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大学余教授

Ⅰ 大同大学法学怎么样

山西大同大学政法学院专业介绍
政法学院现有专任教师72人，其中教授7人，副教授13人，讲师24人。教师中已取得博士学位者4人，在读博士1人；已取得硕士学位者30人，在读硕士12人。现有专业资料室，藏书4500余册，报刊60余种。近年来，共发表学术论文265篇，出版学术专著18部。承担国家级科研课题2项，省级科研课题6项，院级科研课题8项。现有法学、思想政治教育两个本科专业，两个政史、法学专科专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已被学校确定为重点优势学科，目前正在申报硕士点。现有全日制本科在校生737人，专科生146人，共21个教学班。
法学（四年制本科，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掌握扎实法学基本理论和法律基础知识，具有独立分析和解决法律事务的能力、较强的文字和语言表达能力，能够从事立法、行政、检查、审判、仲裁、法律服务等工作的法律工作者以及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工作的高级专业人才。
主要课程：法理学、宪法学、中国法制史、刑法学、民法学、行政法学、经济法学、商法学、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行政诉讼法学、国际法学、国际经济法学、国际私法学、知识产权法学、法律文书写作、婚姻家庭法学、法律逻辑学、律师与公证实务等。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四年制本科，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掌握扎实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知识，掌握并能应用现代教育理论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和进行科学研究，能够在中等以上学校从事政治理论教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专业人才。
主要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马列原著选读、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社会学、政治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法学概论、公共关系学、行政管理学、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中学政治课教材教法、应用文写作等。

法学这个专业 我也在学 学校初期并不是特别重要 这门专业有很强的理论性 所以本科期间 主要是多下功夫 才是重点 和老师的互动也是一方面 个人意见 望采纳

Ⅱ 大同大学的中国知识分子创办的大同大学

马学强（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本文是为纪念上海大同大学创办100周年所撰）
◎1912年3月，胡敦复等人在上海创办大同学院，到如今，大同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在其四十年的大学历史中，大同一直是上海乃至全国私立大学中的翘楚，素有“北有南开、南有大同”之说。
◎1920年代的教育部报告称：“综合言之，此次视察六校（复旦、沪江、大同、大夏、光华、暨南），……据视察结果，办学精神，极为贯注者，为大同、沪江二校。理学院 办理较有成绩者，亦为沪江、大同二校。……”
◎1922年大同学院正式立案并改称大同大学。经过第二次立案后，私立大同大学的行政体系逐步完善，院系设置基本成型，进入繁荣时期。
◎1928年起，大同大学已经成为中国第一流私立大学，大学科有文学院、理学院与商学院，下设九系，普通科有高中、初中两部，全校占地90亩，大的建筑物15座，有学生八百余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大同大学毅然创办工学院，下设电机、土木、化工三系，1948年添设机械工程系。至1948年，大同大学部学生已逾2700人，中学部学生逾2500人，为沪上私立大学榜首。从1941年至1952年，工学院共毕业学生2228人，这些人后来成了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才。从大同学校走出来的两院院士就有39位。
◎1952年，大同大学在院系调整中被撤并 ，大学部分被并入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学校，仅中学部分在继续发展。1952年以后的大同中学，随着时代的波涛蜿蜒向前。
民国学校的类型多样，创办人的教育背景与社会经历亦各异。上海大同大学是一所由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创办的学府。大同大学的创立，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与人文积淀，以胡敦复为首的大同创始者，大多源自江南世家、诗礼之族，潜移默化，传承沿袭，秉承悠久的士大夫办学传统；但同时也彰显了时代的演进，他们中大多数人有出海留洋、就读于欧美名校的经历，颇具世界视野，深得西方办学的精髓。出入中西之间，兼通新旧之学，所以自办的大同大学，格局与气象非同一般。 清王朝覆灭，民国创立，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民国元年（1912），在上海陆续涌现了一些新式学校，大同学院（1922年改称大同大学）即为其中的一所。大同学院创办之前，上海已经有不少各类性质的学校。翻阅商务印书馆所编、民国元年出版的《上海指南》，其中列举了7所“大学校”，分别是：南洋大学、中国公学、复旦公学、震旦大学院、神州大学、圣约翰大学堂、浸会大学堂。还有一批中学校、师范学校、小学堂、幼稚园、女学校及其他各类学校。这一时期上海的学校，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由传教士或其他外国侨民开办的学校；二由中国人自己所办的学校。国人自办的各类学校中，又有公立与私立之分，所谓公立学校，“是指公款筹办并直接受上海地区教育局管辖的学校”。而私立学校，在经费上均需自给，但也要受教育局的监督。1912年3月胡敦复等人在上海南市创办的大同学院，就是一所由中国人自办的私立学校。据吴在渊的《大同大学创办记》记载：“大同经费，向持不募捐款，不取官中津贴之旨，故全恃立达之补助，立达则仰给于社员。”
大同的创办与一个叫“立达学社”的学术团体密切相关。1911年夏，在清华学堂任教的胡敦复与一批主要来自江南地区的教员朱香晚、华绾言、顾养吾、吴在渊、顾珊臣（丞）、周润初、张季源、平海澜、赵师曾、郁少华诸人，有鉴于其时教育尚未发达，决定取《论语·雍也》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意，成立“立达”学社，以“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为宗旨，推举胡敦复为社长。
立达学社成立后，社员们讲学励志，非常关注时局，尤其关心通商都会上海的动态。由于游美学务处和清华学堂的一些事务均受制于美国公使馆，在教学方式与生活待遇上，中美教员之间也多有隔阂与差距。1911年秋，因不满清华学堂外国主事者的办学方式，胡敦复以不能遵办辞职，离开清华来到上海。不久，武昌起义爆发，上海响应光复。立达学社其他社员相继离京，与胡敦复会合于上海，他们在这里积极筹建新学校。
胡敦复抵沪后，受老师马相伯先生的特聘，赴复旦公学担任教务长，同时，与立达学社成员保持密切联系。后因一琐事引发复旦学生罢课，复旦校董会重组校务，胡敦复借此离开，与立达学社成员专心致志筹办自己的学院。经数次商讨，立达学社同仁决定创办大同学院，以“研究学术，明体达用”为宗旨，以“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为校铭。为何定“大同”为校名？据郁少华在《大同大学校史》中的记载，“系取义礼记礼运篇，揭大同之意”。（《礼运·礼运》：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
在大同学院开办前的1912年2月，立达学社存有224.548元。学校开办后，费用上升，1912年7月，有一项“特别捐”即达1961元。此后，社员们投入的钱不断增加，用于大同学院不断增加的各笔开支。立达学社社员缴纳的社费（社金）成为大同办学初期资金的主要来源，对此，立达学社社员郁少华后来回忆：“（大同）所有任教任职，均不支薪，其在他埠服务者，并以所得薪水百分之二十，为立达学社之经费，亦即为大同之经费，另以所得薪水百分之一，为社员应缴之社费，其在大同任职，同时在他处兼职者，所得之薪水亦如之。”社员们还把在其他地方其他学校任职的薪水拿出来作为立达学社的经费，也就是大同学院的经费。
从北京到上海，立达学社成就的最大一项事业就是创办大同。早期立达学社的社员大多年富力强，最大的是朱香晚，44岁，最小的是顾珊臣，仅24岁。他们怀抱理想，准备在上海一展宏图。立达学社的同仁一致推选胡敦复为校长，“资其学广闻多，擘画周密，以遂其素所志（主）张分科崇实之志”；而推年长的华绾言为教务、庶务员，“资其以身作则，德化诸生，以遂其素所主张以诚感人之道。”立达与大同密不可分，初期大同学院的教师，实际上大多数也就是立达学社的社员。 无论是立达学社的组建还是大同学校的发展，其核心人物无疑是胡敦复。胡敦复长期兼任立达学社社长与大同校长，其地位可想而知。
胡敦复，来自江苏无锡有着深厚人文底蕴的江南世家，其先祖胡瑗（993—1059年），字翼之，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州）人，北宋名儒，也是一位教育家，世称安定先生。宋景佑年间，胡瑗开始到苏州一带设学讲授儒家经术，经范仲淹的引荐，胡瑗以布衣身份，得到仁宗召见，被授试秘书省校书郎。范仲淹经略陕西时，被举荐为丹州（今宜川县）推官。后以保宁节度推官教授湖州。胡瑗在地方重教兴学，卓有成效，名声远播。曾为太子中舍。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仍治太学。以太常博士致仕，归老于家。后胡氏一支就定居于无锡。
胡瑗后代秉承家风，崇文重教。至胡瑗的第二十九世孙胡和梅，幼承家学，禀性仁厚，操行至清，急公好义。曾以恩贡生任桃源县（今江苏泗阳）教谕，清末被举为江苏咨议局议员。有子四，其中长子尔平（后改名壹修），次子尔霖（字雨人），三子尔洽（字合如），四子保如。胡壹修即为胡敦复之父。
在家族中，对胡敦复影响较大的是他的仲叔胡雨人。胡雨人生于同治丁卯（1867），光绪十七年（1891）中秀才。后留学日本弘文学院师范科，曾参加同盟会。回国后历任北京女子师范学堂校长、江阴南菁书院院长、无锡公益工商中学、常州中学、宜兴中学等校校长，并在家乡创办胡氏公学及图书馆。妻王氏于结婚三年后病故，继娶王氏表妹周韫玉为妻。周韫玉亦热心教育，曾任教于丽则女校和苏州振华女校，举凡修身、国文、历史、地理均能胜任代课。光绪三十四年（1908）秋，协助雨人在北京创立女子师范学堂，以斋务长兼教修身，曾赴日考察女子师范学校。有二子一女：宪生、健生，女儿胡卓。按胡敦复之子胡新南的说法：胡雨人“在教育界和马相伯、吴稚晖都是同一时代的人，而且和他们齐名。因此家中的教育工作，所有子侄辈包括媳妇在内，都由雨人公负责带领”。
胡壹修、胡雨人兄弟重视教育，始自家庭。所以胡家子弟，入学较早。胡敦复的启蒙教育，受教于叔叔胡雨人。1897年，当胡敦复12岁时，南洋公学开办，胡雨人即让侄儿考入学习。后进入震旦学院，师从马相伯、蔡元培、吴稚晖等诸名士，并学习拉丁文。后在胡雨人的鼓励下，与大妹胡彬夏同赴南京参加“江宁学务所”举办的官费留学考试，双双考取。家族重教育的传统，使胡氏子弟无论在延续旧学抑或接受新式教育方面均“捷足先登”，受惠良多。尤其提及“女子教育”，胡家也是开风气之先。后来大同学院创办，招收女生，与胡氏的家族传统不无关联。
胡氏家族与大同的关系，从立达学社的成员构成与演变中也可窥知一二。自立达学社成立以来，虽陆续吸收了一些新社员，但选择颇严，故入社者甚少。其社员变动情况如下：1912年，有王君宜、陈士辛、吴步云、曹梁厦（惠群）4人加入。1913年加入者，仅顾勗哉一人。以后十余年，并无人加入。直至1927年，追认胡明复为社员，并延请叶上之、胡宪生、胡刚复，及胡范若4人为社员。1937年又公议延请胡卓为社员。同年，还延请关实之、陶慰孙为社员。此后，无新社员加入。
四十余年来，入社者总计只有24位，其中11位为最早一批社员，后陆续加入的仅13位，其中来自胡敦复家族的有：胡明复、胡刚复、胡宪生、胡范若、胡卓5人，连胡敦复在内共6位。换言之，立达学社24位社员中，胡氏家族成员占了四分之一。其中，胡明复、胡刚复为胡敦复弟弟，胡范若为胡敦复妹妹；胡宪生、胡卓为胡雨人的子女，即胡敦复的堂弟、堂妹。敦复、明复、刚复与宪生等，曾相继留学海外，而胡家的女儿如胡范若、胡卓等，也“均留学日本、美国，有声于时”。
胡氏家族中的不少成员与子弟，或执教于大同，或就读于大同。以1927年为例，胡敦复主持大同大学，成立校董会，推马相伯为第一任董事长，呈请国民政府立案，当时文学院院长由胡宪生担任，外国文学系主任由胡卓担任，理学院院长为胡刚复，下设数学系，主任胡刚复兼，哲学教育系，则由胡敦复自任，其他家族成员也各有职务。此时大同大学，“规模大具，校誊蒸蒸日上”（杨恺龄：《胡敦复先生行述》，载无锡村前版《胡氏宗谱》，1998年刊印）。胡敦复、胡刚复、胡宪生的子女也大多就读于大同。据胡新南回忆：“小学毕业后我就跟父亲回到上海，在上海的大同大学附中念初一。……我在大同高中毕业以后，也想去报考公立大学。记得那时我向继母要钱去报名，她问我要钱做什么用？我说要去报考清华大学，正在这时候，父亲刚好走过来，问说：‘他要钱做什么？’母亲说：‘他要去考清华。’父亲听了就说：‘不要给他钱！’又很严肃地对我说：‘我自己办的学校你不念，谁还去念？’被父亲这么一说，我也就没去成清华了，于是进入大同大学化学系就读。”胡氏家族不少子弟的经历与胡新南相似。这体现出胡敦复办学的自信。
无锡胡氏家族与上海大同大学的创办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郁少华在《大同大学校史》中提到：“此缔造艰难之大同，经数十年之经营努力，对于社会，略有贡献。虽由于创办人不辞劳瘁，培养孕育此赤子，然亦有赖于校内教职员之同心一德，及热心赞助本校，如马相伯及吴稚晖先生等指示提携之功，并穆、竹二君协助之力也。”文中提到的马相伯、吴稚晖，曾先后担任大同大学校董会董事长，而“穆、竹二君”，穆指的是穆湘瑶（字恕斋），竹指的是竹淼生，他本身是大同学生，后任大同大学校董。
要办好一所学校，背后的“社会资源”非常重要。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现，与大同办学有关的人与事，其内在联系也逐渐被揭示出来。从立达学社社员尤其是胡氏三兄弟的教育背景及主要社会经历可以梳理出多条脉络：
其一，近代上海学校发展的脉络。胡敦复从小随其叔胡雨人读书，12岁到上海，先后从马相伯、蔡元培诸名师游，相继就读于南洋公学（后改称交通大学）、震旦学院、复旦公学等，并在徐汇公学从马相伯学拉丁文。胡敦复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和丰富的社会经历，“故中英文、数学之根基深厚，新旧学无所不通”（杨恺龄：《胡敦复先生行述》）。明复、刚复也在很小的时候来到上海，均曾在南洋公学学习。后刚复入震旦，以“震旦预科”通过庚子赔款留美生考试，入哈佛大学。胡氏兄弟在上海所接受的这段教育，与晚清上海教育的格局有关，既有教会学校，也有国人自办的学校，从徐汇公学到震旦学院，从南洋公学到复旦公学，这是上海早期新式教育涉及的几所重要学校。胡氏兄弟从上海起步，相继赴美国留学，其中胡敦复早些时候即获得康奈尔大学学士学位，而明复、刚复后均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三兄弟先后回到上海，从事他们的办学活动和教学研究工作。他们在自办大同大学的同时，后皆任交通大学教授。其中，胡敦复一度任复旦公学教务长，后兼任交通大学数学系教授、系主任，在交大任职长达15年（1930-1945年）。从某种程度上说，胡氏兄弟的经历较完整地反映出近代上海学校发展的轨迹与历程。
其二，近代留学生的脉络。胡敦复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天文、数学等学科。此时，正值清政府外务部以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之钱款成立“游美学务处”（总办为周自齐），并创办“游美肄业馆”（后更名“清华学堂”），招收优秀学生资送留美深造。胡敦复先是在“游美肄业馆”任教，后受聘为“游美学务处”（设于北京清华园）教务长，负责招生事宜。不久，“游美学务处”借北京清华园故址自办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即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清华学堂成立后，胡敦复接任教务长。宣统元年（1909）八月，招考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对象为二十岁以下的高中生，在美先读一年预科，而后再去各大学就读。这一批共录取程义法、梅贻琦、程义藻、王琎、胡刚复、徐佩璜、张廷金等47名学子先行资送放洋赴美留学，胡敦复还陪同前去安排他们入学。第二批在宣统二年（1910）七月举行，考取赵元任、竺可桢、胡适、胡达（明复）、胡宪生、过探先、周象贤等70人，同年赴美留学。第三批是在宣统三年（1911）八月考试，考取梅光迪、陈长蘅、姜立夫、王赓、卫挺生、王求定等63位赴美深造。这些品学兼优的菁英，在美取得学位后回国，很多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科技各学术领域的开拓者或领导人。清华的这三批直接留美生共180人，其中，胡刚复、胡明复为胡敦复的弟弟，胡宪生为胡敦复堂弟，过探先娶胡敦复堂妹胡竟英为妻，姜立夫娶胡敦复妹妹胡芷华为妻，他们与胡敦复关系紧密自不必说。而其他的一些留美学生，不少人与胡敦复也一直保持密切联系。
无论是近代上海学校的传承体系，还是与胡氏兄弟有关联的那个留学生网络，均与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发展有着重要的联系。
以大同大学校董会为例。1928年至1952年，大同共有校董35位，仔细分析其构成，有几类：一为立达学社社员与胡氏家属成员，如胡敦复、朱香晚、吴在渊、平海澜、曹惠群、郁少华、华绾言、胡宪生、胡刚复、王志莘（胡敦复的妹夫，胡六英之夫）等；二为胡敦复早年在上海就读时的老师，如马相伯、蔡元培、吴稚晖等；三为清华的早年留学生，如竺可桢等；四为大同的校友，这是大同创办以后发展衍生出来的，如竹淼生，大同大学新闸路校舍，“乃得校友竹君淼生之协助，在新闸路质得基地五亩许，自建四层楼新校舍，于民国二十八年秋季落成，即于八月间迁入。”五为社会名流，如宋汉章等。
再以几位具体人物为例。1897年10月，胡敦复入上海南洋公学刚设立的外院学习。1898年春，南洋公学成立中院，他即考入中院学习，至1901年中院毕业。时值南洋公学新设特班招生，胡敦复又被选入。其时，蔡元培为南洋公学特班教习。1903年，在南洋公学执教的蔡元培商请在徐汇公学的马相伯开办学校，教授西学。“先是，蔡孑民先生等以求西学必先通其语言文字，而西人教会学校及国人自办之学校但会童蒙设法，因袭成规，径迂时缓，不合成年人求学之用，乃邀约同志胡敦复炳生贝季眉寿同诸君，请先生讲拉丁文。至是，先生以来求学者众，……”（《上海各界追悼马公相伯大会特刊》，“马相伯先生百岁年谱”，1940年刊印）从这些资料来看，胡敦复与马相伯、蔡元培等先生等早已相熟。1903年，64岁的马相伯联合南洋公学师生数人创办震旦学院。随后，胡敦复也转入震旦公学读书。在《震旦校友》中记载：胡敦复，学年癸卯（1903），后为大同大学校长。1905年，马相伯创办震旦未久，即因“外籍教授（南从周等）以耶稣会派之教育统治学校，以陶冶宗教意志为主旨，关于训练则采取严厉干涉主义，与初创学院时养成自治之风不同”（盛成中：《马相伯先生荣哀录》），于是率领学生离校，于吴淞另创一校，这就是复旦公学。胡敦复追随马相伯，又成了复旦公学的学生。1911年胡敦复在辞去清华学校的教务后，因老师马相伯的邀请，曾一度主持复旦教务。在了解这段历史后，就知道了胡敦复与马相伯、蔡元培等人之间的渊源。
作为胡敦复参与的清华考选留美学生，胡适于1910年赴美留学，获得多个学位，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与胡适一起留学的还有胡明复，1910-1914年间，两人均有一段康奈尔大学的共同经历。后来，胡适来沪，曾几次拜会胡敦复、胡明复兄弟。1926年3月，值大同建校十五周年，胡敦复还曾邀请胡适来校演讲。
除胡敦复兄弟外，其他立达学社的社员，均有一定的社会交游与关系网络。大同办学的社会资源丰富，与海外著名高校，以及国内的主要大学、学术机构如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东南大学、北洋大学等都有密切联系，大同的不少教师本身就是这些大学的教授，他们共同为近代中国新知识传播、新学科构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Ⅲ 数学家的故事

丘成桐博士

丘成桐博士为国际著名数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82年由于他在几何方面的杰出工作，获得了菲尔茨奖（被称之为数学的诺贝尔奖）。1994年，获得了瑞典皇家学员颁发的国际上著名的克雷福德奖 (Clifford)。1997年获美国国家科学奖。
丘成桐博士在科研方面做出了杰出的成就，赢得了许多荣誉。更为可贵的是，他十分关注中国基础研究的发展，并将其同自己的科研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多年来，一直运用他在国际上的影响和活动能力，协同各方面力量，为中国数学的发展作了大量的工作。

祖冲之
法国巴黎的「发现宫」科学博物馆中友祖冲之的大名与他所发现的圆周率值并列。他曾经算出月球绕地球一周为时27.21223日，与现代公认的27.21222日，在那个时代能有那麼伟大的成就，实在让人佩服，难怪西方科学家把月球上许多「火山口」中的一个命名为「祖冲之」。
而即使在社会主义共产国家「老大哥」苏俄，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礼堂廊壁上，用彩色大理石镶嵌的世界各国著名的科学家肖像中，也有中国的祖冲之和李时珍，祖氏有那麼杰出的表现，我们不能不对他稍有认识。
陈景润，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33年5月22日生于福建福州。1953 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1957 年进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并在华罗庚教授 指导下从事数论方面的研究。历任中国科学院 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兼贵阳民族学院、河南大学、青岛大学、华中工学院、 福建师范大学等校教授，国家科委数学学科组成员，《数学季刊》主编等职。主要从事解析数论方面的研究，并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方面取得国际领先的成果。这一成果国际上誉为“陈氏定理”，受到广泛引用。这项工作，使之与王元教授、潘承洞教授共同获得 1978 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其后对上述定理又作了改进，并于1979年初完成论文《算术级数中的最小素数》，将最小素数从原有的80推进到16，受到国际数学界好评。对组合数学与现代经济管理、科学实验、尖端技术、人类生活密切关系等问题也作了研究。发表研究论文 70 余篇，并有《数学趣味谈》、《组合数学》等著作。

筹算女杰王贞仪

女数学家王贞仪(1768－1797 )，字德卿，江宁人，是清代学者王锡琛之女，著有《西洋筹算增删》一卷、《重订策算证讹》一卷、《象数窥余》四卷、《术算简存》五卷、《筹算易知》一卷。

从她遗留下来的著作可以看出，她是一位从事天文和筹算研究的女数学家。算筹，又被称为筹、策、筹策等，有时亦称为算子，是一种棒状的计算工具。一般是竹制或木制的一批同样长短粗细的小棒，也有用金属、玉、骨等质料制成的，不用时放在特制的算袋或算子筒里，使用时在特制的算板、毡或直接在桌上排布。应用“算筹”进行计算的方法叫做“筹算”，算筹传入日本称为“算术”。算筹在中国起源甚早，《老子》中有一句“善数者不用筹策”的记述，现在所见的最早记载是《孙子算经》，至明朝筹算渐渐为珠算所取代。

17世纪初叶，英国数学家纳皮尔发明了一种算筹计算法，明末介绍到我国，也称为“筹算”。清代著名数学家梅文鼎、戴震等人曾加以研究。戴震称其为“策算”。王贞仪也从事研究由西洋传入我国的这种筹算，并且写了三卷书向国人介绍西洋筹算。她在著作中对西洋筹算进行增补讲解，使之简易明了。王贞仪介绍的纳皮尔算筹乘除法，当时的读者认为容易了解，但与当时我国的乘除法筹算的方法相比，显得较繁杂，因此，数学家们没有使用西洋筹算，一直使用中国筹算法。今天的读者把中外筹算乘除法视为老古董，采用的是由外国传入的笔算四则运算，这种笔算于1903年才开始被使用，故我国与世界接轨使用笔算的历史只有100年。

数学会女前辈高扬芝

高扬芝(1906－1978 )，江西南昌人，从小学习勤奋，特别喜欢数学。

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由于学习成绩优秀，1930年大学毕业后应聘到上海大同大学担任数学教员，后成为教授、数学系主任。在课堂教学中，她遵循《学记》中所说的：“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所以，高扬芝的数学教学一贯是兢兢业业、讲求实效，深受学生欢迎。

高扬芝长期从事数学分析(旧时叫高等微积分)、高等代数和复变函数等课程的教学与研究。她深知，高等数学比初等数学更加抽象，外行人常常把它看成是由冷酷的定义、定理、法则统治着的王国。因此，高教授常常告诉学生，数学结构严谨，证明简洁，蕴含着数学的美。它像一座迷宫，只要你潜心学习、研究，就能寻求到走出迷宫的正确道路。一旦顺利走出迷宫，成功的愉悦会使你兴奋不已，你会向新的、更复杂的迷宫挑战，这就是数学的魅力。

她在上海大同大学工作不到五年的时间里，自身潜在的科研天赋很快被唤醒催发。经过刻苦钻研教材，结合教学实践，她撰写出论文《Clebsch氏级数改正》，1935年在交通大学主编的《科学通讯》上连载，得到同行好评。解放后，她又著有《极限浅说》《行列式》等科普读物多部。

高扬芝是中国数学会创始时的少数女性前辈之一。1935年7月25日中国数学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举行成立大会，共有33人出席，高扬芝就是其中的一位。在这次年会上，她被推选为中国数学会评议会评议，后连任第二、三届评议会评议。1951年8月，中国数学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了规模空前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高扬芝出席了大会。她是这次到会代表63人中惟一的女代表。20世纪60年代，她被选为江苏省数学会副理事长。

第一位数学女博士徐瑞云

徐瑞云，1915年6月15日生于上海，1927年2月考入上海著名的公立务本女中读书。徐瑞云从小喜欢数学，读中学时对数学的兴趣更加浓厚，因此，1932年9月高中毕业后报考了浙江大学数学系。当时，浙大数学系的教授有朱叔麟、钱宝琮、陈建功和苏步青。此外，还有几位讲师、助教。数学系的课程主要由陈建功和苏步青担任。当时数学系的学生很少，前一届两个班学生共五人，她这届也不过十几人。

当时苏步青才30岁，看上去十分年轻，因此徐瑞云的同学中有人认为苏步青是助教，可是听完一堂课后就不住地赞叹说：“想不到助教竟能讲得这么好。”这件事引起知情者的哄笑。徐瑞云在陈建功和苏步青的教导下，勤奋学习，专心听讲，认真做笔记，她的考试成绩经常是满分。1936年7月，徐瑞云以优异成绩毕业了，被浙大数学系留校任助教。1937年2月，26岁的徐瑞云与28岁的生物系助教江希明喜结伉俪。新婚三个月后，徐瑞云夫妇获得亨伯特留学德国的奖学金，双双乘船漂洋赴德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

徐瑞云有幸被德国著名的数学大师卡拉凯屋独利接受，由他担任她的数学博士指导老师。当时有不少学生想请他作导师，他都没有同意。而徐瑞云这位东方女士因学习勤奋，数学功底扎实，成了卡拉凯屋独利的关门弟子。徐瑞云主要研究三角级数论。这门学科起源于物理学的热传导问题的傅里叶分析的主要部分，是当时国际上研究的热门之一，在中国还是一个空白。

徐瑞云为将来能在分析、函数论方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废寝忘食，广撷博采，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图书馆里。1940年底，徐瑞云获得博士学位，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数学博士。她的博士论文“关于勒贝格分解中奇异函数的傅里叶展开”，1941年发表在德国《数学时报》上。

完成学业的徐瑞云夫妇，随即离德回国，于1941年4月回到母校，双双被聘为副教授，正式登上在战火硝烟的大后方培养人才的讲台。在艰苦的条件下，陈建功和苏步青没有中断在杭州时共创的函数论和微分几何两个数学讨论班，这是一种教学相长、遴选英彦的科研形式，徐瑞云也参与其间。1944年11月，英国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李约瑟参观了浙大数学系和理学院，连声称赞道：“你们这里是东方的剑桥！”这更加激励了徐瑞云的勤奋工作。她这时教的学生曹锡华、叶彦谦、金福临、赵民义、孙以丰、杨宗道等，后来都成了杰出的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1946年，31岁的徐瑞云提升为正教授。

1952年，徐瑞云调入浙江师院，被任命为数学系主任，从此全身投入了艰苦的创建数学系的工作中。在她的领导下，没有几年功夫，数学系已初具规模，教学质量不断提高。第一届本科毕业生约有三分之一考取了研究生。他们系也成为全国同行的楷模，进入全国同行前列。徐瑞云在建设数学系的同时，没有忘记科学研究。她翻译了苏联那汤松的名著《实变函数论》。译本于1955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第一位女数学院士胡和生

胡和生于1928年出生在南京市一个艺术世家，祖父和父亲都是画家。她从小耳濡目染，聪明好学，画感、乐感很强，祖父和父亲特别喜欢她。读小学和中学时，她不偏科，文理兼优，这些对她后来从事数学事业帮助很大。

胡和生虽然爱好广泛，但她的理想不是成为一位画家，而是考上大学继续深造。抗战胜利以后，胡和生考进大学数学系，1950年毕业，又报考了浙江大学著名数学家、中国微分几何创始人苏步青教授的硕士研究生。1952年院系调整，苏教授与她转入了上海复旦大学。复旦是以苏步青为首的我国微分几何学派的策源地，人才济济，加之老一辈数学家的鼓励指导，同行的互勉竞争，托着这颗新星冉冉升起。

胡和生长期从事微分几何研究，在微分几何领域里取得了系统、深入、富有创造性的成就。例如，对超曲面的变形理论，常曲率空间的特征问题，她发展和改进了法国微分几何大师嘉当等人的工作。19 60－1965年，她研究有关齐次黎曼空间运动群方面的问题，给出了确定黎曼空间运动空隙性的一般有效方法，解决了六十年前意大利数学家福比尼所提出的问题。她把这个结果，整理在与自己的丈夫谷超豪合著的《齐性空间微分几何》一书中，受到同行称赞。她早期在我国最高学术刊物之一《数学学报》上发表了《共轭的仿射联络的扩充》(1953年)、《论射影平坦空间的一个特征》(1958年)、《关于黎曼空间的运动群与迷向群》(1964年)等重要论文。至今，她发表了七十多篇(部)论文、论著。她在射影微分几何、黎曼空间完全运动群、规范场等研究方面都有很好的建树，成为国际上有相当影响和知名度的女数学家。她的一些成果处于国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例如，在调和映照的研究中，她撰写的专著《孤立子理论与应用》，发展了“孤立子理论与几何理论”的成果，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1982年，胡和生与合作者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1984年起担任《数学学报》副主编，并担任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1989年被聘为我国数学界的“陈省身数学奖”的评委；1992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1994年改称院士)，至今选出来的数学家院士，只有胡和生一人是女性。

华裔算杰张圣蓉

张圣蓉1948年生于陕西省西安市，出生不久便随父母到台湾居住。她从小聪慧，喜爱读书，对数学情有独钟。张圣蓉中学毕业后考入著名的台湾大学数学系，1970年获学士学位。她不满足于此，又以优异成绩考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数学博士学位。

“函数”是数学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一位著名数学家说过“函数概念是近现代数学思想之花”。它的产生、发展实质上反映了近现代数学迅速发展的历程，同时也与函数论、解析数学的发展相辅相成。张圣蓉选择了现代数学的重要前沿分支之一“函数论”作为攻读对象。她的导师是一位著名的函数论世界大师，她要同函数论专家一道去摘取函数论皇冠上的明珠。

1974年，张圣蓉获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学位，从此在美国从事函数论的研究工作。她对函数论中复平面上的解析函数、多复变函数以及有界函数的解析函数的逼近等高深领域都有涉猎，1976年，28岁的张圣蓉通过对道格拉斯函数的研究撰写了世人没有发现的这类函数特征的论文，这为第二年著名数学家马歇尔解决著名的道格拉斯猜测铺平了道路。张圣蓉一鸣惊人，1977年又撰写出另一篇令函数论专家惊叹的论文，证明了马歇尔攻克道格拉斯猜测中的一个未发现的难题。在清一色的男数学家主导的函数论领域，她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一切为了祖国——数学家陈景润的故事

陈景润成了国际知名的大数学家，深受人们的敬重。但他并没有产生骄傲自满情绪，而是把功劳都归于祖国和人民。为了维护祖国的利益，他不惜牺牲个人的名利。
1977年的一天，陈景润收到一封国外来信，是国际数学家联合会主席写给他的，邀请他出席国际数学家大会。这次大会有3000人参加，参加的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数学家。大会共指定了10位数学家作学术报告，陈景润就是其中之一。这对一位数学家而言，是极大的荣誉，对提高陈景润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大有好处。
陈景润没有擅作主张，而是立即向研究所党支部作了汇报，请求党的指示。党支部把这一情况又上报到科学院。科学院的党组织对这个问题比较慎重，因为当时中国在国际数学家联合会的席位，一直被台湾占据着。
院领导回答道：“你是数学家，党组织尊重你个人的意见，你可以自己给他回信。”
陈景润经过慎重考虑，最后决定放弃这次难得的机会。他在答复国际数学家联合会主席的信中写到：“第一，我们国家历来是重视跟世界各国发展学术交流与友好关系的，我个人非常感谢国际数学家联合会主席的邀请。第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唯一能代表中国广大人民利益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目前台湾占据着国际数学家联合会我国的席位，所以我不能出席。第三，如果中国只有一个代表的话，我是可以考虑参加这次会议的。”为了维护祖国母亲的尊严，陈景润牺牲了个人的利益。 陈景润就是这样一个非常谦虚、正直的人，尽管他已功成名就，然而他没有骄傲自满，他说：“在科学的道路上我只是翻过了一个小山包，真正的高峰还没有有攀上去，还要继续努力。” 华罗庚的故事 :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青年时代因病导致伤残，历尽坎坷，几乎陷入绝境。

中学毕业后，他因交不起学费被迫失学。回到家乡，一面帮父亲干活，一面继续顽强地读书自学。不久，又身染伤寒，病势垂危。在床上躺了半年之后，病虽然痊愈，却留下了终身的残疾———左腿的关节变形，瘸了。当时，他只有19岁，在那迷茫、困惑，近似绝望的日子里，他想起了双腿后著兵法的孙膑。“古人尚能身残志不残，我才只有19岁，更没理由自暴自弃，我要用健全的头脑，代替不健全的双腿！”青年华罗庚就是这样顽强地和命运抗争。白天，他拖着病腿，忍着关节剧烈的疼痛，拄着拐杖一颠一颠地干活，晚上，他油灯下自学到深夜。

1930年，他的论文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这篇论文惊动了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以后，清华大学聘请华罗庚当了助理员。在名家云集的清华园，华罗庚一边做助理员的工作，一边在数学系旁听，还用四年时间自学了英文、德文、法文、发表了十篇论文。

Ⅳ 山西大同大学外语学院的介绍

山西大同大学外语学院是该校最大学院之一，现有英语系、商务英语系、俄日系、大学英语部三个教学系部，语言实验室、ExperimentalClassroom、英语调频台等。学院现有2200多名在校生，教职员工150多名，其中正教授1名，副教授33名，归国学者10人，三名博士学位，拥有硕士学位的教师占全体教师的70%。有一人获曾宪梓教育基金奖，三人获省级科学三等奖，承担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在各类刊物共发表论文200余篇，参编教材20余部。毕业生就业率近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