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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哲学院教授

发布时间: 2023-05-21 22:34:28

『壹』 河南大学研究生导师名单

河南大学研究生导师名单如下:

1、010101马克思主义哲氏弊学:陈志生博士,戈士国博士,吕档核御世荣教授,王德军副教授,徐宗华教授,姚顺良教授,原威则博士,周宏教授

2、010102中国哲学,陈广胜副教授,高秀昌研究员,耿成鹏副教授,乔凤杰教授,徐仪明教授,叶平博士,张德宗教授,朱丽霞博士

3、010104逻辑学,郭桥副教授,李娜教授,李振江教授

7、020121政治经济学,剧乂文教授,李保民副教授,刘东勋副教授,许兴亚教授,姚国琴副教授,于金富教授

8、020122经济思想史,高保中副教授,许兴亚教授,姚国琴副行岩教授,朱秀云副教授

9、020123经济史,彭凯翔博士,孙建国副教授,王周宾副教授

10、020124 西方经济学,郭兴方副教授,李恒副教授,齐玲教授

『贰』 河南大学知名校友

河南大学知名校友如下:

1、王立群

王立群,男,汉族,1945年3月14日生于安徽省霍山县,祖籍山东省新泰市,著名文化学者。现为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名师,河南省省管专家,河南省文史馆馆员,河南省教学名师。

杨廷宝,字仁辉,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近现代建筑设计开拓者之一,著名建筑学家,多次参加、主持国际交往活动,在推动建筑国际学术交流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国际建筑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被誉为“近现代中国建筑第一人”。

以上内容参考:河南大学-学校概况

『叁』 冯友兰人生经历

冯友兰(1895年~1990年),字芝生,河南唐河县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 学者冯友兰的彩照[1]
《中国哲学简史》享誉全国,《人生的境界》《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被编入中学教材。1915年毕业后考上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开封一个中等学校教书,不久考入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研究生,回国后,在燕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曾出其手。曾长期任教清华大学,历任清华及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清华校务委员主席,对现代中国哲学研究有重要贡献。一生为了治学,收藏有中外图书数万册,其中不乏古籍和善本图书。尤对中外哲学史料的收藏较为系统,文史著作大半。1994年,其亲属遵照先生遗愿,将其藏书捐赠给清华大学收藏,清华大学图书馆建立有《冯友兰文库》。文库主要收藏冯友兰先生著作及中西文化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资料,现有7 000余册图书。著《新理学》、《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论文集》、《四十年的回顾》、《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中国现代哲学史》等数十种
冯友兰,字芝生,1895年12月4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
祖籍山西高平县,清康熙55年(1716年)先祖冯泰来河南唐河祁仪镇经商,遂定居于此,百余年间,繁衍为当地望族。祖父名玉文,字圣征,一生无意于功名,善作诗,有《梅村诗稿》。父亲冯台异,字树侯, 号复斋。生于清同治5年(1866年),光绪15年(1889年)中举人,曾任唐河崇实书院山长。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科殿试位居三甲榜尾,赐同进士出身,至湖广总督张之洞幕下帮办洋务,曾任武昌方言学堂会计庶务委员,后任湖北崇阳县知县。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病逝於任所。
冯友兰的早年教育与大多数中国读书人并无两样。7岁上学,先读《诗经》,次读《论语》《孟子》,再读《大学》《中庸》,从头至尾,反复吟诵。因其父公务繁忙,教育子女的重担就自然落在粗识文字的冯母吴清芝身上。好在当时儿童重记忆、轻理解,如此他又勉强读完了《书经》、《易经》和《左传》。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冯家专门聘请了教师负责冯友兰的教育,较正规地开设了古文、算术、写字、作文等功课。因课程较为轻松,冯友兰在闲暇时还常阅读一些他父亲所藏的新书籍、新刊物,开始初步接触一些世界知识。约在12岁时,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因病猝逝,他遂跟随其母迁回老家唐河,并继续延聘教师授学。在这期间,他开始阅读诸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等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书籍。两年后,遵其母嘱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开封第五中学。1912年冬,冯友兰再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第二中学的高中预科班。当时的上海第二中学,所有课程都采用英文原著作教材,其中有位教师还将一本耶芳斯的《逻辑学纲要》当作英文读本。正因如此,冯友兰反而对形式逻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由此而引起了对哲学的兴趣。
大学时期
1915年9月,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开始接受较为系统的哲学训练。当时的北京大学,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使冯友兰眼界大开,并且深受影响。在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年,适逢胡适和梁漱溟二人先后来到北京大学任教。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健将,并专以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为旗帜,大肆鼓吹全盘西化论;一个是一踏进武昌中华学校即宣称“我此来除替释迦牟尼、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的东方文化派砥柱,专以复兴中国文化为职志。二位先生年轻气盛,才姿英发,各据讲坛,展开了一场东西方文化的大辩论,冯友兰幸逢其会,受益匪浅,对其以后研究中西哲学,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之关系启迪甚深。
婚姻生活
冯友兰北大毕业后回到开封,第一件事是结婚成家,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冯友兰的婚姻同这位哲学家的哲学创作一样,都带有近代启蒙的色彩。他的婚姻似乎打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制度。还是在1914年,冯友兰在上海第二中学读书时,经同学介绍,与他的同乡河南新蔡人任坤订婚。任坤是辛亥革命的前辈任芝铭先生的第三个女儿,其父最早在河南提倡妇女解放,并先后将包括任坤在内的三个女儿送到当时女子的最高学府----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接受现代教育。冯友兰与任坤订婚时,正是任坤在女子师范读书的时候,于是两家相约:在任坤毕业后方能结婚。1918年夏天,冯友兰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恰好任坤也读完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全部课程。二人双双拿到了两所高等学府的毕业文凭,并一同回开封结婚。此时冯友兰23岁,任坤24岁。
冯友兰作为一位哲学家,他头脑中经常思考的是社会、人生和哲学。而家庭生活的重担完全落在了出身世家而又受过高等教育的任坤身上。因此冯友兰的成就与这位贤妻良母式的女性实在不能分割。正因有这样一位贤妻良母,才使冯友兰“不相累以庶务”,专心从事创作。在“文革”期间,冯友兰屡遭抄家,备受欺凌,又多亏任载坤的多方护佑方使得冯友兰在精神上有一隅之安。也正是在“四人帮”倒台,冯友兰又遭批判之际,任载坤因患肺癌医治无效而溘然长逝,她带着千般无奈和万般凄凉离开了人世。从1918年夏至1977年秋,这对真正可以称得上同甘苦共患难的夫妻共同走过了五十九年的漫长道路。五十九年前,冯友兰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有如此结局的。因为对于这位哲学家来说,爱情、婚姻、家庭和任何事物一样,虽然都有一个过程,但其本质是稳定的。在冯友兰这位哲学家心目中,“爱的本体”,生活的本体,早已与他生命的本体融在一处而成为一种永恒,那还会有什么牵挂呢!二人生女儿作家宗璞。
创办刊物
1918年6月,冯友兰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开封,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并迅速波及全国。冯友兰虽未及亲临,却积极响应,并同几位好友创办一名为《心声》的刊物。在他起草的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本杂志之宗旨,在输入外界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三松堂自序》)。《心声》成为当时河南省宣传新文化运动之独一无二的刊物。引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近现代中西文化冲突、交战最激烈的时期之一。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迅速传入中国,并经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大力宣传、介绍而广为传播;而杜威、罗素等人的访华讲学,再加上胡适、丁文江等人的大力鼓吹,又使实用主义、马赫主义、新实在论的影响扩大,成为一时显学。与此同时,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亦纷纷涌入。面对如潮水般涌入的西方思想,一些封建守旧派亦树起复古的旗帜,固守本土文化,拒斥外来思想。一时之间,风云际会,蔚为壮观,各种思想、流派之间展开了正面的交锋、冲突,中西文化进行了一场全面的较量。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以空前尖锐的形式被提出来,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大家都在探索中寻求答案。
生当此时的冯友兰,对此类问题也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与探索。正如他在后来的回忆中所说:“我从一九一五年到武昌中华学校当学生以后,一直到现在,六十多年间,写了几部书和不少的文章,所讨论的问题,笼统一点说,就是以哲学史为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我生在一个文化的矛盾和斗争的时期,怎样理解这个矛盾,怎样处理这个斗争,以及我在这个斗争中何以自处,这一类的问题,是我所正面解决和回答的问题。”《《三松堂学术文集》自序)纵观冯友兰一生的哲学史研究及哲学思想的演变过程,莫不是围绕着中西文化问题这一中心来展开的。
赴美考察正是带着对这一问题寻找答案的想法,冯友兰于1919年赴美考察,师事新实在论者孟大格和实用主义大师杜威。由于当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在中国思想界风行一时,因此冯友兰对此派哲学也比较感兴趣,并专门写了《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和《心力》两篇文章,向国内思想界介绍柏格森的哲学思想。同时,他还运用柏格森的哲学观点写成了《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一文,指出;中国之所以没有近代科学,并非是中国人愚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因为中国传统注重人是什么,即人的品性和修养,而不注重人有什么,即知识和权力;中国哲学向内追求,以达人性的完满为目的;而西方哲学则向外探寻,以认识自然、征服外在世界为最终目的。正是中西哲学的不同理想和追求造成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并导致中国无近代科学的落后情况。在美考察期间,冯友兰还有幸拜会了莅美访问、讲学的印度学者泰戈尔,共同探讨了东西文化的若干问题,并将谈话记录整理成《与印度泰戈尔谈话》(东西文明之比较)一文,发表在国内《新潮》三卷二期上,同时,他对国内学术界亦颇为关注。1921年,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认为中西文化之争绝非古今之争,而是作为文化产生之根源的“意欲”的根本不同之故,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展开了对东西文化的全方位比较研究。冯友兰当时对此书观点颇多契合,并立即用英文写成《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向美国学术界介绍梁的著作和思想。
学成回国
1923年,冯友兰在杜威等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在此文中,冯友兰将世界上的哲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损道;第二类是益道;第三类是中道。这三派哲学的分歧导源于对“天然”与“人为”的不同看法。他认为,人类所经验之事物、无非两类:一是“天然”,一是“人为”。“自生自灭,无待于人,是天然的事物。人为的事物,其存在必倚于人,与天然的恰相反对”,有的哲学家有见于天然之美好,而力反人为境界,是为损道派,如中国古代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之老庄即是典型;有的哲学家有见于人为境界之美好,而提倡改造天然境界,是为益道派,如主张改造、征服自然的西方哲学和“人力胜天行”之中国墨家学派即属于此类;而有的哲学家则持调和折中的态度,主张兼收天然和人为的益处,是为中道派,此派当以主张“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家为代表。对此三派,冯主张采取宽容的态度,让其各行其道,并行不悖,但对儒家思想的偏爱,又使他明显地偏向于中道派的儒家哲学。冯友兰这种中西哲学之比较观,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虽说法有异,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这不能不说是受了梁氏文化理论的影响。所不同的是,梁以印度文化作为人类的最后归宿,冯则以儒家文化为归趋,并随着研究的深入,冯友兰最终还是超越了这一观点。1923年,冯友兰考察回国。
1925年讲授中国哲学史,同时还给美国人办的一所华语学校讲授《庄子》。在此期间,他的主要著作是1926年出版《人生哲学》。此书前半部分基本上是《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的中译本,后半部分《一种人生观》是他根据1923年冬在山东曹州省立六中演讲人生哲学的讲稿整理扩充而成。冯友兰在后来回忆说:“在我的哲学思想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是新实在论占优势”(《三松堂自序》),他的这种由实用主义到新实在论的思想转变,在《人生哲学》中就已明显地体现出来。在这本书中,他自称持新实在主义观点,并力图把新实在主义同中国传统哲学结合起来,这一思想在他后来建构的新理学体系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1928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1927—1937年),是冯友兰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时期。
1931年和1934年,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出版问世。该书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后又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代表了3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此书后来还被冯的美国学生卜德译成英文,成为现今西方人系统了解中国哲学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在这部巨著中,他自称为“释古派”而与胡适的“疑古派”相区别。他着力论证了儒家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正统地位。这为他后来创立新理学思想体系积累了思想材料,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出席哲学会议
冯友兰曾于1934年应邀出席在布拉格召开的“第八次国际哲学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哲学在现代中国》的学术报告。会后,他又通过申请获准访问苏联。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和探究事实真相的心理,踏上了苏联的国土。冯先生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关于苏联革命后的情况,有人把它说成是天国乐园,有人把它说成是人间地狱,我想亲自去看看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通过耳闻目睹,他得出了如下结论:“苏联既不是人间地狱,也不是天国乐园,它不过是一个在变化中的人类社会,这种社会可能通向天国乐园,但眼前还不是。”(《三松堂自序》)冯生先的这种印象是比较真实而不带任何偏见的。他还通过横向比较,得出了另外一种结论:封建社会“贵贵”,资本主义社会“尊富”,社会主义社会“尚贤”。
被捕审讯
回国后,冯先生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作了两次正式演讲。一次是漫谈苏联见闻;另一次是以“秦汉历史哲学”为题,提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思想为基本要素的“新三统五德论”,集中论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观点,这次讲演引起了官方的怀疑与不满。次年十月底十一月初,他竟被国民党政府警方视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审讯。国民党此举引起全国哗然,人们纷纷提出抗议。迫于全国的民主势力,冯在被关押、审查数天后,遂被释放。对于这次事件,鲁迅先生曾在一封书信中愤然说到:“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鲁迅书信集》)这次事件对冯的震动也颇大,但他并未因此而与国民党决裂,而是选择了更加谨小慎微的道路。
创制新理学体系
1937年至1946年,是冯友兰学术生涯的关键十年,其新理学体系即在此间创制而成。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冯友兰虽身处后方,却心系国事,常为中华民族之存亡而忧心如焚,感慨凄凉。在暂避长沙时,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其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1946年5月 西南联大的使命结束,冯友兰为联大纪念碑撰写了碑文。碑文气势磅礴,旨正意远,文采横溢,旅美史学家何炳棣称其为二十世纪的一篇雄文。冯友兰自己也很看重此文,晚年回忆说:“文为余三十年前旧作。以今观之,此文有见识,有感情,有气势,有词藻,有音节,寓六朝之俪句于唐宋之古文。余中年为古典文,以此自期,此则其选也。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有蕴于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今日重读,感慨系之矣。”
著书立说
他始终有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在一直支撑着他,他坚信:有着五千年文明之深厚基础的中华民族绝不会灭亡,困厄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过去,抗日战争胜利之日,就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复兴之时!正是凭此坚定信念,冯氏更加勤奋地钻研学问,埋首著述,潜心整理中国传统文化。从1939年起,他先后出版了《新理学》、《新事论》(1940年)、《新世训》(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4年)、《新知言》(1946年)。这六部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冯先生将这些著作总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或“贞元六书”,表示其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的坚定信念。关于冯友兰著此六书的深意,他在《新原人》自序中曾有明确的表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水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日能之,愿学焉。此《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这充分展现了冯氏的宏大抱负和深切愿望。
赴美考察
1946年,讲授中国哲学史,并将讲稿整理成《中国哲学简史》一书由纽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在美考察期间,冯友兰深深感到:“我在国外讲些中国的旧东西,自己也成了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时我想,还是得把自己的国家搞好。我常想王粲《登楼赋》里的两句话:‘虽信美而非吾土兮,夫胡可以久留?’”1947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冯友兰生怕新中国成立后中美断交,于是,婉言谢绝了至亲好友的挽留,毅然决然地返回了祖国。
当选院士
1948年秋天,冯友兰回国后,当选为南京中央研究院院士,并被选为院士会议评议会委员。1949年初,冯友兰辞去本兼各职,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组长,还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还先后被选为第二、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然而,在学术上,冯友兰却很不顺利。在刚刚解放的1950年,哲学界即展开了对他的批判。在解放初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以及后来的历次反右运动中,冯友兰都首当其冲。不但其思想被当作唯心主义的代表而屡遭批判,其人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成为批斗的重点对象,倍受折磨。直到1968年秋,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北大有个冯友兰,搞唯心主义,我们若要懂点唯心主义,还要找他;还有个翦伯赞,搞帝王将相,我们若要懂点帝王将相,也要找他,还是让他们当教授,拿薪水。得此“特赦”,冯氏才得以离开牛棚,勉强恢复自由。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冯家被定为外宾访问的开放户时,才算过上比较正常的生活。
解放后三阶段
综观冯友兰解放后的学术活动,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50—60年代。在自我批判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他开始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冯氏后来回忆说:“当时正在提倡向苏联学习,我也向苏联的‘学术权威’学习,看他们是怎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我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努力运用,写了《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到第二册,十年浩劫就开始了,我的工作也停了。”(《三松堂自序》)在这一时期,整个学术界都被一种僵化、教条的学术空气所笼罩,哲学史研究由于其与政治过于紧密的关系更是如此。一部丰富多彩的哲学史被简化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史,并被图式化地定为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冯友兰身处其时,亦颇受这种氛围的影响。
第二阶段:70年代,代表作为《论孔丘》。其时,“四人帮”为达到个人目的,大搞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将哲学史、思想史的发展,简化、歪曲为儒法斗争史,厚诬古人,捏造事实,影射史学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一时间,整个学术界风声鹤唳,硝烟骤起。在“四人帮”的“顺者昌,逆者亡”的强大政治压力下,许多学术趋尚世风,违心地写了许多应时之作。冯友兰当时压力极大,他虽然从心底里极为反感“四人帮”的那一套,但在“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的思想指导下,也不得已“依傍党内的‘权威’的现成说法,或者据说是他们的说法”而写了《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及《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篇文章在《北大学报》上发表。不久,《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即予全文转载,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1975年,他的《论孔丘》一书正式出版。书中观点与以前迥然不同。这显然是在强大政治压力下的违心之作。他后来亦坦诚地说道:“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三松堂自序》)这既是冯氏个人的无奈,也是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大悲剧。1972年,身处逆境中的冯友兰曾赋诗一首,其中有云:“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对解放后事态纷纭和自己哲学思想之多变,颇多感叹!
第三阶段:80年代,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冯友兰迎来了自己的学术春天。经过50—60年代的教训以及70年代的思想折腾,冯氏决意空所依傍,直陈己见,决意重写中国哲学史,以舒解胸中积压多年之郁闷。自1980年开始,冯友兰以耄耋之年,展老骥之志,手握如椽巨笔,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并明确申明只写“自己在现有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史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从而真正把自己80年来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研究所得之理解、体会写出来,成为一家之言。经过十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1989年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了却了一大心愿。
“学海无涯生有涯”。冯友兰在历经近一个世纪的世事迁变,人世沧桑之后,终于走到了自己人生的尽头。1990年11月26日,在95岁华诞的前夕,这位现代中国的一代大哲安然地离开了这个纷攘多变的世界。
冯友兰一生勤勉,著述宏富。毕生以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宏扬儒家哲学思想为己任。如果说,冯氏前期(抗战以前)的治学旨趣在于整理研究中国传统哲学,而直可称其为哲学史家的话,那么,他后期(抗战爆发后,尤其是抗战期间)的为学进路则重在以“六经注我”的精神,运用西方新实在论哲学重新诠释、阐发儒家思想,以作为复兴中华民族之理论基础。这一时期写成的以《新理学》为核心的“贞元六书”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新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它既是冯氏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他一生治学的最高成就,并因此而奠定了他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地位,成为一位继往开来,具有国际声誉的一代哲人。
编辑本段哲学贡献1923年夏,冯友兰著作《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1924年又写成《人生哲学》,作为高中教材之用,在这本书中,冯友兰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开始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结合起来。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创立新理学思想体系 从1939年到1946年7年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转型期。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
学术行年简谱(1895年--1990年)

『肆』 北大张曙光近况

张曙光已由死缓减为无期徒刑铁路2017-08-14 22:37关注入狱2年多的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最近有了新消息:他已由死缓减为无期徒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7)京刑更15号罪犯张曙光,男,1956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出生地江苏省溧阳市,大学文化,现在司法部燕城监狱服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17日作出(2013)二中刑初字第153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曙光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本院经复核,于2014年12月16日作出(2014)高刑复字第515号刑事裁定予以核准。送达后即交付执行。司法部燕城监狱于2017年2月13日提出减刑建议,同年6月12日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审核后,报送本院审理。本院于2017年6月26日立案,7月3日至7月7日予以公示,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伍』 赵汀阳的简介

1961年生,广东汕头人
现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兼任: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北京讲座教授;
清华大学伦理和宗教中心客座研究员;
北京大学应用伦理学中心客座研究员;
浙江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客座教授;
河南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
欧盟国际跨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常委、中国项目主任;
联合国教科文“哲学日”中国项目主持。
法国“跨文化关键词大网络全书”学术常委,中国部分策划人;法语哲学世界协会中国分会副主任;联合国教科文“哲学日”中国项目主持。
主要研究领域:政治哲学、伦理学、知识论。

『陆』 河南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的研究方向

一、中国文论与比较诗学
学术定位与研究特色:力求古今贯通,中西并举,发现传统学术中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精确介绍和研究西方现代批评理论。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对西方文学理论做出独特的阐释,企望在对话中形成自身的理论特征。
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
张云鹏,男,教授,博导,复旦大学文艺学专业博士,致力于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主要著作《盛唐气象——中国美学思想与艺术审美规律》、《隋唐美学思想史论》等,翻译出版《图像时代》,参编《现代性读本》(上下册)等。
屠友祥,男,教授 ,复旦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博士,以语言问题和批评理论为研究重点。著有《言境释四章》、《修辞的展开和意识形态的实现》,译《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尼采《古修辞学描述》、罗兰·巴特《S/Z》、《文之悦》。
孙先科,男,教授, 博导,华东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博士。专注于叙述学的研究,提出象征化和符指化拓宽典型化叙事规范的问题。出版《颂祷与自诉》、《叙述的意味》等专著。
萧开愚,男,教授,著名诗人、评论家。参与创办并主编诗刊《九十年代》、《反对》,参编《中国诗歌评论》,出版诗集《肖开愚的诗》。被视为最早提出“中年写作”概念的人。
张先飞,男,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其专著《形而上的困惑与追问》勾勒了现代中国小说的文体谱系,揭发史料的思想意义,对人道主义浸润现代中国的过程做精细的“考古”工作。
二、西方文论与美学
学术定位与研究特色:以从古到今的西方美学和文论为研究对象,在哲学史、文化史、艺术史的大语境中,对重点人物、思潮、流派展开学术性翻译和研究,形成若干优势研究区域,如解释学、后现代性、新媒介理论;并通过个案解剖的形式,分析西方文论、美学发展的状况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探求四方文化精神在全球化语境下对中国文论、美学发展可能带来的影响,并结合中国文化传统,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当代理论形态。
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
金惠敏,男,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博士。主要著作有《意志与超越》(国内第一部叔本华美学思想研究专著),《后现代性与辩证解释学》、《媒介的后果》,译《解释学 美学 实践哲学——迦达默尔与杜特对谈录》;主持3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与后结构主义批判》、《比较诗学》“阐释与接受”卷、《西方美学史》第4卷,均属学术界和理论界之重大课题。主编《西方思想家研究丛书》获第12届“中国图书奖”。
贺淯滨,男,教授,英国爱丁堡大学比较文学博士。著有Towards a Typology of Love Dramas: Chinese Plays and Their Foreign Counterparts在方法论、戏剧形态学概念、对东方戏剧的语义和修辞批评等方面,均有独到之处。英文译著The Palace of Eternal Youth (《长生殿》)和Classical Chinese Poems through the Ages (《中国古典诗歌选译》)在不少方面有别于西方汉学家的翻译规范和程式,很好地传达了原作的美感和韵味,展示了中国古典诗歌和诗剧的非凡魅力,并以充满创见的注解传达了中国诗学观念,具有独立的学术价值。
张清民,男,教授,北京大学文艺学博士。以西方现代美学思想研究为出发点,以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史研究为归宿,力图以新的理论质素激活旧对象的生命因子,寻绎文学理论发展的普遍规律,对文学理论应有的学科品位、发展方向进行科学检测和预设。其专著《艺术解释的向度》、《话语与秩序》及其主持的“比较诗学与中国现代文论发展研究”(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重点学科开放研究中心重点项目)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形成机制研究”(河南省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项目)、“社会语境与文学理论形态生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均围绕上述目的而展开。
刘 恪 ,男 ,教授,当代著名先锋作家、评论家。已发表小说与理论专著五百多万字,出版理论著作有《欲望玫瑰》(合著)、《现代小说技巧讲堂》、《先锋小说技巧讲堂》、《耳镜》;出版长篇小说《寡妇船》、《蓝色雨季》、《城与市》、《梦与诗》,中短篇小说《红帆船》、《梦中情人》、《墙上鱼耳朵》等。刘恪以自身多年丰富的先锋写作经验以及对小说理论的高度自觉,在我国小说诗学的道路上进行了具有拓荒意义的探索。
三、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
学术定位与研究特色:以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为研究对象,将艺术分析与社会学、主题学、文化学批评结合起来,探寻研究对象中富有现代意义的社会、人生、文化蕴涵。研究特点体现在,一是把话语形式与叙事方式的研究与社会心理问题相联系,分析艺术构成的社会学内涵;二是探讨作家创作心理及文学作品的文化蕴含,以及创作心理与文化精神之间的互动关系,总结文学的演进规律;三是把文学批评置于当前文化语境中,发掘文学中对人类具有支撑和提升意义的人文精神以及终极价值。
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
耿占春,男,教授,耿占春教授在诗学和叙事学两个研究领域都有独到的研究。其诗歌理论研究专著《隐喻》出版后连续印刷5次,在国内学界反响良好。近年又从社会学、文化学诸角度研究叙事文学作品的构成机制及文体演变规律。出版《中魔的镜子》、《叙事美学》、《改变世界与改变语言》等多种著作。2000年以来,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读书》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40多篇,有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刊物转载,有关观点被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征引。相关学者如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比博教授、北京评论家白烨、学者余虹、上海张闳博士等对耿占春教授的批评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
何向阳,女,教授,何向阳教授为河南省跨世纪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在文学批评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出版专著《自巴颜喀拉》、《12个:1998年的孩子》、《思远道》、《梦与马》、《夏娃备案》等。2000年以来,荣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理论评论奖”、“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冰心文学奖”、“河南省文学奖”、“河南省图书奖”等多项省部级奖励,2004年入选“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有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读书》、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选载摘编,社会效果卓著,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对她作过专题报道。
胡山林,男,教授,胡山林教授长期从事文艺心理学教学与研究,在接受美学和欣赏心理学方面尤为专长。近五年来,胡山林教授在《当代作家评论》、《写作》等国家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20篇,出版《文艺效果论》、《文学欣赏导引》、《心灵感悟:文学与人生》、《文学艺术与终极关怀》、《寻找灵魂的归宿》、《文学与人生》等学术论著多种,主持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文艺效果论》,其专著《文学欣赏心理学》荣获2002年教育部优秀论著奖。
高有鹏,男,教授,高有鹏教授专研民俗学和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理论,文献的理论探求和田野调查的实证精神兼具,有《中国民间文学史》等专著;获首届及第二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奖两项,独立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代作家的民间文学观问题”。
河南大学文艺学学科伴随着百年学府的历史嬗变,孜孜以求,薪火相传,建构了凝重深厚的学术平台,一代代学人辛勤耕耘,使文艺学学科的研究形成了根柢扎实深厚,学风朴实严谨的鲜明特色。
“嵩岳苍苍,河水泱泱”,河南大学文艺学学科将秉承悠远淳厚的中原文化传统,承继先贤学风,开拓新的领域,凝聚学术实力,使人文传统弘扬恢张。

『柒』 河南大学有哪些知名校友

(一)文史哲类(34人)
27、冯友兰:著名哲学家、文史学家。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先后在预校和中州大学执教六年,出版专著2部、发表学术论文16篇,为中州大学文科各系的建设作出很大贡献。1944年,到荆紫关河南大学流亡办学地为学生作报告半月之久。
28、董作宾:著名甲骨文家、史学家。192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语言学研究生专业,历任中州大学文科讲师、国立第五中山大学教授,为河大考古专业的发展贡献很大。1928年起相继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院士、副院长。著有《殷墟文字甲编》、《殷墟文字乙编》、《殷历谱》等书,发表甲骨文学术论文一百余篇。
29、白寿彝:著名史学家。1929届河南中山大学文科毕业生,历任南京中央大学、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9~1998年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兼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全国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期兼任河南大学北京校友会名誉会长。著有《中国通史纲要》、《史学概论》、《新编中国通史》、《史学新论》、《中国史学史》等。
30、徐旭生:著名哲学家、史学家。1919年巴黎大学研究生毕业,担任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法语、哲学史教授。1921年赴京,历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国科学院研究员。
31、蒙文通:著名史学家。1930~1935年执教河南大学文学院,任中国古代史教授。40年代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后长期任教于四川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学术委员。
32、石璋如:著名甲骨文学家、史学家。1932届河南大学文学院毕业生。1935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评议研究生毕业,留院从事甲骨文研究,历任研究员、院士。后旅居台湾,著有《殷墟建筑遗存》、《殷墟墓葬》、《考古年表》、《中国的远古文化》等书。在台湾发表《河南大学与考古事业》(1976年)、《照林(尹达)与侯家庄1001大墓》(1995年)。
33、尹达:著名甲骨文学家、史学家。本名刘耀,与石璋如徐敬参一起参加殷墟发掘。1932届河南大学文学院毕业生,1935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学研究生毕业,历任延安中共中央出版科科长、北方大学教授、华北大学教务长、中国人民大学研究部副部长、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全国政协委员。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常务委员。著有《中国原始社会》、《中国新石器时代》、《十年考古》等。
34、周而复:著名作家和书法家。1932年入河南大学中文系学习。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白求恩大夫》、《上海的早晨》等
35、高亨:著名教授,古文字学家、先秦文化史研究和古籍校勘考据专家。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1925年秋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以梁启超、王国维为导师。1926年毕业任教,历任河南大学、东北大学、武汉大学、齐鲁大学教授等。1967年后不再任教,专门从事古代学术研究工作。完成了《诗经选注》、《诗经今注》、《楚辞选》、《上古神话》、《文字形义学概论》、《古字通辞典》等一批著作和论文,为我国古籍文献的整理做出了卓越贡献。
36、吴强:现代著名作家。1936年在河南大学教育系读书。1937年,离开母校,从事战地革命文学创作。代表作:《红日》、《堡垒》等。
37、姚雪垠:中国现代著名学者型作家。1929年考入河南大学法学院预科,后从事中共领导的地下组织活动,辗转北平,1951年,回到开封重当专业作家。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及《重逢》、《戎马恋》、《母爱》、《春到前线》等小说和报告文学《战地书简》、《四月交响曲》等。
38、王实味:文学家。1923年到预校读书。1930年在上海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和小说翻译。1942年延安整风,他发表的《野百合花》受到批判。
39、邓拓:著名文史学家、新闻学家。1937届河南大学经济系毕业生。在校期间曾出版专著《中国救荒史》,受到中外学术界注目。后历任《晋察冀日报》社总编辑、《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著有《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等。
40、张邃青:历史学家。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27年8月到到校任教直至去世。对中国古代史颇有研究,且成果卓著。特别是抗战期间坚持学术研究,写出《伏牛山中之蛮族》,又写了《嵩山专著书目考》。1957年当选开封市副市长。1963年任开封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64年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河南省史学会会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41、张长弓:曲艺学家。1929年考取燕京大学国学系研究生,主攻中国文学史和河南民间曲艺。1942年来校任教,教学之余主要从事河南曲艺研究。著有《鼓子曲言》、《河南坠子书》、《中国文学史新编》、《张长弓曲论集》等。
42、郭绍虞:语言学家。1923年到中州大学任教。后到武昌中山大学、北京燕京大学任教。建国后任同济大学文学院院长,院系调整到复旦大学任教。著有《中国文学批评史》等。
43、萧一山:著名历史学家。毕生致力于清史研究。1923年出版《清代通史》。1935-1938年任河南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8年赴台任教。
44、姜亮夫:文史学家。1927年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受河南大学国文系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解放后,在杭州大学任教授,出版敦煌学、历史、语言、楚辞学等相关著作几十部。
45、李嘉言:古典文学研究家。早年在省立河南大学预科读书,1930年就读于清华大学文学院国文系,师从闻一多、陈寅恪等著名学者。1947年-1967年到河大任教,曾任中文系主任,主持《全唐诗》的改编工作。主要著作有:《汉魏六朝文学史》、《楚辞选注》、《唐诗丛考》等。
46、朱芳圃:甲骨文、古文字学家。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1931年、1939年至退休在河大任教。著有《甲骨学文字编》、《甲骨学商史编》、《殷商文字释丛》、《中国古代神话与史实》等。是毛泽东的同学。
47、苏金伞:著名作家、诗人。1924年考入河南体育专科学校(今河南大学体育学院前身)。1939——1942年、1945-1948年在河南大学任教。在他的第一部诗集《无弦琴》,热情讴歌中原儿女反抗侵略的奋斗精神。解放战争中,其诗歌贯穿着“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呼喊。1948年与嵇文甫等进步师生奔赴解放区,参与创办中原大学。解放后到省文联工作。
48、李白凤:著名书法家、篆刻家、作家、诗人。1933年考入北平国民学院国文系,1936年毕业,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先后出版诗集《风之歌》、《南行小草》,话剧《卢沟桥的烽火》,短篇小说集《小鬼》、《马和放马的人》等。1954年任河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执教期间发表诗、词、论文200余篇。
49、任访秋:著名文学家。1929年考入北师大中文系,1933年考去北大研究生,深受钱玄同、周作人、胡适影响。1940年受聘河大文学院。主要开设中国文学史、国学概论、现代文学、古代散文选、文艺学等课程。著有《中国近代文学史》、《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散文卷》、《中国古典文学论文集》等。
50、于安澜:文学家、书法家。1924年入河南大学前身中州大学文史系学习,得到了冯友兰、郭绍虞、嵇文甫、董作宾等诸多名师的悉心指导。1932年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国学研究所读研。1946年回母校任教。著有《汉魏六朝韵谱》、《诗学辑要》、《古书文字易解》等。
51、孙作云:历史学家。1931年考入复旦大学文学系,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师从闻一多。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员文科研究所,仍师从闻一多。1950年发起创办《历史教学》杂志,任编委,这是我国建国后最早的史学刊物之一。1956年院系调整后执教于开封师院。主要从事楚辞、诗经、民俗、神话等研究,论著等身。
52、胡雄定:外国语言学家。1927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外语系。1950年任北京中法大学外语系教授,1957年跳入开封师院外语系。在河大执教47年,精通英语,兼通法语和俄语,学术功底深厚。30年代著有《英语习语用法例解出版后享誉国内》,《英语成语用法详解》亦产生重大影响。更难能可贵的是,87岁之后出版四本专著,近三百万字,是河大教授中晚年出版著作最多的一位英语语言文学家。
53、刘炳善:萨士比亚研究学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际莎士比亚协会会员,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理事,中国译协资深翻译家,外国文学专家,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
54、胡思庸:著名历史学家。1946年考入河南大学农学院园艺系,1948年转到文学院历史系就读。1951年2月毕业后留河南大学任教。 历任开封师范学院讲师,河南大学教授,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河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第二、三届副主席,河南省历史学会第三届会长。
55、高文:著名的金石学家,唐代文学专家,教育家,诗人,尤其对汉代碑刻的研究卓有成就。1951年到河南大学中文系任教,先后讲述过现代文学、文艺理论、历代散文选、中国文学史等课程。1953年中文系中国古典文学主页被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为河南大学首批硕士学位授予点,高文任为导师。
56、华仲彦: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1955年到校任教。长期从事诗词创作与研究,著有诗集《华钟彦诗词选》、文集《东京梦华至馆论稿》、《诗歌精选》等。
57、赵俪生:历史学家。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后转到哲学系。1947年经傅斯年介绍到河南大学任教。1948年跟随嵇文甫等进步师生前往解放区积极组建中原大学。之后曾在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山东大学任教,1957年到兰州大学任教。早年从事苏联文学翻译和革命文学创作,以冯夷等笔名发表过不少译作、剧本和小说。后专于中国土地制度史和中国农民战争史。晚年专攻先秦文化,探讨中国文化的源头。先后出版着作16部,发表论文200余篇。
58、张明旭:1948年12月任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1950—1982年任外语系主任。有专著《现代汉语语法》、文学译著《三人同舟》,1980年—1985年任第四届开封市政协常委。
59、赵帆声:河南著名诗人,河南大学教授,河南大学出版社社长。著有《古史音释》。
60、郭人民:历史学家。1946年考入河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担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秘书、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河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河南省高等院校古籍整理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历史文献学会理事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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