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教授龚延明

1. 科举制能延续下去的原因

试论我国科举制度延续千年的原因

摘
要：发轫于我国隋代的科举制度，到清末废除，前后持续了约1300年之久。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大众参与、公平竞争、前程美好以及举业官学化4方面，这些因素一起构筑了科举制度难以动摇的基础。由于科举制度的完善程度很高，以致长期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取代，说明这种较为科学合理的制度，其生命力是十分顽强的。
我国科举制发轫于隋，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除，前后持续了约1300年之久。一种制度能如此稳定，历史上并不多见，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个中原因安在?颇发人深思。近20多年来，虽然学界对科举研究的热度不减，但探索这个问题的似乎不多。这无疑是个难题，因为原因可能太复杂，或许可以轻松地说出几条“理由”，但要真中肯綮却不容易。刘海峰教授在其所著《科举学导论》第六章《科举存废论》第一节中概括了时下的主要观点：“一、与贤能治国、精英统治的儒家理论相符合”；“二、标榜公平竞争，具有客观标准”；“三、牢笼天下英才，有利于巩固统治秩序”。浙江大学龚延明教授则提出两点：“取士大权掌握在中央，有利于君主集权”；“以文取士”。他们说得都不错，也有代表性。不过笔者认为，科举千年不辍的原因，可从封建政治和科举自身两方面去寻求，但后者更重要，也更能说明问题。因为此前无论是“察举”还是“九品中正制”，初衷也未必不欲举贤能、揽英才，“中央”也并非无权。故本文侧重从科举制度自身出发，提出大众参与、公平竞争、前程美好以及举业官学化4点，其中与时贤论点一致的，予以补证。自知恐仍难捕捉原因之全部，特献鄙说以就正于方家。
一、大众参与，使科举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如何选拔人才参与管理，是国家致治的基本制度之一。上古有所谓“乡举里选”，常被后世学者理想化，具体情况虽因文献缺略而不得其详，但至少有一点应该与汉代的“察举制”、魏晋六朝的“九品中正制”相同，那就是被举者属“他举”（由他人选拔），自己没有主动权，命运掌握在他人手中。科举最基本的原则是“投牒自举”，彻底打破了“他举”的传统。何谓“投牒自举”，此语最早盖见于《旧唐书》卷119《杨绾传》，杨绾在所上《条奏贡举之弊疏》中说，“今之取人，令投牒自举”云云(详见下引)。说得明白点，即读书人只要“投牒”(“牒”有如今天的申请书，包括递交“家状”等相关材料)，就可参加县州的发解试，其中的优胜者便可以一路绿灯，升到省试、殿试（宋以后）。《新唐书》卷44《选举志》曰：“唐制：取士各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唐宋时代，以“怀牒自列于州县”的私学“乡贡”最盛，形式上相当于当今的自学考试，不同的是它是当时的主途径。韩愈曾述逐级升贡的流程道：
始自县考试定其可举者，然后升于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与是数焉。州若府总其属之所升，又考试之若县，加详察焉，定其可举者，然后贡于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与是数焉，谓之乡贡。（韩愈：《赠弦童子序》）
宋代虽取消了县一级的考试，增加了殿试，但“乡贡”的基本方法是相同的，只有到了明清时代，才以贡于学校的“生徒”为主。五代人牛希济曾形容乡贡的盛况道：“郡国所送，群众千万。孟冬之月，集于京师，麻衣如雪，满于九衢。”（《全唐文》卷八四六）这是“投牒自举”的结果，其热烈火爆的场面，是暗箱操作的“他举”时代绝对看不到的。

唐代由于录取人数少，进士每科才一二十人，多的年份也不过30余人，故即便是“投牒自举”，群众的动员面也有限，几乎让全体读书人都参与其中的是宋代。宋太宗果断地扩大录取规模，使科举朝大众化方向迈出了一大步，是科举史上的一件大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于太宗太平兴国二年春正月记曰：
上初即位，以疆宇至远，吏员益众，思广振淹滞，以资其阙。顾谓侍臣曰：“朕欲博求俊乂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先是，诸道所发贡士凡五千三百馀人，……礼部上所试合格人名。戊辰，上御讲武殿，内出诗赋题覆试进士，赋韵平侧相间，依次用。命翰林学士李昉、扈蒙定其优劣为三等，得河南吕蒙正以下一百九人。庚午，覆试诸科，得二百七人，并赐及第。又诏礼部阅贡籍，得十五举以上进士及诸科一百八十四人，并赐出身。九经七人不中格，上怜其老，特赐同三传出身。凡五百人。
李若谷于仁宗天圣五年(1027)上《议贡举》曰：“皇朝开宝以前，岁取进士不过三十人，经学不过五十人。自克复伪国，吏员益众，始有廷试广收人之制。”（《隆平集》卷七）又《燕翼诒谋录》卷一：“国初，进士尚仍唐制，每岁多不过二三十人。太平兴国二年(977)，太宗皇帝以郡县阙官颇多，放进士几五百人，比旧二十倍。”这同时表明了宋代官僚队伍的补充，几乎完全依赖于科举，而扩大录取规模，也大大提升了科举的影响力。据初步统计和估算，有宋一代共举行过一百一十八榜科举考试，各种科目登第人数，大致在10万至11万之间。省试一般10多名才有1人中选，被州郡发解过的举子，当有百多万之众；而参加州郡发解试的学子，每州动辄数千人（大州甚至过万），中选的比例更小，往往数十名取一。那么有宋300多年间，参加过科举考试的累计盖以数千万计。虽然这些数字都是估算，但说大众参与其中，当是事实。下及明清，科举皆为国家第一考，从通都大邑到偏远乡村，无不有年轻学子为其守更熬夜，动员面之广，决非“察举”或“九品中正”可与伦比。
当然，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出现、一个新制度的建构，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投牒自举”也是如此。最著名的是上文已提到的唐宝应二年(763)杨绾上疏。他写道：“自古哲后，皆侧席待贤；今之取人，令投牒自举，非经国之体也。望请依古制，县令察孝廉，审知其乡闾有孝友信义廉耻之行，加以经业，才堪试策者，著之于州。……”其下他设计了一整套如何复“古制”的运行流程，此略。总之，杨绾是欲退到上古的“乡举里选”和汉代的“察举制”。当时有不少人附和其说，但最终被否决。（《旧唐书》卷119）至宋代，也时有复古的论调。他们虽也道出了“投牒自举”的某些弊端，但以倒退的方式除弊，却不合时宜，也注定要失败。元初学者马端临说得好：“大抵须有乡举里选底风俗，然后方行得乡举里选之制。所以杨绾复乡举里选，未几停罢，缘是未有这风俗。”（《文献通考》卷三二）时移事易，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要之，由“他举”到“自举”，是选举制度的一个质的飞跃。它不仅是封建时代人才录用方式的进步，也是社会政治的一个进步，表明了在皇权独揽的同时，将权力有限度地向民众开放，普通人的价值和尊严得到一次提升。从此，至少在理论上科举给所有士子——无论他出身贵胄还是寒族——提供了靠个人努力和自身能力进入国家权力机关的机会，作为一种选举制度，它由此也获得了“群众万千”的社会基础。任何制度只要有了大众的参与，其自身也便具有了稳定性。
二、公平竞争，使科举获得社会的广泛信任
凡将科举制与从前“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相比较的，都要提到科举的公平性。这的确是科举制最大的优越性之所在。追求公平，是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观，也是千百年来人们最美好的理想，但在人才选拔上，“公平”却来之非易。由“他举”到“自举”，破除了人与人之间“身份”的差别，“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止斋文集》卷三五）本身就是一种公平，而最能体现科举公平原则的，则是考试。所谓“察举”或“九品中正制”，一般也有考试，但却并不重要，只要荐举官“心证”已定，即便考得很差，照样录取；相反，哪怕考得再好，也没有用，“举秀才，不知书”的汉代民谣，是我们所熟悉的。左思《咏史》诗曰：“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就是表达对门阀制度下寒士备受压抑的不平。而科举则不同，它以考试为中心，用考试将举子推上同一个竞争平台，在考试面前人人平等，用规范的方式比较客观、公正地选拔人才。在封建社会制度中，这是少有的值得肯定的亮点之一。
实现科举考试的公平，主要有如下数途：
一是坚持以考试为中心、以文章为去取的原则。唐代科举已重视考试，但较之后世，它还没有将考试成绩作为决定去取的惟一条件。尤其是中唐以后，“公荐”盛行，取人重“誉望”(即社会名望及美誉度)，而考场上文章的好坏反倒不重要。“公荐”即当权者或社会名流向主司(知举官)及与主司关系密切的人推荐进士人选，或用各种方式为举子制造声势，当时称之为“通榜”。为了获取“誉望”，名列“公荐”，社会上用行卷的方式请托权要之风很盛。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记唐代举子有“造请权要谓之关节，激扬声价谓之往还”的说法。这样，“公荐”必然流于“私荐”。这实际上是荐举制在一定程度上的复辟，是对公平原则的严重破坏，表明当时的科举制度并不完善。“公荐”、“采誉望”为权力过多地介入考试开了方便之门，正如苏轼所说：“唐之通榜，故是弊法。虽有以名取人、厌服众论之美，亦有贿赂公行、权要请托之害。至使恩去王室，权归私门，降及中叶，结为朋党之论。通榜取人，又岂足尚哉?”（《苏轼文集》卷二五）
到宋代，这种状况逐渐得到改变。宋建国伊始，太祖首先拿“公荐”开刀。《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二载：建隆四年(963)正月二十八日，“诏礼部贡举人，今后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置其罪”。原注：“故事：每岁知举将赴贡闱，台阁近臣得公荐所知者，至是禁止之。”到真宗时，朝廷又狠刹请托风。景德元年(1004)九月十七日，“令御史台喻馆阁台省官，有以简札贡举人姓名嘱请者，即密以闻，当加严断；其隐匿不言、因事彰露，亦当重行朝典”。（《宋会要辑稿•选举》）景德四年(1007)闰五月二十五日，又诏榜贡院门曰：“国家儒学斯崇，材能是选，眷惟较艺，务在推公。而近岁有司罔精辩论，尚存请托，有失拟伦。……今乡赋咸臻，礼闱方启，俾司文柄，慎择春官，用革弊源，别申条制，靡间单平之选，庶无徼幸之人。”
（《宋会要辑稿•选举》）真宗又诏臣下制定了《考试进士新格》等条制，确立了以考试为中心、以文章为去取的原则，从此使科举考试走上了规范化之路，为实现公正建立起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二是保证卷面成绩的真实性，彻底杜绝阅卷过程中的人为因素。要做到考试成绩真实，防止考场中挟带、代笔等作弊固然很重要，但举子在考场中毕竟处于弱势地位，只要加强管理，严明纪律，辅之以惩罚，是不难克服的；而影响考试公平更重要、最恶劣的，是手握公权力的官员，特别是考官接受请托而徇私舞弊。为此，宋代实行考官锁院制，试卷糊名、誊录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所谓“锁院”，又称“锁宿”，即朝廷任命的权知举、权同知举及其他考官名单一经公布，就须马上到贡院住宿，不得与外界接触。《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四载：“自端拱元年(988)试士罢，进士击鼓诉不公后，次年苏易简知贡举，固请御试，是年(淳化三年，992)又知贡举，既受诏，径赴贡院，以避请求，后遂为例。”“锁院”制断绝了考官接受请托的机会，无疑是个良法。
也是淳化三年，宋太宗将唐代制科曾用过的糊名制移植到常科(进士及诸科)殿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所谓糊名，又叫封弥、弥封，即糊住考卷上举子姓名等个人信息，而易以别的号码(宋人用几个字拼凑成字形，称“字号”)。在现代考试中，试卷密封的原理和方法，就是从此而来，我们并不陌生。真宗咸平间,省试实行糊名制。景德四年(1007),晁迥、陈彭年等受诏制订《考试进士新格》，将糊名法制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二载：明道二年(1033)七月乙亥，仁宗“诏诸州，自今考试举人，并封弥卷首，乃委转运司所部选词学并公勤者为考试、监门、封弥官”。从此之后，几乎所有重要的考试，都实行糊名。
但只糊名易号，仍无法确保安全，因为欲作弊的考官还可用其他方法获知考生信息，比如辨认笔迹、约定暗号等，于是宋人又发明了另一“高招”——誊录。誊录又称“易书”，即组织书手将举子们的考卷重抄一遍，考官评阅的是经人誊录过的卷子。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八载：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三月，“是岁，礼部初置誊录院。”其他宋代文献如《玉海》卷一一六、《宋史•选举志一》等所记同。州郡发解试实行誊录制稍晚,是在仁宗景祐间。各级考试实行糊名、誊录制后，考官评卷时不再能够上下其手，营私舞弊，就有效地扼制了请托之风，中唐至宋初盛行的行卷风也从此止息，从而有力地保障了阅卷的公平和成绩的真实，使科举制度更加精密和完善。
三是通过时文的程式化以达到评卷的标准化。在宋代考试的各主要科目中，诗、赋在唐代已有固定的程式，到宋代更严，如律赋需8韵、360字以上成，又规定若韵字平仄相间，则依次用韵，等等。策、论、经义，历来认为最“难考”，因为没有统一掌握的标准。自北宋后期到南宋初，这些文体都实现了程式化。比如论体文有冒子(包括破题、承题、小讲、入题)、原题、讲题(大讲)、使证、结尾(论尾)。进策与此相类。经义则有冒子(也包括破题、接题、小讲、入题)、原题、大讲、余意、原经、结尾。举子必须按程式作文。元倪士毅《作义要诀自序》在叙述经义程式之后说：宋人经义“篇篇按此次序，其文多拘于捉对，大抵冗长繁复可厌”。从此，程式成了定式、定格，所有的科场文字都必须用同一个“模子”，而其中的经义，发展下去就是明清刻板的八股文。科场时文程式化，将科举所用的文学体裁工具化，成为专门用于考试的文体而远离文学，虽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思想，但也解决了“难考”的“老大难”问题：严格的程式使难有客观标准的文章，变得可以“量化”了——程式既是写作时必须严格遵守的格式，也是举子最易失误、考官最易发现并无容置辨的“硬伤”，而计“硬伤”的成绩评定，自然就显得“公平”“公正”了。
总之，以考试的方法选拔人才，之所以优于先前的“察举”或“九品中正制”，正在于它以“考试”为惟一的手段，用相对公正的方式厘定高下优劣，进行竞争和选拔。当然，“公平”只是相对的，更遑论“理想”。犹如今天的“高考”，所考科目及考试方法未必都合理，但它优于“推荐制”，是全社会都能接受的，不要说目前，即便在可预见的将来，似乎还没有别的更好的“法”可以取代。

三、前程美好，科名成为士子为之奋斗的目标
登科举子的出路如何，既标志着统治者对科举的重视度，也关系到它的吸引力。质言之，科举若要持续发展，长盛不衰，登科者一定要有美好的前程，否则将被冷落而无人问津，难以为继。正是在这一点上，科举以名利为诱饵，给了登第者最丰厚的回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诸儒注解古文珍宝》前集卷上）成了读书人的信条，像商人逐利一样，为它可以熬尽青灯、皓首黄册而不悔。
不过，有科名便有美好前程，但必有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唐以前未必得第就能“发达”，老大青袍、奔走衣食的进士大有人在。唐代先以明经后以进士科为贵，但及第后只是取得出身，须再经吏部“关试”后方才授官，一般职位也不高。这是由于唐前期士族地主和贵戚集团力量还很强大，政权主要由他们把持的缘故。进士科登第后真正能够“发达”，是在上述势力衰微之后，具体地说，在贞元、元和之际这个时期，大部分高级官员开始由进士出身者担任，进士科成为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唐国史补》卷下曰：“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实集其中，由此出者，终身为闻人，……贤士得其大者，故位极人臣常十有二三，登显列者十有六七。”
到宋代,科举继承了中唐以后的传统,出路极好。宋也以进士科为贵，而科第出身几乎成了仕途惟一的“准入证”，获取科名后的荣誉也远超唐代，如尹洙所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也不可及也。”（《田况：儒林公议》）南宋人项安世曾作《拟对学士院试策》，论科举在宋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略曰：
科举之法，此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自太平兴国以来，科名日重，实用日轻，以至于今。二百馀年，举天下之人才一限于科目之内，入是科者，虽梼杌、饕餮必官之，出是科者，虽周公、孔子必弃之。习之既久，上不以为疑，下不以为怨，一出其外，而有所取舍，则上蓄缩而不安，下睥睨而不服。共知其弊，而甘心守之，不敢复论矣。（《宋会要辑稿•选举》）
元初作家刘埙在《答友人论时文书》中也说：
夫士禀虚灵清贵之性，当务光明远大之学。然为昔之士，沈薶于卑近而不获超卓于高远者，盖宋朝束缚天下英俊，使归于一途，非工时文，无以发身而行志；虽有明籍之材，雄杰之士，亦必折抑而局于此，不为此不名为士，不得齿荐绅大夫。是以皇皇焉，竭蹶以趋，白头黄册，翡翠兰苕，至有终老而不识高明之境者，可哀也。（刘埙：《水云村藁》卷一一）
他们虽都对科举持一定的批评态度,但也由此可见统治者对科举的重视，而举子拼命追求“科名”，就毫不奇怪了。据统计，北宋92名宰相中，科举出身者达83人，占总数的90%；在176名参知政事中，科举出身者达162人，占总数的92%[1]
144。明代“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明史》卷七0）清代高级官员中，进士出身者占45%，御史中进士出身者占91%。这些粗略的数字，说明宋代以后，登第举子在官场占有绝对的垄断地位。当然，欲实现“举天下之人才一限于科目之内”、用科举“束缚天下英俊”,单举上述仕途亨达者尚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必须在高级官僚科名至上的同时，也给科第出身的一般士人以真正的实惠。宋代举子在登第后不用再到吏部“关试”就直接授官。从太宗时代开始，“第一、第二等进士及九经授将作监丞（引者按：从八品）、大理评事（引者按：正九品），通判诸州，其次皆优等注拟”。（《宋会要辑稿•选举》）不仅起点高，而且晋升快。后来随登第人数的增加和冗官现象的严重，各时期授官拟职的情况不完全相同。明、清又有差异，此时期甚至乡试登第（俗称“举人”）即可入仕，本文限于篇幅不能详述。总之，在科举时代，上至宰辅，下至州县官吏，几乎都是有“出身”之人。他们握有各级官府的实权，同时享受着优裕的物质生活待遇，所谓“黄金屋”、“颜如玉”云云，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再是“空头支票”，而是“好梦成真”。
科举既给登第举子带来了美好的前程，同时也得到这部分握有实权的既得利益者的坚决拥护。由此不难理解历代读书人何以对它趋之若鹜，而科举制度与既得利益集团根深蒂固的关系，则使科举的社会基础和地位更加牢固，获取了延续千年的无穷力量。
四、举业官学化，科举满足了封建统治的需要
我国古代的所谓“科举”，其实不是教育，许多学者都指出它接近西方的学位制。科举的任务是“择士”（前述杨绾疏谓“凡国之大柄，莫先择士”），即选拔治国之才，而教育是“养士”。自然“择士”与政治的关系更为密切。科举要生存、发展，必须满足统治阶级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需要。只有如此，它才可能获得长久延续下去的理由。
以进士科而论，唐宋时最被人诟病的是诗赋浮靡，无益治道。杨绾疏就尖锐地指出，自从高宗朝刘思立奏请“进士加杂文（引者按：“杂文”谓箴、铭、论、表之类，天宝后专用诗赋，见徐松《登科记》卷一），明经填贴，从此积弊，浸转成俗。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况复征以孔门之道，责其君子之儒者哉!”他的意思是，士子习诗赋而废《六经》，就“择士”的目的而论，是不合格的。入宋后，批评的声音更多，如真宗天禧元年(1017)九月癸亥，右正言鲁宗道上言道：“进士所试诗赋，不近治道。”真宗谓辅臣曰：“前已降诏，进士兼取策论，……可申明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0）另一方面，唐五代及宋初科场诗赋题目相当随意，即宋人叶梦得所说的“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为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诸如节令、景物、器物、故事等，皆可为题。仁宗景祐五年（1038）正月八日，知制诰李淑上言，主张只能在国子监有印本的经、子、史书中出题，诏可。（《宋会要辑稿•选举》）庆历四年(1044)宋祁等详定贡举条制时也规定：“诗、赋、论于《九经》、诸子、史内出题，其策题即通问历代书史及时务，并不得于偏僻小处文字中(出)。”
（《宋会要辑稿•选举》）要之，从仁宗时代起，通过“兼取策论”、限制出题范围等措施,在进士科考试中尊经重史，使之更接近“治道”,以满足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才的要求。
但在部分重儒的官僚学者看来，这还远远不够。司马光于英宗治平二年（1065）十二月十七日上《选人试经义札子》，反对以诗赋取士，其理由就是诗赋于“治民”无用，他说：“(举子)就使自能作诗，施于治民，亦无所用，不可以此，便为殿最。”（《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五）王安石熙宁变法实行科制改革，用经义取代诗赋，所持理由相同。《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四》载:“神宗熙宁二年(1069)，议更贡举法，罢诗赋、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下面接着说:初，王安石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明经诸科欲行废罢”。诏两制、两省、御史台、三司、三馆议之。韩维请罢诗赋，各习大经。直史馆苏轼上议，宜仍旧。赵抃是轼言。安石曰：“若谓此科尝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若谓科法已善，则未也。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虽然当时有不少人反对,但在神宗的支持下，变法的决心已下,于是熙宁三年（1070）首先在殿试中罢诗赋,熙宁六年在省试中罢诗赋,而代之以经义取士，实现了唐以来反对以诗赋取士的一派人的意愿。南宋上继元祐,走折中道路,即分“经义进士”和“诗赋进士”。明清两代用八股制艺取士,实际上就是宋代的经义,只是程式更加板滞，行文完全偶对。
由用诗赋取士到以经义取士,决不简单地只是考试科目的变更,而是一步步地使“举业”(科场时文)向官学靠拢，最终完全官学化,使中举者成为合格的“官”。
南宋后期至明清时代，由于理学的官学化，“举业”也不可能例外。理学创立于北宋中期，经过长期曲折的发展，至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正月诏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5人从祀孔子，是为理学升至官学的标志。从此理学逐渐占领了学术文化阵地，自然也包括科举阵地。程朱义理成为举子诗文的思想准则，而朱熹《四书》则是考官出题的渊薮，决科射策者非《四书》不读，不许越雷池半步。明代科举“专取四子书（按即《四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艺”。“《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明史》卷七0）可见考试科目的官学色彩极重。“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谓之制艺”。清康熙二年（1663）曾废制艺，但仅“行止两科而罢”。乾隆三年（1738），兵部侍郎舒赫德上言主张改移考试条款，实欲废八股，甚至废科举。章下礼部覆奏，称“时艺所论，皆孔孟之绪言，精微之奥旨，……虽曰小技，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乎其中”。这就道出了“时艺”不可废的原由：八股文题目都出自《四书》，纯乎官学，蕴含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废八股就有废官学的危险。时大学士鄂尔泰当国，力持议驳，“科举制艺得以不废”。（《清史稿》卷一0八）要之，举业官学化意味着科举承载着统治阶级的意志，其背后有着强大的权力支撑，这无疑成为科举延续千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2. 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的历届获奖者名单（部分）

第一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获将者名单
博士生：壹等奖（空缺）
贰等奖：刘钊（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叁等奖：乔治忠（南开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硕士生：壹等奖：（空缺）
贰等奖：王承略（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三等奖：李德山（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卢新宁（北京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顾宏义（华东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
孙智昌（北京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七一（陕西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
本科生：壹等奖：刘宁（北京大学）
贰等奖：张爽（杭州大学） 顾永新（北京大学）庞剑峰
（南京师范大学）
叁等奖；徐进（北京大学） 徐萍（南京师范大学）
丁斌（南京师范大学）柳明晔（杭州大学）
博士生
一等奖（空缺）
二等奖 刘钊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1959年生，现吉林大学博导
三等奖 乔治忠南开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1949年生，现南开大学博导 第二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获奖名单
博士生
一等奖 王云路（杭州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二等奖 廖名春（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三等奖 邵毅平（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硕士生
一等奖 空缺
二等奖 胡长青（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陈晓兰（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三等奖 杨海峥（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张小乐（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陈 晓（杭州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本科生
一等奖 空缺
二等奖 伍皓（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
胡必强（南京师大古典文献专业）
许铭（上海师大古典文献专业）
三等奖 徐昕（南京师大古典文献专业）
戴萤（南京师大古典文献专业）
戴海峰（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
李海燕（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
竺嘉政（上海师大古典文献专业）
博士生
一等奖 王云路 杭州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1959年生，现浙江大学博导
二等奖 廖名春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1956年生，现清华大学博导
三等奖 邵毅平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1957年生，现复旦大学博导 第五届古文献学奖学金评审会及获奖情况
第五届中国古文献学奖金学评审会于1998年5月14至16日在北京举行，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小组成员黄天骥（召集人）、孙钦善、严佐之、李修生、赵伯雄、费振刚、袁世硕、黄永年、龚延明出席会议，裘锡圭（召集人）、范能船、葛兆光、曾枣庄因事请假。会议经过严格评议，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产生了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获奖学生名单。
博士生 一等奖（空缺）
二等奖 宫云维杭州大学
李无未 吉林大学
李敏辞北京大学
三等奖 白于蓝 吉林大学
徐光星 杭州大学
张玉春北京大学
硕士生 一等奖 （空缺）
二等奖 祝建平 上海师范大学
杨新勋 北京师范大学
沈林 西南师范大学
三等奖 李成甲 陕西师范大学
王鸿雁 南开大学
黄安靖 华东师范大学
魏鸿 北京师范大学
王小红 四川联合大学
本科生 一等奖（空缺）
二等奖 李二民 北京大学
乐怡 上海师范大学
金素芳 杭州大学
黎广基 南京师范大学
三等奖 薄 茹 北京大学
刘 汾 上海师范大学
孟滢滢 上海师范大学
马月华 北京大学
黄 芳 杭州大学
杨 波 南京师范大学
叶纪勇 杭州大学
博士生
一等奖（空缺）
二等奖 宫云维 杭州大学，1964年生，现浙江工业大学博导
李无未吉林大学，1960年生，现吉林大学博导
李敏辞北京大学，1957年生，现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三等奖 白于蓝 吉林大学，1970年生，现华东师范大学博导
徐光星 杭州大学，1967年生，现浙江中医学院博导
张玉春 北京大学，1952年生，现暨南大学博导 第六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评奖会议举行
第六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评奖会议于2000年5月24日至25日在杭州举行，经与会专家组成员公正、认真的评审，共评选出博士生6名，硕士生9名，本科生13名，共28名获奖同学。具体名单如下：
第六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获奖名单
博士生：
一等奖 陈剑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二等奖 王承略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李润强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
三等奖 冯胜君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王德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
陈业新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
硕士生：
一等奖 谷 建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二等奖 甘 露 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
李二民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胡新华 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三等奖 李伟平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陈美慧 南开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潘艺蓉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文化典籍系
杨 阳 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
罗 绛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本科生：
一等奖 黎广基 南京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献学系
二等奖 夏凌霞 南京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献学系
刘 勇 浙江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王 剑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文化典籍系
三等奖 笪珪如 南京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献学系
吴冰妮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周美勤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杏林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
孟滢滢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文化典籍系
孙 励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文化典籍系
丁晓珉 南京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献学系
丁 元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薄 茹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博士生：
一等奖 陈 剑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1972年生，现复旦大学硕导
二等奖 王承略 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1966年生，现山东大学博导
李润强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1969年生，现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三等奖 冯胜君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1970年生，现吉林大学博导
王德华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1965年生，现浙江大学教授
陈业新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1967年生，现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 第七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评选结果揭晓
“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是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1990年开始设立的全国性古文献学奖学金，奖励对象为古委会系统25家教学科研单位二年级以上的优秀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奖学金每两年评选一次，第七届评选活动2002年4月26日至27日在北京大学举行。评奖委员会议由裘锡圭、黄天骥教授主持，参加会议的评奖委员有方一新、朱易安、黄永年、董洪利、裘锡圭教授，古委会主任安平秋教授、古委会秘书长杨忠教授、副秘书长曹亦冰研究员出席了会议。此届评选活动，共有十九家教学科研单位推荐了20名博士生，44名博士生，40名本科生。经过评奖委员会正认真的评议，最后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评选出28名获奖同学，名单如下：
博士生
一等奖：董珊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二等奖：（空缺）
三等奖：李畅然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张治三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
何华珍 浙江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文晖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杜海军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硕士生
一等奖：（空缺）
二等奖：张福海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李峻岫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朱大星 浙江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三等奖：周焕卿 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李勤合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
王仕举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马 燕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
叶 菲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
本科生
一等奖：（空缺）
二等奖：汤鸣鸿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献学系
刘小琴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陈舟楫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杨英姿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三等奖：孙婷婷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献学系
程大炜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献学系
辛晓娟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程佳羽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曾 波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赵 庸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冯凌蓉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陆醒薇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雅婷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笪珪如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献学系
博士生
一等奖 董珊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现北京大学副教授
二等奖 （空缺）
三等奖 李畅然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1974年生，现北京大学助理研究员
张治三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
何华珍 浙江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1963年生，现浙江财经大学教授
王文晖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1969年生，现复旦大学硕导
杜海军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1957年生，现广西师范大学教授 浙江大学
2000级 李玲玲 第八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三等奖
2004年4月 2001级 刘旭锦 第八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二等奖
2004年4月2001级 焦磊 第八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三等奖
博士生
二等奖 王华宝南京师范大学，1965年生，现凤凰出版社编审。
许全胜 华东师范大学，现上海图书馆工作。
三等奖 陈文源暨南大学，1964年生，现暨南大学硕导。 第九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获奖名单（2006年，部分）
浙江大学：
2003级 邱进春 第九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博士生二等奖
2002级 周玉瑶 第九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二等奖
2006年4月2002级 盛林忠 第九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三等奖
2006年4月2003级 来敏毓 第九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二等奖
2006年4月2003级 李月嬿 第九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三等奖
北京师范大学：
博士生 三等奖 史丽君
硕士生 二等奖 李吉光
博士生
二等奖：于淑健 南京师范大学，1965年生，现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浙江大学博士后。
三等奖 程水龙 华东师范大学，1968年生，现中国计量学院副教授。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王雪玲获得博士生三等奖，硕士研究生李志杰获得硕士生三等奖。 王雪玲陕西师范大学，1965年生，现陕西师范大学硕导
南京大学：丁延峰，1963年10月生，男，山东聊城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博士生二等奖 第十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获奖名单
南京师范大学：周录祥 博士二等奖（一等奖空缺）
复旦大学：叶晔 博士二等奖（一等奖空缺）
华中师范大学：肖海燕 博士三等奖
陕西师范大学：2005级硕士研究生樊波获硕士奖学金一等奖；
2006级博士研究生陈玺获博士生二等奖
北京师范大学：2006级硕士研究生刘炳瑞硕士组二等奖
上海师范大学：2004级方姗本科生中唯一的最高奖一等奖
虞俊洁、王燕红、季文婷、季怡菁获得本科生三等奖
刘丽获得硕士生三等奖 第十一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获奖名单
北京大学：博士生陈文龙、硕士生聂溦萌获奖
北京师范大学： 博士生： 三等奖：袁敏 硕士生： 二等奖：王振华 三等奖：施贤明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古籍所刘万华（导师曹旭）获博士生三等奖，李丽静（导师徐时仪）获硕士生二等奖，朱韵洁、顾毓敏获本科生二等奖，骆芸婷、黄丹艺、赵珏、邵琪恩获本科生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一项（苏芃），硕士生一项以及本科生五项。本科生获奖名单中，张沛林和张学谦同学获本科生二等奖，高中正、臧永杰、宋雨婷同学获三等奖。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涂耀威二等奖、硕士生陈冬冬二等奖
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生杨清虎二等奖
山东大学：硕士生宁莉莉三等奖
西北师范大学：硕士生王燕飞三等奖 博士生
一等奖
张文 北京大学
二等奖
鄢国盛 南开大学
汤志波 复旦大学
王华权 上海师范大学
李春桃 吉林大学
秦桦林 浙江大学
三等奖
马昕 北京大学
仇利萍 四川大学
施贤明 北京师范大学
赵庶洋 南京大学
和继全 西南大学
陈锦春 山东大学
杨勇军 华东师范大学
陈冬冬 华中师范大学
郭万青 南京师范大学
王宣标 中山大学
硕士生
一等奖
潘牧天 上海师范大学
二等奖
潘妍艳 北京大学
于洪涛 吉林大学
罗志 陕西师范大学
赵永磊 南开大学
李振聚 山东大学
潘超 浙江大学
张崇依 南京师范大学
三等奖
罗琴 北京师范大学
周敏 南京大学
赵成杰 东北师范大学
汪舒旋 四川大学
赵庆淼 南开大学
蔡燕梅 复旦大学
郭洪义 西南大学
瞿林江 南京师范大学
尉侯凯 华中师范大学 博士生
一等奖
郭桂坤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吴 柱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
二等奖
都轶伦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王传龙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古典文献专业
李开升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白军鹏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孙晓磊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献学系
黄沚清 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
三等奖
杜春雷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
李轶伦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
何 灿 山东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
贾灿灿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张 卉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李广宽 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燕飞 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马克冬 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
赵铁锌 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
硕士生
一等奖
侯印国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
虞思徵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二等奖
韦胤宗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关鹏飞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
林振岳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晓娟 山东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
马 琛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沈 畅 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三等奖
张 婷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
赵 凯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杨大卫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刘 洋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
郭超颖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献学系
张晓永 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丁雅诵 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谢 坤 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
周丹杰 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
本科生
一等奖
王诗雨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董方奇 上海师范大学文化典籍系
二等奖
庞若愚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王 建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献学系
侯 婕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献学系
向晓露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典文献专业
胡晨光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典文献专业
张峥毅 上海师范大学文化典籍系
刘 佳 浙江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三等奖
高虹飞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李凌云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翟迈云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献学系
张佳梅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献学系
王雨非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献学系
王思桐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典文献专业
高 星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典文献专业
石冰洁 上海师范大学文化典籍系
任建行 上海师范大学文化典籍系
胡晶晶 上海师范大学文化典籍系
戚圆圆 浙江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林青荻 浙江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3. 龚延明的个人作品

1、《〈宋史职官志〉补正》（48万字），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4月。
2、《宋代官制辞典》（编著，180万字），中华书局，1997年4月。
3、《岳飞评传》（35万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2011年4月。
4、《宋登科记考》（500万字，龚延明、祖慧编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11月。
5、《中国历代职官科举研究》（58万字），中华书局，2006年4月。
6、《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227万字），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7月。
7、《岳飞研究》（38万字），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
8、《宋史职官志补正》（增订本，50万字），中华书局，2009年8月。 1、《岳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
2、《宋太祖》，中华书局，1983年8月。
3、《王安石》，中华书局，1986年1月。
4、《赵匡胤》（杨招棣、龚延明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7月。
5、《岳飞的故事》，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3月。
6、“诗说中国史系列”之《诗说先秦史》、《诗说两宋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6月。 1、《绘画本 中国通史》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1月。
2、《岳飞研究》第五辑（龚延明、祖慧 主编），中华书局，2004年8月。
3、《岳飞研究论文集汇编》（ 龚延明、岳朝军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 1、《初唐一首灵隐寺诗作者的再探索——兼考骆宾王、宋之问生年》，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
2、《宋代“天文院”考》，《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
3、《宋代“中书”刍议》，《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
4、《〈宋会要辑稿〉证误》，《文献》1986年第4期；
5、《宋代职官简称别名汇释选》，《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
6、《论宋代官品制度及其意义》，《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
7、《北宋元丰官制改革论》，《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1期；
8、《宋代中书省机构及其演变考述》，《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
9、《宋代官吏的管理制度》，《历史研究》1991年第6期；
10、《〈全宋文〉编校中有关官制问题的商榷》，《北京图书馆馆刊》1992年第2期；
11、《中国历代职官别名研究》，《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12、《评岳飞军事思想》，《浙江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13、《官制研究在文献学上意义》，《文献》2002年第2期；
14、《〈宋大诏令集〉阙卷辑补与考异》，《文献》2004年第2期；
15、《清代科举八股文评判标准》（龚延明、高明扬），《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16、《明代进士总数考》，《浙江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17、《唐宋白麻规制及相关术语考述》（沈小仙、龚延明），《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
18、《“宰相”官起源小考》，《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3期；
19、《职官制度学养与出土文献整理——以新出土唐、宋两方墓志释读为例》，《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20、《唐孝廉科置废及其指称演变》，《历史研究》2012年第2期；
21、《论宋代皇帝与科举》，《浙江学刊》2013年第3期。

4.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谁写的

这是秦桧跪像背后岳飞墓阙上的楹云：“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忠骨指岳飞的尸骨
佞臣指奸臣秦桧、张俊等

上联「青山有幸埋忠骨」写此地以能埋岳飞而感到有幸;
下联「白鐡无辜铸佞臣」写岳飞坟前以白鐡铸造的秦桧夫妇像, 不骂二人而写白鐡之无辜, 因二人而日夜为人所唾骂。
对联所用到“青山有幸”和“白铁无辜”，“青山”和“白铁”本是死物，根本就不会“有幸”，也不会“无辜”，但经联子这样一些，天地万物仿佛都有了人性！青山本忌坟头，因为这会坏“风水”，但联中却说“青山有幸埋忠骨”，这就好比连山神都为忠臣而感动，宁可坏自己风水，也要做忠臣邻居！下一句“白铁无辜铸佞臣”也是同出一理！可见世界也为忠臣而感慨！

背景:

岳飞是南宋初抗击金兵的主要将领，但被秦桧、张俊等人以“莫须有 ”罪名诬陷为反叛朝廷，陷害至死。岳飞遇害前在供状上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岳飞遇害后，狱卒隗顺冒着生命危险，背负岳飞遗体，越过城墙，草草地葬于九曲丛祠旁。2l年后宋孝宗下令给岳飞昭雪，并以五百贯高价悬赏求索岳飞遗体，用隆重的仪式迁葬于栖霞岭下，就是现在岳坟的所在地。
嘉泰四年(1204年)即岳飞死后63年朝廷追封为鄂王。配殿启忠祠，原祀岳飞父母，今改作岳飞抗金史迹陈列室。
岳墓，也称岳坟。岳飞被害后，狱卒隗顺潜负其 尸，葬于北山之麓，宋孝宗即位后，以礼改葬于此。陵园入口处有“精忠柏亭”，亭北侧墙上，为冯玉祥书写 的石刻题词“民族英雄”。进墓园门，两侧是碑廊，陈列历代石碑125块。北廊是岳飞诗词、奏札等手迹； 南廊是历代名人凭吊题咏、岳庙几次重建的碑记。现在的岳飞墓阙是1979年整修时按南宋建筑风格设计的 ，墓道两旁陈列的石虎、石羊、石马和石翁仲，是明代的遗物。墓阙下有四个铁铸人像，反剪双手，面墓而跪 ，即陷害岳飞的泰桧、王氏、张俊、万俟呙四人。跪像背后墓阙上有楹云：“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作者已经无从考证了！

5. 巴县清朝有哪些进士

巴县史上乃大县，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你知道巴县在明朝有多少文科进士吗？笔者通过对清人李周望（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进士、国子监祭酒）在康熙59年（1720）年编《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明洪武至崇祯各科附》（简称《碑》）及今人朱保炯、谢沛霖合编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简称《索》）两书的查询，得出巴县在明朝共有文科进士91＋2人，居全川各州县共有1303＋17人的第三名，而且成化23年的刘春为一甲第二名——榜眼。（全川第一名为内江县有106＋1人，第二名为富顺县有00名。）上面“91＋2”中的“2”及“106＋1”中的“1”和“1303＋17”中的“17”，是指《碑》《索》中的崇祯15年“赐特用出身”榜263名人中四川有17个。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龚延明教授和邱进春博士研究生合写文章《明代登科进士总数考》说：“崇祯13年春，已录取魏藻德等为进士；同年四月，‘帝思破格用人，而考选止于进士，特命举人贡生就试教职者，悉用为部寺司属、推官、知县，凡263人，号为庚辰特用。’被《碑》《索》误作崇祯15年榜。他们实际的身份是前163人为该科会试的副榜举人，后100人则为当年经过廷试的岁贡生员，显然和进士是两码事。‘特赐用’的本意只是破例升用，并非赐进士出身。总之，崇祯13年赐特用出身榜不能视作进士。”
下面将巴县在明朝的91名文科进士及1名特科人员摘录出来供有兴趣者参考。
巴县明朝文科进士名录
蹇义明洪武

6.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简介

王曾瑜男， 1939年生，原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特聘教授、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曾著有 《鄂国金佗（左禾右卒）编、续编校注》、《尽忠报国———岳飞新传》、《宋朝兵制初探》、《宋朝阶级结构》、《金朝军制》，历史小说《靖康奇耻》、《河洛悲歌》等 。
姜锡东男， 1961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宋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宋史的研究，被评定为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青年专家，兼任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专著《宋代商业信用研究》获河北省第四届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专著类一等奖。论文《宋代交引铺的经营活动及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获河北省社联二等奖。主持编写十卷本《中国改革通史》，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史·宋辽夏金元卷》等多部著作。专著《宋代商人和商业资本》（中华书局2002年12月出版）获2003年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优秀成果专著类一等奖。 男， 1940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宋史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法律史、宋史研究。出版专著《宋代法制研究》、《宋代法律史论》等书，合著出版了《宋朝典制》。《宋代法制研究》一书获河北省第六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类二等奖。主编《中国改革通史》综合卷。《宋代立法简论》获河北省社科二等奖。
李华瑞男， 1958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河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主要从事辽宋夏金史及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被评定为河北省跨世纪优秀人才，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青年专家，现兼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历史评审组成员，1999年获河北省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青年专家称号，2002年获第三届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即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教学科研奖励计划）。先后出版了《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宋夏关系史》、《中华酒文化》、《王安石变法研究史》等专著。《宋夏关系史》获河北省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获河北省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刘秋根男， 1963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宋史的研究，先后出版了《中国典当制度史》、《明清高利贷资本》等专著，其中《中国典当制度史》获河北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专著类二等奖，《明清高利贷资本》获河北省第八届（2002年）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专著类一等奖。参予撰写的《清代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获郭沫若历史著作专著类二等奖（2002年）。2004年入选河北省新世纪“三三三人才工程”第三层次人选。
汪圣铎男， 1948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宋史、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1993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出版专著《宋两财政史》（上、下）、《中国钱币史话》、《宋真宗》、《两京梦华》、《两宋货币史》、《两宋货币史料汇编》等，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曾获中国钱币学会第一、第二届学术成果“金泉奖”。《两宋货币史》于2004年获河北省第九届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专著一等奖。
王善军男， 1966年生，博士后，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宋代宗族、辽代宗族的研究，已出版专著《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获河北省第八届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专著类二等奖。
王菱菱女。 1954年生，博士，教授， 博士生导师 ， 宋史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宋代经济史、矿冶业史研究，专著《宋代矿冶业研究》将于近期出版。
高树林男， 1932年生，教授。主要从事辽金元经济史、人口史研究，出版专著《元代赋役制度研究》，该书获河北省第六届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专著类三等奖。
闫孟祥男， 1960年生，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宋代思想文化史研究。此前曾于西北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完成科研课题：大乘佛学与理学核心义理比较研究。 男， 1966年生，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辽金元史、北方游牧民族史研究。
王晓薇女， 1974年生，硕士，实习研究员，在读博士。主要从事宋代政法史研究。
王志双女， 1974年生，硕士，实习研究员。主要从事宋代政治史研究。
贾文龙男， 1974年生，硕士，实习研究员，在读博士。主要从事宋代政治史研究。
丁建军男， 1966年生，学士，讲师，在读博士。主要从事宋代文化史研究。
校内博导 ：
李振纲 ，男， 1956年生，教授，博导。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李金铮 ，男， 1965年生，河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导，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校外兼职教授 ：乔幼梅 ，女，山东大学 历史系 教授，博导，原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
黄宽重 ，男，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
金渭显 ，男，韩国明知大学教授，韩国宋辽金元史学会会长。
游 彪 ，男，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系 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苗书梅 ，女，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杜建录 ，男，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宋史中心兼职博导。
孙洪涛 ，男，河北工程技术职业学院教授。
李瑾明 ，男，韩国外国语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
曹福铉 ，男，韩国京畿大学讲师，博士。
王嘉川 ，男，江苏扬州大学历史副教授，博士。
方建新 ，男，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
方 健 ，男，苏州市经济协作办公室高级经济师。
刘浦江 ，男，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杨富学 ，男，敦煌研究院研究员。
龚延明 ，男，浙江大学人 文学院 教授，博导，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
宋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校外兼职）：
朱瑞熙 ，男，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导，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
黄宽重 ，男，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博士。
邓小南 ，女，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导，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
程民生 ，男，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
包伟民 ，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历史系 教授，博导，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

7. 夏卫东的简介

杭州市“131”人才,现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1997年毕业于杭州师范学院历史系，获学士学位；2000年，从浙江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毕业，师从龚延明教授，获浙江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同年3月进入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任教。2006年，获浙江大学文学博士学位。2008年至201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合作导师为姜涛研究员），曾至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访学（合作教授为黄城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