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治校中国大学

『壹』 中西方教育理念

中西方教育理念

中西方教育理念，中国和西方的教育明显是有着很大的区别，中国人民历来重视小孩子的教育。而大多人都认为只有学习成绩优异，孩子就是佼佼者。下面看看中西方教育理念。

中西方教育理念1

一、东西方人对大学的认知差异

亚洲人认为，大学几乎是一个必选项，一定要上，只有上大学，以后才能有体面的生活；而西方人认为，大学只是众多选项里的一个，只有想从事某些特定的职业，才需要上大学。为什么会存在这么大的差异呢？这是因为东西方大学的历史传统有本质的区别。

中国高等教育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孔子时代。孔子时代的教育，主要学的不是具体的谋生手段，而是社会精英应该有的智慧和见识。到了隋代，有了科举制度，科举成为了国家选拔人才的主要手段，也是普通人进入上层社会的唯一通道，从这时开始，

中国的教育和考试开始紧密结合，自然而然地和社会地位、做官就联系在一起了。这种观念对国人影响深远，直到今天，很多中国人还是把考试、升学和获得社会地位联系起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人千方百计地要读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也就不难理解了。

西方高等教育的萌芽，和中国很相似，也是一位智者带着一帮学生，这个人就是毕达哥拉斯，古希腊的数学家、哲学家。现代大学是在中世纪诞生的，“大学”是指一种包括老师和学生在内的团体，这种团体直接受到领主保护，拥有学术特权。

和中国的大学不一样，接受学术特权的西方大学，教授的内容大多数都是神学知识、拉丁文写作技巧和自然科学的知识，来这里上大学的学生，一开始想的就不是升官发财。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也是西方人并不是全民都想上大学的思想根源。

虽然东西方高等教育在历史上的差异很大，但就现在来说，中国人读大学也并不都是抱着功利的目的，很多人都是因为对知识纯粹的渴望去读大学的。不过，在吴军看来，不管有没有上大学、抱着什么目的去上大学，这都不重要，人生是一场马拉松，拿到一所名牌大学的毕业证，不过是在马拉松赛跑里取得了一个还不错的站位而已。

看过马拉松的人都知道，在起跑的一瞬间道路非常拥挤，但等比赛过了四分之一，选手和选手之间的距离已经拉开很远了，起跑时占的那一点点便宜早就没什么意义了。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但事实上，成功的道路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拥挤，在人生的马拉松上，绝大多数人跑不到一半就弃权了，到后来剩下的少数人，不是嫌竞争对手太多，而是要发愁怎么才能找到一个同伴，陪自己一起跑下去。笑到最后的，一定是终身学习者。

二、两种教育理念

1. 纽曼式的通才教育

纽曼认为，学生们除了学习知识以外，更重要的是要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彼此成为朋友。他还认为，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培养有能力服务于社会的人，而不是教授一些具体的雕虫小技。纽曼反对一上来就给学生教授某个专业的具体技能，认为大学生的知识面一定要广，不能过早地局限在某个具体的专业里。

当然，想要实现通才式的教育，光有理念上的认同是不够的，还必须同时具备两个要素：第一，是给学生选课和换专业的自由，第二，是学校要有实力开出足够多、足够广泛的课程。

【案例】

哈佛大学，首先在选课上给予了学生绝对的自由，大一新生不分专业，学生们可以随便选课，在学习的过程中慢慢地了解自己的真实兴趣；其次，哈佛开出了足够多的课程，哈佛大约有6000名本科生，他们居然开出了6000门课，而且还可以去隔壁的麻省理工学院选课。

2. 洪堡式的专才教育

洪堡建立的高等教育体系，非常重视职业教育和技能教育，强调大学生在学校要学习马上就能用的知识，一走出校园就能为社会提供服务、创造价值。为了能让学生做到这一点，实行洪堡制大学的很多专业都需要五年才能毕业，最后两年学习的是非常精深的专业知识。而且，采取洪堡制的大学都会花大价钱建立研究生院，这也是实现专才教育的物质基础。

【案例】

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就是实施洪堡式专才教育的典范，它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让大一新生就有机会参与真正的科研。一般大学里让本科生参与的科研，其实就是教授让学生们练练手，随便做点事情，

因为很多教授认为，自己的科研项目本科生做不了，他也没时间手把手地辅导学生，但 MIT 不一样，MIT 的教授会让本科生参与自己拿了经费的科研项目，并且让他们承担这个项目里的一个工作，这就需要教授花时间来指导学生，还要承担相应的风险。

三、美国私立大学的管理

1. 终身教职

有的教授公开发表一些反教会的观点，或者是公开地批评某一个资本家，学校就会遭到宗教势力和资本家的施压，被逼迫着解雇那些他们不喜欢的教授，这种现象会干扰到教授们的学术研究，

为了让教授们自由发声，美国的几所大学和美国教授协会开始号召实行不能随意解雇教授的制度，也就是现在的终身教职制度。终身教职强调的不是铁饭碗，而是学术自由。

2. 教授治校

教授们的管理范围只到系这一级，主要的工作就是制定制度和执行制度。在美国大部分的学校里，每次系里面制定或者修改制度，一般都需要系里面全体教授的通过。在制度的执行过程里，

除了在教授晋升上，资深教授更有发言权之外，其他事情的发言权一律平等，不分新老，不看资历，非常民主。教授治校，行政成本低，学校管理公正透明，还维护了教授们的尊严和权威，保证了学术自由，是很好的管理制度。

3. 校董会

总的来说，对内，校董负责筹集资金、拍板大事、规划未来；对外，校董们就是学校的形象大使，到处给人布道，用他们自己的影响力，在世界各地帮学校做宣传，帮助大学和各种机构建立合作。大学校董并不是一个用钱买来的虚职，真正的校董，会为大学的发展尽心尽力，提供最多的帮助。

中西方教育理念2

1. 平等观念

这一点在我们东方文明里很难得到体现，五千年文明积淀，儒家思想的深入，让我们更注重“尊师重道、长幼有序”的道德理念。进而，在教育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与孩子之间无法达到一个有效的平衡，甚至在我们眼里，孩子就是要被管制、管理的。

不得不说，在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中，我们很难真正理解孩子的想法和需求，进而也就很难真正的理解孩子。

在我们的教育中，父母所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个法官，对孩子的行为、思想进行审判，并以此区分孩子的优劣。

很显然，失去平等的关系，我们无法真正的了解孩子，进而也就无法找到适合孩子的教育方式。当然了，这种关系上的不平等，也容易使孩子在情感发展、人格养成上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这种表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常见，比如孩子犯了错要接受批评、惩罚，大人犯错了哈哈一笑就过去了。面对这种不平等，孩子自然感到委屈甚至愤怒。在这种负面情绪下，孩子对血脉亲情的理解必然会产生也一定的偏差。

当然了，要想做到绝对的平等是很困难的。但并非无计可施：

多从孩子的角度考虑问题，就是一种平等观念的表现。

2. 自立能力

举个很平常的例子，在西方环境中，孩子在一岁之后就要学习自己吃饭。当然了，现场可能比较混乱，因为孩子不会使用工具只能用手抓，会弄得一团糟。

在西方观念里，他们认为让孩子学会自己吃饭很重要。而在我们东方文明中，让一个一岁大的孩子自己吃饭，显得有些残忍，当然了，我们也不太愿意接受孩子自己吃饭的混乱局面。

我们都知道自立能力对孩子的成长很重要，但对于孩子应该什么时候开始锻炼自立能力，东西方教育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比如断奶、比如吃饭、比如分房睡觉。在西方教育里，孩子的这些习惯往往要早于东方人。

其实很容易理解，我们的孩子之所以自立的晚，其实大部分原因来自于父母的“爱”。我们对情感的理解，让我们在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往往会选择帮助，而非让孩子自己解决。这其实也是一种教育理念上的不平等，因为我们通常不相信孩子能处理好所面临的问题。

3. 过程的重要性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孩子帮爸妈买酱油，却买成了醋，面对这样的事情，东西方父母的反应有很大差距。

很多家长会觉得孩子没有记住家长交代的任务，是不细心的表现。另外，没有买到真正需要的酱油，意味着效率低下，通常会感到不满。

而对于西方父母来说，则完全不一样。他们更注重的是“孩子替父母买东西”的行为，这是一种情感、行为上的独立，是值得肯定的。

也就是说，我们往往更关注结果，而忽视了过程的重要性。

要知道：过程是孩子能力成长的关键因素，犯错也是孩子的一种成长方式。

总而言之：我们的教育并非完美无瑕，西方教育也并非都是糟粕。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取长补短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中西方教育理念3

第一、东西方文化不一样

这个是根基，文化不一样会导致教育目标不一样。东方传统文化主要强调以儒家思想为根基，比较强调尊重传统，儒教讲伦常五常八德，就是我们的传统思想，需要我们去遵守的。而西方的'文化源自古希腊的哲学和民主，后面在文艺复兴之后，孕育出科学思维以及民主制度。科学思维强调思辩和质疑，而民主制度强调个人自由、自主以及平等。

举个例子，可以感受到两种文化制度的区别。在中国，我们家长很强调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一个网上看到的故事，有一个刚在国际学校上班的中方老师，实在受不了学生的天马行空的提问，就把这个烦恼反馈到校长那边。校长回复说，我们的所有工作目标就是让学生敢于质疑我们啊。

第二，教育的目标不一样

文化和制度影响我们做事情的目标。教育也一样。对中国教育来说，我们教育的目标是听话，学习好。中国的大学也以高考成绩择优录取学生。这些也成为学校老师的KPI。而西方的教育目标同样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需要学生有思辨思维，独立自主能力。

中国的传统教育，为了让学生听话，我们从第一天上学开始，我们跟老师就是不平等的。不管是环境还是语言，都不断，地提示学生，老师是高高在上的（下图为孔子的讲学，很明显，他是在中心，他跟学生是不平等的），你是来学习的。

在这个讲台上，老师会给我们传授遵守中国的传统重要性，学习着不知道咋回事的思想品德或者爱国主义。所以，在中国学校从一开始就没有为学生创造质疑的环境。我很怕我的老师，我儿子也是一样的，他也很怕他的老师。老师从来没有跟我们平等过。

对西方的教育，为了给学生创造思辨和质疑的环境，就会在不同的细节之处让学生感受到学生与老师是平等的。有一天，在我女儿学校的咖啡店旁边，我和我老婆跟一个朋友在聊完天，出来之后，我们想顺便去看看能不能学校围栏外面看到我们的女儿。非常碰巧，他刚好那时候是中午休息时间，

她和她的一帮同学跟老师操场上在玩起来。可以看到学生和老师都玩的很投入。我们看的也很投入，女儿表现的很勇敢，不断地找机会“攻击”她的老师。而且，每次放学，我去接她的时候，都可以感受到她都是跟她的老师相处融洽，有说有笑，最后击掌道别。

为了让学生学习成绩好，中国的老师喜欢用灌输式的教育方式。以写作文举例，中国的老师很喜欢强调学生去记录好词好句，然后在作文时，用上你的好词好句。另外，在给学生灌输各种写好作文的技巧，

通过这些方式，很容易让努力学习和听话的学生，获得作文的高分。而国外的教育理念强调质疑和思辨，所以它更多的强调学生的作文真实性，强调自我内心的感受和看法。毫无疑问，这种方式，学生的作文成绩很难快速提升，但可以走得更运。

有一个关于童话大王郑渊洁的真实故事。有一天，他的女儿正在为他的作文愁眉苦恼，郑渊洁干脆帮她女儿写的那篇作文，结果这篇作文被学校退回去，说要重写。这时候，郑渊洁非常疑惑不解。过了一段时间，郑渊洁那他家里的保姆给他的女儿写一篇作文，结果这篇作文被学校当作范文展示出来。因为这件事情，他直接让她的女儿从学校退学了。

对于作业。我们为了获取考试的高分，更多的是封闭式作业，学校老师很强调作业的量和正确率。为了让学生获得高分，在低年级的时候，我们家长有义务给小孩检查作业的正确性。而西方的教育，更强调作业的思考过程。比如，数学作业很强调画图，很强调推理。同时，这种老师指定做的数量，国际学校要比公立学校少一些。

『贰』 大学要自治，关键就是权力不要干预，学校应该怎么运作

大学自治  

去行政化后，必然出现的问题就是学校应该怎么运作，这就需要大学自治。大学要自治，关键就是权力不要干预，让大学作为学术共同体进行自治。从欧洲大学的成长历程来看，一部大学的历史就是大学自治的历史。如何找到一种既由上级支持大学，又不干预大学的好方法？一个切入点就是制定大学章程。

但是，教授在学校的权益必须得到尊重，主要表现两个方面：一是由教授民主选举校长，由治学人选拔治校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二是教授治校主要通过教授会体现，他们主要是负责大学的学术方针、学术政策、学术诚信，并监督校长行使权力。  在我国现实的情况下，既不可能实行教授治校，也不能兑现校长治校，核心的问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实行党政分开，只有这样才能落实校长负责制，也才能够充分发挥教授的作用。

『叁』 如何理解教授治学，教授治校

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一个似是而非的争论

关键词：教授治学；教授治校；治理；学术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717（2015）01-0064-05
收稿日期：2014-11-20

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在我国学术领域一直是一个长期争论的话题，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2010年颁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这是教授治学概念第一次在国家官方教育文件中出现。这一提法鲜明地突出了教授治学，淡化了教授治校。有学者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教授治学’是个非常巧妙的概念，它一方面安抚了教授要求参与大学管理的意愿，另一方面又不破坏大学中的基本领导结构，保护了现有权力者的既得利益”[1]。官方对教授治学的肯定与学界对教授治校的呼吁产生了一种理念冲突和概念矛盾，进一步加剧了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的争论。对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关系的辨析，既要摆脱将两者完全对立的框架，又要避免将两者绝对等同的模式，更要超越治学与治校的话语之争，看到两者背后本质是对中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的思索和探寻。
一、治学、治校与大学治理
历史上来说，教授治校起源于中世纪大学的学者自治，并一直作为西方大学的治理传统。而教授治学则更多作为一个本土化的概念出现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有着深刻的中国语境和现实背景。“我国大学教授治校制度的建立还是以政府为主导， 而不像西方大学教授那样，通过自己的斗争来争取”[2]。教授治校理念在中国最早见于民国初年颁布的《大学令》。1912年，时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主持并颁布了《大学令》，当时教授治校在制度上主要表现为评议会和教授会的设置。《大学令》规定评议会由校长、学长及各科教授代表组成，审议事项包括：（1）各学科之设置及废止；（2）讲座之种类；（3）大学内部规则；（4）审查大学院生成绩、及请授学位者之合格与否；（5）教育总长及大学校长咨询事件；（6）凡关于高等教育事项，评议会如有意见，得建议于教育总长。教授会由学科内教授组成，其审议事项包括：（1）学科课程；（2）学生试验事项；（3）审查大学院生属于该科之成绩；（4）审查提出论文、请授予学位者之合格与否；（5）教育总长、大学校长咨询事件[3]。该条令自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开始正式实施。
然而，教授治校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仅昙花一现，1930年蒋梦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就迅速被教授治学所取代。蒋梦麟上任后，便抛弃蔡元培“教授治校”的理念，出台《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将学术事务和行政事务分开，并提出“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的办学方针[4]。蒋梦麟主政北京大学时取消大学评议会，代之以校务会议，由校务会议和行政会议决定包括大学预算、院系设立废止以及大学内部各种规程等重大事务。《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规定：校务会议“以校长、秘书长、课业长、图书馆长、各院院长、各学系主任及全体教授、副教授选出之代表若干人组成之，校长为主席”；行政会议“以校长、院长、秘书长、课业长组织之，校长为主席”；此外还规定“各学院院长、秘书长、课业长、图书馆长均由校长就教授中聘任之”[5]。这一系列规定将大学治理中的人事权与决策权集于校长一身，教授在学校事务中的治理地位日渐衰微，越来越限定于治学术而非治学校。蒋梦麟校长认为学术和行政是两类完全不同性质的事务，治学者和治校者需要具备不同的素质，大学治理中学术事务与行政事务应当截然分开，让学术的归学术、行政的归行政，从此开启了中国大学教授治学与治校对立之滥觞。
教授治学的合法性来于专业权威，即高深知识权力。学术事务中的权力主要来源于高深知识，高深知识不仅是构成学术组织的基本元素，也是治理学术的前提和基础。无论大学处于什么发展时期，“只要高等教育仍然是正规的组织，它就是控制高深知识和方法的社会机构。它的基本材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各民族中比较深奥的那部分文化的高深思想和有关技能”[6]。作为高深知识的掌握者，教授群体对于如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学术事务的理解和把握更为深刻，最清楚高深知识的内容，因而最有发言权。与之不同的是，教授治校的合法性基础则来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教授群体作为学术组织内部重要的利益相关者，有权利、有必要对学术组织事务进行治理。治学是学术人员的自然权利和本职工作，也是学术组织的内在要求，因而较少产生分歧和争论。当前纷争的焦点主要围绕在教授要不要治校，以及治学与治校的关系上。
事实上，治学与治校从源头上并没有直接和必然联系，两者产生关联是起源于学术活动的组织化。治学表示对学术事务的治理权，是一种知识权力；而治校则指向对学术组织的治理权，是一种组织权力。大学本质上是一个集体性的教学与科研活动组织，也就是组织化的知识生产和传播场所。如果按照学术自由的原则，纯粹的学术活动应当归属学者个人管辖，不应纳入学术组织的管理范围。学术人员的个体活动之所以受到约束，是因为其使用了学术组织中资源，因此必须承担与之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只有当学者必须在学术组织中进行研究，即治学必须在学术组织中实现时，研究学术才与治理学术相关联，治学才与学术组织治理（治校）产生联系。

『肆』 大学教育存在哪些问题

随着我国大学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大学教育体制行政化,人才培养模式趋同化等问题不断涌现。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大学教育存在哪些问题，供大家参考。

大学教育存在哪些问题 篇1

1.我国高等教育的目标定位存在较大缺陷。

高校仍把培养综合化、研究型人才作为主要目标，但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更需要创新型、实践型、通专结合型的人才。另外，我国高等教育普遍存在着“重理工，轻人文”的现象，缺乏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2.专业结构和课程设置不能适应市场和社会的需要。

传统大学教育最大特点就是从传统的“学科本位”模式出发，以完整的学科体系为出发点考虑课程开发，偏重理论知识的完整性、系统性和严密性，缺乏对社会需求的把握，往往是有什么样的老师，有什么样的办学条件，就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所以，在课程设置上就造成了理论教学多，实践教学少;必修课多，选修课少等现象，专业设置也墨守成规，缺乏创新，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

3.许多高校普遍存在着过分强调理论教学，忽视实践应用环节的现象。

以知识传授为主要目标的教育模式仍然是大学主要的教学方法，自学、讨论、调查研究、实验实习等仍处于辅助地位。由于片面强调系统讲授知识，高校教学脱离社会实践的倾向十分突出，这不利于培养大学生的协作能力和健全人格。

4.缺乏对大学生的职业素质的培养和就业的指导。

智联招聘副总裁赵鹏说：“现在大学生就业面临的最大困难不是成绩、知识和经验的欠缺，而是职业规范和职业意识等职业素质的缺乏，企业招聘人才的标准有接近七成的权重是放在应聘者的职业素质上。”由此可见，职业素质已经成为影响大学生顺利就业与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培养和提升大学生职业素质不但关系到高校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人才的质量，也关系到高校的社会声誉，更关系到大学生的就业。

5.许多高校存在着重视教学忽视科研的现象。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许多大学的教学与科研关系呈现矛盾激化的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教学与科研的脱节，学科的最新信息、发展状况和教师的研究成果及其研究中的心得并没有及时融入到教学内容之中。其次，高校教师面临着教学与科研的双重压力，部分教师还有许多社会活动和行政工作，无法合理配置时间。再次，资源配置的失衡。高校普遍存在着资源缺乏和经费不足的状况，另外，高校不同类型人员的组合使用在结构、层次和数量等方面也存在着不少矛盾和冲突。如何理性认识和正确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直接决定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

大学教育存在哪些问题 篇2

1、教育功利化倾向严重，教育目的发生扭曲，忽视德育教育。

目前我们的教育对德育的重视远远不够，导致培养的学生往往智商很高，但人文道德素养低下，近几年在教育界频发的很多恶性教育事件与此有很大关系。另外培养的学生只会考试，眼高手低，实践创新能力低下，与国外学生相比差距比较大，这是个老问题，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2、专业设置市场化，追求短期效应，没有长远的计划。

在专业设置过程中，主观化倾向严重，在未对专业特色、课程体系、就业前景等问题进行认真分析研究的情况下，仅凭感性认识判断哪个专业的市场前景好、哪个专业走俏，就盲目地设置该专业，缺乏广泛的调查和严密科学的论证过程，因而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缺乏科学性。所以很多学生在毕业后即失业，白白浪费了美好的青春和大量的金钱，无疑，学校在这方面应承担很大的责任。

3、班级人数庞大，学生与教师之间没有深入的交流互动。

近年来高校疯狂扩招，学生人数大大增加，但教师数量却没有按照相同比例增加，致使老师更难对学生言传身教，更难于针对学生的个性来进行教学，更难开展有特色的教学活动，更难与学生进行思想与知识或社会经验与情感经历等方面的交流互动。教师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不单单是知识的传授者，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人类灵魂的建筑师，即传统所说的“传道”。

4、教学方式单一陈旧，没有创新，教学过程索然无味。

大学教育存在哪些问题 篇3

【摘要】随着当今时代社会的进步，传统的教育管理模式不能满足当前教育的发展，现代化教育管理模式应运而生，现代化教育管理模式得到了快速发展，为了应对现代化教育管理模式迅速发展的需要，大学教育管理模式需要不断的进行创新，以便为其高效发展做保障。努力加强思想文化建设，促进高校的教育管理模式的创新向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高效完成大学教育任务。

【关键词】大学教育;管理模式;创新应用

随着当今时代的进步，高校的规模不断的扩大，越来越多的高校或拔地而起或规模扩建。由于传统的高校学生教育管理模式不能满足当前高校教育管理的发展，进而高校的教育管理体制也在不断的改变，向着现代化的高校教育管理体制前进。为了解决当前在高校教育管理模式上的问题，解决当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不同问题，需要加强新形势下大学教育管理模式的创新，提高学生的思想教育。

一.当前管理模式和学生现状

当前大学教育管理模式面临巨大的挑战，受到传统大学教育管理模式的影响，高校教育管理模式需要不断的创新，转变理念，以适应当前大学教育管理学生的素质教育现状，并且满足当今时代对于人才培养的新规定。学生受到西方世界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从以往积极主动、健康向上、热爱祖国、爱社会的思想转变成现在思想迷信、信仰迷茫、不能理清价值观念、做不到诚实守信。这些问题的出现，使得当前大学教育管理模式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在新形势、新挑战环境下，大学教育管理模式需要不断的创新，以便解决当前所出现的问题，跳出当前所处的环境，使得大学教育管理弄湿向着科学健康的方向发展。

二.大学教育管理模式的创新

大学教育管理模式的创新需要学校不断的摸索经验教训，不断的改变教育管理体制，适应当前大学教育管理体系发展的速度，不断的加强思想文化教育，不断促进学生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才能科学、合理、完好的完成大学教育管理模式的创新，才能更好的进行素质文化教育，促进现代化教育的良好发展。

2.1建立科学系统的思想教育体制

建立科学系统的思想教育体制，需要相关部门的统一领导，动员全社会进行完善教育管理体制，采取群众监督的手段。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统一结合起来，共同进行思想教育管理。协调运作，相互配合，将思想教育管理体制的'设计、管理和实施全面统一协调，化散为整。把创造大学科学系统管理的思想教育体制的整体和相关制度和后期建设等等，相互结合在一起，创造一个全面系统的思想教育管理体制。通过建立行政全面负责的思想教育体制，实现学校以党委领导为中心的组织管理体系，充分发挥党委等相关部门的组织和管理作用，将相关部门的最大的价值尽可能的挖掘和开发，以促进大学思想教育体制的完善，系统科学的发展。建立学校、家庭、社会的有效沟通平台，是学校、家庭和社会协调统一，发挥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作用，将其最大价值应用到促进学生全面健康的发展，让其学会如何更好的处事待人上，促进当前大学思想教育体制的创新改革，完善思想教育机制。加强学生的思想教育，通过改善当前的思想理论课教学，注重形势政策的教育，实现大学生健康的思想教育，改善其本质。

2.2提高教师队伍素质

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建设高素质的教师管理体系。教师是学生们学习的榜样，是学生内心遵从的园丁，教师的言行举止能够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教师素质的高低，品行好坏对学生的思想教育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影响。所以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对学生整体有着巨大的作用，才能够提高学生的思想教育。通过对高校教师整体进行培训，让个人教师进修，培养任职前后的教师素质，在任职过程中还要不定期的进行培训，以适应当前的发展速度和状况，采取鼓励政策，鼓励教师自主学习，努力进修，提高其相应的素质和能力。加强教师队伍的素质建设，为高校学生的整体素质提高做保障，促进其思想教育的提高，良好的完成教学任务，为充分实现现代化的高校教育管理体制的变革做准备。

2.3强化学校文明

通过强化学校文明，建设良好的教学环境，促进学生文化素质的提高。通过创造文明和谐的校园环境，提供和谐的校园生活环境，强化学生所处环境的文明，重视学生文化素质的改善和提高。通过进行新型、积极、健康的文化活动，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调动学生们的积极主动性，把思想教育内涵融入到活动中，让文化活动充满校园特色，便于学生理解和接收思想教育。针对学生生活环境的改善，开展文明宿舍活动，在学生私下生活中进行思想文化教育，积极发挥出宿舍生活中的作用，促进文明校园的建设。另外通过对学生思想品德的充分考核，进行评比，依照考核情况制定合理的改善校园文明的方案，但在此中需要学生自我教育和管理，从而独立进行考核，增强学生的观念意识。推进改善校园文明的发展，使得学生自己由于所处环境的和谐文明而产生自豪感，更加积极主动地进行学习思想政治学习，让学生能够自行学习思想政治，强化自身的思想品德，。更好的和老师进行互动沟通，促进学校思想教育机制的改善，加快当前大学教育管理体制的创新和完善进程。

随着当今时代的发展，学校教育逐渐在进行变革。然而在新形势下，大学教育管理模式的创新面临巨大的挑战，高校的教育管理模式需要不断的创新才能适应当前教育管理模式发展速度的需要，才能够在挑战中完美的发展。加强高校的思想文化建设对于当前学校的教育管理模式有着重要的保障，不仅促进学生思想教育的改变，还能促进整个教育的思想文化向着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

作者:张茜 单位:北京工商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参考文献：

[1]李文刚,苏媛媛,郝磊哲.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路径研究[J].科学大众(科学教育),2015(05).

[2]杨筱.浅议班主任在大学教育管理中的意义[J].课程教育研究,2014(30).

[3]何孟良.班主任在大学教育管理中的作用探讨[J].科技创新导报,2013(11).

大学教育存在哪些问题 篇4

论文关键词：蔡元培大学教育兼容并包教授治校

论文摘要：蔡元培的大学教育理念及其在北大的实践对近现代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他反对把大学作为官僚养成所，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重视大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主张发展学生个性，实行选科制。反对文理相隔，主张文理沟通。反对校长独断独行，实行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制度。这一系列大学教育改革思想，对于当今高等教育所面，临的素质教育、高校改革创新以及课程建设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大学应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

大学，按照蔡元培的理解，是指“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综合性高等教育机构，也是一个思想包罗万象、言论百家争鸣的场所。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是蔡元培办学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大学教育思想的出发点。1912年5月16日，他以教育总长身份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在演说中就提出“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蔡元培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目标就是按照现代大学的标准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立大学理念。北京大学的前身是1898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虽改名为北京大学，但由于北洋军阀政府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坚持以孔孟之道去禁锢人民的头脑。此时的康有为等保皇派，也在上书黎元洪、段祺瑞积极主张将孔教定为国教。当时的北京大学官僚积习很深，校政极其。不少人把上大学作为升官发财的阶梯，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读书就是为了猎取功名利禄。教员中也有不少是不学无术的，课堂讲授敷衍塞责。学校里封建复古的陈腐思想泛滥，制度混乱，学术空气稀薄。为了扭转这种的学风，蔡元培在就任校长的第一次演说中明确指出：“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强调了大学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他还提出，大学不能只从事教学，还必须开展科学研究，要将学术研究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一个地方若是没有一个大学，把有学问的人团聚在一处，一面研究高等学术，一面推行教育事业，永没有发展教育的希望。”他要求大学教员不是灌输固定知识，而要对学问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大学生也不要死记硬背教员的讲义而要在教员的指导下自动地研究学问。为了使大学能承担起教学、科研双重任务，他极力主张“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他在《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之理由》中详列了三点理由：一是“大学无研究院，则教员易陷入抄发讲义不求进步之陋习”。二是设立研究所，为大学毕业生深造创造条件。三是使大学高年级学生得以在导师指导下，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

蔡元培对大学性质的认识切合了中国当时的国情、北京大学的校情和世界大学的发展趋势，他“从1917年到1919年仅两年多的时间，就把北大从一个官僚养成所变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把死气沉沉的北大变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战斗堡垒”。他在办学指导思想的重大变革，不仅促进了北大的发展，其意义远超出了一所大学的范围，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从大学应该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一思想出发，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主要体现在学术和教员两方面。

1.在学术上反对墨守成规，提倡自由发展。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灵魂。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前，北大是与专制并行，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教师不学无术，墨守成规，学生无心学习。蔡元培立足于中国近代教育国情，强调了自己的治校方针是“依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他认为大学应该广泛吸收各种人才，容纳不同学派。如果抱残守缺，持一孔之论，守一家之言，不可能成为真正高水平的`大学。“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悉听其自由发展。”在学术上各种派别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应该在相互包容和讨论中吸收精华，促进学术的发展。

2.以学术造诣为主罗致各类人才。由于学说必须由人提倡、宣传和发展，教员又以研究、传授学问为己任，所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在实际中更多地体现在对待教员方面。为贯彻兼容并包的原则，蔡先生首先“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在聘请教员上，最重要的标准是有无专门学问。只要有真才实学，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就聘为教员。在担任北大校长后，蔡元培立即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随即聘任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为教授，他们和原北大的钱玄同等学者一起致力于北大文科的革新。而对于确有真才实学而学术观点、政治倾向不同的守旧学者，只要不妨碍授课，则不作为取舍标准，仍延为教授，展其所长，对他们一视同仁，绝不歧视。如刘师培，曾参与反清革命，后变节为清探，又为袁世凯称帝效力，但国学造诣极深，故仍聘任为教授，讲授《中国中古文学史》。对于学术水平低下，教学态度恶劣的教员，则不管什么人，坚决辞退。因此，北大一扫往日沉闷保守的气息，教师队伍一时出现流派纷呈的局面，各种思潮学说纷起，形成了各种学术思想新旧交融、百家争鸣的活跃气氛。在文科教师队伍中，既集中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也有政治上保守而旧学深沉的学者，如黄侃、刘师培、黄节、辜鸿铭、崔适、陈汉章等。在政治倾向上，有的激进，有的保守，有的主张改良。在新派人物中，有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的不同代表。当时的北大，“新潮”与“国故”对垒，白话与文言相争，盛极一时。北大也因此成为新文化运动酝酿发祥的思想摇篮。

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曾起了进步作用，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股新潮流，冲破了旧有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使得新文化有了立足之地，使得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阵地，科学民主的思想得以传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蔡元培不仅是现代北大的缔造者，也是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

三、学为基本，术为支干，文理沟通

在学科建设上，蔡元培的基本思路是：“学”为学理，“术”为应用。文、理是学，法、商、医、工、农皆为应用，故是术。“学与术虽关系至为密切，而习之者旨趣不同，文、理学也，虽也有间接之应用，而治此者以非研究真理为目的的终身以之，所兼营者不过教授著述之业，不出学理范围。法、商、医、工术也，直接应用，治此者虽亦有永久研究之兴趣，而及一程度，不可不服务于社会转以服务时之经验，促进术之进步。”J(丹“学为基本，术为支干”，“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础，但“学”重于“术”。这一改革思路扭转了当时重术轻学、重工轻理和重应用轻理论的偏向。在北大蔡元培主要进行了如下整顿。

1.扩充文理，改变“重术轻学”的思想。蔡元培认为，没有基础学科的发展，应用学科的发展决不会有后劲，鉴于当时存在“重术而轻学”的现象，蔡元培认为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要偏重文、理二科。因此在学制的设置上，《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须合于下列各款之一，方得名为大学：“一、文、理二科并设者。二、文科兼法、商二科者。理科兼医、农、工三科或二科，一科者。”他保留北京大学文科原有的哲学、中国文学、英国文学三门，增设史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三门。理科原有数学、物理、化学三门，增设地质学一门。工科并人北洋大学，原有工科两班，毕业后即停办。商科改为商业学门，并人法科。同时扩充文、理两科的专业门类，加强两科的建设。北大遂由原来的五科改为文、理、法三科大学，突出文理两科，强调基础理论的地位，也是蔡元培“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观点的延伸。

2.沟通文理，废科设系。蔡元培认为传统文、理分科的做法已不适应近代科学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文理是不能分科的，文科里面包含着理科，如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同样理科各学科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其为自然科学的归纳。而且，由于学科之间的彼此交错，有些学科不能截然分开。

如心理学从前属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划人理科;理学中有人文、地质、地理，分别偏于文科和理科，很难辨其学科性质，“文科的哲学，必植根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为了避免文理科学生相互隔绝，互不沟通，蔡元培主张沟通文理，合为一科。1919年，他在北大撤销了文、理、法三科界限，改原隶属于科的学门为系，全校设立l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3.改年级制为选科制。为进一步落实文理沟通的思想，在教学制度上，蔡元培主张采用选科制。1917年10月，教育部召开北京各高等学校代表会议，讨论修改大学规程，北京大学文科提出废年级制，采用选科制的议案，会议通过，决定在北大试行。北大选科制规定每周一课时，学完一年为一个单位，本科应修满80个单位，一半必修，一半选修，修满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预科应修满40个单位，必修占3/4，选修占1/4。选修科目可以跨系。1919年暑假后，选科制在北大各系陆续施行。

选科制体现了蔡元培“尚自然”、“展个性”的教育思想，同时也是落实他“沟通文理”思想的一个具体措施，为文、理科学生相互选修课程提供了方便。1922年以后，全国其他高校也纷纷采用选科制。

四、教授治校，民主管理

在学校管理体制建设上，以教授治理校务，用民主制度决定政策，以分工方法处理各种兴革事宜是蔡元培的基本思路。蔡元培反对大学校长独断独行，主张民主办校。1912年，他任教育总长时亲手起草的《大学令》中就已确立了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大学校务管理原则，规定“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以随时齐集评议会，自为议长”，但未能切实施行。蔡元培初到北大时，一切校务仍然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连各科学长也无权与闻其事。蔡元培任校长后，认为这种局面不利于学校建设和教学活动的开展，开始分步建立教授治校的体制。第一步，设立评议会，重新制定了北大的《评议会章程》，规定“大学内部规则”须经评议会通过，始能生效。评议会成员由各科学长和教授代表组成，校长为当然的议长。评议会为全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凡学校重大事务都必须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如制定和审核学校各种章程、条令，决定学科的废立，审核教师学衔，提出学校经费的预决算等。第二步，组织各门教授会。1917年，北大评议会通过了《各学科教授会组织法》，规定各门重要学科，各自合为一部，设教授会。各教授会各设主任一人，由本部会员投票选出，任期两年，其职责是：分管各学门的教务，规划本学门的教学工作。

蔡元培主张教授治校，主要是为了让真正懂得教育和学术的专家管理学校，1920年，北大开学时，他说：“我希望本校以诸教授为各种办事机关的中心点，不要因校长一人的去留使学校受影响。”1922年，在《北大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开会词》中，他说“为沟通文理科及采用教授制起见，将学长制取消，设各系教授会，主持各系的事务。最近又由各系主任组织分组会议，凡此种种设施，都是谋以专门学者为本校主体，使不至因校长一人之更迭而摇动全校。”

经过蔡元培的一系列管理体制的改革，北大逐步革除了原来的“形同衙门”的管理体制，建立了以教授为主体，以评议会、行政会议、教务会议和总务长为基本机构，立法、行政、教务、事务分立的教授体制。体现了蔡元培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思想，提高了工作效率，从而促进了北大的蓬勃发展。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大学产生以来第一个系统地总结、阐述大学观的教育家。他的大学教育理念及其在北大的实践对近现代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他反对把大学作为官僚养成所，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重视大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主张发展学生个性，实行选科制;反对文理相隔，主张文理沟通;反对校长独断专行，实行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大学教育改革思想，对于当今高等教育所面临的素质教育、高校改革创新以及课程建设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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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意义

所谓现代大学制度，其内涵和外延以及在中国的国情下的运行都是一个疑问。尤其是在建国之后的时间里。从源头上讲，现代大学制度诞生于中世纪的教会学校。而中国的现代大学应该说是建立于1928年的国立清华大学。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有两个，那就是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而中国自从国立清华大学建立之后便一直在探索自身的建设模式，一直到建国之前。中国实际上形成了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并存的局面，而更值得一提的就是存在时间很短但是标本意义特殊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从这样的传统上来看，不难看出，中国大学教育还是有传统的，对于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也是有着自身的探索的并且取得了很多的成绩。
在目前中国的情况下，我国高校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是《高等教育法》规定的，必须严格执行，这就是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中，无论是公办和民办教育都需要建立自己的党支部或者是党委的原因所在。这种情况叫做“依法办学”，没有根本的改变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高等教育的主权和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方向。那么，探索现代大学制度的第一个环节便是在这样的法律基础上探索，坚持党的领导乃仍是第一位的问题，这是不容置疑的问题。即探索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只能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跳出了法律的框架便成了无源之水 本之木，变成一种没有意义的探索行为。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要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从根源上讲乃是呼吁一种大学治理模式的“三权分立”。所谓“三权分立”就是指政治、行政和学术三权之间的分离和制衡关系。处理好高校与外部、高校内部治理的关系。“三权分立”就是政治上的党组织建设、党的政策的贯彻和执行是一条线，行政上政府的行政法规要落实是一条线，学术上需要独立，政治和行政应该尽可能少去干涉其自由。当然，这样的“三权分立”不是完全的独立，不是各管各的一块，乃是有一个中心的，这个中心就是学术。即行政和政治要服务于学术，而这个在现代学大学制度建设上就是“教授治校 和“学术独立”原则。
中国目前很多的改革都有悖于这样的现代大学制度原则，比如需要凭借发论文的数量来判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毕业砝码。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导向，因为从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的说法，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并没有发文。那么，这些获奖者本身就是一种讽刺，说明我们的考核制度出现了问题。而这样的考核制度是跟现代大学制度要求的学术自由相去甚远的。学术自由不能靠强制推出来的论文来衡量，所以，仅仅依靠论文的数量乃是一种错误的导向，这样的导向直接导致现在中国高校内学术风气的浮躁和恶化。抄袭变成了一种规则。
大学其实根本上需要的就是三种要素，一个是“物质资源”，一个是“人力资源”，一个是“文化内涵”。假如中国大学按照这样的规则去行事的话，我们将会有希望看见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出现。“物质资源”在中国大学的高校建设中一贯是不缺乏的，那就是中国无论是什么大学都热衷的造楼运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中国高校的硬件设施在世界大学中的排名也应该是很靠前的。但缺乏的却是后两者的缺乏，“人力资源”包括优质的学生、高水平的教授、专业化的行政员工。“文化内涵”早在民国时期蔡元培就提出来了，那就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看一个大 有没有文化内涵，需要看它的包容性和宽容度。比如能不能容忍怪异的教授，怪异的学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纳什教授曾经罹患精神疾病，但还是被普林斯顿大学包容了。史蒂芬·霍金现在只有几个手指能动，依旧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工作。这才是真正的现代大学制度的精髓所在。
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必须循序渐进。按照“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的原则，呼吁“三权分立”。但要在法律法规的范围之内进行，对几个大学进行试点。目前，中国已经出现很多新型的学校，比如以宁波诺丁汉大学代表的中外合作办学，比如南方科技大学。这都是新鲜事物，需要国家政策的积极支持。其实，这次教育体制改革的试点就是这样的动作，它或者将会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内掀起一股浪潮，希望这股浪潮能对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有借鉴意义

『陆』 如何评论北大法学院教授苏力(朱苏力)

北大法学院教授苏力(朱苏力)是知识渊博的一位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法律、西方法律史、美国商税法、法社会学、美国法律制度、法哲学、法律经济学分析、比较法、比较法律文化。

北京大学法学院（Peking University Law School）成立于1999年6月26日，其前身为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北京大学法律学科发轫于1904年，在中国现代法学教育中历史最为悠久。

自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大学法学院取得了飞速发展，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推进国家法治建设等方面，始终走在全国法学院校的前列。

历史沿革：

1898年，京师大学堂设立，当年即开设法律学课程。1904年，京师大学堂首设“法律学门”，开中国近现代大学法律专门教育之先河。1919年，北京大学法律学门正式更名为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其时，名家治学，教授治校，育人报国，盛象空前。1927年，北京大学法律系并入北京法政大学。

1929年，复设北京大学法律学系。1930年，改北京大学法律系为北京大学法学院，设政治、经济、法律三系。1938年，北京大学法律系并入西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设法律、政治、社会、商学等系。

『柒』 “教授治学”到底是什么意思

“教授治学”这个概念，显然是一种为了应对“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应该恢复大学教师的主体地位、需要引进"教授治校"的思想”等内容而产生的对策性概念。
王长乐
相当长时期以来，在许多大型的教育报刊上，都可以看到“教授治学”这个概念。而这个概念其所以引起笔者的好奇，是因为这个概念是与“党委领导、校长治校、教授治学、民主管理、共同参与”等概念排列在一起，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内涵或原则示世的。其基本意思是：教授要参与大学中的学术管理。其中的“治学”为“治学术管理”。最早在一些教育类文章中提出和呼应这个概念的人，都是一些有来头的人。他们要么是著名大学的领导，要么是管理学科的著名学者，以及教育行政机构的官员，在社会上都有很高的知名度，不可能不懂汉语的基本规范，但这种提法还是让人感到别扭和迷惑。
带着这些迷惑查阅《现代汉语词典》（P1490），发现该词典对“治学”的解释是“研究学问”。这和笔者理解的“治学”含义一样。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治学”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如《现代汉语词典》所言，指“研究学问”呢？还是如“现代大学制度”的设计者所言，是指“治学术管理”呢？抑或二者还可以相互转换、变通呢？
这显然是个类似于“撼祖国强盛”一样的“雷人”问题，因为这两个“治学”概念之间完全没有相通性。
这样一个让人莫名其妙的概念，是怎样堂而皇之地登上理论平台的呢？审视这个概念的产生过程，似乎有这么一些原因：在世界大学的基本理念和制度中，都有“教授治校”的内容，而且教授作为大学教育的核心，其作用实在无法简单地抹杀，但在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设计中，“治校”概念已经被校长占用，有人就别出心裁地提出了“教授治学”的概念，以此来表达让教授参与大学学术管理活动的内容。
“教授治学”这个概念，是在我国教育理论界开始讨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时出现的，其用意似乎是为了阻止有的学者提出的“应该引进国外大学"教授治校、大学自治"制度”主张的。在“治校者”只能有一个且“校长治校”原则绝对不能放弃的情况下，“教授治学”的概念正好解决了这个难题，它使现代大学制度理论至少在表面上具有了逻辑性和完整性。
从表面上看，“教授治学”确实是个非常巧妙的概念。它一方面安抚了教授要求参与大学决策和管理的意愿，为发挥他们的作用提供了一些机会。一方面又不破坏大学中的基本领导结构，特别是不会影响校长在大学中实质性的核心地位，维护了大学中传统的“统一集中”制度，使我国大学制度与世界大学制度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体现了大学的“中国特色”。这样的大学制度理论设计也会使教育当局如释重负：既有一种理论可以应对社会舆论中要求教授参与大学决策和管理的压力，又不会因为所谓的大学制度改革而使原来的权力、利益结构发生变化。只是这样的大学制度设计，不仅无助于解决我国大学中的实际问题，而且还形成了大学制度理论中的内在矛盾，使所谓的现代大学制度理论，从一开始就处于无法自圆其说的逻辑矛盾之中。
“教授治学”这个概念，显然是一种为了应对“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应该恢复大学教师的主体地位、需要引进"教授治校"的思想”等内容而产生的对策性概念，而不是一种立足系统、先进、理性的教育思想所细心创造出来的，符合大学历史经验、传统，规律的、成熟的制度概念。在这个概念的精神意蕴中，融汇了明显的工具性、权宜性意味。其为了让现代大学制度理论在表面上能够讲得通，不惜违背基本的汉语常识，凭空杜撰概念的做法，显然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行为，目的不是为了解决大学中的思想矛盾和制度危机，而是为了维护现实的大学制度，以及由这种制度所形成的权力和利益。
综观“教授治学”概念的出现过程，有一些问题令人难以释怀：为什么有人不惜违背汉语常识，刻意地杜撰一些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概念，以维护已经深为社会诟病的大学制度呢？这其中显然有难为人道的玄机。对照在“大学去行政化”争论中一些发言者的立场和诉求，不难看出在所有这些关于大学制度改革的争论中，始终存在着一股反对大学制度改革的力量。他们的言论从表面上看，是基于一种实用主义的思维方法，实际上则是基于对既得利益维护的动机。任何大学制度的人格化，到最后都会演变成具体的利益结构，只有对利益的强烈追求，才会使一个有文化、有知识、有地位的人，失态地去强词夺理、杜撰概念，卖力地维护一个有问题的体制。
尊重真理，尊重规律，谨守常识，不曲学阿世，不欺世盗名，理应是大学的基本准则。只是已经被官本位风气严重浸染的大学，还能有这样的自尊心和责任感吗？还能走出实用主义的传统和逻辑吗？（作者为江苏大学教授）
《科学时报》 (2011-07-25 A3 观察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