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国立中山大学著名教授
⑴ 中山大学的介绍太不准了吧 没有一个院士
历史上有多少名院士就不讲了，中大现任院士如下：
中国科学院院士：
计亮年专 许宁生 苏锵 陈小属明 曾益新 孔祥复 石钟慈 陈新滋 郑度 徐至展 黄荣辉
中国工程院院士：
林浩然 孙玉
⑵ 陈序经详细资料大全
陈序经(1903～1967)，字怀民，广东文昌县（现属海南省）人。著名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曾就读于复旦大学，曾任岭南大学校长、中山大学副校长、广州暨南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
基本介绍
- 中文名 ：陈序经
- 别名 ：字怀民
- 国籍 ：中国
- 民族 ：汉族
- 出生地 ：广东文昌县（现属海南省）
- 出生日期 ：1903年
- 逝世日期 ：1967年
- 职业 ：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
- 毕业院校 ：复旦大学
- 信仰 ：无党派人士
- 主要成就 ：曾任岭南大学校长
曾任广州暨南大学校长 - 代表作品 ：《中国文化史略》《疍民的研究》《文化学概观》《南洋与中国》
个人履历
介绍
1909年随父去新加坡就读，1920年入读岭南中学，1925年7月获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授予的学士学位；1926年获美伊利诺斯大学硕士学位，两年后再获该校博士学位，回广州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934年l1月15日在《广州民国日报》发表《中国文化之出路》一文，在全国引发一场激烈的文化大论战；1948年8月1日出任岭南大学校长。1956年任中山大学副校长。1962年任广州暨南大学校长；1964年调任天津南开大学副校长；1967年“文革”中被指控为“里通外国”“特务间谍”，2月16日患心肌梗塞在南开大学逝世。1979年5月南开大学为其平反。 陈序经毕生从事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尤其重视文化研究，提倡在中国创立“文化学”。他认为，在中国，想从东西文化的研究中寻找一条救国道路的人有三种不同的主张：一是主张全盘接受西方的文化；二是主张复返中国固有的文化；三是主张折中的办法。对此，他指出折中派和复古派都没有出路。他曾深入中国农村调查，对闽、粤、桂的船家疍民和东南亚各国华侨进行过较多的调查研究，对东南亚史、华侨史、匈奴史也较有研究。陈序经一生著作等身，主要有《中国文化史略》、《疍民的研究》、《文化学概观》、《南洋与中国》、《社会学的起源》等。 《匈奴史稿》是陈序经教授的遗著，作者自留学德国期间，就留心国外匈奴史的研究进展情况，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公务之余抽暇写出计80万字的《匈奴史稿》，60年代初期又对其中第一、二章作了些补充，未遑对全稿进行整理修订，即不幸病逝。本书以相关版本为底本，参照作者手稿加以校订，同时尽可能保留原稿的风貌。一个人和一所大学
这个人是陈序经，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一个学者，这所大学是岭南大学。 陈序经的出生成长地是文昌县，可算是地道的广东人。但是与近现代大多数广东名人一样，似乎都要经历一个走出岭南——奋斗——成名的过程，岭南成了一个输出梁悄埋人才的地方。与其他人不同的是，陈序经最终回到了故乡，并且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永久的轨迹。 1947年，当岭南大学董事会频频向陈序经发出邀请时，时任南开大学教务长和政治经济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并没有立刻答应，虽然在这之前，他已在这所学校两度任教。也许他认为自己在南开的施展刚刚开始，也许他觉得岭南的天地太小，教育太落后，反正如果不是南开校长张伯苓的答应“出借”(两年)，陈序经很可能不会在岭南留下太多回忆。这一“借”就是16年。 从1948年8月1日出任岭大校长，到1952年夏岭南大学被取消，两三年的时间，岭南大学从广东最好的学校（当时广东只有两所大学，另一所为中山大学）成为国内最完善的大学，一些院系（如医学院）已达到国内一流或最佳水平，拥有一批国内外著名的学者、教授和专家，而广州俨然成为当时中国的学术重镇。如果考 虑到这几年中国多是在政权易主、动荡不安中度过（先是解放战争，后是抗美援朝），那么，岭南大学的发展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了。 奇迹是如何发生的？说起来也并不高深：一套正确的办学目标运改、宗旨和方略，一批一流的人才，一个高效的机制。“何为大学”？陈序经的观点是：“大学是求知与研究学问的地方”，岭大的橡蚂目标：成为国内学术一流的大学。为此，他在就任校长对全校师生的第一次训词时就强调学术研究不分宗派，“注重自由讨论的精神”，提倡尊重个人思想、信仰、言论与学术的自由。在“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这是蔡元培执掌北大时的办学宗旨）的原则下，陈序经邀请到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专家、教授：史学家陈寅恪、数学家姜立夫，语言学家王力、古文字学家容庚、木土工程专家陶葆楷，测绘学家陈永龄，医学专家谢志光、陈国祯、陈辉真、毛文书，以及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教育学家汪得亮、经济学家王正宪、法学博士端木正、生物学家廖翔华，外国文学专家杨秀珍。他们有的是陈序经的南开同事（如姜立夫），有的是他的学生（如端木正），有的是旧时相识（如陈寅恪、王力、陶葆楷），有的是他在天津时慕名去请的（如医学院的一批专家）。从某个角度说，陈序经在南开的14年（包括西南联大的8年）是为他在岭大的作为打好基础。自然，这一切得之于陈的“个人魅力”：他不经商，不做官，与政治保持距离（不入国民党）。他自己就是个学贯中西的学者，在学术研究和论战中表现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尊重人，“优容雅量”，以诚待人。 有了人，还要有钱，还要有一套精干的管理队伍。岭南大学校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这些提供了保障。一手抓人，一手抓财，陈序经再次展示出他的威望和能力。在南洋和东南亚华侨中的声望使他募到大量的私人捐款（这正是岭南办学的优势），学校得以顺利渡过财政难关（而此时的中大教师正在为领不到工资而向 *** 抗议）；建立了一套高效的管理班子（不设副校长，而成立一个由五名教授组成的决策小组），学校得以高效运转，而“教授治校”则保证了岭大的学术风气和发展。这令人想起当年的西南联大。 天时、地利、人和，过渡的时代成全了岭南大学，成全了陈序经，但时代又仅给了他不到四年的时间。四年，相对于一个大学的成长，相对于一个地区的文化生成和积累，是何其短暂！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 ,岭南大学被取消，它的工学院被合并到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农学院合并到华南农学院（现华南农业大学），医学院合并到中山医学院（现中山医科大学）。经济系和法律系则被调整出去。调推后的中山大学，实际上只剩文科和理科，一批教授如王力等，被调人北京大学等院校。陈序经自己则成了中山大学一名普通教授。 陈序经立志在岭南办一所国内一流大学的愿望最终成为一个梦想。其后的陈序经虽担任过中山大学副校长，暨南大学校长〔不到两年），南开大学副校长，但世易时移，彼时的大学校长已风光不再。 陈序经和他苦心经营的岭南大学已成历史。但回溯历史的深处，我们仍能听到遥远的回响：岭南需要一所或数所一流的大学，岭南的落后不在经济，而在教育，过去如此，仍然如此；岭南完全可以办成国内一流的大学，前提条件是：一个宽松的环境，一套现代的教育体制和一个像陈序经那样的校长。人物词典
三妈伴读·父亲训诫
陈序经的成长中有两个人特别重要，这就是他的三妈和他的父亲。 据说小时候陈序经相当顽皮，常常逃学，在私塾读了一年多，一本《三字经》读不到四分之一，背不下来，塾师对他的父亲说：“你这孩子实在太笨，用斧头打开脑子装书进去怕也没有用，最好将来跟你做生意。”算命先生也对他的父亲说，假如他的儿子能用笔杆谋生，他就不做算命先生。而这个没读过书，不识字的三妈（陈的三叔的遗孀）却在短短的时间内使陈序经（还有他的妹妹）考到全班第一（在汪洋致远国小时），也是她力主让陈序经转入县城的学校，以免他自满。三妈的教育方法可以总结为：正面鼓励（不把陈当“笨孩子”“坏孩子”看），互相激励（将他与妹妹分在两个班，形成竞争），侧面督促（每晚亲自伴读），共同学习（她从他们学习识字乃至写信），还颇合现代教育理念呢。 陈序经的父亲是一位地道的生意人，从学徒做起，生意越做越大，做到南洋。但这位父亲又是一个仪义疏财，对读书、学习情有独钟的人物（这在中国的生意人中并不罕见）。他告诫陈“切勿想在国内做官”，“切勿想回南洋做生意”，与其做校长院长，不如靠自己的学问做个教授更稳当。在儿子取得美国博士学位后还卖掉椰子园的股份供他在法国留学。陈父的这种“文化情结”也许与其他父亲一样，是想弥补自己小时未能完成学业的遗憾，可贵的是他的见识超出常人。陈序经及他的儿女们从此与教育结缘，源头应追溯至此。全盘西化·四场论战
陈序经与人优容雅量，谦谦君子的形象，但骨子里却有一股“好辩”，不服输的劲，在上个世纪三四 十年代先后掀起四次论战。 1933年的年末，陈序经渡江到中山大学(当时在河北)做了一场《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两星期后(1934．1．15)演讲登载于《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版，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文化大论战。文章中的第一句话是，“中国的问题，根本就是整个文化的问题”，“为中国的前途计，我们要为它寻找一条出路”，他把关于中国文化的不同主张划为三派：“复古派——主张保存中国固有文化的”、“折衷派——提倡调和办法中西合璧的”、“西洋派——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 “兄弟是特别主张第三派的，就是要中国文化彻底的西化”，即所谓“全盘西化”。 随后，反驳批评的文章陆续出现在同一版面，包括1934年2月2日张磬的《在文化运动战线上答陈序经博士》，里面甚至用上了“毒瓦斯烟幕弹机关枪”一类辞汇，使论战充满了火药昧，两个月的时间里，出现几十篇关于文化问题的文章，“令人联想起16年前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与刘半农所唱‘双簧戏’引起的社会效应”(陆键东：《那一代人》)。广州这次扮演了一个论争的发源地角色，这在近现代并不多见，而最激烈的反对声 音也来自于广州这一“中国人管理最西化的一个城市”(陈序经语)。一年以后，发表在《文化建设》杂志上，由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萨孟武等十人署名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简称“十教授宣言”)标志著全国范围内的论战达到高峰。 从此，陈序经就与“全盘西化论者”二词紧紧联系在一起。他的同志还有胡适、卢观伟等人。而胡适后来用了一个更折衷的辞汇“充分世界化”来代替“全盘西化”，受到陈序经的批评，因为在他看来，“充分”“尽量”这些词不但含混，还很容易被折衷派和复古派拿来作护身符。 陈序经的这种“决绝”的姿态和一以贯之的观点表现出他个性中的另一面：坚持己见，不随波逐流，不畏惧权威和权贵，这在解放前是一个学者“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体现，在解放后却成为一道摘不下的紧箍咒，与“洋奴”、“奴化”等词连在一起。 乡村建设的论战紧随其后，论争对象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陈序经在《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乡村建设一途径》等文章中批驳了梁漱溟等人欲通过乡村建设使中国成为高度文明，以乡村为主体为根据社会的构想，指出在现代化的世界“以农立国”只能是一种愚妄和幻想。这可以看作是他“全盘西化论”的一个深入和发展。教育现代化·学术独立
30年代初的论争涉及两方面：教育的中国化还是现代化问题和大学教育的目的问题。前者可视为陈序经“全盘西化”论的一个方面即他教育要彻底的现代化，所谓“中国化的教育”很容易沦为教育上的复古运动。后者与1932年广州一次教育会议提出的“停办文法科或减少数量，同时多设职业学校，以适应社会生活之需要”这一议案有关，支持者有当时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陈序经对停办或减少文法学科持断然反对态度，在《对于现代大学教育方针的商榷》(发表在1932年5月26日《广州民国日报》)一文中，他指出“大学教育的目的是求知，为学问而研究学问”，而“职业教育的目的是求套用”，“求知固未必为了套用，然而要有所套用，则不能不求知”，废除文法学科，实是国人“只务目前的苟安与生活，而不愿做彻底的研究”的“最大的病弊”的体现。随后，论争扩展到《独立评论》等全国性报刊。 第二次教育论战的对象是胡适，1947年胡适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画》中提倡“学术独立”、提出在十年之内由 *** 指定5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作为第一等的大学培养。陈序经反对仰 *** 鼻息以求学术独立，认为“近年以来，一些 *** 人物所提倡的思想统一，以致党化教育，何尝不挂起学术独立的招牌”，指出中国大学一向集中在平、津、沪等地，不合理，指责教育部厚北京大学而薄其他大学是偏私，私立大学不一定不如国立大学，“国立大学，因可以成为政治上的党派人物所利用，而不得其公”。 陈序经的论争不是意气之争，口号之争，论争中每一个观点的提出，都有它理论和实践的支撑。“全盘西化论”的背后是陈序经多年孜孜研究的东西方文化系统理论，而教育方针和理论的提出又是他多年来的教育实践的结晶。故他的思考，尤其是关于教育问题的思考在今天看来，仍不失警醒和指导作用。为教育服务
陈序经一生中充满了悖论：他秉持不做官的信念，拒绝加入国民党，拒绝做教育局长、驻外大使、教育部次长等官职，可是一生中除1931年～1934年和50年代初(1952--1956)的几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官，虽然是学校的行政职务；陈序经不做生意，可是为了保证岭大教师能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按时发工资，利用开学时的学费购入物资储存，需钱用时再放卖出去保值，这不是“生意人”的行为吗？真称得上“苦心经营”；陈序经一生倡导“全盘西化”，可是自己却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传统君子的形象；晚年，这位爱国、爱家乡，不喜欢吃面包奶油的人又被扣上“洋奴”、“西崽”的帽子，又岂非最大的悖论？ 不变的是对教育的一种赤诚和出于公心的热情。一句“我是为教授服务的”之所以传为美谈，是因为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始终如一的行动。 据端木正回忆，陈当教务长、校长，从来不到教室去听教授讲课，不去检查教学。他说，每位教授在下聘书的时候，已经是相信他的教学水平，不能等他教了几年书，还去检查他。陈说这些话，是因为在他心中有一个活档案库，他所请的教授，每个人的学术经历和特长，陈序经都能津津乐道，如数家珍。 梁宗岱教授一向在中大以“狂，怪”著称，在认识陈序经之前，陈已对梁的经历熟悉有加。50年代梁陈两家面对面，梁家没有电话，就利用陈校长的电话，所以出现校长亲自跑来充当电话传呼的情况，可谓“服务到家”。难怪据说梁宗岱在中大只佩服两个人，一是陈寅恪，一是陈序经。(卢建红)人生经历
1903年9月1日出生于广东海南岛文昌县清澜港瑶岛村，取名序经，字怀民 1907年入私塾启蒙 1909年随父去新加坡就读 1912—1914年，还乡，先后入汪洋致远国小，文昌县模范国小就读 1915—1919年，到新加坡先后入读育英学校，道南学校，养正学校及华侨中学 1919年底回广州。行前父嘱切勿在国内做官，切勿回南洋做生意。 1929年申请入岭南大学附中被拒，同年考试直入岭大附中三年级 1922年考入上海沪江大学生物系，两年后因不愿入基督教，转入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1925年7月获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授予的学士学位；8月乘船赴美伊利诺斯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1926年获伊利诺斯大学硕士学位，两年后再获该校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现代主权论》，该年回广州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 1929年8月在新加坡与广东中山石岐黄素芬女士结婚，婚后即赴法国留学，先后在柏林大学，基尔大学学习 1931年回国任教于岭南大学 1934年11月15日在《广州民国日报》发表《中国文化之出路》一文，在全国引发一场激烈的文化大论战。 夏天，应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聘请为研究教授，次年任南开经济研究所研究主任。 1936年4月在《独立评论》发表《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批评梁漱溟等人的“以农立国”主张，引发乡村建设运动的论战。 1938年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院长，为该校最年轻的院长 1944年8月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讲学一年，期间曾会晤爱因斯坦 1946年抗战胜利回天津任南开大学教务长兼经济研究所长及政治经济学院院长 1947年9月发表《与胡适之先生论教育》，在国内引发有关教育问题的论战 1948年8月1日出任岭南大学校长。延请陈寅恪、王力、姜立夫等著名学者专家到校 1952年岭南大学解散，任中山大学历史系研究教授 1956年被评为一级教授，任中山大学副校长。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和广东省政协第一届常委 1962年任广州暨南大学校长 1964年调任天津南开大学副校长 1967年文革中被指控为“里通外国”“特务间谍”，2月16日患心肌梗塞在南开大学逝世。 1979年5月南开大学为其平反并开追悼会，6月广东省政协为其举行骨灰安放仪式 2003年陈序经诞辰100周年，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举行了有关纪念活动。 截止2011年，国内外学者研究陈序经生平思想的论文论著数量众多，非常丰富，下面是近20年来出版的传记和学术专著： 1、《现代化与西化：中国30年代中期关于关于全盘西化问题的一场论战》（德)克劳斯.比尔克莱茵笔会1992 2、《我的父亲陈序经》（增订本）陈其津 著 长征出版社2007年12月 3、《东方的觉醒》陈传汉等 主编 延边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 4、《东方振兴与西化之路》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 5、《民族立场与现代追求》赵立彬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5月 6、《转型文化学的批判—以陈序经为个案的历史释读》田彤 著 中华书局2006年12月 7、《从西化到全球化—20世纪前50年西化思潮研究》张世保 著 东方出版社2004年 8、《陈序经政治哲学研究》张世保 著 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 9、《陈序经文化思想研究》刘集林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 10、《学识渊博的优秀教育家陈序经》赵林彬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 11、《陈序经传》夏和顺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
⑶ 国立第二中山大学的著名校友
李达，1927年任教于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或知，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哲学家，后任武汉大学校长。
陈望道，1927年任教于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中国当代语文学家和教育家。
石瑛，“湖北三怪”友世之一，後任国立武汉大学工学院院长。
庄长恭，著名有机化学家、有机微量分析奠基人。
纪育沣，有机化学家。
陈建功，数学家。
郭沫若、李汉俊、邓演达、董必衫告消武、徐谦、周佛海（均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 罗荣桓，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927年4月入学。
杨献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国立武昌商科大学）。
王亚南，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厦门大学已故校长（私立中华大学）。
⑷ 民国时期的学者有哪些
顾颉刚，冯友兰，陈寅恪等等。
顾诵坤（1893.5.8-1980.12.25），字铭坚，号颉刚；小名双庆，笔名有余毅、铭坚等。
汉人，江苏苏州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
1920年，顾颉刚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历任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云南大学、兰州大学等校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等职。
冯友兰（1895.12.04～1990.11.26），字芝生，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祁仪镇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届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
陈寅恪（1890.7.3—1969.10.7），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
⑸ 中大老教授百岁仍在家给博士生授课
下面是整理的“中大老教授百岁仍在家给博士生授课”，欢迎阅读参考，更多有关内容请继续关注本网站高考栏目。
中大老教授百岁仍在家给博士生授课
夏书章这个名字，是与中国行政管理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的经历就是一部中国行政管理学‘活的教科书’。”1月19日，中山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举行了夏书章教授从教70周年座谈会，自1947年起，他已在中山大学70个年头了。1月20日，夏书章过了99岁生日，按中国人的说法，已是百岁高龄。这位生于“五四运动”年代的学人，经历国家磨难，参与国家建设，也见证了国家复兴。他身上的家国情怀到今日仍能感召我们。
夏书章教授，1919年生裂歼，早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1946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顾问、中山大学副校长、美国哈佛大学客座教授等。现为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名誉会长、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曾获美国公共行政学会2006年度“国际公共管理杰出贡献奖”，以及“全国模范教师”“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等奖项和荣誉称号，被誉为新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奠基人、“中国MPA之父”。
夏书章生于“五四运动”的年代，一生跨越了北洋政府、民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山大学一起走过风风雨雨，他经历过战争、屈辱、动荡的年代，也在参与和见证新中国的发展、富强和复兴。
“明明白白近百年，喜见日月换新天”
1947年，夏书章结束学生生涯，开始在中山大学任教，从此与中山大学结下70年的缘分。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历史学者陈春声教授在致辞中表示，夏老是国家磨难、国家建设和国家复兴的亲身经历者，他身上的家国情怀最为真挚，并感召着我们。夏书章教授长期积极推动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与发展，盛誉载身，由他创建的中山大学公共管理学科一直在全国发挥着学科引领作用。
座谈会上，夏书章深情地回忆了自己百年人生的曲折经历和人生体会。他说，自己的人生可以分为3个30年和一个10年。第一个30年是1919年至1949年，这是在旧社会的30年，他看在眼里，痛在心里饥源租，彼时的他对“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深怀同感。1949年到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9年改革开放后，国家慢慢富强，他正式进入了学术研究黄金期。“明明白白近百年，喜见日月换新天。全面小康已在望，民族振兴梦必圆。”他用这首诗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
97岁仍著书 《夏老漫谈》一谈就18年
夏书章在百岁高龄仍在进行高频率写作，并时刻关注最前沿的学科发展和国家治理议题。在当天的座谈会上，还举行了《夏书章著作选辑》(十卷)、《夏老漫谈》(增订版)发布仪式。《夏书章著作选辑》(十卷)包括《<孙子兵法>与现代管理》《“三国”智谋与现代管理》《行政学新论》《知识管理导论》《现代公共管理概论》《论实干兴邦》等，选取了夏书章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21世纪初十年、近十年的代表作品，兼顾了夏书章治学与公共管理学术领域的各类代表性研究主题。其中，《论实烂兆干兴邦》是在2016年写就并出版，当时他已97岁高龄。
《夏老漫谈》是夏书章受邀自2001年起在《中国行政管理》杂志上开设的专栏，至今已持续18年。《夏老漫谈》选编了这个专栏近二百篇杂文风格的短文，展示了他作为新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奠基人的学者情怀。在编入该书的《当代治国理政中的行政学内涵》一文中，夏书章写道“行政的实质在于‘行’，或者说行政的要害、关键、精髓与根本在于‘行’”。 “我们选择夏老著作的部分再次出版，是希望更多人阅读它，体会夏老思想精髓，感受夏老的家国情怀和为师之道。”陈春声说。
求学：炮火中辗转到哈佛深造
1919年1月，夏书章出生于江苏省高邮县，几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在这个国家积贫积弱的年代，他亲身体会到国家贫弱导致国民的缺少尊严。“我的前半生一直在路上， ‘九死一生’。”1939年，夏书章考入“国立中央大学”政治学系。当时抗战硝烟弥漫，南京沦陷，学校迁至重庆。“那时候的山间公路，蜿蜒曲折，七十二拐，山谷里能看见很多翻下去的汽车。”当历时两个多月最终到达学校时，夏书章已经错过了许多课程，不得不选修别的院系的课程来代替学分。即便如此，夏书章还是顺利地完成了学业。
毕业后，夏书章原定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行政学学位。他在波士顿上岸后访问了哈佛大学，在出示了芝加哥大学的入学证件后，哈佛大学也有意录取他，于是他便留在哈佛行政学研究院求学。
去美国的路上也是危险重重，“那时候在船上，上面有日军飞机的轰炸，下面有潜艇和水雷的威胁，我们吃饭、睡觉和上厕所都穿着救生衣，随时都做好了沉船落水的准备。”
教学：执教七十载仍坚持家中授课
1947年，夏书章到对他“很有吸引力”的中山大学任教。彼时，全国已经掀起反内战、反饥饿运动的高潮，中大师生在广州是主力。为营救被反动派拘捕的进步师生，夏书章和其他师生一起向反动派提出严正抗议。
1979年4月21日至5月17日，以中山大学校长李嘉人为团长、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黄焕秋为副团长、夏书章为秘书长的中山大学学术代表团一行9人赴美国回访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哈佛大学等高校，这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第一个赴美访问的高校学术代表团。
从28岁到99岁，夏书章从当年的“中大最年轻教授”变成了今天的“中大最年长教授”。其间，夏书章编著了著作40余本，发表论文约500篇。然而，年龄的增长并没有改变他乐观、进取的生活态度。
在工作上，这位九十多岁的“老兵”一直没闲着。如今，夏书章仍在家中给博士生开题、授课，给《中国行政管理》杂志写《夏老漫谈》专栏，在文章里，他担忧城市的过度扩张，批判高校乱象，语言生动又给人启发。分析社会现实问题，夏书章总能一针见血，切中要害，被学界赞叹“真‘刚猛’也”。
治学：一生倾注于中国行政管理学
夏书章这个名字，是与中国行政管理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的经历就是一部中国行政管理学“活的教科书”。他被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他把自己一生的热情和心血都倾注到中国行政管理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的事业中。
1979年，夏书章听到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到要重振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及世界政治的研究，就给《人民日报》写稿，呼吁“要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并很快得到学界的响应。1985年，他编写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本《行政管理学》教科书，同年，《中国行政管理》杂志创刊。1988年，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成立。1999年，夏书章又倡导在国内引入MPA(公共管理硕士)，最初只打算在6所院校试点，后来第一批试点MPA专业学位的全国重点院校增加到了24所。
尽管年事已高，但每次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开会，夏书章都尽可能地参加，每次参加都认真发言。万一不能到会，他总会认真地准备一个书面发言，郑重地委托参会人员宣读。“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夏老作为行政学界的前辈、一名老知识分子，对学会、对学术事业的那份沉甸甸的情感和深深的关注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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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商承祚的人物生平
1902年3月7日，生于书香门第，幼承家学，酷爱古器物、古文字。
商承祚从小酷爱古文物及古文字，乃决心向这方面努力发展。为求深造，1921年秋天到天津，拜著名古文字学家上虞罗振玉（叔言）先生为师，在他的指导下研习甲骨文、金文，20岁入北京大学研究所，为国学门研究生。
1923年21岁时即出版了一部甲骨文字典《殷墟文字类编》，可谓弱冠成名，得到学术名师罗振玉、王国维的赞赏。
1922年，与广东东莞人容庚相识，自此，两人同乡同行来往甚密，尤以1952年院系调整后，同在一校，不久又同在古文字研究室并肩战斗，均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著名学者。
1923年，21岁，出版了《殷墟文字类编》，得到学术名师罗振玉、王国维的赞赏。父亲商衍鎏出钱刻木版，花了八百多块钱于印成了商承祚先生的第一部著作。
1925年，任国立东南大学讲师（1949年后更名南京大学）。
1927 年，任国立中山大学教授。
1927年，时任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兼筹办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要成员的顾颉刚教授，聘请商承祚来校担任史学系和筹备中的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教授。商承祚教授在史学系开设了殷周古器物研究、殷周古器物铭释、殷墟文字研究、三代古器物研究、说文解字部首笺巽等多门课程。
1929年，顾颉刚教授离校后，商承祚教授继任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代主任，他除主持该所工作外，还做了许多研究工作。1927年11月1日《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创刊后，商承祚教授陆续在该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在该所顾颉刚为总编辑的《语言历史学丛书》中，商承祚负责考古学，陆续出版了《殷墟文字类编》十四卷及他自己集撰的《石刻篆文类编》、《金文萃编》等。
1928年暑假，他还与容肇祖教授“赴北路调查瑶民考察古物”。
1928年12月14日，在该所内成立了考古学会，商承祚任主席。他“以本所古物不敷研究，特会同本所主任顾颉刚教授商准校长筹出一笔款项以为购买古物之用。”并亲自到北平搜购古碑、古造像等200余件。该会“发掘南汉残瓦，收集本省古物，审定本所所藏古器物字画”，设立古物陈列室，“颇得中外参观人士之赞许”。商承祚教授在校任教三年。
1930年7月，辞职离校。
抗日战争爆发，随金陵大学西迁，后在齐鲁大学、重庆大学、重庆女子师范大学等校任教授。
1948年秋，商承祚教授回到广州，被聘为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教授，在国立中山大学执教直至逝世。
1956年，商承祚教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中山大学支部委员、民盟全国中央委员、广东民盟副主委及顾问。
1956年，商承祚教授便和容庚教授联名招收古文字学研究生，直至文革前，共招四届共9名，文革后再招一届6名。他们指导研究生，“不开课，更不考试。”“主要是谈话聊天，答疑解惑，再就是赐赠著作，审阅文稿，视其佳者推荐发表。”商教授称之为因材施教。他对学生强调几条基本原则：“一、注意打基础，加强基本功训练；二、从古文字原材料出发，从细读原拓本中发现问题、加以研究；三、认真钻研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等权威学者的著作，从中领悟到治学的门径。”
1958年1月，在日本东京、大阪等大城市，展出了中国一流的书法作品。
1963年，参加广东书法篆刻研究会的筹委会，任副主任委员，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
“文革”结束后，商承祚教授著书立说的劲头更大，并频频参加各种学术活动。
1977年夏天，他亲临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墓发掘工地，手拓新出重器中山玉衅鼎、壶铭文两份，一留当地，一携归研究。
1978年冬，携带珍藏多年的一块龟尾甲（即“契斋藏甲之一”），赴长春出席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讨论会，被推举为理事会召集人，在会上还专就甲骨文辨伪问题与有关专家商榷。
1979年秋，赴西安出席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被推举为名誉理事；是年冬复在中山大学主持召开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二次年会。
1981年1月，中国书法家协会广东分会成立，先生任副主席。
1983年，任主席，积极推动广东书法事业向前发展。
1983年秋，赴香港出席第一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
1991年5月12日，商承祚教授逝世。
⑺ 皮宗石的人物生平
皮宗石，字皓白，别号海环。湖南长沙人。1887年8月23日出生于长沙东乡福临铺西冲皮家大屋一个农民家庭。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长沙读书，次年考取湖南官费，以实习生名义赴日本留学。先读中学，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 政治经济学。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回国。1912年与周鲠生、杨端六、任凯南等创办《汉口民国日报》。《汉口民国日报》创刊不久，因反对袁世凯称帝，即被查封。后赴英国伦敦大学攻读经济学。
1920年学成回国，不久应蔡元培邀请到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1927年8月随蔡到南京，任国民政府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国立广东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1928年4月，任司法部秘书长。9月应邀到国立武汉大学任社会科学院教授、院长。1929年6月社会科学院改为法学院，继续任教授、院长，讲授财政学课程。1930年兼任法学院经济学系主任。1933年4月，任武大教务长兼图书馆馆长。1934年10月，兼任法学院法律系主任。在武大执教9年，致力于武大、特别是法学院的建设与发展。
1936年7月，皮辞去武大教务长职务，应湖南省政府邀请任湖南大学校长。1939年3月，出席重庆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他从事教育21年，推崇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爱护学生，尊重教师，鼓励学术研究，支持社团活动和宣传抗日救国，遭到CC分子的排挤。1941年，在皮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突然决定皮与西北联合 大学校长胡庶华对调，皮不愿屈从，辞职离开教育界。1942年7月，被选为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5年5月，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员会委员。 1949.7～1949.12 任湖南大学校长
1950年4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任命皮宗石为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向他颁发了由毛泽东亲自签署的委任状。1954年调任湖北省政府参事并被选为湖北省政协常委，后又被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1956年列席全国政协会议。1967年，因患脑溢血，皮宗石先生在武汉二医院辞世，享年八十岁。十年后，夫人杨淑君也去世。
1937.7~1940.9年
任湖南大学校长
1919~1924年
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1924年
任国立广东大学（中山大学）筹备委员、法学教授
1924-1927年
任广东大学（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
1927-1928年
任中央大学图书馆馆长
1928-1929年
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1929-？年
任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
？-1936年
任武汉大学教务长
⑻ 文章依次主要介绍了卢鹤绂教授的哪些事情怎样简要的语言加以概括
1、卢鹤绂教授具体事情如下：
美国求学，称原子重量，震惊学界；拼死回国，香港机场遭疑，感动安检终放行；西迁途中，折服土匪保平安；文革期间，又红又专巧应对；挑战权威，敢把“天空”戳个“洞”。
2、人物简介：
卢鹤绂(1914~1997)，193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同年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留学。1938年获硕士学位，1941年获博士学位后回中国。主要研究成果有:1938年发现热离子发射的同位素效应;发明时间积分法，精确测定了锂6和锂7的丰度比;1941年研制成60度聚焦高强度质谱仪;1946年研究出估算原子弹和反应堆临界大小的简易方法;1949年最先提出核半径公式应改为1.23×10-13A1/3厘米;1949-1956年发展出可压缩流体的粘弹性理论;1959年计算了片状柱型等离子体的稳定性等等。
3、原文：
卢鹤绂：挑战爱因斯坦的人
王煜
1941 年，香港机场飞往大陆航班的安检处，一名年轻人被拦了下来，他穿了一件非常臃肿学大衣，在那个季节显得很不正常。安检人员起了疑心，一摸，大衣各处硬邦邦的，打开一看，大衣里密密麻麻全是插袋，里面是英文的物理研究书籍和资料。一问，年轻人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不久，书是从国外带回来的，因为太多，超过了行李托运的最大限量，只好想出这个办法。年轻人拿出了中山大学的教授聘书，安检员一看，只有27岁的人居然已经是教授，非常敬重，就此放行。
这个拼死要回国，用教学和科研来抗战的人，就是后来被国际学界公认为“中国核能之父”“第一个揭露原子弹秘密”的卢鹤绂。
1936 年 9月，卢鹤绂前往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主修物理，辅修数学。第二年，卢鹤绂在科学实验中发现了热离子发射的同位素效应。为此，他发明了时间积分法，并在世界上第一次精确地测定了锂7、锂6的丰度比。他的发现被当地报纸报道，惊呼“中国人在称原子的重量”。他当年所测定的数值，被国际学界沿用了50多年。
1941 年，卢鹤绂的博士论文《新型高强度质谱仪及在分离硼同位素上的应用》通过，这篇论文被美国政府列为涉及“制造第一批原子弹与原子反应堆”的绝密资料，直到战后的1950 年才以摘要的形式发表在美国《核科学文摘》上。
获得博士学位后，还在蜜月中的卢鹤绂，毅然决定抛弃在美国的一切优越条件，和新婚妻子一起回国参与抗战。1941 年 11月，卢鹤绂抵达国立中山大学校本部，任理学院教授。
1942 年暑期，卢 鹤绂夫人生下了长子，出院后，卢 鹤绂开始操劳家务。每天，他背着孩子劈柴，做菜；地上鸡屎、牛粪满地。一日三餐忙完后，卢鹤绂在油灯下备课。在一座古庙里，他给大学四年级学生讲授理论物理、核物理、量子力学、近代物理等课程。
1944 年，卢鹤绂相继被流亡中的广西大学、浙江大学聘为教授。在向西途中，路经一个叫元宝山的地方。当 地土匪出没，烧杀抢掠，大家都不敢前行。卢 鹤绂当 即带上一个体育教授就上了山，成功说服土匪头子。第二天，土匪头子派人把卢鹤绂一行送下山，还送给他们代表土匪间“特别通行证”的杏黄色小三角旗，以保卢鹤绂一路畅行无阻。
即使在战乱的环境中，卢 鹤绂一边讲课，一边还密切关注国际学界的动向，能获得的学术杂志，他全部手写抄录下来。学术札记在炮火中也从未间断。他于1942 年写成、1944 年在国内《科学》上发表的《重原子核内之潜能及其利用》一文，被学界认为是“第一个给中国读者全面介绍原子能物理知识及其应用”的科学著述。
1947 年，卢鹤绂在国内期刊上发表《原子能与原子弹》和《从铀之分裂谈到原子弹》，对原子弹的发明做了介绍。在这两篇文章的基础上，他在《美国物理月刊》上发表《关于原子弹的物理学》一文，在世界上首次阐明了估算铀235原子弹及费米型链式裂变反应堆的临界体积的简易方法及其全部原理。此文一出，被美国文献和专著广泛采用，国际学界轰动，卢鹤绂因此被称为“第一个揭露原子弹秘密的人”“中国核能之父”。
1955 年，卢 鹤绂进入了绝密的“546培训班”任教，在后来的11 位“两弹元勋”中，就有7 位是卢鹤绂在“546培训班”教过的学生。
在“文革”那段特殊时期，卢 鹤绂仍坚持科研。他留下大量的中、英文科研笔记。他的日记和一般人不一样，在封面上标着“红”和“专”两类，“红”是记录日常生活，“专”则记录专业内容。他怕科研日记被人看到抓小辫子，就说“我是按照又红又专的要求写日记”。
1995 年，81岁的卢鹤绂与他的弟子王世明撰写的《对马赫原理的一个直接验证》在美国《伽利略电动力学》发表，该杂志的主编评价这篇论文“开辟了挑战爱因斯坦的新方向”。这篇文章之前曾被美国《物理学刊》拒绝刊登，对此，卢 鹤绂坦然地说：“一般编辑部都不敢登这种文章，他们迷信爱因斯坦，怕人家说他们不懂物理学。”他不怕自己被人认为是疯子，关于这篇论文，他说：“我不过是把天空戳了一个洞罢了！”正当研究要继续时，卢鹤绂于1997 年病故，为世人留下8大提纲44 项研究进展资料，已发表的论文仅仅是他研究内容的十分之一。关于这项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质疑，美国科学院在2002年投入巨资，用发射卫星的手段，深入这方面的实验。
卢鹤绂除了是一名全球闻名的物理大师，还是著名的京剧票友。他对京剧完全是无师自通，唱功、演技都是听来的、看会的。卢鹤绂特别喜欢谭派老生戏，他曾自豪地说，他不用任何准备即可登台上演40出谭派戏。
他还把京剧带到了物理课堂上。不时唱几句京剧，活跃课堂气氛。学生们都说，卢老师会演戏，有表演才华，有时还说一两句俏皮话，一边说着，他自己也笑了起来，露出金牙，金光闪闪，幽默的内容和丰富的表情，引得哄堂大笑。
正因为在科学和人文上的深厚积淀，卢鹤绂去世以后，美国休斯敦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均为他树立铜像。卢鹤绂百年诞辰之际，复旦大学也为其在校园里树立了铜像。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说：“卢 鹤绂先生不仅是学术的大师，同时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有情怀的人，这是最为珍贵的，是我们最为敬仰的。”（选自2014 年 7月23日《新民周刊》，有删改）
⑼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的名家小传
1924年孙中山先生创办国立广东大学。学校初设之初，即设有文科、理科、法科、农科四个科，及预科（设文、法、理、工、农5科组）。原国立广东师范高等学校分设为文科和理科。文科共设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史学、哲学四学系。史学系（1935年5月史学系改称历史系）是国立广东大学最早设立的系之一。
傅斯年（1896——1950），史学界著名的学术大师。1926年受聘于中山大学，1928年1月，傅斯年教授创办的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成立，此为全国的首创，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是以该所为班底筹备而成立的。1928年11月，傅斯年教授离开中山大学。
顾颉刚（1893——1980），史学界名家。1927年4 月来中山大学任教。1927年11月顾颉刚教授发起成立民俗学会，此为中国第一个成立的民俗学会。在中山大学期间，顾颉刚教授完成了他有名的民俗学丛书《孟姜女故事研究集》。1929年顾颉刚教授迁返北平。
陈功甫（1890—1942），中国历史学家。1920年夏始，先后在中山大学前身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大学主教中国史学史，1926年始，任中山大学文史教授兼史学系主任，1931年，继续任中山大学史学系教授，着力研究中国近代史，是中国近代史学科教研先驱。
杨成志（1902——1991），1928年起到中大史学系任教，1935年任研究院秘书长文研所和人类学部主任。1946年取消学校研究院后，1947年成立了历史学研究所，设历史学部和人类学部，杨成志教授以历史系兼人类学部主任，并于1948年8月以人类学部为基础，创办了人类学系并兼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由杨教授带队，人类学系调往北京并入中央民族学院。
朱谦之（1899——1972），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东方学家。1932年8月，正式受聘为中山大学教授兼史学系主任。1952年调任北大哲学系教授。
岑仲勉（1886——1961），以隋唐史和西北史地最具影响。1935年6月被聘为国立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名誉导师，1948年7月被聘为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是50年代全校为数不多的二级教授之一。此后岑仲勉先生一直在中大任教直至逝世。
刘节（1901——1977），我国古史研究的著名学者。1946年入中山大学任历史学教授终其身。1956年在全国教授评级时，被定为二级教授。任教中大时，一度担任史学系主任和古物馆主任。
戴裔煊（1908——1988），主要学术领域集中在民族学和历史学，并为中葡关系和澳门史研究的著名先驱。1946年至1949年任中山大学副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继续担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陈锡祺（1912——2007），1946年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开始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工作。1979年春，参与组建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1986年升格为研究所），并任主任。陈教授为孙中山先生研究专家。
蒋相泽（1916——2006），1951年任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1978年任教授终其身。蒋教授长期从事世界史特别是国际关系史和中美关系史的教学和研究。1982年蒋教授被美国达特玛斯学院授予蒙哥马里研究员称号，1955年被美国传记学会授予国际文化荣誉证书。
陈寅恪（1890——1969），一代史学宗师，对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语言学、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古典文学、史学方法等方向作出了重要贡献。1944年被聘为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名誉导师，1949年到岭南大学历史政治系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与中大合并，陈寅恪成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直至逝世。
梁方仲（1908——1970）为中国著名经济史学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1952年院系调整后成为中山大学历史系二级教授，直至逝世。
杨荣国（1907——1978），著名的中国思想史专家和历史学家，1953年院系调整时，杨荣国教授随湖南大学历史系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任历史系中国史教研组主任。1956年度任历史学系主任。1960年复办的哲学系开始招生，杨荣国被任命为系主任，把原历史系中国思想史教研组原班人马转归哲学系。
陈胜粦（1937——2003），1958年留校中山大学，1985年晋升为教授。1983年至1995年为历史系主任，1991年至2003年为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1991年陈胜粦教授联合多方重要学术力量，主持创办了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并成功争取爱国华侨姚美良先生捐资1200万元人民币建起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大楼“永芳堂”。1991年起被评为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