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考古学院教授有哪些

『壹』 求北京大学，中科院三位考古家的email或电话

这个也可以网络啊

『贰』 考古学家谁知道有谁

中国现当代考古学家有很多，以下几位是其中的代表：
严文明：1932年生，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国文明的起源研究。
裴文中：史前考古学、古生物学家。河北丰南人。1927年毕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37年获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1929年起主持并参与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是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的发现者。1931年起，确认石器、用火灰烬等的存在，为周口店是古人类遗址提供了考古学重要依据。主持山顶洞人遗址发掘，获得大量极有价值的山顶洞人化石及其文化遗物。1949年后，积极开展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综合研究，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梁思永：中国现代考古学家，梁启超次子，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广东新会人。1948年当选为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8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此时尚未成立学部，尚未产生学部委员即院士）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李济：人类学家、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他主要致力于殷墟陶器、青铜器的研究，著有《西阴村史前遗存》、《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李济考古学论文集》等，又与他人合著有《古器物研究专刊》。
贾兰坡：中国著名的旧石器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第四纪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他是一位没有大学文凭却攀登上了科学殿堂顶端的传奇式人物。
夏鼐：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荣获英国学术院、德意志考古研究所、美国全国科学院等七个外国最高学术机构颁发的荣誉称号，人称“七国院士”。
苏秉琦：中国现代考古学家，河北高阳人。1934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曾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建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考古教研室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第一、二届副理事长。曾主持河南、陕西、河北等地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主要遗址的发掘。
俞伟超：考古学家，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研究生毕业，历任北大历史系、考古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后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代表作有：《西安白鹿原发掘报告》、《三门峡漕运遗迹》、《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中国古代公社制度的考察》等。
李仰松：1932年生，陕西临潼人，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在史前考古学特别是民族考古学研究上作出了突出贡献，是中国著名的民族考古学家。

『叁』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名师名家

一个学科是否真正的强大，还有赖人才的聚集。北大考古专业自建立以来，就注重教师队伍的培养，而今考古文博学院师资力量雄厚。50多年来，在考古专业已逐步形成了一支稳定的、老中青相结合的师资队伍。其中，60岁以上各研究方向的领头人，均属全国该研究方向的顶尖人物，他们分别担任了中国考古学会的理事、常务理事、副理事长和理事长；由他们主编的教材多年来也一直为其他高校所使用；由他们带出来的中青年教师，已逐渐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崭露头角，并形成了很好的梯次配备，阵容之强大，在全国高校中是仅有的。考古文博学院的学科分布比较齐全，这种情况在国内也不多见。考古文博学院已开出各类课程100多门，在全国高校相关专业中是最多的，其中许多课程是国内首开的新课，具有开创性。一些教材亦为全国各高校相关专业所采用。
50多年来，考古文博学院充分利用北京大学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已为国家培养了数千名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的中、高级专门人才，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建设了一支学有专长且梯次配备的教师队伍，其中有较深造诣的、国内外相关领域有一定知名度的专家教授就有20多名。这些专家长期在中国考古的第一线，不仅对中国的考古学做出了拓荒的巨大贡献，而且如今已经是桃李满天下了。苏秉琦、宿白、邹衡、严文明、李伯谦等五位先生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苏秉琦先生所创建的学科理论推动了全国各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从1934年起，苏秉琦先生在陕西省的渭河流域从事田野调查，并参加了宝鸡斗鸡台墓地的发掘。在他所著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1948）报告中，就周秦文化的面貌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先周、先秦文化的问题。1950年，他参加了河南辉县战国墓的发掘和《辉县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1954年，他主持了洛阳中州路（西工段）沿线的发掘工作，这对认识洛阳地区的仰韶文化和商殷、两周、汉唐各时期的物质文化面貌及其发展的阶段性，是一项基础性的有意义的工作。在《洛阳中州路(西工段)》（1959）报告的结语中，他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对仰韶文化和商、周、汉、唐几种不同文化遗存的分期和性质进行了理论性探索。其中对东周墓葬的分期研究，为建立中原地区东周墓葬的断代标尺奠定了基础。1957～1960年间，他先后主持了河北省邯郸市涧沟和龟台龙山—商周遗址、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和元君庙墓地以及洛阳王湾遗址的发掘，这些工作对揭示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面貌及其类型划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他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考古类型学的新课题》等学术论文，就一些考古学文化的渊源、特征、发展途径等问题作了尝试性分析，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域分布的格局、系统等问题，提出了创见，并对此赋予研究方法的意义，在考古学界有广泛影响[ ]。
宿白先生是我国历史时期考古和佛教考古的开创者。曾多次主持北京大学石窟寺遗迹的考古实习，对国内主要石窟都作过测绘或部分测绘、记录和研究。1959年，还参加对西藏文物的调查。宿白先生运用类型学方法，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墓葬作过全面的分区分期研究，从而为研究这一时期墓葬制度的演变、等级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奠定了基础。同时，他结合文献记载，对这个时期城市遗址作了系统的研究。对当时都城格局的发展、演变提出了创见。宿白先生对宋元考古曾作过若干专题研究，其中《白沙宋墓》（1957）一书，成功地运用了文献考据与考古实物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宋元考古学的重要著作。在佛教考古方面，宿白先生开创性地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石窟寺遗迹。宿白先生的主要学术论著还有：《中国石窟寺研究》（专著）、《藏传佛教考古》（专著）、《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专著）；《北魏洛阳城与北邙陵墓》、《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和内容》、《隋唐城址类型初探》等，这些都成为历史时期考古的经典性著述。
邹衡先生素有“商周考古第一人”之称，在国际学术界享有极高声誉。1952年，邹衡先生大学毕业后考入考古专业攻读副博士研究生，是新中国第一位考古学研究生。50多年来，他一直从事夏商周考古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商周考古工作有开拓之功，在大量田野考古实践的基础上，创立了夏商周三代考古学的体系和基本框架，提出了一系列在世界考古界和史学界引起震动的学术观点。如提出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郑州商城即商汤毫都、先周文化为姬姜二姓文化的融合等论点。他最早提出并论证了河南二里头遗址1至4期均为夏文化，首次对殷墟进行了文化分期，发现了西周燕国与晋国的都城遗址，指导和参与过西周晋侯墓地等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主要著作有《商周考古》、《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天马——曲村1980—1989》等，并参与编写了由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其中《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被学术界认为“在20世纪后半叶的夏商周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严文明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专家。从1958年起长期从事考古教学与研究，并且与田野考古紧密地结合起来。教学方面，他先后开设了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国考古学（上）、田野考古学、考古学导论和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等8门课程，绝大部分为首次开设。培养了数十名硕士、博士、博士后研究人员和外国留学生，曾获北京市高校教学一等奖。田野考古方面，严文明先生主持或参与主持了河南洛阳王湾、邓州八里岗、山东长岛北庄和江西万年仙人洞等数十处考古发掘项目，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陶器和稻作农业遗存，揭示了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多种类型的聚落遗址，为复原中国史前和早期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科研方面，首先提出了比较全面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期与分区方案，对农业发生、聚落形态演变、文明起源、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等主体文化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比较完整的体系。对考古类型学和考古学文化等基础理论也有所充实和发展。先后发表的著作主要有《仰韶文化研究》（1989）、《远古时代》（合著，1994）、《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1997）、《史前考古论集》（1998）、《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2000）和《长江文明的曙光》（2004）等。
李伯谦先生自1961年以来，一直在北大讲授中国考古学课程，参与建立完善了中国考古学相关课程的教学体系，培养了30多位硕士、博士研究生。1993年，获得教育部颁发的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李伯谦先生参加和主持过河南偃师二里头、安阳小屯殷墟、山西曲沃晋侯墓地、江西吴城、湖北盘龙城、青海柳湾等遗址的发掘。30多年来，围绕教学开展科学研究，李伯谦先生累计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对夏文化、先商文化、西周晋文化、燕文化及中国北方与南方地区的青铜文化进行过深入研究。出版有专著《中国青铜器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系统勾划出了以夏商周文化为中心的中国青铜文化网络体系，探讨了中国文明起源、发展的进程。1995年，李伯谦先生提出考古学研究的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广泛应用。同年出任国家“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重大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2000年又参与主持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重大课题“中国文明探源工程：华夏文明的形成及其早期发展研究”项目的工作。2000年，出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
他们不仅为中国的考古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如今都已桃李满天下。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不但拥有老一辈学者的高山仰止，而且如今中青年教师也已经在各个领域独领风骚或崭露头角。目前，考古文博学院有教授19人（其中博士生导师16人），副教授12人，讲师9人。另有客座教授2名，兼职教授2名。老一辈学者的学术传统在他们身上得到真实的再现。他们通过教学和科研又在实现着中国考古学学脉的传承。
长期坚持在田野考古第一线的他们，涌现出不少感人事迹。刘绪、赵化成和王迅等三位教授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尽管身体有恙，却始终坚持在考古工地指导学生，不仅保障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也屡有重大考古发现。刘绪教授自从1985年毕业留校任教以来负责田野考古实习的课程，累计野外工作时间有10多年。1997年，他主持的北京琉璃河燕国都城考古发掘获国家文物局优秀工地奖；1999年获北京教学成果一等奖。在2002年“北京大学十佳教师”选举活动中，他以216票高居榜首。2006年，赵化成教授更获得“中国十大教育英才”的至高荣誉。
在田野考古的日子里，考古文博学院师生跟当地村民也结下了深情厚谊。2007年暑假期间，学院20余名师生在河北邢台市临城县临城镇补要村发掘。8月26日深夜，某村民家因电线橡胶燃烧而起火，学院师生在领队王迅教授的率领之下，迅速赶到火场，与村民一起分工提水、运水灭火，并数次冲进火海抢救财产。经两个多小时将大火扑灭，保全了该村民的大部分财产，参加救火的村民与师生毫无伤亡。次日，补要村村委会代表全村两千多户村民向考古文博学院考古队赠送一面写有“夜半民宅扑火，村民有口皆碑”的锦旗。临城县政府领导也前往补要村，对考古文博学院师生表示感谢，并为考古队送来了米面粮油等给养表示慰问。考古文博学院师生的行为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也得到北京大学的表彰。

『肆』 目前北大最著名的教授有哪些

王铁崖

『伍』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历史沿革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是同中国考古学一同成长的。这意味着要了解它就离不开中国的考古学史。同其他近代学术一样，中国近代考古学也是来自西方。近现代考古学在我国的诞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甚至是同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的。它是在20世纪初中国国家、民族和历史三重危机下出现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探险家、学者在西北的考察活动以及日本探险家、学者在中国的考古、探险乃至盗掘活动频仍。这些活动不仅展现了沉寂多年的一个世界，更重要的是挖掘了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借助20世纪初期国内的“三大发现”——即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洞、明清大内档案的发现，国内的一些学者也开始加入近代考古学研究的行列。20世纪20年代，以田野考古为标志的近代考古学传入我国。早期的考古工作便集中在河南安阳殷墟（1928—1937），由此开始了利用考古学重建中国古史的历程，这是现代中国考古学的开端。殷墟的第一次发掘由甲骨文学家董作宾先生(1895—1963)主持，从第二次开始转由毕业自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李济先生主持。后转由在哈佛大学受过考古学系统训练的梁思永先生主持。梁思永先生改进了田野发掘的组织和方法，奠定了早期中国考古学田野发掘工作的专业性方向。
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考古学成为当时中国学术界瞩目的焦点，并深深地撞击着民众的魂灵。而诸多的考古实践，也催生了中国高等院校的考古专业。最初成立的两个高校考古教学研究机构是：北京大学国学门的考古学研究室与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科。后者成立于1925年，前后仅存4年。可以说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前身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于1921年底，后改名文科研究所（图01），虽说也仅存在了四五年，但它却称得上是中国近现代最早建立并成功运作的人文学术研究机构。国学门的体制，从组织结构看，包括三室五会。“三室”谓登录室、研究室和编辑室，“五会”即歌谣研究会、明清史料整理会、考古学会、风俗调查会和方言研究会。其中考古学研究室可以说便是今天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前身。著名金石学家马衡先生为该室第一任主任，该研究室还外聘罗振玉（1865—1940）、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1878—1945）等著名学者为考古学通信导师，并积极主动寻求与国外考古学术界的合作，影响深远。马衡先生也因对中国考古学由金石考证向田野发掘过渡有促进之功，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
考古学会则成立于1923年5月24日，初名古迹古物调查会，由马衡先生担任会长，参加者有叶瀚、李宗侗、陈万里、沈兼士、容庚、陈垣、李石曾、徐炳昶等人。考古学会计划从调查入手，“并为发掘与保存之预备”。其主要活动有参观朝鲜汉乐浪郡古墓发掘、调查大宫山明代古迹、洛阳北邙山出土文物以及甘肃敦煌古迹等。1927年，北大考古学会与瑞典斯文赫定联合组成“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北大教务长徐丙昶任中方团长，中方团员黄文弼等10人均为北大师生（图02）。此次科学考察受到当时社会的普遍赞誉，中国政府为纪念中国人首次考察大西北还特地发行纪念邮票一套（4枚）。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对中国学术界影响深刻，成就了一批杰出的中国考古学家。
1934年，因马衡先生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改由胡适先生（1891—1962）兼任考古学室主任。1946年北京大学由于日本侵华而南迁8年之后返京，成立了以向达先生（1900—1966）为主任的文科研究所古器物整理室，聘梁思永、裴文中先生（1904—1982）为导师，开始招收考古研究生。北大考古的专业规划也得以逐步完善和稳步拓展。
1952年，在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的积极支持下，我国高等院校中成立的第一个考古学专业——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正式设立，由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1909—1999）任考古教研室主任，聘请文学史家郑振铎（1898—1958）、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1904—1982）、夏鼐（1910—1985）、郭宝钧（1893—1971）以及著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林耀华（1910—2000）等诸先生为兼任教授（图03）。
2007年，考古文博学院又根据考古学发展的现状和趋势，进一步调整学科，下设考古学系、文化遗产学系，另设信息资料中心。其中考古学系下分5个教研室，它们是旧石器考古教研室、新石器商周教研室、历史时期考古教研室、科技考古教研室以及外国考古教研室，从而使得我院的考古学学科体系更为健全和完整。
北大考古虽然承载着厚重的学科传统，但也夕惕若厉，适时调整学科设置。文化遗产学便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是对文化遗产本体及其相关成立背景进行发现、界定和价值评估，并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保护与利用，达成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与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双赢的综合性学科。现我院文化遗产学系下分3个教研室，分别是博物馆学教研室、古代建筑教研室和文物保护教研室。
从上面的叙述可知，北大考古的历史和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几乎同样久远。考古专业成立以来，几代学者筚路蓝缕，艰苦奋斗，励精图治，将专业发展壮大成今天的基础设施完整、学科覆盖面宽、教研力量雄厚的考古文博学院，为中国考古学术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专业人才，做出了重大贡献。

『陆』 严文明的故事

严文明，1932年出生，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国文明的起源研究。
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并留校任教至今，曾任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现为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兼任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国际史前学与原史学联盟常务委员等

期从事新石器时代考古教学与研究，先后主持和参加了洛阳王湾遗址、河南大司空村遗址、山东长岛北庄遗址、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的田野考古和室内整理工作，在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考古学史、考古学文化谱系、聚落形态、文明起源、农业起源等方面都有所创获，在多个方面引领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
主要作品：1.《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
2.《中国通史(二):远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
4、《环境考古研究的展望》 《走向 21 世纪的考古学》三秦出版社
5、《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
主要观点：六十年代，在河南偃师附近的二里屯又发现了一个宫殿区，这个地方有一个墓葬，里面有很多的青铜器，考古学家把他称做二里头文化。它的年代比郑州商城还要早，但早在什么时候，学术界一直有争议，有的认为是商朝，有的认为是夏朝，有的认为是一个发展过程，前段时间是夏朝，后来发展到了商朝。在九十年代，在二里头的旁边又发现了一个偃师商城，年代和郑州商城差不多，在两个挨近的地方不可能有两个商的都城，因此有的学者推断是商灭夏以后，在夏原有的都城附近建了一个都城。又经过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及炭十二的检测，基本确定了二里头为夏文化。因此人类文明又推进到了夏朝，但是人类文明不可能一个早晨就形成了，夏文化的形成也一定是有个形成过程的，不管怎样讲，文明应是野蛮人创造的，因此学者都很一致的认为应在新石器时代去寻找人类文明的起源。
关于中华民族起源、中华文明如何发展演化的问题，一直夹杂在历史和考古的双重辨证发展中。严文明指出历史的论证不同于考古发现。考古是科学，讲究的是实证。因而在考古中，黄帝、炎帝究竟是否存在，它们是否具有不同文明体系，这些问题都是被忽略的。考古是拿具体的发掘实物--比如说石器物、骨器来说话。
严文明教授在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同事赵辉教授对此也表示认同。赵辉指出，由于缺乏文字的记载，对于黄帝、炎帝是否有其人，是否同为一人，都无法得到确切的结论。因而，在考古学上只是承认有黄帝、炎帝时代的存在，但具体的历史细节却无法得知。"雕龙碑遗址发掘情况表明了当时的一些基本情况，比如说房屋建筑、新的发明，这些都是实在的，考古研究人员所做的恰恰只是这些，却不能将其发现成果与神话传说一一划上等号。
严文明表示，对于中华民族的起源，考古学上已可以追溯到一二百万年之前，那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但黄帝、炎帝的传说却不能作为考古推论的依据。尽管上世纪90年代便提出了牛河梁"女神庙"是否为炎帝族文化，但那一推论学界没有得到共识。考古界一般将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问题划归到仰韶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等概念范畴内。

『柒』 农毕红是谁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博士生导师。
毕红生于山东，现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博士生导师。
毕红还是“中国古代服饰文化泰斗、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黄能馥”的学生，其中自2016年至今是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客座教授、研究员，自2018年至今是北京服装学院客座教授，自2020年起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年导师。

『捌』 殷商文化的研究成员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会名单 （以笔画为序）
王 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导）
朱凤瀚（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教授、博导）
宋镇豪（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先秦史室主任、研究员、博导）
李伯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导）
李学勤（清华大学教授、博导）
杨升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郑振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商志香覃（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王玉哲（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刘启益（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刘起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吴 泽（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导）
张政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邹 衡（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博导）
谢辰生（国家文物局顾问） 王宇信
王 晖（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王 毅（四川省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王 巍
王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尹盛平（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
方 辉（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教授）
刘 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导）
刘一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孙 华（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
孙敬明（山东潍坊博物馆研究员）
朱凤瀚
许顺湛（河南省博物馆研究员）
许智范（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齐 心（北京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吴振武（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
宋镇豪
张文彬（国家文物局原局长）
张玉金（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张国硕（郑州大学历史与考古系教授）
张松林（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李 民
李伯谦
李学勤
李绍连（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李维明（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李朝远（上海博物馆研究员）
杜金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杨升南
杨育彬（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辛占山（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陈全方（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研究员）
陈炜湛（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单天伦（中国地方史志指导小组研究员）
郑振香
晁福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栾丰实（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秦文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郭旭东（安阳师范学院教授）
高 明（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博导）
高大伦（四川省文物局局长、教授）
高英民（河北省石家庄市文化局研究员）
徐良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商志香覃
常玉芝（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曹 玮（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黄天树（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黄锡全（中国钱币博物馆研究员）
彭适凡（江西省博物馆研究员）
葛英会（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博导）
裘锡圭（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雷从云（国家文物局文物交流中心研究员）
蔡运章（洛阳第二文物工作队研究员）
戴志强（中国钱币博物馆研究员） 朱启新（国家文物局编辑室）
李天增（安阳师专教授）
李祖卫（安阳市原人大主任）
杨学法（安阳市原人大副主任）
郭新和（安阳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薛安胜（山东省桓台县委书记） 许 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 坚（安阳市对外友协副主席） 马季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方 辉
任 伟（郑州市文化局副局长）
刘 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朱彦民（南开大学副研究员）
宋国定（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光明（山东省淄博市文化局副局长）
李立新（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雪山（安阳师范学院副教授）
肖先进（三星堆博物馆馆长）
周广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孟宪武（安阳市文物工作队队长）
宫长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党向魁（河南安阳甲骨学会会长)
唐际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文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馆员）
孙亚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李 昆（江西省樟树市博物馆馆长）
徐义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玖』 宿白的学术观点

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宿白先生，因病于2018年2月1日6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宿白， 字季庚，1922 年8 月3 日生于辽宁省沈阳市, 1944 年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 1948 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肄业, 1950 年任文科研究所考古学研究室讲师, 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编目员。1952 年院系调整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室, 兼教研室副主任。1956 年晋升副教授, 1978 年晋升教授。1979 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 同年当选为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1983 年任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首任系主任, 兼北大学术委员, 同年担任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同年任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客座教授, 讲授中国佛教考古学。他曾访问日、韩、法、伊朗等国, 进行考古方面的学术交流。2000 年出任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

北京大学考古系建立后，宿白先生担任第一任系主任

宿白先生长期从事历史考古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在佛教考古、历史时期考古学、建筑考古、雕版印刷和版本目录学等领域的成就卓著, 出版有《白沙宋墓》、《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中国石窟寺研究》、《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辑稿》、宿白未刊讲稿系列等著作, 是学术界公认的一位历史考古学领域集大成的学者。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张忠培先生在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四次年会上代表学会发言,评价宿白先生的杰出贡献时说: “宿白先生是中国大学考古学科教育的开山鼻祖,是中国考古学的杰出的教育家。” “宿白先生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考古网络全书式的教授。”

宿白, 1922 年8 月3 日生于辽宁省沈阳市, 小学、中学都是在沈阳度过。“九一八” 事变之后, 东北被日本占领, 伪满时期, 历史、地理两门课程只讲东北不讲中国, 而学校越是不讲, 学生们就越想知道。

1939 年, 宿白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 1940 年来到北京, 开始了他的治学生涯。那时的历史课程中国史从上古讲到清代, 世界史从欧洲讲到美洲, 这些知识都是宿白先生以前没有接触过的, 对这些课程充满了好奇。当时北大有一些著名的学者, 尤其是后期燕京大学被迫关闭之后, 一些老师转到北大来, 充实了北京大学的教学力量。这个时期的北大还是保持着它的旧传统,课程能够按照老北大的方式上, 学生可以自由选听自己喜欢的课程。

1944 年宿白本科毕业以后, 留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组做研究生。在北大求学期间, 一些外系的课程给宿白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甚至影响到了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其中冯承钧先生讲授的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亚民族课程, 中文系孙作云先生讲授的中国古代神话研究, 容庚先生讲授的卜辞研究、金石学、钟鼎文知识,哲学系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魏晋玄学等课程, 对宿白后来的研究工作帮助很大。

宿白的职业生涯是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开始的。抗战胜利以后, 冯承钧先生将宿白推荐给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准先生。后来, 北大恢复文科研究所, 冯承钧先生又向考古组主任向达先生推荐了宿白。向达和毛准两位商量之后, 宿白上午到文科研究所考古组上班, 下午到图书馆上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2 年院系调整, 北大从城里搬到城外, 宿白才离开图书馆, 正式来到历史系工作。宿白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 参与李木斋藏书编目等工作, 在图书馆的工作为他后来的版本目录、雕版印刷等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所以, 宿白对北大图书馆的感情深厚, 他深情地对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说: 我一辈子的科研教学都在北大, 受惠于北大图书馆,因此, 我的书还是捐给北大图书馆。如今他的藏书全部无偿捐赠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 其中完成编目的有近一半填补了馆藏空白。

宿白是为学术而生的人。他在给沈阳市考古研究所的题词中写到: “致学存乎心, 补拙莫如勤”。他治学勤勉, 在将近70 岁高龄的时候开始整理原来调查的西藏寺庙资料。后来出版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被学术界称誉为“西藏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

宿白曾于1956 年6 月、1988 年8 月两次赴藏调查, 足迹遍及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区大部分佛教寺院, 1959 年, 国家文物局要公布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文物局组织人员到西藏调查佛教遗迹, 宿白先生第一次进西藏, 在那里待了5 个月。身体健康的他基本没有什么高原反应, 在解放军的配合下, 宿白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把调查的材料交给文物局以后, 就没继续管这批资料。1988 年, 西藏文管会邀请宿白第二次进藏。他发现许多寺庙在“文革” 当中被破坏掉了。回京之后, 就开始整理当年的那些材料, 经过七八年的艰辛努力, 1996 年, 《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写作可谓是呕心沥血, “写的时候, 也是我读书学习的时候。” “只盼能有益于今后的工作, 无法顾及其它。”

《藏传佛教寺院考古》附录的《征引汉译藏文文献简目》共收录40 种重要的藏文史书, 但从注释看, 作者参考的藏文史料远不止这些。其中有些书“即使是研究西藏历史的专家, 似乎也难有人全部通读。由此可见, 作者收求之勤, 用力之苦”。宿白为西藏历史考古付出的超常努力和汗水, 体现了我国老一辈考古工作者强烈的责任心和崇高的使命感。

自公元7 世纪中叶迄20 世纪50 年代, 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社会状态, 千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历史, 几乎无一不在佛寺遗迹中得以反映。因此, 对于西藏佛教寺院的研究, 其意义和价值就决不限于寺庙建筑领域本身, 也关涉到西藏历史时期其他诸多方面。比如宿白通过对拉萨大昭寺第二阶段建筑遗存剖析, 发现了11 世纪中国内地斗拱的典型样式, 透露出当时的雪域高原有可能有内地工匠活动的信息, 而这些内容是任何文字史书都没有记录下来的。在宿白之前, 中外学者对藏传佛教遗迹也进行过许多调查和研究, 但正如罗炤先生所言, 以往的工作多是局部的, 尚未形成综合的系统, 研究的深度也远远不够。

宿白通过54 处寺庙、约89 座建筑材料的细致比较分析, 主要从寺院建筑的建筑形制、平面布局和藏式建筑中常见的柱头托木演变等方面, 结合中外文献, 将西藏主要佛教寺院分为了五期, “它第一次严肃对待和解决了西藏寺院建筑分期问题,进而为一切相关领域的研究和探索, 提供了年代学方面的依据和参照标尺。” “特别是又将每期寺院建筑的变化, 置于西藏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 分析了政治形势, 宗教发展, 内地影响乃至外部入侵等大环境和因素对其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表现了作者高远博大的史学家目光。”

《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中的好多插图都是宿白自己画的, 宿白当年在西藏调查寺庙, 条件有限, 不可能用尺子测量。他画的图, 虽然大都采用步量或目测的方法,但相当准确。“宿白早年曾师从董希文学画, 具有较强的观察和构图能力, 他两次进藏考察时, 每至一地均注意以图形记实物, 时间和条件有限, 就以步测、目测、手绘, 整理了大量珍贵的摹写草图”, 这些草图成为西藏寺庙分期的重要依据, 也成为现在一些寺院复原的基础。

宿白是中国佛教考古学的开创者。他十分注重田野工作。在《我与佛教考古学》中, 他强调“考古学是以调查、发掘为手段, 强调实践的学科, 中国佛教考古学也不例外。调查、发掘、强调实践, 就是要以理清遗迹演变的过程为基础, 然后再结合文献, 进一步分析遗迹的性质与历史。对寺院遗迹是这样要求, 对石窟遗迹也是这样要求。”

宿白与佛教考古结缘, 最早可以追溯到1942年, 这一年假期, 宿白和另外一个同学去了一趟距北京不远的山西大同, 云冈石窟近20 米高的北魏石雕大佛给他留下了很是震撼的印象。

云冈石窟是宿白研究中国石窟寺的第一处石窟, 云冈石窟在中国石窟寺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宿白在讨论“云冈模式” 的时候所说: “云冈石窟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 又是当时统治北中国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所兴造……它所创造和不断发展的新模式, 很自然地成为魏国领域内兴造石窟所参考的典型。所以, 东自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 西迄陕、甘、宁各地的北魏石窟, 无不有云冈模式的踪迹, 甚至远处河西走廊、开窟历史早于云冈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云冈石窟影响范围之广和影响延续时间之长, 都是任何其它石窟所不能比拟的。这种情况, 恰好给我们石窟研究者提供了对我国淮河以北的早期石窟(5 世纪后半叶到7 世纪前叶) 进行排年分期的标准尺度。因此, 云冈石窟就在东方早期石窟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对它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研究东方早期石窟的关键; 对它研究的深入与否, 直接影响一大批石窟的研究工作”。

1947 年, 宿白在参加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籍时, 于缪荃孙抄自《永乐大典》天字韵《顺天府志》条所引《析津志》文内, 发现一篇元代人熊自得抄录的2100 余字《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碑文, 文中记录了云冈石窟在历史上的重修情况, 是云冈石窟研究史上从不为人知的文献资料。1951 年, 他完成《〈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之初稿, 这是宿白将古代文献引入石窟寺研究, 取得突破性成果的重要标志。

宿白在《校注》中指出, (碑文) “记述详细, 征引宏博。所述自唐迄金一段云冈的兴修、设置, 正好弥补了云冈历史的空白页, 而引用现已佚亡的北魏铭刻和文献记录考订云冈石窟的时代, 也正给今天研究云冈各个石窟开凿先后的问题提供了绝好的参考材料。” 通过碑文提供的新资料, 结合当时国内外对云冈石窟所做的考古调查、清理和挖掘, 排列出云冈第二阶段洞窟开凿的先后次序以及第三阶段终止的年代。

『拾』 考古找到更多中华民族的记忆

2021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于3月31日揭晓。无论是最终上榜的10个项目，还是止步于终评的10个项目，都是2021年度全国1700余个考古项目的代表。

四川稻城皮洛遗址

中国样本抹掉“莫维斯线”

该遗址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该遗址最重大的发现是数量丰富、形态规整、技术成熟的手斧和薄刃斧，是目前东亚地区形态最典型、制作最精美、技术最成熟、组合最完备的阿舍利组合，也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产品。

阿舍利技术是早期人类智慧技能发展到一种高峰的标志。20世纪40年代“莫维斯线”假说，认为在旧石器时代，该线以西的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是早期人类文化的先进地区，是以阿舍利手斧为代表、能掌握先进工具制造技术的先进文化圈；而位于该线以东的中国等地区，是以制造简单的砍砸器为特征的“文化滞后的边缘地区”。本次皮洛遗址发现的阿舍利组合，为“莫维斯线”论战画下了休止符。

专家点评：赵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

这个遗址的面积达100万平方米，在旧石器时代遗址里，是极为罕见的大型遗址。皮洛遗址海拔3700多米，目前发现的手斧已距今13万年，这意味着13万年甚至更早以前，中国人类已经可以征服高海拔、高寒等极端环境。新的发现突破了“莫维斯线”，为研究早期大范围人类的迁徙、技术交流提供了全新的资料。

三星堆遗址4号祭祀坑出土的扭头跪坐铜人像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皮洛遗址出土的阿舍利技术体系组合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郑家湖墓地出土的漆器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江村大墓外藏坑出土的金器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岗上遗址南区墓地出土的典型玉器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黄山遗址出土的玉璜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吐谷浑王族墓葬群中慕容智墓石志盖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明中都遗址宫殿基址出土的螭首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河南南阳黄山遗址

独山玉制造的“工业园区”

该遗址位于河南省南阳市东北部卧龙区蒲山镇，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玉石器制作特征鲜明的中心性聚落遗址。

考古人员发掘出土了若干“前坊后居”式大型建筑遗址、“坊居合一”式中型建筑遗址。这个建筑群是国内保存最好的史前建筑之一，墙体存留高，内部设施齐全。特别是最大的、编号为F1的“前坊后居式”7单元大型连间长房，面积超过150平方米，极为罕见。

从遗址中出土与制玉相关的工具、原材料几千件。一件磨石墩上甚至绘有褐红色人物劳动、卧猪、兰草写意图，堪称绝品。石器质地主要是独山石，以农具和兵器为主。玉材主要为独山玉。

在黄山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玉器、石器加工制作的相关资料。南阳有独山玉，玉产自独山，这就是人类最早利用、开发优质石质材料的案例。这里制作出来的东西流传范围不断拓展，这里就变成了经济中心、制造业中心等。

山东滕州岗上遗址

第一次发现大汶口晚期的城

该遗址位于滕州市东沙河街道陈岗村东部漷河两岸，时代以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为主，也有部分东周、汉代遗存。

考古发现了巨大的城址：东西长约800米，南北宽约550米，面积达40万平方米，城墙宽10 22米，壕沟宽10 60米，最深处2.8米。这是海岱地区目前发现面积最大的大汶口文化城址。墓葬分布集中，有明显成列排布规律。墓葬等级差异巨大，主要表现在体量、葬具结构及随葬品等方面，可分为大、中、小型三类。三联棺、器物箱等葬具结构均是目前最早的发现。

专家点评：陈星灿（中国 社会 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

这是第一次发现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城，而且还是一个巨型的城。遗址上的墓葬之间规划有序，大墓可以在10平方米左右，大墓的随葬品100多件，这是非常罕见的，表明这个 社会 高度分化。这个遗址之所以重要，因为对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尤其实证黄河下游地区中华文明起源五千年 历史 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

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郊，地处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流域，面积约12平方公里。祭祀区考古发掘是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的实施内容之一。从2020年3月启动发掘至今，共计发掘面积1202平方米，发现“祭祀坑”6座、灰坑78座、灰沟55条、柱洞341个、房址4座、墓葬2座，初步摸清了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和内部布局。

6座“祭祀坑”出土编号文物12000余件（近完整器超过2300件），另提取完整象牙450余根，1986年发掘的一号、二号坑中出土大量文物，兼有古蜀文明、中原文明和国内其他地区文化的因素，表明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发掘的若干新器物，如顶尊跪坐铜人像、铜圆口方尊、玉琮、丝织品、金面具和象牙雕刻等，进一步夯实了这一认识。

专家点评：陈星灿（中国 社会 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

新发现的前所未见的遗迹和文物，进一步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内涵，也将深化关于三星堆遗址及古蜀文明的祭祀场景和祭祀体系研究。通过实物，尤其这次6个祭祀坑出土的文物，再一次具体而微地实证了巴蜀文明、三星堆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

湖北云梦郑家湖墓

活化大一统进程中重要节点的 历史 场景

该墓地位于湖北省云梦县城关镇楚王城城址的东南郊，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本次考古清理了一批难得的秦文化饱水墓葬，极大地丰富了秦墓资料的完整性。收获了战国晚期的木觚全文约700字，为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中华第一长文觚”，字体是典型的秦隶，形制罕见；觚文不见于传世记载，为今人提供了一篇全新的策问类文献。还发现了罕见的葬具木板画，年代为战国末至秦代和秦汉之际，题材均为首见，填补了这一时期中国墓葬绘画的材质与类型的 历史 空白。

专家点评：王巍（中国 社会 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郑家湖墓地的AB区是楚人的，C区是秦人占领这个区域之后的墓葬。这些材料展示了秦文化与楚文化逐渐融合、统一于汉文化并汇入中华文明的 历史 过程，为研究战国晚期至汉初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中华文明从多元一体到大一统的 历史 进程及其背后所反映的国家认同提供了典型个案。

陕西西安江村大墓

这里才是汉文帝的霸陵

该墓位于西安市东郊白鹿原上，北距世传为汉文帝霸陵的“凤凰嘴”约2000米。经过多次勘探，最终确认该墓为“亚”字形竖穴土圹木椁墓，地面无封土，墓室边长73米，四周环绕110多座外藏坑，外围以“石围界”和门阙形成陵园。它与其西侧的窦皇后陵外围还探出了一周更大范围的夯墙遗址，形成了围合二者的大陵园。在大陵园内，还发现有两处23座外藏坑和4处建筑遗址。外藏坑中还清理出“车府”“器府”“中司空印”“南葆司空”“北葆司空”等明器铜印。

考古资料表明，江村大墓及其周边的遗迹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陵区，与汉高祖长陵、汉景帝阳陵等形制要素相近，平面布局相似，整体规模相当，并有显而易见的发展演变轨迹。结合文献记载，可以确认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

通过这次考古发掘，否定了霸陵在凤凰嘴或者汉文帝挖山成墓的说法。通过江村大墓的考古发掘可以看到，双重陵园、帝陵居中、象征官署机构的外藏坑围绕帝陵布局等，都是模仿生前的活动、居住场景，这个理念是后来中国历代皇帝陵墓的一大特点。此外，发现的带有草原风格的金银器是先秦两汉时期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直接证据。

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

神秘王族的归宿地

该墓葬群位于甘肃省武威市西南，地处祁连山北麓，主要分布于武威南山区冰沟河与大水河中下游北岸的山岗之上。

考古发掘了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该墓为带长斜坡墓道的单室砖室墓，是目前发现唯一保存完整的吐谷浑王族墓葬。墓内出土大量精美的随葬品，其中如胡床、六曲屏风、列戟屋模型、成套武备等，皆为国内同时期相关文物首次或罕见的发现。该墓出土的墓志首次提及武威南山区“大可汗陵”的存在，墓志左侧面还刻有两行利用汉字偏旁部首合成的文字，初步判断为吐谷浑本民族文字。而编号为“马场滩M2”墓出土的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冯翊郡太夫人党氏墓志》，有关吐谷浑蓬子氏的记载，对研究吐谷浑史、唐代军事建制，特别是安史之乱前后唐蕃战争、延州阁门府及“安塞军”的来源等一系列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吐谷浑喜王慕容智的墓，随葬器物非常丰富。尤其是出土了大量的丝织品，让我们知道了唐代纺织技术的高超。这个地区处于唐王朝管辖西域的交通要道上，对于研究唐与丝绸之路沿线各个部族、民族的关系、交通史、工艺美术史等方面提供了非常珍贵的一手资料；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唐王朝时期统一多民族关系的形成。

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

唐代西域戍边的记忆

该烽燧遗址位于新疆尉犁县东南90公里处的荒漠无人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孔雀河烽燧群中的一座。遗址出土文物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国内遗址考古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文书资料，以及首次发现的唐代汉文木简实物标本。文书所记录内容丰富，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交通、 社会 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如文学作品《游仙窟》为国内现存最早且唯一实物标本。各类文书包罗万象，可谓是一座全面反映唐代边防生活、边疆治理的档案馆。

专家点评：闫亚林（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司长）

该遗址是国内首次对唐代烽燧遗址进行的主动考古发掘，系统全面揭露了遗址的全貌。出土的文书所记录的内容非常丰富，许多内容均为首次发现，具有极高的史料研究价值。考古发掘成果实证了唐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管辖和治理，也是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物教材。

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

上承宋元、下启明清的宫城

明中都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家乡凤阳兴建的都城。明中都前朝区宫殿的形态因史料记载不详而一直成谜，通过2015年至2021年的发掘，已廓清了明中都前朝主殿及附属建筑的布局。通过揭露夯土台基及其内部磉墩，厘清了宫城内前朝区宫殿基址及部分附属建筑的布局。主殿前后殿加穿堂的结构，与宋元时期宫殿建筑形制较为接近，后殿西侧附属建筑组合则与北京故宫内同位置的建筑组合十分相似。

专家点评：闫亚林（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司长）

通过2021年度的考古发掘可以清晰地看到，明中都体现了对宋元宫殿制度规划思想的继承和创新，以及它对明代南北两京工程规划产生的深远影响。这一考古成果进一步深化了对明中都遗址的认识和研究，对研究我国古代都城规划、营建思想等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

从普通居住点到政治中心的演变过程

该遗址位于湖南省常德市澧县涔南镇鸡叫城村。该遗址的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明晰了鸡叫城聚落群的演变过程。在距今八九千年的彭头山文化时是普通的居住点，逐渐发展为环壕聚落，然后发展为城壕聚落及聚落集群，一直延续至距今4000年左右的肖家屋脊文化时期，显示出极强的内在凝聚力。

考古人员发现的编号为F63的木建筑，建于距今四五千年的屈家岭文化时期，由主体建筑和外围廊道组成，坐北朝南，主体建筑是建在若干立柱上，类似于杆栏式建筑。这是中国考古百年的首次发现。

鸡叫城遗址揭示了一个重要的演变过程：这个遗址从新石器时代更早阶段开始，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当地就有人，一步一步发展到巨大的城市中心，周围还有大大小小的遗址，变成了区域的 社会 ， 社会 程度是不是进入文明，这都值得深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