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傅吉祥教授
A. 复旦大学数学系研究生和浙江大学数学系研究生哪个好一些
中国数学界通常认为有三大派系，北大派，复旦派，中科院派。但中科院实力比前二差很多。中国数学界前三，北大复旦南开。都各自有一个数学研究中心。其中南开的叫国际数学中心。北大的叫北京数学中心。复旦的叫上海数学中心。后两个一年内就会建立，目前在筹建。三个地位基本上是平级的，国家级的。
这两个比较还是复旦大学数学系略胜一筹
一、复旦大学数学系
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师资力量雄厚，图书资料齐全，在国内外享有盛名，是“国家教委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在以苏步青教授、陈建功教授为代表的老一辈数学家的带领下，经过数学学院全体教职员工六十余年的共同努力，复旦大学数学学科已发展成为一个在国际上有相当影响，在国内有显著地位的数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
2005年1月，复旦大学成立数学科学学院，设有数学系、应用数学系、金融数学与控制科学系、信息与计算科学系、概率统计与精算系和数学研究所。
复旦大学数学学科是全国最早具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规定的数学学科全部博士点的学科单位，涵盖了全部五个二级学科：基础数学、应用数学、运筹学与控制论、计算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基础数学、应用数学、运筹学与控制论是首批国家重点学科，2007年，数学学科成为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在2002年、2007年、2012年的全国一级学科整体水平评估中综合排名均名列第二。从学术界通用的ESI指标，复旦数学属于前1%学科。
复旦大学数学学科1993年被国家教委批准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基地，在1999年和2004年的两次评估中被评为优秀基地。数学学科在全国最早设立博士后流动站，2005年和2010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后流动站。2009年，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先
进集体。
复旦大学数学学科坚持把科研工作（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研究）作为学科建设的重点，在基础数学的若干重要前沿领域取得国际领先的成果，在应用基础和应用开发方面也有重要突破。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奖10项，其中二等奖4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省部级
一等奖22项。谷超豪院士2009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学院先后有3名教授应邀在四年一度的国际数学界大会上作45分钟学术报告，分别是洪家兴院士（2002年）、陈恕行院士（2010年）、傅吉祥教授（2010年）。
研究生教育
复旦大学数学学科是由老一辈数学家苏步青、陈建功等创立的，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发展成为一个在国际上有相当影响、在国内有显著地位的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复旦大学数学类研究生培养是复旦数学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复旦数学学科所包括的数学类全部5个二级学科均招收并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这5个二级学科
及相应的研究方向是：
1、基础数学（微分几何、数学物理、偏微分方程、泛函分析、代数学、代数几何、复分析、动力系统、拓扑学、调和分析、数论等）；
2、应用数学（应用偏微分方程、计算几何与散乱数据拟合、工业应用数学、神经网络的数学方法、非线性科学、复杂性与计算系统生物学、精算学等）；
3、运筹学与控制论（随机控制与金融数学、分布参数控制、运筹学等）；
4、计算数学（数学物理反问题及其数值解、数值代数、科学计算、运筹与优化计算等）；
5、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随机分析、随机过程及其应用、随机动力系统、数理统计等）。
数学系
数学系主要由从事基础数学教学和科研的教师组成，隶属于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数学系拥有一支完整的教学、科研梯队，有一批在国内外学术界有广泛影响的学科
带头人，比如中科院院士胡和生、李大潜、洪家兴等教授。现有教师40人，其中教授27人。主要研究方向有：微分几何、数学物理、偏微分方程、泛函分析、代数学、代数几何、函数论、调和分析、动力系统、拓扑学、数论等。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基础数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优势， 并多年来一直为全国重点学科。我们热忱欢迎有志于从事基础数学教学和科研的学者加盟数学系的建设。
数学研究所
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于1956年开始筹建，成立时批准部门是中国科学院。其经过如下：1956年，苏步青教授和陈建功教授受中国科学院委托，开始筹建上海数学研究室。1957年6月在复旦大学正式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上海数学研究室。1958年12月，经中国科学院批准，正式成立中国科学院上海数学研究所，下设几何与函数论两个研究室。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苏步青教授任所长。1960年，中国科学院上海数学研究所划归复旦大学，更名为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设有微分几何、函数论与泛函分析、微分方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四个研究室，曾经与复旦大学数学系一起在各种杂志上发表论文四百多篇。
二、浙江大学数学系
浙江大学数学系有悠久而辉煌的历史，于1928年成立。特别是1929年以后，我国著名数学家陈建功教授和苏步青教授先后来浙江大学数学系工作，形成了知名的“陈苏学派”。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陈建功、苏步青等一批数学系骨干力量调至复旦大学，主体力量进入浙江师范学院，浙江大学数学系撤销，仅留下高等数学教研室；
1998年，浙江大学四校合并，成立新浙江大学数学系。
浙江大学高等数学研究所是浙江省从事数学与应用数学的理论研究和基础应用研究的主要基地之一，力量雄厚，资源丰富，其历史可追溯到1941年已故陈建功教授和苏步青教授创立的浙江大学数学研究所，并形成了知名的“陈苏学派”。
本所现有长江特聘（与讲座）教授3位，教授21位（其中博士生导师18位），年轻博士20多位。外聘教授林芳华、励建书、汪徐家先后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邀请报告。本所现设有博士后流动站、博士点、硕士点。承担着国家“973”基础研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浙江省的许多科研项目，同时承担着国家“十五”“211 工程”重点建设学科的建设。
主要研究方向：
1. 几何分析与非线性偏微分方程
2. 整体微分几何与数学物理
3. 调和分析及其在偏微分方程中的应用
4. 自守型与表示论、Hopf代数、量子群及其应用
5. 复分析与复动力系统及其相关领域
6. 非线性泛函分析、算子理论及其应用
7. 小波分析
B. 在复旦大学就读传播学博士是怎样的体验
作者：德川咪咪
链接：https://www.hu.com/question/24341214/answer/40336364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
由此可见，大学不是静止的、孤立的象牙塔，它是一个有机的、变化的存在。
正因为此，时代或个体的差异，常使“大学就读体验”成为一个开放性问题。然而，在那些庞杂、模糊、千变万化的个人体验中，我们依然能够找到一些共性，这些共性经过积淀、总结、升华，最终成为了一所大学的内在气质。正如当我们谈论复旦时，首先会想到“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它几乎成为母校的“非官方校训”或“精神图腾”。
一所大学的内在气质是怎样形成的？当我还在复旦读书的时候，就常常思考这样一个有趣的命题。如今，至少有一点能够确定，复旦之所以成为现在的复旦，校方的努力和推动是重要的一环——在这里，“校方”并非是高高在上的、与复旦师生对立的概念，事实上，为复旦设定制度章程的那些人，原本就是这里的学生。我诚惶诚恐地敲下这篇答案，既是为了感激母校的培养，也希望它能为正在、或即将进入复旦学习的学弟学妹们，提供一个可资参考的视角。草长莺飞几度，但有些东西仍会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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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底，父亲送我去复旦报名的第一天，我们拿到了一样对他来说颇为新鲜的事物——选课书。此后4年共8个学期，我每学期都会收到一本选课书，可选课程越来越多，选课书也越来越厚。每学期末，我总要花上几天时间，仔细筛选、比对几千门课程，从中挑选出自己感兴趣的，输入选课系统并等待结果。
然而，1979年，当我父亲考入复旦时，并没有“选课”一说，所有的课程都是安排好的。他的大学生活更近似于我的高中，每天清晨起来晨跑、背单词，和本专业的同学一起去上课。与他几乎同时代的复旦学生王德峰——现已是复旦哲学系教授，与我父亲有着如出一辙的经历。他说：“1978年到1982年，我在复旦读本科时，所有的课都是定好的。但只要没课，我们就到各个院系去听课，中文、历史、物理、哲学……我都旁听过，虽然题目不会做，但我因此接触到了这些学科的精神。”
上世纪90年代末，复旦课程改革启动，牵头者们正是那些曾经在校园里四处“旁听”的教授们。课程改革最直观的呈现，首先是选课制度的推行，其次是十多年来日益变厚的选课书。我曾在一份资料中，看到复旦教授方家驹这样描述课程改革的目的：“为了给复旦学生提供更多自由的空间，让学生活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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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更多自由的空间”——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句话中的深意。
如今，我已经懂得自由的可贵，明白“拥有自由而不能独立，仍是奴隶”的道理，并愿意为其承担责任、偿付代价。但在复旦学习的头两年，突如其来的自由让我一度迷茫。这种迷茫，在大二时看到一篇在复旦同学中流传极广的《选课学导论》后达到了顶峰。
这是我的朋友如获至宝分享给我的“选课秘籍”。当学生们被赋予选课的自由后，情况变得复杂起来：因为对课程的选择并不仅仅意味着你想学什么，还意味着你能拿到怎样的成绩，而成绩又与大学之后的人生息息相关。
而《选课学导论》推崇者们，就是大大方方承认自己“就是在钻课程政策空子”的功利主义者。在《选课学导论》中，作者“指导”新生们通过选择评分宽松、内容轻松的课程拿到高绩点。在开篇他这样写道——
同学们，我所要教导大家的选课方法，其实是一种投机的思路和对未知事物的判断能力。不错，选课就是一种投机思想——你选得上好课，就必然有别人选不上好课。你轻轻松松地拿A，就必然会有人累得半死还拿C和D。竞争有时候就是这样残酷，世界也因此变得精彩。
这一举动引起了许多争议。在许多同学看来，选择一些学术价值不高、对完善自己少有帮助的课程来获得高分，似乎太过功利。同时，也有人认为，这种投机行为使坚持选择“累得半死还拿C和D”的学生，成为了不公平竞争的牺牲者。
类似的争议旷日持久。事实上，直到我毕业后，又诞生了许多类似《选课学导论》的衍生品，比如某种可以查询课程老师给予学生评分比例的软件。理所当然的，这个软件在客观上助长了一种现象：学生们又一蜂窝地涌向了评分“手松”的老师，以至于一课难求。
毕业后，我终于有机会辗转联系上《选课学导论》的作者。那时，这位学弟刚刚以全专业绩点第三的成绩毕业，正在MIT深造。他说：“成功申请到这里来的中国学生，几乎每个都是成绩极好的‘学霸’。我深知自己资质有限，倘若当年错选了一门课，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在那次聊天中，学弟承认自己上过很多“水”课，也逃过不感兴趣的课。他说：“有很多同学来批评我啊，说我怎么能把大学读得那么功利。我很能理解这样的声音，但也不会放弃我的观点，这就是大学的多样性的体现。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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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功利”的想法，却与当年复旦课程改革的推进者，复旦大学副校长蔡达峰的观点不谋而合：“改革就是要打破制度上的弊病。学校不能做一个保姆，为学生安排好所有的事情，我们把精力放在给同学提供更多的机会上，让他们自己选择。因为我相信选择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在复旦，“自由”就是为每个学生提供均等的机会，让我们自行选择成才的道路。“无用”就是不强行输出价值观，告诉你这一种人才高于那一种人才——自由与无用，却使灵魂独立有了基础。
2012年末，我已经毕业一年余。因某次机缘，曾与复旦一名通晓课程改革前因后果的老师聊过此事。他曾感慨说：“这样的改革，我们是很难看到回报的。因为我们没法像判断科研成果那样，用指标去衡量人才的质量，然后判断这一种培养模式优于那一种。但我们不会放弃探索和改革，因为这是一个学校的立校之本。”
正如有现实主义者，就有理想主义者，在校园的其它角落，也活跃着另一种人。不知诸君是否记得，2012年时，曾有一份“复旦蹭课地图”在网上流传甚广。这份地图共推荐了25门公共课，其中9门被标注在地图上。这些课涵盖了各个领域，从文史经典到哲学思辨，从科技文明到生命关怀，从艺术创作到审美体验……既有开了10多年的“老牌”课程，也有之前名不见经传的“小众”课程，每一门课都注有详尽的推荐理由。
<img src="https://pic3.mg.com/_b.jpg" data-rawwidth="652" data-rawheight="540"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652" data-original="https://pic3.mg.com/_r.jpg">
地图由《复旦研究生报》发布。它的制作者之一，是一位当时在复旦读研二的女生，她告诉我，在考研进入复旦之前，自己从未去蹭过一门课。但刚进研一，就有同学推荐她去蹭一门名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政治课，授课者是陈果。
陈果的课让她有了醍醐灌顶的感觉：“陈果老师说，孤独是一种圆融的高贵。那段时间，我总是挣扎于自己的处世方式，羡慕那些交际广的朋友，怀疑自己太过孤僻。听到这句话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明白这种处世方式并无不妥，于是就能够坦然前行。”
至于为何要制作这份“蹭课地图”，这个女生提到了发生在1994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它由上海学者王晓明、陈思和、张汝伦、朱学勤等人发起。这场“不合时宜”的讨论持续了两年，讨论中所展现的精神生态和人文关怀问题，在之后越来越体现出了价值。
这枚人文精神的火种，正在被一代又一代学生传下去。归根结底，智慧高于知识，正如课堂高于课本，一门门的课程构成了实现大学价值的最基本单位。复旦鼓励学生自由选课、蹭课，就是鼓励我们从更广阔的领域获取知识。学生在教室间穿梭“赶场”，追逐适合自己的知识，这样的场景，成了“人文精神”的具象化体现——在复旦，一门好课可能有超过500个听众，其中六成是旁听生，能够容纳数百人的大报告厅里坐得满满当当，过道上也站满了人。
我始终觉得，上课是一种本分，蹭课是一种境界。蹭课是真正的出于兴趣、自愿，出于对知识和学术的热情，并体现出大学的基本特质——“知识殿堂”，一个学术共同体，一个追求真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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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大学身为一个社会的思想中心，这种“自由与无用”的理念所影响的，不仅仅是复旦的学生。
我的朋友 @肖文杰 在大二时曾长期观察过两名旁听生，并写下了他们的故事。其中一名旁听生叫庄索远，他是个早产儿，无法离开轮椅生活。因为无法参加高考，又不想“使自己最好的年华白白虚耗”，萌生了到复旦旁听的念头。
肖肖的文章中这么写道：
每回上课，父子俩总是提前半小时到教室。父亲庄亚伦推着庄索远的轮椅进来，先将书包放好，然后去搀扶儿子。庄索远扶着父亲的手臂，贴着桌边一拐一拐地挪到座位上，坐定后，拿出一本印有复旦校徽的笔记本，端端正正地放在课桌上。从2006年开始，时年21岁的庄索远就成了复旦大学的长期旁听生。
他旁听的第一门课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樊树志的《国史概要》。那是2006年9月4日的早晨，他和父亲提前40分钟就打车到了学校。当时，惴惴不安的父子俩最害怕的是进不了校门。此前，庄亚伦还曾通过同事辗转找到了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的傅德华老师，希望能够帮忙打一声招呼，以免“被挡在校门口”。
但这样的担忧在走进校园后一扫而空——他们没有被挡在门外，樊树志教授进教室后看到了父子俩，上前打了个招呼。8点上课铃响，他们的旁听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另一个旁听生是个女生，闲来喜欢翻看《红楼梦》。每周的某一天，她都会从单位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到复旦听《红楼梦与人生》。每堂课上，她都是讨论最积极的，想法也常常让授课老师罗书华感到“惊叹”。
“我甚至很羡慕她，因为她那么小的年纪就对《红楼梦》那么熟悉，对内涵把握那么深刻。我像她这么大的时候，比她还差得远呢。”罗书华对学生说，“来上课的学生都是真正对《红楼梦》感兴趣的，正式学生和旁听生没什么区别。”
好几年后我仍然惦记着肖肖的这篇文章，有一回聊天问起时他告诉我，这段旁听经历也改变了那个女生的人生轨迹，那时，已经从上海师范大学毕业、在银行工作了5年多的她，决心辞职，并在之后考取了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
旁听生的身影在一流高校并不少见。其中不乏生活落魄，贫无立锥之地，却满怀学术热情，数十年如一日的旁听者。历史上，“旁听出大师”的案例比比皆是，他们的存在，成了高校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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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曾对我回忆过30年前的复旦校园，他的描述让我悠然神往。
他说，那时，高考制度刚刚恢复，压抑了多年的对知识的渴望喷薄而出。白天，在复旦的校园里，每一个教室，每一块草地，甚至每一处转角都能看到如饥似渴地读书的学生，整个校园生活仿佛一首气势恢弘、高度统一的交响曲。到了晚上，他在寝室里和似乎永远都说服不了的同学们争论各种社会问题。30年前，正是中国的历史发生重大转机的时刻，历经千辛万苦踏入校门的这群年轻人，多多少少怀着兼济苍生的责任心，开始了他们的大学生活。
那是一个值得怀念的大学时代，大学承担的责任感和神圣感比以往和以后的任何时候都要清晰。但我同时深知，那种交响曲般经典而统一的大学生活一去不复返，如今，复旦与时代一同前行，我更热爱这片校园里到处闪烁着个性的灵光。自由是复旦给予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每个人都被允许怀着不同的梦想，做自己认为值得一做的事情。
人生之路漫长，不知那方3000亩的广阔天地所给予我的，我还能保有多久。但愿如毕业时老师所寄语的：“多年以后，我还能在你们身上看到复旦，看到大学，看到你们身上闪烁着追求真理和自由的光辉。”
C. 当年被复旦大学破格录取为博士的三轮车夫，11年过去，如今怎样了呢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能。”——《孟子》
蔡伟的经历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要找到那个拥有理想满怀热爱的自己因为不知在什么时候，你的热爱就改变了你的人生命运，引领你走向新的人生
D.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中文系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前身是复旦大学国文部，国文部时期，中文如同英语，是全校各系的必修课程，并非专门研究语言文学的科系。 1925年秋，改部为系后中国语言文学系正式诞生。从那时起，中国语言文学系和复旦大学一道，共同走过了曲折而又漫长的历史。
1902年春，马相伯先生创立的震旦学院，虽然用外文教学，但对国文也相当重视。1905年 9月，震旦改名复旦公学。 此时的复旦没有文科，作用为“政法科，商科大学之预备”， 下设伦理、国学、法文、英文、历史、地理、数学、伦理、心理、理财、 法学、簿记学、 体操、音乐、拉丁文等课程。 当时校章规定： “凡投考者， 次中西文俱优为最合格……， 惟中文差者随时屏斥”；“本公学于考取学生时，皆取文笔业已通达者。” 1912年，复旦进入私立公学时期，李登辉先生任校长，规定无论大学预科还是中学部，均需修习国文，并另设国文部。当时教授国文的教师有： 蒋兆婴、杨昌、邵闻泰、赵玉森等》。 1917年．复旦公学开办大学本科，改名复旦大学。复旦进入私立大学时期，李登辉先生仍任校长，学校扩大后，更重视国文教育，这在当时的校章与入学规定中可见一斑。当时校章规定：“其国文一科，以尊重国学，故特设专部教授。”入学规定：“试验作文一篇，以辞句通顺，缀字无讹者为合格。”此时教授国文的老师有：叶楚伦、 于定、 陆冠春、陈望道、殷章瑞、何宪琦、葛豫夫、郭祖根、刘大白、陈传德、陆曾沂等。1924年夏，前国文部主任邵仲辉先生向本大学行政院提议改国文部为中国文学科。
1925年秋．实行改部为科，中国语言文学系正式产生。当时设系的三个宗旨为：（一）顺时代之趋向，整理研究中国文学。（二）满足青年学生学习文学之需求。1929年，系科改组，文学院成立，原文科外国文学系、史学系、中国文学科的中国文学系、社会学科的社会学系，组成复旦大学文学院，并增设新闻系、教育系。1933年，系大纲规定设系之主要目的为：“以现代眼光，研究历代文学，以世界眼光，创造本国文学”。确立施教方针为。“1、养成学生有探讨整理本国文学之能力。2、能创作本国文艺。3，能理解世界文艺思潮。”并规定本系的必修课有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文选、诗选、修辞学、文字学、诗歌原理、小说原理、戏剧原理、文学批评、文艺思潮、艺术论，本系学生非习完之，不得毕业。可见中文系的课程已形成一个理论性、基础性较强，涉及面亦较广泛的系统。 1935年,复旦诞辰30周年，中文系对十年的发展状况进行总结。当此时，本系学科已相当完备，成绩也已十分可观。1937年10月，日寇侵略上海。本校大部分师生内迁于重庆，留在上海的李校长与留沪教师在租界办沪校。1938年6月，沪校改称复旦大学补习部，文科院照常运作。1946年10月，重庆部与上海补习部合并于上海江湾，两部中文系也合并一处，教师阵容得到增强。 1947年元旦，为抗议美国士兵的暴行，本校37位教授联名发表《正告美国政府的意见》，指出美国政府已抛弃了抗战时较为正确的政策，揭露了美国视中国为半殖民地的事实，认为中国，学生的抗暴行动，“按之正义与政治上之需要，均甚正确，应予声援”。这些教授中中文系教授有：方令孺、陈子展、吴剑岚、章靳以、余遂辛、马宗融、胡文淑等。 解放前（1925—1949）中文系历任系主任有：叶楚伦（1925）、刘大白（1926）、陈望道（1927至1948）、孙良工（193 1）、谢六逸（1932至193 7）、陈子展（1938至1948）、应功九（上海补习部）、郭绍虞（1949）。
旭日和风 茁壮成长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此时复旦大学有文、理、法、商。农五院，中国文学系是文学院所属五个系之一。7月，包括陈望道等17人的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8月，同济大学文学院、暨南大学的有关院系、中国新闻专科学校与复旦大学文学院合并，部分师生转入复旦中文系；中文系开始分为文学组和典籍组。 1951年，中文系成立“文学史”和“语文”两个教学小组，并出版油印刊物——《中文系刊》。 1952年9月，华东地区院系调整，取消文学院，中文系成为独立的系科。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等院校的中文系师生调整来系。10月，院系调整工作完成，奠定了中文系的教学格局。同时，中文系建立起教学组织，分设语言、写作实习、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四个教学小组。1953年5月至6月，中文系教务处制定并公布了教务会议条例、系工作条例、教研组条例等，进一步加强系的领导，巩固教学组织。确定专业培养目标为：1、培养高校语文系助教和中等学校语文老师；2、培养关于中国语言文学和初级科学研究人才；3、培养文化部门工作干部。1954年6月至7月，中文系建立起资料室。改“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旧名为“汉语言文学专业”，以便在适当时候增设兄弟民族语言文学专业。（左为陈望道先生）
身陷浩劫 痴心不改
1955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对胡风的批判，复旦中文系与外文系联合座谈批判胡风思想。许多教授被迫撰文批判胡风的时候，与胡风关系密切的贾植芳教授却挺身而出，对这种批判表示不能接受，5月15日，贾教授被“停职检查，交代问题”，随即送公安局关押。 1957年，招收副博士研究生4人。 1958年，设立文学研究室，并将陈望道校长于1956年创设的语法逻辑研究室改名为语言研究室，同时挂靠在中文系。分设语言和文学两个专业。1959年，举办语文夜大学，将语言、文学两个专业重新改为专门化，取消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专门化。确定培养目标为：“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能胜任教学和语文研究的工作者。”1960年，3月底开始新的一轮“大跃进”，在全校文科师生学习中文系三年级的过程中提出搞“文学革命”。在此号召下，中文、外文、新闻的部分师生开始批判蒋孔阳先生的所谓“修正主义美学观”开设干部专修班。1964年，由于“备战”需要，中文系根据学校安排，在青浦县三湾队征地造屋，准备一旦作战，即行搬迁。一、二年级大部分学生及部分教师，于1964年至 1966年在该处一边劳动，一边上课。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文革小组”替代学校掌管行政工作，党组织停止领导。中文系学生，教师分别成立“战斗组”，兴起“停课闹革命”和全国性的“革命大串联”，在一片“造反”声中，许多教授学者及少数学生被打成“牛鬼蛇神”，备受折磨，丧失人身自由。停止招生，毕业生暂缓分配。1967年，“军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中文系。1968年8月18日，“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中文系，开始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并成立“革命委员会”，正式替代原有行政单位，并彻底改变原来的教研组织。1969年9月，“五·七”文科试点班开学。1971年，中文系恢复招生。设文学评论专业，学制为三年。原来被停止活动的语言教研室恢复建制，开展科研活动。1972年，中文系增设文艺创作专业。1976年，中文系增设汉语专业开始拨乱反正，“文革”中被取消的文学研究室恢复建制，系资料室也开始正常工作；由学校创设的鲁迅研究室下放挂靠在中文系。 春去春回 再创辉煌
1981年，增设一个外国留学生教学研究和图书资料室。6月中国文学语言研究所成立。1983年，中文系本科中国文学专业和汉语学专业。开始招收秘书干部班，学制二年。
1988年，新闻系书刊编辑专业转入中文系，并增设秘书学和文化事业管理两个专修学科。 1989年，增设比较文学教研室。1990年，中国文学和汉语言学两个专业，同时招收秘书专业和文化事业管理专业的专科生。1993年，台港文学研究所挂靠在中文系。这以后中文系继续保持全方位高速发展，不断繁荣壮大。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草创于困境之中，经历了战争炮火，政治风暴的重重考验，终于发展成今天人才辈出，师资雄厚，成果显赫的大系，相信在未知的岁月中，中文系定能长青不衰，为中国语言文学事业撑出一片绿荫！ 中文系于 1925年秋在国文部的基础上扩充建立，归属文学院。当时设系的宗旨有三：（一）顺时代之趋向，整理研究中国文学；（二）应青年学生学习文学之要求；（三）使全校学生除学习一般应用课程外，在文学艺术方面有精修博选的机会，以改进学校国文教学状况。
至30年代初，中文系已发展完备，颇具规模，课程亦逐渐丰富完善，并趋向系统化，授课名师如云，其中有刘大白、陈望道、谢六逸、夏丏尊、应照伦、傅乐华、郑振铎、田汉、赵景深、曹聚仁、洪深、梁实秋、冯沅君和叶绍等。1937年 10月，复旦内迁至重庆，部分留沪教师在租界办复旦大学补习部，也设中文科。1946年 10月学校复员回沪，补习部中文科回归中文系。1949年8月，同济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暨南大学文法商学院奉命停办并入复旦，并划归中文系，中文系由此分设文学组和典籍组。至1951年，又改为文学史和语文两个教学小组。1952年9月全国院系调整，中文系从文学院中独立出来，同时因沪江、圣约翰、东吴、大同、震旦 诸大学及上海学院等校的中文系师生和设备调整来系，据此，中文系组成新的教学组织格局，即分设若干考古组具体实施教学任务，1954年，中文系建立起资料室。1958年，又设立文学研究室，并将由陈望道校长于1956年创设的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改名为语言研究室，同时挂靠在中文系。文革初期，中文系曾一度停止招生，至 1971年始有恢复。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文系开始拨乱反正，恢复正常教学秩序。 1977年，全国统一高考恢复，中文系的教学秩序随之进一步得到恢复、调整和稳定。 1981年又增设了外国留学生教学研究室。同年6月，文学、语言两研究室合并扩充为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成为与中文系平等的机构，行政上由中文系办公室统一管理。中文系的教学组织调整为现当代文学、古典文学、文艺理论、写作、汉语和比较文学等六个教研室，另设语音实验室、近代文学研究室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室。 1989年新成立的台港文学研究所也挂靠在中文系。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则设有中国文学批评史、现当代文学、语法修辞学、吴方言、理论语言学和美学6个研究室。
中文系的学制，解放初为4年制本科，设中国语言文学专业。1955年起，本科改为5年制。1958年起分设语言和文学两个专业。文革期间；学制3年，设文学评论与文学创作两个专业。 1988年，学校将新闻系书刊编辑专业转入中文系，并增设秘书学和文化事业管理两个专修科。 1990年本科设中国文学和汉语言学两个专业，同时招收秘书学专业和文化事业管理专业的专科生。中文系在文革前已开始招收研究生，文革后国家实行研究生学位制以来，中文系又正式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本系共有硕士点12个（民俗学、文艺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艺术人类学与民间文学、现代汉语语言学、电影学），博士点11个（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艺术人类学与民间文学、现代汉语语言学、影视文学），中文学科的博士后流动站也于 1995年正式建立。复旦大学中文系自成立以来，经历了曲折前进、不断发展的不寻常历程，已形成专业门类全、师资力量雄厚的系科，因此被确定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本科学科点。
中文系（含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在编的教职工共92人，其中教授33人（博士生导师 27人），副教授31人，副研究员6人。长期以来，中文系的教师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做出了重大成绩，仅以改革开放以来的近十几年为例，本系教师共获得国家和上海市教学和教材奖16项，出版教材和学术专著30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千篇，获得国家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奖90多项。
E. 中国的数学家有哪些,他们是什么来历
丘成桐：在国内全职的数学家中，复旦大学的李骏远胜于我听说过的在生的中国数学家。
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ICCM）颁发的被称为华裔 Fields 奖，评委都是当代世界一流数学家，二十多年来评估的结果都被公认为公正而有意义的：（这里只提供在中国的数学家。）
金奖得主复旦大学的李骏 台湾大学的林长寿，清华大学的李思，科学院的田野，香港中文大学的辛周平和何旭华。
银奖有清华大学的单芃，刘正伟；科学院的席南华，付保华，南京大学的程崇庆；中山大学的朱熹平；复旦大学的傅吉祥，陈猛；浙江大学的徐浩；上海交通大学的金石；台湾大学的王金龙，陈俊全，陈荣凯，余正道；台湾清华大学的张介玉；上海财经大学的陆品燕；香港中文大学的陈汉夫，雷乐铭；香港城市大学的杨彤。
陈省身奖得主有：科学院的杨乐；中山大学的朱熹平；复旦大学的洪家兴；香港中文大学的梁乃聪和于如冈；清华大学的郑绍远，丘成栋；台湾交通大学的林文伟。
此外如清华大学的于品，邱宇，杨暁奎，吴昊，史作强，薛金鑫；科学院的周向宇，张平，万昕，胡永泉，申旭；中山大学的陈兵龙；首师大的方复全；山东大学的刘建亚；复旦大学的沈维孝；北京大学的史宇光，郭帅，范辉军；南开大学的张伟平；武汉大学缪爽；台湾大学李莹英；香港大学莫毅明；香港中文大学邹军都是有深度的学者。
F. 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研究生都是硕博连读吗
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研究生不都是硕博连读，也有硕士。
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师资力量雄厚，图书资料齐全，在国内外享有盛名，是“国家教委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在以苏步青教授、陈建功教授为代表的老一辈数学家的带领下，经过数学学院全体教职员工六十余年的共同努力，复旦大学数学学科已发展成为一个在国际上有相当影响，在国内有显著地位的数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
2005年1月，复旦大学成立数学科学学院，设有数学系、应用数学系、金融数学与控制科学系、信息与计算科学系、概率统计与精算系和数学研究所。
复旦大学数学学科是全国最早具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规定的数学学科全部博士点的学科单位，涵盖了全部五个二级学科：基础数学、应用数学、运筹学与控制论、计算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基础数学、应用数学、运筹学与控制论是首批国家重点学科，2007年，数学学科成为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在2002年、2007年、2012年的全国一级学科整体水平评估中综合排名均名列第二。从学术界通用的ESI指标，复旦数学属于前1%学科
复旦大学数学学科1993年被国家教委批准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基地，在1999年和2004年的两次评估中被评为优秀基地。数学学科在全国最早设立博士后流动站，2005年和2010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后流动站。2009年，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复旦大学数学学科坚持把科研工作（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研究）作为学科建设的重点，在基础数学的若干重要前沿领域取得国际领先的成果，在应用基础和应用开发方面也有重要突破。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奖10项，其中二等奖4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省部级一等奖22项。谷超豪院士2009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学院先后有3名教授应邀在四年一度的国际数学界大会上作45分钟学术报告，分别是洪家兴院士（2002年）、陈恕行院士（2010年）、傅吉祥教授（2010年）。
G.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怎么样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是1925年在国文部的基础上扩充建立，是复旦大学下属院系之一，也是中国专大陆属地区中文研究领域的的顶尖人才培养基地。以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符合当时时代的新文化授课而闻名一时，而现代的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也不断地在探索者中文文学系的发展方向，并取得很大成果，多次获得各种荣誉。
中文系（含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在编的教职工共80人，其中教授24人（博士生导师 18人），副教授36人。
该系对本科生的培养注重"通才"教育，要求学生对文史哲知识有全面的了解与掌握，具有良好的人文素质，对本专业知识有深刻的理解并能实际应用，熟练掌握一门外语，熟练掌握计算机文字信息处理技术。
该系毕业生除了继续攻读研究生或出国留学以外，主要到各大报刊杂志社、各广播电台、电视台、各大出版社、旅游部门、各级党政机关、大型企业、公司的管理机关和宣传部门工作，由于专业基础扎实、综合能力和素质良好，具有很强的发展后劲，该系毕业生普遍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
H.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历史沿革
复旦大学中文系于1925年秋在国文部的基础上扩充建立，归属文学院。30年代初，中文系已发展完备，颇具规模，课程亦逐渐丰富完善，并趋向系统化，授课名师如云，其中有刘大白、陈望道、谢六逸、夏丏尊、应照伦、傅乐华、郑振铎、田汉、赵景深、曹聚仁、洪深、梁实秋、冯沅君和叶绍均等。1937年10月，复旦内迁至重庆，部分留沪教师在租界办复旦大学补习部，也设中文科。到1952年09月全国院系调整，中文系从文学院中独立出来，同时因沪江、圣约翰、东吴、大同、震旦请大学及上海学院等校的中文系师生和设备调整来系，据此，中文系组成新的教学组织格局，1954年，中文系建立起资室。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文系开始拨乱反正，恢复正常教学秩序。1977年，全国统一高考恢复，中文系的教学秩序随之进一步得到恢复、调整和稳定。1981年又增设了外国留学生教学研究室。1989年新成立的台港文学研究所也挂靠在中文系。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则设有中国文学批评史、现当代文学、语法修辞学、吴方言、理论语言学和美学六个研究室。
中文系的学制，解放初为4年制本科，设中国语言文学专业。1955年起，本科改为5年制。1958年起分设语言和文学两个专业。文革期间；学制3年，设文学评论与文学创作两个专业。 1988年，学校将新闻系书刊编辑专业转入中文系，并增设秘书学和文化事业管理两个专修科。1990年本科设中国文学和汉语言学两个专业，同时招收秘书学专业和文化事业管理专业的专科生。中文系在文革前已开始招收研究生，文革后国家实行研究生学位制以来，中文系又正式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本系共有硕士点 9个（文艺学、 中国古代文学、 电影学、 民俗学、 汉语文字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古典文献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比较文学），博士点 7个（ 文艺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中文学科的博士后流动站也于1995年正式建立。
中文系（含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在编的教职工共80人，其中教授24人（博士生导师 18人），副教授36人。
该系对本科生的培养注重通才教育，要求学生对文史哲知识有全面的了解与掌握，具有良好的人文素质，对本专业知识有深刻的理解并能实际应用，熟练掌握一门外语，熟练掌握计算机文字信息处理技术。
该系毕业生除了继续攻读研究生或出国留学以外，主要到各大报刊杂志社、各广播电台、电视台、各大出版社、旅游部门、各级党政机关、大型企业、公司的管理机关和宣传部门工作，由于专业基础扎实、综合能力和素质良好，具有很强的发展后劲，该系毕业生普遍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
I.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傅传刚教授您好，我兄长经诊断为淋巴恶性肿瘤，开刀已有十天左右，医生让明天出院休
你想得到进一步确诊的心情，很理解。
但是你知道吗，在各种各样的检查中，最重要、最顶端、最准确、最权威的检查是什么吗？你们已经做过了，就是病理切片活检。你说过已经开刀了，手术后，总是要把割下的东西拿去做病理切片活检的。这个病理切片活检，是金标准，最准了，具有一锤定音的权威性。当然，为了慎重起见，你可以带着那个切片，再多去几家医院让专家给看看，不用患者本人去。
淋巴瘤无论放、放化疗与否，都应该吃药(中药)，中西医结合。这一条是肯定的。（淋巴瘤检查确诊时可选用手术活检，但治疗时没有手术的。）
平时我们老说“中西医结合”，遇到这种大病的时候，是真正应当中西医结合的时候了，应当综合治疗，不要单用一种方法。
并且，癌症是终身疾病(癌细胞经放、化疗杀灭，就算是杀得再干净，也总是体内存在癌细胞的，随着时间的积累，复发率是高的)，一定要坚持服药，不能认为放、化疗了就万事大吉不管了(放、化疗结束之后，仍然任重道远，这时的主要任务就是防复发了。这是个医学常识。许多患者，就是觉得已经放化疗了，就以为是病好了。这明显是缺乏医学常识，结果就吃了这方面的亏)。应该在放化疗后吃着中药，不停药的话能不复发已经是谢天谢地很了不起的成绩了。何况不吃药。
中药可充分考虑。用化瘀散结、解毒消肿，针对疙瘩、肿瘤类的中药丸来治。找对了药则增强效果。笔者深知中药的魅力，亲眼目睹了大量乳腺癌、淋巴癌、脑瘤、胃癌、肠癌.、食道癌等被中药治得很典型的病例，验证了祖国中医药的独特之处。这药对淋巴结炎、淋巴结核.、淋巴结反应性增生等良性的淋巴结疾病效果非常好，而在恶性淋巴瘤的治疗上.，对于抵制癌细胞的发展，缩小淋巴瘤体积，减轻病人的痛苦效果是非常明显的，还有患者感觉身上有劲了.，饭量增加了，等等方面，对比效果患者更是满意.。
J. 听说最近举行的第26届国际数学家大会，请问相关信息在哪里查到
第26届国际数学家大会（ICM-2010）将于2010年8月19日在印度海得拉巴召开.
世界数学家大会（简称ICM）是国际数学界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盛会，每四年召开一次,其主要内容是进行学术交流，并颁发菲尔兹(Fields)奖.作为一种历史传统，每届大会邀请近四年中做出突出成果的数学家介绍相关领域中各个方向的重要进展.国际数学家大会45分钟报告由国际数学联盟指定若干世界著名数学家所组成的程序委员会根据近四年数学科学国际前沿工作中的重大成果与进展确定.被邀请为大会45分钟特邀报告人通常被认为是数学家的崇高荣誉，代表着其研究工作得到国际范围的认可.
今年国际数学联盟已正式邀请我国（大陆）7人在该大会上做报告， 其中有1人做大会一小时报告、 6人做四十五分钟报告.迄今为止，在境外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我国大陆数学家被邀请为45分钟报告者仅有华罗庚、吴文俊、陈景润、冯康、张恭庆、马志明、田刚、陈志明等8人.
在本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有20位数学家应邀做一小时报告，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彭实戈教授，其他12位来自美国，两位来自法国，两位来自以色列，一位来自俄罗斯，一位来自印度，一位来自巴西
1. David Aldous, US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 Artur Avila, Brazil (Universit?Paris 6)
3. R. Balasubramanian, India (University of Bombay)
4. Jean-Michel Coron, France (University Pierre et Marie Curie)
5. Irit Dinur, Israel (The Weizmann Institute of Science)
6. Hillel Furstenberg, Israel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7. Thomas J.R. Hughes, USA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8. Peter Jones, USA (Yale University)
9. Carlos Kenig, USA (University of Chicago)
10. Ngo Bao Chau, USA (IAS, Princeton)
11. Stanley Osher, US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12. R. Parimala, USA (Emory University)
13. A. N. Parshin, Russia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14. Shige Peng, P.R. China (山东大学)
15. Kim Plofker, USA (Brown University)
16. Nicolai Reshetikhin, US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7. Richard Schoen, USA (Stanford University)
18. Cliff Taubes, USA (Harvard University)
19. Claire Voisin, France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20. Hugh Woodin, US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另，据悉约160位数学家应邀在2010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45分钟报告，其中包括以下6位中国数学家：
1.傅吉祥（几何组；复旦大学）
2.程崇庆（动力系统及常微分方程组；南京大学）
3.陈恕行（偏微分方程组；复旦大学）
4.邵启满（概论统计组；香港科学技术大学、浙江大学）
5.张 旭（控制与优化组；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6.徐宗本（科学与技术中的数学组；西安交通大学）
约160位数学家将分别在以下20个组做邀请报告：
1. 逻辑组：4人＋1人（与组合交叉邀请一人）
2. 代数组：6人＋1人（与代数几何交叉邀请一人）
3. 数论组：10人＋1人（与李代数及一般交叉邀请一人）
4. 代数几何组：10人+2人（与代数、拓扑交叉邀请二人）
5. 几何组：12人+1人（与概论统计交叉邀请一人）
6. 拓扑组：11人+2人（与动力系统及常微分方程、代数几何分别交叉邀请一人）
7. 李代数及一般组：8人+3人（与动力系统及常微分方程、组合、数论分别交叉邀请一人）
8. 分析组：8人
9. 泛函分析及应用组：6人
10.动力系统与常微分方程组：10人+2人（与拓扑、李代数及一般分别交叉邀请一人）
11.偏微分方程组：10人
12.数学物理组：10人+2人（与概论统计交叉邀请二人）
13.概论统计组：11人+3人（与数学物理邀请二人、几何交叉邀请一人）
14.组合组：7人+2人（与李代数及一般、逻辑交叉邀请一人）
15.计算机科学的数学理论组：7人
16.数值分析及科学计算组：6人
17.控制与优化组：7人
18.科学与技术中的数学组：9人
19.数学教育与数学普及组：3人
20.数学的历史组：3人(即国内所说的数学史组)
官方网站为http://www.icm2010.org.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