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徐雁教授

❶ 《秋禾书话》中的秋禾什么意思

“秋禾”本义是秋熟的谷物。徐雁先生发表作品常用“秋禾”作为笔名，笔名“秋禾”取自苏东坡《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开篇词：“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

受文化哲人那种敬地爱民而又无力回天的自省自责精神感染，徐雁先生于大学毕业当年，即奉此诗首词为煮字笔名，藉以自警。

徐雁，笔名“秋禾”，江苏太仓人，祖籍靖江，1963年生于吴县。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1984年毕业，现为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民革江苏省委副主任委员、江苏省政协常委，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兼任国家教育部图书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暨阅读推广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图书馆学会阅读与用户专业委员会主任等。

人物经历

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分配至国家教育委员会机关工作，1988年任高等教育司主任科员。1989年夏调回家乡，先后在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室、编辑室工作，负责书评工作室。

29岁时，南京大学高级职称评聘委员会破格评定为副编审职称，5年后晋升为编审（其间于1995年4月起，担任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副主任，分管业务）。

2002年6月，被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江苏省委副主任委员，并分工省委会的参政议政事务。是民革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江苏省的代表之一。现为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图书馆学教授。

❷ 刘宣苦读成才的作者生平

焦竑是明代著名的藏书家。《明史·文苑·焦竑传》载：“（焦竑）博极群书，自经史至稗官，无不淹贯，善为古文，典正训雅，卓然名家。”《中国藏书家考略》载：“（焦竑）藏书两楼，五楹俱满。”在今江苏省南京市珠江路同仁街，1994年前有一座坐北朝南的双层木结构建筑，它就是南京地区传世最久的私家藏书楼建筑——澹园藏书楼。藏书楼建筑面积达350平方米。在南京，民间俗称为“焦状元楼”。焦竑幼年、成年家境并不富裕，使焦竑自幼形成了嗜书、集书、抄书及后来条件改善后刻板印书的习惯。集腋成裘，使他成为晚明最大的私人藏书家，有“北李南焦”之说（李指齐东李开先，山东章丘人，明代戏曲家）。焦竑的藏书以抄本和宋明刊本居多。焦竑曾为自己丰富的藏书，编辑了一部两卷本的《焦氏藏书目》。藏书楼有“澹园”、“抱瓮轩”、“竹浪斋”、“万轴稷”、“五车楼”、“欣赏斋”，等，自经史至稗官杂说，无不收罗。《澹生堂藏书训》记其“金陵焦太史弱侯，藏书两楼，五楹俱满。余所目睹，而一一皆经校雠探讨”。钱曾亦称“近代藏书家，推章丘李（开先）氏，金陵焦氏”。曾编有《焦氏藏书目》2卷、《欣赏斋书目》6卷，均已佚。其“澹园”藏书楼一直保存至1994年，南京修建同仁大厦时被拆，历经400余年。焦竑把自己的藏书楼命名为“五车楼”，把书房命名为“欣赏斋”——焦竑对收藏到的每一部书，几乎都经过了亲自校勘，并盖有“澹园焦氏珍藏”、“子子孙孙永保”、“弱侯读书记”、“竹浪斋品”、“弱侯”、“抱瓮轩”、“漪南生”等印章。他的藏书曾经代表着明代南京地区私家藏书的最高水准，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对于焦竑的藏书，成为一些学者研究焦竑的切入点。晚清学者叶昌炽，在《藏书纪事诗·焦竑》中写道：“委宛羽陵方蔑如，广寒清暑殿中储。校竑但惜无臣向，《七略》于今未有书。”
平生和李贽交往最厚。他认为佛经所说，最得孔孟“尽性至命”精义，汉宋诸儒所注，反成糟粕。企图引佛入儒，调和两家思想。刻印古籍甚多，大多是哲学及文学作品。他将读书札记和论文，汇集成为了二十卷本的《焦氏笔乘》，成为焦竑考据与焦竑学术思想的重要文献。
1996年12月，南京大学教授徐雁在南京出版社出版的《南京的书香》里，对《焦竑的澹园藏书》给予了专门介绍。2000年底，由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主编、出版的3卷本《中国藏书楼》，给予了系统介绍。
焦竑的藏书，在他谢世后，其出路为当时文人所关注。黄宗羲在《天一阁藏书记》中写到“余在南中，闻焦氏书欲卖，急往讯之，不受奇零之值，二千金方得为售主……”，一方面，焦氏后人万不得已，还不想卖掉先祖焦竑珍惜了一辈子的书，所以惜售不零卖；另一方面，黄宗羲拿不出“二千金”那么多钱来整状求购，后来虽托人求购，但至“余归而不果”。
在焦竑辞世二十多年后，在晚明的兵火动乱中，焦竑的藏书，最终还是散失了；“焦状元楼”也在1994年春的南京同仁大厦工程中不幸被拆毁。这让国内外众多有识之士人扼腕叹息！开始从诸多方面寻找、抢救这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民革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南京大学著名教授徐雁，一直十分关注焦竑及其遗产遗存的保护工作，并为之奔走呼号。

❸ 徐雁的人物简介

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5年吉林大学化学系，获得学士学位
1987年吉林大学化学系， 攻读硕士学位师从徐如人院士
1991年英国帝国理工学院与英国皇家研究院，获得博士学位师从届时英国皇家研究院院长，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Professor Sir John M Thomas
工作与研究经历
2010年－现在
吉林大学，唐敖庆特聘教授
2010年－现在 Elof Hansson AB，技术顾问
2009年－现在 吉林大学，客座教授
2002年－2010年 Grenidea Technologies p/l，高级科学家兼董事经理
1995年－2001年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助理教授
1992年－1995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员

❹ 求一篇3000字的有关人生的作文，11月12号前要

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中国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上下求索的中国人民始终难忘一个名字：周恩来。如果你想知道世人是怎样评价我们的建国英雄之一的周恩来总理，我想当年周恩来同志逝世时，联合国秘书长说过的一席话就足以表达人们对他的尊敬：“中国是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其财产可谓多矣，而作为她的总理的周恩来在联合国银行里竟无分文的存款；中国有四亿多的人口，可谓多矣，而作为她的总理的周恩来竟无一个自己的孩子。”一个外国的首领尚且如此评价他，更何况应该“饮水思源”的中国人。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把他的一生无私心地贡献给了中国这片土地，他是忠、智、仁的集身。

“总理，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服务员。”周恩来曾这样对别人说。“天下安，注意相。”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国家的人民需要“相”来建立一个和平的、稳定的政治局面。周恩来总理正是人们需要的好总理，他始终如一地忠于党，忠于人民，他是集体主义精神的彻底贯彻底者，他为国家和人民鞠躬尽瘁。哪里需要他，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当然，忠并不等于愚忠。总理在处理事情中总是多一份思考，多一份理智。当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许多老革命家，老干部蒙受迫害，如贺龙、陈毅、彭德怀等。周恩来作为一个总理，必须遵从毛主席的思想路线，但他从客观出发，对文革表示不理解，同时尽力保护老革命家、老干部，他们也是国家的一笔财富啊！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当年周恩极力支持邓小平同志复出和阻止对其的迫害，没有这个“伯乐”加“恩人”，一代伟人会不会像今天一样造福人民，周恩来，背负一个国家的生死命运的重担，他始终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归宿。他真正做到了“我是中国人的的儿子，我深爱着我的国家的人民。”（邓小平）

周恩来是世人皆知的外交家，他的演讲风格和外交风范曾让多不外交家望尘莫及。在现代中国的外交历史上，他始终被认为是第一把手。周恩来凭他的智慧和才能活出了一个中国人的骄傲，树立了一个威风凛凛的中国好总理的形象。我十分欣赏他在接见美国第一31届乒乓球赛运动员时的“乒乓外交”。其中有一个叫科恩的运动员提出让周总理谈“他对美国青年中流行的“嬉皮士”的看法。虽然，总理并不同意这种运动，但他站在了与对方平等的地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认识真理，改造社会的基本原理回答了客人的问题。他说，“青年的确有容易冲动、反叛的一面，但只要我们耐心教育，他们会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的。”

睿智的回答给了他们一个满意的回答，同时为以后尼克松的来访创造了一个友好的开端。

周总理是全国人民爱戴的好总理，在人们的心中，他既是一个称职的总理，又是一个慈父。他总是那么平易近人，待人可亲。他用一颗宽容，慈爱的心去影响身边的人们。难怪服务员不愿离开他；难怪邢台震灾的人民见到他能如此深情表露自己的痛苦；难怪代表们见到总理能出席二十五周年的国庆大典会泪流满面。十里长街的送别，四九运动的浩浩荡荡……是人们对总理最深情的表示。今天，世人怀念特雷莎嬷、黛安娜，其折射的本质也是一种对仁爱的人的尊敬。

今天，俯仰一个世纪的伟人，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震撼我的内心，给我以深思。反观今天，某些人集体主义精神的淡薄，私利主义的器张，还有各种各样混乱的思想观念和不文明的文化，真让人感到迷惘。茫茫人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不知何去何从。我们的确需要一个正确的导航。周恩来的事迹给了我一个称心的答案。忠、智、仁的概念已被给予了新的内容和含意。一个人，就像一滴水，只有汇入大海中方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我们始终坚持着社会主义道路，走一条积极进取的人生之路，这就是忠；“天生我才必有用”，我们要相信自己，极大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以自己的实力和智慧迎接新世纪的挑战，这就是“智”；世界需要爱，人类需要爱，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会变得更美好，我们就该怀一颗仁爱的心，为世界，祖国的和平统一尽一份力，这就是“仁”。感谢周总理给我的人生启示。

网上看到啊，你可以自己想一些啊没有到3000字

❺ 求 白马湖学派有关教育的文献

白马湖文派研究综述

从中国新文学社团（文派）史看，浙江地域的新文学社团，或曰文派，有两：一为湖畔诗社，所在地——杭州。二为现代散文“白马湖派”，所在地——浙东宁波与上虞。湖畔诗社早为学界所确认。而对于散文白马湖派的认识，则是近些年的事。

（一）

“流派”，若从字源上推究，即是由水的别流而引申为事物的流别。据说《尚书·禹贡》中对河流关系的记载，是“言流别之始”。可知“流别”概念的出现之早。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曰：“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就是以水的同源别流现象喻示文体的分合。将“流别”的方法用于学术史领域的，当推《汉书·艺文志》对诸子百家之学的总结，从不同的源流所确认的“儒家者流”、“道家者流”、“法家者流”等九流，实际上具有学派的性质。“流别”的方法在文学批评中也不乏应用。例如沈约将自汉至魏400余年的创作史归结为“文体三变”，他说：“原其飙流所始，莫不同视《风》、《骚》，徒以好赏异情，故意制相诡。”如果说《风》、《骚》是水源的话，三体之变就正如“水别流”而成“派”了。也兴许是“水之别流”而成“流派”吧，中国新文学流派史中，少不了散文“白马湖派”。

从浙东水系看，“白马湖派”之发生在浙东的宁波与上虞，似也依稀可见其流脉。浙东群山中，会稽、四明、天台山三山最为著名。其中四明山与天台山对宁波非常重要，宁波东南面的天台山余脉，挡住了台风，西边的四明山中间突然中断，姚江直流而过，通过姚江水道，将宁波港口与内陆河道连结起来，这在长江三角洲恐怕是惟一的。三山环抱之中的剡溪，在唐代已经是一条吸引过众多诗人的溪流，李白四入浙江，两上天台山，去世前一年还想再度剡中。今人称之为浙东“唐诗之路”。它是以鉴湖、曹娥江、剡溪为纽带，西起会稽山，南括天台山，东至四明山，其面积不过是全国的750分之1，却吸引了唐代诗人的7分之1即228人前来游弋讴歌。而剡溪流至宁波奉化境内，是为奉化之源，后又转入奉化江，流至宁波，与余姚江、甬江交汇而出海。

上虞与宁波同属于浙东水系。然而，在这三山环抱之中，有一条以东汉孝女命名的曹娥江，却另辟蹊径，由南向北一路流淌。当其快要汇入杭州湾之前，突然在百官镇地方转向了西北。就是这个百官往东15里，抵驿亭，你就会发现，在其南侧，有一片水雾茫茫的湖泊，那便是白马湖了。湖的南岸，象山矗立，屏障似的挡住了湖的扩展。湖畔的春晖中学，当年执掌教鞭的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等擅长散文创作，他们的散文，似有共同的特点或近似风格，那就是像优美的白马湖的湖水一般的清淡自然，隽永纯净。这个百官镇，是为古县治上虞县之所在。那里曾留下过孝女歌功颂德的、著名的《曹娥碑》。而东晋时，上虞县西南45里东山山下的国庆寺，则为太傅谢安的居所。围绕着太傅居所，曾有谢公调马路、白云、明月堂，还有所谓蔷薇洞。当年李白游东山，写下了这样的句子：“不向东山久，蔷薇几度花？白云还自散，明月落谁家？”

可见，会稽、四明、天台三山之间，向为人文荟萃之地，山水自然与人文性灵之互交，使得白马湖的毓秀汇成一川清流，进入了新文学流派史的长河。在白马湖畔，传出了一段新的佳话，那就是散文“白马湖派”。流派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犹如水之别流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它产生于特定时空中。然文学流派又存在于特定的人际关系中。从这个意义上判别，散文白马湖派包括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刘薰宇等几家，叶圣陶、俞平伯虽不是春晖中学教员，但也曾在那里考察，作过短期讲学，又与夏、朱、丰、刘等意气相契合，他俩的散文风格与其它文学流派相比照，更具有白马湖派的风味。叶圣陶与夏丏尊还结成儿女亲家，因此也可将其归入白马湖派之列。在这派散文家中，夏丏尊可谓“冠冕”人物，或者说是代表人物。他的后背是一群志节卓荦之士，新文学高手“同志集合”其间。夏丏尊不啻出生于白马湖边，在那里生活与劳作得最久，其人品、文品最为典型。尤其是他的文章风格，最有即如周起莘在《雷琴记》（见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台湾启新书局1968年版）中所说的“浙之东之文，清以淑”的因子——率直真挚，清淡素朴，言近而旨远：为文大都从日常生活中取材炼意，将其深挚的感情（或爱或憎、或忧或喜、或首肯或排拒）包溶在平淡的生活场面中，且能真切实在地加以表现，有几分动情就直陈几分，不回避藏匿，又不强为渲染，故作多情，更不作态。

（二）

写上述背景材料，为的是希冀能给白马湖文派综述作铺垫，并对此予以足够的重视。

最早提出这个命题的是台湾学者杨牧。1984年在其《中国近代散文选》（台湾洪范书店印行）的前言中提出了“白马湖派散文”的观点，认为其风格“清澈通明、朴实无华，不做作矫揉，也不讳言伤感”。然而杨牧并没有作深入的论述。大陆学者关注此题的，最早的有两位，一是陈星，二是朱惠民。陈星在《台、港女作家林文月小思合论》（文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中，指出“白马湖散文作家群的作品风格——清澈隽永、质朴平易，从不矫揉做作，力求自然畅达”。几乎同时，朱惠民就此问题展开具体的论证。他在《现代散文“白马湖派”研究》（文载《宁波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中认为“从散文的艺术特质、作家的创作思想和审美情趣、生活经历以及时代、地域、社团、副刊诸多因素综合考察，以朱自清、夏丏尊等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作家群的散文创作，确确实实已构成独具一格的以清淡为艺术风味的散文流派。”“由于那些散文文格洁净，文味清淡得如同白马湖的湖水，加之以作家此时都生活在上虞白马湖畔，我们姑且称它为‘白马湖派’”。紧接着他以此为理论依据选编了《白马湖散文十三家》（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于1994年5月出版面世。应该说，陈星与朱惠民对这一问题的先行研究有着不可磨灭的拓荒之功。陈星于1996年在台湾出版的《教改先锋——白马湖作家群》的专著（后又在大陆出版《白马湖作家群》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8月版），则以“白马湖作家群”作为核心理念，使白马湖派的研究拓阔了视野。而朱惠民的《红树青山白马湖——〈白马湖散文十三家选编后记〉》，则“为这一议题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

大陆两位学者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台湾学者对此的再度关注与回应。台湾学者张堂锜又对这一问题展开论析。他的观点揭载于《清静的热闹——“白马湖作家群”的散文世界》一文中（文载于《从黄遵宪到白马湖》正中书局1996年出版）。对于张堂锜的研究，大陆学者姜建说：“他立论的依据基本源于朱惠民《白马湖散文十三家》，但在观点上则更倾向于陈星的‘作家群’说：‘因为，这些作家主要的依托是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他们和北方的语丝社的美文系统合流，形成以周作人为主的小品散文流派的一翼比较适切。既为派下分支，再称之为‘白马湖派’并不妥，不如以‘群’称之较无争议。’指涉对象并无二致的同一群人，却有‘散文流派’和‘作家群’两种说法。这两种说法不分高下，以至于应该具有权威性的辞典（尽管实际上许多辞典未必具有权威性）也不得不试图调和这两种说法。范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便对有关白马湖的辞条作了模糊处理，将作家群和散文流派合二为一，在‘白马湖散文作家群’辞条中称其‘清新严谨、温雅淳朴的风格更趋成熟，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散文流派’。”

如果说，张堂锜单篇文论还嫌其简要的话，那么，问世于1998年的煌煌大著《清静的热闹——白马湖作家群论》（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11月版），是为重要之作。它从多方面详尽地论述了这一文人群体，诚如著者自序所说：“本论文主要分成两部分：一是这群作家所代表的文人形态、思想特质、人格力量，以及与时代对应下所显现、焕发出的人文精神，作为知识菁英的文化关怀、文学理念、社会意识、人生抉择等，换言之，以‘人’为主体；另一部分则是着眼于他们的作家身份，他们在文学艺术、特别是散文方面的表现，这也是此一群体形成的重要因素，他们是如何实践着一种清隽、质朴、淡雅有味的文学风格，彼此之间如何激荡出风格相近的作品，有那些作品流露出浓厚的白马湖风格等等，换言之，这部分是以‘作品’为中心。以这两个大方向为基点，并以文化、地理、教育、出版等为‘外视角’，艺文创作的审美心理与艺术特征为‘内视角’，力求能把握住这群作家在思想上与文学上的集体风貌，此为本论文希冀勾勒、完成的理论格局与学术框架。”此言诚然。

（四）

关于白马湖文派，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它滥觞于白马湖，发展于立达，延伸于开明。这在朱惠民所著的《白马湖文派散论》（香港国际学术文化资讯出版公司2006年8月版）和王建华、王晓初所编的《“白马湖文学”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1月版）表露得很清晰。朱惠民说，立达学园脱胎于春晖，它的班底是春晖中学的教师，另有一部分教师来自宁波省立四中，他们之中多为文研会宁波分会成员，因而，从宽泛的视角看，立达学会可视为宁波分会的扩展、白马湖派的延伸。同样，有论者如吕晓英表述了同样的看法：白马湖作家群，“它滥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发展延伸于上海的立达学园，成熟于上海的开明书店”。可见，尽管有白马湖派、白马湖作家群、立达派、开明派的多种说法，但其指涉对象则大体是同一群体，笔者以为，这一群体的称谓以其群体的孳生地——白马湖命名则更为妥帖。更况且，我们研究的重点似当放在其本质内涵的把握上，没有必要去穷其外延，调和其多种说法。事实上，对于这一课题尚有很大研究意义与拓展空间，特别是对其共通性、规律性的研究尚不深入，其形成的深层背景，创作态度、艺术精神等群体的整合研究还有待于不断开拓。

譬如，丰子恺在春晖的艺术教育思想研究还无人问津，丰子恺的艺术教育研究者所据以的材料多为丰子恺在1927年后所作，如《童心的培养》、《儿童的大人化》、《西洋画的看法》、《废止艺术科》、《美与同情》以及1939年的《艺术教育》（广西宜山：浙江大学油印讲义）等，而对于丰子恺写于春晖时期的材料则很少关注。（事实是，丰在春晖时期，对于艺术教育的论述已有自己的体系。笔者最近发掘的佚文《由艺术到生活》便可豹见其一斑）。因而也缺乏对其作出系统的理论梳理与研讨。

又如，对于白马湖闲适散文的研究，尚有深入之必要，似可据以直接写白马湖的名篇，诸如夏丏尊的《白马湖之冬》，朱自清的《春晖的一月》、《白马湖》，丰子恺的《山水间的生活》，俞平伯的《忆白马湖旧游》，王世颖的《既望白马湖》、《黄昏泛舟》，弘一法师的《白马湖放生记》，陈望道的《从鸳鸯湖到白马湖》进行整合研究。白马湖的闲适散文所追求的是高雅的情趣，是“静虚”之境的“陶钧文思”，作家们力求经过这一“静虚”气氲的过滤，使自己心理感受自然的静趣，求得劳作后的养息，进而获取创作的感悟。

再如，白马湖文派结派方式的研究，他们的“同志的集合”，显然不是党派或有形的社团，完全是志同道合相凝聚。他们之间过往密切，交谊深厚，有关文本读来令人如沐春风。他们或定期例会，茶聚酒会；或相约碰头，三五夜话。叙别相迎送，华诞相庆贺。他们之间有和谐的切磋，激烈的争论。既相濡以沫，又相忘江湖。却很少有钩心斗角和落井下石之举。白马湖文派“同志的集合”，其主要价值似乎展示了这特定时代、特定群体的特定人群—— 新文化运动中的一群可敬可爱文化人。

（五）

白马湖文派研究正越来越被学者们关注，相关的课题立项并结题，使得这一研究的价值有了提升。由绍兴文理学院傅红英承担并主持的2005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常规课题“白马湖作家群与中国新文学”的研究成果之一：《白马湖作家群的命名及研究范畴论说》已发布在《浙江学刊》2007年第5期。另由杭州师范大学陈星主持并承担的2006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从白马湖派到开明学派演变研究》，据悉现已完成，课题之成果之——《白马湖作家群溯源》与《从“湖畔”到江湾》先行刊布于《丰子恺研究学术笔记》一书（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7月版）中。

看来，白马湖文派已被人确认，这是值得欣慰的。早在1991年笔者写《现代散文“白马湖派”研究》时就说过：“白马湖派”，这是客观存在的文学流派，整个作家群体不仅有着共同的文学主张，所出的作品且有趋同的风格特征。纵然它未被适时地发现、认识，但却是不容抹煞的，迟早要被人确认。时隔十几年后，这个文派的存在已成共识。笔者要为它在中国新文学流派纷呈和消长的历史书卷中，争个“席位”，也非是很遥远的事情了。新文学的众多研究学者已在不同场合、不同文论中，认同了这一文派的存在。这里仅举其荦荦大端。

1995年，商金林（北京大学）在《朱光潜与中国现代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中，以“朱光潜与白马湖派”印证了这一观点。

1997年，徐雁（南京大学）以《白马湖散文十三家》为题，写书话盛赞“白马湖派”散文。此文收辑在其著作《雁斋书灯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一书中。

1997年8月出版的王尧（苏州大学）所著的《询问美文》一书中，有一篇题为《平屋杂文》文中，提及“近年来有学者认为现代散文的流派中有个‘白马湖派’”。

早先于1987年钱理群、吴福辉等所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就关注到这一文学现象，称之为“立达派”，后于1998年的修订本中改称为“开明派”，而吴福辉在1996年12月19日所写的《海上升“开明”》文中则又称为“白马湖派”（参见《游走双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2006年8月出版（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经典文库——《李叔同著〈送别·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吴福辉、陈子善主编）导言里再次提到了白马湖作家。

2006年7月出版的《平屋主人——夏丏尊传》（南通大学王利民著，浙江人民出版社版）以其整章的篇幅，传述了白马湖派。

此外，笔者在与朱金顺（北京师范大学）、王欣荣（山东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等书信交流中，他们也都认同了“白马湖派”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