸张。

2、陕西对外开放的帝王陵有哪些？

陕西帝王陵的总数虽然有82座，但是有38座还没有找到，也就是说有近一半的帝王陵现阶段根本不存在 旅游 开发的可能性。

剩下的能确定墓址和身份的44座陵墓中，作为景区开放的大概有十几座，占四分之一左右。

这些帝陵景区，按照 旅游 发展程度大致分为三个等级：

第一梯队：黄帝陵和秦始皇陵。

第二梯队：汉阳陵、汉茂陵、唐昭陵、唐乾陵。

第三梯队：炎帝陵、秦公一号大墓、秦二世陵、汉杜陵、唐桥陵。

众多陕西帝王陵中，秦始皇陵和黄帝陵无疑是处于塔尖的两座帝陵，无论是知名度还是影响力都是其他帝王陵根本无法相比的。而且 旅游 开发较早，基础设施完善，游客人数和 旅游 收入等各项指标都处于前列，目前都已经晋级为国家5A级 旅游 景区。

其他几座对外开放的帝陵，在 旅游 景区开发上，虽然不如前两座，但也是各有特色。比如汉景帝阳陵是目前西汉11座帝陵中考古发掘工作做得最多、成果最丰富的一座。茂陵、昭陵、乾陵则因为墓主人超高的知名度和陵园建设的宏大规模，在 旅游 开发方面，具备很多先天性的优势。

剩下的已经发现但是现阶段没有进行 旅游 开发并对外开放的帝王陵，数量大概有三十多座，以汉唐帝陵为主。这部分帝陵，是今后陕西发展帝陵 旅游 的重要储备。

相对于整体的帝陵 旅游 资源而言，现在对外开放的帝陵，只能算是冰山一角，陕西帝陵的开发、开放程度远远不够。

3、帝陵 旅游 不能做大做强的原因是什么？

一般认为， 历史 上在陕西建都的朝代有十四个。

从公元前11世纪西周立国到公元10世纪初唐朝灭亡，按照"陵随都移"的 历史 规律，陕西帝王陵的时间跨度长达2000多年。

作为一个时代重要的国家工程之一，帝王陵墓一般包括地上和地下两部分。

地上部分一般包括陵墓封土和地面建筑。陵墓封土大概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流行，此后逐渐发展演变为帝王陵墓最为显著的标志。而地面建筑的规划布局一般模仿都城，包括寝殿、便殿、门阙、宫墙、礼制建筑等多种功能性的建筑。

在漫长的时间里，经过自然界的风雨侵蚀，再加上战争、耕作、盗窃、火灾等人为因素的毁坏，以土木结构为主的地面建筑早已消失殆尽，仅仅剩下夯土筑成的封土堆。

帝陵 旅游 的观赏价值也因此而大打折扣。

因为像帝王陵墓这种背后蕴含丰富 历史 文化内涵的人文景观，必须以具体的实物景点为依托，特别是游客越来越注重 旅游 体验和互动的时代，陕西帝王陵的这种保存现状很难让普通的参观者产生共鸣。

这个和年代相对较近、地面建筑保存相对完好的明清皇陵有很大区别。

因此，只能寄希望于帝王陵的地下部分。包括最为核心的地宫以及陪葬坑、陪葬墓等。

而地下部分的 旅游 开发，必须建立在科学的考古发掘的基础上。

这就是涉及到第二个原因： 考古工作不足 。

陕西帝王陵的考古工作陆续开始于建国后，距现在超过半个多世纪。

这个时间说不上太短。但是相对于陕西帝王陵墓的数量、级别和规模来说，这段时间取得的考古成果只能算是冰山一角。

考古对于陕西帝王陵 旅游 大致有两个方面的作用。

考古调查与勘测为陵园的规模、格局、范围以及建筑遗址的布局和地下文物的埋藏情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是以后文物保护和 旅游 规划最直接的依据。考古发掘则为帝王陵 旅游 提供了最重要的实物展示资料。

目前陕西几个对外开放的帝王陵景区，基本都是建立在考古调查和勘探以及科学发掘的基础之上，并且具有考古工作开展早、投入力度大以及考古成果比较丰富等诸多的共同点。

比如秦始皇陵，除了1974年开始考古发掘的三座兵马俑坑，46年来还陆陆续续发现了400多座陪葬坑、陪葬墓、建筑遗址等，启动发掘了铜车马坑、石铠甲坑、百戏俑坑、青铜水禽坑等部分陪葬坑。这一系列考古活动为秦陵 旅游 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而目前进行过考古活动的帝王陵，只占总数很小的一部分。绝大多数由于考古工作的相对空缺，直接影响到了帝陵 旅游 的开发。

而对帝陵 旅游 影响最为关键的考古，也受到来自多方面主客观因素的影响。

自从上个世纪50年代几位著名考古学家挖掘定陵导致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之后，帝王陵墓的考古挖掘成为国家明文规定的禁区。

国家规定主要针对帝陵主墓室，对一些陪葬坑、陪葬墓、建筑遗址等虽然没有完全禁止，但是想要获得国家文物局的考古发掘许可，也是非常困难的。

再加上陕西帝王陵墓数量多、等级高、规模大，距现在时间久远以及很多文献资料的缺失，导致帝陵考古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不得不慎之又慎。

此外，开展帝陵考古工作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长期投入。陕西作为 历史 文化资源大省和经济小省，面临着文化遗产众多和投入资金不足之间"僧多粥少"的矛盾。这也是帝陵考古推进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三个因素导致帝陵考古工作并没有跟上陕西 旅游 业发展的步伐。考古空缺直接影响到帝陵 旅游 资源的开发，而 旅游 开发的滞后，又导致各项收入的短缺，反过来又限制了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除了地上文物遗存不多和地下考古发掘不足，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也成为发展帝陵 旅游 的一大短板。

这82座帝陵虽然基本都在关中，但是绝大多数都在郊区，很多帝陵由于交通不便，甚至被撂荒在山野和农田里，文物保护和 旅游 开发受到严重制约。

2015年陕西专门针对汉唐帝陵出台了《汉唐帝陵文物 旅游 交通线路规划》，计划用两年时间建设以西安为中心的帝陵 旅游 道路网，用公路将29座汉唐帝陵连接起来。

如今五年过去，汉唐29座帝陵的交通问题应该已经得到初步解决。但是剩下的几十座帝陵的交通问题仍然是个未知数。

除了交通，相应的 旅游 配套设施，比如遗址展示、景区环境提升、安保，以及服务于游客的饮食、住宿、通信网络等公共设施，仍然存在很多的空白和不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4、 遗址保护、 旅游 开发和经济建设如何兼顾？

相对于 旅游 开发，现阶段陕西帝王陵的文物保护工作是第一位的。

除了黄帝陵、秦始皇陵和极个别汉唐帝陵得到有效保护之外，还有更多的已经发现和没有发现的帝陵急需保护，盗窃盗掘帝陵和陪葬墓、开山炸石破坏帝陵和自然环境、工程建设侵占陵园土地等一系列问题仍然严峻。帝陵保护与 旅游 开发、群众生产生活、基本经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之间还有很多的矛盾。

因此，立法成为进一步加强帝陵的保护和利用的重中之重。

2005年和2010年，陕西省相继出台了《秦始皇陵保护条例》和《陕西省黄帝陵保护管理办法》，有针对性地保护这两座帝陵和周边环境风貌以确保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然而，对其他帝陵的立法保护却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

早在2013年陕西省人大就启动了《陕西省帝陵保护条例》的立法工作。

然而七年的时间过去了，该《条例》仍然没有完全通过立法。

2014年在省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曾透露：《陕西省帝陵保护条例》草案已经多次修改，立法条件基本成熟，或将列入省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然而这一等就是五年时间。2019年陕西省文物局公布的年度工作要点显示，将"推动《陕西省帝陵保护条例》列入立法计划"。2020年陕西省文物局工作要点仍然是"开展《陕西省帝陵保护条例》立法调研"。

《陕西省帝陵保护条例》的难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陕西在帝陵保护和 旅游 开发、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和徘徊。

当然，把帝陵保护工作放在第一位并不是说要禁止 旅游 开发。

事实上，遗址保护是基础， 旅游 开发是途径，最终的目的是促进陕西经济的发展。

2015年陕西省针对汉唐帝陵分布特点和区域城乡发展实际情况，提出汉唐帝陵综合提升项目。计划通过线路规划连接、遗址展示提升、 旅游 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民俗文化展示、特色 旅游 产品开发等，实现大遗址保护利用与乡村 旅游 结合。

这一系列举措对于帝陵保护和 旅游 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2019年5月9日，西汉帝陵、唐帝陵被国家文物局批准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陕西省的帝陵保护和利用迎来了新的 历史 机遇。

这八十多座帝王陵墓，穿越几千年漫长的 历史 时光，是老祖先留给陕西最为宝贵的物质宝藏和精神财富，是不可再生的极为重要的文化遗产。

如何在保护文物古迹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挖掘帝陵 旅游 的潜在价值，服务于陕西地方经济发展的大局，在发展 旅游 的同时，如何保持帝陵的神圣性以避免过度的商业化，又应该怎样平衡经济发展和文物保护、 旅游 开发之间的矛盾，实现三者的有机结合。

这一系列问题在未来将长期考验着陕西人的智慧。

❼ 赵丛苍的介绍

赵丛苍，男，1952年8月生。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任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

❽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文化遗产保护科学系简介

文化遗产保护科学系成立于2006年，其前身为文博学院文物保护技术专业。该专业设立于1989年，是全国高校同类专业中首家设立的专业，具有多学科交叉融合、应用性强、发展潜力大的特点。2006年被评为陕西普通高等学校名牌专业。
文化遗产保护科学系有一支年富力强、结构合理、业务水平较高的教师队伍。目前拥有专职教师7人（其中教授1人、副教授2人、助教4人），实验管理人员1人。大部分教师具有或正在攻读博士学位。聘请了陆寿麟、黄克忠等一批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为兼职教授。
十多年来，文化遗产保护科学系（文物保护技术专业）充分利用陕西得天独厚的文物资源和西北大学作为综合大学的学科优势，始终坚持教学与科研并重、教学与科研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办学指导思想，加强文物保护技术学科建设，不断提高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质量。
在学科建设方面，从1990年起招收文物保护技术本、专科生，1994年起又相继在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和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下招收文物保护技术方向硕士研究生，2006年招收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2005年西北大学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联合申报设立了“砖石质文物保护” 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
在教学方面，坚持多学科相互交叉渗透的办学指导思想，注重基础知识与实践能力相结合的办学思路。课程设置以历史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和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文理结合为专业基础课程体系；以文物保护技术和方法、文物保护材料、文物分析技术构成的专业课程体系；以文物保护技术实验和专业综合实习构成的实践课程体系。
在科研方面，出版了5部学术著作及教材，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6篇被SCI收录。承担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以及国内外合作项目，形成了彩绘无损分析、青铜器保护、土遗址保护、文物保护材料、科技考古等研究方向，成为我国文物保护科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
人才培养方面，通过吸引和培养高层次人才、整合校内外教师资源、委托培养和选派青年教师进修学习、选留优秀毕业生和鼓励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等方式，不断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同时，与敦煌研究院、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以及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等国内外多家单位保持密切合作关系，建立了多个稳定的教学科研实习基地，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文物保护技术专门人才。1999年举办了首届全国文物保护修复培训班。目前该系已培养了9届本科生、7届研究生、2届专科生，分布在全国20多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文物保护、博物馆、考古研究和管理机构。
经过十多年建设和发展，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科学系已逐步成为我国文物保护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❾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学院领导

院长 陈洪海
书记 刘景钱
副院长 段清波
副院长 李 伟
工会主席 钱耀鹏
院长助理 孙满利
院长助理 刘军民

❿ 杨璐的介绍

杨璐，男，陕西省咸阳市人，1979年5月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200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2006年获得西北大学考古与博物馆学硕士学位。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物保护材料、文物保存环境及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