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授骂蒋介石

① 鲁迅为什么从不骂蒋介石

大家都知道，鲁迅先生一生嫉恶如仇，被他骂过的人不计其数，涵盖政界、军界、学界等各个领域。但鲜为人知的是，在鲁迅的一生中，对于当时最大的反动派蒋介石却从来没有骂过，甚至连一句批评的话都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呢？

说起来，鲁迅与蒋介石也颇有渊源，第一，两人都是浙江老乡，一个绍兴，一个奉化，两地相隔不到300里。在近代史上，这两人一文一武，绝对是名声最大、影响最广的浙江人。

1930年2月13日，鲁迅与郁达夫、柔石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号召争取言论自由，结果遭到了国民政府的通缉。不过，很有意思的是，这份通缉令公布了长达七年的时间，鲁迅的行踪也并不神秘，却始终都没有被抓起来。

很多人分析说，这是因为鲁迅的威望太高，国民党反动派不敢下手。其实这个解释并不能成立。在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暗杀的大人物还少吗？比如史量才，上海《申报》的总经理、总主笔，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丝毫不在鲁迅之下，却仍然被国民党暗杀了。

实际上，鲁迅之所以屡屡化险为夷，只是因为蒋介石对他的欣赏。

1930年12月，有人曾向蒋介石告密说：“现在教育部里的特约编辑周豫才，就是鲁迅，也就是最激烈地反对你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和头子，也就是浙江省国民党党部呈请中央通缉在案的那个人。”

但蒋介石不但没有派人抓他，反而想拉拢他：“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还有与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没有？应该派这样的人，去找他，告诉他，我知道了这事，很高兴。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

不过，蒋介石的主动示好，遭到了鲁迅的拒绝。但是，鲁迅也深知，蒋介石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所以在文章中，鲁迅从来不指名道姓地指责蒋介石。

说到底，鲁迅先生并不只是一个一往无前的斗士，更是一个懂得迂回、懂得避让的战略高手。正如当年拒绝执行暗杀任务一样，鲁迅绝不会做这种无谓的牺牲。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后，蒋介石派上海市长吴铁城去灵堂祭奠，并以蒋介石的名义敬献了花圈，表达了对这位浙江老乡的敬意。

② 陈修良：潜伏南京3年未暴露，成功策反蒋介石御林军，91岁离世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南京和平解放后，毛主席写下了一首气势磅礴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配合这首诗一起宣传的，还有一幅非常著名的油画《424晴空万里·南京1949》。

“424 ”是南京和平解放的日子，1949年4月24日，“晴空万里”的意思，代表的是南京城不是攻打下来的，没有经过战火的硝烟，而是一片祥和的晴空万里。站在总统府楼顶的人，有的穿着解放军制服，有的穿着国民党陆海空军制服，有的穿着西装，还有的穿着长衫。

在南京解放时，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幅各类群体集合在一起的祥和画面，就要归功于站在画面最前面的这位穿着白色旗袍的中年女子，她就是当时的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与陈修良握手的，是负责攻打南京的解放军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渠将军。

陈修良是我党 历史 上最著名的红色特工之一，她有勇有谋，深入龙潭虎穴，在蒋介石的眼皮子底下潜伏3年未被发现，成功策反了国民党空军、海军、御林军起义，为南京的和平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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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戏，如果把陈修良的人生看作一部电影的话，这部电影的剧情则显得格外跌宕起伏。陈修良1907年出生在宁波一个富裕的商人之家，1907年，正是鉴湖女侠秋瑾牺牲的那一年，陈修良的母亲袁玉英（后改名为陈馥）是一个思想开明的女子，她非常佩服秋瑾的侠肝义胆、视死如归，经常给小时候的陈修良讲女英雄秋瑾的故事，年幼的陈修良的心里，因此种下了一颗民族大义的种子。

陈修良还有一个孪生姐姐，父亲在她们很小的时候就得了一种怪病去世了，母亲袁玉英才19岁就守了寡，一人操持家务，独自将两个女儿培养成人。袁玉英读过书，亲自教女儿读书识字，为的就是让她们掌握主导自己人生的本领，不要再像那个年代的大多数女子一样，一辈子固守笼中，做别人的玩物。

陈修良能够有后来的成就，与母亲的悉心培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陈修良6岁时，母亲就给她请了一个留学日本的医生当老师，只为打开孩子的视野，当陈修良得了肺结核时，母亲又带着她去看西医、拍片子，让她的病得到了及时的治疗。

陈修良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1922年，15岁的她考进了宁波女子师范，在学校里，各科学业成绩都非常优秀的陈修良很快就成了学生中的领袖人物，还领到了五卅运动。原本考进师范学校，陈修良是想毕业后当一名教员，借此养家糊口，但在当时民不聊生、军阀混战的黑暗 社会 现实下，这样简单的愿望也成了无法实现的奢望。

秋瑾为了革命牺牲的故事一直激励着陈修良，为了继承前人遗志，让黑暗的 社会 重见天日，陈修良毅然放弃了做贤妻良母的平淡人生，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革命的洪流当中。她先是担任共产党女创始人向警予的秘书，之后又在向警予的介绍下入党。1927年至1930年，陈修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了3年，回国后长期在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

1946年5月5日，南京城内的大街小巷，都挂着青天白日旗，蒋介石风光地举行了还都大典，作为国民党的首府，这里的特务统治更是严密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对于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的南京，蒋介石自信满满地称之为“铁桶一般的城市”。

蒋介石说南京是一个铁桶，丝毫没有夸张的成分，要渗入其中可以说是难于登天，当时的南京，总人口只有90多万人，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就有11万多人，占了九分之一，国民党的军统、中统和国防部的专职特工加起来有1万多人，在大街上随便看到的一个人，都有可能是国民党的便衣特务。一边在重要关口进行严密盘查，一边在街头巷尾跟踪监视，当时南京地下党的工作可以说是危机四伏、举步维艰。

为了应变复杂的战斗格局，共产党从1922年开始在南京建立地下党组织，在这样一个龙潭虎穴当中潜伏，二十多年来，付出的流血与牺牲是无法想象的，南京地下党先后遭到了8次毁灭性打击，前八任南京市委书记都英勇牺牲在了南京雨花台，1946年在南京仅剩下了200多名地下党员，继续和国民党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

然而群龙无首，谁来出任下一任南京市委书记？这是一项异常艰巨又责任重大的任务，深入虎穴当中，既要能够机警地保存自己，又要能抓住时机，在恰当的时候给国民党的心脏以致命一击。

时任中共华中局副书记的谭震林想到了地下工作经验丰富的陈修良，1946年3月，在江苏淮安新四军根据地的一间普普通通的农舍里，谭震林、陈修良，还有陈修良的丈夫沙文汉，三个人一起进行了一场看似普通却意义重大的谈话。

谭震林开门见山地说道，南京有长江天险，隔江领导南京工作有诸多不便，组织决定重新成立南京市委，由陈修良同志担任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由此成了中共 历史 上第一位大城市的女市委书记。

作为一个长期进行地下工作的老党员，陈修良对南京的严峻形势比谁都更清楚，但是听到这个任命的时候的，她的脸上却依旧是平静如水，似乎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要去啃下这块硬骨头。看到陈修良表情从容，什么话都没有说，作为上级的谭震林知道这个任务的难度，又关切地问了她一句：“修良同志，对于这个任务，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组织上能帮助的都会尽量帮助。”

陈修良回答的话语，听起来声音充满了女性的温柔，但言辞之中体现出来的却是多少男子汉也自愧不如的坚毅和果敢：“困难当然是会有很多的，但提出来也没有用，只能到了南京之后再一个一个地去解决了。”

1946年4月，在奔流不息的长江边上，沙文汉和妻子陈修良道别，春日里的习习江风吹拂在人的脸上，是温暖舒适的，但沙文汉和陈修良的心里，却是久久难以平静，陈修良想起了千年前易水畔为燕太子丹刺秦王、与好友分别的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即将深入蒋家王朝老巢的陈修良，和当年的荆轲一样，无疑是“探虎穴兮入蛟宫”，她的心里早已将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临别之际，沙文汉和陈修良之间，并没有小儿女之态的哭哭啼啼。

对于巾帼不让须眉的妻子，沙文汉写了一首慷慨激昂的诗为她践行：

面对即将到来的九死一生的斗争环境，夫妻两个人的心态是一样的坚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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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南京的第一步，就是要成功隐藏自己。陈修良从外表到身份，都完全换了一个人，她脱下了军装，穿上了旗袍，摇身一变，从一个革命队伍里的女战士，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南京市民。当时的陈修良，已经是年近40岁的中年妇女，她身形清瘦，长着一双单眼皮的小眼睛，高高的颧骨，不施粉黛，穿着朴素，走在人群中，也不会有人去注意她，更不会有人多看一眼。

在与别人的交谈中，她说自己是从淮安到南京来做生意的，以姑妈的身份，借住在了一个姓张的侄子家中，谁也不会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平时爱好打麻将的姑妈，暗地里却在南京城掀起了一场风暴。

在艰巨的任务面前，陈修良举重若轻，到南京后做的最重要就是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建立情报系统，由卢伯明担任负责人，第二件事是建立策反系统，负责人是丈夫沙文汉的弟弟沙文威，这两个系统的负责人，与陈修良之间都是单线联系。

一天，陈修良去隐藏在南京的地下党员方休的家中讨论工作，方休的公开身份是小学老师，陈修良一进门，方休赶紧告诉他，妻弟现在正住在他的家中，他是军统的特务，说话要小心隔墙有耳，让陈修良这段时间最好少来他家里。

但陈修良的想法却恰巧相反，这是个好消息，方休的妻弟是负责电台工作的，说不定能从他身上挖出什么有价值的重要情报，于是让方休多加注意。没过多久，陈修良再次来到方休家里，方休的妻弟刚好出差了，却把手提包忘在了家中，方休发现里面竟然有一包军事密码，陈修良拿过来一看，大喜过望，这正是党中央极其需要的国民党军事密码。

陈修良赶紧对方休说，自己要将密码本借出去用一下，方休点头应允，并嘱咐陈修良：“下午一定要将密码本送回来，因为妻弟马上就要回来了。” 陈修良将密码本带回去交给了卢伯明，卢伯明与助手连续赶工3个小时抄完了密码，抄完后，陈修良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密码本送回方休家中，放回了手提包。与此同时，卢伯明也马不停蹄地将这份密码送到了上海，对解放军掌握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情况起了关键作用。

因为这次出色的完成了工作，党中央专门给陈修良发来了一份嘉奖令。做特工工作必须要胆大心细，陈修良就这样用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在刀剑林立的南京城，获取了许多重要情报。在战争中，情报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往往能够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在情报工作之外，策反工作是陈修良的第二项重大任务，策反的对象非常重要，稍不注意就有可能暴露身份，经过重重筛选，陈修良将目光锁定到了国民党空军轰炸机八大队的飞行员余渤的身上。

余渤的好朋友林诚是沙文威领导下的秘密特工，他通过国民党空军第四军医院医生的身份结识了余渤，对余渤的为人和思想有了深入的了解，知道他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对蒋介石的腐败政府早已不满。当林诚跟余渤提出，让他带领机组起义的时候，余渤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

余渤提出的条件是在起义前加入党组织，陈修良果断应允：“余渤同意起义，就是用实际行动经受住了考验，理应同意他加入党组织。”当时国民党陆军起义时有发生，但空军驾着飞机起义的这还是头一遭，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具有破天荒的震慑作用。

1948年12月16日晚上9点，余渤带着机组的5个人，驾驶着B-24重型轰炸机514号，飞到总统府的上空，投下了3颗巨型炸弹，然后向北飞去，于当天晚上11点降落在了解放区的石家庄机场。

因为夜间视线不好，炸弹没有击中总统府，但却把蒋介石吓了个半死，气得他当场吐血，撤换了机场司令。成功策反了国民党的首次空军起义后，陈修良又将目标锁定到了国民党海军最先进的巡洋舰“重庆号”上。

重庆号上，同样有一名早就潜伏的地下党员毕重远，他一直根据陈修良的指示，暗中策划士兵起义。1949年2月，重庆号接到命令，离开上海，顺长江而上，阻止解放军渡江，毕重远当即决定带领士兵起义，拒绝执行命令，舰长邓兆祥也加入了起义队伍中，将巡洋舰开往了解放区的辽东葫芦岛。

成功策反了空军、海军起义后，陈修良接下来定的策反任务难度更大、风险更高，她决定策反南京首都警卫师（第97师）师长王宴清，警卫师负责南京的安保工作，相当于是蒋介石的御林军。

面对王宴清的思想包袱，陆平又找到他的舅舅——民主党的成员邓明昊出面劝说，应该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不要愚昧地忠诚于反动统治者。之后，陈修良又以中国南京地下党最高领导者的身份和王宴清见面，经过一番交心长谈，给王宴清吃下了最后一颗定心丸。

1949年3月，王宴清指挥警卫师的两个团起义，突破封锁追击，成功渡过长江。蒋介石气得咬牙切齿，把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叫过来劈头盖脸地大骂了一顿：“敌人都打到家门口来了，你们还摸不清东南西北，必须给我从速摧垮共党的地下市委，否则提头来见。”

张耀明两眼一抹黑，只好无可奈何地对部下哀叹道：“南京的地下市委这么神，不知不觉把首都的御林军都策反走了，哪有这么容易就被摧垮，他们这些人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叫我们到哪里去找？”

国民党败局已定，但仍负隅顽抗，陈修良带领的南京地下党，做了大量工作，获取了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拟定的一批重要军事情报，送到驻扎在合肥的解放军前委司令部，《南京城防工事地图》《京沪、沪杭沿线军事布置图》《江防部署图》等情报资料，让解放军对国民党的兵力和装备情况了如指掌。

陈修良又派人打入警察内部，组织警员迎接南京解放，开展保护工厂、学校、机关的工作，并为解放军渡江准备了多艘轮船。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由于情报准确，长江江防顷刻间土崩瓦解。

1949年4月22日，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决定弃守南京，下令撤离时炸毁港口、火车站、机场等重要设施，陈修良立刻派策反成功的2000多名警察联合维护治安，敌人的破坏计划没有得逞。

1949年4月24日早上8点，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播放了一则由陈修良亲自执笔的重磅新闻：

陈士榘将军率领的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8兵团35军首先开进了南京，陈修良带领的地下党与人民解放军里应外合，为南京的和平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千年古都南京没有经历什么战火与硝烟的摧残，就被人民解放军和平接管了。

多年后，陈士榘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南京实际上是和平解放的，地下党起了里应外合的作用。国民党海陆空军多已起义，南京的守敌逃光了，解放军得以和平方式占领南京。”

解放军占领南京后，身穿旗袍的陈修良来到了解放军35军军部，此时人们才知道，这个平时不怎么起眼、最爱打麻将的“姑妈”，原来是隐藏在南京三年多的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陈士榘握着陈修良的手，激动地说道：“真没想到，帮助我大军渡江解放南京的地下党负责人，原来是一个如此温文尔雅的小女子啊！”

南京解放后，重新组建中共南京市委，刘伯承担任市委书记，宋任穷任副书记，陈修良任市委常委。以陈修良为书记的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圆满地完成了使命，退出了 历史 的舞台，陈修良也结束了她的潜伏生涯。

建国后，陈修良先后担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修良的丈夫沙文汉于1964年在杭州含冤病逝，陈修良则坚强地走了过来，退休后，陈修良还以顽强的毅力，带病写下了100多万字的党史文章。1998年，91岁高龄的陈修良在上海的家中安详离世，为她充满传奇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③ 他曾打了老蒋一顿，被关七天，出来后却任清华国文系主任他是刘文典！

刘文典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大师，这位民国大师，别人都是学的越多越好，也就是博学多才，而他一生只钻研一本书，而因为这一本书，让他在民国的文人界赫赫有名。直到今天他对这本书的研究也是宗师级别的。

蒋介石要他交出闹事学生名单的时候，他说，你是总司令，管好你的兵就行，我是校长，我的学生不用你管，于是两人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蒋介石说刘文典是学阀，刘文典就说老蒋是新军阀，蒋介石打了刘文典两耳光，刘文典一怒之下直接一脚踢中了蒋介石的肚子。蒋介石当场就让护卫把刘文典羁押了，还扬言要枪毙他。但是，刘文典门生和老师太多，社会影响力大，于是仅仅七天之后，刘文典就被放出来了。

④ 人口论者马寅初的人生故事

马寅初（1882—1982） ，汉族，1882年6月24日出生在浙江省浙江嵊县浦口镇。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1901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选学矿冶专业。1906年赴美国留学, 先后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先后在北洋政府财政部当职员、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1919年任北大第一任教务长。1927年到浙江财务学校任教并任浙江省省府委员。1928年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1929年后, 出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南京中央大学、陆军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1938年初，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教授。1940年12月6日被蒋介石逮捕。1946年9月，到上海私立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任教。1949年8月，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并先后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51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60年1月4日，因发表《新人口论》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1979年9月，平反后担任北大名誉校长，并重新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81年2月27日，当选为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1981年3月29日，当选为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顾问。1982年5月10日因病逝世。主要著作有：《通货新论》《战时经济论文集》《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中国国外汇兑》《中国银行论》《中国关税问题》《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国经济改造》《经济学概论》、《新人口论（重版）》《马寅初经济论文集（上、下）》等。 1993年8月获首届中华人口奖“特别荣誉奖”。
早在50年代初，他就注意并开始研究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实际问题。在著名的《新人口论》中，较系统的论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提出了“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命题，认为1953～1957年，中国人口很可能已超过1953年人口普查得出的年增殖率为20‰的结果。如果按1953年统计的20‰的增殖率估算, “三十年后同实际的人口数字一比, 就会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了”。并分别从加速积累资金、提高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以及增加工业原料等方面，对控制人口的必要性、迫切性进行了论述：①人口增长与资金积累的矛盾。他认为，因为中国人口多，消费大，所以积累少，只有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比例降低，才能多积累资金；②搞社会主义，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多搞大工业，搞农业电气化、机械化，然而，为安排好多人就业，就不得不搞中小型工业，农业搞低效率劳动，实际上是拖住了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③和工业原料的矛盾。大办轻工业可以有效地积累资金，但是轻工业原料大多数来自农业。由于人口多、粮食紧张，就腾不出多少地种诸如棉花、蚕桑、大豆、花生等经济作物。同时，也由于农产品出口受到限制，就不能进口很多的重工业成套设备，影响了重工业的发展；④全国人均不到3亩耕地，大面积垦荒短期内又做不到，“就粮食而论, 亦非控制人口不可”。他尖锐地指出，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政府对人口若再不设法控制，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他提出了定期举行人口普查，把人口增长纳入第二个、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编辑本段]年谱
1901年入天津北洋大学（1951年更名天津大学），选学矿冶专业。同年与妻子张团妹结婚
1906年赴美国留学，1910年获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1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马寅初在耶鲁大学1915年回国，任北洋政府财政部职员。
1916年任国立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1919年出任首任教务长。
1917 年，留学归来的马寅初又回嵊县老家迎娶了与女儿马仰班同岁的王仲贞。小学毕业的王仲贞比马寅初小22岁，当时年仅13岁。马寅初与两位妻子恩爱和谐，共生育有五个女儿、两个儿子，是拥有七个孩子的美满家庭。
1920年，继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国立中央大学）首任商科主任杨杏佛之后，出任国立东南大学附设上海商科大学（现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兼教务主任，曾兼任中国银行总司券（总发行人）等职。
1927年后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委员长、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并先后出任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重庆大学商学院教授兼院长。曾任中山大学、交通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重庆陆军大学、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中华工商专科职业学校等校教授。
1932年——1936年 任交通大学教授
1948年当选第一任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校长。
1951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60年1月4日因发表《新人口论》被迫辞去校长职务，居家赋闲。
1979年9月任北京大学名誉校长，兼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
[编辑本段]特别经历
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参加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期间曾因抨击官僚资产阶级大发国难财遭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监禁。
1957年因发表《新人口论》等文章而遭到错误批判，1979年中共中央批准了北京大学党委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决定。
马寅初教授毕生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稳定物价、控制人口等重大问题献计献策，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经济科学、人口科学学科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马寅初，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中国共产党的诤友。 童年时代，马寅初很想读书，更想到大城市去读书。而父亲马棣生认为马寅初聪明伶俐，一定要马寅初学管帐记账，继承“酒坊”家业，学做生意。为读书，马寅初经常挨父亲训斥、毒打，罚跪。“跪下也要去念书”，“打死我也不做生意”，马寅初忍着疼痛一次又一次地反抗着。
1899年马寅初进入上海“育英书馆”，成绩年年班上第一。他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北洋大学。1903年他被送往美国公费留学，先入耶鲁大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为“强国富民”，马寅初在美国决定攻读经济，1910年他在耶鲁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1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撰写的论文《纽约市的财政》，轰动了当时美国的财政界和经济界，被哥伦比亚大学列为一年级新生的教材。
1919年马寅初返回祖国，怀着“强国富民”的理想支持进步，崇尚革新，声明“一不做官，二不发财”，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和经济人才的培养，著书立说。他是中国最早研究西方经济学的著名学者。1927年到1937年，马寅初南下浙江、南京、上海，以财政经济专家身份，参与对国家财政经济问题的研究，寻找症结的所在，谋求解决的办法，全力保护中华民族的利益。1937年到1945年，马寅初继续以财政经济专家身份研究中国的财政经济，剖析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撰文抨击“四大家族”趁民族危亡之机大发横财的罪行。抗战爆发后，马寅初拥护抗战，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马寅初的爱国行动、正义行为，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马寅初先后被关进息烽集中营、上饶集中营，最后被软禁于重庆歌乐山家中，直到抗战胜利才恢复人身自由。
抗成胜利后，马寅初继续反对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主义，痛斥国民党政府出卖民族利益。当李公朴、闻一多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消息传来，马寅初愤怒万分，当即写了遗书，告别大家，孑然一身穿蓝布长衫赴南京中央大学讲演，用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罪行，当讲到物价飞涨时，指名道姓、抨击蒋介石，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国统区的反蒋爱国民主运动。他成了旧中国时代一个英勇不屈的民主战士。 解放前马寅初先后在北京大学、南京中央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重庆大学、浙江大学任教。他曾任北大经济系主任、教务长。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解放后马寅初先后任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名誉校长，他的著作很多，其中《新人口论》是一篇卓有见地的不朽之作，这篇论文是经过调查研究后写成的，它正确地分析了我国人口增长速度过快的原因，论证了人口增长太快同积累、消费之间的矛盾，提出了控制人口生育的建议和措施。《新人口论》发表后，引起全国强烈的反响。康生、陈伯达一伙竟把《新人口论》诬为中国的马尔萨斯主义，煽起全国规模的大围攻。马寅初理直气壮，出来应战，有人逼他检讨，他坚决拒绝，再一次发出誓言：不怕孤立，不怕油锅炸，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他说：“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止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我个人被批判是小事，没什么，不过我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几十年以后，事实会说明我是对的。”历史的发展证实了马寅初《新人口沦》的正确性和预见性。1960年3月马寅初被迫辞职，离开北京大学，回到嵊州老家。1979年9月11日恢复名誉，教育部任命他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并被增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编辑本段]历年出版的主要著作
1马寅初经济论文选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2中国之新金融政策（上） 商务印书馆1939
3通货新论 商务印书馆1947
4新人口论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5马寅初人口文集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
6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 财政出版社1958
7新人口论 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
8马寅初抨官僚资本 重庆出版社1983
9马寅初选集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10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
11马寅初经济论文选集（上）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12马寅初全集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13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 商务印书馆2001
14财政学与中国财：理论与实践 商务印书馆1948
15中国国外汇兑 商务印书馆1930
16中华银行论 商务印书馆1929
17马寅初演讲集 商务印书馆1933
18经济学概论 商务印书馆1946
19马寅初战时经济论文集 作家书屋1945
20中国经济改造 商务印书馆1935
21马寅初经济论文集 商务印书馆1932
22中国关税问题 商务印书馆1935
23马寅初经济论文集 作家书屋1947
24中国当前之经济问题：马寅初讲演 胶济铁路同人学术研究会
25马寅初演讲集 商务印书馆1928
[编辑本段]马寅初故居
——东总布胡同32号
东总布胡同属东城区建国门地区，是朝阳门南小街路东从南往北数的第二条胡同。胡同自西向东沟通朝阳门南小街和建国门北大街，长600多米，南侧自西向东分别与顶银胡同、贡院西街、南牌坊胡同相通，北侧自西向东分别与大羊宜宾胡同、宝珠子胡同、北总布胡同、弘通巷、北牌坊胡同相通。明代，与西总布胡同统称“总铺胡同”，因胡同内设有总捕衙署而得名；清乾隆时改称“总部胡同”，宣统时以朝阳门南小街为界将胡同一分为二，西段称“西总布胡同”，东段称“东总布胡同”。
东总布胡同32号，旧时的门牌是东总布胡同62号，在胡同中段南侧，整座建筑为西洋风格。围墙相对较高，西式街门面北，有五步台阶；院内主要建筑是一座二层西式楼房，楼房南面与围墙之间构成一个树木繁茂的庭院，典雅、宁静。
据房屋档案记载，该院占地面积为1092．7平方米；共有房屋43间，其中楼房30间，建筑面积共计444．1平方米。此房购于1950年5月，经修葺马寅初全家入住。1951年6月，马寅初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后，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自东城区沙滩迁至海淀区燕园，为避免远道奔波，马寅初被安排在燕南园63号居住。
陈芳在《燕东园和燕南园话旧》一文中写道:“坐落在燕南园东南部的63号院，是一座别致的中西结合、中国南北方建筑风格结合的‘凹’字形平房建筑。63号院正门面南，前面有一大片开阔地，气派较大。整体建筑坐落在虎皮石台阶上，周边环绕都是一米左右长的花岗岩条石，建筑四角是仿中国木结构做法的钢筋混凝土半圆形柱子。正南门外有一个凹进去的门栏（中国南方风格，北方少见），两扇大门，两侧各有四扇中式窗户，相当对称；窗下墙（坎墙）是中国式的凹形，建筑层顶是西式钢筋屋架，呈直线三角形，上铺机器瓦（大瓦），但又有中国传统最尊贵屋顶庑殿的一点风格。建筑高度从台阶到檐口有4米左右，柱顶石是圆形，屋檐下突出石块是仿中国传统梁头，但上面没有彩画和雕刻，檩条用水泥制成。”“当年院内还有一个小型游泳池。”
马寅初在燕南园63号居住期间，发表了《新人口论》，并因此遭到错误的批判。1960年，马寅初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又搬回东总布胡同32号。此时的马寅初已是78岁高龄，且在政治上被剥夺了发言权，如今叫做“话语权”，满腹经纶而又刚直不阿的他，赋闲了。马寅初毕竟经过风雨，见过世面，能够泰然处之，他喜爱这样两句话——“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观天外云卷云舒。”对于智者而言，赋闲至多只能标志宦海失意，决不意味事业无成。马寅初在赋闲期间，完成了百万字之巨的《农书》初稿，可惜《农书》初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家人所焚。
1982年5月10日，马寅初走完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驾鹤西行，魂归道山。应了一句中国的老话——仁者寿。
现在，东总布胡同32号为马寅初的后人居住。另外，在竹竿巷与青春路交界处，也有马寅初故居，现在已成为博物馆。（第二课堂活动处）前面还有一尊马寅初的雕塑。
马寅初(1882—1982)，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浙江嵊县(今嵊州市)人。早年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曾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教务长，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49年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校长，是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有《马寅初演讲集》、《马寅初经济文集》、《中国经济改造》、《通货新论》、《新人口论》等著作存世。
马寅初生于清光绪八年，在旧中国生活了近七十年，是蜚声中外的经济学家。由于仗义执言在20世纪40年代受到过国民党当局的拘捕、关押和软禁，也受到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的恐吓与殴打，然而，马寅初不改初衷。一代文豪郭沫若曾经这样称赞：“你这个马寅初啊，可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爆的响当当的一枚‘铜豌豆’。”当时的舆论界认为：“今日马寅初先生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声望和地位，可与过去文学界的巨人鲁迅相比。在争取国家自由、民族解放的过程中，马寅初与鲁迅一样，遭受着恶势力的仇恨，但却雄视阔步于各种压迫之下，始终敢说，敢笑，敢怒，几十年来态度一贯。”
马寅初为新中国的诞生欢欣鼓舞，并积极投身于共和国的筹划和建设之中。1949年3月25日，在欢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从西柏坡迁至北平的仪式上，马寅初竟不顾会场秩序，跑向周恩来乘坐的吉普车，大声对周恩来说：“遵照你的指示，我已平安来到北平。”喜悦心情溢于言表。
马寅初喜欢以“兄弟”自称，而且，不分场合，也不论对象的年龄大小、职位高低，一概如此。
有一个说法，有一次在中南海开会时，马寅初向毛泽东提出请求:“要‘兄弟’把北大办成第一流学府，主席您就得支持我的工作。”毛泽东笑着问：“马老，您要怎样的支持呢？”马寅初说:“不要别的，只希望主席能批准，‘兄弟’点名邀请谁到北大演讲，就请不要拒绝。”毛泽东高兴地答应了马寅初的请求。
有一个佐证，1951年6月1日，在北京大学的民主广场举行校长马寅初就职典礼，场面庄重热烈，马寅初在致辞中仍然自称“兄弟”，他说：“‘兄弟’既受政府任命我就依照政府意旨做事，希望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努力完成我们的任务。”
有一个制度，在马寅初主政北京大学期间，每年除夕都在大膳厅举行全校新年团拜会。新年钟声一响，马寅初准时出现在全校师生面前，或因兴致佳好，或因酒后微醺，总是红光满面，必以“兄弟”自称，向全校师生祝贺新年。
作为经济学家，马寅初自然心系民生。他认为“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遵守的一条定律，指出应该提倡计划生育，控制人口。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而且认为人口问题“若不早为之图，难免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和不满。”
孰料，马寅初的真知灼见却遭到了愈演愈烈的批判，直至被迫辞职。使人联想到唐代韩愈的诗句：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面对批判和讨伐，马寅初公开表态：“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绝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能拒绝检讨。”
“拒绝检讨”，谈何容易。然而，马寅初做到了。
1979年7月2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题为《党组织为马寅初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消息。此时的马寅初已经九十八岁了，历史终于在他活着的时候，有机会向这位勇敢而智慧的老人道歉。
1957年7月15日，马寅初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新人口论》，指出人口多、资源少是我国一个很严重的矛盾。建国以来，我国人口增长率为20%，以此推算，如不控制人口，50年后我国人口将达到16亿。他说：“人口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要保住这个大资源，去掉这个大负担，办法是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他建议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结果受到错误批判。事实证明，马寅初的观点是正确的，批判他的后果是造成此后全国多生了几亿人。

⑤ 中国之命运的连锁反应

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这书是由陶希圣根据蒋介石的授意代笔而成的（陈布雷是蒋著执笔者之一）。
先来看一下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出版的细节。30天发行15万册，用最好的纸张印刷，价格也极便宜，让百姓都买得起。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推动下，很快在中国发行100万册。这书国内赔本，卖的英文版权赚钱。
《中国之命运》共分八章：（1）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达；（2）国耻的由来与革命的起源；（3）不平等条约的影响之深刻化；(4)由北伐到抗战；（5）平等互惠新约的内容与今后建国工作之重点； (6)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7）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8）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前途。
《中国之命运》有两大论调。一是，全力宣扬中华民族所谓“固有的德性”，认为正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和西方文化的入侵使中国原有的优越伦理和宗族社会组织遭到破坏；百年的屈辱记忆，使蒋介石过多地强调民族自尊，全书含有强烈的排外性的农民民族主义色彩；与英美结盟后，废除了平等条约，美、英自动放弃治外法权。二是，国民党是抗战建国、民主复兴的力量和希望；核心是宣传只有国民党救中国，只有三民主义救中国；流露出反共的倾向。
关于这本书的写作缘起，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组长陶希圣说的很明白：
自（1942年）十月十日起，蒋委员长着手起草一本书。书的目的是在指出百年来所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一旦解除，一般人应如何以独立国家自由公民的资格，与世界各国的国民平等相处，同时应如何自立自强，共同致力于建国的事业，使中国真正成为独立自由的现代国家，与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各国分担世界和平的责任。
《中国之命运》出版后，国民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强制规定国民必须阅读，但效果却适得其反。引来三方面的批评，以西南联大教授为主的批评和反感；来自中共的批评；英美西方大国也是二战同盟国的批评。
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令对他报有好感的知识分子感到失望。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闻一多说：“《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而就在1942年，闻一多和长子闻立鹤谈时事，对国民党领袖蒋介石领导的抗战抱有相当的信心，把他视为“一生经历了多次艰难曲折，‘西南事变’时冷静沉着，化险为夷，人格伟大感人，抗战得此人领导，前途光明，胜利有望。”
无独有偶，1943年，联大历史系雷海宗告诉一位学生，在政府众多败笔中，最大的败笔是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出版。他声称，那本书中的错误多如牛毛，连美国汉学家都能看出来。
雷海宗指的美国汉学家是费正清。1942年，美国政府派费正清来华，身份是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和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1943年5月，费正清昆明读了《中国之命运》。他发觉，这本掌权者的书，是对著书立说的教授们是一种侮辱。费正清和西南联大的教授，就这本书做了交流。
费正清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自从蒋介石成为所谓的圣人和英雄后，这里的学者们反抗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直言不讳的行动。老金（金岳霖）拒绝看《中国之命运》，社会科学家认为这部书废话连篇，对其表示不屑并感到耻辱。学术界现在和将来都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特权，现在蒋介石公然侮辱了他们。
费正清在阅读《中国之命运》的过程中，“感到十分骇然”，认定这本是“利用历史来达成政治目的”。因为《中国之命运》中有这样一个论调，“帝国主义是一切苦难的根源”。费正清慨叹：“一位政治家写出这样的小册子实在有失身份，如今我明白了为什么每位与此书英译本相关的人，像得了寒热症一般。”
西南联大一些教授对蒋介石感到彻底失望，有的远离国民党政府，并走上左的道路。而在蒋介石政府任职的知识分子如何看呢。蒋介石的政府顾问、经济学家、原南开大学教授何廉说：“委员长走到哪里，政府的行政权力就行使到哪里，就职权而言，他领导一切。”《何廉回忆录》中说的很明白：“我们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我们从未能够搞清楚幕后究竟在搞些什么。”即使执笔写《中国之命运》的陶希圣，也有如履薄冰之感，认为蒋介石用你，但并不信任你。
在中共看来，《中国之命运》的出版，无疑是“反共宣战书”。陈伯达根据毛泽东意见撰写《评〈中国之命运〉》一文中说：“这是一本对中国人民的宣战书，是为发动内战的思想准备与舆论准备。”
蒋介石的日记中称英美不满《中国之命运》：“乃预想所及，然未料其反感如此之大也。”看来此书的出版，也招致英美方面的批评。
抗战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辗转迁移到昆明，成为西南联合大学，原清华政治学系教授浦薛凤，在西南联合大学执教，后从昆明到重庆从政，任战时最高权力机构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参事，参与将《中国之命运》翻译为英文的工作。浦氏回忆：“当时高级文武官长对实际执笔人，殊颇不满。??不平等条约固是国耻，政治、经济、社会、道德、文化一切之堕落，皆归罪于不平等条约，客观研究殊有问题。质言之，殊难折服盟邦在朝执政人士之心。此在平时犹需酌量，况在战时，又何况在需求协助合作之关头？”
蒋介石好不容易出版这样一本书，却引来各方面的批评。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到民国时期新闻、出版、言论等方面的生态。至于引发的连锁反应，更大的影响，蒋介石无法预料。
就在批判《中国之命运》次年，国共关系果然开始发生政治转型，毛泽东正式提出，今后要由共产党，而不是由国民党来担负起解放中国的责任，坐实了陶希圣所担心的“抗战的结果比抗战的进行更危险”。
从西南联大教授的批评来看，蒋介石一书的《中国之命运》出版，是失去精英知识分子的一个前奏，到抗战胜利、内战顿起时，又失去一大批知识分子的支持。书里书外，连接着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风云。

⑥ 老蒋和刘文典打架，刘文典飞起一脚猛踹，这事儿是不是真的

老蒋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领袖，不可否认的是他在中国近代发展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积极意义，但同样他在国内推行独裁的统治，也比较容易诟病，不管如何说，老蒋这个人算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而且在很多资料中，都有不少老蒋年轻时候的荒唐事，而且传的都比较神，后人也难辨真伪

也有说法是因为刘文典坚决不处理安徽大学学生导致的，更有一些人将时间推后到九一八事事变以后，但不管怎么说，刘文典和老蒋冲突是事实，据说还一度激烈，老蒋激动之下扇了刘文典两个耳光，而刘文典也不客气，直接飞起一脚猛踹老蒋，双方上演了一场全武行的闹剧，虽然这件事情极度隐秘，但两人打架这件事情在民国年间几乎无人不知。实际上矛盾可能确实有些矛盾，刘文典和老蒋发起一些争执很有可能，不过上升到动手的闹剧，这就有些夸大了

⑦ 蒋公的面子的名家点评

董健：看南大校庆话剧《蒋公的面子》有感
1、史中有戏，戏中有史
我很高兴能够在南京大学110年校庆期间看到《蒋公的面子》这出话剧，这是献给校庆的精神美餐。中国的大学大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的，到今天差不多已有了100多年的历史。从1998年北大校庆起，全国各地都开始兴师动众，纪念校庆。但是不夸张地说，校庆发展到今天已经带上了浓厚的官味和商味。官味指的就是官本位，通过接待有权势的人来强化学校对权力的依附。本来，学校通过校庆筹资很正常，可在我们这里却往往加进了商业的因素。今年，我们的校庆，学校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序长不序爵”，这确实是很好的。但是光讲“序长”恐怕还不够。我认为校庆的目的应该是总结学校历史上办学的经验教训，找到其自身的文化传统，并把它发扬光大。增加校庆的学术性和精神性探索，为我们当前的办学之路提供借鉴，这才是校庆的核心价值。
从这个角度看，文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所制作的这个戏剧我觉得正好实现了这一诉求。这个戏从精神的角度挖掘了我们校史上的一些细节，有很强的学术性和思想性，带给我们启发。该戏名为《蒋公的面子》，将1943年蒋介石在中央大学任校长这一历史事实作为题材。关于这段历史，过去我们无论从左还是从右的角度，都不太敢碰。但这个戏的作者却勇敢地对此予以了处理，并且处理得非常好。
从对待历史这一点看，这个戏写得比较真实。首先，作者并没有简单地辱骂蒋介石。文革时我们出于政治原因完全地否定了蒋，正如戏中所写的，叫他“蒋该死”。但从历史看，中央大学在蒋介石当校长的情况下仍是有发展，有成绩的，因此不能简单否定。其次，她比较真实地描绘了当时三位中央大学教授不同的政治倾向和思想状态。时任道是一个带有左翼倾向，对国民党政治有很强批判性的知识分子。蒋介石曾下令打死过他的学生，他对蒋的专制统治非常愤怒，不能接受。夏小山则是另外一种典型，埋头做独立学问，好美食，对蒋介石既不反对也没有兴趣。在我们南大中文系的教授中可以找到不少这样的原型。夏小山尽管承认蒋是整个国家的领袖，但从学术而言，他认为蒋没有做校长的资格。在戏中，他仍想去赴宴，原因是他想吃宴会上的一道菜。这个人物的性格被刻画得非常细致真实。卞从周则是一个比较官方化的教授，他拥护政府，希望能够去赴宴。但他也并非那种昧着良心不顾事实的官方走狗，基本上仍可以认为是知识分子中偏右的类型。作者描写了这三个教授对蒋介石当校长的不同态度，通过是否去赴宴，是否给蒋公这个面子将各自的形象刻画出来。
更为可贵的是，戏剧作者对于一种真实存在的知识分子精神的把握。无论这三位教授有着怎样的差别，是拥护蒋还是反对蒋，总体上看，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价值，那就是知识分子人格的独立。他们并不把蒋介石请吃饭当做是皇帝的赐宴。即使是官方化的教授卞从周也没有这种倾向。这点恰恰是我们校史中最重要的精神传统，可惜多年来被我们所忽视了。在1949年后，知识分子经过了历次运动，大学中的精神传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举一个例子，在1950年代，南大生物系有一个教授，某个项目很有成就，正好毛泽东来南京接见知识分子，他就去了。回来之后，他激动地说：“我的手不能洗，你们赶快来握一握我的手，这是毛主席握过的手。”他的这种感受是真诚的。前不久，我读到一些知识分子回忆自己五十年代时的思想状态，那种如坐春风的幸福感。这些感受既是真实的，但又显得多么可笑和可悲。可是我们在1943年的中央大学的教授中看不出这种人身的依附，即便从和蒋介石关系不错的卞从周身上也很难看出来。作者把握住了这一点，写出了我们现实生活中所失去了的东西，写出了大学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这非常难得。同时，对这一主题的表现，她并不是通过抽象的说教，而是选择一系列的细节，充满了生活味道。尤其是对夏小山教授的塑造，写他既想吃火腿烧豆腐这道菜，因而准备去赴宴，又不赞成蒋当校长，因此要求蒋改掉请帖中的身份，显得非常生动。
在这三位教授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教授，他们拥有自己的人格，他们看重自己的岗位，在统治者面前，他们能够保持自己的价值判断，坚持自由与独立的精神。用这样一个戏来回忆南大校史，我觉得确实做到了史中有戏，戏中有史。
2、才华与自由精神
该剧的作者温方伊，只有二十一岁，是文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的本科生，现在正读三年级，能够写出这个戏，确实是不容易。在演出当天，吕效平教授引用了我的话说了关于才华的问题。我的确讲过这方面内容。我认为，就戏剧专业而言，研究和创作都离不开才华。但研究和创作需要才华的比重并不一样。做研究，恐怕有八分的努力，两分才华即可出成绩，但剧本创作和舞台实践所需要的才华比重则要大得多。
那么才华是什么呢?这很难说清楚，才华并不仅仅是指聪明，尽管它包含了聪明。有智慧的人并不一定有才华。我觉得，才华很可能是这样的东西：一个聪明的人，从对生活的感受中，发现了一种天然的合乎规律的价值观。有一些聪明人，知道编剧的技术，会写戏，但他却找不到这种价值观，或者说找到了一种错误的价值观，效果就截然不同了。戏与别的艺术门类不一样，戏说到底是一种自由精神在公众面前的公开地、集体地亮相。这种自由精神，天生不会顺从现存的文化道德规范。简单地说，戏剧就是要在精神领域“捣点乱子”。规规矩矩的东西根本不配称做戏。俄罗斯的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所讲的“狂欢化”恐怕也可以这样来理解，他强调的正是这种民间对官方的否定，一种造反的精神。人们很喜欢引用拿破仑的话说“不想当元帅的兵不是好士兵”，但人们不记得拿破仑还有另外一句话叫做“没有自由精神的士兵打不好仗”。实际上没有自由精神的人，一样编不好剧本。从这个二十一岁的学生的作品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这种自由精神。
戏中，她所写的是两段生活，无论是1943年的那段，还是文革中的那段，离她本人都比较远，但她通过对一些资料的阅读，根据一些老师的回忆，比较真实地把握了这两段历史。更为可贵的是，除了表现历史的真实外，温方伊还能够用今天对生活的感受来观照那两段历史，使之与今天的现实发生碰撞。这一碰撞所产生的火花使我们感到非常亲切。我们看到的是历史，想到的却是今天的现实。演出中，我注意到现场观众的反应，他们用笑声表达对戏中内容的接受和赞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剧中有台词抨击政府腐败时，全场反响非常强烈。之所以引起这种反响，事实上体现的是观众对当下现实的一种感受。观众对今天腐败的感受与戏中的历史呼应了。所以我觉得，才华就是指一个作者能够在把握历史的同时，把自己在生活中的感受通过自己的价值观成功地表现出来。这一点可以说温方伊做到了。
从技术层面看，能够编写剧本的学生在很多学校可能都能找到。但是，并不是每个大学都能找到这样有才华的学生。有些人很聪明，能够写出一个干干净净有戏剧性的戏，但未必能够拥有这样强大的精神力量。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南大为她提供了很好的背景。南大的历史传统、文化氛围和当前的状态，为她的创作提供了动力。如果这样的题材让北大的新左派教授来写，恐怕会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我觉得有必要重新梳理一下南大的传统。在20世纪初，南大与北大相比是比较保守的，当时的学衡派与新青年有过多次的论战，以至于人们或许以为南大缺乏自由的精神。事实上，有一点必须澄清，尽管在一些激进的口号上，学衡派的确与北大知识分子有分歧，但在对待现代化这一总体的要求上却是一致的。学衡派精通古文，熟悉外国，主张开放，尤其在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这一点上，和北大是一致的。我在校庆一百年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立人为大学之本》，谈了南大的传统。尽管我们没有出现李大钊和陈独秀这些共产党的创办人，但在自由精神这一点上，在中国的现代化与启蒙这些方面，我们与北大从来都没有区别。
从1949年以来，中国大学的这种独立、自由精神一共经历了五次破坏。第一次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南大的损伤可以说是最厉害，法学、社会学等等被认为是危险的学科都被砍掉，工科被分出去，整个被肢解了;第二次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凡是坚持大学精神的人，一旦公开地表露这样的观点，都被打成了右派;第三次是文革，全国性的大灾难，南大也不能幸免;第四次是在1989年后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前，这是我亲自经历的，感触极深，这几年推行比较左的一套，对南大的科研教学的基本精神带来了破坏;第五次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直到今天仍然持续的经济大潮的冲击，很多高校开始搞产业化，从一个教育机构变成了圈钱的工具。很多学校经过这些破坏后，大学精神便荡然无存了。但南京大学却依然保持着这个线索不断，仍能够不绝如缕地坚持着独立和自由的精神，时隐时现、时强时弱地通过一些细节表现出来。

在《怀念高华》的文章中，我提到了五次南大独立研究的立场与有关当局的矛盾：第一次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人尽皆知，这里不谈了；第二次是1980年代应学梨(蒋广学)对于农业合作化的批判，当时遭到“查处”，但现在看来，对的是南大；第三次是许志英发文论述1919年为新旧民主主义分界线不准确，也遭到严厉批判，并有不少学界同仁迫于压力而来“围剿”许志英，而现在许的观点已成为学界公认的常识了；第四次是哲学系学生马丁(宋龙祥)谈市场经济的文章，受到指责和批判，现在马丁之说也已成了常识；第五次是1990至1992年，南京大学坚决抵制“清理文科”的行为。当时南京大学压力很大，但南大文科受到了保护，事后看来，这抵制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人再好意思谈当年的“清理文科”之事了。这五次冲突正是南大精神传统的体现。即便在目前大学精神普遍萎靡的情况下，南大还能有这样的学生，写这样的戏并且制作演出，为大家所接受，这也正好说明南大自由精神仍存。
3、关于两个时段的对比
这个戏通过暗转的方法不断表现两个时段所发生的事。一个时段是讨论是否给蒋公面子去赴宴，另一个时段是表现1967年文革中知识分子的状态。从分量上看，文革的这段处理显得不够充分。
作者温方伊来访问我的时候，我曾建议，描写这段历史最好应与当前知识分子的精神失落做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知识分子精神已经退化到怎样的程度，别说是一把手，就算是一个部级干部接见都会感到无限的光荣。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批判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过去我一直有花瓶情结，觉得给政府当花瓶很光荣，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很喜欢领导重视”。记得在文革后期，我开始被重新使用。江苏省委的刊物《群众》约我写稿。我就按照当初“评《水》评《红》”的精神写了一篇文章。杂志编辑部告诉我说，这是省委书记许家邨亲自审阅定稿的，并且说我的文章写得很好。当时我感到受宠若惊。建国后，领导的欣赏、表扬、重视，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很重要的精神动力，我当时就是这样的状态。
建国后知识分子从原先的独立精神，蜕变到对“领导”的崇拜，这是一个渐渐演变的过程，并不是一下子完成的。知识分子的这种依附性是我们中国的文化特产，在今天的西方社会很难看到。我曾读到一个报道，法国总统萨科齐出席一个会议，想要主动与一个青年握手，结果被那个青年断然拒绝。在我们中国，这种文人的依附性有着很长的文化传统，过去皇帝要召见，不管是怎样坏的皇帝，对于知识分子来说，都是极大的恩宠。但在1943年，情况已经所有不同，蒋介石请吃饭，教授们却开始讨论是否给他这个面子，这是带有极大主动性的行为。这也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经过了20世纪初几十年的现代化发展，知识分子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所以我就想，能否将1943年的这段戏与今天知识分子的面貌做一个对比。这样的要求从编剧技巧上看恐怕有一些困难。1943年的教授到现在都已经去世了。现在的这个本子将时间选择在文革，我觉得对比性还是不够，处理得过于简单和表面。如果能把这一点改的更好一些，将可能更有利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来发扬我们的大学精神。 简评 专程从北京坐火车，第一次到南京，居然是为了一部戏——《蒋公的面子》，而这部戏，绝对值得你以任何方式赶去观看。仅从编剧角度而言，讲中国故事、如此有文化、有生活的剧本，近年仅见，却出一个大学三年级的女孩之手，令人击节赞叹，叹为观止！这部戏，只在南京演，是中国戏剧的损失。
二、系统点评
评家：水晶
■剧名：《蒋公的面子》
■编剧：温方伊
■导演：吕效平
■时间：11月23日－12月3日
■地点：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大礼堂
■指数：★★★★☆☆
■点评：很久没有看到这么有文化、有生活、有趣味的中国故事了，全无搞笑，观众却一直在笑，又笑中带着忧伤。
作为一部南京大学建校110年的纪念作品，《蒋公的面子》离“主旋律”这三个字很远，却离戏剧的本质很近。该剧创作灵感，来自流传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则轶事。1943年，蒋介石初任中央大学校长，为笼络人心，准备邀请中文系三位知名教授共进年夜饭。三人中，有人痛恨蒋之独裁，却又因为战乱之时藏书难保需要蒋的帮助；有人潜心学问不谈国事，却好美食，听说席上会有难得的好菜便难抑激动；有人支持政府愿意赴宴，却放不下架子，要拉另外两人下水。20多年后，三人再次见面，谈论当年到底去没去赴宴，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
这样一部舞台上少见的文人戏，以三位知识分子的社会议题辩论、哲学对话和一层层掀开的内心面纱，交织着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琐事，洋洋洒洒，诙谐流畅，民国时代几位不同类型的学者，跃然台上。而与之相对照的20年后，三人都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在牛棚里聚谈往事，那些罗生门似的回忆，都消失了光影，他们曾经飞扬的精神，也一同委顿。
很久没有看到这么有文化、有生活、有趣味的中国故事，全无搞笑，观众却一直在笑，又笑中带着忧伤。而这样一部戏，却诞生于近年来连戏剧都很少上演的南京。由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南京大学戏剧影视艺术系系主任吕效平执导的该剧，已经连续上演近30场，场场满座，创下近十年来南京戏剧舞台上的奇迹。
更令人称叹的是，这部作品的编剧，出自当时年仅21岁的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本科三年级学生温方伊之手。她将剧中博古通今的知识分子话语、抗战期间穷教师的拮据生活、“文革”时被打倒的文人们胆战心惊等不同的时空与人物、画面，书写得精准而清晰。剧中人物的对谈往往看似信马由缰，却又总是被恰到好处地拽回戏的核心。哲学与菜谱齐飞，古籍与麻将共舞，话题的交错与情节的起伏，细细铺垫的剧情，如剥洋葱般，越到后面，越辛辣刺激，引人笑中带泪，泪中带思。
“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这两句杜甫的诗，用作了台上的对联。“自去自来”是文人的理想，“相亲相近”是理想的文人。然而，文人亦是普通人，在面对战乱流离、贫困的生活和完全失去自由的各种困境时，人心最深处的欲望与念想，终会浮出水面，无论它曾经隐藏得多么深。
《蒋公的面子》用一种云淡风轻式的表演，既展现了民国文人穷酸倨傲的一面，又让人看到他们可爱单纯的另一面。而在动荡的大时代面前，个人的那点小心思，又显得如此令人怜惜。无论是吃一碗面，还是保住9箱绝世的古籍，都同样难。
而且，这部戏并未仅仅止步于“民国”，虽然戏份不多，但剧中同置于舞台另一侧的“文革”场景和剧情，分量同样四两拨千斤。三位白发的老者，对于往事争执不休，但已经完全丧失了当年的锐气与理想，困顿在无家可归的绝境之中。这无家可归，不仅仅是实体的“家”之丧失，更多折射出“精神”的无着无落。坐在台下的观众，则通过他们自身的观看与内心反应，补充了“当下”与戏中两个时代之间的连接。
《蒋公的面子》上演至今，已经不仅是南京大学的师生和当地观众前往观剧，而是发展到北京、上海等其他城市的观众慕名前去。我本人就是专程坐着火车从北京去到南京看这出剧的。导演吕效平说：这样一部学校里的“学生戏”，之所以火，是“因为它回归了戏剧艺术，超越了说教，达到了喜剧的高度”。
在我看来，这部戏，绝非“喜剧”一词所能简单概括，与当前中国戏剧市场大面积泛滥的各种爆笑喜剧相比，《蒋公的面子》堪称是一部真正有养分、有氧气的喜剧，它所引发的每一次笑声，都不是由挠痒痒式的简单搞笑或低俗包袱所带来的。它的笑，是思考后的笑，是会心的笑，也是一种观众心灵与舞台角色真正相互理解后的笑。
这种笑，比悲剧还要有力。

⑧ 闻一多资料

闻一多生平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闻家骅（huá），号友三，著名诗人、学者、爱国民主战士。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家传渊源，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
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上海）。
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赶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1925年5月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青岛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政治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青岛大学文学院长。
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此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在西南联大时期，特别是1943年以后，闻一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 1944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云南省支部领导人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衷心 爱戴和无比尊敬的良师益友。
在“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闻一多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指导和鼓舞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一二.一”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闻一多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21日，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一多先生追悼会，朱自清出席并讲了话。他一开头便愤激地说：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接着，他详细地叙说了闻一多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首先告诉人们，闻一多是中国抗战前“唯一的爱国新诗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又详尽地介绍闻一多对神话、《楚辞》、《周易》、《诗经》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他突出强调闻一多在学术上的伟大功绩，目的就在告诉人们国民党反动派残杀了一个多么有价值的学者，摧残了中国学术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激起了人们对敌人更大的愤恨。最后他悲愤地说：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常跟我们说要活到80岁，现在还不满48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有个学生曾瞻仰他的遗体，见他“遍身血迹，双手抱头，全身痉挛”。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闻一多的全部遗著整理出版，这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方法。他在给学生王瑶写信说：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愤。其遗稿拟由研究所同人合力编成，设法付印。后编成《闻一多全集》四卷。
朱自清曾写诗歌颂闻一多：
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你是一团火，照明了古代；歌舞和竞赛，有力猛如虎。你是一团火，照亮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
闻一多的两次转向：
1.由狂放归于沉静
1912年，年仅13岁的闻一多从湖北乡间一户富裕人家来到北京清华学校，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1922年他赴美留学专攻美术。从考入清华到1925年留美归来这十余年间，闻一多基本是沉浸在艺术与文学之间，对政治只是偶有所涉。
在回国近两年的时间里，闻一多耳闻目睹的都是阴谋、战争、屠杀，面对民族的巨大灾难，他再也难抑悲愤，发表了《贡献》、《罪过》、《收回》、《你指着太阳 起誓》、《心跳》、《一句话》等充满爱国激情和痛挞社会现实的诗歌。但火山喷发之后，他又备感无奈，最终走了一条文人的传统老路，躲进书斋，钻入故纸堆， 成了对世事过问无多仅求独善其身的冷静学者。
2.由“自由学者”转为斗士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闻一多等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闻一多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余华里的 步行团。对社会下层生活的真切了解，埋下了他思想变化的契机。同时他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迅速贫困化，使他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
闻一多的变化，是从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开始的。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 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闻一多这样写 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 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不久，闻一多偶然读到了延安诗人田间的几首诗，深为其中的战斗精神所震惊，立即写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公开发表，在大后方引起了一阵波动。 随后他又写了一系列针对现实的杂文，开始呐喊。同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详细了解共产党的各种情况。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中关于全延安只有“四个警 察”的记述使他印象极为深刻，认为“只有在那样的新社会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无阻碍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彻底的。他于1944年夏在罗隆基、吴晗的介绍下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共产党”。从此，他在共产 党的秘密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到争民主的运动中去。当然在内心深处他对学术并不能完全忘怀，曾多次对人说自己感到有些空虚，希望实现政治民主之后便回到书房 好好读十年、二十年书。但这已无法实现了，1946年7月15日，他在勇敢地作了《最后一次演讲》后，便被暗杀于昆明街头。闻一多生平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闻家骅（huá），号友三，著名诗人、学者、爱国民主战士。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家传渊源，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
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上海）。
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赶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1925年5月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青岛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政治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青岛大学文学院长。
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此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在西南联大时期，特别是1943年以后，闻一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 1944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云南省支部领导人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衷心 爱戴和无比尊敬的良师益友。
在“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闻一多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指导和鼓舞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一二.一”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闻一多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21日，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一多先生追悼会，朱自清出席并讲了话。他一开头便愤激地说：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接着，他详细地叙说了闻一多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首先告诉人们，闻一多是中国抗战前“唯一的爱国新诗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又详尽地介绍闻一多对神话、《楚辞》、《周易》、《诗经》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他突出强调闻一多在学术上的伟大功绩，目的就在告诉人们国民党反动派残杀了一个多么有价值的学者，摧残了中国学术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激起了人们对敌人更大的愤恨。最后他悲愤地说：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常跟我们说要活到80岁，现在还不满48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有个学生曾瞻仰他的遗体，见他“遍身血迹，双手抱头，全身痉挛”。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闻一多的全部遗著整理出版，这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方法。他在给学生王瑶写信说：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愤。其遗稿拟由研究所同人合力编成，设法付印。后编成《闻一多全集》四卷。
朱自清曾写诗歌颂闻一多：
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你是一团火，照明了古代；歌舞和竞赛，有力猛如虎。你是一团火，照亮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
闻一多的两次转向：
1.由狂放归于沉静
1912年，年仅13岁的闻一多从湖北乡间一户富裕人家来到北京清华学校，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1922年他赴美留学专攻美术。从考入清华到1925年留美归来这十余年间，闻一多基本是沉浸在艺术与文学之间，对政治只是偶有所涉。
在回国近两年的时间里，闻一多耳闻目睹的都是阴谋、战争、屠杀，面对民族的巨大灾难，他再也难抑悲愤，发表了《贡献》、《罪过》、《收回》、《你指着太阳 起誓》、《心跳》、《一句话》等充满爱国激情和痛挞社会现实的诗歌。但火山喷发之后，他又备感无奈，最终走了一条文人的传统老路，躲进书斋，钻入故纸堆， 成了对世事过问无多仅求独善其身的冷静学者。
2.由“自由学者”转为斗士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闻一多等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闻一多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余华里的 步行团。对社会下层生活的真切了解，埋下了他思想变化的契机。同时他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迅速贫困化，使他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
闻一多的变化，是从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开始的。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 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闻一多这样写 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 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不久，闻一多偶然读到了延安诗人田间的几首诗，深为其中的战斗精神所震惊，立即写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公开发表，在大后方引起了一阵波动。 随后他又写了一系列针对现实的杂文，开始呐喊。同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详细了解共产党的各种情况。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中关于全延安只有“四个警 察”的记述使他印象极为深刻，认为“只有在那样的新社会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无阻碍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彻底的。他于1944年夏在罗隆基、吴晗的介绍下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共产党”。从此，他在共产 党的秘密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到争民主的运动中去。当然在内心深处他对学术并不能完全忘怀，曾多次对人说自己感到有些空虚，希望实现政治民主之后便回到书房 好好读十年、二十年书。但这已无法实现了，1946年7月15日，他在勇敢地作了《最后一次演讲》后，便被暗杀于昆明街头。闻一多生平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闻家骅（huá），号友三，著名诗人、学者、爱国民主战士。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家传渊源，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
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上海）。
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赶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1925年5月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青岛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政治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青岛大学文学院长。
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此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在西南联大时期，特别是1943年以后，闻一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 1944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云南省支部领导人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衷心 爱戴和无比尊敬的良师益友。
在“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闻一多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指导和鼓舞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一二.一”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闻一多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21日，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一多先生追悼会，朱自清出席并讲了话。他一开头便愤激地说：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接着，他详细地叙说了闻一多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首先告诉人们，闻一多是中国抗战前“唯一的爱国新诗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又详尽地介绍闻一多对神话、《楚辞》、《周易》、《诗经》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他突出强调闻一多在学术上的伟大功绩，目的就在告诉人们国民党反动派残杀了一个多么有价值的学者，摧残了中国学术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激起了人们对敌人更大的愤恨。最后他悲愤地说：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常跟我们说要活到80岁，现在还不满48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有个学生曾瞻仰他的遗体，见他“遍身血迹，双手抱头，全身痉挛”。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闻一多的全部遗著整理出版，这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方法。他在给学生王瑶写信说：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愤。其遗稿拟由研究所同人合力编成，设法付印。后编成《闻一多全集》四卷。
朱自清曾写诗歌颂闻一多：
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你是一团火，照明了古代；歌舞和竞赛，有力猛如虎。你是一团火，照亮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
闻一多的两次转向：
1.由狂放归于沉静
1912年，年仅13岁的闻一多从湖北乡间一户富裕人家来到北京清华学校，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1922年他赴美留学专攻美术。从考入清华到1925年留美归来这十余年间，闻一多基本是沉浸在艺术与文学之间，对政治只是偶有所涉。
在回国近两年的时间里，闻一多耳闻目睹的都是阴谋、战争、屠杀，面对民族的巨大灾难，他再也难抑悲愤，发表了《贡献》、《罪过》、《收回》、《你指着太阳 起誓》、《心跳》、《一句话》等充满爱国激情和痛挞社会现实的诗歌。但火山喷发之后，他又备感无奈，最终走了一条文人的传统老路，躲进书斋，钻入故纸堆， 成了对世事过问无多仅求独善其身的冷静学者。
2.由“自由学者”转为斗士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闻一多等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闻一多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余华里的 步行团。对社会下层生活的真切了解，埋下了他思想变化的契机。同时他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迅速贫困化，使他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
闻一多的变化，是从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开始的。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 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闻一多这样写 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 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不久，闻一多偶然读到了延安诗人田间的几首诗，深为其中的战斗精神所震惊，立即写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公开发表，在大后方引起了一阵波动。 随后他又写了一系列针对现实的杂文，开始呐喊。同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详细了解共产党的各种情况。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中关于全延安只有“四个警 察”的记述使他印象极为深刻，认为“只有在那样的新社会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无阻碍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彻底的。他于1944年夏在罗隆基、吴晗的介绍下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共产党”。从此，他在共产 党的秘密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到争民主的运动中去。当然在内心深处他对学术并不能完全忘怀，曾多次对人说自己感到有些空虚，希望实现政治民主之后便回到书房 好好读十年、二十年书。但这已无法实现了，1946年7月15日，他在勇敢地作了《最后一次演讲》后，便被暗杀于昆明街头。

⑨ 最新丑闻清华大学的历史系副教授翻译错误

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在一部学术专著中将蒋介石（ChiangKai-shek）翻译成“常凯申”，成为中国名校制造的又一起学术笑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