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哲学系宫教授

① 为什么人类想不出四维空间

严格意义上是欧几里得四维空间，可以拓展到n维。现实意义上，三维立体空间再加时间轴，也是四维空间，就是我们现实存在的空间。

现实世界上凡可以度量的，都可以是有维度的，如时间、温度、距离、光量、容量等等，如点、线、面、时间、温度五项指标构成五维空间，也是可以看到并实际感受到的。

当然，通过欧几里得空间，定义点线面的拓扑空间为第四维、第五维、第六维以至第n维，在数学推理中是可以实现的，但现实空间上，则是难以想像的，除非，您是一位数学教授。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第一，奇点，或更普遍数学意义的点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因为现实中即使再小的点，也有一定面积。

第二，数学意义上的线即一维在现实中也是不存在的，因为现实中即使再细的线，也有一定宽度。

第三，同理，数学意义上的面即二维在现实中也是不存在的，因为现实中再薄的面，也有一定厚度。

第四，数学意义上的体即三维在现实中是存在，因为我们切切实实看到了。三维是人类唯一能感知到的维度。

第五，至于四维以上如何定义都无所谓，不管是数学 游戏 还是自然存在，都要向三维靠拢才能让人类理解。

第六，无论点，还是一维二维，我们都能在三维空间里抽象到，比如把三维从上下压扁压扁就成了二维，再从两边压扁压扁后的就成了一维，再从两头压啊压啊后就变成了一个点。

第七，我们三维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是从四维抽象而来，其实是可以的。因为时间是流动的，空间也是随时间流动的。我们把四维在时间方向上压缩压缩，也就是时间静止了就得到了三维空间。

第八，至于五维以上如何抽象成四维？关键要看第五个要素是什么？大家可以展开丰富想象力思考思考。

现实中存在四维空间，宇宙是无限的。我们生存在三维空间中，遵守经典力学，物质分气液固，有形有质，但在四维空间里，不存在经典力学的概念，意念力代替一切，没有空间距离和时间的概念，这就是超时空现象。北京507所张宝生表演的特异功能，就是在超时空条件下进行的，武汉大学哲学系宫教授看过特异功能表演，意念搬动酒席，无中生有，把他人的人民币移到你面前，这类事，在三维空间里不能完成。 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人员，从某个试验中偶尔发现人进入四维空间的途径。－–－

四维空间就是超越光速！整个宇宙都是在四维空间中发展出来的三维空间。当人类学会利用反物质的时候就是星际穿越时代！这个宇宙离不开金木水火土构成的三维拓展空间。我们就在三界内，道家早就说过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那就是另一个宇宙了。也许灵魂可以进入四维空间，因为人的大脑是十一纬度。大脑剩下的97未开发的就是以后在四维空间里吸取各种元素，比如组成身体的是反物质。成就最后就是各个宇宙之间的战斗！我们都是种子！种子！种子！所以人生下来就是经历各种问题苦难，最后成长为坚韧不拔的性格和本元。半成品那就去轮回重新开始！公平就在于大家都木有前世的记忆。做梦梦到那些比较熟悉和觉得曾经经历过的场景只是大脑自己在成长，跟你木有一点关系，这都是设定好的。看来宇宙外面的战斗非常激烈，不然让你最多100年就必须接受检测。想想细胞只能分裂50次就终结。听说过大宇四十九吗？多出来的一是什么？一切都是争上游，就像你刚进入母体的那样，失败者都得消亡。宇宙太大了，各种文明都是培养基地，外星人

②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历史名家

程乃颐（1900-1970），江西南城人。1924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同年赴美国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系，1926年获硕士学位。1929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心理系，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国立青岛大学教授、北平女子师范学院教授。1932年8月到1941年6月任国立武汉大学教育哲学系教授。1941年至1944年6月任江津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教育系教授。1944年7月重返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授。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入北京大学任哲学系心理专业教授。

③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师资队伍

哲学学院有一流的师资队伍。我们始终把发挥人才优势作为促进学科发展的关键，不断提升学科的综合实力和整体水平。
学院既有陶德麟、江天骥、陈修斋、萧萐父、杨祖陶、刘纲纪、雍涛、张巨青、唐明邦、李德永等全国著名的资深学者，又有汪信砚、何萍、赵凯荣、萧诗美、陈立新（马克思主义哲学），萧汉明、郭齐勇、李维武、田文军、徐水生、吴根友、丁四新（中国哲学），邓晓芒、朱志方、赵林、桂起权、何卫平、孙思、雷红霞（外国哲学），陈德荣（中西比较哲学），陈望衡、彭富春、邹元江（美学），段德智、麻天祥、吕有祥、宫哲兵（宗教学），徐明（逻辑学），童鹰、王贵友（科学技术哲学），张传有（伦理学），钟年、张掌然（心理学）等一批具有相当成就的专家，还有一批具有很大潜力的年轻教师，形成了一支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的结构合理的高水平学术梯队。
哲学学院现有专任教师59人，其中教授32人、博士生导师37人（其中5人为兼职教授担任博士生导师）、副教授15人、讲师8人、助教4人。专任教师中有42人获得博士学位，12人获得硕士学位，其中，彭富春为留德博士，徐明、郝长墀为留美博士，陈德荣为加拿大博士。同时，学院还聘请了留英博士、政治哲学专家慈继伟担任我院博士生导师，选派曾晓平、丁四新等多名优秀青年教师到国外名校做访问学者，努力引进或选留国内外优秀人才。现有教师中，2人被遴选为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1人入选教育部高校优秀青年教师教学科研奖励计划，3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计划，1人入选中宣部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工程，3人获宝钢优秀教师奖，1人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名师，2人被评为湖北省和武汉大学教学名师，4人被遴选为武汉大学珞珈特聘教授。

④ 如何理解《性自命出》对人性的讨论

《性自命出》的哲学意蕴初探
李维武

在郭店楚简中，《性自命出》是一篇意义重要的儒家哲学文献。尽管其中一些文字尚有待辨识，但其哲学意蕴已从现有的释文中昭显出来。如果说，郭店楚简的发现，“补足了孔孟之间所曾失落的理论之环”①；那么，《性自命出》则展示了孔子之后、思孟之前的先秦儒家人性论发展的重要一环。在补上了这一环后再来看先秦儒家人性论的展开，似能有一种新的理解。

一

在《性自命出》中，“性自命出，命自天降”无疑是一中心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从儒家哲学发展上看，反映了儒家对人性理解的深化，对人的生命存在的反思的提升。孔子首先开始了对于“性” 的探讨，提出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②的命题，但从现有的文献上看，他仅提到“性与天道”的形上问题，并没有作展开的论述。孔子也言“命”、言“天”，他所说的“命”与“天”也都对“性”有影响，但这种“命”与“天”都是外在于人的生命存在的，“性”不以“命”与“天”为其存在的本源和根据。
在孔子这里，人的生命是存在于生活世界之中的，没有再向上去追寻其存在的本源和根据。因此，孔子讲的“性”没有形上的意味，以致子贡感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③。长期以来，由于文献的限制，人们总认为只有到了子思、孟子，才在“性”与“天道”之间建立起了联系，从而展开了对于“性与天道”的形上问题的探讨，因而有“天命之谓性”④、“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⑤的说法。但从孔子讲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到这些说法的出现，毕竟存在着过大的跳跃，缺乏必要的过渡思想环节。先秦儒家是如何建立起“性”与“天道”的联系，从而开始建构“性与天道”的形上理论，这一“缺环”直到郭店楚简的发现才得到一定的弥补。
《性自命出》提出的“性自命出，命自天降”，在“性”与“命”与“天”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兼有发生学意义和形上学意义的联系。“天”是什么?《性自命出》没有作出明确的说明。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天”成为了人的生命存在的本源和根据。在这里，“性”已不再是“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中的没有什么形上意味之“性”，而是与“天道”建立了一种初步的联结，从而被赋予了形上的意味。正如杜维明先生所说：“其中的价值观念，不能说是来自凡俗世界的根源，而且也不能完全说是来自历史的根源。这个里面有天道的问题，也就是‘天命之谓性’。”⑥但与“天命之谓性”的说法相比，“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的命题的发生学的意味要更为浓厚。如果把《性自命出》的“性自命出，命自天降”这一命题同《老子》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⑦的命题相比，就会发现这两个命题在思辨结构上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即都主张“……自……出”或“……生于……”。“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思辨结构为“万物”“有”“无”（“……生于……”），“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的思辨结构则为“性”“命”“天”（“……自……出”）。在这两个命题中，尽管“性”与“万物”不相同，但两者都追寻上去，而最后找到自己的存在的本源和根据，只是《老子》追寻的是“万物”的本根，认为这个本根是“道”；《性自命出》追寻的是“性”的本根，认为这个本根是“天”。用名言说明形上的本根是困难的，《老子》认为难以对“道”作出说明，《性自命出》则对“天”未作明确的说明。由此看来，《性自命出》受到了《老子》的很深的影响。正是在这种影响下，《性自命出》开始把“性”与“天道”明确地联结起来，使在孔子那里并没有形上意味的“性”被提升为具有形上意味的“性”，使得儒家的人性论具有了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和更为丰富的理论内涵。
由此可以看出，儒家把“性”与“天道”联结起来，建构“性与天道”的形上理论，是与道家的影响分不开的。正是道家对形上境界的开辟和对本根的追寻，影响了儒家的致思趋向的变化，并为儒家改变原有的致思趋向提供了思辨结构，从而使儒家对于“性”的理解由不具有形上意味到具有了形上意味。郭店楚简中的《老子》甲组上有“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之说，亦可见《老子》这一思辨结构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不少研究者根据郭店楚简指出，当时的儒道两家的关系并非如后人所看到的那样紧张，而表现出一种相互涵融的气象。从“性自命出，命自天降”这一命题的提出上，也可以看出儒道两家哲学思维相互影响的印痕。

二

《性自命出》尽管受到道家的很大影响，建立起“性与天道”的形上理论，开始使儒家对人的生命存在的理解不再拘泥于现实的生活世界，但另一方面又没有淡化、弱化儒家的现实性格和实践精神，“性”尽管来自于“天”的本然世界，但终究要归于“人”的文化世界。《性自命出》对于“道”的解释，即是如此。
“道”在孔子那里，仍然保留着作为“道路”的本来意味，是一种人生实践的基本原则，如“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⑧，“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⑨，“人能弘道，非道弘人”B10等。在老子那里，“道”才被提升为现象世界之上的本根，具有了派生万物的功能，成为了形而上的世界，因而有“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
三，三生万物”B11的说法。孔子的“道”也就是“人道”。而老子的“道”则以“法自然”为特征，是先于人的文化世界的“朴”。只有在“朴散”之后，才发生出人的文化世界，才有了孔子所倡导的仁义道德。因此，老子总是对文化世界持一种尖锐的批判态度。在通行本《老子》和帛书本《老子》中，这种批判相当激烈，如“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B12。“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 盗贼无有”B13。郭店楚简中的《老子》，被普遍认为在儒道关系 上取一种温和的态度，没有像以后的儒道两家那样陷入尖锐的对立之中，但即使如此，也对文化世界取排斥的态度。《老子》甲组的开篇即提出：“绝知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绝伪弃，民复孝慈。……视素保朴，少私寡欲。”这里的“”字，庞朴先生认为当释为“作”字。“伪”即后来荀子所说的“文理盛隆”，即人为；“作”即存心造作，与“伪”字义近B14。“伪”、“作”所创造出的是人的文化世界，这是与“朴”相对立的世界。因此，郭店楚简 本《老子》主张“绝伪弃作”而“保朴”。在这里，老子的批判态度仍然鲜明可见。
《性自命出》虽然在“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的命题上表现出深受老子思辨结构的影响，甚至把“道”也纳入了以“天”为本源与根据的统一系列，但紧接着继承了孔子的思路，对于“道”作了更加人文化的说明。《性自命出》在提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之后，即指出：“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纳之。”这 是说，“道”虽然“始者近情”，一开始并无一种人文的自觉，但“终者近义”，最终已表 现为人文的自觉。因此，“凡道，心术为主。道四术，唯人道为可道也”。“道”除了“心 术”之外，还有“诗”、“书”、“礼”、“乐”等内容。“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 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这些内容都是“人道”之体现。“诗、书、礼、乐，其始出 皆生于人”。在《性自命出》看来，“道”的意义重大。这实际上是凸出了人文世界的意义。这与老子对“道”作“法自然”、作“朴”的理解，恰成一鲜明的对比。
《性自命出》清醒地看到，“心”的作用并不是无限的：“凡人虽有性，心亡奠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奠。”真正使“心”发挥其作用，能够对“性”作一种规范，还有待于“习”。这个“习”，不是来自“天”的本然世界，而是来自“人”的文化世界。“诗、书、礼、乐”，都是这个人文世界的内容。这些内容，对于人来说，不是自“天”、自“命”与生俱来的， 而是通过“教”、通过“学”后天获得的。因此，“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圣人比其类而论会之，观其先后而逢训之，体其义而节度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后复以教。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在这里，《性自命出》看到了人的生命存在都是由本然世界进入到人文世界的。这就是前面所讲到过的“道”虽始于“情”，但“始者近情，终者近义”。
《性自命出》对于“道”的这些解释，是《中庸》“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先声。这一解释，典型地表现出儒家形上学的特征与归趋。

三

以往由于受文献的限制，人们都认为孔子之后儒家人性论的发展，是以性善论和性恶论的对立与论争为轴心而展开的。《性自命出》对于“性”的规定，则揭示了在性善论和性恶论对立与论争之前，儒家对于“性”的理解则要平实得多，并不是处于一种非此即彼的紧张状态中。《性自命出》说：“喜怒哀悲之气，性也。”这是原始意义上的“性”。在这个意义 上，“性”确实是“相近”的，甚至可以说“四海之内其性一也”。然而，“性”又必然显露于外，发而为“情”，表现为人之好恶，因此，《性自命出》又说：“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而外部生活的复杂性，使人的生命存在经历了复杂的环境与变化，“或动之，或逢之，或交之，或厉之，或出之，或养之，或长之”。这些影响“性”的因素，有自然的事物，更有人文的内容。“凡动性者，物也；逢性者，悦也；交性者，故也；厉性者，义也；出性者，势也；养性者，习也；长性者，道也”。正是这种复杂的经历，使“性”由本然世界进入到文化世界。因此，《性自命出》讲的“性”，虽来自“天”的本然世界，但主要是存在于“人”的文化世界之中。“性”之善恶，都是在人的生命存在所经历的这种复杂的外部生活中形成的。
在这一点上，孟子称“性善”，荀子言“性恶”，确实与《性自命出》对“性”的理解不同。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都是把原始意义上的“性”推向了极端，而使其善恶先验化的结果。换言之，性善论和性恶论都是把文化世界的道德伦理，赋予了还处于本然世界的“性”之上。但另一方面，性善论和性恶论的提出以及两者之间的紧张，也未尝不与《性自命出》有关。先秦儒家对于人的生命存在的探讨，通过《性自命出》，使“天”成为“性”的存在的本源和根据，使原本不具有形上意味的“性”而被赋予了形上意味，使原本不可得而闻的“性与天道”理论而可得而闻，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使“性”超越了现实的生活世界，而被赋予了某种先验的内容。这就使得孟子有可能把“善”赋予“天”之中，而荀子把“恶”赋予“天”之中，从而使本之于“天”的“性”具有了善或恶的本质。因此，孟、荀的人性论，也可以在《性自命出》中找到思辨结构上的根据。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性自命出》是由孔子的人性论过渡到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的一个中间环节。
李泽厚先生根据郭店楚简认为：“后儒直到今天的现代新儒家对‘人性’和‘天命’的道德形而上学的阐释，似乎值得重新考虑。”B15这个论断似只注意到了《性自命出》中的“性”不具有先验的善恶本质的一面，而忽视了《性自命出》在思辨结构上提供了建立儒家关于“人性”和“天命”的道德形而上学的通道。正是经过这一通道，才有了后儒对“人性”与“天命”的道德形而上学的阐释。
1999年9月21日于武汉大学
(作者为武汉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

注 释：
①庞朴：《古墓新知》，《中国哲学》第二十辑，9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
②《论语·阳货》。
③《论语·公冶长》。
④《中庸》。
⑤《孟子·尽心上》。
⑥杜维明：《郭店楚简与先秦儒道思想的重新定位》，《中国哲学》第二十辑，5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
⑦《老子》四十章。
⑧《论语·学而》。
⑨《论语·里仁》。
B10《论语·卫灵公》。
B11《老子》四十二章。
B12《老子》十八章。
B13《老子》十九章。
B14见庞朴：《初读郭店楚简》，《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
B15李泽厚：《世纪新梦》，203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

⑤ 介绍一下荆楚文化

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

湖北日报记者 黄宣传 通讯员宁微

荆楚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我们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份文化遗传？元旦前夕，在中国地质大学召开的荆楚文化研讨会上，来自全省各地的荆楚文化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共同探讨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

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是什么

荆楚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省政协主席王生铁指出：千百年来，湖北作为荆楚文化的中心，对灿烂辉煌的荆楚文化的形成作出过突出的贡献，也因此奠定了湖北作为文化大省的重要地位。在21世纪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集中研究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不仅对湖北的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湖北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与时俱进的文化精神、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党的历代领导人对湖北的亲切关怀。这是荆楚文化的重要内涵，有着极其宝贵的现代价值。

“荆楚文化现代价值的核心内涵就是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而这种创新精神是促进湖北经济建设与发展的精神动力与源泉。”华中师范大学张正明教授明确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所谓“敢为天下先”就是指在与其他民族、其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想象力，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色。他指出荆楚文化的精华——老庄哲学思想与屈骚美学思想就是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典范。

如何更好地开发利用荆楚文化

王生铁认为：我们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更好地发掘历史文化遗传，继承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牢牢地把握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将荆楚优秀文化与湖北的现代化建设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激励全省人民奋勇前进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省社科院副院长刘玉堂研究员提出了构建以长江三峡、汉江、清江和神农架、武当山、大别山为载体的“三江三山”旅游布局设想。他认为，湖北旅游如果放弃了汉江、楚文化和三国文化就等于丢了一半，而处在湖北西部的清江，有着巴文化、土家族和苗族文化的底蕴。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大别山，将是我省有效地推行红色旅游的一份宝贵的革命文化资源。我省的文化旅游只有将“一江两山”战略调整为“三江三山”战略，才能比较完整地彰显出荆楚文化的内涵，体现出荆楚文化内涵的多样性。

省社科院研究员何念龙在发言中再次提出了建立“荆楚文化走廊”的建议。所谓“荆楚文化走廊”是实体性的文化高地。从空间角度来看，它是以汉宜高速公路（另有与之重合的318国道）为主体的公路文化带，以荆州古城为中轴心向武汉和宜昌两个方向动态延伸，在地带上形成“一线贯五珠”（汉宜公路为一线，特大城市武汉，大中城市宜昌、荆州，小城市仙桃、潜江）的文化长廊优势和整合文化效应。从文化特色来看，建成的“荆楚文化走廊”将形成宜昌、荆州、武汉三个发展极点，传统底色有三峡文化（或巴楚文化）——楚文化——汉派文化；现代特色则相应体现于水电文化——复合文化（兼容综合）——光谷文化。“荆楚文化走廊”将成为水文化与陆文化交融、传统性与现代性、开放性与新异性兼具的文化纽带。具有举世瞩目的独特文化亮色。要想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推出具有湖北特色的文化品牌，建立“荆楚文化走廊”刻不容缓。

文化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最为密切。湖北经济学院王麓怡副编审提出了从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考量荆楚文化资本，以湖北的文化资本积累带动最具增长潜力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地区资源禀赋优势的文化资本和第三产业作为湖北在中部“崛起”的内生性支撑的思路。

荆楚文化同样可为现代城市建设做出贡献。来自荆州市社科联的刘柏芳、谢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充分发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楚文化资源，繁荣发展荆州市文化产业。无独有偶，鄂州市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员熊寿昌也认为，地处熊渠封王台，开发利用楚鄂文化，对于城市建设，对于创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文明卫生城、优秀旅游城具有重大意义。

对荆楚文化的最新研究成果

原湖北省政协副主席、荆楚文化研究会会长程运铁，荆楚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陈昆满，从倡导茶饮论荆楚茶事，考证了茶与荆楚的不解之缘，指出楚人如茶，我们从湖北茶事发展的历程中，可以显现荆楚的人文精神。如神农氏“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而毫不畏惧，陆羽为探究茶学而千里跋涉等等，体现出楚人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奋斗精神；荆楚茶事烂漫多姿，恰合楚人追新逐奇的艺术情怀；另外，荆楚茶事追求意蕴，恰好反映了楚人平和中庸的哲学理念等等。

中国地质大学校长张锦高、中国地质大学自然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朝教授，对荆楚文化和楚文化的形成、楚文化的表现特征与成就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梳理。他们认为，我们今天来讨论和研究荆楚文化和古代文化，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更重要的是要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构建更为辉煌的现代文化。

从思想特征来看，荆楚文化比之黄河流域诸文化更富有一种想象、思辨和浪漫的力度。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维武认为，这种思想文化的特殊性，在湖北地区逐渐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心学传统，而湖北文化对于中国哲学发展、对于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开拓所作出的最具特色的贡献，也莫过于这一心学传统。如荆门郭店的楚简，已关注、探讨心性问题。从隋唐至20世纪的千余年间，荆楚大地上更是涌动着一波又一波心学的浪潮；禅宗兴起于黄梅，陆九渊主政于黄安、麻城。。。

荆楚文化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取向产生了重大影响。省社科院副研究员刘宝昌在回顾了研究界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所走过的阶段后指出，荆楚文化哲学的诗性艺术的独具一格的审美取向，对现代文学美学世界的构建产生了重大影响。荆楚文化哲学的诗性艺术让中国现代文学具备了逍遥美和对大自然的关注而产生的自然美。

华中师范大学姚伟均教授在梳理荆楚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与节日礼仪在漫长历史中的变迁时指出，社会物质生活的状况也是评价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尺，探讨荆楚的社会生活传统实质上就是从一个新角度来研究荆楚文化，从而真实地重现和构拟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和未来方向。

省社科院楚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邵学海的发言“别具一格”。他认为，作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荆楚文化，经上世纪上半叶的发现和下半叶的开掘，已引起海内外瞩目，并在众多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掌握正确历史方法，以客观真实的材料以及严谨的态度为基础，才能更好地进行历史应用。狭隘的观念和实用主义，不利于开发楚文化的现代价值。此外，已知的阐释楚文化现代价值的研究成果，多限于精神层面，它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但过程是缓慢长期的，方式是潜默移化的，效果是模糊的。我们开掘楚文化的现代价值，不能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在继承优秀文化遗传时，我们也应正视历史的教训以及所谓糟粕所具有的警荆楚简帛与荆楚文化

罗运环

荆楚简帛的研究已形成国际性学术热潮，这除了楚简不断有新的发现之外，更重要的是荆楚简帛内涵丰厚，吸引力强。我国简帛的出土主要集中在荆楚和西北两大地域，在荆楚和西北两大地域中又以荆楚居多。早在南齐时代，荆楚北部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就有一座被盗的古墓出土竹简书，经鉴定，认为正是《周礼》所缺佚部分的《考工记》。20世纪40年代初，在湖南长沙出土了著名的楚帛书。从50年代起荆楚简帛不断地出土面世，共计有50余批。其中自70年代以来，马王堆汉简帛书、睡虎地秦简、包山楚简、郭店楚简、张家山汉简、走马楼三国吴简、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竹书、里耶秦简等大宗简帛出土和发现，不断给学术界带来惊喜。

荆楚简帛大都出于墓葬和古井，书籍、文书各具特色，种类甚多，内容丰富。荦荦大者，有如下数端。

道家思想是荆楚文化的一大特色。荆楚简帛所出《老子》就有郭店楚简本和马王堆帛书本。竹简《老子》属于选本，抄写于战国中期，是所见最早的本子，与今传本相比，没有关于“道”的理论，以及“小国寡民”理想社会的阐述，没有“绝仁弃义”、“绝圣弃智”等与儒家主要学说相抵牾的内容，偏重于实用，当为楚国官方的一种传习读本。马王堆帛书《老子》有甲、乙本，分别抄写于刘邦称帝前和称帝后，除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今本不同外，内容结构基本一致，能解决今本章节、字句的许多争议，是所见最早的全本《老子》。道家著作还有郭店楚简本《太一生水》和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简《恒先》篇，这是两篇荆楚传习的十分珍贵的先秦道家佚籍，分别阐述道家的宇宙生成论及道家虚静理论和天地起源问题。道家在战国中后期分为黄老学派和庄子一派，黄老学派在战国时代影响颇大，因其著作失传而导致后世知之甚少。马王堆帛书《黄帝内经》的发现，使世人获得了重新认识黄老学派的机会。

儒学一直是荆楚文化重要的内涵。春秋时楚人就有传习《诗》、《书》、《礼》、《乐》的传统，楚庄王的臣下申叔时就是著名的儒学家。在讨论楚太子教育问题时，他提出了善、德、忠、信、节、义、礼、孝、仁、文、武、罚、赏（《国语·楚语》），其核心内容是“耸善而抑恶”，追求“心”之“善”，开后世思孟学派心性学和“性情”论的先河，成为荆楚传习儒家学说的一大特色。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竹书中的《缁衣》（各一篇）、《性情论》（《性自命出》）、《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穷达以时》、《六德》、《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子羔》、《民之父母》、《武王践作》等篇都不同程度体现出儒家思孟学派的心性学说和民本思想。

荆楚是一个擅长诗赋的地域。早在春秋时代，楚国就提倡诗教，贵族士大夫多擅长四言诗，常以《诗》中章句作为外交和人际交际的一种表情达意的方式。战国时代楚辞在荆楚崛起，出现了以屈原、宋玉为首的作家群体，创造了灿烂的楚辞楚赋作品，对荆楚文化以至整个中华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上海博物馆馆藏战国楚竹书就有诗、赋、音乐方面的简文。《诗论》是儒家文学评论性质的论文佚篇。楚简中除《诗论》所见《诗经》诗篇外，还新发现了6篇佚诗，十分珍贵。《诗乐》（或称《曲目》）有7支简，记40种诗的篇名和演奏、吟唱诗曲诗词的音高，写在一篇或一组（数篇）篇名前，由宫、商、征、羽4个音阶与穆、和等九个变化音调组合而成，如宫音有宫穆、宫群、宫汗、宫祝。楚地流传的这种诗曲的调名来源尚难考究。

马王堆出土帛书《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是史书的重要发现。《春秋事语》以“记言”为主，可能是《国语》的一种不同本子。《战国纵横家书》27篇，有16篇属久已失传的佚篇，是战国史的新资料，《战国策》、《史记》关于苏秦时代的错误，由此得到纠正，此书被称之为“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竹书中还有一部战国楚文字字书，是楚地传习的，也是我国所见最早的字书。

在战国汉初的荆楚简帛中，有关天文、历法、占卜的数术书籍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20世纪40年代初在长沙出土的战国时代的楚帛书，讲一年十二个月的宜忌，属于“月讳”一类的历忌数术书，其所配的图，应是所见楚国最早的一种“式”（数术家用以占验时日的一种工具）或“图式”。江陵九店战国楚简《日书》，是目前发现的最早选择时日吉凶的数术书。云梦睡虎地（M11）秦简《日书》，也分甲乙两种，内容更为丰富。马王堆帛书的数术书超过半数，《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主要以星象云气占行师用兵，与天文关系最为密切。其中30幅彗星图是世界天文学史上最早对彗星所作的精确观测和准确描绘。两种《阴阳五行》和三种《刑德》更是令人关注的数术书。

江陵周家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均发现有历谱。前者为秦始皇三十四、三十六、三十七年及秦二世元年的历谱；后者为汉高祖五年至吕后二年间历谱。这些历谱或存全年日干支，或存各月朔日干支，是研究秦汉时期历法演变过程的珍贵资料。湘西龙山里耶（J1）秦简中的木牍乘法口诀表，是讫今我国最早的乘法口诀表、算术史上的珍贵实物。张家山汉简《算数书》是早于《九章算术》的一部数学著作，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数学发展水平，书中保留了一些不见于《九章算术》的数学史资料，弥足珍贵，在数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湘西张家界市（原大庸市）古人堤遗址也出土了东汉简牍乘法表。

在简帛中，法律文书是一项大宗内容。包山楚简涉及法律文书，分有篇题和无篇题两种，《集著》、《集著言》、《受期》、《疋狱》四篇是有篇题的。无篇题的一类是诉讼记录和摘要；另一类是各地汇总上报案件的简要记录。包山楚简的法律文书，属于战国中期楚国司法活动的档案资料，是研究楚国法律的宝贵资料。云梦睡虎地（M11）秦简以发现秦律而著称于世。《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等六篇，涉及到刑法、诉讼法、民法、军法、行政法、经济法诸方面，在中国法制史乃至世界法制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云梦龙岗（M6）秦简，是继云梦睡虎地秦简之后又一次秦朝法律文书的重要发现。江陵王家台（M15）秦简《效律》的内容与云梦睡虎地（M11）秦简大致相同。张家山（M247）汉简也以发现汉律而闻名。其中《二年律令》是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颁布的法令，涉及律名多达20余种，部分律名与云梦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相同，包含了汉律主体《盗律》、《贼律》的内容。

总之，荆楚简帛本身就是荆楚文化的一道靓丽景观。我国自20世纪初以来，出土简牍总计34万余枚，而荆楚一地的简牍就占半数以上，多达18万余枚，两次帛书大发现也均出自荆楚。战国楚简帛、秦简、西汉前期简帛、三国吴简以及西晋简牍，这五个时段的简帛，均以其独特的丰富内涵，不断地形成诸多国际性学术热点，促进了我国学术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示与劝戒作用。

⑥ 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全部名单

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全部名单有李佃来、李志、汪信砚、赵凯荣、赵士发、盛福刚、吴昕炜、周可、程萌、刘秉毅、邢冰。

哲学学科包括二级学科8个，分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美学、宗教学、逻辑学、伦理学、科学技术哲学，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是国家重点二级学科，这些二级学科均设有硕士点和博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