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学教授陈贡
Ⅰ 人民大学金融学院都有哪些教授
岳树民 副院长兼财政系主任教授陈共 学院教授委员会主席 教授王传纶 教授 安体富 教授 郭庆旺 院长 教授谭荣华 教授 朱青 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教授刘振亚 教授 王小龙 教授 岳希明 教授 张文春 党支部书记 副教授 张中秀 副教授 王秀芝 副教授 荆霞 副教授 刘晓路 副系主任 副教授 贾俊雪 副系主任 副教授 谢波峰 副教授 吕冰洋 教授 禹奎 副教授 陈晓光 讲师 张鹤 讲师 刘静 讲师 薛涧坡 讲师 姜神怡 讲师 孙伟 讲师 张静 讲师 李时宇 讲师 货币金融系 庄毓敏 副院长兼货币金融系主任 教授黄达 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 教授周升业 教授 陈雨露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教授吴晓求 校长助理兼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教授朱毅峰 教授 沈伟基 教授 赵锡军 副院长 教授张杰 副院长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教授何平 副院长 教授林清泉 教授 刘曼红 教授 梁晶 汉青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教授涂永红 教授 张成思 副系主任 教授庞红 院长助理 教授季冬生 副教授 尹继红 副教授 李向科 副教授 李世银 副教授 宋玮 副教授 王芳 副系主任 副教授 何青 副教授 刚健华 副教授 钱宗鑫 讲师 应用金融系 汪昌云 研究中心主任兼应用金融系主任 教授任淮秀 学院教授委员会副主席 教授吴晶妹 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教授瞿强 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 教授关伟 校产业管理处处长、人大资产经营管理公司总经理旦枯 教授陈忠阳 教授 张顺明 教授 李凤云败贺 副教授 和宏明 副教授 路君平 党支部书记 副教授 周游 副教授 李雯 副教察迟派授 洪玫 副教授 类承曜 党委副书记 副教授 向东 副教授 郑志刚 副系主任 教授周虹 副教授 谭松涛 副教授 汤珂 副教授 周炜 副教授 刘晓龙 讲师 林仁韬 讲师 邱志刚 讲师 保险系 许飞琼 系主任 副教授 张洪涛 教授 魏丽 副系主任 教授石晓军 教授 王颖 副教授 戴稳胜 副教授 许荣 副教授 胡波 副教授 张俊岩 党支部书记副教授 李朝锋 副教授 何林 讲师
Ⅱ 中国法学界的泰山北斗是
以下是中国法学界的泰斗(排名不分先后):
1、高铭暄:泰斗加学术(刑法界的祖师爷)
高铭暄(1928.5.24-)男,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县人。1951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1953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研究生班毕业,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荣誉一级教授 ,兼任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

Ⅲ 对明朝文化了解的历史专家
毛佩琦,1943年出生,中共党员,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回学明清研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北京郑和下西洋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吴晗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友谊博物馆馆长;曾任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副社长、党委书记;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处长、工会主席;中央电视台第十频道《百家讲坛》“明十七帝疑案”主讲学者;
可以找他的联系方式,通过老师介绍进行采访。
Ⅳ 求档案管理方面杰出人才的资料~~~
档案学方面的有杰出贡献的人有不少,如吴宝康、曹喜琛、和宝荣、陈兆祦、韩宝华、陈智为、冯惠玲、傅荣校等等,都是大家级别的。
1、吴宝康【主攻档案学基础理论】
中国 现代档案学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教育事业的创始人。1917年9月4日生于浙江省湖州南浔镇。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处副处长、档案室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档案系主任、名誉主任,南京大学、苏州大学、上海大学、空军政治学院兼职教授,中国档案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兼学术部主任、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档案学通讯》杂志总编辑、编委会主任等职。
他长期从事档案教育事业和档案学研究工作,主持、组织和直接参与制定了档案专业高等教学计划和课程建设计划,编撰出版一整套档案专业高等教育教材,支持中国各地高等院校档案专业教学工作的开展。他领导的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培养了专业人才3000多名,组织和指导专业研究生,为中国档案事业的建设培养、输送了业务骨干力量。他著述丰富,发表论文 100多篇,总字数达百万以上,精选51篇辑入《论档案学和档案事业》(1988)。其专著《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1986),系统阐述了档案学基本理论问题以及中国档案学的思想、原则和理论的发展历史。全书由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领袖与档案、档案学及其历史、建国以来中国档案学的研究及其今后发展和档案学的若干理论问题 4部分组成。他还主编了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档案学概论》(1988)。他重视中国档案学历史遗产资料的搜集、整理、出版和外国档案学书刊资料的翻译出版。多次组织和参与起草档案科学研究规划,倡议成立专门的档案学研究机构。
在档案学研究中,他坚持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原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论学说论述档案工作的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他阐述了档案学是一门科学的理论观点,提出学科体系结构的设想,把档案学划分为理论档案学与应用档案学两个类别,主张两者协调发展,相互促进提高,推动各分支学科的建设。他重视档案利用理论的研究,多次阐述“档案工作贵在做活”的思想,主张通过档案利用把档案工作与国家各项建设事业联系起来并为其服务。他还是档案学基础理论和中国档案学思想史研究方面的学科带头人。
他是中国档案学会的创建者和组织者之一。1978年由他主持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起草的档案学发展规划提出了成立中国档案学会的建议。他在任职中国档案学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档案学会第一届、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期间,为中国档案学会的组建和开展档案学术研究活动而积极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1990年4 月经中国档案学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为名誉理事长,并授予“档案学研究荣誉奖”,以表彰他为创建和发展新中国档案学、热心从事中国档案学会工作所做出的特殊贡献。
2、曹喜琛【主攻档案编纂方面】
曹喜琛 男,1935年3月生,黑龙江省五常人。中共党员。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留校任教后,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副院长兼系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院长,现任教授,1993年经国务院学校委员会批准为历史文献学(含档案学)博士导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图书、情报、档案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图书、情报、文献学评议组评议委员、国家教委高等学校档案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档案局高级职称评委会委员。自1960年任教以来,从事档案文献编纂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撰写教材、专著、译作10余种,发有著作有:《档案文献编纂学—高校文科教材》(主编)、《中固网络全书·档案卷〈档案文献编纂学〉》(分支主编)、《中国档案文献辞典》(主编)、《档案文献编纂学教学大纲》(主编)、《档案编研概论》(主编)等等。主要论文:《先秦档案文献编纂活动之探讨》、《中国古代奏书编纂述略》、《中国古代诏书举要》、《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科近上年为的发展与展望》、《档案编研泛论》等。曾获国务院颁发的有特殊贡献及政府特殊津贴证书,并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荣誉证书。
3、和宝荣【主攻档案管理方面】
和宝荣,黑龙江穆棱人。教授。1946年至1948年在松江穆棱兴源镇小学任校长,1949年后任松江穆棱县人民政府教育科科长,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干事。195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档案管理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档案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1981年起任中国档案学会第一届理事、副秘书长,第二届学术研究协调委员会副主任,第三届理事、档案学基础理论、历史与教育学术委员会主任。主要著作有《档案工作基本知识》(与他人合著)、《档案管理学基础》(主编之一)、《档案学概论》(副主编)、《档案管理学》(主编之一),以及论文《坚持用辩证的观点指导档案工作》、《档案分类的特点和种类的划分》、《实现档案价值规律性和档案的科学管理》等。
4、陈兆祦【主攻档案管理方面】
中国现代档案学者。1931年11月17日生于上海嘉定县。1952年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科学习,次年毕业后留任档案教研室教员兼实验室主任。1961年任历史档案系档案学教研室副主任。1974年于北京师范大学任图书馆采访编目组组长。1978年调回中国人民大学,历任档案系副教授,档案管理学教研室主任,档案系副主任、主任,档案学院副院长。兼任空军政治学院教授,《档案学通讯》总编辑等。
他致力于档案专业教育和档案学研究,主编有《档案管理学》(1962)、《三十国档案工作概况》(1985)、《档案管理学基础》(与和宝荣共同主编,1986),论著和论文有《档案工作基本知识》(与和宝荣合作,1982)、《对档案定义若干问题的探讨》(与和宝荣合作,1982)、《再论档案的定义——兼论文件的定义和运动周期问题》(1987)、《再论文件的定义》(1987)、《比较档案学导论》(与黄坤坊、和宝荣合作,1987)、《国家档案的集中统一管理问题》(1986)、《谈文件与档案管理一体化问题》(1988)、《谈档案全宗和全宗内档案分类问题》(1988)等。
5、冯惠玲【主攻电子文件方面】
女,管理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兼信息资源管理学院院长,
冯惠玲教授,1953年8月17日生,江苏仪征人。197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学习,1985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86年任讲师,1991年任副教授。1992年10月至1994年3月在日本东京大学进修。1996年晋升为教授。1994年至1997年在职攻读博士学位,1997年获博士学位。1999年起担任博士生导师。自留校以来历任档案学系副主任、主任、档案学院院长,2001年2月被教育部任命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兼任档案馆馆长。
冯惠玲教授还担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档案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档案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等社会职务,主持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撰写和主持编写著作、教材20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1991年、2004年两度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1997年入选北京市“跨世纪优秀理论人才百人工程”,1999年7月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2000年6月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主要研究方向:档案管理、文献检索、电子文件管理;
6、韩宝华
韩宝华 男,1940年生,天津人。中共党员。教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助教,北京医学院教员,天津师范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员。现任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主要贡献:自著有《档案文献编纂学纲要(初稿)》、《档案文献编纂学教程》;合著有《档案文献编纂学》(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北京市及国家教委教学成果一等奖),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档案文献编纂学》、《档案编研概论》(获中国档案学会科研成果二等奖)、《中国档案文献编纂史略》等教材;发表有《论档案文献编纂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原则》、《回顾与展望:发展中的档案文献编纂学》(获中国档案学会科研成果三等奖)、《走向共享:中国的档案文献编纂》、《再论档案定义与档案的本质属性》等论文;编辑有《文献编纂学参考资料》、《档案文献编纂学参考资料》;合编有《帝国主义与胶海关》、《档案编纂新论》;主审有《佳句秀语大辞典》、《档案管理精览·档案文献编纂与研究》;曾参与《中国大网络全书》、《档案学词典》、《中国档案文献辞典》部分条目的编写工作;合译有《苏联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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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为什么要坚持“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党的十九大指出,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这就形象地说明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人民有没有信仰,是关系到国家有没有力量、民族有没有希望的大事。我们的信仰,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共产主义的理想。有了这样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有了这样的长远奋斗目标,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国家自然就有力量,民族自然就有希望。
习近平同志曾经把理想信念比作精神上的钙,人没有理想信念,没有信仰,就会缺钙,得软骨病,站都站不起来。没了骨气,在敌对势力进攻面前,就会没有任何还手之力,一攻就垮,甚至不攻自垮。他一再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不仅革命时期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也是这样。
我们应该吸取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
“8·19事件”后,叶利钦站在坦克上发表反共演说,没有一个军人起来反对;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共产党,拥有2000万党员的共产党毫无反应,红场上没有一个人表示抗议。接着苏联就被解体了,出现了亡党亡国的悲剧。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景呢?应该说,戈尔巴乔夫执政6年多时间,全盘否定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否定苏联的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广大党员和人民丧失了理想信念。思想战线被攻破了,其他战线也就守不住了。
城头变幻大王旗,一夜之间,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被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被推翻。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悲剧,用血淋淋的事实表明,理想信仰的重要性,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苏联东欧国家向资本主义演变,敌对势力都是从意识形态开始,舆论先行,先搞乱人们的思想,然后制造政治动乱,乱中夺取政权,最后恢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是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一种实用主义的倾向,舆论界盛行不要问姓“社”姓“资”,不要问姓“公”姓“私”,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就行了。例如中央党校一位教授在给高级干部讲课时强调,“主义不能当饭吃,公有制又不能打粮食。那都是虚的。把经济搞上去才是实的。”谁多讲一些马克思主义,多讲一些共产主义理想,他就是“左”。然而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生产关系里存在和发展的,没有离开生产关系独立存在的生产力。发展经济,总有一个在什么制度下发展的问题。搞现代化,不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搞_本主义现代化,客观上没有离开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我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下搞现代化的,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科技上、甚至在意识形态领域,都占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不强调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强调共产主义的理想,人们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自觉不自觉地跌入资本主义陷阱。不讲理想信念的实用主义是十分危险的。
应该看到,垄断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是深深懂得这一点的。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讲了一件事,令人印象深刻。他说:“今天(指1988年)东欧进行和平演变的时机已经成熟。1983年,我游历了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并遇见了几位东欧集团的领导人和数百名平民。从他们当中传出了一个明朗的信号:共产主义教条作为激发人们的力量已经死亡。”“东欧共产党人已经完全丧失了信仰。当今大多数都是野心家和官僚。共产党的意志和信心已经破灭。”“正在崛起的一代东欧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实干家,而实用主义则能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
过了两年时间,东欧国家纷纷发生了和平演变,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不费一枪一弹,就在这些国家里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向资本主义的演变。尼克松的预言不幸而言中。事实证明,尼克松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们不得不佩服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的政治敏感性,尼克松从东欧国家从上到下丧失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信念的实用主义现象中敏锐地看到了和平演变的必然性,并由此预测到未来的前景。尼克松的判断以及后来实际发生的事实,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现实问题:理想、信念的缺失,信仰的缺失,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决不能等闲视之。不讲政治、不讲方向,成天沉湎于行政、技术具体事务的实用主义,长远来看是会出大问题的。“实用主义能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听起来有点耸人听闻,然而却是被苏联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事实证明了的真理。需要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恩格斯早在1890年就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凝固的,而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社会主义的前途在于怎么变化,朝什么方向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是如此。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不够发达,非公有制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还有积极作用。我们不得不利用私有制来发展经济。我们只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不能搞单一公有制。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既有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经济,又有处于补充地位的、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非公有制经济,其中主要的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在分配制度方面,既有按劳分配,又有按要素分配,因而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剥削,甚至还会有两极分化现象;从生产目的来看,既有满足人民需要的生产,又有追逐剩余价值的生产;从经济运行角度看,既有起主导作用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起作用,又有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起作用。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两种因素,既有社会主义因素,又有资本主义因素。所以,这种社会主义还“不大合格”。这两种因素既有合作的一面,它们各自在自己的领域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自己的贡献,另一方面,它们之间由于性质的不同、生产目的的不同,也存在矛盾和斗争的一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在两种因素并存和矛盾斗争中变化发展的。
既然有矛盾和斗争,就有一个朝什么方向变的问题。这种格局,更显得树立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如果处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不强调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强调最终目标是实行共产主义,引导人民一步一步地朝着共产主义走,如果广大党员丧失了理想信念,迷失了前进的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有可能向资本主义方向演变。这种危险是现实存在的。
1994年,我国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彭真,联系苏联演变的教训考虑我国的前途问题。他提出一个观点:“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是一个变化中的社会。所以,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以共产主义为灵魂,为总纲。纲举目张。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写进党章的。抓住这一点,社会主义建设就可以搞得好一些,放弃了这一点,就要演变。苏联、东欧都是如此。中国所以还能够支撑,就在于还没有放弃这一点。抓住了这一点,就不会‘左’右摇摆,即使摇摆也不会太大。放弃了,就不知道摇摆到哪儿去了。苏东不就是这样吗?”
总结苏联的教训,我们一定要把树立牢固的理想信念放在重要位置上,作为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核心。
怎样做到“人民有信仰”呢
首先应该认真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政治上的坚定,来源于理论上的坚定。我们的信仰,不是宗教迷信,而是有科学根据的。马克思主义是反映社会发展的规律的理论体系,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我们相信它,并为之而奋斗,是因为它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凝结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只有认真读经典著作,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上下功夫,才能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
改革开放以来有一种不好的倾向。不认真读经典著作,不懂马列,却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指责马克思主义这个原理过时了,那个原理是空想。有人公开鼓吹“离经不叛道”,反对读经典著作。这是荒唐的。“道”(基本原理)就在“经”(经典著作)中,离“经”必然叛“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利于从源头上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也有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和运用。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就谈不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应该认真落实这一重要指示。
其次,应该同一切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坚决斗争,清除它们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国门打开,各种资产阶级理论、学说,涌了进来,加上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跌入低潮,一些人理想信念发生动摇,_疑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前途。国内经济基础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多元化现象。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蔓延开来,诸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历史虚无主义等等,它们利用改革的时机,轮番发起进攻,严重冲击着人民的理想信念。不可否认,有的人在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攻面前,不大相信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了,信仰淡化甚至动摇了、丧失了。所以,意识形态领域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坚决批判各种错误思潮,分清理论是非,在斗争中坚定人民的理想信念。应该看到,思想理论阵地没有真空,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资产阶级思想必然去占领,超越意识形态是做不到的。这里,必须有亮剑精神,决不能当“开明绅士”。
再次,应该密切联系实际,解决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它是完全能够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的。不相信这一点,就会动摇我们的信仰。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联系中国的实际,那就一个问题也解决不了。不联系实际,不解决问题,人民就不相信了。我们应该努力结合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得越好,人民越是有获得感,他们就越相信马克思主义,信仰就越坚定。
共产主义是我们的远大理想
实现共产主义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但共产主义并不是虚无飘渺的,它既是理想,又是现实的。我们必须把现实纲领同最高纲领统一起来。我们每一项措施既是从实际出发制定的,同时又是迈向共产主义的一步。制定任何政策、措施,必须考虑一下,这项政策、措施是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呢,还是背离最高纲领的。只要我们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向共产主义迈进,人们就会越来越相信共产主义这个伟大理想。
在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批判各种错误思潮,做好各项工作,人民的信仰一定能够越来越坚定,国家越来越有力量,一定能够抵御各种风浪,战胜形形色色的敌对势力,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实现振兴中华民族的中国梦。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阶段性成果。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作者:周新城
来源:《中华魂》2017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