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梁鸿
❶ 《红楼梦》研究课程主讲老师是谁
《红楼梦》研究主讲抄老师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在北京大学文学院攻读研究生期间,曾先后师从冯钟芸先生和吴组缃先生。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小说史。曾讲授过《元明清文学史》、《红楼梦鉴赏》、《儒林外史研究》、《公案小说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本体论诠释》等课程。
❷ 梁鸿的人物经历
梁鸿,1973生于河南邓县(今邓州市),200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任职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为中文系教授,为中滚带国人民大学大者芦文学院博士后,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艺思潮研究。发表学术著作《巫婆的红筷子》等,并在《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等学术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嫌野。获2008年度《当代作家评论》奖和《南方文坛》2009年度优秀论文奖。2010年11月,《中国在梁庄》获2010年度“茅台杯”人民文学奖非虚构作品奖、《亚洲周刊》2010年度非虚构十大好书、新浪2010年度十大好书和《新京报》2010年度文学好书。
10多万字的纪实性乡村调查《中国在梁庄》,是梁鸿分别于2008、2009年间用近5个月的时间深入河南邓县一个小村落,进行调查采访而完成的。当梁鸿回到阔别十多年的故乡,发现眼前的景象与记忆有天壤之别:童年时代的坑塘干净,如今却变成了蚊虫的滋生地,梁鸿小时读过的梁庄小学早已倒闭,小学沦为猪场……她决定要用笔去记录农民的伤痛和矛盾,记录当代农民的生存状态、展示一些问题。

❸ 作家梁鸿
《中国在梁庄》的作者梁鸿,县级师范学校毕业,在乡镇当小学教师。后来得到了去教师学院进修的机会,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中师、大专、本科、研究生、博士。2008年受自己精神层面的需求,回到老家梁庄,开始田野调研。后来又回去过几次,这种有意识答拿的回家,与之前节假日的回家与家人团聚是不一样的。她每次回去2-3个月,在父亲和兄弟姐妹们的帮助下,深入邻里进行访谈,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2010年出版了《中国在梁庄》,获得了非常高的关注,开启中国非虚构写作的新潮。紧轮粗接着,她又乘胜追击,奔赴全国30个城市跟踪采访梁庄人,每个地点的停留时间是9天,与当事人一起工作与生活,2013年3月出版《出梁庄记》。她1973年出生,2003年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文学博士,2015年她调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创意写作专业任教。在《中国在梁庄》出版十年之后,出版《梁庄十年》。除非虚构作品梁庄三部曲之外,她还有很多其它作品。
梁鸿清桐搭的经历让我敬佩,从中师这样的位置出发,能够有这样的成就,实在令人刮目相看。
所以,我们读书,不仅仅可以从作品中学习,还能够从作家的成长中获得前进的动力。希望,我们也能够认准自己的目标,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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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鸿,1973年出生于河南邓州穰东镇梁庄村,1991年毕业于南阳四师,1991-1994,乡村教师,1994年考入南阳教育学院,1997年考入郑州大学攻读硕士,2000年考入北京大学攻读博士。2008-2009年的暑假回到生活了20年的故乡进行田野调查,形成了《中国在梁庄》
❹ 可以论证乡土本色中的观点的材料
一、《乡土中国》第1章“乡土本色”的逻辑框架——一个中心论点与三大分论点
《乡土中国》全书共有14篇,第1篇“乡土本色”于全书的地位,是总论性质的一章。
这一章论述的主题为“乡土本色”,篇幅不长,仅3000余字,有一个中心论点,三大重要的分论点。
中心论点(第1自然段):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也正是基于这个核心观点,费孝通先生将他的这整部书定名为“乡土中国”。
三大重要的分论点——
一、从中国人口数量最多的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上分析,农民以“土地”为谋生手段,他们无法离开“土地”,因此“乡下人”安土重迁,以世代定居于自己所谋生的“乡土”为“常态”,“迁移是变态”。(第2-6自然段)
二、从乡土社会的社区与社区的空间关系上分析,不同社区间的人与人的关系以“孤立与隔膜”为常态,不同社区之间的“人口的流动率小”,因此乡土社会中的各自的社区内的“生活是富有地方性的”。(第7-10自然段)
三、从乡土社会的每一个社区内部的人与人的关系分析,“生于斯、死于斯”的每一个人,共同构成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这个“熟人社会”主要是依靠每个人从这个“熟悉的社会”中“习”得的“礼俗”来作为“人与人相处的基本办法”,因此,乡土社会的治理主要是依靠“礼俗”而非依靠“法理”。(第11-17自然段)
二、费孝通笔下的“乡下人”的“土气”,如果让诗人臧克家、牛汉来表达会是怎样?
费孝通为了得出“乡下人”身上存在视土如命、安土重迁这种“土气”特征的结论,采用的论证手法完全是一个社会学家的学术论证的手法。
费先生为了论证“乡下人”视土如命、安土重迁,他密集援引了五个例子来作为论据:中原的农民迁徙至适宜放牧的草原,依旧锄地播种,不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中国的农民漂泊至西伯利亚,却不管天气适不适合耕种,仍要试着下种试试能不能长出庄稼;乡下人视土地公、土地婆为最亲近的神;奶妈偷偷塞一包灶土送给即将出国留学的费孝通;毗邻蒙古人聚居的张北人,他们的语言从不受蒙古语影响,而且村庄几百年也只是几个姓的人聚居于固定的地域。
费孝通除了援引能正面支持论点的事例,当然也注重从对比的角度去援引事例,借助对比论证来增强自己的观点的说服力。为了证明“以农为生的”乡下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只是变态”的观点,他举出了一个例子,即广西瑶山某些区域就存在原来聚居的地方“人口到了饱和点,过剩人口只得宣泄出外”的“迁移”现象,这些迁移的瑶人迫不得已去寻找新的土地来开垦、种植、繁衍自己的后代。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来归纳一下“学术论证”中的“以事说理”的特征——重视“事”与“理”之间的逻辑关联。“事”与“理”之间的关系,是论据与论点的关系,论述者所要做的就是努力建立“事”与“理”之间的逻辑关联,并努力使自己的论点具有强大的逻辑力量——说服的力量。
“以事说理”,与其它说理方式相比,生动,易懂,而且人们又信奉“事实往往胜于雄辩”这个道理,因此“以事说理”是社会学家最常运用的“学术论证”手法。
现在,我们要谈论的另一个重要的话题是同样谈论“乡下人”的“土性”及他们的一辈子“粘在土地上”,诗人会怎么表达呢?
因为只有意识到这两者的区别,我们读学术著作,才会慢慢地学会自觉地运用阅读学术著作的思维与方法去理解学术著作。
请看臧克家写于1942年的诗歌《三代》——
孩子
在土里洗澡;
爸爸
在土里流汗;
爷爷
在土里埋葬。
(油画《父亲》,作者罗中立,创作时间1980年)
这首诗简洁到极至,就21字;质朴到极至,没有一个形容词,三个名词“孩子”“爸爸”“爷爷”,三个动词“洗澡”“流汗”“埋葬”,一个介词短词“在土里”重复出现。
诗歌《三代》有没有主题?当然有!臧克家想不想说出某个道理,当然想!但诗人臧克家不直接表达,这就是许多优秀诗歌所共有的艺术特征——含蓄,给读者以想象的空间。优秀的诗歌必须要有“美”的品性,“理”往往隐含于诗歌的意象与借助一组组意象营造的意境背后。
“在土里洗澡”的“孩子”,未来必定重复“爸爸”的命运,即“在土里流汗”;他年老力衰之时,就是他的血汗被榨尽之时,他又将和他的父辈祖辈一样,来自“土里”,回到“土里”,“在土里葬埋"。——这就是诗哥《三代》的一组意象背后所暗示出的“理”!
诗歌即使简洁叙事如《三代》,他诉诸读者的也必须是“情”,是“美”,而非直接呈现“理”。
再看看诗人牛汉创作的散文《绵绵土》中的片段吧——
半个世纪以前,地处滹沱河上游苦寒的故乡,孩子都诞生在铺着厚厚的绵绵土的炕上。我们那里把极细柔的沙土叫做绵绵土。“绵绵”是我一生中觉得最温柔的一个词,辞典里查不到,即使查到也不是我说的意思。孩子必须诞生在绵绵土上的习俗是怎样形成的,祖祖辈辈的先人从没有想过,它是圣洁的领域,谁也不敢亵渎。它是一个无法解释的活的神话。我的祖先们一定在想:人,不生在土里沙里,还能生在哪里?就像谷子是从土地里长出来一样的不可怀疑。
因此,我从母体落到人间的那一瞬间,首先接触到的是沙土,沙土在热炕上烙得暖呼呼的。我的润湿的小小的身躯因沾满金黄的沙土而闪着晶亮的光芒,就像成熟的谷穗似的。接生我的仙园老姑姑那双大而灵巧的手用绵绵土把我抚摸得干干净净,还凑到鼻子边闻了又闻,“只有土能洗掉血气。”她常常说这句话。
我们那里的老人们都说,人间是冷的,出世的婴儿当然要哭闹,但一经触到了与母体里相似的温暖的绵绵土,生命就像又回到母体里安生地睡去。我相信,老人们这些诗一样美好的话,并没有什么神秘。
今天的年轻人读到这样的文字,会做何感想?恐怕会说:这也太不卫生了吧?
这样的文字如果给妇产科的医生读到,更会摇头:这简直就是迷信!
但这样的文字就是“文学的文字”,这样的表达就是“文学的表达”!
文学的文字,文学的表达,你不能以“科学”的“求真”的眼光去打量,你要“入情”,方能感受到其中的“至理”!
牛汉说自己“半个世纪”都忘不了“苦寒的故乡”的绵绵土,因为绵绵土让他来到这个人间感受到如母体的“温暖”与“温柔”,尽管“人间是冷的”,但是在故乡、在故乡的仙园老姑姑手里与眼中、在故乡的“无法解释的活的神话”般的习俗里,诗人仍然能感受到人间的暖意。
牛汉的笔下,接生婆仙园老姑姑、故乡的老人们,显然都被诗人诗化了;牛汉对故乡的依恋也被他用“我的祖先们一定在想”这样的揣想放大了;牛汉故乡的老人也绝对说不出如下富有诗性的文字——“人间是冷的,出世的婴儿当然要哭闹,但一经触到了与母体里相似的温暖的绵绵土,生命就像又回到母体里安生地睡去”,故乡老人们的这些话无疑是被诗人牛汉进行了“文学美容”的文字。
不过,读诗歌,读散文,人们要的还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份诗性,这样的一份“不真实”,这样的一份“不合理”,人们还就是特别愿意接受这样的“欺骗”!
这就是文学的表达!
三、作家梁鸿与陈忠实如何书写“村落的地方性”与“熟人社会”
费孝通先生这样论述乡土中国的“村落的地方性”——
“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而“村落的地方性”特征,在当代作家梁鸿笔下的非虚构散文集《中国在梁庄》中,却是另一番模样——
我去王家,找王家少年的一个本家婶婶了解情况。
王家,和梁家隔着一条公路,也是我们下地干活的必经之路,然而,却非常陌生,即使小时候玩耍,也很少跟他们的小孩在一起。我不知道小时候是如何有这种区分的,完全是一种无意识的接受与认同。
王家婶一听我是来问王家少年的事,非常警惕,显然,王家婶不愿意讲他的事情。我们坐下来拉家常,问王家人的生活状况,慢慢知道,原先曾经二十几户的王家人,经过二十多年的变迁,现在只剩下十来户,搬走的搬走,绝户的绝户。王家少年的事一出,王家稍微大一点的男丁,都出门打工了,哪怕出去搬砖块,也不愿意待在村里,怕人看不起。
(梁鸿的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当代作家和她的故乡》,获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奖”,《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度“中国娇子青年领袖”奖。)
作家梁鸿以上面三段文字叙写的事件,是一个留守乡村的王姓中学生的故事。这个少年原本寡语,性格朴实,读书刻苦,村里人一度都认为这个少年会考上大学,可就是这个王姓少年杀害了梁庄的一位八十二岁的老奶奶,然后还对老奶奶进行了奸尸。作家梁鸿是一位女作家,她也是一位从梁庄这个乡村出发并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的女孩,她现在则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任教的教授。梁鸿以梁庄的女儿的身份,尽一切努力去接触这个王姓少年的“本家婶婶”,尝试去探究王家少年杀人这一事实背后的多重的社会原因。
就在梁鸿对王家少年的“本家婶婶”的叙写及她对王、梁二族的关系的追述中,我们看到了今日的“乡土中国”的世界,仍然存在着“村落的地方性”这一特征。打小开始,梁庄的幼年的梁鸿与仅有一路之隔的王庄的王家的小孩就很少一起玩耍,人口相对较少的王庄的大人与族大人多的梁庄的大人其实也正存在着费孝通先生所说村落与村落之间的人际“隔膜”与“疏离”。
作家梁鸿在文中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不知道小时候是如何有这种区分的,完全是一种无意识的接受与认同”,但作家梁鸿只有感叹,没有对这种社会现象进行解释。即使成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的梁庄的女儿梁鸿在写出上述文字时,也没有能为我们提供解释,她只是叙述与描写,让读者去分析。
但社会学家却不能悬置疑问,必须给出答案,这又是“文学表达”与“学术书写”的另一个区别!
谈了“村落的地方性”,我们再说说第一章“乡土本色”中最后一个话题——“熟悉人社会”中的“礼俗秩序”。我想以陈忠实先生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中的一个片段为例——
白嘉轩从槽边转过身走到鹿三当面:“三哥,你看我那个小女儿灵灵心疼不心疼?”鹿三说:“心疼。”白嘉轩说:“给你认个干女儿你收不收?”鹿三惊奇地睁大了不大灵活的黑眼睛,随之微低了头,捏弄着烟锅,脑子里顿时紧张地转动起来,综合,对比,肯定,否定,一时拿不定主意。白嘉轩诚恳地说:“我们三人商量过了,想跟你结这门干亲。当然……这是两厢情愿的事,你悦意了顶好;不悦意也没啥,咱们过去怎样,日后还是怎样。你今黑间思谋思谋,明儿个给我见个回话。”说罢就走出马号去了。
鹿三捉着短管烟袋依然吸烟,烟雾飘过脸面,像一尊香火烟气笼罩着的泥塑神像。这是一个自尊自信的长工,以自己诚实的劳动取得白家两代主人的信任,心地踏实地从白家领取议定的薪俸,每年两次,麦收后领一次麦子,秋后领一次包谷和棉花,而白家从来也没有发生过短斤少两的事。在他看来,咱给人家干活就是为了挣人家的粮食和棉花,人家给咱粮食和棉花就是为了给人家干活,这是天经地义的又是简单不过的事。挣了人家生的,吃了人家熟的,不好好给人家干活,那人家雇你干什么?反过来有的财东想让长工干活还想勒扣长工的吃食和薪俸,那长工还有啥心劲给你干活?这样,财东想要雇一个本顺的长工和长工想择一家仁义的财东同样不容易。白家是仁义的。麦收时打下头场麦子,白秉德老汉就说:“鹿三取口袋去,先给你灌。你屋里事由紧,等着吃哩!一石麦子按十一斗量,刨一斗水分。”
上述《白鹿原》中“财东”白嘉轩与“长工”鹿三的这段故事,就是一则很能印证费孝通先生的“乡村是礼俗治理”这一观点的材料。
你看,“财东”与“长工”,虽然地位不对等,但“财东”白家两代人白秉德、白嘉轩父子都待鹿三以仁义,“长工”鹿三也以“本顺”与“踏实”回报白家。白家的上一代主人白秉汉的“仁义”体现在陈忠实的细节性的事件叙写上——麦收后立即以麦子这一酬劳物付给鹿三,而且是超额给付。而下一代代主人白嘉轩这个“少东家”的“仁义”更是非同寻常,为给即将满月的宝贝女儿白灵寻个干爹,他自己虽有意寻当地有身份与地位的开着中药堂的世交冷先生做女儿的干爹,但最后还是听从了母亲白赵氏作出的建议,选择了他的长工鹿三,这无疑出乎鹿三的意外。正因为如此,鹿三听罢白嘉轩的请求,才会“惊奇地睁大了不大灵活的黑眼睛”,才会有小说中后面描写他的一大段的内心纠结!
长工鹿三内心大段的独白,思量的其实就是当时的乡村社会的“熟人社会”的人与人之间所依据的“礼俗秩序”。作为一个长工,他与财主东家之间,并没有按手印的契约来规定他们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他们依据只是依据着一代代留存下来的稳定的秩序来行事。白嘉轩依照他
❺ 梁鸿:为什么我们总是和最亲的人相爱相杀
文 | 十点君
梁鸿记得,以前,每天清晨6点,父亲就醒了,在院子里来回踱步,穿着白衬衫,大声唱着戏文。
“胡凤莲,站舟船,表家言,悲哀悲叹,叫一声,田公子,你细听俺言——”
“俺家住在河岸边,母生下多男并多女,所生俺一女名叫凤莲。早不幸,老母亲把命丧,撇下了俺父女,以打渔度过荒年。”
两年前,父亲去世了。她已经许久未听到这熟悉的旋律。
她把这段戏文写进《梁光正的光》这本小说里,让里面的主人公梁光正也天天清早唱起来。
父亲与梁光正,真实与虚构之间,总有一些言行的重叠,精神的交织。两年来,梁鸿想一步步走近那道光,去感受光芒与背后的阴影,去理解散发光芒的那个人。
父亲与梁光正
梁鸿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很少,她并不真的了解他。“他一直是我的疑问。而最大的疑问,就是他的白衬衫。”
梁鸿回忆了儿时和父亲见面的一幕。
那时候,河南吴镇通往梁庄的老公路还丰满平整,两旁是挺拔粗大的白杨树,父亲正从吴镇往家赶,正在读中学的梁鸿要去镇上上课,他们就在这路上相遇了。
他朝她笑着,看着已经长到和他肩膀一样高的梁鸿,惊喜地说:“咦,长这么大啦。”
在遮天蔽日的绿荫下,父亲的白衬衫干净体面,柔软妥帖,闪闪发光。
“我被那光闪得睁不开眼。其实,我是被泪水迷糊了双眼。在我心中,父亲和别人太不一样,我既因此崇拜他,又因此充满痛苦。他的白衬衫散发着耀眼的光,不知道遭受了多少嘲笑和鄙夷。”
书中唯一真实的细节,就是白衬衫。
与梁鸿的父亲一样,梁光正也总喜欢穿着一件白衬衫。
他是个农民异类,不爱种地,整天穿着干净得耀眼的白衬衫;他搞过“投机倒把”,被当流窜犯关押过,偷过黄豆;他一辈子都在创业,虽然屡战屡败,但屡败屡战。
他一生没有当过一天官,却一直和当官的斗争,家庭所遭的罪也都因此而起。
村干部想引进项目收购村民土地,梁光正认为最终吃亏的还是农民,更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就联合村民反对项目落地。村里有人受欺负,他就带头帮人打官司,最后却败诉导致那家人倾家荡产。
他还是个渴望爱情的人。在书中的开端,梁光正任性地拉着四个子女到处寻亲。既要寻找久未联系的远亲、偶然间帮助过自己的陌生人,还要寻找多年未见的旧情人蛮子。
妻子生病七八年后,梁光正把遭受家暴差点送命的蛮子和儿子小峰救了出来,一起生活。
他的三个儿女在照顾时出现了失误,小峰被严重烫伤,蛮子就带着小峰离开了。
像月球表面一样的伤疤烙印在小峰身上,每个人心中都埋藏着深渊一般的痛苦。
梁光正生重病却吵着出院后,瞒着儿女,偷偷打电话叫多年不见的旧情人蛮子到家里见面。
蛮子到了,突然,梁光正伸手牢牢抓住了蛮子的乳房。周围的人无论是震惊、羞愤还是不解,全都安静了下来,仿佛整个世界只有梁光正和蛮子。
蛮子挣扎了几下,随后就抱着梁光正一直安慰说:“好了好了,别煎熬了。都长大了,都成家了,你操心啥?你该享福了。”梁光正像小婴儿一样“吧嗒吧嗒”地使劲吮吸蛮子的乳房。
梁光正内心所承受的负担很重。他一个人要养4个孩子,还要挣钱带常年瘫痪的妻子四处求医看病,又不肯放弃人的尊严,抗争一切不公平的事情。
他一生都在渴望获得真正的感情,但在中年时代,他连一场完整的爱都不能实现。
“我想弥补他,或者让大家读到他内心丰富的感情,对爱的要求,对子女的牵挂。”
在这一刹那,子女突然发现,自己总是把梁光正作为父亲来看,忘记了他也是一个人,也有人的七情六欲,“原来我们的存在也妨碍了梁光正作为一个人的存在”。
很多媒体评价,梁光正是中国的堂吉诃德式人物。他身上这种理想化的正义感和乐观精神,酿成了一出出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剧。
在梁鸿看来: “白衬衫是一种象征,他是一个对自我有更高要求的人,想超越自己的农民身份,成为一个更高意义的人。”
作家李佩甫感慨,这部作品在某种意义和意识上,超越了余华的小说《活着》。《活着》是写人生的绝望,而《梁光正的光》写的是低处的光,在尘埃里,在最低贱处发出的光,超越了绝望。
大时代破碎进了一家人的恩怨情仇
除了白衬衫,梁光正和父亲的性格也很相似,在困难面前都会幽默一把。
梁光正每次踌躇满志地开始他的经济计划:种麦冬、种豆角、种油菜,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但他总是那样幽默、乐观,不把困难当成多么大的事情,继续兴致勃勃地开始盘算下一个计划。
这种幽默乐观,在梁鸿身上也能找到。
在访谈中,梁鸿时常会发出的一连串“哈哈哈”的笑声,眼睛弯弯的。采访空隙,她也会主动和我们聊天。
但在少年时代,她的性格“比较封闭、边缘,处在一种自我漫游的状态”。
这与家庭环境和时代背景脱不开关系。
戏如人生,父亲天天唱的戏文,宛如一家人的真实写照。
在家里兄妹六人中,梁鸿排行老五。她6岁那年,母亲得了脑血栓。有一天,她正趴在小桌子上写字,就看到母亲躺在担架上被抬回来了。
“一村庄的人都跟在后面看热闹,眼神里充满对我的怜悯和难以形容的轻视。”
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末,每年近千元的医疗费把这个农村家庭拽入了贫穷的深渊。
“母亲躺在那里,虚弱、枯瘦、僵硬。她的面容被疾病侵蚀得扭曲变形。每一天都是灰色的,每一天都在叠加难以言喻的黑暗。”
初三那年,母亲去世了。
为了还债养家,父亲常年在外奔忙,总是会忽略了这个“爱哭的老五”。
没有人陪伴,梁鸿学会了和自己相处。她偶尔逃学,一个人跑到梁庄后的湍水边发呆,看着野鸭在水中嬉戏,划过一道道弧线,闻着紫丁花沁人心脾的香气……
湍水
大家庭里的亲情关系,从来都很复杂。每个人都想被爱,又怕被伤害。
梁鸿说:“我自己接近书中梁光正的两个女儿冬玉和冬竹的结合体,比较懦弱,希望家庭好,但又没什么办法。”
母亲不在,长女如母。梁光正的大女儿冬雪是个操心的命,梁光正一不安分,她就得理不饶人地用连珠炮似的语言抨击他。冬雪最爱父亲,最希望这个家好,但却用错了方式,一家人的心反而离得更远。
长子勇智与梁光正之间一直是反讽的、紧张的关系。
勇智很聪明,喜欢分析,能看透梁光正身上的矛盾性,及其行为背后的深层意义。
所以他始终对父亲有敬畏,当然也有不满。梁光正临终前,冬雪不断给勇智打电话,让他回来见父亲最后一面,勇智却没有回去。
在梁光正的葬礼上,他的棺木迟迟无法顺利落入墓坑,儿子勇智和继子小峰先后跳到墓坑里抬棺安放父亲。
看到父亲入土为安,永远离开了自己,一瞬间,他们的情感再也无法抑制,像洪水般汹涌而出。勇智、小峰和冬玉三兄妹,跪在墓坑边缘,互相抱着一起磕头痛哭。
一直到死,梁光正依然在用他的意志指挥子女行动,让他们劲往一处使,心拧成一股绳。这时候,子女们才对父亲有了一点点理解。
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说,梁光正一家,是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典型的中国式家族,大多出生在六七十年代。
那个年代,一家人都是穷过来的,父母总共挣一百多块钱,把兄妹五六个拉扯大。
“但是兄妹之间,以及他们和父母之间的关系,那个戏可大了,爱恨情仇、相互伤害、相互纠缠但又永远撕扯不开。”
梁鸿对中国的亲情关系有着长期的关注。她说, 在中国文化的深层,有一种本质性的匮乏,即个人性的丧失。
由于秩序、经济和道德的压力,每个人都处于一种高度压抑之中,不能理直气壮地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和个人愿望。每个人都在一种扭曲中试图牺牲自己,成全家人,并且依靠这种牺牲生成一种深刻的情感。
可是,每当这种牺牲不彻底,或中途改变,冲突与裂痕就会产生。每个人都被看不见的绳索捆绑着,无法叙说。一旦矛盾爆发,往往极具伤害性。
“ 中国的父子、父女、夫妻之间,永远是暧昧的、若即若离的关系,即使爱也不能充分表达,恨也不是完全的恨,在爱怨之间不断地游离,相爱相杀,最后搅出来这样一种深刻的血肉关系。 ”
“到了现在,我越来越觉得,父亲身上乐观的、幽默的、对生活会心一笑勇敢承受的心态,在我身上也慢慢地体现出来了。”
采访时,摄影师需要拍摄梁鸿的一些外景镜头,我们来到了人民大学图书馆附近取景。
隔着很远的距离,我都能听见梁鸿时不时发出的笑声,说话时偶尔还伴有河南方言向上扬的尾音,在冬日萧索的空气中,绽放出一丝热闹和暖意。
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
经过这么多年,梁鸿慢慢发现,自己身上这股不服输的劲头,越来越像父亲了。“我们那叫‘头别着’,总在想自己的事情。”
1991年,18岁的梁鸿从河南穰县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县里的一个乡当小学老师。
其他师范的同学都在老老实实地教书,可她觉得,自己的生命不能就此停滞,“想要做一些格外的事情”。她一直坚持读书,考进了教师进修学校。
“很多人来进修就是为了一个文凭,没有人认真学习。每天下午和晚上,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教室里学习,但过得非常充实,也很享受这种感觉。”
她并不满足,又接连上了脱产大专,自学本科,后来考上了郑州大学的硕士和北师大的博士,清一色报的都是中文系。
2003年博士毕业后,梁鸿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任教,成为了批评家、学者,写的都是纯粹的专业论文、论述。
虽然研究做得很顺利,但她渐渐产生了一种很强的空虚感,觉得自己离现实和生活越来越远。 “人被局限在专业之内,突破不了那堵看不见的墙,也进不到自己的内心。”
带着困顿,2008年夏天,她回到家乡梁庄,前后住了五个月。这段时间,她观察了乡亲、村庄的变化,发现了种种现实问题,想写下梁庄的故事。
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做研究和搞创作之间存在较深的隔阂,要冒很大的风险。
梁鸿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家人,全家人庄严、安静地听她讲计划,都觉得这是件正经的好事儿。父亲说,你不会“扯秧子”(拉家常),得我陪。
在父亲生命的后期,他陪着梁鸿,拜访梁庄的每一户人家,又沿着梁庄人打工的足迹,去往二十几个城市,行走在中国最偏僻、最荒凉的土地上。
“没有任何夸张地说,没有父亲,就没有《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这两本书。父亲比我还着急我的新书,躺在病床上时,还给我电话催我赶紧把书出出来”。在采访梁庄的过程中,梁鸿才更加深入地认识了父亲。
2015年,梁鸿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也是这一年,父亲去世了。梁鸿眼前时时浮现父亲乐观自嘲和孩童般的无畏形象,不把他写出来,她寝食难安。
从创作非虚构作品到写小说,也是一种大胆的尝试。
一直以来,中国乡土文学受鲁迅影响颇深,描述的农民形象大多是愚昧落后、冷漠麻木的,阿Q、祥林嫂、孔乙己等人物已经深入人心。
写《梁光正的光》时,梁鸿一开始按照固有的习惯写作。写出来一读,她发现,自己还是没有跳脱鲁迅的思想框架。
她推倒重来,看了卡夫卡、福克纳等作家的书,还研究了很多小众作家的作品,一边学习,一边排除。她抛弃了学术腔调,采用生活化、乡土味儿的语言,用高度戏剧化的手法,写出了梁光正的故事。
“如果我没那么倔犟、那么坚持,《梁光正的光》可能我也写不出来,也写不出来梁光正这样一个人物。”
即使写了十几万字后,梁鸿还是没有完全了解父亲。
“我只知道,他是我们的父辈。他们的经历也许我们未曾经历,但他们走过的路,做过的事,所遭受的苦,所昭示的人性,却值得我们思量再三。”
有网友在豆瓣上说,读完这本书,想起一个自己憎恨过的亲人,现在要好好想想他。
很多人和梁鸿说,她做了他们一直想做的事情。“那是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是界限,总是在越轨。在别人看来是勇敢,其实还是因为比较单纯。 我的越轨实际上来自于本性,来自于生命本能,这点和梁光正是有点像的 。”
写作,对梁鸿来说,是一次次对自我的挑战,是一个个学习的过程。“我广泛吸收新的东西,再融会贯通,慢慢形成自己生命和思想的底色,也许有一天,就会写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
从乡村教师,到人民大学教授,从《中国在梁庄》到《梁光正的光》,梁鸿倔强而乐观地面对人生,听从内心的声音,探索未知的远方。也许道路慢阻且长,但创作不会停止。
❻ 《中国古代文学史(一)》课程主讲老师是谁
《中国古代文学史(一)》课程主讲老师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有多年的教学经验,1998年荣获中国人民大学“十大教学标兵”称号,1999年荣获“宝钢优秀教学奖”。主讲课程:《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专题研究》、《中国古代诗体流变》、《吴梅村研究》、《古典文献要籍概述》、《历代诗文名著选》等十几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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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出梁庄记
作者:梁鸿
豆瓣评分:8.4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6-9
页数:432
内容简介:
作家梁鸿在其生命困顿匮乏之时,重返故乡,探访梁庄生活内部的驳杂与丰沛,叙述梁庄生命个体的迁徙与流转。前后历时五年,铸就《中国在梁庄》与《出梁庄记》,关于每个人都在沦陷的故乡,关于每个流落在外的异乡人,关于早已隐没在时间长河中的温柔与哀痛。本次率先出发的是《出梁庄记》,《出梁庄记》是作家梁鸿继《中国在梁庄》之后集中书写离开梁庄去外地打工的父老乡亲生存状态的非虚构作品。此书由梁鸿探访10余座省市、400余位打工者,以200万字图文资料整理撰写而成,是“梁庄”范本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最细节的观察。
作者简介:
梁鸿,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关系研究。著有文学代表作《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神圣家族》等;学术著作《黄花苔与皂角树——中原五作家论》《新启蒙话语建构:〈受活〉与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与社会》《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等。曾获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首届青年作家以及《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度“中国娇子青年领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