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他是大学教授

⑴ 有关杨仲明教授

杨仲明教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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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5-7-29 信息摘自： 百草园

正值中外医学界对根治精神病症感到危难之时，我国资深心理专家、养生心理学创立者杨仲明教授用东方思维、东方科学探索人的心灵奥秘，成功地解释了心理疾病的原因，并通过几十年临床实验，终于找到和开发出用纯中草药和“杨氏养生茶”治疗精神患者的有效方法，使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为数以千计的患者解除了痛苦。从而打破了“精神病不能治愈”的神话。

立志当合格心理教师

杨仲明教授就读于华中工学院，70年代初毕业留校任心理学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他发现学生中，因情绪波动引起的成绩下降的事情屡有发生，甚至有的学生因情绪波动造成精神分裂，被迫退学。他联想到流落街头巷尾、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喜怒悲笑的“疯子”，心情更加沉重。他想，作为一个合格的心理教师，不仅给学生传授心理知识，而且有责任为心理出现毛病的学生指点迷津，让他们恢复健康。于是他又由创造心理学的研究转入“临床心理学”的研究。他苦心钻研东方的禅学、庄子学、阴阳学、中医学、气功学等知识，融会贯通，研究出了11种心理疗法。
1988年1月13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大学生心理疗法》的文章，介绍了杨仲明心理疗法的效果，同年5月至8月，《中国青年报》又连续发表了杨仲明撰写的防治“心病”的系列文章10篇。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1989年12月11日，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以“首创治疗精神患者新方法”为题，对杨仲明“心理疗法”作了专题报道，接着北京医学会邀请杨仲明到北京去举办“心理门诊”。在北京心理门诊所，找他看病挂号的人每天都排很长的队，尽管他每天工作到深夜1点，但早晨6点以后去排队的人还是挂不上号。

向弗洛伊德挑战

弗洛伊德是人们公认的“心理学”世界权威。杨仲明研究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是没有疗效的方法。无数事实证明，理性是治不好精神病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西方人发现氯丙嗪可以清除精神病人头脑中的妄想与幻觉后，精神病得到了暂时的抑制，但这类抗精神病的药物的最大缺陷是，治疗只能是针对病症，而不是针对病因，而且长期大量服用抗精神病类药物极易产生抗药性，对反复发作者仍无效果，因此，试图依赖长期服用抗精神病类药物来控制病症不再发生，是很困难的。
杨仲明十分清楚地知道，要向弗洛伊德挑战，寻找根治精神病的方法，必须首先找出精神病产生的真正原因。他将自己接触的数千名精神病人的各种不同的致病因素分门别类进行研究。他发现，精神病所有的致病因素，都是因人的五脏六腑“阴阳失调”产生的。
他，终于找到了精神病产生的原因，终于能够解释弗洛伊德没有解释正确的问题。找到了精神病产生的原因，就能够根治精神病。杨仲明开始疯狂地钻研中医理论，他认为中药可以调节阴阳平衡，让精神患者吃中药，可以改变肌体失调的状态，防止精神病复发。他夜以继日地研究药方的配制及其临床实验。
说来也巧，一天中午，一对中年夫妇叩响了杨教授的家门。这对中年夫妇来自湖北省的西部地区，他们的独生女，叫小英子，10岁那年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已有4年了。为了治好小英子的病，他们上北京、下广州，东到上海，西到成都，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们都去了，结果都一样，抱着希望去，带着绝望归。有一年，他们带小英子去长沙看病，那里有位专门研究儿童精神病的老专家坦诚地对他们说，像小英子这样小的年龄就患上精神病的病人，即使在医学科学与技术很发达的西方国家，也是很难治愈的。他们夫妇都是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四年来，也翻阅了一些国外的文献，结论和那位老专家说的相同。后来，他们找到杨仲明。杨仲明将自己配制的药方给小英子服了1个月，病情痊愈，小英子父母连称“奇迹”。这一实验成功，使杨仲明兴奋不已。接着，他又给上门求医的精神患者开他配制的药方及其开发的“养生茶”，病情都得到治愈。……接连的成功，反复证明杨仲明根据他创立的养生心理学理论研究的配方和精心开发的“养生茶”是有奇效的。

令世界权威振奋

1998年，10月金秋，以美国国际神经精神药理学权威斯蒂文·鲍金教授为首的国际神经精神药理学会报告团一行八人，来到武汉江城举办“国际精神药理学进展报告会”，杨仲明应邀参加。
鲍金教授报告完后，在休息室里，杨仲明教授和鲍金教授进行了一番讨论。杨仲明没有多少寒喧，而是直截了当地切入议题说：“鲍金教授，我觉得你今天有关精神病的定义不妥，你认为精神病是人的大脑出了毛病……按照我的理论，精神病是肚子出了毛病，是患者肌体五脏六腑的阴阳状况严重失调。你认为精神病是不能治愈也是错误的。”斯蒂文教授不屑一顾地笑道：“整个精神病学界都是这么认为的。”杨仲明一针见血地说：“这只是反映当今世界精神病药理学发展的现状，而不反映精神病的真实；是现今精神病传统的治疗方法错了，才导致精神病不能治愈的结论。在我的临床实践中，精神病是可以治愈的。”
接着，杨仲明向鲍金教授讲了他临床所经历的一个故事：
一天，在杨仲明所在的心理治疗研究中心来了一位病人，是一个正值青春年华的女孩，刚从湖北某精神病院出来。她不能走，是她的父亲及其亲属架着她进了治疗中心办公室；她不能说，也不能吃，两眼呆直，口涎外流。她的名字叫玉香。玉香的父亲说，玉香是半个月前住进精神病院的，刚进精神病院时是狂躁的，又唱又跳，半个月后，就治成了这个模样。玉香的父亲还说，发病前和一个男孩打了两架，还把那个男孩的书扔进了粪坑。还没等玉香父亲讲完，杨仲明便从心底感受到患者的一切体验。“能悟到患者，就能神速地治愈患者。”这是杨仲明常讲的一句话，所以，当玉香的父亲问杨仲明：“这孩子还能治么？”杨仲明未加思索地作了肯定的回答：“只要她吃我的三付中药就行了。”这话连说了三遍，且声音一遍比一遍高。似乎这话是回答玉香父亲的问话，其实是说给玉香听的。杨仲明认为，只要病人不是病入膏盲，那么每个精神病人狂乱的心灵深处，都有一块宁静的地方，而这块宁静的地方对周围环境的冷暖是很敏感的。杨仲明连说三遍，就是要把治愈的希望，印进患者心灵那块宁静的敏感区，以期得到患者的合作。
第二天早上，当玉香的父亲把汤药煎好后，正在发愁，因为玉香的意志已经瘫痪，什么东西都不能吃，又怎么能把汤药喝下去呢？这时，治疗中心的其他几位病人，都把自己的汤药端到玉香的面前，轮流地将自己治病的经历说了一遍，然后将汤药一饮而尽，目的是要玉香相信治疗中心一定能把她的病治好，希望玉香能象他们一样痛痛快快地把汤药喝下去。
果然，奇迹出现了，玉香把汤药喝下去了！三天后，杨仲明在治疗中心查房时，又一个奇迹出现了，玉香能吃，能说，也能走，玉香的父亲把玉香叫到杨仲明面前，真情地要玉香跪下致谢，杨仲明连忙劝阻。玉香的父亲连连致谢杨仲明，接着他要玉香说两句，玉香只说了一句，却含着泪，感谢杨仲明给了她第二次生命。
听完这个故事，鲍金教授十分动情，对“翻译”连声说“Miracle！”（奇迹），接着，便向杨仲明询问了玉香的病情、治疗的经过，以及愈后的情况，杨仲明都一一作了回答。此时鲍金教授主动握着杨仲明的手非常兴奋地说：“你的工作对全世界将是一个振奋。”并明确表示，希望今后能有机会合作研究。

让中华民族身心更加健康

“让中华民族身心更加健康”，这是杨仲明潜心研究心理学的出发点与落足点。这，也正是杨仲明的动力所在。
三十多年来，杨仲明义务咨询的人次与报告的场次不计其数。他写了一百多篇论文，出版了十四部专著，其中《养生与心理疗法》是他创立养生心理学这门新兴学科的代表作。
对于心理世界的探索西方科学走的是分解的道路，即把人的心理上结构，心理状态进行层层分解，化为许许多多的部分和特征，而东方科学（包括中国在内）走的则是整体统一融合的道路，西方科学和东方科学各有千秋，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认识都各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杨仲明既吸收西方研究成果，更重视东方医学文化的开发与研究。他为东方文明的弘扬与振兴闯出了一条坚实的通途。
北京医科大学医学心理学教授胡佩诚说：“杨仲明的书将东方养生的方法与心理学结合起来开拓了一条治疗心身疾患的道路。”
年过八旬的中医学家、中医内科专家、国内外公认的《黄帝内经》权威、世界著名中医大师孟景春教授称赞杨仲明的书是“东方智慧的精萃。”
海内外著名中医学家、南京中医大学教授、江苏省中医多学科研究室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生命科学部评审专家李枝说，杨仲明的书“以东方养生的哲理，从一个完整的、人的角度来感悟人生与健康这一古往今来人类最关心的大事的真谛。”
杨仲明非常自信，认为他的“养生心理学”会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全人类。因为人类有80%的疾病都与情绪有关，而他根据养生心理学理论开发的“杨氏养生茶”是情绪的“调节剂”，饮用它可及时调整人的情绪。杨仲明说他现在要做的工作一方面是研究开发“养生茶”的系列饮品，另一方面著书演讲、做好“养生心理学”的普及工作，以此奉献社会，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身心健康水平。
在即将结束专访时，杨仲明教授告诉记者说：“我把心理疾病比作情绪感冒症，就是要鲜明地告诉世人：精神病的治疗也和感冒一样，是容易被治愈的。”

编者按：杨仲明先生是中理工学院心理学副教授，他创立的“养心强自”疗法得到国内外同行的肯定。近年，他陆续出版了《创造心理学入门》、《困境与解脱——人的潜力开发与心理疗法》、《指点迷津——防治“心病”系列》、《病态青年分析》、《告别昨天》等。本刊从本期起，拟发一组他专为本刊撰写的《家庭生活艺术》文章，它们将有助读者掌握调节家庭人际情感的要领，从而创造和谐幸福的婚姻和家庭生活。
文/杨仲明

缺乏情感交流的家庭，其生活气氛势必单调、沉闷。单调使人感到紧张，沉闷使人感到压抑。紧张与压抑是有害于人们身心健康的。

有一位女青年在信中写道：“我生活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如果你是个高才生，那很幸福，如若不是，那将很痛苦。我和姐姐的命运就截然两样。她成绩拔尖。那年高考以全校第一名到了北大；而我呢，没有考上，上了走读。有时我觉得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呢?从小到大我没有快活过，生活单调贫乏……尤其是父亲，一到吃晚饭便开始他那家长式的长篇训导，以一个成功者的姿态教我们如何对待事业。姐姐专心地听，我只顾吃饭。有时姐姐不听话，和父亲对着来，爸爸就要发脾气了。他是一个严厉的父亲，从来就是‘严’字当头，教出来的姐姐到哪儿别人都说她家教很严；而我却被培养成胆小、孤僻的性格，什么事都只想隐藏在心里，不愿对父母表白，到现在父母也总是说我喜欢对他们隐瞒。我内向的性格就是这样塑造出来的。……我害怕面对冷酷的现实，整天沉迷于难以驾驭的幻想之中。”

这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的中国家庭，家长的意志主宰一切。在这种家庭里，家长式的长篇训导持续不断，家庭的所有成员都必须无条件顺从权威的意志，按照规范的模式塑造自己，如若表露出丝毫叛逆，都将受到权威的责罚。在权威意志主宰的家庭里，个人的情感受到压抑，以致这位女青年从小到大没有快活过。家庭生活的单调贫乏导致她探求自己生存意义的意志受挫，正象她在信中自述的，“有时我觉得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呢?”这使她精神上感到不安，性格渐渐变得胆小、孤僻而内向。她不敢面对现实，躲入难以驾驭的幻想世界。
在学业上，她姐姐的命运似乎与她截然不同，但在人格塑造上，命运并非如此经纬分明。心理健康的人必然潇洒做人。怎样评估一个人达到了潇洒的境界呢?我想，那是当他真正成为自己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寻求成为自己的需要，婴儿落地的第一声啼哭就是寻求成为自己需要的呼喊。正是这种需要，才激励我们不断发展，成长起来，健康起来。她姐姐也曾为此力争过，却遭到父亲的反对。正像信中所说的，“有时姐姐不听话，和父亲对着来，爸爸就要发脾气了。”

唯有民主的家庭才能真正实现家庭成员的情感交流。要实行家庭民主，除必须反对“父权主义”和“夫权主义”外，还必须克服家庭成员的依赖性。

我曾经接待过这样一位病人，女性，32岁，患有强迫性多疑症。具体症状表现为针对性的多疑，即怀疑丈夫与单位上的某位女同志有暧昧关系，整天胡思乱想，总认为丈夫的一言一行都在想念那位女同志，而唯独没有她。从而限制丈夫的行动自由，只要丈夫回到家里，就不允许丈夫单独出门，否则就气愤不已，纠缠不休。患者也意识到这是一种病态的猜疑，可是，一旦犯疑起来就无法自制。多年来，四处求医无效，原因是找不到犯病的根源。事实上，犯病的根由很简单，就是患者过分依赖丈夫的情爱，而丈夫却对此一无所知，夫妻间缺乏正常的情感交流。找到了原因，根除也就轻而易举。

总而言之，只有清除对权威的崇尚与依赖，家庭的情感交流才有可能畅行无阻。
丰富多采的家庭情感生活无疑有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在一个有健康的情感交流的家庭里生活，人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如实地让自己的情感态度充分地表现出来，而不必加以防御。当一个人能够深刻地，而且常常又是生动地体验到了隐藏在他自身内部的各种因素时，他便越来越变成了他自己。他不再装着处处顺应别人，不再玩世不恭地否认一切情感，也不再披上理智的外衣，他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充满情感的人。他对他的恐惧感、沮丧感、痛苦感更为开放。他对他的勇气、柔情和崇敬的情感也更为开放。当这些情感存在于他的内心时，他的主观上体验他的情感是自由的，并且在意识这些情感上也是自由的。一句话，他变成了一个潇洒的人。

导致心理疾病的原因错综复杂。但是，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改善患者的家庭情感交流常常有助于患者的康复。良好的家庭情感生活将使患者由内向变为外向，由封闭走向开放。一个人越是开放地对待其经验，他就越能够以现实的态度去对待周围的人，正视他的新环境，处理他所面临的新问题。这就意味着他的信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可以容忍模糊，他可以接受对立的证据而不封闭现实。一般说来，当患者对其经验持开放的态度时，他会变得更信赖自己。

朋友，当你感到焦虑不安，或是感到心情压抑，或是觉得生活索然无味、情感淡漠，或是因工作不顺心而沮丧，或是因紧张而记忆力骤然下降等等，此时，你切莫把自己封闭起来，割断与亲人的情感交流，如若那样的话，强烈袭来的孤独感会使你心境更坏，处境更糟。

⑵ 黄培云的无悔人生

88岁的赵新那老人膝上摊开着几本厚厚的硬皮画册，那是她为老伴黄培云精心制作的生日卡片——其实说人生纪念簿也许更准确——这些用心挑选出来的照片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按顺序贴在大16开的册子内页。每一张照片都记录着一段时光，这些被凝固的画面连缀起来，便构成了主人公的个人史。
《黄培云院士口述传记》作者郑艳以此为访谈的切入点，追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粉末冶金学科奠基人黄培云丰富而厚重的人生历程，希冀发现一个人、一个学科、一个时代之间的关联与逻辑。
赵新那老人嗓门高而且亮，指着一张照片能讲上老半天。94岁的黄培云先生坐在对面的沙发上，他的耳朵不好使了，但从他飘向远方的目光中，能明显感觉到，他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
“我一生参与完成两件大事，一件是艰苦建校，一件是粉末冶金学科建设。”经历过四处迁徙的少年时代、参加过由闻一多等教授率领的西南联大步行团、通过清华庚款留学选拔考试赴美攻读博士学位……对于走过很远的路、看过很多风景的黄培云来说，应国家之需回国受聘担任武汉大学矿冶系主任，参与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大学前身）创建，致力于开拓我国粉末冶金学科建设并为国家培养急需人才，这是他人生的重要篇章。
“很多人说我回来傻，我也听惯了，不在乎。嘴长在别人身上，让别人去说吧。我自己认为不傻。”在国困民穷的年代选择回国，许多人不解，对于别人的议论，黄培云的回答带着他特有的执拗。赵新那记得，学校为黄培云庆祝70岁生日时，“培云说，我从来没有后悔回来过”。
朝花夕拾，亲切而温暖。郑艳从黄先生娓娓道来的人生故事中，感受着由丰厚学养、丰富阅历带来的雅达散淡。走进黄培云院士九十余载的悠长岁月，我们得以探寻一段令人难忘的风云际会，得以从一个个被还原的历史细节中，发现一个人、一个学科、一个时代之间的关联与逻辑。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巍然中央……”2008年4月27日，是清华大学97华诞纪念日，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重聚校园，深情地唱起清华老校歌。他们是已毕业70年的十级校友，最年轻的也有91岁了。再见同窗，黄培云的思绪回到了上世纪30年代的清华园，在那里，他学到了太多太多。
黄培云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是清华大学由留美预备学校改为大学后的第十班，所以称为十级。
“教学方针是通才教育，各院系都比较重视基础又各有侧重。我记得很清楚，入清华第一节上的是数学课，老师是郑桐荪。”物理吴有训、化学张子高、国文俞平伯、英文吴可读……对于这些教基础课的名教授，黄培云如数家珍，“老师们都以能够在清华教基础课为很大的荣誉”。后来黄培云才知道郑桐荪在数学界非常有名，而且是陈省身的老师兼岳父。“郑老师是个文理兼通的学者，业余时间研究清史，还写了很多诗。因此，他也要求学生基础要宽。”黄培云至今记得他的话：“窄的基础很难变成高高的尖尖的东西，不稳定就容易倒下来。把基础弄得很宽，很扎实，你的学问才能够做下去。”
第一堂数学课给了黄培云很大的影响。
黄培云学生时代的记忆印证着清华“清新、活泼、民主、向上”的校风。
恶作剧、运动、出汗，每个时代的青春都是这样充满活力和趣味吧。黄培云躲过了新生入学时必须通过的一项叫做“拖尸”（Toss）的清华传统仪式，但对“斗牛”印象颇深。“斗牛”是清华学生自创的打篮球方式，就是打球时愿意参加哪边就参加哪边，打着打着觉得这边不好，可以转而加入对方反击原来的一方，对人数没有限制。这种自由的游戏成为清华的黄昏一景，当一天的课程结束，学生们跑到体育馆尽情地挥洒汗水，场面好不热闹。
清华重视体育是出了名的，黄培云读书时体育部主任是马约翰先生，他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那时，清华有一套“体力测验及格标准”，如爬绳、100米跑步、跳远、游泳等，一项不及格便不能毕业。“我们那时候被要求‘横渡’泳池，25米，不爱运动的我几乎是连扒带抓游过去的。”说起当年“糗事”，黄培云自己也忍俊不禁。
亲历了“一二·九”和其后的“一二·一六”运动，黄培云深深感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只是个梦想，“七七事变”的枪炮声打破了校园的宁静。1937年9月，教育部正式下令，北大、清华、南开联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0月，黄培云跟随1600多名来自三校的师生到达长沙。
在国共合作刚刚开始、全民抗战热情高涨的背景下，张治中、陈独秀、徐特立等社会名流来校进行的讲演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那一阶段的课堂既有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等名教授各具特色的授课，也有不时传来的日军轰炸机警报声。
武汉失守后，长沙的局势愈发紧张。1938年2月，教育部决定将学校从长沙搬到昆明。当时国内交通极不发达，只好分三路赴昆。身体条件较好的学生由教授任领队组成“湘滇黔旅行团”，沿湘黔公路步行进入云南。黄培云跟着同在清华读书的二哥黄培熙参加了步行团，被选为小分队队长。
“早上军号一吹，我们就卷被子，匆匆吃完饭便往前走。我们穿着黄色的制服，罩着黑色的棉大衣。因为经常下雨，每天都得带一把雨伞。还得带一个饭盒装午饭，背一个军用水壶以防口渴。”黄培云和许多同学都有写日记的习惯，每天睡前把当天的见闻记下来。这样的记录使这段经历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的记忆里，但这本珍贵的日记在“文革”期间被抄走了。
1938年2月19日由长沙出发，沿公路经常德、沅陵、芷江、晃县进贵州省，经玉屏、镇远、贵阳、安顺、镇宁、普安进云南省，经沾益、曲靖，4月28日到昆明，共行69日，全程1670公里。在漫长而艰苦的旅途中，黄培云和同伴们以张骞通西域、玄奘游天竺、郑和下西洋自比，克服了重重困难，使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磨砺。
长沙临时大学迁昆明后正式定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每当哼唱起西南联大校歌中的这一句，于风雨之途求学的感怀便涌上黄培云心头。在他心里，西南联大最值得怀念的是其自由宽容的学风，让老师和学生凝聚在一起的是师生共同的爱国情怀。忆及那段难忘的步行经历，他说：“它不但锻炼了我的身心，更重要的是深入穷乡僻壤，使我了解到不少民间实际情况和大众生活的疾苦。”
当时，同学间关于应该念书还是该去打仗的争论同样引起了黄培云的思考：作为一个有血性的男儿，我们是否也应该跟同龄人一样去当兵，保家卫国？教授们开导学生说，战争总会过去，我们这个民族在战后还要建设，要复兴。只有国家强大，我们才不会挨打。所以我们不能中断读书，不能中断人才的培养。这种观点使学生信服，为救国而读书成为西南联大人的信念，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西南联大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才。
1938年夏天大学毕业后，黄培云留在清华大学金属研究所担任助教。1941年通过第五届清华庚款留美考试，赴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非铁冶金。 1951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揭开了1952年院系调整的序幕，会议决定对湖南大学、武汉大学、广西大学、南昌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工业学院6所高校有关地质、采矿、冶金的学科进行调整合并，成立独立的中南矿冶学院。该学院定位为以培养有色金属工业需要的人才为主，并要求1952年招生。时任武汉大学矿冶系主任的黄培云参与了筹建工作。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后，校址最终选定在湖南长沙。“建校时最困难的是没有人，我们就在长沙即将毕业的学生中找几个能干的。”黄培云印象深刻的是武大学冶金的佘思明。他负责木工，完全是是从头开始学，边学边干。他们是从学行话开始的。哪些木头耐用，哪些木头会长虫，他们很快就掌握了这些知识。先对学校的桌椅板凳、实验台需要多少木头进行估算，然后再去买，他们总能买到最好的木头。“那木头真是好啊，我家里现在还有几把那样的黑漆木头椅子，结实极了。”黄培云感叹地说。赵新那在一旁补充道：“比什么摩登家具都好。”
佘思明他们又买了马达和锯片，自己装了锯木头的机器，很快，木工厂建起来了。说是木工厂，实际上除了那台锯以外，什么都没有。但学生们就是用它制作了一大批小板凳。
然而，建校不是把桌子板凳做好就行了。几所学校的师生加起来有好几百人，加上当时交通不便，从四面八方到长沙来这个过程就不简单。
最开始的时候连学生宿舍、职工宿舍都没有。从清华大学秘书长职位抽调来筹建学校的陈新民提出“以革命的精神，革命的方法，艰苦奋斗，团结建校”。
黄培云记得，在修整校舍的过程中，实在买不到瓦，他们就自己做瓦。建房子需要大量的砖，他们就自己建窑、自己压胚、自己烧砖。
还有水的问题，学校所在的左家垅一带缺水严重，居民人口多，自然条件差，逼得学校只能自己解决用水问题。学校师生自己设计、自己装管子……靠自己的力量办了一个小型自来水厂。
交通运输也是一个问题。建校时，左家垅一带只有一条勉强可以通过单车的羊肠小道，其中还有一两处连单车都很难通过。学校师生就用锄头一点一点把路铲平、开通，使大批建校物资运往新校区成为可能。
要在1952年11月如期开学，教材问题迫在眉睫。6所学校所用教材的内容、范围差别很大，急需在开学前把各个学科的内涵，范围等规定好。
黄培云回忆道：“我们把6个学校的教材摆在一块儿，强中选优，最后确定以武大、湖大、北京工业学院的教材为主。当时没有复印机和扫描仪，就用蜡纸和油印机。”但这套综合几所大学教材临时编写的教材没用多久，就依据教育部的规定，统一用苏联教材了。
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师生团结一致，以必胜的信念迎来了中南矿冶学院的如期开学。1952年11月，在隆重的开学典礼上，陈新民被任命为中南矿冶学院首任院长，黄培云和顾凌申任副院长。
严肃对待教学工作、严密组织教学过程、严格要求学生，黄培云倡导的“三严”作风在建校以后起到了很大作用。“我们一方面不断改善教学的物质条件，一方面大力培养师资。学院成立时基建只有两万多平方米，实验室、教室、宿舍等都非常缺乏。”大概用了3年时间，教学楼、实验楼相继建立，实验室设备不断补充，教学质量也有了提高。
从1954年开始，学院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改组了院务会议，调整教研组，修订教学计划及教学大纲，对教学法展开研究。
包括黄培云在内的学院领导特别强调科学研究的重要性，认为科研是促进教师成长的重要因素，是提高教师学术水平、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由于积极利用行政管理优势促进教师开展科学研究，中南矿冶学院的教师和学生参加国家科技攻关时捷报频传，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1956年中南矿冶学院培养出第一批毕业生，较强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使这些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 谈及粉末治金学科，黄培云感到无比亲切：“这个学科，我参与了奠基、培养人，更直接见证了它的发展。”
粉末冶金是一门制取金属、非金属和化合物粉末及其材料的高新科学技术，它能满足航空、航天、核能、兵器、电子、电气等高新技术领域各种特殊环境中使用的特殊材料的要求。一些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该领域的研究，而在1950年代的中国还是一个空白。
冶金部把培养生产硬质合金所需人才的任务下达给了刚刚成立两年的中南矿冶学院，要求设立粉末冶金专业。
任务下达，谁都不知道粉末冶金是什么。中南矿冶学院当时的党委书记、院长唐楠屏问谁知道粉末冶金是怎么一回事，黄培云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学过一门30学时的粉末冶金选修课，有点概念，但当时并不太重视这门课程。
唐院长说：“好极了，你就负责粉末冶金人才培养这个任务。”从那以后，黄培云在学术和专业方面由一般有色金属冶金研究，转向集中研究粉末冶金与粉末材料，“我开始一心一意进行粉末冶金教学与科研工作，我的后半生都用于这一事业了”。
“回想起来，我们那时候什么都没有，真是从零开始。学生、讲课教师、教材、实验室都还没有。我们首先在冶金系里成立了粉末冶金教研室，我兼任教研室主任，成员有冶金系主任何福煦、助教曹明德。”黄培云说。
在第一班中有个学生叫吕海波，他毕业后由一名助教成长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与黄培云一起工作，一起出席学术会议。“我们合作的时间超过半个世纪了。”
60年代初黄培云培养了第一批粉末冶金专业的研究生。“文革”中，研究生培养工作中断。1978年，黄培云又开始招收研究生。上世纪80年代，他培养了这个专业的第一批博士生。在培养专业人才的过程中，他先后给学生上过硬质合金、粉末冶金原理等课程。
几十年来，这个专业为我国粉末冶金行业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有一些成为了我国粉末冶金领域的骨干力量，发挥着学术带头人的作用。
培养人才之外，黄培云领导的粉末冶金专业还接受完成国防部门下达的任务。即使在“文革”中新材料研究室的研究工作也没停过。
从新材料研究室到后来的粉末冶金研究所，多年来，研究所同仁共完成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数百项，为我国原子弹、导弹、卫星、雷达等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文革”之后，黄培云和学生们合作扩大了研究领域。与吕海波合作开展了粉末压制和粉末动压成形的应变行为研究，与曾德麟合作开展了水静压制研究，还与杨守植等人合作开展了粉末振动热压研究。
黄培云创立的粉末压型理论和烧结理论，进入了当代国际材料科学和高技术发展的前沿领域，获得了国际粉末冶金界的关注和高度评价。
黄培云评价自己“不是一个活跃的人，比较内向”，这种个性使他在学生眼里常常是不苟言笑的形象。但谈完了正题，他又变得谈笑风生，和蔼可亲。曾德麟教授是黄老上世纪60年代的研究生。他记得那时的每周三下午，研究生们都会例行来到黄培云的办公室。指导、答疑之后，话题也就说开了，国内、国际科技信息、动态、前景、意义，时而分析，时而归纳，学生们可以插话、可以质疑、可以反驳。“遇到不易说清的问题，黄先生就侧身在房门后挂着的小黑板上写写画画，总想让人信服。偶尔，有人还是不服，他就满脸微笑，和缓地说，大家回去再仔细思考研究，下次再谈。”
黄培云牢记着自己当学生时老师的教诲，他当教授后总是鼓励学生多关心所学专业之外的东西，要把基础打得又牢又宽。面对越来越多的博士只关心本专业的现象，他总忍不住呼吁，千万别把博士给培养成“窄士”。
黄培云无疑是幸运的，在战时的中国，他在拥有中国最著名师资的学府读书，在精神与学术上受到多重熏陶。知识渊博、兴趣广泛的名教授讲普通基本课程的风气使黄培云受益并深深影响了他后来的教学科研之路。
黄培云的学生、教师节被评为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的中南大学教授金展鹏上个世纪70年代曾与黄培云共事。黄培云十分支持金展鹏开展的相图计算工作，但金出国两年之后回来，因遇到一些困难，当时情绪不高，“黄院长每次见到我都提相图计算的事，要我抓紧。有一次，他对我说，你要抓紧时间。他引用了一首唐诗：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他的意思是说学科发展也是这样，真正的春天并不是大家都看到的春天，当柳树还是嫩芽的时候，真正勇于探索、有眼光的人会发现春天已经来临了，而等到繁花似锦的时候，到处都是看花人，要赶都赶不上了，对科研目而言，就是把创新的时机放过去了。”
当时的科研条件差，黄培云就拿郑板桥那首《竹石》诗勉励年轻人，进行科学研究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要学黄山的松树，要学石头缝中生长的竹子……
“黄院长指导研究生相当具体，有些程序都是他自己写的。要求学生看的参考文献，他自己也看过。”金展鹏说。
事实上，即使在年事已高的今天，黄培云身上仍保持着这种求真务实、向善向美的品性。《黄培云院士口述传记》的作者郑艳每次去黄老家里访谈，“都见到他坚持学习，见到他拒绝空泛议论，见到他谈起古典音乐时轻弹节奏的手指……正是这些，形成了一种精神的穿透力，穿透各种困扰，保护他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从事真正的科学、真正的学术”。 “我们这批留美的研究生出国以前，清华当时理学院的院长吴有训先生跟我们反复讲，这批考生是各个学校里成绩最优秀的学生，所选的学科是经过反复研究的，都是国家很需要的专业，希望你们能够赶快回来发挥作用。因此我从没有想过不回来，我们那一批学生后来都回来了。1973年赵新那的父母回国探亲，在北京，吴有训先生对老朋友赵元任夫妇说：‘你们的二女儿、二女婿回国来，是对的。’”
黄培云从不怀疑自己作出的归国决定的正确性，在他的意识里，这几乎无需讨论。回国前夕，他的导师Hayward教授问他：“你考虑过留在美国继续工作吗？”他回答：“回不去没办法，回得去我下决心回去。”
1946年12月2日，黄培云、赵新那夫妇登上了从洛杉矶开往上海的轮船。
深受蔡元培先生影响的武大校长周鲠生认定办好一所大学首先要有优秀的师资，所以他求贤若渴，广揽人才，不管是英美派，还是德日派，对于有真才实学的人，他都聘用。他在美国讲学期间就十分注意在留学生中选拔人才，黄培云就是在美国接到武汉大学聘书的。
黄培云夫妇1947年3月到了武大，当时学校很困难，经费极少。但珞珈山的风景使他们感受到了家园的美好。
黄培云说：“学校为了减少一点职工的困难，有一部分工资用实物替代。什么实物呢？现在听起来都令人惊异：盐、几块钱的镍币……为了不贬值，大家拿了工资就拼命买东西。有一次，因为新那怀了身孕，身子不方便，我进城去买东西，好东西别人都买走了，我只好买了个木柜子回来。新那说，行，咱们这个月就吃木头吧。”
“工资的数目越来越大，先是几百块，后来又是几千块，几万块，上百万块钱，最多的时候是几亿几亿的工资。后来连金元券也贬值了。买东西经常得骑着自行车，后面是一大捆钞票，加在一起是几个亿去买点东西。”讲起那时候日子的拮据，黄培云像在说别人的故事那般轻松。他陶醉在自己的工作中，逐步建起了矿冶系的实验室。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常有别的学校的人来参观，慢慢的，武汉大学矿冶系在国内有了点名气。
“培云今年87岁了，用英文说：‘pushing 90！’咱们在一起也将近60年了。”2004年，赵新那在给黄培云的生日赠言中写下了这段话。
谈起他们的相识、相知、相爱，快言快语的赵新那说：“我还记得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别把碗砸啦’。”
赵新那是中国语言学家赵元任的二女儿。赵元任侨居美国后，他的家几乎成了留美学生的“接待站”。周培源等许多早期赴美留学的学者，都曾是赵府的座上客。
在赵家开清华同学会，通常很热闹。几十个人在那儿吃饭，饭后这个表演唱歌那个表演跳舞，常常是吃完饭后盘子和碗一大堆等人清理，黄培云就自告奋勇到厨房去洗碗。“新那到厨房来帮忙，我说用不着了，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就这样认识的。”
那时候时兴男同学请女同学到餐厅吃饭、跳舞，“但我们的情绪不一样，我们国家正在受侵略，对于他们时兴的这些我们不感兴趣。培云不会跳舞，我也不会”。同样的心情，同样的志趣，使赵新那与黄培云走到了一起。而赵元任也早就把黄培云看成家里人了，“培云博士论文交上去的稿子就是我父亲打的”。
1945年7月21日赵元任在日记中写道：发出新那的结婚通知约300份。跟新那、培云、陈福田夫人同去市政厅，City Clark Buck 主持婚礼……
黄培云说：“这是赵家第一次嫁女儿，岳父亲手办理婚事，用中文书写结婚通知书，送到雕版印刷公司制版印刷。通知书上注明‘为省物资以促胜利千祈勿赠礼物为幸’。”
想当年，赵元任与杨步伟女士结婚时婉拒一切礼物，只在家中请好友和证婚人吃了顿饭，被报纸以《新人物之新式婚姻》为题进行了报道。他们简单而浪漫的婚礼在知识界一时传为美谈，引得不少好友效仿。“后来新那和我结婚，我们的两个儿子结婚，也都没有请客。”黄培云说。
黄培云和赵新那在结婚50周年的时候去美国探亲，还专门去了他们当年登记结婚的地方。黄培云感慨地说：“这么多年，我们的感情概括起来就是，志同道合、相依为命、相扶到老。”而赵新那回忆起黄培云70岁生日的情景，只记住了他说的“我从来没有后悔回来过”这句话，“我当时一听，就觉得我们真是志同道合”。

⑶ 苏步青的事迹是怎样的

苏步青（1902－2003），浙江平阳人。1927年毕业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后入该校研究院，获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受聘于浙江大学数学系。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到复旦大学任教，任教务长、副校长、校长等职，1983年起任复旦大学名誉校长。历任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兼任学术委员会常委，专长微分几何，创立了国内外公认的微分几何学派。撰有《射影曲线概论》、《射影曲面概论》等专著10部。研究成果“船体放样项目”、“曲面法船体线型生产程序”分别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苏步青是中国现代数学家，中国数学会的发起人之一，担任过中国数学会学报的主编，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后又创办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创办《数学年刊》杂志并任主编。

苏步青中学毕业后去日本求学，1927年毕业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随后进入该校研究院，1931年获理学博士，同年回国。

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微分几何学。

早期对仿射微分几何学和射影微分几何学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建立了独到的方法，用几何构图来表现曲线和曲面的不变量和协变图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如仿射曲面论中的锥面、射影曲线的一般的协变理论、射影曲面论中的Q1伴随曲面、主切曲线属于一个线性丛的曲面、射影极小曲面和闭拉普拉斯序列等方面的研究，得到了国际上的高度评价。

四、五十年代开始研究一般空间微分几何学，特别是一般面积度量的二次变分的计算和 K展空间。

60年代又研究高维空间共轭网理论，获得系统而深入的成果。

70年代以来，苏步青又注意把微分几何运用于工程中的几何外型设计，在中国开创了新的研究方向——计算几何。

苏步青历任浙江大学教授、数学系主任；历任复旦大学教授、教务长、数学研究所所长、研究生部主任、副校长、校长和名誉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该校教务长。他和陈建功教授共同把浙江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数学系建成一个具有相当高水平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基地，为国家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数学人才。在他的领导下，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微分几何研究集体。

苏步青一共发表论文168篇，出版了《苏步青论文选集》、《射影曲线概论》、《射影曲面论》、《一般空间微分几何学》、《计算几何》等专著，有的已在国外翻译出版。

苏步青同志因病于2003年3月17日16时45分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

⑷ 安东尼·吉登斯的人物概述

安东尼·吉登斯，吉登斯男爵（Anthony Giddens, Baron Giddens，1938年1月18日－）英国社会学家。伦敦经济学院前院长（1997－2003），剑桥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名誉院士。与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哈贝马斯、布尔迪厄齐名，是当代欧洲社会思想界中少有的大师级学者。1938年生于英格兰伦敦北部，早年曾在赫尔大学、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学习。后任剑桥大学教授。他以吉登斯结构化理论（theory of structuration）与对当代社会的本体论（holistic view）而闻名。他被认为是当代社会学领域中有卓越贡献的学者之一，写了至少34本著作，被译成至少29种语言发行，并且以平均一年一本以上的著作速度为学术贡献。他被描述成自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来最有名的社会科学学者。1959年毕业于赫尔大学，主修心理学与社会学。随后他岁信获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社会学硕士，并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获得博士学位。1961年开始于莱斯特大学教授社会心理学，并于1969年开始受聘于英国剑桥大学，主要讲授社会学，但直到1987年才取得正式教授资格。吉登斯对剑桥贡献匪浅，他创办了PPSIS（政治心理社会与国际学门，Faculty of Politics, Psychology, Sociology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是剑桥经济学院的下属部门，同时也于1985年创政体出版社（Polity Press
他被认为是当代社会学领域中有卓越贡献的学者之一，他写了至少34本著作，被以至少29种语言发行，并且以平均一年一本以上的著作速度为学术贡献，《民族-国家与暴力》（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是他的名著。他被描述成自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来最有名的社会科学学者。
安东尼·吉登斯与布莱尔提倡的“第三条路”（Third Way）政策也影响了英国甚至其他国家的政策。
早年曾在赫尔大学、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学习。他的首份教职是1963年在英格兰莱斯特大学授课，后转入剑桥大学，1970年被聘为剑皇家学院院士，担任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同时，他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有类似教职。1996年被伦敦经济学聘为校长。70年代，吉登斯的学术成果开始陆续发表，现已出改野版了20多本著作，其前期著述主要在于对以往社会学理论的梳理，后期以现代性的研究为主线。[1]2004年，受封为“终身贵族”，出任英国上议院议员。
他以他的结构理论（theory of structuration）与对当代社会的本体论（holistic view）而闻名。他被认为是当代社会学领域中有卓越贡献的学者之一，他写了至少34本著作，被以至少29种语言发行，并且以平均一年一本以上的著作速度为学术贡献。他被描述成自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来最有名的社会科学学者。
安东尼·吉登斯与布莱尔提倡的“第三条路”（Third Way）政策也影响了英国甚至其他国家的政策。
安东尼·吉登斯无疑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过去40年里，他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核雀喊。2009年，吉登斯再出新著——《气候变化的政治》，并迅速在全球学术和政治界引起广泛关注。安东尼·吉登斯，1938年生，曾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以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学家思想的反思；对以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解释社会学等为代表的现代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反思；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重建，提出了著名的“结构化理论”；现代性理论范式的提出和现代性发展的反思；第三条道路等。目前主要研究全球化背景下英国和欧洲的政治发展。

⑸ 名人简介

斯蒂芬·威廉·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1942年1月8日在英国牛津出生，曾先后毕业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并获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之所以在轮椅上坐了40年，是因为他在21岁时就不幸患上了会使肌肉萎缩的卢伽雷氏症，演讲和问答只能通过语音合成器来完成。英国剑桥大学应用数学及理论物理学系教授，当代最重要的广义相对论和宇宙论家，是本世纪享有国际盛誉的伟人之一，被称为在世的最伟大的科学家，还被称为“宇宙之王”。

华罗庚：
1930年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36年赴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习。1938年回国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6年赴美国，任普林斯顿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和伊利诺斯大学教授，1950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中国数学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全国数学竞赛委员会主任，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外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化学部副主任、副院长、主席团成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主任、副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曾任一至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曾被授予法国南锡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主要从事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多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高维数值积分等领域的研究与教授工作并取得突出成就。40年代，解决了高斯完整三角和的估计这一历史难题，得到了最佳误差阶估计（此结果在数论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对G.H.哈代与J.E.李特尔伍德关于华林问题及E.赖特关于塔里问题的结果作了重大的改进，至今仍是最佳纪录。

欧立希（1854——1915）
德国医学家，细菌学家，近代化学疗法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关于集体组织对染色物质感受性”的论著，为以后研究机体细胞与组织的鉴别染色法打下了基础。他和日本学者秦佐八郎一起发明了治疗梅毒的砷制剂“606”，为化学疗法的发展作了重大贡献。在免疫学上，他创立的“侧链学说”，对于传染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提供了一些实用的方法。
欧立希（1854——1915）
德国医学家，细菌学家，近代化学疗法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关于集体组织对染色物质感受性”的论著，为以后研究机体细胞与组织的鉴别染色法打下了基础。他和日本学者秦佐八郎一起发明了治疗梅毒的砷制剂“606”，为化学疗法的发展作了重大贡献。在免疫学上，他创立的“侧链学说”，对于传染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提供了一些实用的方法。

你可以自己简练一点

⑹ 剑桥大学教授霍金

斯蒂芬.霍金(1942-)是本世纪享有国际盛誉的伟人之一，现年63岁，出生于伽利略逝世周年纪念日，剑桥大学应用数学及理论物理学系教授，当代最重要的广义相对论和宇宙论家。70年代他与彭罗斯一道证明了著名的奇性定理，为此他们共同获得了1988年的沃尔夫物理奖。他因此被誉为继爱因斯坦之后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思想家和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他还证明了黑洞的面积定理。霍金的生平是非常富有传奇性的，在科学成就上，他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他担任的职务是剑桥大学有史以来最为崇高的教授职务，那是牛顿和狄拉克担任过的卢卡逊数学教授。他拥有几个荣誉学位，是皇家学会会员。他因患卢伽雷氏症（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禁锢在一张轮椅上达20年之久，他却身残志不残，使之化为优势，克服了残废之患而成为国际物理界的超新星。他不能写，甚至口齿不清，但他超越了相对论、量子力学、大爆炸等理论而迈入创造宇宙的“几何之舞”。尽管他那么无助地坐在轮椅上，他的思想却出色地遨游到光袤的时空，解开了宇宙之谜。
霍金教授是现代科普小说家，他的代表作是1988年撰写的《时间简史》，这是一篇优秀的天文科普小说。作者想象丰富，构思奇妙，语言优美，字字珠玑，更让人咋惊，世界之外，未来之变，是这样的神奇和美妙。这本书至今累计发行量已达2500万册，被译成近 40种语言。1992年耗资350万英镑的同名电影问世。霍金坚信关于宇宙的起源和生命的基本理念可以不用数学来表达，世人应当可以通过电影——这一视听媒介来了解他那深奥莫测的学说。本书是关于探索时间本质和宇宙最前沿的通俗读物，是一本当代有关宇宙科学思想最重要的经典著作，它改变了人类对宇宙的观念。本书一出版 即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时间简史》对我们这些喜用言语表达甚于方程表达的读者而言是一本里程碑式的佳书。她长于一个对人类思想有接触贡献者之手，这是一本对知识无限追求之作，是对时空本质之谜不懈探讨之作。
《时间简史续编》 作为宇宙学无可争议的权威，霍金的研究成就和生平一直吸引着广大的读者，《时间简史续篇》是为想更多了解霍金教授生命及其学说的读者而编的。该书以坦白真挚的私人访谈形式，叙述了霍金教授的生平历程和研究工作，展现了在巨大的理论架构后面真实的“人”。该书不是一部寻常的口述历史，而是对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头脑之一的极为感人又迷人的画像和描述。对于非专业读者，本书无疑是他们享受人类文明成果的机会和滋生宝贵灵感的源泉。
《霍金讲演录——黑洞、婴儿宇宙及其他》，是由霍金1976-1992年间所写文章和演讲稿共13篇结集而成。讨论了虚时间、有黑洞引起的婴儿宇宙的诞生以及科学家寻求完全统一理论的努力，并对自由意志、生活价值和死亡作出了独到的见解。
《时空本性》80年前广义相对论就以完整的数学形式表达出来，量子理论的基本原理在70年前也已出现，然而这两种整个物理学中最精确、最成功的理论能被统一在单独的量子引力中吗？世界上最著名的两位物理学家就此问题展开一场辩论。本书是基于霍金和彭罗斯在剑桥大学的6次演讲和最后辩论而成。
《未来的魅力》本书以斯蒂芬•霍金预测宇宙今后十亿年前景开头，以唐•库比特最后的审判的领悟为结尾，介绍了预言的发展历程，及我们今天预测未来的方法。该书文字通俗易懂，作者在阐述自己观点的同时，还穿插解答了一些有趣的问题，读来饶有趣味。

⑺ 杨振宁毕业院校

毕业院校：西南联大、清华大学、芝加哥大学
杨振宁，1922年10月1日出生于安徽合肥，清华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教廷宗座科学院院士、巴西科学院院士、委内瑞拉科学院院士、西班牙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1942年，杨振宁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4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1945年，获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留学；1948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任芝加哥大学讲师、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1955年，任美国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教授；1966年，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教授兼物理研究所所长；1986年，任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1998年，任清华大学教授。
杨振宁在粒子物理学、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等领域长期进行了创造性研究，取得了许多杰出成就，作出了具有里程碑性的贡献。20世纪50年代和R.L.米尔斯合作提出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1956年和李政道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定律；在粒子物理和统计物理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提出杨－巴克斯特方程，开辟了量子可积系统和多体问题研究的新方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