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军事杨教授

A. 杨千里的个人履历

杨千里 男，1933年生，江苏省江阴市人。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讯部副部长，高级工程师，少将军衔，兼中国电子学会、中国通信学会、跨国IEEE学会会员。
1950年毕业于同文中学后，入南京大学电机系深造，195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学院（即赫赫有名的西军电，现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无线电系，并留校任教，此后又执教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西军电）、重庆通信工程学院。历任北京四机部第十九研究院工程师，总参谋部通讯部科技处副总工程师、科技处长，通讯部副部长等职。
参加了我国第一代同步通信卫星通讯系统的设计和试验。曾二十余次随团或率团出访东欧、西薯败欧、北美、日本等国，协调与有关国家共同进行卫星通信试验。
1933年10月12日 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1950年8月-1951年1月 在南京大学电机系学习。
1951年1月-1956年7月 在张家口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初期称“军委工程学校一部”，1955年12月后改称通信学院）学习。
1956年6月 授予上尉军衔。
1956年7月-1969年11月 任通信学院、通信兵学院、军事电信工程学院、通信兵工程学院教员（张家口，西安，重庆）。
1969年11月-1971年5月 通信兵五七干校（许昌）学员。
1971年5月-1980年2月 任通信兵第十九研究院科技部工程师。
1980年2月-1982年7月 任总参谋部通信部科技部副总工程师。
1982年7月-1984年1月 任总参谋部通信部科技处处长。
1984年1月-1991年7月 任总参谋部通信部副部长（分管科研、装备、训练），兼任总参谋部通信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总参谋部通信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总参谋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
1988年9月 授予少将军衔。
1991年7月-2000年12月 任总参谋部第61研究所研究员，兼任军事通信卫星工程副总设计师运手扮、应用系统总设计师，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中国通信学会常务理事。
杨千里，1933年10月12日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一个教师家庭。其父母以身示范，鼓励他认真读书，为振兴中华出力，对他一生刻苦攻读、献身国防产生了重要影响。童年随父母到江西省九江市生活，先在广昌县白水镇第三区中心小学、后入南昌省立第一中学、九江同文中学读书，1950年8月考入南京大学电机系。1951年1月，响应国家抗美援朝号召参军入伍，进入军委工程学校一部学习通信工程。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52年6月转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后改称通信学院）无线电工程系学习。在校学习期间，被评为一等优秀学员，受到团内通报表扬、系首长会议嘉奖，4次获国家学术奖金。195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毕业时被授予正连级技术上尉军衔。
1956年7月，留校任教于无线电工程系，先后在通信兵学院、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原学院改称）和通信兵工程学院担任教员（讲师）近15年。在此期间，他在做好教学工作的同时，参与编写了《金属工艺学及无线电机大修》、《接力通信》等教材，参加了流星余旁灶迹通信等课题研究，多次被评为先进科技人员和优秀教员。
1971年6月，调至通信兵第19研究院科技部技术组任工程师，负责对流层散射通信、微波接力通信、卫星通信等研究工作。1979年10月调任总参通信部科技部副总工程师（评为高级工程师）。1982年7月至1984年1月任总参通信部科技处处长。在此期间，相继完成军用散射、微波接力通信系统规划论证和散射通信原理及设备教材的编写任务，参与翻译、审核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大型丛书《美国防通信系统应用工程手册》，参加了中国第一代同步卫星工程通信系统总体设计工作，曾出任中德“交响乐”卫星通信试验中方技术总协调人。
1984年1月，任总参通信部副部长。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至1991年7月离职之前，先后兼任军事卫星通信应用系统总师，总参通信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总参通信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总参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军事网络全书军事通信技术学科副主编等职务。曾获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委授予的“通信技术政策研究工作中做出积极贡献奖”。
1991年7月，退出领导岗位，改任总参第61研究所研究员，至2000年12月退休之前，先后担任军事通信卫星工程副总师，兼任国务院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专家组成员，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中国通信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国防通信技术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市政协委员，还兼任卫星有效载荷专业组成员，卫星应用专业组成员，军用仪表专业组成员，多所大学和研究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跨国电机与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高级会员、北京分会执行主席。被北京大学等10余所大学特聘为兼职教授与博士生导师，并被中国证监会、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中国卫星通信广播集团等多个单位特聘为顾问或技术专家。在此期间，他主持的“国防通信网建设理论与应用研究”项目，1997年获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999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牵头承担的“国防通信网建设研究”项目，1998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1999年，被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主持的军事通信卫星应用系统项目，2001年获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还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和国防科工委授予“军三星工程研制建设先进个人”。

B. 南京大学大气科学学院的历史沿革

虎踞龙盘地，人杰地灵处，六朝古都南京是中国近代气象科学和气象教育的发源地。早在学校开办初期，有关课程中就包含了气象内容。1920年，竺可桢先生受聘来校任教，开始讲授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1921年学校成立地学系，竺可桢先生任地学系主任，1924年地学系分设地质组、地理组和气象组（专业），全国高校第一个气象学专业设立；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竺可桢先生兼任气象研究所所长。在此期间，竺可桢先生为我国培养了最早一批地理学和气象学人才。1944年8月，中央大学正式成立气象系，成为我国高校第一个气象系，由黄厦千担任系主任，黄厦千、涂长望、朱炳海三人为教授，并聘请吕炯、赵九章二人为兼职教授，朱炳海编写的《普通气象学》于194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国内第一本气象学教科书。1948年徐尔灏自英国留学回国，受聘到中央大学气象系任副教授，先后开设动力气象、气象统计等课程；1949年又聘请卢鉴、陶诗言开设中国天气、天气学等课程，同年，中央大学气象系首届学生毕业。
1949年8月8日，国立中央大学改名为国立南京大学，涂长望任气象系系主任，后因涂长望调任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气象局（中国气象局前身）局长，由朱炳海接任系主任。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国立南京大学橡碰更名为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和齐鲁大租游学的气象专业师生并入南京大学气象系，除气象学专业外，首次在国内高校设立气候学专业。1958年，徐尔灏就任气象系系主任，成立了我国高校第一个大气物理专业，1959年在安徽黄山第一次成功实施了人工降雨试验，得到国防科工委嘉奖。1960年成立高层大气物理专业，1964年并回大气物理专业。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南京大学停止招生。
1978年招收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1985年气象系更名为大气科学系，同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1986年设立大气环境学专业，1988年“气象学”学科成为国家重点弊如销学科，大气物理专业和大气环境学专业合并成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专业；1989年成立中尺度灾害性天气国家专业实验室；1996年设立大气科学博士后流动站；1998年建立大气科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大气物理博士点，同年根据教育部专业调整要求将本科三个专业合并成大气科学专业；2000年中尺度灾害性天气国家专业实验室改建成中尺度灾害性天气教育部重点实验室。2006年设立应用气象学专业，大气科学专业成为江苏省品牌专业；2007年大气科学专业成为国家级理科人才培养基地，“大气物理学和大气环境”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培育点；2008年大气科学专业成为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教育部特色专业。2008年11月24日，南京大学成立大气科学学院，由杨修群任院长，下设气象学系和大气物理学系。

C. 杨端六的人物生平

辛亥革命期间回国，担任海军陆战队秘书长。后回长沙，在《长沙日报》社担任撰述。回湘路过武昌时，黄兴以战时财政困难向他求教，杨建议募捐和征收战时特别税，以渡难关谈销清。
1912年暮春任《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案发，《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申讨“袁贼”(袁世凯)、“赵犯”(赵秉钧)文章累月。黎元洪派人于法租界将杨与其同事周鲠生、皮宗石、李剑农等4人逮捕，拘禁于法租界巡捕房。经汉口法国领事会审判决无罪，杨被护送至上海释放。得黄兴资助，同年初到英国，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货币银行专业。1920年回国后即在吴淞中国公学兼任经济学、会计学教授，在商务印书馆担任会计主任，对商务的会计制度进行了改革，并迅速实现扭亏转盈。郭沫若曾称赞他“在商务管着银柜子”，中国会计界称他为中国商业会计学的奠基人。同年夏，杨到长沙代表中国公学和北京大学等4团体陪同到中国讲学的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和英国哲学家伯兰特·罗素巡回演讲。他自己也对长沙听众讲了“社会与社会主义”、“同业组织问题”和“介绍罗 素其人——与罗素一夕谈”3个专题。毛泽东当时是新民学会负责人兼任长沙《大公报》的 特约记者，特把杨的演讲记录下来，用“杨端六讲，毛泽东记”的署名，登在1920年10月31 日长沙《大公报》的第十版上。1926年杨任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研究所研 究员。在此期间，他着重研究中国对外贸易，与侯厚培等根据1864～1928年间的海关清册著 成《六十五年来中国贸易统计》，绘有图表40余幅，成为中国第一部国际贸易资料集。
1930年后一直受聘于国立武汉大学，曾任法学院院长、教务长、教授兼经济系主任、文科研究所经济学部主任。1938年，武汉大学由武昌迁往四川乐山，杨任迁校委员长。曾兼任国民政府参政员、军事委员会审计厅上将厅长，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含前委员。
新中国建立后，任武汉大学教授，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1956年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66年9月30日，在无人照顾的情况下去世，未留下骨灰，终年年81岁。
杨发表有关中国金融、币制和税制改革等各类文章160多篇，主要有《中国币制改革论》、《关税问题概论》、《财政上的防腐方法》等。在武大期间，讲授货币与银行、会计学、企业管理学等课，编有《货币与银行》、《工商组织与管理》、《现代会计学》等。武汉解放后，开始从事清代货币金融史的研究，50年代末期完成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深受国内外同行学者的好评，香港广角镜出版社于1977年重印此书。晚年编纂《中国近百年金融史》，
杨端六生于1885年6月18日，恰为当年端午节后一日，其母便给他取了个小名“端六”。年长后，为了怀念母爱，竟以此作为他的大名。他生于长沙县东乡，原籍苏州，1900年祖父、父亲相继去世，家无恒产，考入由著名经学家皮锡瑞主持的善化学堂，次年转入完全免费的师范馆(后斗弊称中路师范学堂)，在旧学和新学两方面打下了较好的基础。1903年毕业当小学教员，在长沙和浏阳乡下任教，恰逢两湖有官费留日名额，可是农村消息闭塞，误了考期。亲友见他一心向学，便资助他于1906年自费赴日。他先到宏文书院学习中学现代课程和外语，1908年得以补为官费生，便考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这时，他与同学皮宗石(1887年-1954年，30年代末期为国立湖南大学首任校长)等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他和同盟会留日学生赶回上海，成立“海军陆战队”，任秘书长。不久清帝退位，这支部队解散，他便回家省母。
辛亥革命后的长沙，先是焦达蜂、陈作新以同盟会员为骨干的军政府，后来是立宪党人谭延闿的新政府，从日本回来的学生，特别是有同盟会员身份的人，此时做官的机会多极了。比他早两年回国的表弟俞笏山，这时也参加了谭政府的工作，任外交司次长。另一方面，这时各种法政学校风起云涌，除公立、官，绅法政外，还有一些私立的法政经济专科学校。杨端六既不做官，也不去这些法政学校教书，而是选择了待遇菲薄的新闻工作，在一家叫《长沙时报》的报社担任撰述。
1912年的暮春，他在日本的同学、同盟会员宋教仁出任北京政府农林总长，宋为了在民间开展反袁活动，委托一批留日的同学办一张反袁报纸，即《民国日报》。参加报纸工作的有曾毅和皮宗石、周鲠生、李剑农等人，杨端六任经理。在报社里，杨端六最负责任，汉口的夏天热极了，杨端六整日在一间很小的房子里办公，常忘记休息。当时，设在汉口法租界的《民国日报》，既是一个反袁的言论基地，又是一个秘密的联络机关。在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宋教仁以后，《民国日报》攻击袁氏不遗余力。袁世凯的亲信通过湖北当局，贿买汉口法国巡捕房，逮捕了曾、杨、皮、周、李等主要骨干，并要求引渡，准备引渡后“以军法从事”。由于这些被捕者都是懂得国际公法的，法国又是一个标榜自由、民主和维护国际法的国家，因此，法国驻汉口领事出面干涉，抵制了袁政府的请求，连夜把他们送到一艘英国轮船上开往上海。杨端六和周鲠生、皮宗石等人在上海得到黄兴的帮助，取得了湖南的一项公费，于1913年初到了英国。杨端六进入了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货币银行专业。
杨端六一去七年，主要在伦敦，也到过德国和法国寻师访友。那几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留学生在欧洲也和当地人一样，生活很清苦。1918年大战结束，不久举行的巴黎和会因在中国问题上偏袒日本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五四运动就是以此为近因发生的。远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亦群情激愤。当时在英国的杨端六渡海与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的王世杰、周鲠生、皮宗石等汇合，一道去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宫，向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请愿。
杨端六到英国时已是28岁，这个年纪的男子未结婚，在当时的中国简直是一个奇迹了。他到英国后便认识了袁昌英。袁昌英比他小10岁，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她的父亲袁家谱(号雪庵，醴陵人)是湖南的名士，也是理财专家，杨端六在国内即受到他的赏识。他和袁昌英异国相逢，两人所学专业虽然不同，但志趣相似，由恋爱而订婚，直到回国后完婚。结婚时，杨端六36岁，袁昌英26岁，是前一代学人中晚婚的典范。
女儿杨静远是英语翻译家。
杨端六是1920年由英国回国的，还在英国时，商务印书馆办的《东方杂志》就聘他担任撰述，回国后即在商务工作，并在吴淞中国公学兼任经济学、会计学教授。这年夏天，他回长沙，把他的母亲和一个在湖南稻田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并留在母校任教的小妹杨润余接到上海，在闸北虬江路四达里定居。他这次回来，并不是专门为了接家眷，而是代表中国公学和北京大学等四团体陪同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和英国哲学家伯兰特·罗素到中国来演讲。他们于1921年l0月25日到达长沙，杨端六担任了罗素在长沙的第一回演讲的翻译，讲题是《德国布尔什维克主义与世界政治》。杨端六自己也对长沙的听众讲了《社会与社会主义》、《同业组织问题》和《介绍罗素其人——与罗素一夕谈》三个专题。由于他的满妹润余是新民学会的成员，而这个学会的领导人毛泽东当时又兼任了长沙《大公报》的特约记者，因而与之相识，毛泽东还把端六伯的一次讲话记录了下来，用“杨端六讲，毛泽东记”的署名，登在1920年10月31日长沙《大公报》的第十版上。尽管杨端六在一段时间中，对中国共产党并不了解，但在全国解放以后，他热爱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政治态度是与20年代起他同毛泽东的结识有一定的联系。
1926年，杨端六由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推荐，出任这个新成立的研究院所属的经济研究所所长。那时该院仅有地质、历史、经济三个研究所，其他二位所长分别为李四光(仲揆)和傅斯年。杨端六由他的同学、研究院主任秘书杨杏佛(铨)的介绍，参加了国民党。他在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时间并不长。因为李四光授命筹备扩大武汉大学，他就和李一道离开中央研究院了。在中央研究院期间，他着重研究了中国对外贸易，与侯厚培等根据1864年至1928年间的海关清册，著成《六十五年来中国贸易统计》一书，绘有图表四十余幅，成为中国第一部国际贸易资料集，至今仍受到重视。
1930年，新的武汉大学(即由李四光任扩建委员长的武大)筹备基本就绪。作为这个大学的筹备人之一的杨端六全家迁到武昌，住在武昌昙华林街。1932年，罗家山(后来由闻一多先生易名为珞珈山)校舍初步建成，就搬进山前区宿舍，抗战前，他们在这里住了八年。杨端六先后担任教授兼经济系主任、法商学院院长和教务长等职务。他始终上课，教授“货币与银行”，他的著作《货币与银行》于1930年在商务出版后，一直作为教科书，以后每年修订，列为商务的“大学丛书”再版多次，40年代大多数大学经济系都用它作为教材。
钱昌照向蒋介石建议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聘请一些在野名流担任委员，共同讨论巩固国防，抵御外侮。后来这个委员会并未成立，而是由钱向蒋介绍胡适、钱端升、杨端六等23人分批地为蒋讲课，杨端六从这时起认识了蒋介石。后来，蒋介石在他的军事委员会里成立一个审计厅，通过王世杰的关系，要他去当厅长。他对此事感到十分苦闷。这个厅长的职务应由军人担任，他以不是军人推辞。蒋介石为了装饰门面，一定要他出山，他又提出：不离开学校，不离开讲台和不穿军装，仅利用假期去南京兼职。不料这些条件仍没有推掉蒋的请求，除全部同意外，并授与上将军衔。从1934年到1937年，杨端六在每年暑假中去南京任职二三个月。他去南京，仍旧长袍马褂，从未穿过军服。1938年因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这个闲衙门“审计厅”也就裁撤了。
抗战爆发后，杨端六夫妇和他的同事们积极地参加爱国捐献，还由袁昌英署名撰文表示毁家抒难的热忱。1937年冬，武汉大学由武昌迁到四川乐山，是由杨端六踏访地址、主持迁移的。乐山是个没有军事设施的小城，但日军并不放过，在一场狂轰滥炸中，杨端六的家被炸毁，加上货币不断贬值，这位理财专家却一点不会理自家的财，不做生意也不会囤积生活资料，工资还是存入银行，结果生活十分拮据。
解放后，杨端六的儿子也考进了武大。虽然他是院长，但从未过问儿女、侄子、侄女考学校的事。1944年6月，经济系的同学为他做六十大寿，那时，物质条件十分困难，同学们不知从哪儿找来一些彩色纸，做了一个大寿字，寿字下有祝寿者的签名，请他坐在茶话会的中间，合影留念。在武大，这样的尊师盛会是少见的。1948年冬，杨端六接受他的同学陈剑修的一再邀请到桂林去讲学。杨端六是带着他的研究课题“中国货币史”去的，因为太平天国最初起义于广西，太平天国钱币在别处罕见，而桂林甚多。他们一家住在桂林南郊将军桥的一个教授宿舍里，夫妇俩都没有开课，杨端六应同学请求，作过几次“中国货币史”的演讲。解放后，他们一家搬回珞珈山，杨端六仍任经济系教授。那时，他已有60多岁了，平素就有腰痛的毛病，有一次去上课，跌了一跤，以后，学校就照顾他不上课了，在家里做研究工作。
杨端六对自己，诚诚恳恳地接受思想改造；对国家，努力地从事著作，在50年代的末期，完成了《清代货币史稿》，后来由三联书店出版。50年代的初期，伯伯曾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委员。1956年参加了“民革”组织。1957年，杨端六和袁昌英被错划为“右派”，杨端六深知妻子在解放后努力思想改造，决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因而精神受到刺激。到60年代“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家又受到冲击，在身边的独生子杨弘远教授也被迫与他分居，远在北京的女儿杨静远下放到“五七”干校，自顾不暇，这时他已身患重病，独自住在医院。1966年9月30日，享年81岁的杨端六在无人照顾的情况下去世。
中国旧时商业记帐是流水簿，这种方法只能简单地表述资金收付情况。随着商事日繁，不能不谋求改革了。1917年，有一个在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的留学生，在国内发行的《太平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商业与会计》，第一次把现代会计原理和商业活动有必要采用的现代会计方法介绍给中国商界。这篇论文的作者，就是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名人的杨端六教授。
1921年9月，商务印书馆实行大改组，王云五出任商务编译所所长，他感到商务的财务制度是非改不可了，于是与深通现代会计的专家杨端六签订了全面改革商务财务工作的合同，着手改革。不久，立见成效，不仅商务满意，而且使中国旧商界耳目一新。后来杨端六正式出任商务的会计科长。被人称为商务的“金柜子”。中国的商业会计工作者们称他为中国商业会计学的奠基人。
货币学与银行学研究
自19世纪中叶以来，由于鸦片和其他工业品的输入，一方面是白银大量外流，另一方面外国的钱币如鹰洋等也在市面流通，中国一直为货币问题所困扰。20世纪开始，首先从日本引进一些现代货币学知识，当时进行币制改革，使得理论研究更加有的放矢。20年代末，国民党政府从垄断金融入手，为对付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又一次白银外流，取消金银本位制,发行不兑换的法币，30年代末至40年代的战时物价波动以至爆涨，都使经济学家关心货币问题的讨论，这是杨端六所遇到的时代热点之一。
杨端六在1917年就翻译了卫士林的《支那货币论》，同年只有李翰章等合译了日文的《货币学》，以后要到20年代才有其他译作问世。1923年1月，他出版《货币浅说》，介绍了货币的起源、种类和作用，批判了当时有人主张废除货币的论点。这虽然是一本小册子，却是国人自撰的最早的货币学著作，以后要到1930年才有叶作舟的《货币新论》等大批著作陆续出版。1923年1月，他出版了《银行要义》小册子，分概论、银行之种类、商业银行之业务、银行之协同与垄断几章。关于银行学，此前已有七八种著作面世，不算领先之作，但是他的《信托公司概论》(1922年1月初版)，对于信托公司这样的金融机构，却是最早的介绍性著作之一。

D. 杨振宁的资料。

杨振宁，1922年出生，美籍科学家，被誉为当代的爱因斯坦。

杨振宁为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拉巨额科研经费，私人推荐1200余名年轻学者出国培训。“无偿协助建设实验室几十座”(葛墨林院士语)，以清华名义发表SCI论文几十篇，“将清华三个物理研究领域提高到世界一流”(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语)”，杨振宁还个人捐献600万美金以上给清华大学，用于引进人才。

杨振宁还邀请、安排林家翘、聂华桐、姚期智、张首晟等多位世脊历界顶级科学家到中国工作，其中做到中科院外籍院士的就有7人。杨振宁还一手促成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创建和第四代光源——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试验装置的大项目在中国落户。据李昕，杨振宁还与恢复高考有关，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杨振宁是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创始人，该研究院在理论凝聚态物理、冷原子物理、理论计算机等领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汇聚众多国际一流学者。他还是南开大学理论物理研究室创办人，该研究室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据周光召院士：杨振宁为中国至少培养了10个以上的中科院院士和5个大学（副）校长。

他是1971年中美关系松动后回国探访的第一位华裔科学家，在积极推动中美文化交流和人民的互相了解、促进中美建交、樱册搜人才交流和科技合作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1971年上半年，杨振宁参与保钓运动，此外他还以公开信的方式直接参加1971-1991年对台统战。

1977年，杨振宁创建全美华人协会，1980年创建“与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在中国香港和美国筹措资金，策划和资助了CEEC计划（中国学者访问项目），帮助大批中国高端学者到美国著名大学进行深造，归国者有多位当选两院院士，其中就包括后来的北京大学校长的陈佳洱，担任过复旦大学校长的杨福家以及担任过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谷超豪、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薛康、中国科学院院士孙昌璞、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苏刚等人。

1983年，杨振宁创建香港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基金会，促成了广州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的成立，募得巨额资金，以及4000多平方米教学楼一栋姿则，资助国内纯学术基础研究项目，获得国家部省级奖励几十项。

杨振宁还在南京大学、兰州大学、中山大学、海南大学、东莞理工学院等高校学府个人捐资建立“杨振宁奖学金”，帮助品学兼优的大学生（含研究生）完成学业。

清华大学前校长王大中高度赞誉了杨振宁对清华的贡献：清华物理系有今天的成就，杨教授功不可没。

E. 杨振宁对中国贡献到底有多大

首先明确一点，贡献是贡献。如果从贡献来说的确是常人所不能极，但是反观道德品质来说，这是个十足杂碎。不能说我打了你一棒然后给你颗糖吃，你就能高兴？？？真爱的背后是老不正经，不回国是忘恩负义，这些都是铁的事实。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世人是找不到任何依据来评判背后的猥琐，伦理而已……就这样的人而言，不要说找二十八岁了，就十八岁的他也会上，反正有真爱挡箭牌，反过来如果真的懂道德，有修养，知道什么是为人师表，但凡是个人都不会干出这事来。再说说不回国，钱学森怎么能回来？邓稼先怎么能回来？如果今天的祖国没有那么强大，大家想想他会可能回来吗？所以大家不要用贡献来开脱一个人渣的罪过…………今天中国的发展是所有国人的贡献，不是他一个人的贡献，有他不多，没他不少~~~只能说狗回家了而已……

F. 求~~~~南京大学地质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

2011年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地质学专业本科教学计划

通识通修：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体系概论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形势与政策
军事理论
军训
大学英语
大学数学（层次1)
大学计算机信息技术
大学计算机应用
大学体育

学科专业课程

大学化学
大学化学实验
大学物理
大学物理实验
普通地质学
构造地质学
古生物地质学
结晶学与矿物学
晶体光学
火成岩岩石学
沉积岩岩石学
变质岩岩石学
地球物理基础
地球化学基础

专业选修课：

多晶-X射线衍射应用
地球信息导论
矿相学
矿物信息学
现代矿物学理论与应用
构造板块
油气资源概论
遥感地质学
资源信息分析
水文地质工程地址概论
普地实习
测区实习

相关专业课教材：
《普通地质学》夏邦栋等编，地质出版社；
《地球物理学原理及应用》胡德昭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大学数学》陈仲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火成岩石学》孙鼐、彭亚鸣等编，地质出版社；
《沉积岩石学》冯增昭编，石油工业出版社；
《基础结晶学与矿物学》罗谷风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矿床学概论》任启江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矿床学》袁见齐等编，地质出版社。
《地球化学》陈骏、王鹤年主编，科学出版社
《构造地质学》俞鸿年等编，地质出版社
《地球科学概论》刘本培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地球科学》多媒体电子教程，徐士进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古生物学》（绪论部分），张永辂等编，地质出版社；
《历史地质学》，夏淑芳主编，地质出版社；
《古生物地史学概论》杜远生、童金南主编，中国地质出版社。
《水文地质学基础》王大纯、张人权等著，地质出版社

就这些吧，加分哦！

G. 跪求一武汉大学生物系大神回答我几个关于你们课本和资料的问题

还在傻乎乎的想学微生物啊，你有没有考虑过学完了毕业找工作的问题。即使你考上了研，前途也一片黯淡。从过来人的角度我劝你赶快转行，跳出这个火坑。

以下是一个学生物的前辈的肺腑之言，这里转发一下。虽说这位前辈好像应该是在欧洲的留学生，但欧美的学生物的都惨成这样，你以为国内的就会好到哪里去。况且这些欧美的生物博士们找不到工作全都回国，国产的土硕士，博士怎么和这些人竞争。清醒些吧，还在学生物类专业的学弟学妹们，赶快转行，早转一天，少痛苦一天。类似的言论还有很多，你搜一搜就知道了。

[转帖]
反正粘上生物这两个个字就注定要比很多其他专业悲催很多。
主要是90年代开始太多鼓吹生物技术怎么怎么样，什么21世纪重要科技支柱之一，整个世界上太多的人去学生物了。造成目前的就业状况是僧多粥少，职位竞争的状态已经不是能用激烈来形容了。几年前的统计，美国有70-80%学生物方向的留学生最终都转行了。欧洲稍好一些，但也不会好到那里去。中国? 转行的更多吧。中国的生物产业本来就比欧美弱很多。
由于工作机会稀少，大部在国外学生物的只能不停得待在学校往下读书，上完硕士上博士，上完博士再做博士后。而这时，只有少数非常出色的人可以在学校继续待下去当助教，副教授，还有少数优秀的人可以找到公司研发部的位置。剩下的，如果想在国外待，只能想着转行，或者干脆放弃在国外的一切，回国找个大学的工作。而现在在国内学生物的也是人满为患，竞争异常激烈，很多大学已经开始只要发过5片文章以上的海龟博士了，再过几年天知道会什么样子。而在生物博士里成为少数非常出色的人你知道意味着什么? 必须每天白天做实验，晚上看文献，写文章，很多周末还要泡在实验室里。基本天天就像在高三的生活。同时还需要有一个好导师，在一个不差的课题组里。只有这样，你的发表文章数才可能比别人多，走在别人前面。相比同龄人在别的行业，这么努力的人一般是为了向经理，总裁奔的，若只是当个一般员工，朝九晚五的生活就行了。而在生物这个行当，这么努力只是为了保住位置，否则就等着喝西北风吧。所以一旦踏入生物这个行当，你就要准备好和朝九晚五的生活说拜拜，否则还是趁早离开。
总之，如果自己真的是对生物专业有极大的兴趣爱好，并愿意为之奋斗终身，那么加入这行还行。如果只是想给将来找个稳定职位混口饭吃，那么千万别糊里糊涂得踏进来，如果不幸你已经是生物专业了，试试一年内能不能找到工作，如果找不到，那么尽快转行吧。不要再傻乎乎的去读博士，读博士后，越往后拖，你越后悔。
其实不光是微生物，象学植物的，动物的，生物化学的，分子生物学，生物纳米材料等，都是越往上学越窄的路，大部分人只能憋在学校，想从学校出来的很多人最后只好转业。
这些专业毕业找到合适位置相当难。首先，欧洲现在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就一直没有缓过来。大多数公司都是处于缩减，或最多持平的状况，这就意味着总体上公司的职位只会减少而不会增多。市面上能看到的职位招聘，大部分都是由于职员跳槽，或产假，或退休而空出来的，所以新人要进入这些位置只能凭运气等。你只能求老天保佑那些和你背景相似的前辈们出各种问题离开那个岗位，然后你才有机会挤进去。
对于博士及博士后来说，还有条路是待在大学里混。但目前大学的状况实在不乐观。2009年，欧洲多国政府就宣布消减各个大学的经费。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学校很多的系里，n个博士争那么一个博士后位置，而几个博士后争那一个副教授位置。但没想到最后有了副教授的头衔一点用都没有，政府只给你这个系每年那么些钱，所以规定了你这个系能有几个教授，几个副教授，再多出来的副教授怎么办呢? 只好让他们自己去申请研究经费来养活自己，研究经费的申请比要饭还难，一般研究经费申请的中率不到10%。申请不到研究经费的副教授就只能失业了。
说到最根本这么艰难的最主要原因是僧多粥少，目前的就业市场状况用数字打个比方的话，如果市场上有10000个IT类的工作，那么会有11000人竞争这些职位，总会有1000多个人被挤出来，所以你会听到很多学IT的说工作难找。而生物呢? 市场上只有500个职位，却有2500人在竞争，这个情况已经不是能用惨烈来形容的了，所以会有70-80%学生物的人最终只能选择转行。这些数字比例大概符合欧美的情况。国内具体什么情况，由于没人做过这方面统计，所以无法知道。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国内生物行业的发展比欧美差得多得多，所以职位只能更少。而国内各个大学却有那么多生物类专业，真不知那么多人将来学出来都干啥。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生物这个大专业内部太细分化，而且相互不兼容。做动物的没法跳到植物，做生理的没法跳到分子。比如你是微生物方面的硕士或博士，你看到了一个动物药理学方面的招聘职位，你想进去连门都没有，那当中的鸿沟堪比学哲学的想直接去当软件工程师一样。在生物这条路上，越往上走路越窄，当中如果努力不够，或者是努力了但结果不好，最终的结果就是走投无路。化学方面能比生物好一些，但还是存在兼容差的问题，比如你做有机化学的很难转到药物化学等等之类。而对比象IT及电信行业，内部的兼容性很好，较容易从这一块跳到那一块。而IT及电信类的职位市场比生物和化学类的多得不知几个数量级了。所以，选专业一定要选好，如果有学弟学妹们已经走入生物领域的，如果这不是你们的兴趣专业，我劝你们尽早离开，越往下拖越痛苦，等你真正到了博士后而才发现走投无路，还不如到餐厅或超市打零工时，只会痛不欲生，终日以泪洗面的。

H. 经济学双博士的南京大学杨教授

杨德才，史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民营回经济研究所所长，江答苏省政协常委，江苏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致公党江苏省委副主委，中国致公党江苏省经济委员会主任，江苏省审计厅特约审计员。拥有众多著述，主持参加过许多课题。http://ke..com/link?url=0fVKF9xadAdUNgdxhLQdmXxmcqiB_WvVmey2K

I. 南京大学大气科学学院的年事大记

1920年，竺可桢应郭秉文校长之邀受聘于南京大学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1921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建为国立东南大学，成立地学系，竺可桢任系主任，开始讲授近代气象学课程。
1924年，国立东南大学地学系设立地质、气象、地理三个组，其中气象组成为我国最早的气象学专业。
1928年，国立中央大学成立，地学系内改设为地质矿物门、地理气象门。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在南京北极阁成立，竺可桢任所长。
1930年，地学系分为地质学系、地理学系，胡焕庸任地理学系主任，地理学系分设地理、气象两个组。
1944年，气象组从地理学系分出，成立国立中央大学气象系，是我国第一个气象学系，黄厦千任首任系主任。气象学系成立之前共培养出气象学生44人。
1945年，王鹏飞成为气象学系第一届毕业生。
1947年，朱炳海出版我国第一本“普通气象学”教材（商务出版社）。
1948年，气象学系成立以来，共培养学生45名。先后有黄厦千、涂长望、朱炳海等任气象学系专任教授，赵九章、吕炯任兼职教授。
1949年，国立中央大学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涂长望被任命为气象系主任，同年12月涂长望调任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气象局局长，朱炳海接任系主任。
1950年，招收解放后第一届本科生，30人，相当于解放前招收气象类学生总数的40%。
1952年，国立南京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院系调整，下设13个系，气象学系是其中之一，朱炳海任系主任。浙江大学么枕生教授、石廷汉教授，齐鲁大学吴伯雄教授等气象方面的教师和学生并入南京大学气象系。除气象学专业外，设立我国最早的气候学专业。气象学专业由徐尔灏教授为主任、黄士松教授为副主任，气候学专业由么枕生教授主持。为满足国家大规模人才需求，开始招收气象专科生（至1956年共招生五届）。
1955年，气象学系首次招收越南留学生，是南京大学招收的首批留学生，至1966年共培养越南留学生64人，还培养了3名朝鲜留学生。
1958年，徐尔灏任气象学系主任，黄士松任副系主任。成立我国第一个大气物理学专业，先后建立云雾物理、大气湍流、雷达气象、大气探测等学科组。
1959年，第一次在黄山实施人工降水试验成功。
1960年，为适应我国空间科学及火箭卫星事业的发展，经高教部同意气象学系成立高层大气物理专业（1964年并回大气物理专业）。中央气象局决定成立气象学院，经高教部同意委托南京大学气象系协助选址建校，并以南京大学气象学院的名义招收和培养了三届（60、61、62级）学生。
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停止招生。
1972年，招收首届工农兵学生，至1976年共招生五届。
1975年，为弥补文化大革命造成的高等教育断层，开始为国家气象局、总参气象局开办“雷达气象”、“热带天气”、“气候统计”、“气候学”、“卫星气象”等培训班。
1977年，黄士松任气象学系主任。
1978年，招收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本科生（117名）和硕士研究生（7名）。
1979年，恢复向国外派遣访问学者。
1980年，恢复向国外公派留学生。
1983年，陆渝蓉教授任气象学系主任。天气动力学、气候学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经国家教委批准成立热带天气研究室。建立天气动力学、气候学两个博士点。
1984年，陆渝蓉调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伍荣生接任气象学系主任。
1985年，开始招收第一批博士生，为西部边远省份招收天气动力专业专科生
1986年，气象系更名为大气科学系。建立大气环境专业（本科）。建立天气动力学、气候学、大气物理学三个硕士点。
1987年，经国家教委批准成立南京大学灾害性天气气候研究所。
1988年，大气物理学专业和大气环境专业合并为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专业。
1989年，经国家科委和国家教委批准，成立中尺度灾害性天气国家专业实验室。
1990年，成立南京大学自然灾害研究中心，陆渝蓉任中心主任。
1993年，倪允琪任大气科学系主任。招收现代信息处理与计算机应用大专生和成人教育大专生。
1994年，隆重举行“庆祝建系五十周年”大型纪念活动。
1996年，建立大气科学博士后流动站。建立校级大气科学人才培养基地。成立南京大学全球变化研究中心。
1997年，倪允琪调任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院长，蒋维楣副主任主持系行政工作。
1998年，谈哲敏接任大气科学系主任。
1999年，大气科学成为一级学科博士点。根据教育部要求本科气象学、气候学和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专业合并为大气科学专业。伍荣生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开始实施“985工程”一期项目“我国重大天气气候灾害的形成和预测理论研究”建设。与江苏省气象局合作建立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校外产学研基地（南京）。
2000年，建立中尺度灾害性天气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与上海市气象局合作建立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产学研基地（上海）。
2001年，首次招收“信息与计算科学”成人教育本科生。
2002年，重新申报国家重点学科，“气象学”继续为国家重点学科并位居全国同类学科第一。伍荣生当选中国气象学会第二十五届理事长。中国气象局与南京大学签署局校合作协议。开办成人教育“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专升本脱产班。
2003年，新增自主设置“气候系统与气候变化”二级学科博士点。
2004年，中尺度灾害性天气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接受教育部评估，取得优异成绩。隆重举行“庆祝大气科学系建系六十周年”大型纪念活动。开始实施“985工程”二期项目“地球圈层与环境”建设。与湖北省气象局合作建立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产学研基地（武汉）。开办自学考试“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脱产班。
2006年，杨修群任大气科学系主任。新建“应用气象学”本科专业并开始招生。与安徽省气象局合作建立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产学研基地（合肥）。
2007年，新一轮国家重点学科评估，“气象学”再次位居全国同类学科第一。新一轮国家重点学科申报，“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成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本科“大气科学”专业成为江苏省品牌专业。南京大学陈骏校长访问中国气象局，深化局校合作。
2008年，成立大气科学学院，下设气象学系、大气物理学系。杨修群任大气科学学院首任院长。本科“大气科学”专业成为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育基地、教育部特色专业。配合学校，顺利完成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并取得优秀成绩。开始实施“211”三期项目“我国重大灾害性天气气候的成因和可预报性”建设。大气科学学院成为中国-挪威联合建立的Zhu-Nansen国际研究中心的中方合作伙伴。
2009年，教育部全国高校一级学科评估，南京大学大气科学学科排名全国高校同类学科第一。中国科学院符淙斌院士来校工作。中国气象局郑国光局长访问南京大学。隆重举行“南京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成立大会暨大气科学前沿国际论坛”。开办成人教育“物流管理”专业专升本科业余班。

J. [课程改革进程中的建构主义思想辨正]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

建构主义思想自上个世纪90年代被引入中国之后，就一直在褒与贬的夹缝中艰难地生存着。特别是，当新课程改清颤察革成为建构主义思想的实践土壤之后，很多直指新课程弊端的批判也顺带成为攻击建构主义思想的有力辩词。一些学者甚至指出。建构主义是一种否认客观世界、否认人类知识的“反科学”、“反知识”思潮，是一种不可知论、唯我论或独断论，它对教育实践界正产生着很多的危害，对此应当加以正视。但另一方面，诸如情境学习、认知抛锚式教学、认知弹性学习、分布式学习等国际上前沿且被实践证明为有效的学习与教学模型，却都将建构主义作为其后台的支撑性理论，共享着有关建构主义的很多思想与假设。我们甚至可以看到，西方学术界自上个世纪末所发起的学习理念之革命，无一不在巩固、洞闭加深与完善建构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想的合理性与冲击力，无一不在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深处寻觅建构主义思想的真正的生命张力。因此。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开始认识到，“不是建构主义本身是一种错误的认识论，而是我们在言说、在实践建构主义思想时走了样”，那么，辨明建构主义的思想实质、建立对建构主义的理性自觉、克服对建构主义的诸多误读，即是处于当前课改大潮中的人们急需补上的重要一课。

一、建构主义并非一种否认客观世界存在的学说

几天前，一位台湾的课程学者杨教授来南京大学给教育系的师生做报告。从其报告的内容看(关于台湾课程改革的兴衰成败)，他对建构主义很明显地持一种不赞同立场。在报告的一开始，他向听众抛出了如下一个问题以引出其对建构主义的认识，“站在你们面前的杨教授真的存在吗?”显然，他的意思是说，建构主义强调任何事物都是被建构出来的，包括现在正在演讲的“杨教授”。现场观众的一片笑声似乎表达了对杨教授幽默且看似深刻的见地的赞同。其实，如果大家都冷静地思考一下，按照这一逻辑，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事物是客观地存在的了，任何呈现在大家面前的事物(高山、大楼、河流等)都是人们主观建构的一种意念，或者说，都是每个人头脑中的一种现实幻象。很明显，杨教授是想把“现实世界都非真实存在的”这一荒谬的认识安在建构主义的头上。
其实，杨教授的观点代表了很多反建构主义者的共同立场。但他们都犯了一个无限泛化建构主义观点的根本性错误。对此，建构主义思想的重要奠基者冯・格拉塞斯菲尔德就曾反复申明：“经常有人指责我是在否认真实。这种看法是对建构主义的根本误解，……，否认真实的存在是愚蠢的，这将导致唯我论，而唯我论是不可接受的”。实质上，建构主义并没有否认真实世界的存在，而只是强调对这样的“真实”，我们没有一种对其加以认识的适当方式。也恰如冯・格拉塞斯菲尔德所进一步指明的，“我们能定义‘存在’的意义，但是只有在我们的经验世界的领域中，而不是在本体论意义上。当‘存在’一词运用在独立于我们经验的世界(即一个本体论的世界)时，它也就失去了自己的意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意义”。所以，建构主义思想始终不会在本体论的范围中打转，也不会陷入统治西方思想界近两千年的“思维与存在何谓第一性”的本体论谜团中并使自身走向迷失，它关注的是人们对客观实在的“认识”以及这种“认识”的限度与可能。
由此我们更可清晰地看到，科学知识是人类群体对外部客观世界的一种“认识”，这种认识即是一种“建构”。建构的认识在一定的时空范围中是稳定的、不变的，但在更长的时空界域中却可能是需要修正、完善与变化的，这体现了科学知识的累积与发展的特性。由此可见，科学并非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而只是否认科学知识作为绝对镜像式的存在，并主张，作为一种“人类认识”的科学知识，是在人类群体的经验范围中的一种“建构”，是主体世界与客观本体世界的一种联系，它发生在这种彼此联系、相互交织的中途，这与建构主义的思想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甚至可以说，上述的思想正反映出，建构主义对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做出了较为深入、准确的刻画与叙述。由此可得到一个颇具辨证意味的推断，即，对建构主义答茄的所谓“反科学”特征的批判，实际上就是一种对科学本身的批判；对建构主义的所谓“反知识”特征的批判，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对知识本身的批判。说白了，这种批判源自对建构主义思想的误读或肤浅的理解。

二、知识的适应性――建构主义思想在教育中的张力

承接上述的论述，一个有趣的问题自然地涌现出来，即，人类所建构的认识是否是任意的、无限制的、随心所欲的?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作为建构主义思想的重要奠基者，瑞士著名的心理学家皮亚杰一再强调。“认识是一种适应性活动”。这一观点承接了生物进化论的适应性思想，即是强调，具有适应性的动物有一套处理它们所生存环境中各类困难的行为本领，而人类的知识作为一种概念和行动纲要，本质上就是动物行为本领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可知，人类的认识(或知识)不是漫无目的、随心所欲式的建构，而是在一定的经验背景中、在认识者所赖以生存的事物与关系的网络中产生的，或者简而言之，在一种情境脉络中所产生的，是主体在适应外部世界对人类的要求的过程中所自然涌现的。
根据知识或认识的适应性观点，传统认识论中的真理概念、传统教育学中的“正确或错误”的概念，就要被一种新的观念――“生存力”所取代。这一观念仍然取自生物学领域，即，在生物学家看来，只要活的有机体能设法在环境中生存，它便具有生存力。由此，建构主义者认为，如果概念、模式、理论等能证明它们对于自身被创造出来的情境脉络是适宜的，那么它们也具有生存力。“生存力”与真理完全不同，它与目标、意图形成的情境脉络相关联，它在适应这种境脉的特殊性中产生，甚至可以说，它是个体生命适应力的一种真实表达。
知识的适应性以及随之产生的“生存力”观念，对于教育思想的转变产生了极大的挑战和冲击。在孩童身上经常出现的所谓“错误概念”，在成人、科学家、专家等的眼中的确是错误的，但从每个个体的孩童角度来看，这些错误概念在其经验世界中是有效的、是相融的，或者说，在孩童的相关情境脉络中是具有“生存力”的。这些对孩童而言是合理的观念，如果得不到教师或成人的悉心关注与耐心引导，则这种所谓“错误的”、但却是“合理的”观念，将可能长时间地这样“错误”下去、“合理”下去。因此，冯・格拉塞斯菲尔德建议，“教师必须要关心学生头脑中发生的事情，要倾听学生，解释学生所做的，并试图建立起学生概念结构的‘模型’。当然这是一项容易出错的工程。但若不这样做，任何旨在改变学生概念结构的努力都只不过是一种偶然事件，或许还会失败”。

三、我们可以言说一种所谓的“建构式教学”吗

台湾学术界曾把2001年开始的台湾新课程改革中的核心理念标榜为“建构式教学”，并将其内涵几乎等同于作为一种教学方式的“发现式教学”。台湾学者后来在 总结新课程改革失败的经验时，大都认为，建构式教学、进而所谓的建构主义是导致这轮课改失败的罪魁祸首。实质上，台湾学术界在课程改革的起点上就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即，完全窄化了建构主义的思想内涵，剥离了建构主义所真正具有的哲学上的思想张力。
如上文所述，建构主义思想给教育带来的，不仅仅是所谓教学方式上的转变，而更是一种对学习者、对学习、对教育等认识方式上的根本性变革。传统意义上的二元对立的教育思维方式，已经被一种更加连续的、更加关注学习者经验的、更加富有人本意境的全新思想框架所替代。建构主义更加强调的是教育者看待教育的深层认识论的转变，而不仅仅是所谓的外显教学方式的彼此替代。更具体地，建构主义更强调的是个体内在的认识发生机制，而教学方式则关注外部的行为表现及其具体呈现。打一个有趣的比方。就吃饭来说，是自己动手吃，还是靠别人喂，就好比是发现学习还是接受学习，这里只存在着学习与教学方式上的不同罢了。但吃下去的饭，是否能靠自己去消化，消化得怎样，这就进入到了“建构”的范畴中了。建构的好坏。取决于这个有机体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如何，取决于这个有机体自身的经验的质量高低与类型差异。所以说，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著名心理学家奥苏伯尔就曾用有意义学习与机械学习、发现学习与接受学习这两个维度来描述人类学习的具体类型。很显然，建构主义所强调的学习对应的应当是有意义学习，它主张这样的学习必定是主体在自身经验基础上的主动积极地建构。而如果按照台湾学者的看法，将建构主义安置在发现学习的范围内。则显然犯了归类上的低级错误。发现与接受，都只表明了教学方式上的差异，而不涉及学习者个体的内在经验上的任何变化。而奥苏伯尔早已十分明确地阐释道，发现学习有可能是机械的，如果这样的学习脱离了学习者的内在经验；接受学习也可能是有意义的，如果这样的学习与学习者的内在经验产生着实质性的、非人为性的关联。
在今天的国内外教育实践现场，大量标榜“建构式教学”的言与行普遍地存在，这其实反映了人们对建构主义所具有的思想张力仍缺乏清晰的、深刻的认识。当建构主义真正走入了一个教育者心中的时候，当建构主义真正成为一个教育者秉持的信条时，他已经不会过多地纠缠在所谓外部的、表面的教学形式是否更具“发现性”上了，他必定会更加关注学习者的内在经验结构，更加关注学习者头脑中正在发生着什么，并将这种深入的、细致的思考作为其设计教学的重要起点。教学的艺术性、教学的魅力，恰恰体现在教师对学习者个体经验的释读上，体现在不同的教师所采取的各不相同的教学方式与手段上(无论是发现还是接受)，体现在不同的教学方式背后所具有的“推动学习者经验的发展”这一共同目标上。冯・格拉塞斯菲尔德曾说过一句颇具意味的话，笔者愿将这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即，“真正的教育者一定是一名建构主义者，无论其是否认识到建构主义这一标签，他对学生经验的关注已经在其内心深处深刻地烙上了建构主义的真实印记。”

参考文献
[1][2][4][6]莱斯利・P・斯特弗，杰里・盖尔 主编，教育中的建构主义[M]，高文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20
[3]吕林海，走出建构主义思想之惑――从两个方面正确把握建构主义理论及其教育意蕴[J]电化教育研究，2007(11)
[5]郑太年，学习：为人的发展[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