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路遥教授
❶ 贾平凹获奖到底是谁的耻辱
报载，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于27日11时公布，贾平凹的《秦腔》、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麦家(blog)的《暗算》、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四部作品获此殊荣。这些作品基本上是末三流的货色，特别是贾平凹的《秦腔》更是平庸。我以为。评委和读者们普遍对杨志军的《藏獒》、范稳的《水乳大地》、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三部作品比较看好，然而，这三部作品没有获奖。
早就听说茅盾文学奖评奖的背后暗箱操作和小圈子的倾向，今天看来，果然如此。茅盾文学奖的最大贡献，就是为当代青年奉献出了《平凡的世界》。接下来，猫子耗子都能获得此奖，令人汗颜。这表明在如今奖项有些泛滥的年代，茅盾文学奖所谓的保持冷静的专业尺度和独立的文学个性标准只不过是一种幌子而已，它成了某些作家和评论家的大餐。首先看看茅盾文学奖终审评委，是怎样肉麻吹捧贾平凹的。第一位是“青年才俊”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谢有顺。谢有顺的批评路子是典型的“聪明人”的路子，优点是艺术直觉敏锐，文风不虚假僵化，缺点是讨巧，缺乏深厚学理，更缺乏属于自己的批评思想，今天他谈“下半身批评”，明天他谈“神性写作”，后天他又谈“鲁迅”，大后天他又谈“钱穆”，他自己到底是怎么思考的，一点系统都没有。一个批评家没有属于自己独到的批评观，如何开展批评？谢有顺是贾平凹的密友，已经为圈子人所共知，平时，两人吹吹拍拍。贾平凹肉麻称赞谢有顺是“天才批评家”，谢有顺肉麻称赞贾平凹是“最好作家”。具体欣赏一下谢有顺是怎样吹捧贾平凹的，“《秦腔》是贾平凹近年来极为重要的写作飞跃，尤其是他对乡土中国变迁的精细刻写，以及对这种变迁的沉痛忧思，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都为同类题材所难及。”“谁都知道，贾平凹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重要作家，但他在《秦腔》中一反过去用情节结构小说的写作路子，而是用琐碎的细节、语言来推动整个叙事，这是一种艺术的冒险，我很高兴，评委们用睿智的眼光，肯定了这种艺术冒险的重要价值。” 我以为，谢有顺有将他自己观点强加到别人的意思。
再看另外一位评委陈晓明说：“《秦腔》是一部非常宏大的作品，基本上代表了中国现当代汉语文学写作的水平，是我个人十分重视的一部作品。无论是从小说艺术的角度，还是从乡土中国叙事的历史及其未来的面向来看，这部作品的力量都是独到的。” 陈大学者早在他的博客中撰文写到，中国靠近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是贾平凹和莫言。在谈到推荐贾平凹的理由的时候说，“贾平凹是一个大作家，且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与莫言旗鼓相当。要说典型的本土或汉语言特色，贾首届一指。” 九十年代以降，批评变得越来越技术化、格式化、量化。个性是学术的灵魂，因强调学理而剿灭个性，此种批评，当然丧失批评精神。我觉得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应该快捷与活力，针砭时弊、披沙砾金、廓清迷雾、澄清是非、激浊扬清。作者敢于提出质疑和批评意见，直抒胸臆，一针见血，快人快语，观点鲜明，尖锐泼辣，以理服人，并且富有艺术素质具有很强的敏锐性和穿透力。优秀的批评文字应该有着丰富的内心，深邃的精神，直指灵魂的。当然，在我看来，哪怕是酷评，只要不是出于哗众取宠耸人视听的病态心理，也总比那些关系批评、人情批评、金钱批评好出许多。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学者，陈晓明必须抛弃自己那套不死不活的学院式的批评，必须摒弃老是兜售概念术语的毛病，将自己的学术语言转化为易被读者接受的信息，通过媒体将其有效地传播出去。纵观陈晓明的文学批评，概念满天飞，生吞活剥西方理论，缺乏生命体验。在北大听了他的课程以后，让我对文学产生了厌恶情绪。严格来说，无论是谢有顺还是陈晓明都是操弄着老好人的批评，与真正的批评精神相距太远了。这是一种病，是批评的软骨病。写作的基本精神是爱，基本态度是同情，尤其是对底层人和陷入悲惨境地的不幸者的同情。这是判断伟大的文学的尺度，为什么这样的常识就不被尊重呢？贾平凹的《秦腔》究竟是怎样一部作品？读者自有自己的观点。有一点可以肯定，绝对不像谢有顺和陈晓明吹捧的那样。首先，我觉得《秦腔》的语言十分糟糕。据说文学评论家白烨也读不下去,是硬着头皮读完的。李敬泽甚至要请一个陕西籍的朋友用西安话朗读,才能弄明白一些方言的意思。那么像我这样的安徽人，如何读懂呢？他那种半文半白类似于明清小说风格的语言，夹杂着陕西方言，是刻意为之的矫情文字。文学首先是语言的艺术，在这点上，他不如路遥，路遥真诚而不造作。其次，在文化人格上，贾平凹身上有一种病态的精神因素，精神格局狭窄。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固守是一种生存策略，也是个性使然。他提倡大散文写作，自己的散文却大都纤巧轻灵。他不是神秘文化的追随者，而是一个故弄玄虚的文人。他反复声明自己是个农民，实际上却是一个旧式文人。《秦腔》给我的感觉是整篇文章没有骨架，没有精神，零散，杂乱。感觉是很牵强地将商州农村的生活画面，粘在一起。人物杂乱。整篇文章出现的人物有上百个。又交代不清楚。让人看起来很费劲。加上主人公不清楚，人物形象苍白。白雪、夏风等人，让人觉得像张纸画一样，没有血肉。时间上的混乱，时代背景很牵强。尽管作品还是有生动独特的地方，但总体上说，实在粗糙。但是，批评界也有不同的声音。著名批评家李建军说过，贾平凹的《秦腔》他则并不看好，认为是“一部形式夸张、内容贫乏之作”。我完全赞成这一看法，态度则更为悲观。贾平凹获茅盾文学奖，既是茅奖的悲哀也是陕西文学的悲哀。相比《平凡的世界》和陈忠实的《白鹿原》比起来，贾平凹的《秦腔》差得太远。
贾平凹的获奖，既是评委的耻辱，也是茅盾文学奖的耻辱，更是当代中国文学的耻辱。
下面我来谈谈对贾平凹的看法。
从当年的“贾平娃”到如今的“贾平凹”，真是今非昔比啊！现今的贾平凹已经成了一个陕西“文霸”，享受着一个作家的特殊荣耀，颇似《废都》里的庄之蝶。
贾平凹一直生活在类似西安那样幽闭和落后的封闭的空间里，有着农民身上的狡黠，却少了陕西作家身上的淳朴，他的精神性格一直没有得到伸展，从小性压抑，到了青年时代，内向委琐，木讷自闭，拙于社交，见人害羞，极度内缩，对于两性关系充满神秘好奇，想入非非,毕竟对于女性隔膜，在他的作品中一方面把女性描写成天使，另一方面又尽情地意淫，尤其在他的小说《废都》、《天狗》、《太白山记》、《白朗》、《陨石》等小说里，贾氏设计了许多令人恶心的女人与兽媾和的情节，有批评家指出这是“性景恋”，这样病态的性心理让人恶心，诸如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构成了贾氏作品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一则小说，说什么一个女人在深山老林里实在熬不住了，跟狗干了起来；还有一则小说，一个女子莫名其妙地死在床上了，人家掀开被子一看，满是血，被窝下有好几个被血浸透了的玉米棒……到了《废都》，这种性压抑一下子象决堤的洪水，描写的都是黏糊糊、湿漉漉之类的。对待女性，他一律赏玩，保持精神的征服和占有，他的“意淫意识”，“意奸意识”，“意欲意识”充斥在小说之中；性欲的枯竭，也是丧失创造力以后的征兆，此后，贾平凹的小说果然一落千丈。贾平凹缺乏农民身上的健康，勤劳，质朴，身上却有着一种封建士大夫文人的习旧气，娇情、脆弱、迂执、幽闭、柔弱，这难道是命运的吊诡吗？
贾平凹的失败，从根子上来说，就是做人的失败。很早我就读过陕西作家孙见喜的《贾平凹之迷》，里面详细介绍了他的童年、求学、婚姻、创作和 获奖情况，在我看来，贾平凹做人上是彻底失败的，不过是一个勤奋高产的农民作家而已，与大作家注定无缘，不管他获得什么奖项，也不能摆脱这样平庸的命运。贾是农民，在他的自传里，要么哭哭啼啼，要么充满了炫己的言辞，看不到他对苦难底层的认识，或者说，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大的苦难。客观地说，农村出来的很多孩子，是很有上进心的，肯吃苦，肯努力这是他的优点，但不得不说的是，性格上的很多缺陷，比如，很敏感，过度自尊，虚荣心和攀比心都很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让他前进的动力，但是，如果是当他一旦成名成家话，这就全都是可以值得发扬的优点了。贾平凹谈不上“家学渊源”，他的第一批作品，也是为水利工地的黑板报写作的。为此，他充满着一个乡下人的自卑。他要进入文化人的圈子里，以后果然进去了，再也没有出来。林贤治先生精辟地指出，如果缺乏明确的角色意识，而一味以“农裔作家”的血统自豪，那么，事情将因为失去知识分子的警觉和自我批判，而适得其反地成为上流社会的保护人。
贾平洼起先写作，目的就是一个：成名成家。为了这个目的，可以忍受一切屈辱。于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开始了模仿中艰难的摸索，模仿的结果只是失败，他完全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精神自觉。这与鲁迅和沈从文的写作目的完全不同。前者（鲁迅）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从鲁迅那里面，我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和挣扎，先生多关注病态社会下不幸的人们；鲁迅的笔下，最典型的是闰土和阿Q式的在命运的压迫下无言、绝望和麻木。而鲁迅对于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后者（沈从文）对于文学和社会的理解是透过“生命”、“人生”、“人性”、“爱”、“美”这样一些抽象的原则。“我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无论是“乡下人”沈从文还是“逆子贰臣”的鲁迅，虽然本质上有着区别，但是，他们都有一种现代的价值参照系作为参照，他们对于变革的社会都有痛楚和挣扎，并非是蹭痒痒似的轻轻抚摩。同样是描写自然之美，沈从文与模仿者贾平凹就截然不同。正如旷新年所说，沈从文的散文《湘行散记》和《湘西》以绮丽的文字烘托神秘奇异的湘西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达到了一种美丽的极致。沈从文从楚辞、六朝文学，以至《圣经》那里吸取了文字的色彩和技术。他的作品文与白、欧化和俚俗、理性与情感、节制与放纵、古典与浪漫、平淡与华丽达到了一种高度的和谐。沈从文是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富有惊人的艺术才华和葆有纯粹的艺术感觉的艺术家，用文字作为工具，进行民族品德的重造。再看贾平凹呢，带着生活的感伤和所谓的政治失意，以一种逃避放逐的心态来写“商州”的山水和自然风光，为了美文而美文，刻意雕琢，并没有在描写中有精神价值的发现。林贤治先生就指出，贾平凹的《商州初录》零碎、芜杂、浮浅，缺乏富于血肉的具体描绘，完全失却了一部作品所应具有的滂沛元气和个人激情。相比之下，沈贾二人境界自然可以分出高下。即便是这样，我们也应从那种天崩地陷、满目疮痍、率兽食人、鲜血淋漓的丑恶和腐烂的表层之下看到一种非人性的残忍,毕竟对于丑恶的社会来说美是奢侈的。贾平凹是一个善于遗忘过去的人，又是一个缺乏“审痛意识”善于消解痛苦的高手。一个无视历史阴影的作家，他的心灵是不在场的，这样的作家十分可疑。这一些年来，贾平凹忙着擦去身上的泥垢，用“美文”和书画把自己千方百计地包装起来，为了所谓的“美文”，在书斋里拼命淘，在枯燥的知识堆里爬，插上 “名士”、“雅人”的标鉴，文字日见酸腐，枯滞，琐屑，不见早年的清澈和性情，其实灵魂里早已腐烂。躲在书斋里或自造的精神象牙塔内，做着与生命和灵魂无关的文字把玩，玩来玩去孰不知到头来“玩知丧志”，变成一俱没有灵魂的假骨头。
说贾平凹是一个“文化小农”，是因为他骨子里的小农意识，抵触现代工业文明，早期作品都是讴歌田园风光，稍遇挫折，便怨天自抑，中期来点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但是，稍纵即逝，他的怀旧，他的自恋，他的多愁善感，他的狭隘，他的粗鄙，他出身农民，却对这一阶层的艰辛和苦难缺乏疼痛的感觉，表面上也写一些平民，实际上不过是作秀而已，文字虚浮无骨，内容空洞无物，他崇尚道家，装神弄鬼，把自己打扮成现代名士，实际上丧失了根基，不过是一种对于传统的一相情愿而已。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贾平凹的对城市的仇恨而自卑的心理，以反文明的姿态出现的优越感，其实都是农民意识，不是平民意识。后者是一种民主意识，有更大的容受力。农民意识是农民所特有的，是被宰割被禁锢的土地所培育起来的一种品质和精神，它是与生活于其上的农民的利益和要求相适应的。其中，保存了人类天性中许多美好的东西，有为别样的阶级所不曾具备的优秀的成分，但是，也明显存在着狭隘、保守、忍耐、卑贱的特点，而这也正是世代农民的悲剧所在。贾平凹为居所命名为“凤凰阁”、“虚静村”、“上书房”，参禅打坐，有研究相书的余闲。又自称“花奴”，将室内枯树根称作“残美人”，复在弯躯上系一弦索，谓之“美人琴”，题诗曰：“千古寂寂事，独弦觅知音。”别人索书，常以“禅静”、“禅悟”等见赠。这样的作家对于“奴在其身”和“奴在其心”的疼痛哪儿去了呢？贾平凹把农民的生活拿来把玩，真是一种残忍的审美。在他的笔下，看不到来自生命本性的颤栗、冲动、压抑、分裂、痛苦，绝望、深渊、地狱，更无法由对人生的痛感，轨化为对自身超越的快感及对人类苦难的通感经验。他极度匮乏一种存在的勇气，只能不阴不阳不死不活不痛不痒。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可以风花雪月，可以大江东去，但是，最根本的东西不能匮乏。文章的后面往往站着一个人，一个健全的人性的灵魂。对于贾平凹来说，这是一种致命的欠缺，这种欠缺无法简单的修复。
离开了对于存在的痛感，就只有胡编乱造了，他的小说既缺乏明晰的现代意识，又缺乏对传统的深刻浸淫，只有一种小男人才有的对于自己的自恋和感伤，读读《怀念狼》、《高老庄》、《病相报告》、《秦腔》，可以发现贾平凹小说的彻底失败：缺乏对于苦难现实的疼痛感受，没有对于人的生存处境的洞察，匮乏真正的现代意识，纯粹私有形态的梦语，和腐烂传统相调情的伪文化意识，这一切都决定了贾平凹与大作家彻底无缘。即便被批评界看好的小说《浮躁》里，直面了社会转型时期的腐败，诸如改革为名，玩弄伎俩，谋取私利，拉拢亲信，排除异己，贪污受贿，奉迎拍马，搞取形式，蒙敝上司，滥用职权，搞地方主义等等，但是，作家的主体依然没有现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焦灼和痛苦，更不具有一种扣问灵魂追寻存在的纬度，只有一种对于文字的雕琢和把玩，作家的灵魂处在哪儿？一直以来，贾平凹走上文坛以来，一直在摹仿，模仿沈从文，模仿孙犁，模仿张爱玲，模仿明清小说，模仿道家的老庄，模仿寻根小说，模仿的同时，贾平凹迷失了自己，他的主体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建立，不要说建立，他那里根本没有鲁迅笔下“无物之镇”的现代意识，更不要说采取什么方式面对。在贾平凹那里，只有逃避，再逃避，把自己的躯客逃避到老庄的包裹里，但是，对于真正意义上的老庄精神，他隔膜的又是如此之深。《废都》里的庄之蝶，不过徒有现代名士的外形而已，他贪恋着女性的肉体，何来真正意义上的超脱呢？平心而论，贾平凹的散文写的不错，但是绝对不是吹捧者说得那么好的。他占便宜的地方在于文笔的轻峭乖巧，并且又迎合了一些小文人失意内缩的想象。他比较能够欣赏女性并体会她们的心理。女性离功利战场比男性远，心比较静，又看重情感生命，容易与他的价值取向产生共鸣。其实，还可以加上另外一个原因，他的“阳痿”给了女性一种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拉近了他与女性读者的距离。写作分紧张和轻松两路，老贾走的就是轻松一路，是闲适，闲适，再闲适。他的“轻松”不是一种经历大风浪后的淡定，是一种于无奈苟且之中找出安静的闲暇而已，这种闲适没有经过灵魂内部的搏杀。一切值得尊重的伟大的写作行为，其实都是一种冲突的形成以及缓解，是作家与现实，与灵魂事物之间的一种内在斗争。我总觉得贾平凹实在太流于阴柔，失之轻靡，不是为文正道，总觉得才子则才子矣，就是有些邪气和腐气，如同邱华栋所说这是个“小里小气的老文人的东西，零碎，无聊，散漫。我看他从来都不可能写出来一本有长度、厚度和难度的东西的。”周作人前年也勃起过一阵子，也就如此而已，老贾怎能和他相比呢？周作人在做隐士以前，曾经和鲁迅并肩战斗过。可惜，老贾太聪明了，知道什么时候该发言，什么时候该沉默。看似超然物外，淡泊明志，其实也是他明哲保身的“明智”之举。这是中国文人古老的生存智慧，学习一点也并无不妥，但是，在老贾那里过早的疏远人群全身保命，缺乏一种自我选择的能力，他的文化人格自然错过了锻炼的时机。“安顿自己的灵魂”于是成了贾平凹写作的出发点，也成了写作的终点，这不难理解。我无意苛求贾平凹积极介入社会，承担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为，本来他就不是知识分子。但是，作为一个有影响的作家，考虑到作品要面对公众，我提醒他少一些病态的自恋。
❷ 关于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的评论
《平凡的世界》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也是小说化的家族史。作家高度浓缩了中国西北农村的历史变迁过程，作品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特别是主人公面对困境艰苦奋斗的精神，对今天的大学生朋友仍有启迪。
这是一部全景式地表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全书共三部。作者在近十年问广阔背景上，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刻划了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
不平凡的世界
——读路遥先生的《平凡的世界》
作品凭什么来打动别人的心灵？最主要的是作家对生活，对艺术，对读者要抱真诚的态度，否则，任何花言巧语和艺术翻新都是枉费心机。
——路遥
路遥先生在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上发言时说：“我们的责任不是为自己或少数人写作，而是应该全心全意全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我国各民族劳动人民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壮丽的生活，也用她的乳汁育了作家艺术家。人民是我们的母亲，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常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才有可牟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这些是路遥先生说过的话，他做到了。一直以来，他的作品都是深深的打动人心，并且赢得了各个阶层，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的读者的称赞与敬佩。在贫困中成长起来的路遥，他最终表现出的知识面，思考能力和创作成就，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当《人生》获奖并被改编成电影取得成功后，路遥没有沉醉在鲜花和掌声之中，而是深深地思考了一些问题，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超越这一高度，赶四十岁时完成一部全景式地反映中国近四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的作品。为此，他避开喧嚣的人群，开始搜集准备素材。当路遥开始《平凡的世界》的写作时，他面对当时的文化背景以“独立”的心境和“挑战”的姿态面对他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1985年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各种新潮小说及西方当代文化思潮进入了中国，而现实主义是否“过时”，是否还能为读者接受成为路遥面对的实际问题，但是他却以超越的清醒的现代意识书写了这段十年的历史。《平凡的世界》共三部六卷，厚重、宏阔，为中国当代挣脱极左的束缚开始改革开放的转型期留下了史诗般的艺术画卷。共写了近百个人物，从揽工汉到省委书记，这些人物形象鲜活地表现了那一时期的人们的思想变化。小说“人物运动的河流”中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表现了一代青年农民奋斗的艰难经历，而人物活动的宏大背景则是改革开放初期整个社会的各种政策和人们的心态。
旧式价值标准的取向（第一部）
在孙家两代人中，衡量事物的尺度，怎样做人的标准，如何处理周围的关系，都出现了不同的取向。假如说孙玉厚身上旧式农民的素质还相当浓重，立身做人的标准基本上不脱离长期渗入心里深层的清白、善良、忠厚、老实。那么他兄弟孙玉亭身上就更多流露出，农民那种无知和狭隘的头脑，一旦和不正常的政治气候纠结在一起会形成令人啼笑皆非的失衡心理状态，正常的人性也被扭曲了。至于孙家的第二代两兄弟，尽管从父亲那里接受了不可避免的影响，这些影响也确实对他们的人生追求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但时代的转折，生活的变化，使他们对走的道路有了沉思，对未来的途程有了困惑。
对于新的价值标准的选择（第二部）
农村生产体制的改革，把孙少安拥上了可以施展本领的舞台。然而面对纷至沓来的矛盾，他的内心里又充满着起伏不已的冲撞，这种冲撞打破了他艰苦创业的稳定心态和持重而行的品格，使他在时代转变中走上了重新选择的新路。孙少平在变革的时代中经受着诸种社会冲突对自己内心世界的反复冲突，而且通过每一次冲击迫使他进行着不断的思考。这思考中溶入他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和体验，也渗透着他对自身价值的估价，能从中感受到一种人格的力量。一种在复杂时世中不随波逐流、不寄人篱下、不甘平庸的生活追求和人生追求。从中流露出深沉、深厚的人性美和人情美。
对自身价值的追求（第三部）
老实善良的少安，终于不再局限于背向蓝天面对黄土的以农为本的生活，开砖窑、包砖厂，谋求新的致富之道；热情洋溢的少平终于背乡离井，以矿山为归宿。都是人生旅途上，开始迈出了新的一步，他们不是生活中的强者，他们身上不可能没有旧的传统，但他们能够冲破旧有的樊篱，选择应走的道路，求得自身价值的确立。这既是对历史性变化的追踪，也是当代青年选择人生道路的情绪体验。
《平凡的世界》的书稿还未全部完成，中央广播电台就已经开始进行联播。在路遥先生完成此书之后，还应《女友》杂志写了一篇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其中诉说了他创作的种种艰辛，当时完稿之后，他的身，他在1991年完成此稿，就在1992年就英年早逝了，这是多么遗憾啊！
题材上说，路遥属于农村题材小说作家。从语言风格来说，他的作品不但没有那种预料之中的“乡土气”，反而显得很“洋气”。路遥说：“一个文明的现代人不知道这些人类已经具有的高度智慧结晶，是不可理解的。”这种多方面的文化素养对他语言风格的影响和浸润，在路遥作品中清晰可见。不刻意执著于“乡土气”，不等于乡土情节淡薄。翻开《平凡的世界》，路遥的题记就是：“谨以此书，献给我生活的土地和岁月。”与路遥的语言风格相适应，路遥小说的情感表达也比较外露。他说：“对生活应抱有热情，艺术作品是激情的产物，才能感染别人。”路遥是一位内心充满诗意并且难能可贵地保持到人生成熟期的作家。
他在《平凡的世界》中说过：“希望将自己的心灵与人世间无数的心灵沟通，”我想他做到了，他离开我们十余年了，他今天仍然借着作品与读者讨论、对话，而今后，他的心血也应当成为中国精神文化中烁烁生辉的一部分而为人珍惜。
余化石
本文参考资料：
1 《出自内心的真诚》 路遥
2 《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致辞》路遥
3 《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
4 《路遥的诗意》郭小聪教授
5 《不平静的潜流》——评《平凡的世界》王愚
路遥，陕西省清涧县人，1949年出生于陕北山区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7岁时因为家里困难被过继给延川县郭家沟村的伯父。文革开始后受影响直到69年底才回到家里务农。这段时间里他做过许多临时性的工作，并在农村一小学中教过一年书。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其间开始文学创作。大学毕业后，任《陕西文艺》（今为《延河》）编辑。1992年积劳成疾，英年早逝。1980年发表《惊人动魄的一幕》，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人生》、《在困难的日子里》也相继获奖。1991年完成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矛盾文学奖，他的作品《人生》被改编成电影后，引起巨大的轰动。《平凡的世界》还未完成即在中央人民电台广播。他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更是让人看到了他对文学事业的执着的信心和付出的代价。正如《痛悼路遥》一文中所写：“计算成功的方式是吃苦和受罪，他拼命工作，玩命写作，自我折磨式的付出，在文学创作这条艰辛寂寞的道路上，竭尽全力，一路血汗向高峰攀登”。对人生的执着追求，对他所热爱的故乡的钟情，以及对他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的自信，这一切构成了路遥小说基本的特征。
由于路遥出身农村，他的写作素材基本来自农村生活，他始终认定自己“是一个农民血统的儿子”，是“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他坚信“人生的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作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所以他认为“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活得更为充实”。他始终以深深纠缠的故乡情结和生命的沉重感去感受生活，以陕北大地作为一个沉伏在他心里的永恒的诗意象征，每当他的创作进入低谷时，他都是一个人独自去陕北故乡的“毛乌素沙漠”，他在那里审视自己，观照社会。
路遥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正让我们穿透他的作品而进入到他的内心世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文学的执着和创作时的艰辛，“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正是这样才使我们看到了鲜花和掌声之后的艰难之路。
《人生》——成名作
真正奠定路遥创作基础的作品是《人生》。当路遥年轻时不停地奔波在城市与乡村时，他最为熟悉的生活即是“城市交叉地带”，充满生气和机遇的城市生活对于象他那样的身处封闭而又贫困的农村知识青年构成了一种双重的刺激，不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上。路遥思考并理解了这一现象，在城市化的浪潮汹涌而来的种种冲击中，他提出了农村知识青年该如何作出选择。
早在大学读书时，路遥阅读了大量的经典名著，并对新中国的文学成就进行了一翻巡视，他发现以前的小说带有某种脸谱化的倾向，正如儿童眼中将电影中的人物形象简单分为“好人”和“坏蛋“，而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多变的，绝对不能将复杂的人性这样简单的划分，这种思考体现在《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身上。
《人生》发表于1982年，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构成了它的时空背景。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这样人生的变化过程构成了其故事构架。高加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构成了故事发展的矛盾，也正是体现那种艰难选择的悲剧。
高加林正是作者着力塑造的复杂的人物。他身上既体现了现代青年那种不断向命运挑战，自信坚毅的品质，又同时具有辛勤、朴实的传统美德。他热爱生活，心性极高，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关心国际问题，爱好打篮球，并融入时代的潮流。他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忍气吞声、安守本分，而是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但是他的现实与他心中的理想总是相差极远，正是这样反差构成了他的复杂的性格特征。当他高中毕业回到村里后当上了民办小学的教师时，他很满足这个既能体现他的才能而又对他充满希望的职业，但是好景不长，他就被有权有势的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顶替了，他重新回到了土地。正当他失意无奈，甚至有些绝望的时候，善良美丽的农村姑娘刘巧珍闯进了他的生活，刘巧珍虽然没有文化，但是却真心真意地爱上了高加林这个“文化人”，她的爱质朴纯真，她以她的那种充满激情而又实际的作法表白了她的炽烈的爱。而实际上她所得到的爱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高加林在她的眼中是完美的，而她对于高加林来说只是在他失意时找到了精神上的慰籍。当机遇再次降临到了高加林身上，他终于抓住了这次机会，重新回到了城市。
城市生活给了高加林大显身手的机会，又让他重新遇到了他的同学黄亚萍。与巧珍相比，黄亚萍无疑是位现代女性，她开朗活泼，却又任性专横，她对高加林的爱炽烈大胆又有一种征服欲。高加林的确与她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有相同的知识背景，又有许多感兴趣的话题，当他们俩口若悬河、侃侃而谈时，高加林已经进入了一种艰难的选择之中。当高加林隐隐地有了这种想法时，他的念头很快便被另一种感情压下去了，他想起了巧珍那亲切可爱的脸庞，想起了巧珍那种无私而温柔的爱。当巧珍带着狗皮褥子来看他时，他的那种难以言说的复杂的感情一下子表现了出来。在经过反复考虑后，他接受了黄亚萍的爱，可同时意味着这种选择会无情地伤害巧珍，当他委婉地对巧珍表达了他的这种选择后，巧珍含泪接受了，但她却并没有过多地责怪高加林，反而更担心高加林以后的生活，劝他到外地多操心。但是泪水却在脸上刷刷地淌着。
但是好梦难圆，高加林进城这件事终于被人告发了，他要面对的是重新回到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的所有的理想和抱负如同过眼云烟难以挽留了。他难以承受这份打击更难以面对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减少了狂热而又冷静的反省，接受了德顺爷爷的一翻话，而后一下子扑倒在黄土地上。
路遥在《人生》中引用了作家柳青的一段话：
人生的道路虽然慢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
这段话的确可以作为《人生》这篇小说的一个注解。
路遥的追求与成功，他的忧思与矛盾，都同他的心理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被称为“土著”作家，主要受到的是农民文化的影响，作为农民的儿子，他深深地爱着他的故乡，承袭和接受了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农民生活作为他取之不尽的源泉。但他又是一名“文明”的作家，他立意高远，广纳博取，时时瞻望世界文化，他喜欢《红楼梦》、鲁讯的作品，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的作品他更是百读不厌。各种报纸期刊他也经常翻阅，勤奋大量的阅读，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再参之以他独特的生活体验，使他的创作博大宏阔却又情深意长。
❸ 新世纪文学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
首先你了解什么叫新世纪文学不？先推荐一篇论文给你做个小参考。具体的作家、作品你再找。
新世纪十年文学：断裂的美学如何整合？
没有人能否认，新世纪十年中国文学生态所呈现出的空前多样繁复的格局。新媒体、新世代、新文类的迅速发展，使得文学在美学上呈现的“断裂”乃至“深刻的分裂”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正如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所言:“今天，我们再强调断层、分裂，已经没有意义，如何扩大视野，将断裂的文学进行整合，使整个文学生态成为一种新的文学。这才是我们今天探讨新世纪文学十年的意义。”这里选取部分“知名评论家”与“新锐批评者”各具特色的观察视角和视点，为我们打开与众不同的视野。——编者
知名评论家观点
从“青春情怀”到“中年危机”
陈思和(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
很多人认为新世纪十年文学没有什么特点，跟上世纪90年代拉不开距离。这是事实。对新世纪文学的起点在上世纪90年代的观点，我比较赞同，因为新世纪文学的基本特点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形成的，到新世纪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到现在的20年，中国社会空前平静，这也给我们造成一种假象，文学似乎没有很大的发展。新世纪十年文学正经历“从青春情怀到中年危机”。
纵观现代史，中国社会长期处在动荡中，差不多十年一际，社会为之一变。这也造成文学一直处在后浪推前浪的进程中。20世纪开始，以“五四”新文学为特征的中国新文学基本上是青春文学，是一种激情洋溢，对时代造成冲击力，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的文学。“五四”崛起是以反对前辈为目标的，十年之后，“革命文学”兴起时批判的矛头指向胡适、鲁迅、叶圣陶等；又十年后，“抗战”崛起，清算的是30年代的左翼文学。后浪推前浪，文学以不断通过否定前人的方式来推动自身发展。这一特征造成我们的文学始终处在“青春文学”这个维度上。它的特征是我们的作家始终是青年作家，处女作往往是成名作，也是代表作。最典型的是曹禺23岁发表《雷雨》，巴金30岁左右发表《家》，等等。很多作家在青年时期发表了重要作品之后，就很难超越自己。其实仔细去看，有的作家在晚年发表的作品比早期成熟，但是时代在发展，在客观效应上，在学术界的评介上，这些作品的影响力远远不如他早期的优质作品。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那个时代是“青春”的时代。
这种情况到新世纪之后突然发生了改变。王安忆、莫言、余华等作家，他们的青春年代是在上世纪80年代，但到今天我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还是把目光投向这些最优秀的作家身上。这也掩盖了一个问题，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作家都不在我们的视野中。这就造成一种断裂。
而“80后”作家的文学状态与之前完全不一样，他们成了一种崭新的力量。今天，我们再强调他们的断层、分裂，已经没有意义，意义在于我们如何扩大视野，使整个文学生态成为一种新的文学，将断裂的文学进行整合。这也是我们今天探讨新世纪文学十年的意义。
何为“传统文学”？
李敬泽(《人民文学》主编)
如果新世纪十年有个起点的话，我愿意把这个时间点定在1998年，那一年，出现“断裂”事件，那一年，网络文学真正兴起，在那之后，“美女作家”事件发生。在这之前和之后，确实有些事情不同了。其中有一点，让我感受特别深刻。在那之前，当我跟别人讲我是从事文学的，所有人都会不言自明地明白你的职业。十多年过去了，当面对媒体和不熟悉文学的人，如果我说是搞文学的，我一定要给自己加一个困难的界定，不然对方就会追问你是搞网络文学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十年之前不言自明的文学，现在不得不面对一个自我言说、自我辩护、自我指认的困境。
我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有时被叫做“纯文学”，有时被叫做“严肃文学”，有时被叫做“主流文学”，有时被叫做“传统文学”。每个名字都让我有点不甘心。我们真的就纯成蒸馏水了吗？严肃文学是相对于什么而言？我们是不是就真的严肃得那么僵硬？我们是主流文学？那也要看在什么意义上说，如果是在市场意义上，我们还真不是主流文学。至于最通用的说法传统文学，我觉得更奇怪，奇怪在哪儿呢？前几天我遇到几个搞网络文学的朋友，我跟他们说，在我看来，你们才是传统文学，我才是新文学。为什么呢？类型小说、黑幕小说、官场小说、志怪小说、言情小说、狭邪小说，在“五四”之前都有，是我们已有传统中的一部分。我从事的文学倒是新文学，是在传统之后的“五四”新文学。怎么就在100年之后，之前的传统文学变成了新文学？
当然在中国现在的语境中常带有一种价值判断，通常认为传统是不好的、落后的、消亡的。其实也不一定。就像我刚提到的几种类型的小说，它们是如此传统，这种传统代表着人性的基本需求，以至于历史的野火烧不尽它们，一百年后市场的春风一吹，又生了。它们依然有巨大的生命力。传统在这个意义上意味着巨大的生命力，意味着人性的基本需求。但同时，新也不再仅仅是进化论上的意义，也不完全是褒义的。也可能恰恰证明了，“五四”新文学依然是如此地新，依然在经受考验。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经历的不仅是美学的断裂，还有美学的深刻的分裂。说实在的，我从来不认为我们一定要对消费性、娱乐性采取敌视的立场。我觉得真正的问题不在这儿，而在我们自己，也就是说我们共同开创的这样一个传统，“五四”所确立的一整套文学的基本价值，五四与现代中国的约定，对新的民族精神、对中国现代性所作的承诺，是不是现在就终结了？如果说终结了，我们所从事的文学，文学面对历史的合法性在哪儿？真正的强大的精神资源在哪儿？就成了问题。如果没有终结，如果还有信心，“五四”的志向还在，我们面对的可能就是更为复杂的问题: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这样的志向如何实现？如何面对既分裂又断裂的美学？甚至是如何去描述、判断？我满怀困惑。
新世纪文学十年的“常道”与“变道”
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据我的感觉，文学的断裂真正发生在“80后”作家的兴起。为什么？“80后”之前起码有五代作家还在写，从30年代出生的到70年代出生的。观察后你就会发现，只有“80后”与前五代作家没有清晰的内在传承关系。在前五代作家的压力之下，“80后”作家要出场，必须采取一种特殊方式。这种断裂有一很鲜明的标志，就是出场方式不一样，前五代作家的出场和成名，基本上是由期刊、评论家、文学史三位一体的力量共同塑造的，而这对“80后”作家几乎没有作用，出现新的三位一体:出版社、媒体记者和读者见面会。完全不同的塑造作家力量的形成，构成了新一代作家不同的出场方式。这种断裂方式非常明显，文学生态的变化包含着作家心态、作品趣味的变化。将他们与前五代作家相接时，你会发现里面有接不通的东西。“80后”这一代新作家出现，断裂这种事实才真正发生。
由此我在想，过去我们谈论很久的消费社会在这一代人身上可能真正来临了。但是，我并不认为所有新的东西都是好的。每个作家的写作黄金期都很短，十年基本可以反映一个作家的写作面貌，把目光聚集在年轻人身上可能更能看出一种变化。对这种变化，我是有疑虑的，面临一些新的问题。
我们在认识、研究、传播年轻一代文学的时候，我们的视野可能很狭窄，这种狭窄包括“80后”写作者所描写生活的狭窄，还有我们关注到的“80后”作家面可能也很狭窄。这让我产生一种疑虑，我把它称为生活的殖民。观察浮在面上的“80后”，你会发现他们绝大多数写的都是都市生活，比如喝咖啡的生活和吃哈根达斯的生活，这种生活成了主流。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五十年后如果有人想通过他们的作品来了解这个时代，他会觉得那个时期的年轻人天天都在喝咖啡，在吃哈根达斯。这其实是用了很少人享用的生活，殖民了更多的沉默的在隐秘中的生活。铁皮屋的生活、打工者的生活，这些人的生活有谁来书写？
我还觉得现在的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文风过于华丽和幽默。华丽和幽默不是坏事，但它可能代表一种倾向:可能遮蔽甚至卸下“五四”以来或20世纪现代文学以来所留给我们的那笔沉重遗产。文学想要影响社会，影响自我，对一个我们认为狭窄的空间发言，我们还真卸不下这笔沉重的精神遗产。我个人认为中国社会一点都不幽默，我不知道很多作家的那种华丽、幽默、轻松感是如何获得的。一代作家的崛起是事实，但是通过这一代作家反观出的值得我们警觉的问题，同样在紧迫地压迫着我如何去面对他们的未来。
新锐声音
“80后写作”的几个问题
杨庆祥(1980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教师)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任教，做班主任。一次在开班会时，我问学生:你们看郭敬明的作品吗？下面立即是一片“90后”女生的尖叫声。我意识到，郭敬明对这一批年轻的读者而言，不仅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个特殊的文学符号。同时我也想到一个问题，“80后”中这样一批在市场意义上取得成功的作家，对我提出了怎样的挑战？我觉得这种挑战是双重的，第一是怎样在世俗意义上理解他们的成功，第二是怎样在专业的意义上来理解他们的作品。
对我来说更重要的可能是后一种挑战，也就是怎样寻找一种非传统的、新的、有效的批评方式对他们的作品做一种有意义的定位和分析，因为这批人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可忽略的历史存在。最近我正好读了三部“80后”的作品，一部是郭敬明的《小时代》，一部是张悦然的《家》，还有一部是颜歌刚刚完成的长篇小说《声音乐团》。我认为这三部作品从不同方面对我们提出了很重要的问题。
第一部是郭敬明的《小时代》，虽然它的故事很好读，但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它会占据畅销书的榜首？前阵子有媒体约我写文章，一开始我想在文章里极尽嘲笑、挖苦之能事，发泄心中的不平之气，但是我很快发现这种态度不对，我觉得我应该用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去思考他的作品。所以，后来我就在反思自己，郭敬明在《小时代》中所提供的这种表层的、去深度化的故事、人物主体，是不是也是一种有意义的主体？
第二部是张悦然的《家》，小说讲述了一对很注重生活享受的小夫妻，有一天突然觉得生活无趣就各自离家出走，最后在四川地震现场相遇，他们都做了志愿者。这让我想起张爱玲的经典文本《倾城之恋》，一个城市的沦陷成全了一场不存在的爱情，那么，一场大地震成全了一对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解放。这里的问题是，那种自恋的、单向度的主体是否可以置换、膨胀和更新？《家》提出了这种可能性。但同时也必须追问的是，这种解放是否一定要借助巨大的灾难来完成？
最后一个问题是，这一代青年作家从单一的主体，虚伪(我是在完全中性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经验、表层的经验中解放出来以后，是否可以生成一种更丰富、更庞杂的写作经验。在颜歌的《声音乐团》中我读到了叙述的复调，多重的声音，庞杂而清晰的叙事结构和故事逻辑，我觉得这是一部很有挑战性的小说。据我了解，一些“80后”的作家在近两年都会拿出新的长篇，我觉得会有新的变化发生。尽管文学的断裂正在进行之中，但在断裂之后有前景。我对此还是抱有比较乐观的态度。
年轻一代的困境
金理(1981年生，复旦大学博士后)
其实每一代人都面临着具体的困难。但相比较之下，可能今天的年轻一代更不容易。余华、莫言、王安忆们以先锋姿态进入文坛，当时的文学体制比如重要的纯文学刊物等都提供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后当代文学转型为常态的中年期(借用陈思和老师的说法)，他们构建了今日中国文坛的中流砥柱，在稳定的环境里，他们磨砺写作技艺、丰富世界观、摸索读者的口味，不断推出的作品是主流奖项的候选者、学院批评家的关注对象和图书市场的看点。可是今天的青年作家就没有这样的际遇，19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压力以及文学边缘化的不可逆转，极大挤压了年轻的文学后继者的空间，他们一出道就投入到市场大潮中肉搏。人们往往强调文坛外生存的可能性，但长期僵在媒体包装与市场逻辑中也许很快就会气血耗尽。我们往往以为那些获得市场成功的“80后”作家就是今天青年人的文学；而那些无法在市场大潮中浮出水面的作家就无缘被读者、研究者所认识。年轻一代的困境在于，市场和个人探索之间没有任何回旋、缓冲的地带。
前段时间我参加上海青年作家的一个讨论会，会上听到上海译文出版社赵武平先生的发言，值得人深思，赵先生在运作一系列国外年轻人的文学，我已经读到过几种日本“80后”的小说，就我的体会而言，与日本的同龄人相比，与那些史上最年轻的“芥川奖”得主相比，我们中国的一些“80后”一点不差。赵先生觉得奇怪的是，在国外“80后”作者的写作中，对于人的命运、对于终极关怀的思考十分常见，他们不迎合出版社、不讨好市场，因为有公共图书馆、学院和大量基金会都能够给他们提供写作资助，这为他们的独立写作提供了良好基础。我们总觉得接受资助就是写作独立性的丧失，其实也未必这么简单。比如你接受公共图书馆提供的资助，然后定期去该图书馆面对其读者作几场讲演，就完成了你的义务。我们是否也能借鉴这种经验，在天然的市场化之外还提供积极的扶助，不管是“有形的手”还是“无形的手”，总得让年轻人看到有一只手在为他们的写作创造稳定的空间。
断裂与承续
甫跃辉(1984年生，《上海文学》编辑)
我编过郭敬明的《爵迹》，像这样的作品在当下影响确实非常大。这使我想到一个问题，已经浮在水面上的这一批“80后”年轻作家，他们是怎样进入公众视野的？他们的写作从开始到现在基本没有太大变化，都是“青春写作”，我所说的“青春写作”有两个特点:一写作的人是年轻人；其次小说的人物是与作者年龄接近的，也很年轻。在这个意义上说，“80后”写作的主要方式就是青春写作。
回顾现在活跃在文坛上的前辈作家们，他们刚开始进入所谓文坛或在文坛成名时是以怎样的方式？“30后”作家王蒙，开始写作时有《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40后”作家路遥写了《人生》；“50后”王安忆最开始引人关注的作品是《雨，沙沙沙》，“60后”的余华和苏童最初引人注目的是《十八岁出门远行》和“少年血”系列等作品；“70后”的徐则臣最初引起关注的是《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等“花街系列”作品。这些作品都写的是年轻人，都是在一个连续的传统里。这些都没有被冠以“青春写作”，可到了“80后”就变了。
刚才提到的“70后”的徐则臣属于成名较晚的，比较早成名的像卫慧、棉棉，她们作品中的年轻人与徐则臣作品中的年轻人截然不同。徐则臣是与前几辈作家一脉相承的，而卫慧、棉棉是另外一副样子。卫慧、棉棉和之前的“传统写作”断裂了，却又被后来的徐则臣等人接续上了。
我觉得“80后”目前进入公众视野的这一批人承袭了卫慧、棉棉这一脉，尽管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这些人只是“80后”中的一部分，——但在许多人想象中的“80后”却全都成了这样的。我在《上海文学》杂志社做编辑，接触到很多年轻人，他们也是从期刊发表作品起步的，和已经进入公众视野的“80后”写作者决然不同，这一拨人将会像徐则臣他们那样，接续上被同辈人扯断的传统。反叛然后回归，常常是一代人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70后”还是“80后”的写作者，在与所谓“传统写作”发生断裂的同时，也暗暗地有了承续。
❹ 谈谈，路遥《平凡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也是小说化的家族史。作家高度浓缩了中国西北农村的历史变迁过程，作品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特别是主人公面对困境艰苦奋斗的精神，对今天的大学生朋友仍有启迪。
这是一部全景式地表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全书共三部。作者在近十年问广阔背景上，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刻划了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
不平凡的世界
——读路遥先生的《平凡的世界》
作品凭什么来打动别人的心灵？最主要的是作家对生活，对艺术，对读者要抱真诚的态度，否则，任何花言巧语和艺术翻新都是枉费心机。
——路遥
路遥先生在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上发言时说：“我们的责任不是为自己或少数人写作，而是应该全心全意全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我国各民族劳动人民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壮丽的生活，也用她的乳汁育了作家艺术家。人民是我们的母亲，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常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才有可牟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这些是路遥先生说过的话，他做到了。一直以来，他的作品都是深深的打动人心，并且赢得了各个阶层，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的读者的称赞与敬佩。在贫困中成长起来的路遥，他最终表现出的知识面，思考能力和创作成就，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当《人生》获奖并被改编成电影取得成功后，路遥没有沉醉在鲜花和掌声之中，而是深深地思考了一些问题，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超越这一高度，赶四十岁时完成一部全景式地反映中国近四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的作品。为此，他避开喧嚣的人群，开始搜集准备素材。当路遥开始《平凡的世界》的写作时，他面对当时的文化背景以“独立”的心境和“挑战”的姿态面对他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1985年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各种新潮小说及西方当代文化思潮进入了中国，而现实主义是否“过时”，是否还能为读者接受成为路遥面对的实际问题，但是他却以超越的清醒的现代意识书写了这段十年的历史。《平凡的世界》共三部六卷，厚重、宏阔，为中国当代挣脱极左的束缚开始改革开放的转型期留下了史诗般的艺术画卷。共写了近百个人物，从揽工汉到省委书记，这些人物形象鲜活地表现了那一时期的人们的思想变化。小说“人物运动的河流”中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表现了一代青年农民奋斗的艰难经历，而人物活动的宏大背景则是改革开放初期整个社会的各种政策和人们的心态。
旧式价值标准的取向（第一部）
在孙家两代人中，衡量事物的尺度，怎样做人的标准，如何处理周围的关系，都出现了不同的取向。假如说孙玉厚身上旧式农民的素质还相当浓重，立身做人的标准基本上不脱离长期渗入心里深层的清白、善良、忠厚、老实。那么他兄弟孙玉亭身上就更多流露出，农民那种无知和狭隘的头脑，一旦和不正常的政治气候纠结在一起会形成令人啼笑皆非的失衡心理状态，正常的人性也被扭曲了。至于孙家的第二代两兄弟，尽管从父亲那里接受了不可避免的影响，这些影响也确实对他们的人生追求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但时代的转折，生活的变化，使他们对走的道路有了沉思，对未来的途程有了困惑。
对于新的价值标准的选择（第二部）
农村生产体制的改革，把孙少安拥上了可以施展本领的舞台。然而面对纷至沓来的矛盾，他的内心里又充满着起伏不已的冲撞，这种冲撞打破了他艰苦创业的稳定心态和持重而行的品格，使他在时代转变中走上了重新选择的新路。孙少平在变革的时代中经受着诸种社会冲突对自己内心世界的反复冲突，而且通过每一次冲击迫使他进行着不断的思考。这思考中溶入他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和体验，也渗透着他对自身价值的估价，能从中感受到一种人格的力量。一种在复杂时世中不随波逐流、不寄人篱下、不甘平庸的生活追求和人生追求。从中流露出深沉、深厚的人性美和人情美。
对自身价值的追求（第三部）
老实善良的少安，终于不再局限于背向蓝天面对黄土的以农为本的生活，开砖窑、包砖厂，谋求新的致富之道；热情洋溢的少平终于背乡离井，以矿山为归宿。都是人生旅途上，开始迈出了新的一步，他们不是生活中的强者，他们身上不可能没有旧的传统，但他们能够冲破旧有的樊篱，选择应走的道路，求得自身价值的确立。这既是对历史性变化的追踪，也是当代青年选择人生道路的情绪体验。
《平凡的世界》的书稿还未全部完成，中央广播电台就已经开始进行联播。在路遥先生完成此书之后，还应《女友》杂志写了一篇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其中诉说了他创作的种种艰辛，当时完稿之后，他的身，他在1991年完成此稿，就在1992年就英年早逝了，这是多么遗憾啊！
题材上说，路遥属于农村题材小说作家。从语言风格来说，他的作品不但没有那种预料之中的“乡土气”，反而显得很“洋气”。路遥说：“一个文明的现代人不知道这些人类已经具有的高度智慧结晶，是不可理解的。”这种多方面的文化素养对他语言风格的影响和浸润，在路遥作品中清晰可见。不刻意执著于“乡土气”，不等于乡土情节淡薄。翻开《平凡的世界》，路遥的题记就是：“谨以此书，献给我生活的土地和岁月。”与路遥的语言风格相适应，路遥小说的情感表达也比较外露。他说：“对生活应抱有热情，艺术作品是激情的产物，才能感染别人。”路遥是一位内心充满诗意并且难能可贵地保持到人生成熟期的作家。
他在《平凡的世界》中说过：“希望将自己的心灵与人世间无数的心灵沟通，”我想他做到了，他离开我们十余年了，他今天仍然借着作品与读者讨论、对话，而今后，他的心血也应当成为中国精神文化中烁烁生辉的一部分而为人珍惜。
余化石
本文参考资料：
1 《出自内心的真诚》 路遥
2 《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致辞》路遥
3 《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
4 《路遥的诗意》郭小聪教授
5 《不平静的潜流》——评《平凡的世界》王愚
❺ 作家路遥的真名叫什么谢谢
王卫国
❻ 《平凡的世界的》类别是什么是记叙文吗
《平凡的世界》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也是小说化的家族史.作家高度浓缩了中国西北农村的历史变迁过程,作品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特别是主人公面对困境艰苦奋斗的精神,对今天的大学生朋友仍有启迪.
这是一部全景式地表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全书共三部.作者在近十年问广阔背景上,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刻划了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
不平凡的世界
——读路遥先生的《平凡的世界》
作品凭什么来打动别人的心灵?最主要的是作家对生活,对艺术,对读者要抱真诚的态度,否则,任何花言巧语和艺术翻新都是枉费心机.
——路遥
路遥先生在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上发言时说：“我们的责任不是为自己或少数人写作,而是应该全心全意全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我国各民族劳动人民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壮丽的生活,也用她的乳汁育了作家艺术家.人民是我们的母亲,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常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才有可牟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这些是路遥先生说过的话,他做到了.一直以来,他的作品都是深深的打动人心,并且赢得了各个阶层,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的读者的称赞与敬佩.在贫困中成长起来的路遥,他最终表现出的知识面,思考能力和创作成就,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当《人生》获奖并被改编成电影取得成功后,路遥没有沉醉在鲜花和掌声之中,而是深深地思考了一些问题,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超越这一高度,赶四十岁时完成一部全景式地反映中国近四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的作品.为此,他避开喧嚣的人群,开始搜集准备素材.当路遥开始《平凡的世界》的写作时,他面对当时的文化背景以“独立”的心境和“挑战”的姿态面对他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1985年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各种新潮小说及西方当代文化思潮进入了中国,而现实主义是否“过时”,是否还能为读者接受成为路遥面对的实际问题,但是他却以超越的清醒的现代意识书写了这段十年的历史.《平凡的世界》共三部六卷,厚重、宏阔,为中国当代挣脱极左的束缚开始改革开放的转型期留下了史诗般的艺术画卷.共写了近百个人物,从揽工汉到省委书记,这些人物形象鲜活地表现了那一时期的人们的思想变化.小说“人物运动的河流”中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表现了一代青年农民奋斗的艰难经历,而人物活动的宏大背景则是改革开放初期整个社会的各种政策和人们的心态.
旧式价值标准的取向（第一部）
在孙家两代人中,衡量事物的尺度,怎样做人的标准,如何处理周围的关系,都出现了不同的取向.假如说孙玉厚身上旧式农民的素质还相当浓重,立身做人的标准基本上不脱离长期渗入心里深层的清白、善良、忠厚、老实.那么他兄弟孙玉亭身上就更多流露出,农民那种无知和狭隘的头脑,一旦和不正常的政治气候纠结在一起会形成令人啼笑皆非的失衡心理状态,正常的人性也被扭曲了.至于孙家的第二代两兄弟,尽管从父亲那里接受了不可避免的影响,这些影响也确实对他们的人生追求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但时代的转折,生活的变化,使他们对走的道路有了沉思,对未来的途程有了困惑.
对于新的价值标准的选择（第二部）
农村生产体制的改革,把孙少安拥上了可以施展本领的舞台.然而面对纷至沓来的矛盾,他的内心里又充满着起伏不已的冲撞,这种冲撞打破了他艰苦创业的稳定心态和持重而行的品格,使他在时代转变中走上了重新选择的新路.孙少平在变革的时代中经受着诸种社会冲突对自己内心世界的反复冲突,而且通过每一次冲击迫使他进行着不断的思考.这思考中溶入他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和体验,也渗透着他对自身价值的估价,能从中感受到一种人格的力量.一种在复杂时世中不随波逐流、不寄人篱下、不甘平庸的生活追求和人生追求.从中流露出深沉、深厚的人性美和人情美.
对自身价值的追求（第三部）
老实善良的少安,终于不再局限于背向蓝天面对黄土的以农为本的生活,开砖窑、包砖厂,谋求新的致富之道；热情洋溢的少平终于背乡离井,以矿山为归宿.都是人生旅途上,开始迈出了新的一步,他们不是生活中的强者,他们身上不可能没有旧的传统,但他们能够冲破旧有的樊篱,选择应走的道路,求得自身价值的确立.这既是对历史性变化的追踪,也是当代青年选择人生道路的情绪体验.
《平凡的世界》的书稿还未全部完成,中央广播电台就已经开始进行联播.在路遥先生完成此书之后,还应《女友》杂志写了一篇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其中诉说了他创作的种种艰辛,当时完稿之后,他的身,他在1991年完成此稿,就在1992年就英年早逝了,这是多么遗憾啊!
题材上说,路遥属于农村题材小说作家.从语言风格来说,他的作品不但没有那种预料之中的“乡土气”,反而显得很“洋气”.路遥说：“一个文明的现代人不知道这些人类已经具有的高度智慧结晶,是不可理解的.”这种多方面的文化素养对他语言风格的影响和浸润,在路遥作品中清晰可见.不刻意执著于“乡土气”,不等于乡土情节淡薄.翻开《平凡的世界》,路遥的题记就是：“谨以此书,献给我生活的土地和岁月.”与路遥的语言风格相适应,路遥小说的情感表达也比较外露.他说：“对生活应抱有热情,艺术作品是激情的产物,才能感染别人.”路遥是一位内心充满诗意并且难能可贵地保持到人生成熟期的作家.
他在《平凡的世界》中说过：“希望将自己的心灵与人世间无数的心灵沟通,”我想他做到了,他离开我们十余年了,他今天仍然借着作品与读者讨论、对话,而今后,他的心血也应当成为中国精神文化中烁烁生辉的一部分而为人珍惜.
余化石
本文参考资料：
1 《出自内心的真诚》 路遥
2 《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致辞》路遥
3 《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
4 《路遥的诗意》郭小聪教授
5 《不平静的潜流》——评《平凡的世界》王愚
路遥,陕西省清涧县人,1949年出生于陕北山区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7岁时因为家里困难被过继给延川县郭家沟村的伯父.文革开始后受影响直到69年底才回到家里务农.这段时间里他做过许多临时性的工作,并在农村一小学中教过一年书.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其间开始文学创作.大学毕业后,任《陕西文艺》（今为《延河》）编辑.1992年积劳成疾,英年早逝.1980年发表《惊人动魄的一幕》,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人生》、《在困难的日子里》也相继获奖.1991年完成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矛盾文学奖,他的作品《人生》被改编成电影后,引起巨大的轰动.《平凡的世界》还未完成即在中央人民电台广播.他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更是让人看到了他对文学事业的执着的信心和付出的代价.正如《痛悼路遥》一文中所写：“计算成功的方式是吃苦和受罪,他拼命工作,玩命写作,自我折磨式的付出,在文学创作这条艰辛寂寞的道路上,竭尽全力,一路血汗向高峰攀登”.对人生的执着追求,对他所热爱的故乡的钟情,以及对他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的自信,这一切构成了路遥小说基本的特征.
由于路遥出身农村,他的写作素材基本来自农村生活,他始终认定自己“是一个农民血统的儿子”,是“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他坚信“人生的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作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所以他认为“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活得更为充实”.他始终以深深纠缠的故乡情结和生命的沉重感去感受生活,以陕北大地作为一个沉伏在他心里的永恒的诗意象征,每当他的创作进入低谷时,他都是一个人独自去陕北故乡的“毛乌素沙漠”,他在那里审视自己,观照社会.
路遥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正让我们穿透他的作品而进入到他的内心世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文学的执着和创作时的艰辛,“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正是这样才使我们看到了鲜花和掌声之后的艰难之路.
《人生》——成名作
真正奠定路遥创作基础的作品是《人生》.当路遥年轻时不停地奔波在城市与乡村时,他最为熟悉的生活即是“城市交叉地带”,充满生气和机遇的城市生活对于象他那样的身处封闭而又贫困的农村知识青年构成了一种双重的刺激,不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上.路遥思考并理解了这一现象,在城市化的浪潮汹涌而来的种种冲击中,他提出了农村知识青年该如何作出选择.
早在大学读书时,路遥阅读了大量的经典名著,并对新中国的文学成就进行了一翻巡视,他发现以前的小说带有某种脸谱化的倾向,正如儿童眼中将电影中的人物形象简单分为“好人”和“坏蛋“,而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多变的,绝对不能将复杂的人性这样简单的划分,这种思考体现在《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身上.
《人生》发表于1982年,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构成了它的时空背景.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这样人生的变化过程构成了其故事构架.高加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构成了故事发展的矛盾,也正是体现那种艰难选择的悲剧.
高加林正是作者着力塑造的复杂的人物.他身上既体现了现代青年那种不断向命运挑战,自信坚毅的品质,又同时具有辛勤、朴实的传统美德.他热爱生活,心性极高,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关心国际问题,爱好打篮球,并融入时代的潮流.他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忍气吞声、安守本分,而是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但是他的现实与他心中的理想总是相差极远,正是这样反差构成了他的复杂的性格特征.当他高中毕业回到村里后当上了民办小学的教师时,他很满足这个既能体现他的才能而又对他充满希望的职业,但是好景不长,他就被有权有势的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顶替了,他重新回到了土地.正当他失意无奈,甚至有些绝望的时候,善良美丽的农村姑娘刘巧珍闯进了他的生活,刘巧珍虽然没有文化,但是却真心真意地爱上了高加林这个“文化人”,她的爱质朴纯真,她以她的那种充满激情而又实际的作法表白了她的炽烈的爱.而实际上她所得到的爱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高加林在她的眼中是完美的,而她对于高加林来说只是在他失意时找到了精神上的慰籍.当机遇再次降临到了高加林身上,他终于抓住了这次机会,重新回到了城市.
❼ 路遥去世后，他的女儿为什么把亲妈告上法庭这是为何
作家路遥给人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留下的著作《平凡的世界》。路遥几乎把他一生的经历都放在了写这本书上，为此无暇顾及家庭，他的妻子林达承受了照顾家庭全部的压力，路遥去世后，林达改嫁，当时女儿路茗茗十三岁，后来长大后的路茗茗发现自己的父亲的著作被各种的印刷，有的出版社已经超出了出版的期限，所以女儿为了维护父亲的名誉，就把几家出版社和母亲都告上了法庭。
路遥是为了著作而活着，林达是为了生活而活着，只想过好自己平凡的家庭。两个人都想要自己的生活，所以分手了，他俩都没错。路茗茗要版权、打官司是在为路遥维权，她不希望有人借路遥发不义之财，更不希望有人借路遥沽名钓誉，何错之有？至于功利之心，人皆有之，只要是凡人都无一例外，每个人都有平凡的一面，也有伟大的一面。
❽ 《历史学是什么》的读后感.要是作文
历史学著作读后感
刘平兄发来这篇座谈话记录稿，要我谈点读后感，我拜读之后，感触良多，不过，要把想说的话都写下，必病累赘，故只谈一点希望不算题外的话。
不知从何时起，“历史人类学”，好像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幽灵，在中国史学这个深潭的水面上，搅起了一点不大不小的涟漪。中国史学界好像比较喜欢讨论什么“学”的定义，记得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每次开社会史学会年会，都会有“什么是社会史?”的讨论，到最近几届，这种讨论终于沉寂下来了，但“什么是历史人类学?”又成为新的话题。正如振满兄在这个座谈会上说的，我们不小心用了这个标签，但自己其实并不清楚，也没有兴趣弄清楚，应该如何定义历史人类学。之所以选择这个标签，只不过是觉得自己做的研究，有那么一点历史人类学的味道罢了。我们编了一本刊物，取名《历史人类学学刊》，正因为我们不愿意下定义，所以没有写发刊词，而是先后刊载了张小军、黄应贵、庄英章三位先生谈“历史人类学”的文章，主张各异，目的也是想表明我们的立唱—所谓的历史人类学，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研究实践。
至于为何要用这样一个标签，那非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楚，有偶然的机缘，也有个人的兴趣，有学术的理路，也有治学的传统。这些，在萧凤霞、郑振满、丁荷生等人的发言中都涉及到了，我不再多谈。想多说几句的，是振满兄提到，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都有深厚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基础，同时也都有人类学的传统，这种传统的影响，的确是不应忽视的。近年来有关历史人类学的议论，制造了一种印象，好像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或对话，是一种新潮。实际上并非如此。中国人类学从一开始就和历史学结合得非常紧密，而中国现代史学的建立，也从一开始就深受人类学的影响。大家都知道，1920年代傅斯年先生在中山大学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是把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放在同一机构中的。解放后中山大学历史系中的著名教授，全部都有包括人类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的学科背景。这些学术渊源，对我们有非常深的影响。今天，大家讲到历史人类学，就会同田野调查、区域研究或社区研究等等联系起来，其实，这些也不是什么新发明，刘平兄在发言中提到李世瑜、路遥先生的田野调查，就是我们非常敬佩的。《历史人类学学刊》在去年专门刊载了当年和李世瑜先生一起在华北开展田野调查的贺登崧教授的一篇旧文，用意就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现在提倡的田野调查，前辈学者已经有非常好的实践，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在八十年代中期与人类学家合作开始在乡村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激励我们的，不正是顾颉刚、容肇祖这些史学前辈当年在北京的妙峰山、在广东的东莞考察的身影吗!
近来我常常想，为何大家会产生这种把所谓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向视为新东西的印象?到我看了王尔敏先生的《20世纪非主流史学和史家》一书时，好像明白了一点。在学术的社会里，也许有一两种叫做“主流”的研究取向，其他则被视为“非主流”。在“非主流”没有进入站立在“主流”中的学者视线的时候，“主流”可能就是全部;一旦“非主流”进入了视线，就可能被视为新潮涌来，然后会产生“新潮”是否会成为主流的疑虑。其实，在学术上，“主流”也好，“非主流”也好，都是“流”，但这个“流”一定要有源，不是随意泼出之水;也一定要循自己的河脉前行，不是四溢散漫之水。学术之“流”的格局，应该像珠江那样，尽管地理学家可能会定义哪条水道是珠江的主流，但实际上，珠江水系并无主流支流之别，几条江河并没有真正合流;到了三角洲的河段，主流支流更是难分莫辨，所有水道都互相交错，互相混合，最后还是分流入海。如果我们能够像理解珠江水系那样那样理解学术之“流”，那么，很多争论或者就可以休止了。
最后，我想用两句也许是老生常谈的话来归纳我的意见：我相信“史无定法”，但一定要“学有所本”。
❾ 路遥《平凡的世界》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平凡的世界》是用温暖的现实主义的方式来讴歌普通劳动者的文学作品。与《人生》相比，《平凡的世界》更具有人性的高度，作家把苦难转化为一种前行的精神动力。
描写苦难的新时期作家不乏其人，但真正把苦难转化为一种精神动力的作家却并不多，路遥当属其中之一。这部小说在展示普通小人物艰难生存境遇的同时，极力书写了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的美好心灵与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
这部小说所传达出的精神内涵，正是对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传统的自觉继承。这样的小说对底层奋斗者而言，无疑具有“灯塔效应”。
《平凡的世界》是中国作家路遥创作的一部百万字的小说。这是一部全景式地表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全书共三部。
(9)中山大学路遥教授扩展阅读：
创作背景
《平凡的世界》是从1975年开始创作的，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背景是各种文学新思潮风起云涌，现代派、意识流等文学观念风靡一时，文学创作在形式和技巧上的求变求新令人目不暇接。
与此相反，传统现实主义创作却受到“冷落” 。甚至有批评家认为，路遥的另一部小说《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是落伍的，但路遥仍然坚持创作完成了这部小说。
艺术特色
小说的语言朴实厚重，渗透着作家强烈的感情色彩。在流畅的故事叙述中，经常会出现有关生活意义和价值的点睛之笔出现，比如：“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会永远年轻。”“人的生命力正是在这样的煎熬中才强大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