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女学生被教授

『壹』 中国人民大学的李炳海事件事实的情况是怎样的真实度怎样

李炳海，1946年10月4日生，吉林省龙井市人，汉族。著名学者，古典文学专家。1970年毕版业于北京权大学中文系，1981年获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1986年获东北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78-2003，历任东北师范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中文系主任。2003年至今，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1年被国家教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称号。精通《〈周易〉释读》、《周礼研究》、《〈老子〉解读》等学科。在先秦两汉文学、道家文学、民族文学、古代词赋研究领域在国内居于领先位置，二十多年来出版学术专著近10部，发表学术论文近200篇。

『贰』 人大教授余虹的死因

[转帖]人大博导余虹自杀背后——曾在课堂称自杀是勇者行为
沉重的翅膀

在中国人大教授、博士生导师余虹跳楼自杀的消息传来后，本刊记者赶赴人大校园，试图解开这个悲剧背后的谜底。

撰稿／陈统奎(记者)

一时间，一篇题为“一个人的百年”的文章四海传诵，成为对生命礼赞的经典，因为它的作者以一种“非正常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跳楼自杀，更因为这位作者——余虹——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博导。时间定格在2007年12月5日13时，余虹在其居住的四季青桥世纪城小区10楼一跃而下，“在正午，一个尼采式的时间，他从高空坠落”。随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发布公告：“经公安部门现场勘察认定：排除他杀，高坠身亡。”

并非没有征兆

12月8日，当记者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资料楼(文科楼)，这里已经布置起纪念堂，121室，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会议室如今菊花灿放，黄的、白的，弟子亲友、他供职过的院校敬献的花篮、花圈摆满四周。一台笔记本电脑藏在一个花篮背后，放出缓缓的哀乐。墙上悬挂的是一张巨大的“生活照”，逝者背对大海、闲适而坚决地站立在天地之间，天很蓝，海很蓝。“天和海之间是我的余老师，这份现实和坚毅背后，今天我读出的是老师为人的态度，生的态度，死的态度。”一位弟子如是留言。

几天里，同事、友人、弟子陆续从全国各地赶来，站在这张大照片前凭吊，送花篮的人多得数不胜数，组织者只好通知大家不要再送花篮。这时，纪念堂里只有文辉从(化名)一个人，他哭得很伤心，不停地用手擦泪。“我是余老师在上海时带的第一个硕士生，后来又考进人大跟他读博士，非常震惊，不敢相信这个事实。”文辉从停顿片刻，继续说，“但又不是没有征兆，之前他两次叫我上博客读那篇《一个人的百年》。”文辉从现在认为，这是为师向得意弟子发送的信号，而他竟没有觉察出来。

9月13日，余虹亲自将这篇文章贴到自己的博客上，其中一段话被后来的纪念文章广为引用：“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

“假如我能及早觉察，余老师就不会……”30来岁的文辉从无比懊悔，无比悲痛。

无法公开的遗书

12月9日晚10点，记者在人大校园内的迦南美地咖啡屋等一个人。她是一名对余虹充满仰慕之情的中文系研究生，又因听过余虹的课，所以被同学推荐给记者采访。余虹的“非正常选择”打了俗世上的人们一个猝不及防，面对汹涌而来的媒体记者，人大文学院上下大都选择了沉默。她一开始也并不乐意接受采访，但后来主动约见记者，“可能我讲述的是别人无法提供的视角”，“让人不要执迷于一位‘博导自杀’的耸动的干瘪的新闻标题中，去胡乱臆测这里面的八卦故事”。她不愿意透露姓名。

她带着一个暖水瓶走进咖啡屋，这是一个个子小巧的南方姑娘。她说自己消息闭塞，一直到周五(12月7日)中午才听说，当时和同学在去食堂的路上，“同学跟我说余虹老师自杀了，我还没反应过来，就不知所云地重复了一句，余虹老师自杀了？他自杀了……你开玩笑吧”，她说自己实在没有时间和准备来消化这个“惊天”的大消息，思维一度短路，直到吃饭时，在同学肯定的目光下，她才“恐惧地意识到老师不在了”。而且同学还告诉她，余虹老师还留下了一封遗书，里面说他的死与任何人无关，是他自己的选择。

这封遗书是警察在逝者身上发现的。遗书是留给文学院院长杨慧林教授的。在遗书中，余虹将人大的经历称为“最有意义的几年”，他将全部藏书“捐给文学院”，而且在“祝福所有朋友”的同时，表示“如果有来世，愿一起工作”。杨慧林在发给余虹教授亲友们的信函中写道：“我院师生听到余虹教授离去的消息，都深感震惊和悲痛……读信至此，无不潸然。”杨慧林委婉地拒绝了记者的采访，并告知遗书不能对外公开，因为里面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存款、汽车和房产怎么处理。杨说，信是留给他本人交待如何处理后事的。院方对余虹的评价突出两点，“深厚的学术造诣及率性自真的人格魅力”。

“他的课逻辑性很强。”这个学期，余虹在课堂上抛出的一个问题一直铭刻在女研究生的心里，而且她一直想找机会请为师解答清楚，“他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况且尼采又宣布说上帝已死，人生没有信仰，只好寄托在艺术上，但艺术又是错误荒谬的，知识分子没事干了，怎么办？”这堂课后，余虹就因病缺课了几个星期，她也就一直没有机会向老师讨教这个问题。11月的一天上午，在资料楼遇见余虹，“看到一个背影，已经有一点弓，但还挺精神的”。她叫了一声，余虹转过身来，她于是追问：“您怎么没来给我们上课？”余答说，病了，很抱歉。

女研究生抓住机会请老师回答那个终极归宿问题：“您说现在人生没有信仰，‘上帝已死’，艺术又很脆弱，那么，哪里才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地？”不过，余好像有事，微笑地答复：“以后我们再探讨吧。”

请尊重逝者的选择

再后来，余虹还给他们班上过2次课，最后一次是11月20日，周一。不过，当时余虹已经不能站在讲台上授课了，他出了几个问题，然后坐在下面，请学生上去讲，最后再进行点评，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结束“最后一堂课”。“看起来精神状态还好，老师生病了，需要休息。”她说，老师这样授课同学们蛮理解的。一周之后，学生们被告知，余虹病重了，课上不了了。再一周，课依然没上，紧接着2天后，自杀消息传来，文学院上下震惊。“难道只有一死才能成全美吗？您用自己的生命践履又一次给了我们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答案吗，又证明了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几天以来，这位女研究生心情一直非常沉闷、痛苦，余虹似乎用生命来回答了那个终极归宿问题，她不能接受这个答案，“您学识渊博，历经忧患，看透世事，应该有心理承受能力和调节能力的啊？！”

在院方发给余虹教授亲友的函件里，抬头便写道：2007年9月以来，我院余虹教授深受失眠之痛，逐渐难以进食，虽尽全力而未见改善。接着引述逝者的话说：生命本身是脆弱的，比生命更为坚强的是生命的意志；而生命的意志之所以坚强，有时正在于它可以主动放弃脆弱的生命。院方“希望社会各界尊重逝者的选择”。

事实上，消息传出，人们便纷纷猜测逝者做出这个选择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其实就连其最亲近的弟子和亲友都只能猜测，媒体报道出各种版本，有的说死于抑郁症，有的说死于对终极归宿的哲学思考。余虹的不少学生更相信为师是“选择死亡来对人生终极意义做出回答”，“又一次证明了死亡之美”，暴露了当代知识分子对极致人格的追求过程价值空虚的危险。

生死转念须臾之间

“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人们必须经历并承受世界之深渊。但为此就必须有入于深渊的人们。”这是余虹生前最喜欢的一句话，由海德格尔写在《诗人何为》中。有位西南交通大学的研究生回忆，今年6月，余虹赴蓉授课，谈到了生与死的思考，“他给我们谈到人大那些硕士、博士的自杀，谈到马加爵，赵承熙，谈到中西不同的爱和宽容，谈到宗教。他说，自杀是勇者的行为，是作为‘人’的自己的行为，你的生命属于你，你可以独立自决，而不要盲目地将自己委托给他者。人死的方式是不同于动物的，自杀让他们回到‘自己’并守护自己的自由，成为‘真正的自己’”。听得这位研究生一时震惊，他当时还给朋友发短信说：“人大的余虹老师正在给我们谈自杀。”岂料半年之后，传来的消息更令他震惊。

余虹学生回忆说，周一，即事发2天前，几位弟子去看望老师，“他的精神还很好”，于是感慨“生死的转念只是天地上须臾之间的事情”。不过，这位学生也透露，事后文学院院长杨慧林曾对学生表示：余老师既不喝酒，又不骂人，心中自然有很多积绪出不来，长期的深度抑郁。对此，杨告诉学生，他并不感到意外，“只是觉得来得太早太突然了”。

余虹有两度不成功的婚姻。其中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1990年代中期，余虹在暨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那时他的前妻割腕自杀，他于是赶回四川在抢救过来的老婆床前伺候了半个月。这段个人生活在当时的暨大中文系被得沸沸扬扬，余虹的“有情有义”还为他博得不少女孩的注视。其后，余虹再婚，然后又离异，如今前妻在一所大学教书，儿子又留学美国，而余虹的父亲早年去世，其母已年届70岁，目前居住在成都，他便一个人在北京生活工作。学生们感叹说，老师的心灵台阶几乎没有人打扫，它太需要呵护了。余虹的一位生前好友便对记者说：“他是死于绝望，对自己的绝望，心灵的绝望。”

完美主义者的悲剧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人，展现在学生和亲友面前的总是微笑和热情。“余虹教授最吸引您的地方在哪里？”记者询问余虹生前好友、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教授陶东风。陶答：“开朗、乐意帮助朋友，是一个非常纯净的人，有人格魅力。”

用陶东风的话来说，余虹没有按照完美主义的原则来要求他人，但是他却用完美主义原则要求自己。对于余虹的死因，陶这样分析：这个世界、这个俗世以及 沉重的翅膀

在中国人大教授、博士生导师余虹跳楼自杀的消息传来后，本刊记者赶赴人大校园，试图解开这个悲剧背后的谜底。

撰稿／陈统奎(记者)

一时间，一篇题为“一个人的百年”的文章四海传诵，成为对生命礼赞的经典，因为它的作者以一种“非正常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跳楼自杀，更因为这位作者——余虹——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博导。时间定格在2007年12月5日13时，余虹在其居住的四季青桥世纪城小区10楼一跃而下，“在正午，一个尼采式的时间，他从高空坠落”。随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发布公告：“经公安部门现场勘察认定：排除他杀，高坠身亡。”

并非没有征兆

12月8日，当记者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资料楼(文科楼)，这里已经布置起纪念堂，121室，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会议室如今菊花灿放，黄的、白的，弟子亲友、他供职过的院校敬献的花篮、花圈摆满四周。一台笔记本电脑藏在一个花篮背后，放出缓缓的哀乐。墙上悬挂的是一张巨大的“生活照”，逝者背对大海、闲适而坚决地站立在天地之间，天很蓝，海很蓝。“天和海之间是我的余老师，这份现实和坚毅背后，今天我读出的是老师为人的态度，生的态度，死的态度。”一位弟子如是留言。

几天里，同事、友人、弟子陆续从全国各地赶来，站在这张大照片前凭吊，送花篮的人多得数不胜数，组织者只好通知大家不要再送花篮。这时，纪念堂里只有文辉从(化名)一个人，他哭得很伤心，不停地用手擦泪。“我是余老师在上海时带的第一个硕士生，后来又考进人大跟他读博士，非常震惊，不敢相信这个事实。”文辉从停顿片刻，继续说，“但又不是没有征兆，之前他两次叫我上博客读那篇《一个人的百年》。”文辉从现在认为，这是为师向得意弟子发送的信号，而他竟没有觉察出来。

9月13日，余虹亲自将这篇文章贴到自己的博客上，其中一段话被后来的纪念文章广为引用：“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

“假如我能及早觉察，余老师就不会……”30来岁的文辉从无比懊悔，无比悲痛。

无法公开的遗书

12月9日晚10点，记者在人大校园内的迦南美地咖啡屋等一个人。她是一名对余虹充满仰慕之情的中文系研究生，又因听过余虹的课，所以被同学推荐给记者采访。余虹的“非正常选择”打了俗世上的人们一个猝不及防，面对汹涌而来的媒体记者，人大文学院上下大都选择了沉默。她一开始也并不乐意接受采访，但后来主动约见记者，“可能我讲述的是别人无法提供的视角”，“让人不要执迷于一位‘博导自杀’的耸动的干瘪的新闻标题中，去胡乱臆测这里面的八卦故事”。她不愿意透露姓名。

她带着一个暖水瓶走进咖啡屋，这是一个个子小巧的南方姑娘。她说自己消息闭塞，一直到周五(12月7日)中午才听说，当时和同学在去食堂的路上，“同学跟我说余虹老师自杀了，我还没反应过来，就不知所云地重复了一句，余虹老师自杀了？他自杀了……你开玩笑吧”，她说自己实在没有时间和准备来消化这个“惊天”的大消息，思维一度短路，直到吃饭时，在同学肯定的目光下，她才“恐惧地意识到老师不在了”。而且同学还告诉她，余虹老师还留下了一封遗书，里面说他的死与任何人无关，是他自己的选择。

这封遗书是警察在逝者身上发现的。遗书是留给文学院院长杨慧林教授的。在遗书中，余虹将人大的经历称为“最有意义的几年”，他将全部藏书“捐给文学院”，而且在“祝福所有朋友”的同时，表示“如果有来世，愿一起工作”。杨慧林在发给余虹教授亲友们的信函中写道：“我院师生听到余虹教授离去的消息，都深感震惊和悲痛……读信至此，无不潸然。”杨慧林委婉地拒绝了记者的采访，并告知遗书不能对外公开，因为里面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存款、汽车和房产怎么处理。杨说，信是留给他本人交待如何处理后事的。院方对余虹的评价突出两点，“深厚的学术造诣及率性自真的人格魅力”。

“他的课逻辑性很强。”这个学期，余虹在课堂上抛出的一个问题一直铭刻在女研究生的心里，而且她一直想找机会请为师解答清楚，“他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况且尼采又宣布说上帝已死，人生没有信仰，只好寄托在艺术上，但艺术又是错误荒谬的，知识分子没事干了，怎么办？”这堂课后，余虹就因病缺课了几个星期，她也就一直没有机会向老师讨教这个问题。11月的一天上午，在资料楼遇见余虹，“看到一个背影，已经有一点弓，但还挺精神的”。她叫了一声，余虹转过身来，她于是追问：“您怎么没来给我们上课？”余答说，病了，很抱歉。

女研究生抓住机会请老师回答那个终极归宿问题：“您说现在人生没有信仰，‘上帝已死’，艺术又很脆弱，那么，哪里才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地？”不过，余好像有事，微笑地答复：“以后我们再探讨吧。”

请尊重逝者的选择

再后来，余虹还给他们班上过2次课，最后一次是11月20日，周一。不过，当时余虹已经不能站在讲台上授课了，他出了几个问题，然后坐在下面，请学生上去讲，最后再进行点评，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结束“最后一堂课”。“看起来精神状态还好，老师生病了，需要休息。”她说，老师这样授课同学们蛮理解的。一周之后，学生们被告知，余虹病重了，课上不了了。再一周，课依然没上，紧接着2天后，自杀消息传来，文学院上下震惊。“难道只有一死才能成全美吗？您用自己的生命践履又一次给了我们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答案吗，又证明了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几天以来，这位女研究生心情一直非常沉闷、痛苦，余虹似乎用生命来回答了那个终极归宿问题，她不能接受这个答案，“您学识渊博，历经忧患，看透世事，应该有心理承受能力和调节能力的啊？！”

在院方发给余虹教授亲友的函件里，抬头便写道：2007年9月以来，我院余虹教授深受失眠之痛，逐渐难以进食，虽尽全力而未见改善。接着引述逝者的话说：生命本身是脆弱的，比生命更为坚强的是生命的意志；而生命的意志之所以坚强，有时正在于它可以主动放弃脆弱的生命。院方“希望社会各界尊重逝者的选择”。

事实上，消息传出，人们便纷纷猜测逝者做出这个选择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其实就连其最亲近的弟子和亲友都只能猜测，媒体报道出各种版本，有的说死于抑郁症，有的说死于对终极归宿的哲学思考。余虹的不少学生更相信为师是“选择死亡来对人生终极意义做出回答”，“又一次证明了死亡之美”，暴露了当代知识分子对极致人格的追求过程价值空虚的危险。

生死转念须臾之间

“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人们必须经历并承受世界之深渊。但为此就必须有入于深渊的人们。”这是余虹生前最喜欢的一句话，由海德格尔写在《诗人何为》中。有位西南交通大学的研究生回忆，今年6月，余虹赴蓉授课，谈到了生与死的思考，“他给我们谈到人大那些硕士、博士的自杀，谈到马加爵，赵承熙，谈到中西不同的爱和宽容，谈到宗教。他说，自杀是勇者的行为，是作为‘人’的自己的行为，你的生命属于你，你可以独立自决，而不要盲目地将自己委托给他者。人死的方式是不同于动物的，自杀让他们回到‘自己’并守护自己的自由，成为‘真正的自己’”。听得这位研究生一时震惊，他当时还给朋友发短信说：“人大的余虹老师正在给我们谈自杀。”岂料半年之后，传来的消息更令他震惊。

余虹学生回忆说，周一，即事发2天前，几位弟子去看望老师，“他的精神还很好”，于是感慨“生死的转念只是天地上须臾之间的事情”。不过，这位学生也透露，事后文学院院长杨慧林曾对学生表示：余老师既不喝酒，又不骂人，心中自然有很多积绪出不来，长期的深度抑郁。对此，杨告诉学生，他并不感到意外，“只是觉得来得太早太突然了”。

余虹有两度不成功的婚姻。其中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1990年代中期，余虹在暨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那时他的前妻割腕自杀，他于是赶回四川在抢救过来的老婆床前伺候了半个月。这段个人生活在当时的暨大中文系被得沸沸扬扬，余虹的“有情有义”还为他博得不少女孩的注视。其后，余虹再婚，然后又离异，如今前妻在一所大学教书，儿子又留学美国，而余虹的父亲早年去世，其母已年届70岁，目前居住在成都，他便一个人在北京生活工作。学生们感叹说，老师的心灵台阶几乎没有人打扫，它太需要呵护了。余虹的一位生前好友便对记者说：“他是死于绝望，对自己的绝望，心灵的绝望。”

完美主义者的悲剧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人，展现在学生和亲友面前的总是微笑和热情。“余虹教授最吸引您的地方在哪里？”记者询问余虹生前好友、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教授陶东风。陶答：“开朗、乐意帮助朋友，是一个非常纯净的人，有人格魅力。”

用陶东风的话来说，余虹没有按照完美主义的原则来要求他人，但是他却用完美主义原则要求自己。对于余虹的死因，陶这样分析：这个世界、这个俗世以及我们自己，本质上不可能完美。彻底“战胜”(实际上是回避)这种不完美的唯一手段就是离开它的寄生地，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我想这或许是余虹选择离开世界、抛弃生命(因为任何生命都不可能不附隶于有瑕疵的物质世界和身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种选择绝非他的初衷。他曾经苦苦挣扎，但最后绝望了，只好离开这个世界，去天国实现他的唯美主义理想。

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陶东风表示余虹的离世对他打击很大，很多细节都来不及回忆，不过有一件事不需经回忆就跳跃出来。几年前，陶东风买房子搞装修，搞美学的余虹尽其力参与设计，结果“他对于细节的这种苛求常常让我这个房主不胜其烦”。当然，陶东风也还记得今年3月间，余虹在参加自己的学生的博士论文开题时，大谈“唯美主义”是一种“致命的美”，“难以抵抗的美”，“他说得那么激动、那么投入、那么专注，令在场的所有人倾倒。我想，也许余虹就是为了这‘致命的美’而生、而死。”

“许多学者自杀是因为那个动荡与压抑的时代，许多诗人自杀与思想的无法表达与现实物质生活的不尽如人意多少有着关联。但是一个学者、一个国内多所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重点学科文艺学带头人，有着我们这样世俗社会所梦寐以求的光环与文化资本符号的学者，在今天意外的个体事件，不得不使我们对我们所生活的校园语境重新作出自我反思。我宁可相信余先生生前的自我行为与整个时代无关，与我们的命运无关，与我们所在的大学体制无关。”

正如陶东风所言，唯美主义者太累了。余虹的翅膀太沉重，他飞向了大地。
我们自己，本质上不可能完美。彻底“战胜”(实际上是回避)这种不完美的唯一手段就是离开它的寄生地，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我想这或许是余虹选择离开世界、抛弃生命(因为任何生命都不可能不附隶于有瑕疵的物质世界和身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种选择绝非他的初衷。他曾经苦苦挣扎，但最后绝望了，只好离开这个世界，去天国实现他的唯美主义理想。

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陶东风表示余虹的离世对他打击很大，很多细节都来不及回忆，不过有一件事不需经回忆就跳跃出来。几年前，陶东风买房子搞装修，搞美学的余虹尽其力参与设计，结果“他对于细节的这种苛求常常让我这个房主不胜其烦”。当然，陶东风也还记得今年3月间，余虹在参加自己的学生的博士论文开题时，大谈“唯美主义”是一种“致命的美”，“难以抵抗的美”，“他说得那么激动、那么投入、那么专注，令在场的所有人倾倒。我想，也许余虹就是为了这‘致命的美’而生、而死。”

“许多学者自杀是因为那个动荡与压抑的时代，许多诗人自杀与思想的无法表达与现实物质生活的不尽如人意多少有着关联。但是一个学者、一个国内多所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重点学科文艺学带头人，有着我们这样世俗社会所梦寐以求的光环与文化资本符号的学者，在今天意外的个体事件，不得不使我们对我们所生活的校园语境重新作出自我反思。我宁可相信余先生生前的自我行为与整个时代无关，与我们的命运无关，与我们所在的大学体制无关。”

正如陶东风所言，唯美主义者太累了。余虹的翅膀太沉重，他飞向了大地。

『叁』 孩子因为一点小事就闹自杀专家：心理弹性教育是关键

2019年09月01日，一名16岁的女生从15楼跳了下去。

这是发生在重庆市鲁能巴蜀中学的一个新闻事件，女学生何某因开学当天手机被老师没收，与母亲发生争吵，她一时冲动，从15楼上跳了下去。

然而，这样近似“戏谑”的新闻事件，近几年来却并不是个例。

16岁女孩因为作业没有做完，被家长指责后跳楼轻生；

9岁男孩撞坏学校玻璃不敢告诉父母，留下一封遗书跳楼自杀

13岁男孩作业没完成作业，在家里的浴室用毛巾上吊自杀

......

你可能会觉得，就这样一件小事，也值得自杀吗？但其实，这只是他们对这个世界还残存的最后一点希望。

没有人生来就是想自杀的，自杀是个非本真的行为。

畅销书作家蒋方舟在《圆桌派》中自爆，自己小时候也想过跳楼。

有自杀倾向的青少年，大部分都从未在原生家庭中感受过爱。

“即使全世界都不爱我，我只希望你可以抱抱我。” 这是他们留给父母最后的心声。

也许杀死他们的从来不是那些所谓的压力，而是内心随时被爱遗弃的恐惧和绝望。

综艺《我们长大了》中，翟潇闻分享了一个他成长中的小故事。

小学的时候，一次 体育 课，全班同学都在操场上体活。

他感觉到有些渴，就一个人回到教室里喝水。

但偏偏在下课后，有人告诉老师自己的钱丢了。

当时只有他一个人中途回过教室。

所有人都向他投去怀疑的目光，他的脸“唰”地一下就红了。

毫无意外，老师叫了家长。

见面以后，父亲问他：“是不是你拿的？”

他几乎绝望地说道：“不是。”

“爸爸相信你，你说不是你拿的，那就一定不是你，不用担心，剩下的事交给爸爸处理。”

短短几句话，寥寥数字，却温暖了一颗孩子的心。

面对所有人的质疑，父母的理解和信任才能赋予孩子直面问题的力量与勇气。

就像宫崎骏在电影里说过的：“被一个人深深爱着将给你力量，深深爱着一个人将给你勇气。”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儿童的思维方式和成人是完全不同的。

很多成年人口中的玩笑，孩子们往往信以为真。

蒋方舟说过，她在成年后一直不敢承认自己发育了，是因为小时候妈妈的一句玩笑。

一些在大人看来不值一提的小事， 在孩子们的眼里，可能比天还大，甚至会成为压垮他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

电视剧《茉莉的最后一天》里，16岁的林茉莉跳楼自杀时在天台上自言自语道：“反正也没人爱我，可悲又没人爱的茉莉，再见！”

在世的短短十六年里，她无时无刻不在渴求妈妈的关注和理解，但直到死的那天，都没有如愿以偿。

她考得不好，妈妈就只会埋怨茉莉：“哭？你还好意思哭？”

她拼命学习，换来的却只有妈妈的否定和打击：“要不是我逼你，你以为你可以考第一名啊？别太得意，小心下次就掉下去”。

她似乎永远都无法满足妈妈的要求。

从小到大，一次又一次地鼓足勇气，一次又一次地失望和打击，终于击垮了她的意志，纵身一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而她的妈妈唯有终日以泪洗面，后悔不已。她的妈妈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她这么努力，只是想换得妈妈的一句关心和肯定而已。

对孩子少一分指责，多一分理解，站在孩子的角度看问题，一切亲子问题似乎都会迎刃而解。

青少年正处于快速的生理成长期，体内的激素快速变化，情绪波动也十分剧烈。

在遭遇压力和挫折时，可能会将负面情绪不断放大，甚至以不计后果的方式解决问题。

《青少年自杀现象调查报告》中指出：

每5个青少年中就有一个人有过自杀的念头，占样本总数的20.5%。

相当于平均每40秒钟就有一人由于不堪生活中遭遇的困难、压力或是疾患而结束自己的生命，其根源都与心理弹性有关。

"心理弹性"是心理学上的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心理承受能力，它是指一个人适应压力和逆境的能力。

一个心理弹性好的人，在遇到挫折和压力时，会懂得如何调适自己的负面情绪，使自己的身心状态快速恢复平衡；

而对于一个缺乏心理弹性的人来说，外界的一点点压力就有可能使他从此一蹶不振，甚至选择自残或者自杀。

那么，究竟该如何提高孩子的心理弹性呢？

首先，可以在孩子小时候进行一些脱敏训练。

中国人民大学李玫瑾教授指出：人的心理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进程。想要让孩子长大了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想不开，你就必须在他小的时候进行一些“脱敏“训练。

所谓脱敏，是指要让孩子在早年的时候，慢慢去适应一些不好的东西。

其次，父母的 情感 关注和理解，也会增强孩子的心理弹性。

心理学相关研究表明，成长在较少受到 情感 关注家庭环境中的人，因为知道自己伤心，哭泣或生气都不会得到关注，逐渐地学着忽视自己的情绪，习惯性地压抑情绪，最后导致悲剧的发生。

在孩子遇到挫折和压力，一时接受不了，产生负面情绪是很正常的事情。而这时候家长需要做的，是帮助孩子从负面情绪中恢复，重新面对压力。

美国著名心理治疗大师M·斯科特·派克说：“父母的爱决定了家庭教育质量的优劣，充满爱的教育带来幸运，缺乏爱的教育只能导致不幸。”

对孩子而言，父母是最亲近的人，当他们在外面受了委屈，最想要的不过是父母的一个拥抱，一句简单的安慰罢了。

在原生家庭中感受到爱的孩子，他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父母都是自己坚强的后盾，可以依赖、倾诉以及百分百的信任。而那些从未在家庭中感受过爱的孩子，遇到一点点小事，就会想要走入绝境。

- THE END -

· 作者：壹点灵主创团

· 壹点灵，关注个人心理成长，陪你成为更好的自己

『肆』 90后女博士挂职任副县长何以引发热议

日前，西安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官方微信“西安发布”发表《选调生谈大西安建设》系列文章之《郑睿臻：打造大西安建设的“品牌增长极”》。文章显示，出生于1990年12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经济学专业博士生郑睿臻，被分配至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挂任副县长。

诚然，根据网络舆论的特点，“90后女博士挂职副县长”的新闻会在不久之后，被新的热点所淹没，但是此事却让民众对于90后、对于女博士、对于青年才俊从政有了新的认识，有利于打破民众固有的偏见，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因此，笔者倒是期待，民众对“90后女博士挂职副县长”的议论来得更猛烈些。

其实想要改变他人看法，最好是实际行动去证明了。

『伍』 不比吃和穿要比就比学习是谁的家训

如何看待父母“你不要比吃，不要比穿，就比学习”的想法？
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问题“有点耳熟”？对啊，这就是大多数父母经常对孩子说的话。
方方的父母都是农民，家里有三个孩子，姐姐、哥哥和她。家里的温饱就靠几亩薄田，为数不多的经济收入，是爸爸农闲时在工地打零工挣的。
方方成绩还可以，高中考到了县一中。每次周末从家去学校时，父母对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和别人比吃比穿，就比学习！”
其实这个父母不说方方也知道，自己家庭情况不好，吃的是从家里带的馒头咸菜，穿的是姐姐穿过的衣服。同学有时讨论什么穿着、明星，她都插不上嘴；别人休息时间去买零食吃，她也从不参与。
她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来学习，因为她觉得只有这件事，她才有资格和别人比，也只有这样，才能掩饰她的自卑。

一样的道理，换个说法效果可能会完全不同
虽然我们说贫穷也是一种财富，但对大多数人，尤其是处于敏感年龄的青少年，就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无力和自卑。
家境的贫寒，孩子心里比谁都清楚，家长真的没有必要再强调了。一样的道理，换个说法效果可能会完全不同。
“方方，虽然我们的经济条件没有别人家好，但你学习却比很多人好，我们真的很为你骄傲！”
或许就是这样一句简简单单的话，会让孩子觉得吃得一般，穿得不好，都没有很大关系，也会让她没有那么自卑。
可能还有一种情况：家里条件挺好的，父母为了不让孩子从小太注重吃穿，也会跟孩子说这样的话。
其实我觉得一点儿都没有这个必要，有条件为什么不让孩子吃好穿好一点，努力奋斗是为了什么。

“比吃比穿”是攀比，“比学习”就不是了吗？
很多中国父母，总喜欢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家的进行比较：
“你怎么这么懒，你看人家小强都每天做三套题！”
“你怎么这么笨，你看人家小苏每次都考年级前三！”
“你怎么这么没本事，你看人家丽丽都考上公务员了！”
“你啥时找女朋友，人家童童妈都抱孙子了！”
…
“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跟别人比年龄，一大把比你小的；跟别人比身高，感觉街上自己最矮；跟别人比有钱，总有人比你有钱。
而且每个人的很多东西从生下来就不一样，比如容貌、家境、智商等，很多时候你用一辈子的时间，都追不上人家的十分之一。
所以，和别人比，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那怎么办，就不比了吗？不比人生不是少了很多乐趣吗？
比啊，和自己比啊！今天的自己和昨天的自己比，这一次的成绩和上一次的比，看有没有进步，这样比才有意义啊！
做父母的，也要学会教育孩子和自己比赛。也要学会看到孩子的进步和优点，并给予及时的表扬和肯定。
这样的父母教育出来的孩子，一定是自信、乐观的人。而这些品质的形成，会让孩子受益一生。

最后，来看看网友都是怎么看这件事的吧。
@温酒：你和马云除了比谁数学成绩好，还能比什么？要不比谁帅，那或许还有一线希望的。比比比，整天就知道比，你不先想想什么东西有机会和别人去比的吗？你爹妈教你的是比学习吗？是比你还有希望赢的东西。
@赵浪：难道没人注意到真正的问题是思维陷阱吗？根本问题不在于比什么，而是不应该去比。比学习就对么?死命学习也学不过别人怎么办?学习很好工作却不如学习差的人怎么办?自己努力一辈子，发现自己的终点还不如别人的起点怎么办？攀比之心一起，妄念就生。他人就是地狱，从此迷失自我。教育的真正目的，是让人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自己。认识之后找到自己，思考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选择适合自己和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

『陆』 国内各个高校，有哪些臭名昭著的教授或讲师

每个学校，就像社会任何组织机构一样。包括北大清华都有教师败类。

『柒』 最近北大教授阎步克躺着中枪的两件事，是指哪二件

阎步克教授被牵涉的两起公共事件分别为：

1、人大历史系教授孙家洲与新招硕士生郝相赫断绝师生关系，起因是郝相赫在朋友圈“无端嘲讽”阎步克与韩树峰。

2015年9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家洲发布公开信，申明要断绝与新招硕士生的师生关系，该学生随后做出回应。

公开信是通过微信公号“点墨轩艺术空间”发布的，题为《中国人民大学孙家洲教授为断绝本人与新招硕士生郝相赫的师生关系告学界朋友与弟子的公开信》，随后散布于微博等社交传媒。

2、复旦出轨门的男主角徐冲毕业于北大历史系，正是师从阎步克。

2015年9月，复旦大学历史系“小三门”事件引起舆论热议，而随着当事人之一、历史系副教授徐某一份长达13页、与其妻此前控诉书针锋相对的《情况说明》热传网络，使事件变得扑朔迷离。

复旦大学知情人士透露，校方已对当事双方进行调解；针对控诉书中反映的徐某访学非为学术而是出于私人目的等问题，校方已展开调查。

复旦大学小三门事件事件经过

2015年教师节当天，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徐某，得到了一份别样的“礼物”，他的妻子盛女士把一份近8000字的控诉书，发到了网络上。

盛女士控诉自己的老公徐某厌弃相处10年的妻子，婚内出轨，与同系的单身女教师钱某搞婚外情；并采取分居、要求妻儿搬离校方提供的宿舍等方式，试图达到离婚的目的。

文中，盛女士还抖出老公在淘宝上为钱女士订购鲜花、两人成双成对在一些场合出入以及二人同时通过复旦校方申请了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公费2015-2016年度日本东京市的访学项目，“并非为了学术，实际是为了达到二人避开舆论，在国外同居同处的私人目的，计划在已婚的情况下，与第三者在国外同居，严重损害了国家基金评选的初衷！”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复旦大学小三门事件

以上内容参考：闽南网-揭秘复旦历史系"小三门"事件始末：三人皆为留洋高知

以上内容参考：凤凰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发公开信与弟子断绝师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