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徐谦教授

A. 名人与安徽的故事

安徽的历史名人------

安徽自古名贤辈出，代有英才，如下表所示：
朝代 名人
先秦两汉 皋陶 姜子牙 管仲 庄子 甘罗 陈胜 范增 英布 张良 刘安 文翁 桓谭 桓荣 范滂 华陀 左慈 刘馥
三国魏晋 曹操 周瑜 小乔 桓范 曹洪 曹仁 鲁肃 吕蒙 曹真 曹丕 曹植 嵇康 王蕃 刘伶 桓温 桓伊 戴逵
南北朝 何尚之 何敬容
隋唐 耿询 汪华 汪伦 张籍 李绅 杜荀鹤 陈抟 曹霸
五代十国 朱温 朱友贞 杨行密
宋 陈翥 包拯 高太后 李公麟 方腊 吕本中 吕夷简 吕公著 宗杲 张孝祥 罗愿 吕祖谦 吴潜 胡仔 胡舜陟 毕升 梅尧臣 鲁宗道
元明 朱升 李善长 汤和 朱元璋 常遇春 徐达 胡惟庸 蓝玉 沐英 朱棣 朱权 程繁政 汪机 傅友德 邓愈 何震 胡宗宪 朱有 汪道昆 许国 程大位 戚继光 注迁讷 左光斗 胡正言 阮大铖 吴应箕 吴廷翰
清 萧云从 汤鹏 杨光先 弘仁 方以智 钱澄之 查士标 汪昂 施闰章 梅清 梅文鼎 张英 戴名世 方苞 刘开 方东树 方观承 张廷玉 汪士慎 程兰如 刘大 戴震 凌廷堪 金榜 程瑶田 胡培翚 鲍廷博 姚鼐 罗聘 汪士慎 邓石如 曹振镛 王贞仪 高朗亭 包世臣 郑复光 姚莹 夏燮 王茂荫 张乐行 张守禹 程长庚 胡光墉 年羹尧 李鸿章 张树声 刘瑞芬 孙家鼐 丁汝昌 刘铭传 聂士成 汪莱 胡雪岩及徽商群体
近代 杨文会 周馥 吴汝纶 杨月楼 孙多森 程家柽 吴樾 范传甲 施从云 吴谷 宋玉琳 张汇滔 倪映典 韩伯棠 詹天佑 李经方 段祺瑞 周学熙 倪嗣冲 徐谦 许世英 叶春善 程家柽 杨小楼 王揖唐 张敬尧 孙多钰 方振武 朱蕴山 刘文典 梅光迪 周叔弢 吴樾 马其昶 姚永概 姚永朴 胡朴安 高一涵
当代 黄宾虹 虚谷 汪采白 柏文蔚 汪孟邹 方振武 王亚樵 张治中 陈独秀 冯玉祥 孙立人 卫立煌 章伯钧 陶行知 胡适 张恨水 王明 洪学智 皮定钧 朱光潜 陈延年 王步文 林散之 李克农 阿英 田间 蒋光慈 陈乔年 苏雪林 刘开渠 吴承仕 吕碧城 徐中舒 余英时 方东美 台静农 唐德刚 周一良 金克木 吴组湘 周而复 戴安澜 王稼祥 赵朴初 孙起孟 陈锦华 吴作人 张曙 黄镇 侯学煜 何祚庥 姚依林 王克 杨振宁 邓稼先 许海峰 严凤英 海子 柯庆施 汪道涵

部分安徽名人简介

禹
古涂山氏国（今怀远）人，传说中古代部落联盟领袖。他奉舜命治理洪水，娶涂山氏女为妻，与淮河流域部落结为联盟，领导人民疏通江河，兴修沟渠，发展农业。在治水十几年中，三过家门而不入，以治水有功。在怀远举行诸候大会，杀死迟到的防风氏，树立威信，为后来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被舜选为继承人，舜死后担任部落联盟首领，曾征伐并击败三苗。今怀远城东南淮可南岸的涂山之巅有“禹王宫”等遗迹。

姜尚
字子牙，商东海上（今临泉县姜寨）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齐国祖先。先世伯夷，掌四岳，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吕。子孙从其封为氏，故又名吕尚。先在商做官，见纣王无道，辞官游说诸候，年届七十，闻西伯贤而去西周，钓于渭水。文王出猎相遇，立为太师，辅佐周文王、武王灭商建立周朝，封于营丘（今山东临淄），治齐。通工商之业，便渔盐之利。著有《六韬》一书。

老子
（约前571-前471之前）：春秋末宋国相邑（今涡阳）人，著名的思想家，道家创始人。做过周朝“守藏室之史”（管理藏书的史官）。相传孔子曾向他问礼。著有《老子》上下篇（汉以后称为《道德经》）。老子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揭示了“道”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和总根源，开创了中国哲这的本体论，阐发了事物对立统一的朴素辩证法思想。《道德经》全书81章，内涵丰富，思想深邃，哲理性强，概括为唯物主义哲学思想、辩证法思想、认识论、人生观、政治主张、社会理想等6个方面。提出“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道德经》在中国2000多年的思想文化史上，对哲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等，都产生了极其广泛而久远的影响，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世界文化宝库的珍品，将永远留存。

庄子
（前369-前286）：战国时代楚国蒙地（今蒙城）人，战国哲学家、文学家。做过蒙地方的漆园吏。他继承和发展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提出了一种“斓赜胛也⑸��蛭镉胛椅�弧钡娜鲜堵酃鄣悖�彩贝λ常�幸W缘茫�窍惹氐兰宜枷氲募�蟪烧撸�执妗蹲�印芬皇椋��榉治�凇⑼狻⒃尤��W�尤衔�挛镏�涠即嬖谧庞杏胛蓿�笥胄。�烙氤螅�朴攵竦鹊让�埽�认嗷ヒ来嬗窒嗷プ��4戳⒘讼喽灾饕宓姆椒�郏�钩闪艘桓鐾暾�乃枷胩逑怠?br>
华佗
（145-208）：东汉沛国谯（今亳州市）人，字元化，三国著名医学家。少时曾在外游学，钻研医术而不求仕途。精通内、妇、儿、针灸各科，外科尤为擅长，行医足迹遍及安徽、山东、河南、江苏等地。他曾用“麻沸散”使病人麻醉后施行剖腹手术，是世界医学史上应用全身麻醉进行手术治疗的最早记载。又仿虎、鹿、熊、猿、鸟等禽兽的动态创作名为“五禽之戏”的体操，教导人们强身健体。后因不服曹操征召被杀，所著医书已佚。今亳州市有“华佗庵”等遗迹。

曹操
（155-220），三国时沛国谯县（今亳州市）人，字孟德，小名阿瞒，三国时期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少时机警，善权术，20岁举孝谦为郎。东汉末以镇城市黄巾起义起家，在军阀混战中逐步扩充了军事力量。建安元年迎汉献帝迁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逐步统一了中国北部，建安十三年，拜为丞相，率军南下，被孙权、刘备的联军击败于赤壁，遂同孙、刘形成三国鼎立之势。建安二十一年进位魏王，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帝。他注重法治，奖励农耕，用人唯才，加强集权，使北方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精通兵法，著《孙子略解》、《兵书摘要》等。善诗能文，诗风慷慨悲凉，开建安之风，被后人推为“建安风骨”之代表。文章清峻通脱，被鲁迅称为“改造文章的祖师”。现存诗文145篇，明人辑为《魏武帝集》。

周瑜
（175-210）：三国时庐江舒县（今舒城）人，字公瑾，三国时吴国名将，著名军事家。出身士族，少年时与孙策结为至交，人称周郎。曾协助孙策在江东创立孙吴政权，屡建战功，先后被授予中护军、江夏太守等职。后辅佐孙权，巩固江东的东吴政权。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率兵南下，他和鲁肃坚决主战，并亲率吴军大破曹兵于赤壁。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奠定了三国鼎立局面。

包拯
（999-1062）：北宋庐州（今合肥市）人，字希仁。北宋著名清官，天圣进士。初为天长县令，1040年起先后任端州知州、西北转运使、扬州、江宁、庐州知府、开封府尹、监察御史、大理寺评事、知谏院、右谏议大夫、三司使、天章阁侍制、龙图阁直学士、大学士、枢密副使等职。死后谥为孝肃，人称包公。他任开封府尹时，以廉洁著称，执法严峻，不畏权贵，时称“关节不到，有阎罗老包”，开一代清官之风范，遗著有《包孝肃奏议》。

毕升
（？-1051）：歙县人，活字版印刷术的发明家。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毕升在宋庆历年间（1041-1048）发明在胶泥片上刻字，一字一印，用火烧硬后，便成活字。排版前先在罩有铁框的铁板上敷一层搀和纸灰的松脂蜡，活字依次排在上面，加热，待蜡稍溶，以平板压平字面，泥字则固定在铁板上，可象雕版一样印刷。用毕再加热，又可将活字拆下贮存再用。活字可以多次使用，比整版雕刻经济方便，为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

朱熹
（1130-1200）：祖籍徽州婺源，字元晦，号晦庵，南宋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他幼年好学，博览群书，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19岁进士及第，曾任同安主簿、提举浙东茶盐事、璋州、潭州知州等职，由于在仕途道路上多坎坷，他很快结束了从政生涯，而去从事讲学、著述。从事教育四十多年，先后建寒泉精舍、武夷精舍、竹林精舍、考亭书院，修复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计20余所，对我国古代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朱熹多学博才，在经学、史学、文献学、考据学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尤其是在理学上，阐幽发微，形成一个较为完备的哲学思想体系，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著有《四书集注》等。

朱元璋
元末明初濠州钟离（今凤阳）人，字国瑞。明王朝的建立者，即明太祖，1368-1398年在位。出身贫苦，少年时入皇觉寺为僧。1352年参加郭子兴的红巾军，后任右副元帅，1356年攻占集庆，扩大了自己的势力。1357年下徽州，接受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壮大军力。1368年建都南京，国号明，推翻元朝统治，逐步统一中国。他普查户口，丈量土地，均平赋役，兴修水利，推行屯田，减轻对工匠的奴役，制订《大明律》，抑制豪强贪吏，废中书省及左右丞相，加强皇权。为强化统治地位，他也杀戮了大批开国元勋。

戚继光
（1528-1587）：定远人，字元敬，号南塘，明朝军事家，抗倭名将。出身将门，初任登州卫指挥佥事，1555年调浙江抵抗倭寇，他招募编练新军，人称“戚家军”，为抗倭主力。1561年在台州大胜倭寇，次年捣破倭寇在横屿的老巢，解除东南倭患。1567年调往北方镇守蓟州，屡败蒙古诸部，升左都督。后又南调镇守广东。对练兵、治械、阵图都有创见，著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止止堂集》等。

吴敬梓
（1701-1754）：清全椒人，字敏轩，一字文木，号粒民，晚号文木老人。出身于探花第中，自幼过着“笙簧之艺，渔猎百家”奢华生活。后家道败落，移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安徽巡抚荐他应博学鸿词试，以病不赴。晚年贫困，漂泊扬州，卒于他乡。所著《儒林外史》为中国古代小说中第一部“讽刺之作”对封建社会，尤其是科举制度进行了无情揭露与抨击。另著有《文木山房集》、《史汉纪疑》。

胡雪岩
（1823-1885）：清绩溪人，名光墉，著名徽商。初在杭州设银号，后入浙江巡抚幕，为清军筹运饷械，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为左大借外债，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又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并开办胡庆余堂中药店。

李鸿章
（1823-1901）：清合肥人，字少荃，道光进士，洋务派领袖。1853年办团练抵抗太平军，1858年入曾国藩幕，襄办营务，1861年编练淮军，在他主持下，淮军逐步实现了近代化，先后镇压了太平军、捻军，最后成为清政府国防军主力。1862年升任江苏巡抚，1865年为两江总督，1867年授湖广总督，1870年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掌管清廷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洋务派领袖。自60年代开始，先后开办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主要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等企业，利用海关税收购军火和军舰，创立北洋水师学堂，主持向海外派遗留学生活动，建立北洋海军。有《李文忠公全集》。

丁汝昌
（1836-1895）：清庐江人，字雨亭，海军提督。参加淮军后随从刘铭传镇压太平军、捻军，升任参将，1874年李鸿章筹办海军，1875年受命赴英国购买军舰。归国后即统领北洋水师，1888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率舰队护送运兵船只到鸭绿江口，回程时于大东沟海面突遭日舰队截击，发生黄海海战，他指挥应战，重创日寇两舰，1895年日寇以海陆两军围攻威海卫，他因力战失利拒绝投降而自杀。

詹天佑
（1861-1919）：字眷诚，原籍安徽婺源县人，铁路工程师。1872年以幼童留学美国，为中国所派的第一批留学生，188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905-1909年以工程师主持修建京张（北京张家口）铁路，为我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修建滦河大桥，培养了我国第一批铁路工程师，后任汉粤川铁路督办，1912年发起组织中华工程师会，任会长。著有《京张工程纪略》及图。

陈独秀
陈独秀(1880—1942)，安庆市怀宁县人。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政治活动家、五四新文化运动健将、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1902年在安庆组织“青年励志学社”，首次提出“民主与科学”口号。1915年，主编《青年》杂志(次年9月更名为《新青年》)，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1917年受聘担任北大文科学长，1918年与李大钊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直接投身爱国运动斗争之中。毛泽东曾评价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1920年夏，陈独秀率先在上海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党的第一至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党的总书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妥协投降政策，致使革命惨遭失败。1927年在中共“八·七”会议上，陈独秀被撤职，1932年10月被南京国民政府逮捕，1937年获释，1942年病故，有《独秀文存》传世。

胡适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县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在五四时期引领了新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新诗革命和新学术革命。中国现代著名学者、哲学家、教育家、文人。早年就读于上海中国公学。1910年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后于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改良。参与编辑《新青年》，发表《建设文学的革命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他的《偿试集》，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1919年，胡适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影响颇大。著有《偿试集》、《白话文学史》、《胡适文存》、《中国哲学史大纲》等。

冯玉祥
冯玉祥（1882--1948），字焕章，原名基善，安徽巢湖人，行伍出身，"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法西斯独裁统治。后在张家口成立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多次击败日军，收复大片失地。抗日战争初期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与张治中等一同参加了"八一三"凇沪抗战，是著名的爱国将领。

陶行知
陶行知(1891—1946)，现代著名教育家，黄山市歙县人。1927年，创办了闻名中外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一晓庄师范，并提出了“社会即教育”、“生活即教育”、 “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主张教育要深入民间、为民众生活服务、为抗日救国服务。1937年7月，创办了著名的育才学校。陶行知毕生从事平民教育事业，提出“以教人者教己，在劳力上劳心”的口号，主张“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梁菽麦黍稷下功夫”，体现了他面对工农大众的教育方针。宋庆龄为陶行知纪念馆题辞称之为“万世师表”。

第七节 安徽的当代知名人士

朱光潜
朱光潜(1897-1986)，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安徽桐城人。1922年毕业于香港大学文科教育系。1930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文科硕士学位。1933年获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文科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四川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教授、教务长。1946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文学院代院长，中国美学学会第一届会长，民盟第三至五届中央委员。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毕生从事美学教学和研究，在西方美学思想和中西方文化研究方面造诣较深。
朱光潜是我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他写的《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等专著，对于我国现代美学的发展具有开拓意义。朱光潜也是我国现代比较美学和比较文学的拓荒者之一。他所著的《诗论》是我国比较美学的典范作品，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著名诗论，触类旁通，潇洒自如，美不胜收。朱光潜认为：“在我过去的写作中，如果说还有点什么自己独立的东西，那还是《诗论》。《诗论》对中国诗的音律，为什么中国诗后来走上律诗的道路，作了一些科学的分析。”此外，他的《文艺心理学》也是融贯中西的经典著作。
新中国成立后，朱光潜经过对自己以前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自我批判，提出了“美是主客观的辩证统一”的观点，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实践观点 ”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美学思想，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美学流派。粉碎“四人帮”后，朱光潜又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 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资本论》、《自然辩证法》等进行系统研究，对一些译文提出了有重大价值的修改意见，他为我国现代美学建设，为建立我国的马克思主 义美学体系和文艺理论体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王稼祥
王稼祥（1906--1974）原名嘉祥，又名稼蔷，安徽泾县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1925年入上海大学附中部学习，同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回国，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和《红旗》、《实话》总编辑，苏区中央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兼外交人民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4年参加长征。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主席的正确主张，批判"左"倾错误领导，会后任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员。1937年赴苏联，任中共驻第三国代表。次年回国，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席和军政学院院长。1943年第一次提出和论证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城工部长、宣传部代部长。建国后，曾首任驻苏联大使，后历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长，全国政协常委，是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七、十届中央委员，著述集为《王稼祥选集》。

姚依林
(1917—1994)祖籍安徽省贵池县，出生于香港。幼年丧父，随母亲在江苏、浙江、上海生活。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后，加入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参加了革命。1935年11月，加人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北平学联秘书长、党团书记。是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6年5月，到天津工作，先在党的刊物《长城》任编辑，后任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领导各界的抗日救国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任中共河北省委秘书长、宣传部长。1938年，参与组织了冀东暴动。1939年2月任冀热察区党委宣传部长。1939年7月起，任晋察冀北方分局、中央局秘书长。1946年起，先后任晋察冀边区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工商厅长、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长。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国务院财贸部门的领导工作，先后任贸易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商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中央财贸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商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中央财贸政治部主任，国务院财贸党委副书记等职务。“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严重迫害。1973年11月，任对外贸易部第一副部长。1977年3月，任国务院财贸领导小组组长。1978年8月任商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任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1979年3月，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1979年7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经济工作。后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引进智力领导小组组长。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央候补委员。是中共十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委员，十三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94年12月11日在北京逝世。

杨振宁
杨振宁（1922--），安徽合肥人，世界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1942年西南联大毕业，1944年西南联大研究所毕业，1945年在西南联大附中教学后赴美，1948年夏完成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57年和李政道合作推翻了爱因斯坦的宇称守恒定律，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他们这项贡献得到极高评价，被认为是物理学上的里程碑之一。1965年应纽约州立大学校长邀请筹备创立石溪分校研究部门、1966年离开普林斯顿赴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主持物理研究所，担任教授至今。曾资助大批中国学者去美国石溪分校访问、学习，捐助建立各类基金，为中国培养一批高层次人才，并为中国发展献计献策。被授予中科院首批外籍院士。杨振宁以曾经接受中国文化熏陶为自豪，在接受诺贝尔奖由他代表致辞时曾说：在广义上说，我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既是双方和谐的产物，又是双方冲突的产物，我愿意说我既以我的中国传统为骄傲，同样的，我又专心致于现代科学。

邓稼先
邓稼先(1924-1986) 安徽怀宁人，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邓稼先祖父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和篆刻家，父亲是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七七”事变后，全家滞留北京，16岁的邓稼先随姐姐赴四川江津读完高中。1941年至1945年在西南联大物理系学习，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1945年抗战胜利后，邓稼先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
1948年10月，邓稼先赴美国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学物理系读研究生，1950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在他取得学位后的第9天，便登上了回国的轮船。回国后，邓稼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1958年8月调到新筹建的核武器研究所任理论部主任，负责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随后任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核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副院长、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邓稼先又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领导并亲自参与了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
邓稼先和周光召合写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是一部核武器理论设计开创性的基础巨著，它总结了百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不仅对以后的理论设计起到指导作用，而且还是培养科研人员入门的教科书。邓稼先对高温高压状态方程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培养年轻的科研人员，他还写了电动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球面聚心爆轰波理论等许多讲义，即使在担任院长重任以后，他还在工作之余着手编写“量子场论”和“群论”。
邓稼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为了祖国的强盛，为了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他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奋斗了数十年。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充分体现了他崇高无私的奉献精神。他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却鲜为人知，直到他死后，人们才知道了他的事迹。

B. 1916-1928年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政治状况怎么样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内阁阁员群体构成与分析（1916—1928）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人干政成为北京政治生活中的常态。内阁作为北京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不仅掌握着中央财力的分配权和地方督军、巡阅使的任命权，且作为正统的合法性来源，成为军阀竞相角逐的对象。内阁阁员群体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表明，地域因素、同学关系、亲属关系等都是影响内阁群体构成的重要因素。这表明中国在封建王朝向近代国家转变的过程中，传统社会关系对现实政治具有深刻影响。
在近代中国，无论思想或社会，都呈现出一种正统衰落、边缘上升的趋势。清季，军人集团开始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即是这种趋势的显著反映。辛亥革命后，军人地位更是不断得到提高，成为社会举足轻重的决定性政治力量。1916年袁世凯之死，不仅意味着军事强人独裁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辛亥革命以来所确立的政治合法性原则己遭到了公开的背叛。在旧的合法性基础己遭破坏、新的合法性基础未能建立的情况下，袁的继任者不得不依靠武力来维护其统治权威，军人干政成为北京政治的常态。而内阁作为北京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不仅掌握着中央财力的分配权和地方督军、巡阅使的任命权，而且作为正统的合法性来源，成为军阀竞相角逐的竞技场。
正文
一、内阁阁员群体的地域分布与年龄结构
军阀一词，在我国的历史典籍中最早始于《新唐书•郭虔璀传》中，其云：“郭虔璀，齐州历城人，开元初，录军阀，累迀右骁卫将军，兼北庭都护、金山道副大总管。”此处“军阀”之本意是指“军籍”，然而近代以来，人们将此词指代掌握军权并借此飞扬跋扈危害社会的实权人物。1918年，陈独秀就曾给军阀下过一定义：军阀是“那毫无知识、毫无功能，专门干预政治破坏国法马贼式的恶丐式的”人物。但军阀不以此为耻，反以为荣。吴佩孚即认为：军不成阀，何以称尊，不尊何以治人、治家、治国平天下？”这位“秀才军阀”坦然地道出了军人在政治上的非常规要求，即要“成阀、称尊”，然后“治人、治家、治国平天下”，反映了近代中国军绅政治角色的转换。
袁世凯死后，内阁制随之恢复。但是此时之内阁，只不过是军阀操纵北京政府的一个工具而己。对军阀来讲只要“控制并影响北京政府，就能帮助军阀达成其所愿，才会使他们成为民国政府官僚政治机构中的组成部分。而控制官僚政治的关键便在于内阁，换言之，任命内阁官员是他们的特殊兴趣”。因此“民国内阁之更迭，多凭强藩悍将之主张，而不出于国会”。这导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内阁混乱不堪，政局极度不稳。1916—1928期间，内阁变更了37次，改组24次，有26人担任过总理.任期最长的17个月，最短的仅两天.此外还有四个摄政内阁在短时间内行使了执政权，动荡混乱之局面可见一斑。
军阀对内阁的操纵明显，时人因此讽刺当时之内阁为“妾妇内阁”，谓“两姑之间难为妇，大妇之下难为妾”。将内阁比喻成妾妇，内阁地位之尴尬由此可见。而一则题为《军用内阁》的时评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北京内阁之窘态：
近数年北京之内阁，姑不论其阁中之人物，其重要各部，要皆带有营混之气息.虽更迭改组之声不绝，然譬之药水，倾来倒去，不脱此数味药料料故内阁之变更在他国为重要之事，在今日北京则所谓内阁者，不过一种军用品，虽千变万化仍在武人股掌之上。总理登台必向曹、张疏通；总理下台又必向曹、张告退。此其登台下台当然不为国人所重视，亦当然不为外人所重视。
军阀当道，内阁式微。内阁既因军阀之拥护成立，“自不能不惟军阀之利害是视，不然朝失其欢心，夕即有解散之虞。”可见民国时期所谓责任内阁，仅是对军阀负责而己，内阁徒存名而实亡。既然内阁为北洋军阀之“军用品”，那么军阀到底喜欢支持什么样的人进入内阁呢？
中国人乡土意识相当浓厚。“家乡在传统中国是个人身份的关键部分……籍贯是某个人姓名、字号以外第一个特征记录，在法律面前需要确认某人身份的首要事实。”所以当我们“遇见了一个生人，问了他的尊姓大名，就要问他是那一省那一县的人，因为我们的脑筋里头觉得‘湖北人’、‘广东人’、‘江苏人’、‘山西人’……这种名词是代表了这几省的特性”。
从表1来看，内阁阁员的地域分布以浙江、广东、直隶最多，江苏、福建、安徽等省次之。表中江、浙、闽、粤、皖、直隶六省内阁人数合计占总数的59.8%，远远超过其他各省人数之和。从区域上来看，以东南沿海（苏、浙、闽、粤）与长江流域（皖、湘、鄂）为多，而西北、西南等边远地区人数较少。人才与地理之关系，早有学者论及。一般而言，中国传统社会影响人才成长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政治，一是经济。政治为都会之所在，文化聚集之地，往往四方人才辐辏。其次人才之成长，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因此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直隶籍的内阁阁员位居前三甲，实与北京既为前朝京都，又是现朝都会之故。而江、浙一带自宋元以降，便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也逐渐成为全国人才的渊薮。闽、粤则是最早和外界接触，开近代留学风气之先之地，为近代人才的成长提供了有利的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
这样的一个地域分布，一方面固然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地域观念在内阁阁员群体构成中的重要作用。民初教育部人员多来自江浙，曾亲历其事的王云五对此解释道：“由于江浙为文化最发达之区，教育界的杰出人物，往往不能舍江浙二省而他求。因此，教育部此时的高级职员中，包括次长和四位参事中的三位与三位司长中的两位，都是籍隶江浙两省。”但情况之严重，甚至可以由参事、司长集体辞职迫走兼署的粤籍总长陈振先，改换浙籍的汪大燮，则至少不能说是正常。海军部的现象则更明显，几乎是一省独霸一部。1916—1928年间，海军部共有6人担任总长，其中5人为福建籍，以至时人有“海军部者，易名即福建会馆，盖闽人之私产也”此说显然并不为过，因此当程璧光以粤人而任总长时，“宜不能指挥如意”。
（2）民初的内阁分为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林、工商、交通十部；民国二年袁世凯修改官制，把农林、工商合为农商部，共为九部。袁死后，临时约法恢复，各部官制也先后恢复，但内阁九部并未更动；此后一直到十六年张作霖成立军政府，才又有所分合，成立外交、军事、内务、财政、司法、教育、实业、农工、交通九部。本文所指的117名内阁阁员指历任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包括兼代、署理、未就者，重复者只计一次。
（3）下文所用图表数据等来源皆与此表同，不再一一说明。
年龄构成是考察内阁阁员群体自然构成的重要因素。科举时代，对官员的选拔是相当严格的。这不仅表现在科考的录取人数上，也表现在三年一轮的时间间隔上。读书人由生员到举人，由举人而至进士，在读书上往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根据张仲礼的研宄，清代士人考上生员、举人、进士的年龄约为24岁、31岁和35岁。依此推算，除了一部分入仕较早的官员外，其他人做到高级官员时，显然己不再年轻。科举废除后，尤其是辛亥革命后，官员多从学校出，晋升无须循阶而上，官员逐渐呈现年轻化趋势。尽管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各部总长多为年纪较大的前清旧官僚所得，但也不乏如秘书长胡汉民、外交总长王宠惠、法制局局长宋教仁等刚到而立之年的年轻人。且那些“取实”的次长更年轻，多为同盟会的骨干，平均年龄只有29.78岁，在清代还不到一个生员中举时的年龄.
年轻的官僚群体尽管朝气蓬勃，但也有缺乏经验的弱点。1916年袁世凯死后，一方面没有了革命所创造出机遇，官员晋升亦须循阶而上；另一方面军阀在选择阁员时也更加务实。从整个内阁平均任职年龄来看，约为47.85岁，恰为当政之年。显然没有从政经验的年轻官员己经很难得到军阀的认可，因而获得进入内阁机会的可能性也较小，而那些具有丰富从政经验的前清官僚、绅士则是军阀们青睐的对象。对于军阀来讲，这些具有丰富从政经验的政客声名卓著，处世圆滑，适宜充当他们的代言人；对于政客而言，军阀则是他们活动的后援。因此“交相勾结，而后交获其利”。
从表2观之，1871—1875、1876—1880与1881—1885是三个较为醒目的年龄组。这三个时期出生的官员1922年时约为37—51岁，显然是为官当政的最佳年龄（尤其是中央一级的官员）1856—1860年龄组的官员只有6人，亦属可喜之现象，在平均寿命不足50岁的民国，60岁以上任职者显然己不足以应付繁重的行政事务。由此可见，袁之后的北洋政府己经形成了一批较为成熟的官僚群体。正是如此，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蒋介石为了保持政权的平稳过渡亦不得不延纳大量的北洋旧人，其所倚重之处正是其丰富的政治经验。
二、内阁阁员群体的社会构成与社会网络（上）
社会构成与社会网络在社会学中涵义丰富而复杂，本文仅以内阁成员的社会来源、求学经历、留学国家、专业背景、家庭出身、职业经历、社会关系等为指标，构筑内阁阁员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网络，从而对其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阐释。
如果我们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阁员群体的社会来源分为学生（受过国内外新式教育者）、绅士（获得传统功名者）、军人、新士绅（既获得过传统功名，又受过国内外新式教育者）的话，那么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内阁阁员的社会来源如表3所示：
科举制度废除后，在新的官僚选拔机制未能健全的情况下，民国官僚的社会构成亦发生了严重分化。做官不复要求统一资格，绅士也不再是入仕的唯一途径，学生数量的增加则是大势所趋。但绅士与军人的总数却占据了整个内阁成员总数一半以上，亦说明了军阀对这两种人的信任。军人除了在内阁中担任陆军部与海军部的总长外，亦有部分曾担任过国务总理，但军阀们还是倾向于由文职官员来组阁。北京政府尽管有“令不出都门”之说，但是中央政府之名对于各派系军阀都十分重要。在军阀看来，控制了北京，实际上等于取得了其统治的合法性。然而“武力只有经过合法化后通过制度体现出来，才能真正产生政治效力。所以军阀们力求获得正式委任、确认官印和委任状并动辄以‘促进公益’和‘爱国’的名义来美化其行为。简言之，他们需要文人政客和文职政府的支持”。
从表4来看，受过传统教育与留学教育的官员是相当受军阀欢迎的，分别占总数的41.88%与35.045%而留学生中又以留学日本者为最，欧美次之，显然这与日本路近省费有相当之关系。受过传统教育者则包括进士12人，举人21人，生员及以上功名者若干。可见科举虽废，但并不意味着科举功名的社会价值己完全丧失，有功名的人仍然得到社会尊重。因此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作为科举时代仕进之阶的旧功名仍然具有同等效用。另外，受过军事教育的内阁成员有27人，他们之中多数曾在国外受训，具有专门的军事素养。
就专业来看，除军事学外，受过法学训练的人数要大大超过受过其他专业训练的人数。而像文学这样为传统文人所爱好的专业，显然己很难成为在政府谋职的手段。中国自古就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科举废除后，受过新式教育的学生成为官员选拔的主要来源途径之一，因此士人纷纷进入学校，“学生以得官为求学之目的，以求学为得官之手段”其所选之专业则多为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于是学子们便竞相而入法政学堂。据统计，1907年法政学堂的学生占新学堂学生的44%，次年升至56%1909年则高达63%。即使在民初，“戚党友朋驰书为子弟觅学校，何校？则法政学校也；旧尝授业之生徒，求为介绍学校，何校？则法政学校也；报章募集生徒广告，则十七八法政学校也”既然法科有利可图，专门学堂便“注重法政而忽略他科，法政毕业者，每年不知若干人，若工若医则寥寥可数，由是而仕途拥塞，其他之业乃竟无人”重法政而轻文理不仅反映了内阁人员在专业构成上的不平衡性，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读书人依然没有摆脱传统士人浓厚的“入仕”情怀。
家庭是一个人社会生活的起点，在教育资源并非免费的社会里，家庭出身的好坏往往会影响一个人今后的人生倾向和职业选择。从表5来看，在117个内阁阁员中，出身官宦家庭者25人，书香门第者22人，商人家庭者10人，军人家庭者5人，传教士家庭者3人，医生家庭者2人，地主家庭者1人，共计要占内阁总人数的5812%良好的家庭出身，使得这些人不仅具备了从小就能接受教育的文化条件，亦具备了较好的经济条件，这使得他们比那些贫家子弟更有机会享有成本并不便宜的教育资源，尤其是新式教育。
并非所有宦官、书香门第以及商人家庭出身者都家境富裕，亦有因父亲早亡而家道中落者。从这些人的传记资料看，即使是家境贫寒者，几代一贫如洗者也极少，甚至连农民家庭出身者也不多见，多为“家道中落”者。而“家道中落”之原因多与他们少年失父有关。“因为中国长期是一个男权社会，父亲是一个家庭的核心。父亲早逝会给一个家庭（哪怕是原来的官绅之家）带来几无可阻的地位下降。”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我们统计的13位早年丧父者中，有10人出身宦官、知识分子、地主及商人家庭。为什么这些“家道中落'早年丧父家庭出身的孩子反倒能取得如此的政治地位呢？
谢泳先生在《中国文化中的“寡母抚孤”现象》中即提出，在中国，当一个家庭由盛而衰，或是发生作为家庭支柱的父亲死去的事情后，这样的家庭往往在寡居的母亲支持下，拼命培养孩子读书。对这些早年丧父家庭出身的孩子而言，因为能体会到母亲的艰辛、世态的炎凉，往往更能发愤读书，希望早日出人头地，摆脱窘境。
从职业经历来看，阁员在入阁前曾从事商业或金融业者为12人，担任过大学校长或大学教授者为24人，做过记者、主笔、编辑者7人，从事过律师行业者6人，当过医生者1人。显然这是一个以大学校长或教授为主的专家内阁，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阅历，使他们成为军阀眼中最宜入阁的人物。可见在封建王朝向近代国家的转变中，以道德化的儒学为要求的“贤人政治”正逐渐被以科学知识为要求的“专家政治”所取代。但是此时的“专家政治”与真正意义上的专家政治却相去甚远，因为真正意义上的专家政治应该是科学支配权力，即社会政治问题都是本着科学精神来解决。而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专家亦不过是作为军阀权力支配下的工具，成为军阀装点门面的装饰品。
三、内阁阁员群体的社会构成与社会网络（下）
中国向来为伦理社会，以关系为本位，以地缘、血缘、学缘、姻亲等关系为重要纽带的人际关系成为社会关系中的重要内容。而在长期的专制统治中，人治色彩相当浓厚，因而以姻亲、师生、僚属、朋友、结拜兄弟、同学、同乡为主要纽带的传统私人关系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表6中展示的这样一个复杂而又清晰的社会关系网络无疑是令人吃惊的。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近代社会，婚姻都是官场上官员之间建立政治联系的重要手段。顾维钧因受到唐绍仪的赏识，在博士论文还未曾完成之时，便被唐推荐回国任总统府和国务院的英文秘书。与唐的三女唐梅结婚后，即开始在外交部工作，不久就升任参事。三十岁不到便开始了职业外交生涯。另一个著名的外交家施肇基也是因为年轻之时便被唐看中，“目为佳士，期以远大，遂以其兄之女妻之。施、唐既联姻娅，绍仪益善遇之，先后任英美使馆随员，后以道员指省直隶”。民国建立后，唐绍仪出任国务总理，于是便“引肇基任交通总长”孙宝琦为内阁总理之时，因颜惠庆是其妹夫，遂邀颜出任外交总长，但前任外交总长顾维钧少年持重，深得曹锟信任，曹宁可放弃孙宝琦，也一定坚持要由顾执掌外部，孙宝琦只得改任颜惠庆为农商总长。1924年11月，段祺瑞复出并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转年便特任其内弟吴光新为陆军总长，丝毫没有避嫌之意。
友谊作为传统社会关系的一种，虽然它的政治意义很难确定，但往往具有其他个人关系所不及的更大的政治力量。事实上，友谊是人们在长期生活、工作以及学习中形成的，作为一种感情上的联系不仅十分主观，这中间还会夹杂着其他各种关系。如王宠惠和罗文干就为同事兼朋友关系，1916年北洋政府成立修订法律馆，罗文干在该馆就职，1918年7月在王宠惠手下任副总裁，在修订刑法典过程中，他们两人成为挚友，在此期间罗文干在北京大学任法学教授、法官训练所讲师。1922年9月20日王宠惠负责组阁，使罗文干的前程发生突然的变化，王任命罗在有顾维钧、徐谦等人参加的“好人内阁”中担任财政总长，同时又兼任盐务督办，币制局长。。陆征样与颜惠庆则是朋友兼同乡的关系，陆征样在回忆录中曾经指称颜惠庆是他一生的“四大密友”之一。1910年，陆征样从海牙回到北京，以清政府出使荷兰大臣的身份与荷兰驻华公使贝拉斯谈判两国互设领事的条约。颜作为外务部的代表亦参与此次谈判，并与陆一见如故。两人既是同乡，又都笃信基督，长期的国外生活使他们有很多共同的语言。1912年陆在被任命为外交总长后，立即想到老乡颜惠庆正可倚重。于是陆便向袁世凯提出三个条件，其中之一便是外交次长应为一位谙英文者，并提名颜惠庆。正是由于陆征样的极力推荐，颜惠庆才得顺利留任。1913年春，颜又经陆的推荐，出任中国驻德、意、丹三国公使。1920年8月，靳云鹏二次组阁之时，周自齐出任新内阁的财政总长，陆征样被任命为外交总长，但陆因为身体健康原因，拒不到任，于是周自齐和陆征样都向靳云鹏推荐颜惠庆，8月11日颜惠庆受命署理外交总长。
结拜兄弟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多为军人与旧官僚所推崇。以段祺瑞与许世英为例。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派熊希龄组阁，许世英辞去司法总长职，经张锡銮推荐任奉天民政长。这时段祺瑞有意结交许世英，在出关前，特邀他至段府，结拜为“盟兄弟”。他们同为安徽人，这次拜盟，对日后政治上的紧密结合，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果然，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执掌阁搂，随即引许世英掌内务。1924年11月，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转年便任用许世英为国务总理.显然段许的交往中实际还包含有同乡关系，因此即使是结拜兄弟，我们也无法认定其政治关系是出自真正的友谊。结拜兄弟本身亦掺杂了诸多因素，其结拜的目的有时候也不仅仅是发自内心的情谊，亦有源于利益的驱使。如潘复与靳云鹏的结拜兄弟关系中就掺杂了同乡、姻亲等关系。潘与靳同为山东济宁人，后来又结为儿女亲家。此外，还有一层更为特殊的关系，昔日靳母因家境困难，曾作过潘复的奶妈，从小抚育过潘复。1914年靳云鹏加封泰武将军衔，督理山东军务，潘复乃登堂拜母，与靳家兄弟结为异姓弟昆之后，两人在政治上的合作便日趋紧密，1919年11月，靳云鹏受徐世昌之命组织内阁，推举潘复作财政次长，自此潘复便正式步入北京政坛。1920年8月，靳云鹏在其亲家张作霖的推荐下，再度组阁，潘复仍为财政次长，并兼盐务署署长。而当潘复作了国务总理以后，便有了“一个妈妈，奶出两个总理的讹传”。
学缘关系也是影响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内阁构成的重要因素。传统意义上的学缘关系主要有“座主”与“门生”、同年等。科举废除后，这些关系亦失去了再生产的场域，但这一惯习却一直保留着。费行简在《民国十年腐败史》曾谈及此事：“前代文人重科第，因之师生谊笃，近则文官罕有此习，而移之于武人焉。大约科长科员等，非总长之门生、小门生，即次长之门生，非具渊源者，殆不得入门。”近代以来，随着学堂、学校的兴起，学缘关系又衍生为同校之校友、同班、同期之同学以及授业之恩师等。同校相亲，毕业于同一学校的官员之间自然有着学缘上的联系，他们在掌握了军事力量和权力资本后，在选择下属时自然会想到任用与自己同校毕业的官员，所以正如布尔迪厄所言：“同窗之间的友情或者爱情，正是社会资本这一珍贵的资本类别在结构上呈现的一种最可靠、最隐秘的形式。”
僚属与上下级亦是影响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内阁构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而言，这种关系的形成，首先需要的是像陈志让先生所说的一个具有“施恩能力”的领袖，只有施恩能力越大，才能更好地团结部下。显然，军阀更具有这方面的实力。因此，段祺瑞、曹锟、张作霖当政之时，其僚属亦大量充斥于中央政府之中。段祺瑞经常对张国淦说：“中国如能用四人，则中国强矣”，张即问何人？段答曰：“吴光新、靳云鹏、傅良佐、徐树铮。”显然中国官僚对自己的下属总是特别关爱，但却不免言过其实。
现代意义上的文官和古代士绅一样，其交往方式正如许纪霖先生所言，“是以自我为中心，以熟人社会为半径，以血缘、地缘和学缘关系为经纬。”尽管表中所列之人并不是全靠人际关系而得以进入内阁，但其重要性却是不言而喻的。
四、结语
1919年胡适的老师杜威在访华期间即观察到：‘任何军阀拥有政权之时，北京政府必为其傀儡，受其玩弄。’并用其亲身经历加以说明：余曾一次亲见总统与总理对于某将领大发雷霆，下令讨伐，责其卖国之罪，且悬重金购其头颅。曾几何时，而又收回成命，将同样处分反加诸原来拥有政权之军阀。”这种“军阀政争，上无道揆”的局面，在杜威看来，实为中国当时真正的危机。
数年后，当北伐接近尾声时，同是外人看中国，英国前首相劳合•乔治（HylGeoge）却认为中国将来是很有希望的：“只要国民党员能忠于他们伟大的先觉者——孙中山——的主义，努力于中国民族独立的恢复和‘Madainim’的革除，纵使他们能得胜利，外国的商人也无须恐慌。”北大教授朱锲即注意到“Mandainim”一词的特殊涵义，他认为这是一个特别适合中国的一个词，因为“Maidaiim”是比较少见的一个字，“官僚政治”不足以代表它，因为这仅限于文职的一方面；军阀政治”也不足以代表它，因为这仅限武职的一方面。Madaiim包括了军阀政治（Miltiiim）和官僚政治（Burauac俩层涵义，含有“以官为家”的中国官吏的特性，以及一切舞弊营私、搜刮民财、位置私人等等官僚的属性。以朱锲对Maidaiim一词的解读来看，劳合。乔治所认为的希望的前提即要革除“军阀政治和官僚政治”亦不无见地。
考察北洋政府的内阁群体，其样本本身并不庞大。但就在这样一个以军人、政客、专家与名流构成的混合体中，却存在着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关系，构建了一张关系复杂却纹路清晰的社会网络。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多呈现“新瓶装旧酒”的面相。因而在内阁这一新瓶中，装的大多还是前清之旧官僚。在民主制的新外壳下，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在政治生活中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具有现代专门知识的专家参与内阁，体现了军阀对于知识的尊重。但军阀政争、权力的私相授受，仍为北京政治生活中的常态。正是因为如此，北伐不仅迎合了人民渴望统一的愿望，更以“有道”而伐“无道”跃居正统，也许正是因此劳合。乔治才看到了中国将来的希望。然而1945年去世的劳合。乔治如果在1927年后，继续关注国民党政府政治实际形态的话，那么他当年的希望也许就会变为失望了。

C. 上饶地区有那些伟人

吴芮、张潜、洪迈、朱熹、辛弃疾、姜夔、江永、蒋仕铨、詹天佑、方志敏（十大历史名人） 还有这些：陶侃 、王贞白 、陈康伯、 汪藻 、徐谦、 夏尚朴、 吕怀、 费宏、 胡居仁 、江永齐彦槐、 汪鈜、 洪迈等还有 欧阳自远 杨惟义 黄家驷等院士
吴官正 原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陈国栋 原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中顾委委员
陈 红 电影演员 郑云福 革命烈士
李小婉 制片人、导演
周 勇 导演
谢维和 清华大学副校长
杨桂仙 赣剧演员
潘凤霞 赣剧演员
方志敏 无产阶级革命家
朱 熹 南宋理学大师
姜 夔 南宋音韵学家
杨时乔 明朝官员
黄 道 无产阶级革命家
陈 桢 动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黄家驷 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杨惟义 昆虫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俞鸿儒 气体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欧阳自远 天体化学与地球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文京 用友软件创始人、董事长
张其德 赣东北苏维埃政府领导人之一

十大历史名人吴芮、张潜、洪迈、朱熹、辛弃疾、姜夔、江永、蒋仕铨、詹天佑、方志敏。
更具体的
上饶为信美之郡，历史悠久。古往今来，人杰名士灿若群星。江山代有名人出，尤以宋朝最为可观。文臣武将、英雄豪杰各有所长，或以德才，或行操守，遗惠后人。史载“江西第一人杰” 吴芮，出生在余干县邓墩乡五彩山。吴芮是吴王夫差的十世孙，秦时为番令（时市境大部分属番邑即鄱阳），大胆革除弊政，轻徭薄赋，兴修水利，鼓励耕种，深得民心，被尊为“番君”。他为上饶的繁荣奠定了最先的基础。今婺源县镇头仍存有其墓葬。东晋开国名臣 陶侃，以孝廉举官，受母训勤政为民，惜时节物，虽位极人臣却始终廉洁奉公，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典范，其事迹家喻户晓，流传甚广。其母因教子有方，被列为中国古代四大贤母之一，其故乡鄱阳镇今仍存有陶母“截发留宾”的故事遗址。唐朝“茶圣” 陆羽，在上饶客居三年，却在全市各地留下了茶文化遗迹，也因他著述的《茶经》的介绍，使“婺绿”茶为天下所知。由他首创的茶文化，至今对上饶乃至世界仍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
南宋著名理学大师 朱熹，祖籍婺源，在上饶著书讲学、种树扫墓、整修家谱、游览题词，踪迹遍布全市。以他的事迹和名字命名的景点无以计数。因他的大力倡导及亲临讲学，上饶成为书院之乡，几乎取代了官学。江西古代四大书院，上饶就占了三所（包括贵溪），仅朱熹讲过学的书院就有20多所，这在国内其它地方是不多见的。由他主辩的“鹅湖之会”，开学术“会讲”辩论之风，成为中国书院教育的重要教学方式。他对上饶教育事业的贡献，大概仅次于孔子。宋代名将、爱国词人 辛弃疾，是南宋文才武略兼具的民族英雄和词杰，他为官政绩卓著，作词慷慨激昂，是封建官僚文人中不可多得的才子英杰。在客居上饶的20余年间，他以上饶风物为背景，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词作，读来跌宕起伏，荡气回肠，处处闪烁着爱国主义激情和忧国忧民之心。他一生留下词作629首，其中355首作于上饶。辛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也是上饶人的骄傲。南宋音韵学家 姜夔，鄱阳城郊人，一生困顿未仕，但在诗词、音乐、书法、鉴赏、文学理论上均造诣极深，尤其是音乐词曲的卓越成就，使他成为世界史上罕见的集多种艺术于一身的文学大家，受到众多大文豪的特别推崇。国际天文学会以姜夔的名字给水星的环形山命名。爱国名臣 洪皓，与其三子 洪适、洪遵、洪迈被称为南宋“洪门四子”，均有卓越政绩和文名，文学领域内各有建树，尤以 洪迈著述最丰，涉猎最广，最负盛名。其著作内涵极为丰富，涉及到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甚至医卜。代表作《容斋随笔》包罗万象，堪称网络全书，为毛泽东生前最爱。宋孝宗帝、大文豪陆游、鲁迅等都有高度评价。民族英雄、爱国诗人 谢枋得，宋末元初弋阳人，著名的军事家、文学家。与文天祥为同科进士，同是主战派，同样毁家纾难，誓死不降。他在乱世之中所表现出的民族气节和英雄气概，一直是国人爱国主义教育的典范。宋代乱世出名臣，如余干籍丞相 赵汝愚、弋阳籍丞相 陈康伯、广丰籍名臣 施师点、上饶县籍名臣 徐元杰等，均为治国定邦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玉山籍吏部尚书 汪应辰，“肃吏道，革时弊”，才学品德满朝文武无不服。朱熹评其“学贯九流，而不自以为足；才高一世，而不自以为名；道尊德备，而不自以为得；位高声重，而不自以为荣”。被宋徽宗誉为“江左二宝， 胡伸、汪藻”的胡伸，婺源籍。 汪藻德兴籍 ，翰林学士，为官清正，著述甚丰，所著《浮溪集》60余卷，其中36卷和《浮溪文萃》15卷收入《四库全书》。曾撰《靖康要录》16卷，评记宋金和战等重大史事，后人撰史多取材于此，对史学多有贡献。此外，还有贬居玉山的唐代丞相、著名宫廷画家阎立本，贬知饶州太守的北宋名臣、文学家范仲淹等，虽为客籍，但在上饶勤政勉学、政绩颇著，留下许多逸闻趣事，活动遗迹至今尤存。

明清时，上饶出了一些颇有远见的政治家、文学家、科学家、教育家。明婺源籍吏部尚书 汪鋐，第一个在国内提出“师夷制夷”，引进西方先进武器，整顿海防，第一次击退了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清铅山籍著名文学家 蒋仕铨，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专修官，以戏曲、杂剧著称。他用史官的独特眼光，以史为诗，以曲为史，反映社会疾苦，是中国史上屈指可数的戏曲名家，为中国戏曲事业发展做出卓越贡献，被誉为“清代第一家”。清代名宦、天文学家 齐彦槐，婺源冲田人，官至苏州知府。勤政惠民，人称“齐青天”。工书法、善诗文，通晓天文水利科技。所制天文仪，世所未有，精微之极。还发明了水车，造福农民。还有终身布衣的理学家、教育家 胡居仁(明．余干籍)、 江永（清．婺源籍），及淡出官场、置身教育的 娄谅、娄性父子（明．信州籍），均为著作等身的著名学者。江永著述260余卷，收入《四库全书》170余卷，16种被清廷定为经国治学必读之书。清末铁路工程师 詹天佑，婺源庐坑人，主持修建了中国自建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西方惊叹世界奇迹，被誉为“铁路之父”，周恩来称其为“中国人的光荣”。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境内涌现了 方志敏、黄道等一大批杰出的无产革命家，在横峰县葛源创建了闽浙赣省革命根据地，鼎盛时期，苏区范围包括赣东北18县、闽北6县、浙南3县、皖南7县共34县，游击区地跨闽、浙、皖、赣四省边界52县，总人口达数百万，并创建了著名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和第十军团，成为全国六大根据地之一，曾被毛泽东称为“方志敏式根据地”，葛源也一度成为著名的“红色省会”。共和国成立后，上饶籍人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的有动物学家 陈桢，著名医学家 黄家驷、昆虫学家 杨惟义、气体动力学家 俞鸿儒，天体化学与地球化学家 欧阳自远等10余人。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以辉煌业绩书写着上饶的春秋。

江西籍中国科学院院士40位

（01）吴有训（1897－1977）江西高安人，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现代科学先驱，中国物理学界“四大名旦”之一，中国物理学会特设“吴有训物理学奖”。1955年当选为首届中国科学院院士。
（02）余瑞璜（1906－1997）江西宜黄人，物理学家，生前历任西南联大、清华大学教授，吉林大学物理系主任、一级教授和吉林省人大副主任。1955年当选为首届中国科学院院士。
（03）饶毓泰（1891－1968）江西临川人，物理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物理学界“四大名旦”之一，中国物理学会特设“饶毓泰物理学奖”。1955年当选为首届中国科学院院士。
（04）吴学周（1902－1983）江西萍乡人，物理化学家。1948年当选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为首届中国科学院院士。
（05）杨惟义（1897－1972）生于江西上饶，昆虫学家，生前历任江西农学院院长、教授和中国科学院江西分院副院长。1955年当选为首届中国科学院院士。
（06）吴征镒1916年生于江西九江，植物学家，现任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1955年当选为首届中国科学院院士。
（07）陈桢（1894－1957）祖籍江西铅山，被誉为“一代宗师”的动物遗传学家。1955年当选为首届中国科学院院士。
（08）黄家驷（1906－1984）江西玉山人，享誉中外的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中国胸外科学奠基人，生前长期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1955年当选为首届中国科学院院士。
（09）盛彤笙（1911－1987）江西永新人，兽医学家，生前任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一级研究员。1955年当选为首届中国科学院院士。
（10）程孝刚（1892－1977）江西宜黄人，机械专家，解放前夕曾任上海交大校长、教授，解放后任上海交大副校长、教授。1955年当选为首届中国科学院院士。
（11）蔡方荫（1901－1963）江西南昌人，建筑工程专家，生前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土木工程系主任、教授。1955年当选为首届中国科学院院士。
（12）陈寅恪（1890－1969）江西修水人，杰出的文史学泰斗和学界大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著名的“四大导师”之一。1955年当选为首届中国科学院院士。
（13）郭大力（1905－1976）江西南康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和厦门大学原校长王亚南在中国最早翻译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1955年当选为首届中国科学院院士。
（14）邓稼先（1924－1986）祖居地江西波阳，生于安徽怀宁，著名核武器理论和理论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被赞誉为“两弹元勋”。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5）吴式枢1923年生，祖籍江西宜黄，理论物理学家，现任吉林物理系名誉系主任、一级教授。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6）陈述彭1920年生，江西萍乡人，地理、地图和遥感应用学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2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5年当选为欧亚国际科学院院士。
（17）刘恢先（1912－1992）江西萍乡市莲花县人，结构工程和地震工程专家，生前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和国家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研究员。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8）徐采栋1919年生，江西奉新人，有色冶金物理化学专家，历任贵州科学院名誉院长、教授，贵州省副省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潘际銮1927年生，江西瑞昌人，焊接专家，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和南昌大学名誉校长、教授，曾任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机械系主任以及南昌大学校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0）王梓坤1929年生，祖籍江西吉安，数学家（概率论专家），曾任南开大学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1）胡仁宇1931年生，祖籍江西玉山，“两弹一星”功臣，实验核物理学家，现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研究员。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2）熊大闰1938年生于江西吉安，祖籍江西南昌，天体物理学家，现任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3）江元生1931年生，江西宜春人，物理化学和理论化学家，曾任吉林大学教授，现任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4）阳含熙1918年生，江西南昌人，森林生态和植物生态学家，现任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研究员。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5）游效曾1934年生，江西吉安人，无机化学家，现任南京大学配位化学研究所所长、教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6）欧阳自远1935年生于江西吉安，祖籍江西上饶，地球化学与天体化学家，现任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7）杨叔子1933年生，江西湖口人，机械工程专家，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8）俞鸿儒1928年生，江西广丰人，气体动力学家，现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9）高镇同1928年生，祖籍江西都昌，疲劳和可靠性设计专家，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固体力学所所长、教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30）黄克智1927年生，江西南昌人，现任清华大学工程力学所所长、教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31）谢光选1922年生，江西南昌人，“两弹一星”功臣，液体战略导弹和运载火箭专家，“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和地地中近程导弹总体主任设计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32）邓从豪（1920－1998）江西临川人，物理化学家，生前曾任山东大学校长、教授。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33）徐性初1934年生，江西南昌人，精密机床设计及工艺专家，现任北京机床研究所教授。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34）简水生1929年生，江西萍乡人，光纤通信技术和电磁学专家，现任北方交通大学光纤技术研究所所长、教授。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35）徐建中1940年生于江西吉安，工程热物理学家，现任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36）林皋1929年生，江西南昌人，水利工程及地震工程专家，现任大连理工大学教授。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37）刘高联1931年生，江西奉新人，工程热物理专家，现任上海大学，上海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教授。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38）朱中梁1936年生，江西南昌人，电信专家，现任西南电子电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39）温诗铸1932年生，江西丰城人，机械设计与理论专家，现任清华大学教授。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40）黄春辉女，1933年生，祖籍江西吉安，无机化学家，现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江西籍中国工程院院士10位
（01）刘天泉（1927－2000）江西萍乡人，采矿专家，生前任煤炭科学研究总院高级工程师，1994年当选为首届中国工程院院士。
（02）周镜1925年生于江西南昌，岩土工程专家，现任铁道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1994年当选为首届中国工程院院士。
（03）袁隆平1930年生，祖籍江西德安，“世界杂交水稻之父”，作物育种专家，现任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04）钟掘女，1936年生于江西南昌，冶金机械专家，现任中南大学教授，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05）朱伯芳1928年生，江西余江人，水工结构专家，现任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高级工程师。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06）艾兴1924年生，江西东乡人，切削加工和刀具材料专家，现任山东大学教授，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07）刘友梅1938年生，江西上饶人，电力机车专家，现任湖南株洲电力机车厂高级工程师，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08）邱定蕃1941年生，江西广昌人，有色金属冶金专家，现任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副院长、高程工程师。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09）曾庆元1925年生，江西泰和人，桥梁工程专家，现任中南大学教授，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0）程书钧1939年生于江西玉山，肿瘤医学家，现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科大学肿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鹰潭市委台办晓凡摘）

D. 徐谦的介绍

徐谦，男，1981年10月出生，现为江苏大学副教授。

E. 李大钊在狱中的故事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生于1889年10月29日。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政治经济。1913年冬，李大钊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当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他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他起草的《警告全国父老书》的通电迅速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举国闻名的爱国志士。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说。他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他又发表了《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几十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在李大钊发起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建立。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党的二大、三大和四大，他都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人民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继续领导党的北方组织坚持革命斗争。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李大钊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月28日，军阀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悍然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38岁。

F. “三一八惨案” “三一八惨案”：历史是怎样被阉割的

独力自主易控本年牙祭

G. 纪念刘和珍君写了谁

纪念刘和珍君写了爱国青年（猛士，苟活者“我”）；反动派（当局者，流言家，有恶意的闲人）；麻木的民众（庸人，无恶意的闲人）这三类人。

文章简介：
《记念刘和珍君》是民国时期文学家鲁迅收录在《华盖集续编》的散文。原文于1926年4月12日发表在《语丝》周刊第七十四期。刘和珍是北京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1926年在“三·一八惨案”中遇害，年仅22岁。鲁迅先生在参加了刘和珍的追悼会之后，亲作《记念刘和珍君》一文，追忆这位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学生，痛悼“为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歌颂“虽殒身不恤”的“中国女子的勇毅”。
创作背景：

《记念刘和珍君》一文写于三一八惨案之后。1926年3月，奉系军阀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进兵关内，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同奉军作战。日本帝国主义公开援助奉军，派军舰驶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军，守军死伤十余名。国民军开炮自卫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大沽口。事后，日本认为国民军破坏了《辛丑条约》，与英、美、法、意、荷、比、西等8国公使，于16日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等种种无理的要求，并限令48小时内答复，否则以武力解决。同时各国派军舰云集大沽口，用武力威胁北洋政府。
1926年3月16、17日，在北京的国共两党开会，徐谦以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同李大钊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决定，组织各学校和群众团体在天安门集会。3月18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北京市党部、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市委、北京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与80多所学校共约5000多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广场北面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和他撰写的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台前横幅上写着“北京各界坚决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大会结束后，游行队伍由李大钊率领，按预定路线，来到段祺瑞执政府（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门前广场请愿。示威群众公推代表去向卫士长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出来见面。段祺瑞担心局势失控，命令执政府内的预伏军警以武力驱散游行队伍，结果造成当场死亡47人，伤200多人的惨剧。死者中为人们所熟知的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杨德群。李大钊和陈乔年也负伤。后来军警在清理现场时，竟然将死者财物尽行掠去，甚至连衣服也全部剥光。
段祺瑞执政府用嫁祸卸责的手法，反诬徐谦等人假借“共产学说”谋乱，下令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煜瀛、顾兆雄、易培基等5人。朱家骅、蒋梦麟等几十人也上了黑名单。张作霖派奉军闯进北大、女师大、中俄大学及报馆等，大肆查禁进步书刊，搜捕进步人士。4月26日清晨邵飘萍于被秘密处决，北京大学教授朱家骅、代校长蒋梦麟等遁入六国饭店再秘密离京。李大钊、徐谦、鲁迅等人被迫转移，国共两党的领导机关则迁入苏联使馆。《京报》馆和一批进步报刊被查封。张学良逮捕了共产党员刘清扬。3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商人、学生、工人、农民、兵士，应急起联合起来，不分党派，一致奋斗，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的运动，以雪最后通牒之耻”。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鲁迅题写挽联：“死了倒也罢了，活着又怎么做。”后又就此惨案连续写了七篇檄文。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这起事件直接导致段祺瑞政府倒台。鲁迅先生在参加了刘和珍的追悼会之后，亲作《记念刘和珍君》一文，追忆这位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学生，痛悼“为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歌颂“虽殒身不恤”的“中国女子的勇毅”。

H. 徐谦的个人经历

英译名George Hsu。现代著名法学家、政治活动家、民国政要。字季龙，晚年自署黄山樵客。安徽歙县徐村人，生于江西南昌。
1903年，应试及第，成为光绪朝进士，进入翰林院仕学馆攻读法律。
1907年，毕业以后，先后任翰林院编修和法部参事职务，主持制订全国的新式法律。
1908年，任京师地方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审判厅检察长。
1910年，徐谦同许世英赴华盛顿参加国际司法会议，并考察了英、法、德、俄等国的司法制度。中华民国成立后，
1912年03月，任内阁司法部次长。
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等5团体正式改组为国民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出席并 与阎锡山、张继、李烈钧、胡瑛、王传炯、温宗尧、陈锦涛、陈陶遗、莫永贞、褚辅成、松毓、杨增新、于右任、马君武、田桐、谭延闿、张培爵、沈秉堃、王善荃、姚锡光、赵炳麟、柏文蔚、孙毓筠、景耀月、虞汝钧、张琴、曾昭文、蒋翊武、陈明远一起被推举为参议。
1913年04月27日，发表名文《布告国民》，鼓吹武装反袁。此后去上海，加入了基督教圣公会，并发起组建全国基督教救国会。
1917年，南下广州，任孙中山广州军政府秘书长。
1919年，以观察员资格参加巴黎和会，回国后，被聘为天津《益世报》主编。
1921年，任孙中山政府最高法院院长。
1922年，任北京政府王宠惠“好人内阁”司法总长。
1923年，任岭南大学文学系主任，并创办了《评议日报》。
1923年，应冯玉祥之聘进京，任中俄庚款委员会主席，同李大钊成为战友。
1926年，随冯玉祥访问苏联，回国后，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兼广州国民政府司法部长。
1927年03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徐谦当选为中央常委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武汉政变发生后，徐谦受到汪蒋两派的排挤，被迫辞去一切职务，寓居香港，重开律师生涯。
抗日战争爆发时，他怀着一腔救国热情回到内地，任国防委员会委员。还曾任国民党北京分部主任、福建国民政府委员等职。
1940年09月26日病逝于香港。
徐谦一生为中国现代司法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竭心尽力，贡献颇大。

I. 想知道觉悟社跟哪些历史事件有关

如火如荼的爱国学生运动，使人们的思想发生着急遽的变化，一批先进青年由于共同的觉悟，共同的使命走到了一起，他们志同道合为着拯救处于危难之中的祖国而奋力拚博，历史忠实地记下了他们的光荣业绩。一九一九年九月二日，周恩来和郭隆真、张若茗、谌小岑等七人一起坐火车从北京返津。

这些凯旋的战士们，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经受了患难考验的战斗友谊和沸腾在他们心里的爱国热情，使他们兴奋不已，热烈地交谈着。以前，由于封建习俗的束缚，男女学生不能在同一个团体中活动，天津的爱国学生运动分成了以南开学校、高等工业学校等男校为主的“天津学生联合会”和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为主的“女界爱国同志会”两大团体。他们虽然也在斗争中彼此支持，但是由于封建观念的束缚，没有在一起联合行动过，更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形势的发展，使他们感到两大团体的联合已是势在必行。

在急驰的列车上，几位学生代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认真的酝酿和讨论。郭隆真提出，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应当紧密合作，成为天津爱国学生运动的核心。张若茗提出将两个团体合并起来。周恩来进一步主张：学习北京的经验，从两个团体中选出一些骨干分子，组成一个比学联等更严密的团体，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并出版一种刊物，成为引导社会的先锋。

周恩来的这个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

回到天津，周恩来就和两个组织的骨干分子进行筹备工作，他奔走于两个组织之间，和持有各种观点的同学交换意见，求同存异，统一思想。经过十多天的准备，建立一个新的团体的计划终于确定了。这个团体是一个最初由二十人组成的严密组织，定名为“觉悟社”，为了表示男女平等，男女会员各十人。他们中有周恩来、邓颖超、马骏、郭隆真、刘清扬、张若茗、李毅韬、谌志笃、谌小岑、潘世纶、李锡锦、关锡斌、李震瀛等，“觉悟社”成员中有在天安门前指挥请愿学生和反动当局进行斗争的学生领袖，有在爱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理论家、宣传家，有在与反动军警搏斗中流血负伤的中帼豪杰，实际上，觉悟社已经成为天津爱国学生运动的总指挥部。九月十六日，在草厂庵天津学联办公室召开了觉悟社成立大会，周恩来被推举为会议的主持人，并负责起草觉悟社宣言。会议决定出版一本不定期的小册子——《觉悟》，由周恩来担任主编。觉悟社作为一个崭新的团体，没有设置会长、秘书之类的职衔，组织上实行委员制，本着分工负责的精神，将内部工作分为数类，由全体社员分担。为了斗争的需要，社员的姓名对外不公开，而用抽签的办法，以号取名，用以作为通信的代号或发表文章的笔名。这便是周恩来“伍豪”（五号）、邓颖超“逸豪”（一号）笔名的由来。

周恩来为觉悟社起草了《觉悟的宣言》，阐述了觉悟社的宗旨和任务，其中写道：“‘觉悟’的声浪，在二十世纪新潮流中，澎渤得很厉害。我们中国自从去岁受欧战媾和的影响，一般稍具普通常识的人，也随着生了一种很深刻的觉悟：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有了这种‘觉悟’，遂酝酿成这次全国的‘学潮’，冲动了全国的学生界，人人全想向‘觉悟’方面走。”他还写道：觉悟社的目标是“本着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的精神，求适应于‘人’的生活——做学生方面的‘思想改造’事业。抽象的话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周恩来提出，发扬宗旨的办法有四种：一、取公同研究的态度，发表一切主张；二、对社会一切应用生活，取评论的态度；三、介绍社外人的言论——著作同讲演；四、灌输世界新思潮。在这篇宣言的最后，周恩来充满激情地写道：“我们的决心就是齐心努力向‘觉悟’道上走，同时也盼望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向‘觉悟’道上走。努力！奋斗！一步步的‘觉悟’，一步步的‘进化’。‘觉悟’无边无止，‘进化’无穷。”〔31〕觉悟社成立后的第一个活动，是请北京大学教授、五四时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到觉悟社讲话。那是九月二十一日，觉悟社成立后的第五天，李大钊来到觉悟社，和社员们亲切交谈。周恩来详细地介绍了觉悟社的情况，李大钊对觉悟社不分男女的组合和出版刊物的做法非常赞成。他建议大家好好阅读《新青年》和《少年中国》上的进步文章，分类研究各种学术问题。

李大钊和周恩来等谈了很久，才依依惜别。除李大钊外，觉悟社还请了许多专家学者来社演讲，其中有徐谦讲《救国问题》，包世杰讲《对于新潮流的感想》，周作入讲《日本新村的精神》，钱玄同讲《研究白话文学》，刘半农讲《白话诗》等。

觉悟社还召开各种问题的讨论会，题目先后有：学生的根本觉悟，家庭改造，共同生活，工读主义等。讨论的方法有全体会，分组会；有报告，有批评，也有“忏悔”（就是自我批评）。当时，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在中国还没有出版，只有《新青年》等刊物登载过一些介绍文章。觉悟社的社员虽然有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和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处于比较幼稚的启蒙时期，很少有人像周恩来那样在日本已接触到马克思主义。邓颖超后来生动地描述到这种情况，她说：“五四运动是思想解放运动。

一解放，就像大水奔流。那时的思想，受到长期禁铜，像小脚妇女把脚裹住，放开以后，不知怎么走路，有倒的，有歪的，也有跌跤的。那时是百家争鸣，各种思潮都有。”〔32〕“当时我们的思想还处于启蒙时期，就是说还不明确，不肯定，思想还在变动着，发展着。”〔33〕周恩来和他的战友们就是这样在众多的新思潮中艰难地寻找科学的真理。据有人回忆，由于周恩来敏锐的思想、深邃的观察力以及出色的组织才能，使觉悟社的讨论会总是风趣盎然，引起了社员们极大的研究兴趣。

由周恩来主编的《觉悟》杂志于一九二○年一月二十日出版第一期。这本杂志大三十二开，一百余页，将近十万字。第一期上发表了周恩来撰写的三篇文章和五首白话诗。其中《觉悟》一文实际上是该刊的发刊词，仅六百余字，但论述精辟，言简意赅。文中写道：人在世界上同一切生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能够“觉悟”，一切生物不能够“觉悟”。“觉悟”的起点，由于人能够知道自己。因着觉悟，遂能解决人生的人格、地位、趋向，向进化方面求种种适应于“人”的生活。周恩来认为，觉悟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进化过程，觉悟的人，必定是不满意现状，去另辟一条新道，接续不断的往前走，去求无穷的进化。

在《死人的享福》一诗中，周恩来用质朴的语言抒发了对劳动人民的热爱之情。全文如下：死人的享福（一九一九年十二月）西北风呼呼响，冬天到了。

出门雇辆人力车，车夫身上穿件棉袍，我身上也穿件棉袍。

我穿着嫌冷，他穿着却嫌累赘；脱下来放在我的脚上，我感谢他爱我，他谢谢我助他便他。

共同生活？活人的劳动！死人的享福！《觉悟》出刊后，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上海《新人》杂志评价道：“《觉悟》内讨论的问题全是长篇而有秩序，为现在各出版物中所未有”。《觉悟》第二期准备了四十余篇稿件，内容更加丰富，本拟二月二十日出版，但由于“一·二九”事件发生，周恩来被捕入狱，因而未能付印。

觉悟社的一系列活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注意，北京、上海等地的进步报刊称觉悟社是“天津的小明星”，“会员是天津学生界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他们抱定了时时觉悟、刻刻觉悟的决心，所以取名叫觉悟社。”一九二○年一月，觉悟社发动青年学生开展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和抵制日货的斗争，周恩来、郭隆真等遭反动当局逮捕，同年七月，周恩来等人出狱。在李大钊的指导和支持下，觉悟社一部分成员于八月间赴法国勤工俭学，觉悟社的主要成员以后大部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五四运动中，周恩来等人创建的觉悟社，以追求真理、不屈不挠的战斗姿态，冲锋陷阵在反帝爱国运动的急流中，它犹如一道闪电，刺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世界，给古老的中国带来希望之光，它的光辉业绩，已载入五四运动的史册。它的战斗精神，永远激励着中国青年奋勇前行，正如《觉悟社社员歌》所唱的那样：“世界潮流，汹涌澎湃，来到中华地，社会革命，阶级斗争，大家齐努力。二十几个同志，大家携手作先驱，奋斗、牺牲是精神，推翻恶势力！”

J. 徐谦是北京大学教授吗

北大多年前有个学生，叫这个名字。老师中，似乎没有这样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