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吴晗清教授

① 听吴晗清教授报告有感

      近日听了北师大教授吴晗清教授关于《“核心素养”与高考改革》的报告。

      在报告中，吴教授明确告诉我们说，核心素养包括三部分：人、个性、社会性，也就是首先要求学生学会学习、健康生活。如果在教学的过程中一味的强调学生的成绩，而不“授之于渔”，那么我们是无法做到真正培养学生的素养的。

      其次是要培养有个性的学生，羡嫌这是我们教学的根本，我们区别于工厂的地方，不是制造产品，而是必须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批判精神、处理信息的能力，培养学生具有独立意识，敢于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同时，核心素养的关键还必须要求学生要有责任担当，也就是要有主人翁意识，要敢于承担社会责任，要学会合作与交往，悦纳世界。正如爱搏备因斯坦的《论教育》中说到的一样， 如果我们的社会全部是由像蜜蜂或者蚂蚁这样毫无个性的人组成的，那么我们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前景的、没有生命力的社会；相反地，如果一个社会全部是由有个性的人组成，而这些有个性的人却没有良好的社会适应性，彼此之间没有良好的沟通与合作，那么这个社会将是一个混乱的社会。因此，学校要培养孩子良好的个性以及良好的社会适应性这两个重要的品质。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吴教授觉得学生的核心素养有三点，所谓的“三商模型”：

      一是智商。学生学业成绩不好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脑袋里面的知识很多是碎片化的，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体系。学校教育需要引导孩子构建一个完整的结构化的知识体系，需要学生投入情感体验以及思维深度。      二是情商。情商有两个方面，一是让孩子认识自己，不管自己多么优兄银手秀，也不是世界的中心。如俗话所说，地球差了谁照样转；其次是体谅别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缺乏一种换位思考的习惯，经常开启互害模式。应让学生认识到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发菩提心、行菩萨行。

      三是行商。所谓的行商就是在信仰的前提下，正能量地把美好的梦想转化为现实的坚持不懈的卓越的行动力。哈佛大学曾有一项对毕业生的调查：在毕业之前，发现大概有3%的学生有长远而清晰的人生目标，有10%的学生有短期的发展目标。若干年后发现，当年这些在学校里有长远梦想的孩子几乎都成了各行各业的精英，基本活跃在社会各界的上流。那些60%缺乏长久目标和梦想的绝大部分学生，毕业后就变得比较平庸了。

      是的，要想把学生培养成真正合格的具有高素养的人才，任重而道远。

②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有哪些名人

北大学子中涌复现了近四百制位大学校长，遍及中国各大名校正校长，包括：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袁宝华、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徐旭生、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顾方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李未、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陈光中

③ 三十年前好用功的作者

1946年夏，王思治初中毕业。兼任班主任的文老师充满深情地为这个毕业班亲手填词作运察碰曲，谱了一首《班歌》：

三十年前好用功，男儿有志即英雄。

三不朽德最崇，我校训"能"与"功"。

盈盈卅二子，融融坐春风。

但愿淡如水，不愿如醴浓。
这首内涵丰富的《班歌》是文老师送给学生的最好礼物。古人讲"三十而立"，故有"三十年前好用功"之句，"三不朽"是指"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立德"是最能得到尊崇的。蜀光中学的校训是"能"与"功"二字，要求学生在校时一定要有志向，要学到真本事，将来到社会上才能建功立业。"盈盈卅二子"以下是说全班32个学生，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你们今后一定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能像小人那样以利相交，如甜酒般浓稠。《旁谈班歌》蕴含着为人处世的深刻哲理，一直为王思治所铭记不忘，而文老师循循善诱的师德也给王思治留下了永恒的风范。上高中后，文理分班，已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浓厚兴趣的王思治非常干脆地选择了文科。
中学国文老师和《班歌》

王思治1929年8月22日生于四川自贡。这是中外闻名的盐都，王思治的家就因为盐业而跨入殷实之家的行列。那是个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代，能够上学堂读书并能持续下来已非易事，但王思治却幸运地完成了高小、中学的学业。1942年，他考入在全川有名的蜀光中学。位于自贡城的这所学校与南开中学齐名，校长就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受盐商经济支持，该校能够在全省招聘优秀教师，因而一直能够保持很高的教学水准，王思治正是在这里遇到了一位深刻地影响他人生道路的国文老师。

这位从川东受聘到蜀光中学执教的文玉笙老师有很深的国学根底。刚开始，王思治和他的同学们对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尚浑然不知，当然也谈不上兴趣，是这位诲人不倦的先生引导他们步入传统文化的殿堂。王思治至今仍能清晰地记起初中课堂上常见的一幕：文老师身着长衫，背着手，踱着方步为学生朗读和讲解古文名篇，他的朗读高吟低唱，十分投入，很有韵味，他的讲解旁征博引，通俗易懂，蕴含丰富的感情。开始同学们都笑他迂腐，但在潜移默化中，传统文化所展示的新奇天地就犹如巨大磁石一般深深地吸引着王思治的心。在文老师的影响下，王思治从初二就开始在当地报纸上发表文章。1944年到1945年，僻处大后方的自贡也经常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王思治等被迫转移到乡下躲避，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那令他魂牵梦绕的国文课堂中。

学争鸣中一个年轻的声音

1949年夏，王思治高中毕业后考入华西大学哲史系，大学第一学期尚未结束，成都解放。时代的转换在使青年王思治备感振奋的同时也极大地影响着他的治史之路，从此他得以在新的时代氛围中走上一条迥异于先辈学者的学术道路。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观点重新认识和诠释中国历史，成为时代对新老史学工作者提出的共同要求。因了这样的机缘，依靠勤勉、多思和青年人善于吸收新事物的特点，王思治的史学研究才华得到了没悔初步的展现。

在华西大学，本已对历史学有浓厚兴趣的王思治如鱼得水，在广泛涉猎中国历史典籍的求学道路上进一步领略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他潜心学习，沉浸于对历史知识的"贪婪"摄取中，鲜有闲暇和娱乐的时间。这时，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尝试着用唯物史观观察、思考和认识历史发展的进程。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王思治转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史学名家徐中舒、缪钺、蒙文通、蒙思明等在精心讲授的同时，还让学生每个月到家中探讨学术问题，师生关系融洽而密切，系统的学习和名师的指点使王思治很快打下比较深厚的国学根底。1953年，大学毕业的王思治考入人民大学历史教研室读研究生，缪钺先生致信王思治，对这位得意弟子的进一步深造提出"厚植基础"的希望。

1998年8月，王思治夫妇和学生们在一起

在人民大学读书期间，许多同行都发现，王思治的史学论文思路开阔，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和理论魅力，常常是一气呵成，有高屋建瓴之势，具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之效，而这都得益于他刚入人大时的理论训练。王思治回忆说，进入人大的第一年学校给他们发的理论著作就有两尺多厚，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文选》、《毛泽东选集》、《资本论》等，还有各式各样的辅导材料，开的课程也是传统的四大理论课，即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共党史，学生们被要求完全研读原著，那真是一项吃力又费神的事情。通常的安排是，上午专家讲授，下午研读，晚上辅导，最后的考试又颇为严格，是在几百道口试题中抽签回答。事隔多年，王思治还感叹道："那一年真是读了不少书。"

五六十年代，是传统史学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型期，在"重新改写"历史的潮流中，史学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闹场面，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诸多重要问题都在学者之间展开热烈的争鸣。

最引人注目的是被形象地称为"五朵金花"的五个问题的争鸣，即古代史分期问题、历代土地制度问题、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其中又以古代史分期问题的争鸣历时最久、影响最大，吸引了许多专家学者。这里主要有三种意见，即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魏晋封建说，王思治是魏晋封建说的重要代表之一。

1954年，刚刚创刊的《历史研究》发表了翦伯赞先生的《关于两汉的官私奴婢问题》一文，旨在论证汉代是封建社会，以支持其西周封建说。针对这篇文章，王思治在《历史研究》1955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两汉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一文，长达两万多字，显示了青年王思治敢于向权威挑战的勇气，其时他还是不满26岁的在校研究生。这是《历史研究》创刊后第一次发表年轻人的文章。文章发表前，尹达副主编特意把王思治叫到编辑部，说："文章写得不错，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历史研究》在学术界的地位，你是知道的，在这上面发表文章很不容易，特别是发表你们在校研究生的文章。你千万不要骄傲，不要翘尾巴，不要自我陶醉、自我满足。"不久，王思治又相继发表了《再论汉代是奴隶社会》、《三论汉代是奴隶社会》、《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崩溃问题》等一系列论文，对社会性质划分标准、两汉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状况、奴隶劳动的社会影响、中国奴隶社会解体的基本途径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其论文资料丰富，考证精当，论述周详，引起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也使"魏晋封建说"成为关于古代史分期诸观点中一种比较成熟的理论。以参与古代史分期问题的争鸣为契机，王思治得以愉快地遨游在史学的王国里。

科学是不分地位、不讲辈分的，在史学争鸣中出现年轻的声音正是历史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那个时期，王思治经常有幸参加中国史学会在北京饭店或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办的学术活动，从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等前辈名家那里获益良多。随着学术视野的开拓和研究领域的扩大，业已承担繁重教学任务的王思治还参与了"农民战争"、"历史人物评价"和"清官"等问题的讨论和争鸣。王思治与吴晗先生关于"清官"问题的两次辩论发生在1964年的六七月份。

吴晗以海瑞为例，认为封建社会存在着清官，他们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是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王思治则在《光明日报》撰文指出，在封建社会的统治集团中，有一种人能起到缓冲和调节的作用，他们的确为百姓所拥戴，亦会得到皇帝的表彰，他们就是所谓的清官、好官。他们的存在，说明封建统治集团在如何实现统治的问题上是有分歧的。清官、好官们所信仰的是封建统治思想中仁政的思想，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来看，归根结底他们和他们的思想都不可能超越封建制度的范围，都是服务于封建国家长治久安要求的。吴晗对后学者的意见非常重视，双方又进行了第二个回合的辩论。岂料辩论的双方后来都受到了政治运动的冲击，吴晗因撰写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引发"文革"中的一大冤案，他的悲剧结局尽人皆知；王思治的"清官论"也在"文革"中遭到批判和围攻。当时有的观点认为，封建社会中的清官比贪官更坏，因为他们麻痹了农民的反抗意识，不利于阶级斗争的进行和社会的发展。这自然是荒唐年代形成的荒唐逻辑，而王思治只能以沉默应对。

1978年8月，在解放思想的新形势下，《光明日报》专门请王思治三论清官政治，他结合现实问题畅所欲言。他强调：对历史人物或事迹的评价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和社会进步为标准，有针对性地批判了"四人帮"所奉行的法西斯文化专制。

潜心于清史

"文革"初期，大学校园首先受到冲击，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陷于停顿。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处于盛年的王思治被迫中断了教学和科研工作，他时常被一些单位借用，做临时性的文字工作。更为严重的是，1969年11月，全体人大教师被下放到江西省余江县"五七"干校，王思治和爱人及3个孩子也全部到余江安家落户。王思治作为主要劳力，从事的是打石头、盖房子、做农活一类的重体力劳动。尽管他费尽心思地将自己的藏书全部带到"干校"，但鲜有时间读书自娱和从事研究。看到许多名教授无谓地消磨时光，想到自己一辈子都要在余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和改造，王思治深深感到这样的思想禁锢岂止是人才的极大浪费，更是中华民族的一场灾难！在费解、忧愁以及多少有些无可奈何的心境中，王思治在余江度过了两年多的时光。1972年2月，因为著名历史学家尚钺修改《中国历史纲要》的需要，他被抽调回京，而人大其他教师是在半年之后才全部回来的。

人大教师回京后所面对的是学校解散的厄运。王思治和历史教研室的同行们集体转到北京师范大学。1972到1978年，王思治在隶属于北师大、由郭影秋和尚钺先后担任组长的清史研究小组工作，1978年初人大复校时又回到人大。清史研究小组不久发展成为清史研究所，王思治具体从事清前期历史的研究，他的学术研究发生了重要的转向，同众多学者一样，他的研究风格从过去注重宏观历史问题的阐述发展到偏向具体历史课题的探索了。

发生这样的转向是很自然的。清前期不到200年的历史是一块亟待开发的处女地，长期以来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史料浩繁而研究成果寥寥，研究者在这里大有用武之地。谈到清史资料的丰富程度，王思治常讲："内阁大库的清朝档案，每份上面点一个点，就要900多万下，更甭说提炼内容提要了。"而各种类型的官修史书、私家著述、文人笔记、外文资料等等，更可谓汗牛充栋，以至于说清任意一个具体的历史问题都要以占有大量的史料为基础，研究对象的规定性决定了掌握和辨析大量史料的重要性。研究者不仅要长于从宏观角度探寻历史演变的规律，而且要精于具体史实的考证，也就是说，必须兼具宏观把握和探幽发微的双重眼光。

挟秦汉史研究的雄厚基础，王思治在清史这一广阔的研究领域纵横驰骋，步入其学术生涯的全面收获阶段。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在清前期历史地位、清代皇位继承制度之嬗变、明清之际社会矛盾、明清之际历史人物评价、明清文字狱、宗族制度、清代封建官僚政治、清少数民族政策及国家统一问题、清代中俄关系、承德避暑山庄、两淮盐商的兴衰以及清代重要历史人物皇太极、康熙、雍正、范文程等诸多问题上都发表了精辟的见解。他参与主编的《清代人物传稿》历时十余年，是一项兼具学术性和资料性，为编纂大型清史而准备的基础性工程。

过去，由于人们过分强调清朝政权的民族压迫性质，对其许多带有积极意义的政策和措施视而不见，这就难免得出一些失之偏颇的结论。王思治主张学者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公正、客观地评价有清一代的历史。他指出，清朝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于以往的朝代，这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已经东来，试图寻求殖民地和市场，而封建社会一直存在的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在边疆地区也因外国侵略势力的插手改变了以往的性质（当然不能认为这些地区发生的每一事件都与此有关）。如果殖民势力的侵略阴谋得逞，后果之严重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当中外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从最初相遇时起，中国就面临着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多民族国家、抵御外国殖民主义的历史任务，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从世界历史的范围来观察明清之际的历史。尽管当时早期资本殖民势力还没有力量占领中国，中国被瓜分的危险也不是现实的存在，然而，殖民势力既然已经到来，就一定会接踵而至。在18世纪、19世纪，正是西方殖民主义在亚洲十分猖獗的时期。历史业已证明，已经腐败的明朝是难于肩负起抵御正在到来的外国殖民主义的使命的，而明清之际的内战又给他们以可乘之机。因此，清军入关、清王朝的统一、重建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结束分裂恶战局面，从当时的历史大局看，是应予肯定的。而清朝在加强国家统一问题上所作出的历史贡献是以往任何朝代所不能比拟的。然而，也要指出，在"康雍乾"时期，与西方世界相比，中国落后的差距加大了，这种现象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清王朝加强封建专制主义及其一系列政策的恶果，其影响也是深远的。

中国史学向来有察古知今、经世致用的传统，史学的功能可以从历史和现实的紧密联系中找到答案。谈到清史研究的价值，王思治坦言：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离现在比较近。要科学认识国情，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遇到的许多问题都要回溯到清代，研究清史不仅是很有价值的学术课题，也是富有现实意义的，对我们认识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重要问题大有启迪。比如，我们今天基本上继承了清代的版图，与周边国家谈边界走向问题，所依据的就是清代形成的各种边界条约等资料；清代实行的闭关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恶果，非常典型地说明一个民族要想发展，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绝不能走闭关自守的道路，这就从历史教训的角度论证了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再如，清朝有过"康雍乾"盛世，也由于由盛转衰遭到列强的欺凌，承受了半个多世纪的国耻，这显然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素材。如此等等，都说明了清史研究是一项应予加强的文化事业。

心血凝成的治学之道

孜孜治学半个世纪的王思治对于治学之道有着深刻而独到的理解。他认为，史学就是治史者通过自己的研究所形成的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治史第一原则是尊重史实，切忌作无根之游谈，于史无据或史实失真的观点犹如插地不深的杆子，看起来巍巍然高耸入云，其实一碰就倒，只能哗众取宠。而认识历史，则需要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透过历史的表象，把握其时代特征，这是历史认识能否富有哲理性、能否高屋建瓴的重要标志；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极其复杂的过程，不同历史时代的发展和演进各有其深层原因，它往往是多种社会力量彼此制约、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常常伴随着阵痛或付出巨大代价，有时还要出现局部的、暂时的倒退，呈现出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态势；历史和现实是密切联系的，由历史形成的民族传统是使一个民族具有独特性和凝聚力的重要力量。对治史者而言，科学地认识历史及其发展轨迹和规律性，自然会从历史的启示中倾注对国家、民族的关心。换句话说，治史者对历史的认识，在尊重客观历史的前提下，将从现实生活中决定自己的价值取向，从而最大限度地、准确地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

王思治不仅是治学精深的学者，而且是诲人不倦的严师，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在教学第一线，先后培养了十余名博士研究生。他对学问的认真，对学生的严格要求是每一个了解他的人都能体会到的，这使他有时甚至显得迂阔，他只是按自己对于做学问的真诚理解去说话、去办事，绝无任何遮掩和造作，真正属于一个本色的学者。1997年夏天，他不慎扭伤了腰部，当时恰好要为一青年学者的论文进行评阅，他就半躺着仔细地阅读，家人和学生都劝他注意休息。但他认为马虎不得，终于逐字看完，并提出了6000多字的详细修改意见。事后，他又多次问自己的学生，自己的批评是否过于严厉，那位同志能否受得了，对后学者严格而又关爱的态度溢于言表。对自己带的研究生，他更是不讲虚礼，严格要求。一般来说，在答辩会和主题报告会这样重大的场合，导师都不会对自己的学生提出难题，而他在这样的场合所提的问题往往比其他老师还要尖锐和深刻，常常令学生下不了台。他常对学生讲："丢脸要丢在家里，我现在不给你们指出，你们出去以后会真的被人笑话。"

积半个世纪治学的经验，王思治强调，研究历史，第一要学会"潜心"，第二要做到"陈言务去"。 与上述要求相对应，治史者应注意克服研究工作中的大忌，其一是空腹高心，缺乏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精神，有似"襄阳走马客，意气自生春，朝嫌剑花净，暮嫌剑光冷。"其二是频繁换题。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或稍受挫折，便畏难而退，或一个题目开始不久，因受外力影响而心猿意马，另觅他题，或是被资料牵着鼻子走，读到有兴味的材料，本已与自己研究的课题关系不大，却恣意驰骋，离题远去，这就很难在学术上取得优秀成果。

写到这里，笔者忽然想起一位哲人的话："把兴趣转化为职业的人是最幸运的。"果如是，王思治这一辈子当是充实、愉快和令人羡慕的。

④ 中国当代十大历史学家

吕思勉（.2.27—1957.10.9），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芸等。汉族，江苏常州人。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严耕望语）。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先后在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修科、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沪江大学、光华大学等校任教，曾担任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代校长。早年还曾在上海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51年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被评为历史学一级教授。吕思勉史学代表作品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秦汉史》《先秦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吕思勉读史札记》《宋代文学》《先秦学术概论》《中国民族史》《中国制度史》《文字学四种》《吕思勉读史札记》等。

翦伯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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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赞（1898年4月14日－1968年12月18日），湖南常德桃源县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杰出的教育家。翦伯赞先生早年参加过“五四运动”，北伐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翦伯赞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副校长，以及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翦伯赞是马列主义新史学“五名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之一。他治学严谨，著作宏富，为史学界所推崇和颂扬，主要著作有《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第一、二卷）《中国史论集》《历史问题论丛》等，并主编了《中国史纲要》。文革中遭受迫害，1968年12月18日，中央专案组以交代“有关刘少奇的问题”为名对翦伯赞进行逼供，时年70岁的翦伯赞与夫人戴淑婉服用安眠药自杀，以死抗争。

⑤ 《匆匆》的作者简介，急求

1、《匆匆》的作者朱自清简介：

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号秋实，改名自清；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省东海县（今连云港 市东海县平明塌腊镇）；现代杰出的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主要作品有《背影》、《春》、《梅雨潭的绿》、《荷塘月色》。

2、《匆匆》是现代杰出的散文家朱自清写的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文章紧扣“匆匆”二字，细腻地刻画了时间流逝的踪迹，表达了作者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和惋惜。团或滑

文章的特点：一是结构精巧，层次清楚，转承自然，首尾呼应；二是文字清秀隽永，纯朴简练；三是情景交融，无论是写燕子、杨柳、桃花，还是写太阳，都与“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的感叹融为一体，处处流露出作者对时光流逝感到无奈和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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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匆匆》写于1922年3月，恰逢“五四”运动落潮期。当时的“五四” 知识青年忙于救国，忙于追求进步；他们备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压迫， 却没有停止追求进步的脚步；他们苦恼、彷徨， 却在冷静的沉思后， 继续追赶人生的路。

“五四”运动落潮期的现实情况让朱自清失望，但作者在彷徨中并不甘心于沉沦。朱自清站在他的“中和主义”立场上执著地探寻与追求。朱自清依托春景激发内心情感，借助想象释怀美团神好。

⑥ 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简介

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

1、陈独秀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今安庆）人。

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革命家与改革家、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伟大的启蒙思想家。

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五四运动的思想指导者；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创始人。

2、李大钊

李大钊（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字守常，河北乐亭人。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1913年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不仅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而且是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3、鲁迅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

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4、蔡元培

蔡元培，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原籍浙江诸暨。

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

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

5、胡适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笔名胡适，字适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 州绩溪人，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

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宣扬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与陈独秀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

(6)北京师范大学吴晗清教授扩展阅读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更名《新青年》），次年《新青年》杂志编辑部迁到北京，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成为主要撰稿人，他们高举“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旗帜，发表了大量抨击尊孔复古的文章，提出了全面否定儒家学说的新主张。

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邀请了胡适、鲁迅、周作人、李大钊等许多具有新思想的学者到校任教，并提出了“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就这样，《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宣传阵地。

在《新青年》影响下创刊的《新潮》、《每周评论》以及《国民》、《北京大学月刊》、《新教育》等先后加入了宣传新文化的行列。五四运动之后，宣传新思潮的刊物更如雨后春笋，短时间内竟达到数百种之多。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包括宣传科学、倡导民主和批判旧思想这三个方面。

宣传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知识、科学精神与科学思想的宣传，尤其重视科学的原则与方法。他们将生物进化论、创造进化论、实证主义、唯物主义等等都作为科学介绍到国内，还介绍了一些西方自然科学家的思想和自然科学知识。

倡导民主：包括民主政治、民主精神两方面的宣传内容，重视个性解放、人格独立。从而使民主、科学观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批判旧思想：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意识到，如果不对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进行彻底的批判，新的文明观念便无法立足，新的国民性格也就无从建立。

因此，他们在宣传民主与科学的同时，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批判，发起了“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运动，使得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及人生哲学等观念受到沉重的冲击，为西方现代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大量传入打开了局面。

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西方不同国家、不同派别、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和思想观念纷纷被介绍到国内。其中，杜威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罗素哲学、托尔斯泰与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柏格森与杜里舒的哲学尤为引人注目。

由于胡适在美留学时受业于杜威门下，蒋梦麟、陶行知也曾从学杜威，并对杜威教育哲学颇感兴趣。他们都力图将杜威哲学推广于国内，于是便有了五四时期杜威夫妇访华讲学之行，从而使杜威思想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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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明朝大历史

作者：吴晗

豆瓣评分：7.6

出版社：陕西师颂笑配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0-10-1

页数：440

内容简介：

《中国通史》是吕思勉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成为“孤岛”的时候，为适应当时大学教学的需要而编写的。一经出版，畅销数十年，成为读者了解中国历史的最佳读物。《中国通史》分上下编，上编是中国政治史，讲了中国历史大事及中国历史的演变，下编为中国文化史，分门别类地、有系统地叙述了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中国通史》不仅对想了解中国历史大事的读者有用，而且对掌握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及学术文化等系统的知识有很大的好处。

原作上篇为中国文化史，下篇为为中国野指政治史，今为方便读者阅读，将中国政治史作为上篇，中国文化史作为下篇，文字做了少量的技术处升皮理。

作者简介：

吴晗（1909－1969），著名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浙江义乌人。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在胡适和蒋廷黻的提议下专攻明史。1937年任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1940年任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1949年后，历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等职。

吴晗是我国少有的明史专家，曾出版《朱元璋传》、《历史的镜子》、《史事与人物》、《读史札记》等。因撰写剧本《海瑞罢官》，被林彪、四人帮借此迫害而死。1979年，吴晗冤狱平反。

⑧ 百家讲坛有什么人讲的历史是比较靠谱的

一个以文化人、历史专家、教师为主的《百家讲坛》在娱乐当道的年月里成为热门节目，到现在，在《百家讲坛》推出过讲座的人已超过了20位，这些人在上“讲坛”前，影响力只限于小圈子里，但在央视走了一遭，他们名气爆增，成为公众眼中的明星。他们能走红，除了央视这个造星平台外，他们所具有的独特气质才是成为观众

追捧的主要原因。

最投入——孙丹林

孙丹林是渤海大学的客座教授，主要研究中文。文史不分家，研究历史也成为孙丹林教授的爱好。孙丹林教授分析了《百家讲坛》之所以得到众多观众的青睐的原因：《百家讲坛》充当了桥梁，真切地拉近了专家学者和普通百姓之间的距离，专家学者的灵活讲述，加上电视手段的运用，让《百家讲坛》这个安静的节目成了观众收视的一匹黑马；另外，《百家讲坛》使一些原来只在书斋里传播的文化和观点，与普通百姓见面了，百姓也非常渴望得到这方面的知识和信息。

孙丹林在《百家讲坛》讲过陆游、讲过唐伯虎，会时不时蹦出一些“帅呆”、“酷毙”等新潮词汇。当他讲到陆游钗头凤的经过时，连一些观众都被他讲哭了。

最洒脱——孔庆东

孔庆东，北大教授。祖籍山东，系孔子第73代直系传人。1983年自哈尔滨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钱理群先生的开山硕士、严家炎先生的博士，主攻现代小说与武侠小说，语言驾驭出色，文章不仅生动有趣且愤世嫉俗。出版：《北大往事》《青楼文化》、《井底飞天》、《金庸侠语》、《空山疯语》等。他那种差不多是与生俱来的幽默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孔庆东说起金庸小说基本可以不看讲稿，凭他不凡的经历和独特的思考方式，有人甚至戏言孔庆东是“北大的马克．吐温”。

最具人气——易中天

易中天，1947年生，湖南长沙人，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长期从事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著有《<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等。近年撰写出版了《帝国的惆怅》以及“易中天随笔体学术著作．中国文化系列”四种：《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品人录》等。

易中天，这个具有八卦精神的教授用一种平民化的方式在电视上讲起了历史故事，让他迅速成了“超级教授”，并已有了庞大的“易粉”群。

最争议——刘心武

刘心武，四川成都人，当代作家。先后担任北京第13中学教师、北京出版社编辑。近作长篇小说《钟鼓楼》标志着创作的新高度。刘心武擅长青年题材，把塑造人物同对生活思考的抒情议论结合，是他小说的艺术特色。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一出，“红学家”一片哗然，认为他创出的“秦学”属于歪门别道，但在争议声中，刘心武主讲节目的收视率却节节高升。

最另类——纪连海

纪连海是北师大二附中的高级教师、学科带头人，长期从事历史教学工作，算是一位“教书先生”。在央视节目《百家讲坛》上说清史。

纪连海的另类首先是身份，他不是专家、教授，而只是一名普通的高中历史老师，而他的讲座风格也另类，看他的节目，跺脚、拍桌子、双手颤抖是常见的事情。

最幽默——金正昆

金正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主任，礼仪与公关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主要从事外交学、传播学、礼仪学研究。已出版专著、教材12部，发表文章近百篇，共350多万字。是国内知名礼仪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政府多部门顾问。

金正昆是礼仪与公共关系专家，所有听过金正昆讲座的人都会用幽默来形容他的说话风格，无论是在教室还是在演播室，笑声总是充满他发言的全过程。

最关键——阎崇年

阎崇年，1934年4月生，山东省蓬莱市人。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研究满洲史、清代史，兼及北京史。在《百家讲坛》播讲过《清十二帝疑案》和《明亡清兴六十年》。

2004年5月，《百家讲坛》从北京市社科院找来了阎崇年讲清史，此前这个“讲坛”的收视一直不温不火，但阎崇年来了后立马扭转局面，节目开始渐渐走上正轨。

最悬疑——毛佩琦

毛佩琦，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副社长；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 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常务理事；北京郑和下西洋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吴晗研究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明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研究，发表论文60余篇。

主要著作有：《明成祖史论》、《永乐皇帝大传》、《郑成功评传》、《明清行政管理制度》、《中国明代政治史》（合著）、《中国明代军事史》（合著）；主编有：《岁月河山—图说中国历史》、《岁月风情—中国社会生活史》、《十大后妃》、《百卷本中国通史??明史10卷》、《中国社会通史?明代卷》、《中国状元大典》、《四库全书大辞典?史部》等。最新出版著作：《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第一部》 。

毛佩琦《百家讲坛》主讲的“明十七帝疑案”，收视率排名位于去年《百家讲坛》所有讲座的第二位，明朝的悬疑故事在他口中一一破解，也掀起了民间“明史热”。

最严谨——马瑞芳

马瑞芳，著名学者、作家，1942年生于山东青州，1965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现任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古代文学学科学术带头人。2005年初，山东大学的马瑞芳教授在CCTV-10《百家讲坛》开讲《说聊斋》，她以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活泼的叙事方式赢得社会各界观众的广泛欢迎。

马瑞芳讲聊斋吸引观众注意，靠的是她严谨的治学态度，她曾20多年考察蒲松龄的生平，并沿蒲松龄青年时的“南游”路线考察，有关《聊斋》的趣事就是这么被发掘出来的。

最学术——王立群

王立群，1945年生，山东新泰人。1982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当时称“河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任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典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山水游记研究和《文选》研究两个方面。王立群走入《百家讲坛》，以他的“汉代风云人物”系列《项羽》、《吕后》，赢得满堂喝彩。

王立群和易中天都讲过汉代人物，而作为河南大学教授的王立群所讲内容更有史学家风范。他在节目中显得内敛，所讲内容考据严谨，每堂课结束后都令人感觉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