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张汝伦教授结合

㈠ 张汝伦的介绍

张汝伦，男，1953年生于中国上海。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哲学学院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国外社会科学》杂志特约编委，《当代中国哲学丛书》主编。2004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东南大学中西文化研究交流中心客座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台湾辅仁大学客座教授、德国特利尔大学客座教授、黑龙江大学兼职教授。

㈡ 张汝伦的抄袭事件

针对复旦大学教授张汝伦的专著《历史与实践》，孙周兴教授在《中华读书报》(2000 年3月29日)发表评论——《实践哲学的悲哀》：称该书“并不是张汝伦教授的‘著作’ ，而是一本‘译作’，或者充其量也只能说张汝伦教授‘编译’的”，因而《历史与实践》是“伪书”、张是“文抄公”。
为了“不负孙教授的苦心，亦为《历史与实践》的读者负责”，张汝伦教授发表《批评的悲哀》(注：《中华读书报》2000年3月29日。)：称其书“主题极为突出，无论在内容、风格和目的上都与《哲学历史词典》有极大的不同”，而且“除了‘实践概念和实践哲学’这一节引用了《哲学历史词典》的一些材料外，《历史与实践》与《哲学历史词典》没有任何关系”。在他看来，其《历史与实践》“有着明确的主题、完整的结构和一以贯之的思路和线索。正是这些使所谓它是一部‘伪书’的指控不攻自破”。而孙“真正目的是仅仅根据那几页来自《哲学历史词典》的材料没有注明出处，来一口咬定这本书是抄自该词典。其想象也未免太大胆了一些，但却忘了小心求证。《历史与实践》共487页，要证明它抄自《哲学历史词典》，仅靠他目前提供的那点证据是远远不够的。即使是他提到的第103～105页的内容，要证明它出自《哲学历史词典》或其他任何一本书，我想他也是绝对办不到的，更不用说本书的其他部分了。孙教授……缺乏足够的证据就一口咬定《历史与实践》一书是抄自《哲学历史词典》，这就不是批评，而是诬陷和诽谤了。而诬陷和诽谤就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了”。
很显然，在上述回应中，张汝伦教授既没有丝毫的自我批评，也没有对孙教授认定的《历史与实践》第98～102页抄自《哲学历史词典》的批评有任何认错的表示。张教授尽管无奈中遮遮掩掩地表示“‘实践概念和实践哲学’这一节引用了《哲学历史词典》的一些材料”，但他强调的还是已经“把自己的东西和别人的东西分得很清楚了”。如此一来，逼得孙周兴教授只好在《悲哀复悲哀》中继续揭发、再证《历史与实践》的抄袭性质：“经本人对张汝伦教授的‘专著’《历史与实践》第96～105页与德文版《哲学历史词典》第七卷中‘实践、实践的’条目所作的仔细对照，现已查明，其中有7页文字(第96～102页，其余3页性质不明)，加上这7页中出现的32个注释，完完全全是从上述《词典》条目中抄袭下来的，其中没有一个句子是属于张汝伦教授自己的……我断定：张汝伦教授的《历史与实践》具有抄袭性质，是一部伪书。而且我断定：这种把《词典》条目正文连同注释不加修饰地照抄下来的做法，决非出于无意和疏忽，而是一种蓄意的剽窃行为。”
孙周兴先生原为浙江大学教授，现任同济大学教授，以研究海德格尔著称。他说：“ 我与张汝伦教授是熟识的同行，既没有个人恩怨，也没有发生过学术上的争论。”“在我的印象当中，张汝伦是一位严肃的学者，在学术上经常表现出凛然不可犯的样子，学风应该是正派的。”张汝伦先生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名牌教授，不仅搞西方现代哲学，而且也出了大部头的中国现代哲学专书。只是张教授不够爱惜自己，倒了牌子，砸了形象，尽管他仍在复旦大学继续当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因为在张汝伦教授出事之前，已有中文系申小龙教授抄袭在先，继之有哲学系佘碧平副教授剽窃在后，还有历史系已通过答辩的某博士学位论文被发现存在大量抄袭的问题，故他们工作的大学曾一度被风趣的网友给幽默为“复印大学”。其实，与其说是幽默，毋宁说是无奈、痛心、心酸，或者说是“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
悲哀复悲哀——再证张汝伦《历史与实践》的抄袭性质
时间：2001年11月21日
作者：孙周兴（浙江大学教授）
来源：原创
关键词：
这是一篇揭露学界丑事的文章
读了张汝伦教授的文章《批评的悲哀——我对孙周兴教授批评的回答》，首先知道自己已得了一个不小的“罪过”：原以为只有“实践哲学”被张教授弄得比较悲哀了，没想到因为我那篇揭露他的《历史与实践》抄袭真相的文章，中国的“批评”也变得悲哀了。张教授的说法是：国外的批评是“对事不对人”，而国内的批评则是“对人不对事”。不过，张教授应该没有忘记，对于他的同一本“专著”《历史与实践》，我曾撰写过一篇赞扬性的书评；现在我发现他这本书具有抄袭性质，所以要写文章予以揭露。张教授，你说我是“对人”还是“对事”？
张教授还在文中说：“客观公正的批评还牵涉到学者的人品、修养和风度”。意思大概是指责作为批评者的孙周兴在“人品、修养和风度”方面大有问题。这话若由旁的人说出来，我还愿意听一听，然后好好反省一下自己最近的作为；但现在由张汝伦教授来说这个话，我就只觉得有点滑稽了。
为避免被张教授混淆了视听，看来我还得首先作一次澄清：拙文《实践哲学的悲哀》（以下简称《悲哀》）根本就不是一篇学术批评文章，而是一篇揭露学界丑事的文章（读者诸君眼下看到的这篇亦属此类）。学术批评是讨论学术问题的，而我现在没有任何学术问题需要向张教授请教的，其实拙文《悲哀》也没有涉及任何学术性的问题，而只是向读者们报道张教授是如何抄袭的。我的主张是：对于学术问题，大家讨论时应当而且必须心平气和，与人为善。而对于学界丑陋现象的揭露，就是另一回事了，摆出事实后，稍稍传达一点愤怒和讥讽，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需的。举个例子说，群众抓住了一个偷儿，当然是可以、而且是大有必要表达一下愤怒的心情的。
然而，偷儿也有自己的逻辑。群众愤怒地对偷儿说：喂，你这几件东西是偷来的！偷儿看看人证物证俱在，就答道：第一、不错，这几件东西是人家的，但不是我偷来的，而是“借”来的，只是有一点点对不起了，我忘了从哪里“借”的，本来我是要跟人家说一声的；第二、即使这几件东西是人家的，我这里还有别的几样东西，你们知道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吗？哈哈，我看你们就不知道！所以，我怎么可能是小偷？！
上帝见谅，我为这段文字犹豫了好几天，一直想把它删掉算了，免得张教授生气，以为我又在存心“讽刺和挖苦”。但读者诸君，你们如果把张教授的《批评的悲哀》一文总结、提炼一下，就会看到其中的意思差不多也就是上面两点。更有甚者，在表达了这个意思以后，张教授就壮了胆子，反过来倒打一耙，指责我“诬陷”和“诽谤”他了。我想，这就有点无耻了。
的确，到眼下为止，除了《悲哀》一文所做的以及本文要补充的事实指证外，我还不知道《历史与实践》中的“别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我已经在《悲哀》一文中明言，我眼下身在德国，手头只有《历史与实践》第96－105页的复印件。但我认为，我陈述的事实已足以证明《历史与实践》的抄袭性质了。张汝伦教授避而不谈我举证的事实，却振振有词地要求我拿出更多的“证据”，因为他说这本书一共有487页——这就接近于我前面讲的偷儿的“逻辑”了！
从操作角度上讲，张汝伦教授对我提出的这个要求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外文版的哲学图书和资料浩如烟海，张教授既然抄袭了《哲学历史词典》，也就有可能抄其他图书；而且，倘若我又找出十页、二十页来，张教授还是会说：那么还有其他的呢？这样推下去，即使我有愚公移山的精神，显然也是完成不了这项艰巨任务的。
继续揭发
要做这种全面的对照工作，其实只有一个人能够胜任——那就是张教授自己，正如只有他清楚地知道，我指证的10页中有3页不是从《词典》中抄来的。也正因此，张教授才敢在文中指责我的证据“其实只涉及从98－102页等5页的内容”，并责问道：“其余5页的内容既然也可在该条目下找到，为何不一并‘揭发’，以正视听？”
既然张教授这样问了，我只好答一答。我在写《悲哀》一文时，因为篇幅的限制，的确没有从第96页开始“揭发”，而是从第98页开始，止于第102页。到第102页，觉得文章已经太长，而且证据已经确凿，就没有再对照下去。现在听张教授一说，我对照了一下，确实没有在《词典》第七卷相关条目中发现第103页以下3页的内容。
但无论如何，张汝伦教授要求我继续“揭发”的“其余5页”中的另外2页（即第96－97页）的内容，却是完完全全在这部词典上的。既然张教授要求我一并“揭发”出来，我在这里只得把这2页也补上。
张教授的原文如下：
筑，学习或趋向目标和本身即是目的（如生活、幸福、看、沉思和思考）。这些活动就是狭义的“实践”。亚里士多德用Energeia这个词来专指这种目标在其本身的实践。这就把行为与“做”与“生产”区分开来了。实践是趋向目的的过程和本身就是目的的“行”。《尼各马可伦理学》虽然使用的术语与《形而上学》有所不同，但基本上仍坚持了这种区分。只不过在《形而上学》中Energeria只是指自身就是目的的行为，而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实现目的的过程也叫做Energeria。实践及其对象同时也是人存在表现的全部形式的总称：既指理论科学，工艺技术和狭义的行为，但另一方面也指有别于理论，工艺的人的活动。（注8）这种三分法对亚里士多德哲学本身以及后世的实践哲学都有很大的意义。狭义的实践概念，即我们正在考察的实践概念由此有了明确的规定和轮廓。[抄自第1281页]行为就是做决定，行为的对象就是决定的对象。与这种三分法相应，亚里士多德把真理的形式也分为三种，实践以“实践的真理”为目标。在试图从内容上确定通过行为实现的最高的善时，亚里士多德从柏拉图那里接受了把生活形式分为理论——哲学生活和公民——政治生活的做法。（注9）不过与后来中世纪翻译亚里士多德的做法不同的是，亚里士多德把日常生活称为“政治生活”而不是“实践生活”。“实践生活”指的是哲学专门的理论生活方式。[抄自第1282页]只有Eupragia（正确的行为）才是人的最终目标，而幸福作为所有人实践的目标本身就是实践。（注10）实践在这里既不是生物学或宇宙学意义上的创造运动，也不是单一的行为或活动，更不是生物学的功能，而是正确的行为，即一个完全圆满的完成，自身构成目的的实践。这就是作为实践哲学的核心概念的“实践”的基本意义。[抄自第1283页]这种正确的行为，即实践，与他人和社会的福祉有关，主要是指与生产劳动相区别的人的伦理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然而，理论在最终意义上自身便是目的，故它是最高的实践。（注11）[抄自第1285页] 但亚里士多德以后，人们对“实践”概念的理解却逐渐狭窄。普罗丁把实践理解为由向外的趋向造成的行为。（注12）他也像亚里士多德一样，把最高的活动称为Energeia。但这不是指实践，而是指Poiesis（生产）。实践只是理论的一种派生形式，因为外向的实践是模仿最高的和第一的Poiesis，它由于自身的弱点不能以自身为目标，而需要向外诉求。“人们在理论上不行，就转向实践——理论和逻各斯的影子”。（注13）与亚里士多德相反，不是理论是实践的形式，而是实践是理论的形式。实践只是为了观察，因为一切实践都要求回到纯理论的特殊起源。[抄自第1286页]早期中世纪并未接受古希腊的实践概念，只是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翻译诠释，实践概念才重新进入欧洲的精神世界。希腊的实践在拉丁文中被译为actus，这就使它有了“行动”的意思，并且是与人的意志选择有关的活动。这是中世纪后期哲学的实践概念的基本规定。[抄自第1287页]罗吉尔·培根认为要在一切科学和道德哲学中区分出思辩因素和实践因素。因为人的活动都是可以进行道德评价的行为，在此意义上理智被称为“实践的”，因为它完成实践，即善或恶的行为。这样，实践概念又和道德行为相关了。道德哲学因此和神学一起有一种基础科学的地位。与这种狭义的实践相比，其它认识都是思辨的，是为实践服务的。“一切不教我们善的科学，真正和绝对地看都是思辨的，这就是道德科学之外的一切科学。只有教我们为善的科学才是真正和绝对是实践的”。（注14）[抄自第1288页]（张汝伦：《历史与实践》，第96－98页）
首先要做两点说明：一、上列引文开头的“筑”字前面一个字在《历史与实践》的第95页上面，是我目前见不到的，但对照一下德文原文，就可以确定那就是“建”字了，而这也表明第95页上至少还有一段文字是抄袭的。二、最后一句话已经在98页上了，紧接着就是张教授抄来的关于邓·司各特的实践概念那一段了。
本来我想仍旧按照《悲哀》一文的做法，根据德文原文（《哲学历史词典》第七卷第1281－1288页，原作者为GüntherBien先生）把张教授的文字再译一遍，但我发现他这里的译文基本上还是忠实的，再译实在是多此一举，所以，我只用黑体字在上列引文中间标明原文的页码。张教授在这里的抄袭手段，自然也跟我在《悲哀》中描述的一模一样：仍旧是把比较难解难译的句子跳过去，不认识的希腊文词语和句子就不抄，原文共有51个注释，他抄下来7个。但上引《历史与实践》的两页文字，字字句句都在《词典》里面，没有一句是张教授自己写的！
注释也是抄来的
关于注释的抄袭性质，我在拙文《悲哀》中没有充分举证，这里需要补一下，以免张汝伦教授又怪我的工作做得不到家。因为《历史与实践》做的不是当页注，所以我见不到他上引两页的注释。但根据德文原文，我就知道张教授抄袭下来的7个注释是下面这个样子的：
注8：Aristoteles：Eth．Nic．I，1，1049a1。
注9：Aristoteles：Eth．Nic．I，3，1095b14ff。
注10：Aristoteles：Pol．VII，3，1325a32。 注11：J．Frese：Proze？imHandlungsfeld（1985）32f。
注12：Plotin：Enn．V，3，6，35；IV，4，4；VI，8，6，20。
注13：Plotin：8，4，32。
注14：RogerBacon：MoralisPhilosophia，hg．E．Massa（Zürich1953），249；vgl．auchOpustertium，a．O．13，48。
读者只要把《历史与实践》第二章的注释部分翻开来对照一下，就会看到其中的第8－14个注就如上列。在这7个注释当中，注8、注9、注10抄自《词典》第七卷原文第1285页上的注31、注36、注42；注12、注13抄自原文第1287页上的注3、注6；注14抄自原文第1294页上的注16。最有趣的是注11，张教授抄的竟是人家在注释中的一个注释：他把原文第1285页上的注51中的一句话（“……理论是最高的实践”）抄了下来，顺手就加了一个注，把其中列出的一本参考书标上了！但这回可真把我弄苦了：我在原文正文中反复查找，差点以为这个注终于是张教授“自己的东西”了。
加上我在《悲哀》中举证过的5页，在他抄自《词典》的7页文字中（《历史与实践》第96－102页），张教授一共抄袭了原文的32个注释———在我的记忆中，他的注释都是用外文原文标出的。但他在《批评的悲哀》一文中居然还能说：为了表明他的书是虚心地“听别人的意见”，所以他就“尽量多加注（全书487页，共843个注，平均每1页两个注）”。从我们举出的事实看，注释确实是蛮多的，但不是张教授自己“加”的，而是抄来的。而以这些抄来的注释为依据的“参考文献”（其中应有希、拉、德、英、法等多种欧洲语言的书目），当然也是抄来的了。——这还用得着我来证明么？
在《词典》注释中出现的书名多半是缩写的，比如上列注8和注9中的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Nikomachische Ethik）被缩写为：Eth．Nic．。上列注12中的Enn．也是普罗丁的Enneades（《九章集》）一书的缩写。《词典》中可以缩写，但在“专著”中就不行了。所以，张教授在抄袭这些注释时，还不得不做一个从书名缩写到全名的“恢复”工作。这个工作是够他烦的！
张教授在《批评的悲哀》一文中为读者们编造了一个美丽的谎言：他说《历史与实践》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其实是他在德国时的“读书记录和笔记”，但最初记下来并不是为了出版，而“只是为了自己看”，所以“摘录、翻译”都“比较随意”，后来回国了，“觉得实践哲学非常重要，而国内对之了解不够，遂决定在此基础上成书”；又因为回国以后已经找不到有关图书了，所以他就没有注明出处（参看张汝伦：《批评的悲哀》第三段；重点号为引者所加）。根据我上面的举证，他的这个谎言已经可以不攻自破：要不是从一开始就为了出书而存心剽窃，而只是做一点供自己欣赏的“比较随意”的“笔记”，张教授又何苦把原文中的这许多个注释严格地一一查对、抄录下来，并且要做好上述繁琐的“恢复”工作？
到这里，我要来谈谈《历史与实践》的“后记”了，因为张教授在《批评的悲哀》中主要是用这个“后记”来表明他没有抄袭。诚如张教授所言，我以前是好好读过他这个“后记”的，当时却丝毫没感觉到它有什么特别的，自然也没有体会到它的真正“功能”和“意义”。现在我没法重温这个“后记”，但我已从张教授那里知道了它的巨大威力，因为它把“像这种由于某种原因未注明出处的材料都包括进去了”（张汝伦：《批评的悲哀》第三段。而这也就是说，这个“后记”能够把张教授在《历史与实践》中的抄袭行径完全“合法化”，能够把他抄来的别人的文字都占为己有！读者诸君，你们说这一招厉害不厉害？
看来张教授真是深谋远虑，早就在抄好书后精心制作了这个“后记”，自以为已经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但我有点怀疑：这能成为一条退路吗？整页整页地抄了人家的文字（论述、引文和注释）之后，只要在“后记”中说明一下这本书是根据自己的一些读书“心得和记录”写成的，你就可以为自己的抄袭行为辩护了吗？
如果张教授的这种“逻辑”可以成立，则无论是谁都可以把他的“专著”《历史与实践》再“记录”一遍，然后也写个“后记”说明是“心得和记录”，把书名改一下，然后署上无论是谁的大名，就拿去出版好了。这样做来固然好，但不知道他张教授愿意不愿意？
抄袭性质不容置疑
好了，让我来作一个总结，最后把张汝伦教授《历史与实践》一书的抄袭事实明确如下：
经本人对张汝伦教授的“专著”《历史与实践》第96－105页与德文版《哲学历史词典》第七卷中“实践、实践的”条目所作的仔细对照，现已查明，其中有7页文字（第96－102页，其余3页性质不明），加上这7页中出现的32个注释，完完全全是从上述《词典》条目中抄袭下来的，其中没有一个句子是属于张汝伦教授自己的。粗略计算一下，已举证的正文为7页，32个注释以每个至少一行计算，约为1．5页，此外还有第95页的部分或全部，暂且折合为0．5页（声明：这是我推断出来的，因为第96页上只是亚里士多德实践概念的后半部分，前半部分必定在第95页上了），共计9页。这就是说，仅仅根据对《历史与实践》10页文字的调查，我已经确证张汝伦教授至少抄袭了9页、6750个汉字（以每页750个计）。据此事实，我断定：张汝伦教授的《历史与实践》具有抄袭性质，是一部伪书。而且我断定：这种把《词典》条目正文连同注释不加修饰地照抄下来的做法，决非出于无意和疏忽，而是一种蓄意的剽窃行为。
对于这个事实的鉴定工作，我建议可以由国内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同行组成专家小组来完成。根据我新近了解到的情况，北京大学图书馆就有这套德文版的《哲学历史词典》，因此完全有条件在国内进行这项鉴定。而对于我基于这个事实所做的断定，我想请读者诸君来评论。因为，学术乃天下公器，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㈢ 张汝伦先生认为我们应该读

张汝伦：生命与读书 ——张汝伦教授在复旦大学的讲演 读书不是因为我要做个有知识的人我才读书，或者为了让人觉得我很有修养我读书；或者说一定场合我可以卖弄我读书。在我看来，读书应该是生命的一种需要，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有这个需要。

生命与读书，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问题。读书不是因为我要做个有知识的人我才读书，或者为了让人觉得我很有修养我读书；或者说一定场合我可以卖弄我读书。在我看来，读书应该是生命的一种需要，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有这个需要。

大家都会说一句话：人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是什么叫活着，怎么样来区别活着和生活？我们的同学从大学开始应该说就从一个孩子步入成人。现在有一点我很看不惯，二三十岁的人还叫自己男孩女孩。在我看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18岁的时候身份证发给你，你就是成人了，把自己看作成人是有气魄的表现，是坚强的表现。我1998年到1999年在德国教了一年的书，德国的同学总让人感觉比中国的同龄人要成熟很多。我不知道现在流行的是什么文化，港台文化还是日本韩国文化，大多是强调看重青春。青春当然是件好事情，但没有内容的青春只是生物年龄，我看也不值得骄傲。青春指的应当是你整个心态要奋发向上，要敢于冒险，敢于追求新事物，而且要有热情，不要像鲁迅说的那样像个阴沉木一样。你要人家感觉到和你接触就像一团火一样，这才叫青春。有18岁的老人，也有80岁的青年，年龄这个东西是相对的。我非常欣赏麦克阿瑟的一句话，他说，“青春不是生命的一个阶段，而是生命的一种境界。”我们这个伟大的文明，这个延续了几千年没有中断的文明，它实际上有一种刚健雄浑的灵魂在。周易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们的祖先向来对那种无病呻吟、装腔作势的东西是看不惯的，我想也就是我们的祖先有那种内在的始终充沛的生命力，我们这个文明才能在今天还是值得我们骄傲的。西方主要的国家我都去过，他们现在尊重我们或不尊重我们和经济当然有一定的关系，但归根结底，尊重你是因为你是一个五千年文明的代表，不尊重你是因为你放弃了这个文明。

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生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生物过程。为什么人的意义不同于一个茶杯、桌子的意义，就在于人生有意义，我们赋予它意义。也是因为这样，我们把那些醉生梦死没有人生理想或者说除了挣钱、追求物质利益而不知道还有生命这一说的人叫做酒囊饭袋或是行尸走肉。我想起了一个词Bilng，在德文中是教育的意思，但它最初的意义是一棵植物、一个有机体，在生长和发育的过程中，转义为教育或教化，意思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是个过程，不是被外在的东西铸造成什么样，而是你自己完成自己。同学很喜欢讲人格、尊严和自由。这些东西在我看来从来就不是空洞的。比方说为了得到一个利益，不惜出卖人格，这样的人活着就没有尊严，也就没有自由。所以人格、尊严、自由，她不是老天爷给你的，而是你自己要努力去获得的。这个获得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我们自我完成的过程，就像一粒种子，慢慢长成参天大树的过程，德国人把它叫做教化的过程，或是教养的过程。教化的过程不是外在训练你。德国人文主义大学的奠基人威廉·洪堡就说：教育的目的是自我完善，是人的能力的提高。后来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学是做大学问者的地方，是人格自我完善的地方，不是职业介绍所。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吃饭穿衣混日子找工作之外，我们不能浪费生命，我们要善待它；不是让它不生病，不只是让它保持肉体的健康，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古希腊人给自己提出的一个理念，健康的身体和健康的灵魂。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就需要思考一个问题，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如何完善我自己。

很遗憾今天的大学很难给大家这一方面的东西。现在是基础教育以高考为指挥棒，高等教育以市场为指挥棒，本科现在成了专科，到了三年级大家已经开始去实习和找工作，考各种各样的证照，到四年级除了考研的人基本上没人安心学习了。大学的课程设置以及教育方针全是围绕就业这个目的来设计的。基础教育应该是素质的教育，可人们现在把素质理解为各种各样的技能，而没看到素质和技术，和生产铅笔和其他的东西不一样。学生首先是人，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把他们作为人来培养，最后他们走到社会上，成为我们社会合格的公民。杜威的教育理念就是这样，大学给社会培养合格的公民，真正的民主社会只有在一批合格的公民基础上才能产生。

教化与学知识不是一回事。大学里所有别的专业都是学知识，但文史哲，尤其是哲学是教化之学。现在我们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与内容都与此有相当距离。我建议过大家到埃及国宝展去看看，在那种展品面前你会感到无言的崇高。你想想看这是5000年或8000年前的东西，那时的人是怎样的胸襟和见解才能够做出这样的东西。所以我到卢浮宫去，蒙娜丽莎和维纳斯我可以说是匆匆而过，让我回眸良久的是古埃及馆和古巴比伦馆，那种宇宙洪荒式的巨大雕像在你的面前，让我想起中国人讲的和天地“参”是怎么一种境界，而我们现在过得又是怎样的一种生活。伟大的文明就像是一面镜子，慢慢提起你的精神，提炼你的灵魂，洁净你的灵魂。傅雷先生翻译过三伟人传，里面的米开朗基罗传是我最喜欢的一部传记。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伟大的心魂有如崇山峻岭，风雨吹荡它，云翳包围它；但人们在那里呼吸时，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纯洁的大气可以洗涤心灵的秽浊；而当云翳破散的时候，它威临着人类了……我不说普通的人类都能在高峰上生存。但一年一度他们应上去顶礼。在那里，他们可以变换一下肺中的呼吸，与脉管中的血流。在那里，他们将感到更迫近永恒。”所谓的教化开化与自我完成就是这个东西，自己把自己拔高。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普通人，但我们的精神可以变得崇高。有很多的同学喜欢我的课，觉得有激情。50岁的人怎么还会有激情，因为我的心中始终鼓荡着17岁的东西。尽管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实用，越来越鄙薄这些东西，有的人认为真正的东西只是两个字，一个是权，再一个是钱，有了这两个你什么都可以搞到。但是我们不需要去跟那些人比。我们每个人活着，除了社会这杆秤，这个标准，我们还有内心的一杆秤。每天扪心自问，我活着是过着猪狗的生活还是人的生活。在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权钱以外的东西。

当我们有困惑的时候我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破罐子破摔，自己折磨自己，让自己更加痛苦更加低落；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要找到自己的振拔之途。看书是一个途径，读书可以使自己的境界得到提高。

青年人不看书我很着急，不是说你们不看书，知识就有缺陷，出去会被人瞧不起。让我着急的是不看书就把人类几千年积累的文明抛弃了。我自己曾经也有过很低谷的时候，我之所以没有悲观泄气和被命运击倒，我不是相信我自己有多高，而是相信人类，是因为人类过去那么长的时间毕竟还留下那么多伟大的东西，这些是人类伟大和不朽的见证，我作为这个伟大的种类的一分子，我应该如何对得起这个伟大。如果哪一天人类把这个东西踩在脚下，或者把这个东西作为一种可笑的外表来玩弄的时候，那人类真的离完蛋不远了。生命只有一次，人要活得对得起自己，这个我们今天谁都会讲。但对得起自己不是给自己买好衣服，让自己过锦衣玉食的生活。等到我们眼睛一闭，所有的物质的东西就没意义。比如说你现在到癌症病人的病房给临终的人说，我给你1000万，没有任何的意义，对他来说要紧的是生命。当然生命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有限的，但是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能在离开这个世界时对自己说，这个生命我没有白活，这个生命很有意义，我不是像猪一样吃过了玩过了。有各种事情可以来享受生命，体验生命，扩张生命，完善生命，至于少数伟大的人物能让自己的生命不朽，这个我们每个人也都能一试和值得做。这就是我理解的自我完善。

如果外在的教育不能提供这样的东西，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古往今来那些伟人，那些伟大的精神，那些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让他们来丰富我们，振拔我们，提高我们，给我们勇气和力量，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意义和色彩呢？我们要多看书。看书首先不是为了学习客观的知识，更不是一个消磨时光的过程。看书对我们首先是个自我完善的过程，不看书无以为人,所以说读书应该是生命的习惯，而不仅仅是像集邮、跳舞一样的habit（嗜好）。

第二，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不是愿意昏头昏脑的活着，就会有很多的困惑、很多的痛苦要来解答，甚至有的时候情绪低落，甚至有的时候会想不开，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该请教谁？当然可以请教智者，但主要我们还是要到书当中去找答案。刚才说过我的人生道路也有很低谷的时候，在我很痛苦的时候我把我能找到的书都读了，我发现最能解决我困惑和痛苦的当属哲学，哲学是我对生命的一个承诺。我认为我们会有困惑，当我们有困惑的时候我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破罐子破摔，自己折磨自己，让自己更加痛苦更加低落；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要找到自己的振拔之途。看书是一个途径。我觉得读书可以使自己的境界得到提高，慢慢地自己会排解困难和痛苦。

第三条，作为一个五千年文明的代表，作为一个在大量存在着文盲和半文盲的国家里，接受良好教育的人，他有职责保卫这个文明。不要到哪一天，我们中国人要到日本韩国去学习中国文学和中国古代史。陈寅恪先生1929年送北大己巳级史学毕业生写的诗有两句我看了就非常感动，“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看到中国的大学史学系学生竞相涌赴日本学习中国古代史，他说了这句话。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在哈佛大学、东京大学拿的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中国历史的学位，我不是说这个不可以。但是如果哪一天，复旦、北大、清华懂这些东西爱这些东西如命的人没有了，那么我们这个文明是不是要移植到国外去保持，就像敦煌的文物保存在大都会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里一样？每当想到这些我就忧心如焚。我们是五千年的文明继承人，这遗产不能扔啊。

有人说我是学电子工程的，我为什么要看书呀。因为你是人，你是个中国人。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人都有语言，不一定学《诗经》才能说话，孔子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就是说你有说话器官没有用的，你说出来的话要像人话。现在有些人说的话总觉得不太像人话。一方面是不说人话；另一方面是语言越来越贫乏。这个问题如果大家没有自觉的话，抱着庸俗和放任的态度，我们每个人都会是五千年文化的罪人。我这个话可能讲得严重了一点。因为文化要培养起来太难了，要葬送太容易了，就像我们培育一颗良种植物，不知道要多少人多少年的努力。你要是想把它弄掉，一锹就可以把它砍断，或给它点化学药水两个小时就能叫它呜呼哀哉。文明也是这样。所以于己于人于国，于我们伟大的文明，我们都不能放弃读书。

第二个问题看哪些书？有很多的同学说，老师你不了解我们，我们一直在看书，从没闲过。问题是看哪些书。我看我们的同学看消磨时间的书很多，不用动脑的书很多，而对于一向认为是经典的书，看的很少。为什么？因为大家觉得经典的书难读，经典的书和我们没关系。这些是非常错误的。经典之所以是经典不是哪个人封的，要经过千百年的考验。现在有些人掌握了所谓话语权，就说这个是经典，那个是经典。你让他去说，他说了就算？我最近就遇到了一件很痛心的事。我很尊敬的一位德国文学老专家和上海某高校的青年新锐，不约而同地主张把《歌德对话录》从中学生必读书目中去掉，说已过时了。但经典之所以被称为经典，就因为它是超时代的。歌德在那本书里讲的恰恰是我们今天人类面临的问题，说人类堕落了，我们现在正在葬送几千年的文明。看看我们今天的情况，不能不佩服歌德深刻的洞察力。这就是经典。恩格斯说歌德是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这样的伟大的人几千年就出了这么一个，而我们现在却说这个不要给年轻人看了。这不太说明问题了吗？

我们要做最好的事情，看书也要看最好的书。现在图一时爽快就看一些无益于身心的书，或看用来消磨一生只有一次的生命的书，你说你值不值？我觉得一个人，得有个基本的知识面，不要到时候你的孩子问你曹禺是谁不知道，鲁迅的《野草》什么意思不知道。除了经典，文史哲的书都要看，有好处。我自己就是个受益者。人类文明不仅是在哪一科上，比如文学，所有学科的成果都是宝藏，都是值得我们去探究的金库。所以我觉得除了经典之外，一般文史哲的书也应该去看，这个可以开阔自己的眼界和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花这个功夫是值得的。

我觉得现在的人们心灵比较粗糙。大家在读书的时候应该提高语言能力，提高语言能力就是提高心灵和感觉能力。读诗能培养细腻的感情，有了细腻的感情才能更宽容，更能理解和体谅别人。

还有就是要为提高修养而看书。我总觉得我们对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要有一定的感情。诗这个东西非常怪，它一方面是人的主观感情和思想的优美表达，它又有跃出这个东西的超越层面的体现，你可以从超一流的诗歌中看出宇宙的精神。在我看来读诗是件很优美的事情。读诗不一定要很多时间，你每天读一两首，慢慢体会，不要读一遍就算了，坚持数年，人的气质会改变。大家在读书的时候应该提高语言能力，提高语言能力就是提高心灵和感觉能力。读诗不仅培养我们的语言能力，更主要的是培养细腻的感情，有了细腻的感情才能更宽容，更能理解和体谅别人，这在日益商业化的社会里非常非常重要。

第三个问题怎样看书？经常有同学对我说，我们也知道哲学是好东西，我们也想看哲学，但不知道看什么书；有时候我们随便去找一些书看，实在看不下去，太难了；老师你说要看经典，什么是经典，康德是经典但太难了。由于太难，就造成逆反心理，以后哲学一概不碰，反正看不懂。有的时候，有些书要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一点点去读，慢慢会读懂。但是还有一些书不是这样，这些书你十年以后看还是那么难。我们中国人有个不好的习惯，看不懂不说自己不行，而是怪写书的人为什么要写这么难的书。多少人就葬送在这种自大的愚蠢当中。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发表时，全世界只有6个人看得懂。如果当时世界就排斥这个东西，说大家都看不懂，你这个东西没有价值，那真是人类文明的莫大损失。我承认现在有很多东西写的既枯燥又难懂又言之无物，这样的东西不必去看。但也有些好书，它不得不写得这么艰深，比如尼采和海德格尔的那些书，他们不是故意要写成这么难，用孟子的话讲：余岂好辨哉？余不得已也！这些书就要你们迁就它。人不可能所有的书他都看得懂。要是有人说世界上他没有看不懂的书，不要信他的话，不可能。看不懂不要紧，这是正常的过程。但如果你看不懂的书不看，那你永远也没有进步。

读书分精读和泛读两种，泛读的书读过一遍拉倒。特别好的书，特别重要的书我认为要做笔记，不做笔记，你可能就像从来没看过。我在北大讲学，看到他们在编汤用彤先生的全集。汤用彤在哈佛大学做本科生时的笔记、作业现在都保留着。当时没有民航航班，从美国坐几个月的船回来，那个时候的练习本是很厚的，一本都没有扔掉。我们不能书看过就算了，不做笔记，这样时间一长你什么也没留下。

第四，就是孟子讲的尽信书不如无书。看书不能做书呆子，不能看啥信啥，要有一点怀疑的精神和批判的态度。虽然我们不能随便怀疑和批判，但总要多个心眼。看书要有保留，包括对名著，也可以保留一点看法，但是不要轻易下结论，动辄认为别人不对。为什么？下了结论就会陷入结论里，所以看书既要有批判又要有理解的同情的精神。不要一开始不喜欢这个人就把他打倒。我们现在的传媒良莠不齐，要特别注意，往往把一本不怎么样的书炒得很高，而真正有价值的书却默默无闻，不为人知。要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相信自己的理性，相信自己能够找到其中的道理。最近我编了一本书叫《大学思想读本》，编这本书是要大家学会怎么思考，我想这本书不一定能教会大家怎么思想，但我选编的篇目都是有思想的东西，里面就有《小逻辑》中黑格尔1818年在柏林大学的开讲辞，他说：“我要求诸君信任科学，相信理性，信任自己并相信自己……人应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这也是今天我要和大家讲的。

思想者小传:

张汝伦1953年生于上海，198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专业特长：德国古典哲学，海德格尔哲学、哲学释义学、实用主义、中西思想史、政治哲学。主要著作有《意义的探究》、《海德格尔和现代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中国现代思想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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