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大学物理学现在老师
⑴ 杨震宁简介
杨振宁(1922-),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20世纪物理学大师,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时持旧中国(中华民国)护照,为中国国籍。原籍安徽凤阳,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学系,1944年在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生毕业,1945年考取清华大学庚子赔款赴美留学,在芝加哥大学深造,获博士学位。历任芝加哥大学讲师、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研究员、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教授兼物理研究所所长,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教廷宗座科学院院士、巴西科学院院士、 委内瑞拉科学院院士、西班牙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等。 与李政道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共同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粒子物理学方面,他最杰出的贡献是1954年与密耳斯共同提出的“杨--密耳斯场理论”,开辟了非阿贝尔规范场的新研究领域,为包括电弱统一理论、量子色动力学理论、大统一理论、引力场的规范理论等现代规范场理论打下了坚实基础。[1]提出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大大促进了四种基本相互作用的研究。在粒子物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1967年提出了一个方程,后来巴克斯特也讨论了此方程之其他意义,世称“杨-巴克斯特方程”。[1-2]
⑵ 芝加哥大学知名人物有哪些
费曼:物理学家;
孙光远:数学家;
杨振宁:物理版学家;
周培权源:物理学家;
李政道:物理学家;
波特兰·罗素: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詹姆斯沃森:DNA发现者之一;
吉格曼德:数分大师;
陈省身:数学家;
詹姆斯弗兰克:诺贝尔物理奖得主;
德林菲尔德:提出了量子群;
迈克尔逊:美国第一名诺贝尔奖得主;
爱德华泰勒:氢弹之父;
罗伯特·密立根:油滴实验;
还有一大堆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是最有名的。
⑶ 物理学家费米出生于哪个国家
物理学家费米出生于意大利的首都罗马,是美籍意大利著名物理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学教授,1938年物理诺贝尔奖得主。1938年12月他前往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奖,此后就没有返回意大利,而是去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主动为他提供职位,并为自己的师资队伍中增添了一位世界上伟大的科学家而感到自豪和骄傲。1944年费米加入美国籍。
费米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在发明核反应堆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十分显然,这项发明的主要功劳应归于费米。他最先对有关方面的基础理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随后又亲自指挥第一座核反应堆的设计和建造。战后,费米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授。他于1954年在芝加哥去世。100号化学元素镄就是为纪念他而命名的。
⑷ 物理学家的具体简介
物理学家介绍——霍金
1942年1月8日,霍金出生于英国牛津。这一天正是伟大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伽利略300年前阖然长逝的日子。伽利略是最先提出了惯性定律原理(一切物体在不受外力作用时都会保持原来的运动状态)的人,后来牛顿系统地归纳了这个定律(因此后人也叫它“牛顿第一定律”),使之成为一切力学定律的基石。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彻底改变了人类的时空观念。霍金的成就与这几位前辈相比又如何呢?他有资格跻身科学名人堂吗?让我们从他在学术界的第一次亮相看起:
1970年,28岁的霍金和彭罗斯(R. Penrose)合作,证明了“奇点定理”:在一定条件下,按照广义相对论,宇宙大爆炸必然从一个“奇点”开始。为此,他们共同获得1988年的沃尔夫物理奖。
霍金的贡献——对黑洞性质的研究和提出量子引力论——论重要程度虽赶不上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和爱因斯坦的两个相对论,但是足以为他在科学名人堂中留下一席之地。尤其是他的量子引力论,整合了现代物理学的两大领域,自成体系,使他能与创立分子生物学(生物学与量子力学的成功结合)的科学家平起平坐。
在霍金之前,所有的宇宙理论都以广义相对论为基础,但是只有霍金发现并证明了广义相对论只是一个不完全的理论,它不能告诉我们宇宙起源的细节。因为根据广义相对论得出的结论,所有的物理理论(包括它自己在内)都将在宇宙的开端处失效。显然,广义相对论只是一个不完全的“部分”理论,所以奇点定理真正所显示的是,在极早期宇宙中有过一个时刻,那时宇宙是如此之小,以至于人们不得不考虑用20世纪另一个伟大的“部分”理论——专门描述微观世界的量子力学——来研究它。霍金和他的搭档被迫从对极其巨大范围的理论研究转到对极其微小范围的理论研究。
恰好有这样一种可能存在的微型天体可作为研究对象。正如霍金后来回忆的:“研究黑洞的性质,有助于我们同时理解大爆炸奇点,因为他们之间实在是太相似了。”于是他开始潜心研究黑洞问题。
【名词解释黑洞:一颗内部燃烧尽了的大质量恒星由于自身的重力作用,外壳不断向中心坍塌缩小,最后就会形成致密的黑洞。黑洞是宇宙中的实体微粒,它们的体积趋向于零,而密度(密度=质量÷体积)几乎是无穷大,由于具有强大的引力,物体只要靠近这个微粒,就会被强大的引力吸住,连每秒传播30万千米的光也不能幸免。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信号能够从黑洞的作用范围内传出,这个作用范围的界限被称为“视界”,人类无法看到里面的情形——对于观测者来说,那就是漆黑一片—— 这也是黑洞名字的由来。】
1971年,霍金指出,宇宙大爆炸时间可能产生像质子那么小(半径10-13厘米)的重约十亿吨的“太初黑洞”,它们的寿命大约和宇宙年龄相同。
1973年霍金、卡特尔(B. Carter)等人严格证明了“黑洞无毛定理”:“无论什么样的黑洞,其最终性质仅由几个物理量(质量、角动量、电荷)惟一确定”。即当黑洞形成之后,只剩下这三个不能变为电磁辐射的守恒量,其他一切信息(“毛发”)都丧失了。“黑洞”的命名者惠勒(J.A. Wheeler)戏称这特性为“黑洞无毛”。
华裔著名物理学家介绍
吴有训
吴有训先生于1916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化部,受教于留美归来的胡刚复博士。在胡先生的指导下,吴有训在国内即对X射线有了一定的了解。 1921年以优异成绩获得赴美留学机会。该年底吴有训赴美,1922年初进入芝加哥大学。其时,著名物理学家A•H•康普顿正以访问学者身份在芝加哥大学从事研究与教学,1923年他正式成为该校教授,该年5月康普顿发表了解释X射线被石墨散射后频率改变现象(后称康普顿效应)的论文。当时也研究这一现象的美国物理界一位重要人物杜安已有所谓“箱子效应”和“三次辐射”的理论,因此他极力反对康普顿的工作。吴有训先后以十几种元素为散射物质进一步做了大量深入研究,通过精心设计实验方案以无法辩驳的事实对康普顿的理论给予了极大支持。这些成果得到了国际物理界的关注和承认。相关数据被一些国际著作引用。吴先生1926年获博士学位。国外有的物理教科书,因尊重吴先生的工作而将康普顿效应称为康普顿—吴有训效应。
严济慈
严先生1923年赴法国留学,1927年获科学博士学位。1880年著名物理学家比埃尔•居里发现了晶体的压电效应,但压电效应的定量数据的获得,是严先生深入研究并精确测量给出的。严济慈的导师是物理学家夏尔•法布里,他是居里夫妇的好朋友。玛丽•居里夫人对严先生的研究非常支持,并把四十年前居里用过的石英晶体样品借给了严济慈。著名的物理学家朗之万对严济慈也非常赏识,给予了许多指导和帮助。严先生在大量实验基础上,总结出了石英晶体的压电效应及其反效应具有各向异性、饱和现象以及瞬时性等特性,扩充发展了居里的理论。1927年法布里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在就职仪式上他宣读了他的得意弟子---严济慈的博士论文。1931年严先生回国。1935年与著名物理学家F•约里奥—居里及卡皮察同时当选为法国物理学会理事。
赵忠尧
赵忠尧先生1927年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受教于1923年诺贝尔奖得主密里根,1930年获博士学位。1979年丁肇中在西德同步幅射中心“佩特拉”加速器落成典礼时,向十多个国家上百名科学家这样介绍赵忠尧:“这位是正负电子产生和湮灭的最早发现者,没有他的发现,就没有现在正负电子对撞机”这是指赵先生在研究密里根给出的第二个课题(第一个课题被赵先生拒绝了)“硬γ射线通过物质时的吸收系数”时,测量到了反常吸收和特殊辐射现象。所谓反常就是与当时比较公认的克莱因---仁科公式有很大出入,即只有在轻元素上的散射才符合而在通过重元素时相差很大,如当硬γ射线被铅散射时吸收系数比公式结果大了约40%。由于密里根相信克莱因---仁科公式的结果,而对赵先生的结果不甚相信,以至将论文搁置了2个多月。后来由于鲍文教授十分了解赵先生的工作,向密里根作了保证,文章才于1930年5月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发表。在接下来的实验中赵忠尧发现γ射线被铅散射时,除康普顿散射外,伴随着反常吸收还有一种特殊的光辐射出现。由于当时所用的方法不能显示详细的机制,只能断定这两种现象不是由于核外壳层电子而是由于原子核所引起的。事实上,反常吸收是由γ射线在原子核周围产生正负电子对而减少的结果,而特殊辐射就是一个正电子和一个负电子碰撞湮没而产生二个(或二个以上)光子的湮没辐射。
王淦昌
丁肇中先生说过:“中国老一辈物理学家能留名学史上的有赵忠尧和王淦昌先生等。”
王先生1930年考取官费留学生,到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师从迈特纳,他先后在哥廷根和柏林大学有幸听过玻恩、米泽斯、海特勒、诺特海姆、弗兰克、薛定谔以及德拜等人的课。1933年26岁的王先生完成博士论文《ThB+C+C11的β谱》,年底由著名物理学家冯•劳厄、玻登斯坦以及迈特纳等人组成的答辩委员会审查并通过了王淦昌的博士论文。1934年1月王淦昌参观了卡文迪许实验室,拜会了卢瑟福、查得威克等物理学家。1934年4 月回国。
王先生的科学贡献主要有:提出了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利用宇宙线研究了μ介子衰变特性;首次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首次观察到在基本粒子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带奇异夸克的反粒子,获1982年国家发明一等奖。
王先生参与了我国两弹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钱学森
钱学森(1911—),中国科学家,火箭专家,1911年12月1日生于上海,3岁时随父来到北京,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 1935年赴美国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1938年获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留在美国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以及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1950年开始争取回归祖国,受到美国政府迫害,失去自由,历经5年于1955年才回到祖国,1958年起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中国科技协会名誉主席等职。
钱学森1935年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当时美国唯独加州理工学院有一所空气动力学实验室,主任是匈牙利著名学者冯•卡门(也译为冯•卡曼)。冯•卡门早年也是有成就的物理学家,是麦克斯•玻恩的好朋友及合作伙伴之一。后来,卡门专门研究流体动力学和空气动力学,成为在这两方面极富盛名的权威。1936年秋,钱先生慕名到加州访问卡门。卡门对钱学森敏捷而又富于智慧的思维非常欣赏,建议钱学森到他这里来读博士学位。从此钱学森在卡门指导下专攻高速空气动力学。中国学生赢得了卡门的特殊感情,除钱先生外,他还培养出了林家翘、钱伟长及郭永怀等中国著名数学家、科学家。他常说:“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有两个,一个是匈牙利,一个是中国”。
在卡门的指导下,钱学森1933-1945年间在《航空科学》、《应用力学》等杂志发表8篇论文,推出了卡门---钱学森公式,提出了跨声速流动相似律等许多开创性工作。1945年卡门任美国空军科学顾问团团长,授少将军衔,钱学森任顾问团火箭组组长,上校军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空军当局高度评价钱学森的工作,认为他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卡门更是器重他的得意门生,称他为火箭方面最得力的专家。钱学森几经磨难1955年才得以回国,为新中国火箭、导弹以及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奠基性的工作。1991年荣获《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的称号。
钱三强
钱三强(1913—1992),中国实验物理学家,浙江省吴兴县。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学系毕业。1937年赴法国留学,在约里奥•居里夫妇指导下,在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进行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工作,1940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42年底赴里昂等待乘船回国,由于太平洋航线中断,他滞留里昂大学任教,1944年和1947年起先后担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和研究导师,1946年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奖金。1948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物理学系教授和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成立后历任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所长、计划局副局长、局长,学术秘书处秘书长,1956—1978年任副秘书长、1958年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1978—1984年任副院长;1955年受聘为数学物理学化学部(现为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任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特邀顾问。1956— 1978年还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51年起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1982年被选为理事长。1978年被遴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92年6月28日0时28分于北京病逝,终年79岁。
钱三强1948年回国后培养了一批从事研究原子核科学的人材,建立起中国研究原子核科学的基地。1955年起参加了原子能事业的建立和组织工作,将近代物理所改建为原子能研究所,
领导并促进了这一事业的发展以及有关科技工作的开展,对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建设、计划和学术领导都做出了贡献。
1937年,钱三强考取了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留法公费生。夏到达巴黎,当时正在法国参加会议的严济慈亲自将他介绍给了伊莱娜•居里。伊莱娜•居里和约里奥•居里人称“小居里夫妇”。钱三强进入居里实验室后,尽量多干具体的工作。除了自己的论文工作,有机会就帮助别人,目的是想多学一点实验本领。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钱三强说:“我比不得你们,你们这里有那么多人,各人各干各人的事。我回国后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什么都得会干才行。”就这样东问西问两年多的实验室工作使钱三强增加了丰富的知识和实际技能。
1939年希特勒军队占领法国,钱三强随同事想逃难,但未能成功。这时他的公费留学费用中断了,回国不能,留下又没有生计。在钱三强最困难的时候,当时不肯离开法国的约里奥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他说:“既然是这样,那还是想法留下吧,只要我们自己能活下去,实验室还开着,就总能设法给你安排”。 1943钱三强回到了巴黎继续在居里实验室做研究工作,直到回国。钱三强不仅完成了学业,而且凭他的卓越贡献已成为著名的物理学家。1946年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利用核乳胶研究铀裂变,发现了著名的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荣获法国科学院享利•德巴微物理学奖金。约里奥曾说:“铀核三分裂和四分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法国核物理界一个重要工作。”1947年钱三强担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一职。
1948年钱三强回国时小居里夫妇给他写的评语中说:“他对科学事业的满腔热忱,并且聪慧有创见。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来并由我们指导的同一代科学家中,他最为优秀。......我们的国家承认钱先生的才干,曾先后命他担任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和研究导师的高职。他曾受到法兰西科学院的嘉奖。”
“钱先生还是一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在精神、科学与技术方面他具备研究机构的领导者所应用的各种品德。”
彭桓武
在《我的一生和我的观点》一书中玻恩提到:“在我的学生中有四个很有才华的中国人;其中之一是黄昆...”,另外三人是彭桓武、程开甲和杨立铭。
彭桓武1915年生于吉林长春市,1938年秋赴英在爱丁堡大学随玻恩学习,194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5年获科学博士学位,1947年底回国。玻恩在他的著作《我的一生》中回忆说:“我的第一个中国学生是个矮小而强壮的小伙子,名叫彭(桓武)。他天赋出众...我记得有一次他在一个理论问题上出了一个错,错误找出来后,他非常沮丧,以致决定放弃科学研究,代之以为中国人民撰写一部大《科学网络全书》,包括西方所有重要的发现和技术方法。当我说到我以为这对单个人来说是个太大的任务时,他回答道,一个中国人能做10个欧洲人的工作。...他被任命为爱尔兰都柏林薛定谔高级研究院的教授,作为亥特勒(W.Heitler)的继任,...我想彭是得到欧洲教授职位的第一个中国人。几年以后他决定回中国,在走以前他来看望我们并和我们(指玻恩一家,本文作者注)一路到苏格兰西北高地的尤拉浦尔去,我们在那里度假。...我们一起度过了美好的几天。然后他离开了我们再没见过他,他也没写信来。”玻恩说:“彭除了他那神秘的才干外是很单纯的,外表象一个壮实的农民。”从玻恩的字里行间渗透出他对这位倔强的中国北方小伙子的喜爱欣赏与想念。彭先生在英国时与亥特勒合作做介子理论方面的研究,并由于在理论物理方面的贡献1945年与玻恩分享了英国爱丁堡皇家学会麦支杜加尔---布列斯班奖。回国后继续进行核物理研究,对分子结构提出了以电子键波函数为基础的计算方法。1956-1957年在他的领导下邓稼先与何祚庥、徐建铭、于敏等合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论文,为中国核物理研究做了开拓性工作。
彭先生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杨振宁
杨振宁(1922—),美籍华人,理论物理学家,1922年10月1日生于安徽省合肥县(今合肥市)。
在西南联合大学物理学系吴大猷指导下完成学士论文,1942年毕业后即入研究院深造,在王竹溪指导下研究统计物理学。1945年赴美,入芝加哥大学做研究生,
受E•费米熏陶,在导师E•特勒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1948年获博士学位。1948—1949年任芝加哥大学教员,1948—1955年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工作,1955—1966年任该所教授,1966年任纽约州立大学
石
溪分校的爱因斯坦物理学讲座教授,并任新创办的该校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美国总统授予他1985年的国家科学技术奖章。1948年12月27日,北京大学授予杨振宁名誉教授授证书。
杨振宁对理论物理学的贡献范围很广,包括基本粒子、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学等领域。对理论结构和唯象分析他都有多方面的贡献。
邓稼先
邓稼先(1924—1986),中国核物理学家,1924年6月25日生于安徽怀宁,祖父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和篆刻家,其父是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七七事变后,全家滞留北平,16岁随其姐来到四川江津念完高中。1941—1945年在西南联大物理系学习,受业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1945 年抗战胜利后,迁返北平,应聘于北大物理系任教。1948年到美国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学念研究生,被选入“留美科协”总会干事会。新中国的诞生促使他决心尽早回到祖国。1950年8月,在他取得学位后的第九天,冲破重重险阻登上了回国轮船。1950年10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1958年8月调到新筹建的核武器研究所任理论部主任,负责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后历任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核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副院长、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是我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第十二届中共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委员。
1985年7月患直肠癌,坚持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86年7月29日卒于北京,终年62岁。
李政道
李政道(1926—),理论物理学家。1926年11月25日生于上海。1943—1944年在浙江大学(当时一年级在贵州永兴)物理学系学习,得到老师束星北的启迪,而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1944年因翻车受伤停学。1945年转学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学系。1946年受他的老师吴大猷的推荐,得国家奖学金,去美国深造,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1948年春天,李政道通过了研究生资格考试,开始在费米的指导下作博士论文研究。
1949年底,在费米的指导下,李政道完成了关于白矮星的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在该校天文学系半年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物理系一年任讲师并从事研究工作。
1950年,李政道和来自上海的大学生秦惠君结婚。他们有两个孩子,长子李中清,现任加州理工学院历史教授;次子李中汉,现任密歇根大学化学系助理教授。1951年到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工作。1953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助理教授,1955年任副教授,1956年任教授,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60—1963年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教授兼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63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讲座教授,1964年任该大学费米物理学讲座教授,1983年任该大学全校讲座教授。他还是美国科学院院士。
李政道对近代物理学的杰出贡献是:1956年和杨振宁合作,深入研究了当时令人困惑的“θ•γ”之谜,即后来所谓的K介子有两种不同的衰变方式,一种衰变变成偶宇称态,一种衰变成奇宇称态。认识到很可能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进一步提出了几种检验弱相互作用中宇称是不是守恒的实验途径。次年,这一理论预见得到吴健雄小组的实验证实。因此,李政道与杨振宁的工作迅速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并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丁肇中
丁肇中(1936—),实验物理学家。祖籍山东日照。1956年到美国密执安大学,在物理系和数学系学习,1960年获硕士学位,1962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963年,他获得福特基金会的奖学金,到瑞士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工作。1964年起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工作。1965
年成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讲师。1967年起任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系教授。他的研究方向是高能实验粒子物理学,包括量子电动力学、电弱统一理论、量子色动力学的研究。他所领导的马克•杰实验组先后在几个国际实验中心工作。
由于丁肇中对物理学的贡献,他在1976年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奖(发现J/Ψ粒子),并被美国政府授予洛仑兹奖,1988年被意大利政府授予特卡斯佩里科学奖。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前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巴基斯坦科学院院士。他曾被密歇根大学 (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1987年)、意大利波洛格那大学(1988年) 和哥伦比亚大学(1990年)授予名誉博士学位。他是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名誉教授。他曾获得过许多奖章,如1977年获美国工程科学学会的埃林金奖章,1988年获意大利陶尔米纳市的金豹优秀奖及意大利布雷西亚市的科学金质奖章。他也是《原子核物理B(Nuclear Physics B)》、《核仪器方法(Nuclear Instruments and Methods)》和《数学模型(Mathem atical Modeling)》等科学期刊的编委。
⑸ 杨振宁其人
杨振宁讲他的故事
在中国,杨振宁的名字从知识阶层,到平民百姓,可谓家喻户晓。一位从事自然科学的学者具有这样宽泛的知名度,不仅因为他是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之一(另一位得主是同为美籍华裔学者的李政道教授),还因为他是1949年新中国建国以后第一个回国访问的卓有成就的美籍华裔学者。
合肥小男孩从厦门走进清华园
2001年10月29日下午,杨振宁应上海市海外联谊会邀请,在浦东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作《21世纪的科技》演讲后,又以“八十自述”为题即席演讲。他用亲切的语调对大家说:“按中国旧历的算法,今天我整整八十岁!”
台下响起一片深情的掌声……
1922年,杨振宁出生在安徽合肥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当他未满周岁时,父亲杨武之先生考取美国公费留学,去了著名的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整整6年,他一直没有见到过自己的父亲,甚至不认识父亲。
6年过去了,父亲从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受聘于厦门大学数学系。母亲带着全家人从合肥老家出发,风尘仆仆地赶往厦门与父亲团聚。他们一路水陆兼程,途经上海。当杨振宁站在上海这座东方大都市的大马路上,望着生平第一次见到的往来穿梭奔驰的汽车,他的惊愕程度绝对不会逊于《子夜》里那位从乡下初到大上海的吴老太爷!尔后,他在下榻处,又第一次看到了手指一揿便会涌出哗哗流水的抽水马桶。这个富于想象的孩子第一次朦胧地感受到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无比伟力!
父亲任教的厦门,是一个给杨振宁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他们家住的那栋小楼就坐落在大海的边上。在那段美妙岁月里,他看到了蓝天大海无穷无尽的变化,看到了伟大宇宙无边无际的奥妙。这片广袤无垠的天地,在杨振宁的心里,种下了对大自然、对祖国河山的深深情种,以及对探索自然奥秘的无穷兴趣。
后来,父亲受聘于清华大学,一家人又去了北平。
杨振宁在清华园生活了8年,这8年恰恰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青春岁月。杨振宁曾多次谈到,清华园的8年,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了至为深刻的印象。过了半个世纪,20世纪70年代以后,他欣然应聘出任清华大学名誉教授。近年来,在他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和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后,他更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的完善和发展上。
当然,在这8年里,杨振宁也跟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亲历了日本军国主义入侵祖国东北三省事件,亲历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这段历史自然是终身难忘的。
卢沟桥事变以后两周,杨振宁与全家人一起回到了合肥。原以为会像上海“一·二八”事变后一样,日本人会撤退。但事与愿违,几个月后,日机开始大规模轰炸,回北平的梦成了泡影。
西南联大的感情链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随后就是那场人类历史上野蛮血腥、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这是一段令杨振宁,也是令整个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耻辱历史。
烽火岁月里,父亲带着一家人从合肥经汉口等地到了昆明。杨振宁在那里进了西南联大,那所在战时极负盛名的大学。父亲也在那所大学任教。
西南联大由战前中国最有声望的三所大学合并而成,它们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读了4年本科,尔后,1942年至1944年,还是在西南联大,他又完成了研究生学业。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读的是物理系。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教授多为留学欧美归来的年轻博士。他坦率直言,在西南联大,最为成功的当推数学系,而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三位数学教授是:陈省身,华罗庚和许宝路。
说到物理系的老师们,杨振宁的眉宇间更是洋溢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怀念之情。那些当年亲手把他引入科学圣殿的业师们,都是中国物理学界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哪!
杨振宁是一个非常念旧重情的人,对于他来说,师恩终身难忘。他十分尊崇已故的赵宗尧教授,80年代,他曾与国内的物理学界同行共同撰文,赞扬赵老师在物理学研究和教育中取得的重要成就。还有吴大猷和王竹溪教授,在杨振宁的眼里,这两位老师当年的教育对他的一生都起到了重大的影响。
杨振宁在上大学四年级时,曾就毕业论文一事求教于吴大猷教授。吴大猷当时给他出了一个题目:“群论在分子光谱学中的运用”,而分子光谱学正属于吴大猷本人当时的研究范围。在吴大猷的指导下,杨振宁完成了这篇论文。就在完成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杨振宁第一次步入群论研究这一神奇之谷,群论在未来物理学研究空间中的重要地位,群论所展示的那种令人赞叹的奇特的美,在这位未来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自此以后,杨振宁一生所从事的研究几乎都与群论有关。
从美国学成归来的上海籍教授王竹溪是从事统计力学研究的,一位优秀的教师对学生日后的学术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杨振宁一生从事的研究中,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统计力学。
韩愈曰,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杨振宁后来的事业,已被历史证明是超过了他的老师,但是,对他而言,没有这些优秀的甘为人梯的老师们,就不会有他杨振宁的今天。师恩难忘哪!
1944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获硕士学位。同年,清华公费留美发榜,杨振宁榜上有名。
为了护照、签证等事,前前后后,足足拖了一年。父亲虽为教授,但战时持续通货膨胀,入不敷出,可谓捉襟见肘。迫于生活,杨振宁在等待出国的这一年里,做了西南联大附中的教师。他自然没有想到,这一年的教职,竟促成了他一生的美满良缘。
今天我们都同意,是她先看到我了
杨振宁说,他很感谢那一年的中学教师生活,因为那段生活使他对中学生、中学老师的生活有了真切的了解。特别是,在自己任教的那个班上,他认识了后来的太太、当时的学生杜致礼。
1945年,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杨振宁决定在印度加尔各答搭乘去美国的运兵船。等了两个月,终于等到了床位。于是,经地中海、红海和直布罗陀海峡……最后到达了美国。
“上岸至今,已经有56年了。”2001年10月,在浦东上海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大厅,对着上千位听众、同胞,他十分有感触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跟当年父亲一样,杨振宁也选择了芝加哥大学。他希望著名的物理学大师费尔米做自己的导师,结果如愿以偿。
费尔米在当时已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之一,这位非凡的科学家同时在上述两个领域都做出了第一流的工作。
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念了两年半,获得了博士学位。尔后,又留校教了一年书。杨振宁在芝大的力学老师是当时年龄还不到四十的泰勒教授,那位泰勒后来被誉为氢弹之父。杨振宁记得,泰勒有一种非常反传统的性格。有时候,他会在走廊上拉住你,兴致勃勃地谈他刚萌生的一个新见解。而此后不久,他又毫无惧色地纠正了自己。也许,在泰勒的10个新见解中,有9个半是错误的。但这对杨振宁一生的科学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因为,科学研究,发现、揭示真理,这确实需要一种异乎寻常的率真和勇气,而在这份勇气中,自然也包括了敢于认识和纠正自己错误的自信和大胆。
离开芝加哥大学后,杨振宁去了普林斯顿研究院。这所独立的研究机构有二十几位专职教授,没有学生,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100多位研究人员。
杨振宁在普林斯顿呆了17年。这是他生命中十分重要的17年,在那里,他邂逅了自己在西南联大附中教书时的学生,后来成为他太太的杜致礼。
那是1949年的一次不期而遇。
“今天我们都同意,当时是她先看到我了。”杨振宁说。也许是太太不在身边,说这话时显得旁若无人。
邂逅的地点在普林斯顿的一家饭店。
“杨老师,你还认识我吗?”那天,杜致礼突然出现在杨振宁的面前,明眸含笑地问道。
人生的改变有时是从一句寻常到不能再寻常、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寒暄语开始的。 就像所有的有缘男女一样,这对年轻人很快坠入爱河。8个月后,他们喜结连理。
在普林斯顿研究院这块学术圣地中,最负盛名的人物,便是被公认为20世纪人类科学史上的骄傲的爱因斯坦,以及同样令世人高山仰止的科学大师奥本海姆。
在普林斯顿研究院的绿色草坪间,年轻的杨振宁经常能够看到爱因斯坦步行而来。他从来不开汽车,与他同行的,是他那位杰出的助手戈登。
与伟大的前辈同饮一池之水,自使杨振宁备享“开光”之泽,获益终生。
1957年,因提出“弱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现象”这一重大理论,年仅36岁的杨振宁与他在美国的中国同行李政道博士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居世界一流科学家的行列。
在普林斯顿生活了17年之后,杨振宁收到了来自纽约的邀约函。纽约州正在筹建一所新的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这所大学的校长怀广纳贤才共襄盛举之心,盛情邀请杨振宁加盟,助其为新校发展出力。
杨振宁欣然受聘,前往石溪分校走马上任。这一年是1961年。
“乒乓外交”开启回国之门
1971年,在中美关系史上,先后有毛泽东邀请他的老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走上天安门、“乒乓外交”等震惊中外的大事,这一系列重要信号预示着中美关系解冻在即。
1949年以后,杨振宁一直与在上海的父母弟妹保持着联系。他曾经四度跟家人在瑞士日内瓦和香港等地见面。面对着这些世界名城的湖光山色,如画美景,与家人久别重逢的片刻喜悦却无从消除长期离别的苦涩愁情。
当他获知“乒乓外交”的信息后,立即给父亲去信,要求回国探亲。忐忑不安地,父亲将此事向有关方面作了请示汇报。很快,杨武之教授就接到来自国务院的答复:“欢迎!让你的儿子到中国驻法大使馆去签证。”当时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建交,许多中美之间的重大外交谈判都在巴黎进行。
就这样,杨振宁,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便成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成绩卓著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回国访问的第一人。
杨振宁在上海华山医院见到了父亲杨武之。当时父亲已经罹病住院,但他气色不错,特别是见到爱子归来,更是喜出望外。
两年以后,杨武之教授在华山医院故世。这位老人离去时的心情当是安详自如的,因为他为社会、为祖国、为世界奉献了一个杰出优秀的儿子,而且,在他有生之年,终于能与远隔重洋的儿子在祖国重逢。
大饼油条摊的“粮票风波”
杨振宁1971年第一次回国,上海是他的第一站。他住在锦江饭店。
住进饭店的第二天一清早,他就被宣传喇叭给吵醒了。他随手取了照相机走出饭店。他看到,马路对面有一家大饼摊。好香哪!大饼,油条,还有豆浆、粢饭团,这里面,有多少儿时的欢乐,多少青少年时代的往事!他走近大饼油条摊,把手伸进裤袋,袋里有弟弟杨振汉头天晚上给他的一些人民币零钱。他看见一位中年妇女在舀豆浆。
“一碗豆浆多少钱?”
“两分钱。”
掏钱。伸手接豆浆。
“同志,粮票——”
“粮票,什么粮票?”
他一脸惊愕。对方却是一脸疑惑。
他一想不妙,回身就走。豆浆也顾不上拿了。
他继续漫无目标地走,略微显得有点心神不宁。忽然,他瞥见前面不远处那一长排修剪整齐的法国梧桐树中间,有一个小男孩的身影。一定是在摸知了——真像自己的童年哪!杨振宁一时童心大发,举起手上的照相机,便要把这动人的一幕记留下来。
“不要动!”
猛然间,他听到一声断喝。他的手一哆嗦,照相机差点跌出手去。
抬头望去,那是一张警觉的脸。很认真很执著。对方示意他站在原地不要动。
那是一个对许多事许多人保持着高度警惕的时代,站在杨振宁前面的是一位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市民。
那人叫来了一位正在茂名路上值勤的解放军。解放军是懂纪律的,他对杨振宁说:“你先站着,我去请示一下。”
“误会了,这是我们请来的客人!”
幸好,一位锦江饭店的工作人员看着杨振宁从饭店大门口走出去,见他久久不归,便走出饭店张望一下,不想正好给杨振宁解了围。
一场虚惊。
风波过后,杨振宁的父母坚持让弟弟陪哥哥同住,以免再有什么希奇古怪的事情发生。
他把毛主席诗词看了10天
杨振宁那一年回国,到了很多地方。他发现,虽然当时中国很落后,城市居民只能勉强度日,但他们生活得很自信。
在北京,杨振宁故地重游,一呆就呆了10天。
他住在长安街的北京饭店。在他房间的墙上,挂着水印木刻的毛泽东主席的墨迹:“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杨振宁看着这两句诗想了很多很多。他的子女是美国人,而他自己、他的父母是中国人,他不能回避这样一个十分现实又十分敏感的问题,他不能不面对这些萦绕脑际挥之不去的问题。
他反复思考的结论是:中美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他,杨振宁,将竭尽己力,努力促进中美关系的好转。尽管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科学家。
回到美国后,这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到各处作了多场演讲,身体力行地为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而奔走呼号。
1973年夏,已经步入晚年的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中南海会见了杨振宁。
在这次会见时,杨振宁十分吃惊地发现,日理万机的毛泽东竟然对自然科学抱有十分浓厚的兴趣。那天,他跟杨振宁兴致勃勃地讨论了基本粒子的结构问题。
毛泽东把身子靠近杨振宁,兴奋地笑着,用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告诉对方:在中国,那些古代哲学家们也曾试图解释过物质的结构。这位充满睿智的老人还风趣地引用了一些古典著作中的话,这一切激发了诺贝尔奖得主的很大的兴趣。
毛泽东伸出手指,比划着问杨振宁:“在你们的领域里,对‘理论’这个词和‘思想’这个词是如何用的?”
杨振宁显然给问住了,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两个词之间的区别。他停顿了好一阵,向对方作了一个他自己也并不满意的答复。随后,话题又转入这两个词在中文和英文中的含义,并把它们放入物理学学术这个特定领域里加以比照,以找到这两个词之间的细腻区别。杨振宁认为,这一关于“理论”和“思想”的词义讨论似乎没有得出任何具体的结论,但令他印象至深。
中国在10年里有望问鼎诺贝尔奖
从1971年杨振宁第一次回国至今,已经30年了。
2001年的金秋,在上海西南角的衡山宾馆11楼,这位年近耄耋的老人轻轻撩开南窗的窗帘,显得十分感慨:短短的几年间,上海这座城市已经变得让所有熟悉她的人都认不出来了!
杨振宁已经有7、8年没有去上海了,他本想看看市容,唤起多年以前的记忆,但他已无从找到这座城市原来所给予他的印象,他看到的是一座全新的城市!
杨振宁认为,新中国已是一个新新中国了。
杨振宁还认为,中国在20世纪的科技进步非常之快,而且现在还继续保持着这种进步。再过三四十年,中国一定能够居于世界科技的前沿。
当谈到父母当年对自己的教育时,杨振宁十分坦率地承认,父母当年对自己的教育很明智。他小时候数学好,但父亲并没有刻意地向他灌输数学知识,上初一、初二时,还让一位著名的历史教授教他《孟子》。
对于当前出现低龄出国留学现象,杨振宁的看法很辩证:一个人的目标是在学术上和科技上有所成就,那最好的办法是在国内念好的中学和大学,到国外去念研究生;假如是求得将来的生活优裕,那么低龄出国的成功率比较大。
他还认为,中国的机会比外国的机会多。
他说:“清华的学生比美国大学的学生水平高。这话我不是随便讲的,是认真想过的。中国的学生数是美国的4倍,而中国的大学远远没有美国多。所以我说,哈佛大学学生的水平不能跟清华大学比。中国学生在美国念研究生,一开始有吃亏的地方,这是中国的教育制度太注意稳扎稳打所以导致学生的胆子小,一开始手脚放不开,时间长了,也就适应了,步子也快了。”
谈及中国科学家什么时候能够在本土问鼎诺贝尔奖,这位诺贝尔奖得主信心十足地回答:“20年完全可以,10年里希望也很大!”
他说,他对冯友兰晚年提出的“旧邦新命”论完全赞同。
“这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在21世纪是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旧邦中生长出来的新的国家。对于21世纪的世界,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哪!”
杨振宁 (Chen Ning Yang) 1922年9月22日出生于中国安徽省合肥市。原籍安徽省原凤阳府。杨振宁的父亲杨克纯(字武之)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数学博士,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主任多年。杨振宁1938年至1944年在中国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读书,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杨振宁的学士论文的导师是吴大猷,硕士论文导师是王竹溪。1945年赴美求学,1948年获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1958年至1979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和波兰、美国等6所院校的物理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研究员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是美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66年起任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艾伯特·爱因斯坦讲座教授兼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1999年5月21日正式退休,石溪分校同日将理论物理研究所命名为“杨振宁理论物理研究所”,同年被该校授予一等荣誉博士学位。
杨振宁于1956年与李政道教授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原理,因而共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原理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对称性的认识,为人们正确认识微观粒子世界开辟了新天地。提出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大大促进了四种基本相互作用的研究。在粒子物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另外,杨振宁还是统计物理、凝聚态物理、量子场论、数学物理等诸多领域中重要研究方向的先驱和奠基人。
1971年以来,他多次到中国探亲、访问和讲学,同时努力帮助中国学者和留学生在美进行科研和学习,在促进中美科技交流和合作中起了重要作用。1998年6月,清华大学授予杨振宁为清华大学名誉教授,1994年6月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
夫人杜致札(已故)是杜聿明的女儿,她是杨振宁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附属中学教书时的学生。他们于1950年结婚,生有两子一女:长子杨光诺、次子杨光宇和女儿杨又礼。
2004年12月24日,杨振宁与潮汕女子翁帆在汕头市民政局涉外婚姻登记处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