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学教授写的论文理性分析各国影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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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业特征看韩国电影振兴

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

经济领域，韩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自60年代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采取一系列务实性对策，不仅迅速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发展还出现了新的局面。韩国成功地从一个农业国进入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现代化是和都市化、工业化、教育的普及、职业分工的专业化、通信的发达等经济发展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和特定的社会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城市的发展显著，都市化率从1950年的21.4%，发展到1995年的81.3%。
政治领域，80年代韩国进入政治解冻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运动(注：以大学生为核心发起的两次民众民主运动，抗议军人专制政权，曾得到韩国社会各界响应，但最终被军政府血腥镇压。前者亦称光州民众斗争，后者亦称六月抗争。)使韩国独裁政府恶名昭著。1988年通过国民投票实现了向民主政权的过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着1998年出现了堪称韩国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野党交接政府”(注：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标志了韩国建国起第一次“政权交替”，在野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少数党第一次战胜多数党。)的政治发展进程。长期以来在韩国社会上争论不休的政治不稳定进入90年代开始销声匿迹，整个社会慢慢进入民主化、多元化的发展进程中。
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不仅导致家庭结构的变化，而且引起了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中产阶级形成并稳步扩大，文化消费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逐渐上升。有线电视的开通、录像市场的扩大、卫星电视的前景，一方面争夺着电影观众，一方面因播放高品位电影节目而培养了观众，且它们都是以电影为核心的影像产业，这使得政府和大企业开始注意电影市场的价值。
大众文化开始盛行。流行音乐乐队等开始流行，消费人群年轻化，产品包装要求提高，对大众偶像的消费需求增强。
在现代韩国社会的变化过程中，青年群体又占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他们是经济现代化的主力军，在社会意识方面则是历史变革的动力。截至1995年的统计，14-24岁的青少年人口略超过900万，占总人口的20.2%。韩国政府的世界化政治战略和提倡国际竞争力的经济战略，使得整个社会普遍认为，韩国的未来命运掌握在“一个背包就能周游世界，懂电脑，会利用先进通讯设备，处变不惊，有坚强毅力，主张男女平等”的“新世代”身上。(注：金镇旭(韩)：《80年代至90年代的韩国电影》，北京电影学院硕士毕业生论文，第27页。)特别是大学生(占青少年总人口的约54.5%)(注：君冢大学(日)、吴鲁平(中)、金哲秀(韩)：《东亚社会价值的趋同与冲突》，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4页。)，他们在80年代经济繁荣的环境下成长起来，有机会享受1988年奥运会以后的经济富裕和政治稳定。他们将成为韩国电影的主要消费者。
在造成韩国电影振兴繁荣景象大的社会背景中，有一个因素不得不指出：韩国民众强烈的爱国心和罕见的民族凝聚力。韩国电影票房的奇迹，与韩国观众对本土电影非理性的热爱，蜂拥而上的参与行为是分不开的。许多影片如《生死谍变》、《共同警备区》的上映，媒体一律不能有批评声音，普通百姓如果不去看会被认为是“不够爱国”。当政府放宽“电影进口限额制度”时，电影人立刻示威游行，而韩国大众媒体一律给予最大的支持，结果迫使政府对电影人和民众做出妥协。
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民族特质的原因有多种：一、有史以来，韩国即为单一民族国家，没有像中国、美国等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脉最纯洁，最干净，在韩国最常见的标语是“身土不二”(注：“身土不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笔者根据所阅资料整理出以下两层意义：其一，它是热爱本民族的象征，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恋与敬畏的复杂情感。体现在微观的经济领域上，韩国出产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农副产品一律如此，其意类同于中国的“提倡国货”。其二，它从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应和谐共处而延伸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我国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身土不二”不仅是韩国传统，还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乡村现代化的意味。)；二、20世纪屈辱的被侵占、被分裂的历史，使现代韩国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环境——如金大中所说，韩国为美、日、中、俄四大列强所包围，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小国(注：李立绪：《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页。)；四、经济领域内的“汉江奇迹”所赋予的自信心；五、韩国儒教传统影响(注：中国儒教传统中，有以道德之有无来作“华夷”之辨的言论，韩国儒教继承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国也视为夷。)。
了解这种民族特质或者说民族文化心理现象，对于解释某些韩国电影现象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民族文化特质不是始自90年代的电影振兴现象，而是一以贯之于包括韩国电影在内的韩国民族文化当中。
“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的危机中生存问题成为绝对的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成为支配性的生产主体，以‘民族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相应地，韩国的现代化就意味着‘独裁下的开发’，接下来就出现了到70年代与80年代为止仍旧是‘政治问题’独占主导性言论的现象。换言之，60年代以后，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费，而没有确保其大众性这种状况。
“从这点上来看，应该说韩国文化论作为‘大众性消费品’而被生产和消费的条件具备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进入90年代这一时期。在民主化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就后，‘政治言论’的影响力下降，人们有了一点可以说说‘文化’的空闲和‘自信感’。国际化的迅速进行同时也成为一种压力，因而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设定也越发显得重要。”(注：权淑仁：《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当代韩国》2000春季号，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61页。)
汉城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权淑仁教授在《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一文中，探讨作为大众文化研究的“韩国文化论”缺失的原因。笔者借用这段话是想说明：韩国电影作为“大众性消费品”具备被生产和消费的条件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90年代这一时期。
韩国电影振兴现象的出现，正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围环境的成熟，和电影产业内部制作、发行、放映诸环节的合理营造——其中电影制作人对类型片的有意识的推进和发展又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
大资本的介入改变韩国电影产业格局
电影资金传统上有两大来源，但进入90年代，制片投资发生了两次大变化，极大程度地影响了电影产业及电影形态。
1.产业背景
自50年代至90年代初，韩国电影工业基本上是以美国好莱坞电影消费市场为演变主导的。1986年韩国电影市场开放进口外国影片，迅速成为继日本之后的亚洲第二大市场，一年即发行400部以上影片。其中100部影片为本土影片，300部是进口影片。其中仅好莱坞和香港两地的娱乐片即占70%多(注：全阳骏(韩)：《韩国：电影工业、美学、新潮流》，李莲英译，《新亚洲电影面面观》，焦雄屏编，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第101页。)。80年代，韩国大电影公司将利润由对本土电影的投资全面转向进口好莱坞电影。政府虽然制定了“电影放映限额制”，但好莱坞利用美韩贸易谈判的机会，强制韩国政府采取自由化的电影政策。美国电影公司不须经过垄断进口的韩国电影公司，长驱直入韩国市场。
忠武路(注：忠武路是汉城市中心的一个地名，上世纪20年代韩国电影开始以来，主要电影制片公司和主要电影院都集中于此，既是韩国电影的摇篮，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韩国电影制作方的代名词。)是自2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制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以中小资本对抗好莱坞电影，勉强维持生产。电影资金的两大来源，一是地方发行人的预付款，二是录像版税。80年代末期的“电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电影公司垄断本土电影的局面，一时间有一百家电影公司成立，活泼多姿，自由竞争，但规模既小，秩序全无，根本无力回天。
韩国的电影文化也深受好莱坞电影模式影响。忠武路电影街制片模式下的商业片，多运用好莱坞的叙事策略，来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悦观众，一方面不触犯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类型基本是通俗情节剧、古装历史剧、B级动作片和软性色情片。
2.大企业涉足电影业
财阀体制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色，现代、大宇等等大企业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样支持它们对文化事业的扩张。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绝无仅有的高票房电影，1991年是李明世执导的《我的爱，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义锡执导的《结婚的故事》，1993年是创造了100万观众人次的《西篇记》。这三个由新导演创造出的票房神话，赋予了大企业信心。他们相信只要方式得当，投资电影一定可以盈利。
韩国大财团纷纷投资电影业。他们首先买断版权，继而染指影院的运营、制作、流通、配送等相关环节，参与步骤比较有序。如三星、大宇、鲜京都从录像带的营销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国外电影公司的录像带版权，在制作领域，他们则首先以购买韩国电影的录像带版权的方式来参与。
大企业为迎接多媒体时代而忙于兴建新剧场或租赁已有剧场。三星、大宇、鲜京和壁山等大企业在大城市里买入主要电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复合电影院，来形成连锁的放映系统。以1997年为例，刚刚成立电影事业公司的现代集团就租赁了汉城名宝剧场的5个电影馆。
有的大企业则通过与国外的电影公司联手来进军电影业。第一制糖公司向美国的梦工场投资三亿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亚洲地区版权；并和香港的嘉禾电影公司合作，在韩国设立了JACOM电影制作公司。
大企业的介入对于只有好的创意却没有足够资金的新导演和独立制片人来说，无疑相当于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制片体系中“论资排辈、熬年头”的惯例被打破，那些从电影学校毕业或者留学归来的新导演，获得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怀才不遇的副导演、商业广告的导演们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李光熏由此导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国产影片；李民勇导演了《炎热的下午》——一部风格独特的女性主义影片。
1994-1996年间，大企业在电影业的投资蓬勃发展，完全激活了电影市场(也为日后的不稳定埋下隐患)。电影制作体系迅速分化，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电影制作体系：原有忠武路制片方式，独立制片人制，大企业直接制作方式以及独立电影。不少年轻的导演和制作人脱离了忠武路制作系统，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独立制片人制度，如朴光洙制片、企划时代、张宇锡制片等公司。
大企业都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注重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的兴趣，对这样的电影不仅投入资金，并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制作以创意为主的新电影的独立制片人能够扎下根来。他们既制作出了相对高投资的商业电影，也促使独立制作方式的低成本电影向商业领域迈进。这三年间电影面貌为之一新，既有大制作、高票房的动作喜剧片《两个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剧片《封大夫》(李光勋)、以特技制作闻名的《银杏木床》(姜齐奎)、科幻片《木槿花开》，也有票房评论双丰收的低成本之作《时间长久持续》(金应寿)、《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洪尚秀)、《鳄鱼》(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爱》，也有艺术电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张善宇)，女性电影如《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吴丙哲)、《炎热的下午》(李民勇)、《妈妈有了男朋友》(金东斌)。大企业的进入，最重要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韩国制片人制度的形成。
3.风险投资进入电影业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大企业自身难保，对电影的投入迅速减少，很多大企业纷纷退出电影业。只有三星是个例外，在1998年投资了6部影片，获得相当大的成功。
金融危机后，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政府积极扶植中小企业。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下，中小企业逐步开始取代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高科技密集为特征的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给韩国以往比较臃肿与僵化的产业结构注入新的活力
1997年11月，通商事业部宣布电影业及相关产业属于风险投资产业。这意味着电影融资比较容易，并且可以享受减免税等优惠待遇。风险投资公司迅速占据了大企业撤资后的空缺。他们带来全新的投资概念，同时引导独立制作公司制作题材更集中的片子，并加强营销概念，电影市场日趋专业化。
日信创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资公司。它不仅作投资还充当投资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当优惠：5∶5，而一般大企业都是6∶4。仅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他们投资的电影就有《银杏木床》《上网》《哈利路亚》《八月圣诞节》《安静的家庭》《驱魔录》。
电影政策及电影文化对电影的影响
1.电影政策
电影审查制度
韩国电影审查制度形成于20年代日占期。八九十年代严格的审查制度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健康发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电影公映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违反宪法。这结束了70多年的电影审查制度，同时提出了新的迫切问题：建立等级分类制度。1998年，围绕新的电影法(1994年制定的《电影振兴法》)，年轻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来越大，问题焦点在于等级外电影专用馆和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设立。
对于韩国电影来说，目前的等级分类制度毕竟提供了更宽广的题材空间和表现空间。《两个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违法勾当，《美丽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军事独裁体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众遭到镇压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两部影片《黄头发》和《谎言》(张先禹)，因暴露镜头被禁，引起广泛争议。但是影片经修改勉强通过审查后，却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
电影放映限额制度
朴正熙的军政府在1966年开始施行限额放映制度，本意是过滤掉西方的某些影响，但在以后的数年中，它却成了保护民族电影的一张安全网——政府立法规定每家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体天数后有变化)的本国电影，这就是所谓“电影季节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译为“电影放映限额制度”。
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国内几度出现主张缩小甚至取消电影放映限额制度的论调。1998年12月2日，韩国外交通商部提议，参照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议，从2002年起将106天的限额降至92天。电影界担心，如果这项提议获通过，好莱坞洪水猛兽般的商业大片将逐渐淹没本土电影。由此爆发了一场知名导演、明星发起的电影界大规模游行示威。1999年6月电影界又两次举行示威活动。韩国政府被迫让步，暂定在本土电影占有市场40%的份额之前，维持限额制度。
尽管限额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韩国电影业的利益——韩国的电影放映量从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产量从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性极强、国家民族特性浓厚的特殊文化产品，电影应独立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似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已达成一种共识。
经济政策调控
为振兴民族电影，韩国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启动政策调控。90年代初期为鼓励大财团进入电影界制定了减免税收的电影振兴政策。1997年后实行抵押版权融资制，比如1998年，国有的电影振兴公司为10部电影作抵押版权融资，共提供30亿元韩币。这10部电影其中就有林权泽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春香传》。第三种举措同样重要，即是在1997年将电影业列入风险投资行业。
2.电影文化的普及
前文已简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众文化及其他娱乐媒介对电影的双重影响。流行音乐、电视剧等大众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观众普遍的文化素质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对电影呼唤与支持的一面毕竟大于抢夺电影观众的一面。从1995开始，韩国电影文化迎来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机会，进入90年代后一直在上升的热情终于爆发出来。
1995年3月大钟奖电影节上放映了7部国外艺术电影。同年11月，电影制作公司“白头大杆”设立艺术电影专业馆，放映了前苏联电影《牺牲》、伊朗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等国际一流的艺术电影。仅仅《牺牲》一片，在一个月内就吸引了两万名以上的观众。电影发行商开始注意“艺术电影”商业化的可能。这一年，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韩国上映，每部电影的观众人次都达到十万以上。同时期开始，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通过有线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借助于这些积极的市场引导与开发，以前只熟悉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片的观众，对电影的印象和理解开始改变。
大众媒体开始积极报道电影新闻和介绍电影知识。就在这一年，电影月刊《KINO》和电影周刊《CINE21》创刊，他们把韩国和国际电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种雅俗共赏的方式介绍给韩国民众。《KINO》目前已经成为韩国最权威的电影杂志。
90年代中期以后在韩国掀起的电影热演变成一种电影文化热，韩国各大学相继开设了四十多个与电影相关的专业。大学里的电影讲座挤满了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韩国国立综合艺术学院设立了电影学校，购买了完备的电影制作设备。
电影节
在短时期内韩国还举办了釜山和富川两个大型的电影节以及数十个小型电影节。其中釜山电影节至今已举办6届，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始于1996年，由釜山艺术学校、中央大学二校的电影系提议，在釜山电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获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就达到18.4万观众人次的良好效果。(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4页。)

在诸多亚洲国家的电影节中，釜山电影节与众不同的战略值得重视。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于“非竞赛性电影节”，避开了与其他电影节(如国际一流电影节和同时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之间不必要的竞争，而专注于作为亚洲电影展台和展映国际最优秀电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两项特别计划。“新浪潮电影”及其扶持制度：选择亚洲新导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们推向国际舞台，并为保障这些影片在韩国境内的发行放映，给予发行商3万美元的资助；釜山振兴计划(PPP计划，开始于1998年第三届釜山电影节)：为有电影制作计划的亚洲导演和世界级的发行公司、制片人、赞助商创造合作机会，促成合作投资或共同制作或对影片后期制作提供赞助。香港的陈果、台湾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诚、中国大陆的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等导演都从PPP计划中获益。釜山电影节对亚洲电影新人的成长，作出了切实的贡献。
釜山电影节不仅为韩国电影和亚洲艺术电影提供了制作机会、拓展了电影市场，还和众多的国际电影节达至沟通，使韩国电影大批进军国际展台。仅1999年就有80部韩国电影计150次在7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其中包括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此外，釜山电影节本身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为釜山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釜山市政府选择影视业为战略产业，组建釜山电影委员会，推动了釜山文献电影馆、数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继建成，陆续筹建影视信息城、主题公园、动画片中心，并对与釜山相关的电影行政和财政的支持。(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9页。)其中包括以釜山为影片背景的《朋友》。
总体来说，电影节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它成为韩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与报刊、电视、流行音乐等大众传媒一起，它们构筑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得以发生、发展的意识形态背景。
3.纪录片与短片的繁盛
短片和纪录片的发展，是90年代韩国电影界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现象。截至1999年，韩国年产短故事片300多部，并通过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映。
纪录片
80年代韩国曾出现一批源自大学校园的电影团体，他们标榜“独立”和“进步”，既反对官方和商业电影，也反对实验电影和作者电影，而是试图与进步的文化团体、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拍摄纪录片，并以录像带的流通来代替商业电影发行。
政治动荡的80年代末，他们在政治活跃团体、进步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支持下，制作出了一批反映韩国社会矛盾的影片。“电影制作所”(1987年成立)和“劳动者制作团”(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地下电影团体。前者拍摄的《理想国》(16mm，110分钟)，第一次以剧情片方式处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罢工前夕》(16mm，100分钟)则是以忠实刻画工人运动为内容的剧情片，成为独立电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该片通过校园和工会礼堂自办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动直升机投掷催泪弹来驱散观众。“劳动者制作团”则是进步纪录片的突破，他们制作了十数集每集1小时的《新闻电影》，专注于韩国工人运动的最新话题。事实上，这些电影团体建立了校园、工厂放映和录像带流通的独立发行渠道。
如果说80年代的独立影片内容上着眼于工人运动，政治导向上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价值取向偏于集体价值、共同空间优先个人、日常空间。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独立电影则远为多元和复杂，尝试着以多种方式去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
在纪录片方面，边英珠的《嗫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慰安妇的妇女证词来揭露性暴力和军国主义问题；李庆顺的《蒲公英》(1999)表现一位父亲在民主化斗争中痛失爱子的悲伤和勇气；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写一位旅日韩侨的流浪经历；朴基福的《别管我们》(1999)则以离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为素材，描写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都漠然无视的社会边缘阶层。这些纪录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访来引导观众，而代之以客观纪录的方式来试图还原生活本身。
导演金东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踪城市开发区拆迁户的居住权问题，已拍出《上溪洞奥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们》(1995)和《另一个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个世界》拍摄了拆迁户争取到开发区居住权之后的生活，关心的焦点从特权化的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学，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与沟通。笔者认为，不了解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认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不可能细致读解韩国的类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帮片《绿鱼》、《搏动》。
短片
短片的繁荣是90年代另一个重要的电影现象。80年代的年均产量不超过50部，而90年代却达到300部以上(注：南仁英(韩)：《差别美学，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评90年代韩国电影短片和纪录片》，(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30—35页。)，其中大部分出自电影专业学生和业余电影爱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资举办的汉城短片电影节，既是短片的盛会，也是商业电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资在北京举办了DV短片电影节。)90年代后期，韩国短片电影节增多，主要有独立电影论坛、独立短片电影节、釜山亚洲短片电影节等，很多韩国短片还参展戛纳等大量国际短片电影节，获得了较好的成绩。
韩国90年代的纪录片和短片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1.为主流电影业提供新的电影人才和活化电影氛围，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并刺激其发展；2.在题材和表现领域上有效弥补了商业影片不敢涉足的领域，与主流商业片互为补充，并成为新的电影美学的催化剂；3.使电影产业和社会文化、艺术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平衡着电影作为产业、艺术和意识形态的三重功效，是韩国电影能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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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对您有帮助

② （十万火急!悬赏120分）论文：电影中的审美价值

色彩艺术在电影表现技巧中的审美价值
[摘要]本文从单色在电影视觉艺术中给人的直接感受，色彩在对比中赋予电影视觉艺术的强烈感染力以及在夸张的色彩设计中创造独特的作品寓意，进而充分体现色彩在影视艺术中的审美价值。
[关键词]色彩；视觉艺术；审美价值；和谐

[注：该文章转自[中国论文服务网 www.lunwenw.com] 原文链接：http://www.lunwenw.net/Html/dsdy/155327397.html

电影《赤壁》的审美价值类别及民族精神
摘要 吴宇森的《赤壁》在延续其“暴力美学”基础上，传递了丰富的审美价值类型，并在追求艺术效果的同时，颠覆了过去对历史人物的善美评判。电影《赤壁》在艺术表现上的审美价值类型，主要体现在：场景的壮美与声效昌州的优美，男性的阳刚与女性的阴柔，叙事的冲淡与情感的清态纤浓，进耐正蔽而指出影片颠覆过去对历史人物的善美评判，暗合了民族精神——团结。
关键词 审美价值；类型，民族精神；《赤壁》

[注：该文章转自[中国论文服务网 www.lunwenw.com] 原文链接：http://www.lunwenw.net/Html/dsdy/155251795.html

③ 教育电影方面的论文

教育电影是以学校教育活动为内容的故事电影,由于它具有特殊的教育资讯传递功能,因此其人物、主题、特殊情节和特写画面等均能在培养卓越小学教师的职业理想、职业使命、职业认知和职业情感方面起到直观性的辅助教育作用。下文是我为大家蒐集整理的关于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篇1

论教育电影在师范教育中的功能与效应

[摘要]教育电影因其媒介特性和内容优势，在师范教育中将教育目的与职业定向、教育过程与职业养成有机结合起来，具有帮助师范生树立教育理想、培养教育智慧、把握教育现状、引导身份转变和了解学生成长的功能与效应。

[关键词]教育电影师范教育功能效应

在师范教育中，除了利用电影的影像媒介优势以外，电影的题材内容也是重要的教学材料，尤其是优秀的教育电影。所谓教育电影，是指以教育故事为题材，集中反映教育改革、学校风貌、师生关系，以塑造教师形象和学生形象为主的艺术电影和纪录电影。教育是一种“有意识的、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首要和直接目标的社会活动”，包括自我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教育始终是关涉家长、学校、社会、 *** 的主要问题，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总会与传统产生许多戏剧性的矛盾和冲突。因此，文学艺术非常关注教育问题，教育电影是思考教育问题、开展教育实践的合适媒介和文字。

西方自二战后开始关注教育电影。《音乐之声》大受好评，《死亡诗社》引起了关于“何为好的教育”的教育智慧的讨论，《心灵捕手》提供了优秀的心理教育范例，《蒙娜丽莎的微笑》中超越传统与追求真善美的凯瑟琳老师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关注，而《春风化雨》又译《放牛班的春天》对教育智慧与爱心抚触作出了新的诠释。中国教育电影也比较繁荣，建国后有《武训传》、《祖国的花朵》、《朝霞》等;新时期以来也产生了多部影响较大的教育电影，如《苗苗》、《烛光里的微笑》、《红衣少女》、《孩子王》、《一个都不能少》等，以及纪录片《高三》、《请投我一票》等。这些电影对教育教学过程、教师形象以及教育的外围问题进行了冷峻的观察和思考，凸显了富有理性的现卖行实意义和教育启发价值。

一、教育电影的特性及其在师范教育中的优势

电影是综合性极强的艺术样式，构成复杂、内容丰富，是培养文化艺术素养的优质媒介。正如鲁迅所说，“用活动电影举旦来教学生，一定比教员的讲义好”。教育电影因为关注教育问题，从而在教育媒介与教育内容两个方面都具有无法比拟的优势。

1.媒介的逼真性与教育的现实性

前苏联电影艺术家普多夫金认为：“电影是这样一门艺术，它为力求现实主义地再现现实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电影艺术能够十分准确、十分精细地纪录客观现实，具有视听的真实感，其塑造的人物、叙述的故事、表达的感受真实可信。电影的逼真性不仅是形式的逼真、表象的逼真，更表现为内在本质的真实性中答哗，因而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教育电影极为关注教育与家庭、社会的关系，关注教育现状和教育过程中的冲突和矛盾，能够引导学生关注社会与教育现实。

2.媒介的丰富性与教育的多元性

教育电影的艺术构成元素丰富，其表现内容和艺术形式都给受教育者展示了无限的观摩和交流体会的空间。教育电影虽然主要是关注和表现教育主题与题材，但同时也会涉及天文地理、时事政治、山川风物等，人与自然、社会的内容无所不包，可以极大地拓宽师范生的视野。而教育就需要多元的内容和形式，于是，教育电影的媒介特性与教育的多元性相契合。例如《放牛班的春天》、《蒙娜丽莎的微笑》等影片，在教育思想、教育手段、教育艺术等方面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同时又反映了西方国家的社会、家庭问题，一些优美的音乐、出色的绘画作品贯穿影片始终，给人以艺术薰陶。这类影片可以带来教育结构的多元性和教育效果的丰富性。

3.媒介的生动性与教育的活泼性

电影可以生动真实地表现声画世界、时空世界和情感世界。对于受教育者来说，电影不仅是“视听盛宴”，也是能带来情感体验和心灵震撼的艺术和生活方式。教育是“人与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不是一言堂，不能满堂灌，而应是一种对话与交流、互动与启发，应该具有更多的活泼性。教育电影因其媒介的生动特性恰好能满足教育活泼性的要求。

4.媒介的梦幻性与教育的启发性

电影是一种时空幻觉，美国电影艺术家奥逊·威尔斯认为“一部影片就是一部梦的彩带”，所以好莱坞被誉为“梦工厂”。电影作为想象的艺术，可以开启观众的想象之门，培养观众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教育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开启想象、启迪智慧的过程，需要想象力和充满想象力的思考和创造。想象力是一个民族，乃至人类进步所必须具备的生命素质，是人类和社会发展的潜在动力。教育电影中充满了无限想象的行为，它们像梦幻一般给受教育者以极大的吸引力，鼓励他们去竞相施展自己的梦幻能力，去丰富并发展人类的文明。像《死亡诗社》中对诗意的想象、对生命的憧憬极大地鼓舞了学生的学习和生命热情;像《草房子》把异想天开、顽皮淘气的趣闻轶事穿插在主人公桑桑小学六年的成长故事中，留给观众的是诗性的感动，是契合儿童实际的想象与幻想的美妙课程。

二、教育电影在师范教育中的功能与效应

1.树立教育理想——教育追求与职业信仰

在师范教育中，帮助师范生树立教育理想和教育信念，使其坚定执著教育追求，是师范教育最为重要的培养目标。师范生一旦树立了教育理想，选择将教育作为终身职业，那么执著的教育追求便与职业信仰合一，能够起到旗帜和航标的作用，引导师范生无怨无悔地执著于教育事业，把自己的青春、爱和生命奉献给学生。像《黑板》、《凤凰琴》、《美丽的大脚》和《我的教师生涯》等，集中反映了中外乡村中小学教师的形象，表现他们在国家和民族最为艰难时刻的教育追求、教育信念和教育修养。师范生观看这一类电影，能够对教育的神圣和教师的崇高精神耳濡目染，激发起内心的情感，确定职业生涯规划的方向。

2.培养教育智慧——专业能力与职业素养

优秀的教师应该“传道、授业、解惑”，应该具有高超的教育智慧。《死亡诗社》、《蒙娜丽莎的微笑》、《心灵捕手》等几部教育电影具有丰富的教育内涵，集中反映了教师超群的教育智慧。电影中的教师有学问、有思想，更有对教育的独到理解，他们能够按照科学的理念和自己的理解来设计学生喜欢的课程，最终既有效地达到了教学目的，又赢得了学生的尊重和喜爱。例如《死亡诗社》中的基廷老师就是一位诗性智慧型教师，他是威尔顿学校的优秀毕业生，后又毕业于剑桥大学。为了改变学校只强调升学教育、严格管制学生的现状，他从自己的文学课开始改革，让学生领悟“把握今天，让生命超凡脱俗”的要义。他自称“船长”，让学生们叫他船长，要求学生把课本中关于诗歌理论的章节撕掉，鼓励学生站到课桌上从不同的视角看待事物，激发胆小懦弱的托德的诗性智慧潜质，鼓励学生们独立思考、自己选择生活。当学生们悄悄组织“死亡诗社”时，他默默地支援，让学生们在朗读拜伦、惠特曼的诗作中感受到生命的原初力量。学生的天性、梦想、勇气和爱情冉冉升起——生命的重要意义、 教育的根本价值由此凸显出来。尽管世俗的力量最终导致基廷老师被迫 辞职，但是他激发了学生们的生命欲望，最终赢得了学生的尊敬和爱戴。教育智慧与教育 艺术是教师 职业素养的应有之义。

3.把握教育现状——时代需求与职业使命

师范生的教师专业能力除了教育理想和教育智慧、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以外，还包括对教育 发展现状的把握、对学生身心发展和学习规律的了解等。了解和把握教育现状是当好一名教师的重要前提，其途径可以多种多样，如学习教育方针政策、关注教育新闻报道、到学校调研等，还有一个途径就是观看有关教育问题的影视作品。因为教育电影，尤其是现实题材的教育电影，往往对教育现状和青少年问题进行了冷峻、深入甚至是尖锐的观照和反思，会呈现出与公众视野差异巨大的“教育影像”。例如《十三棵泡桐》就呈现出另类的“残酷青春”——对教育现状和青少年学生 心理问题的揭示令人触目惊心，纪录片《高三》记录教育竞争与应试教育的严酷，《走路上学》聚焦我国西部艰苦的教育条件与学生的求学毅力。师范生观看此类电影，从感性层面了解教育现实问题，从理性层面树立与时代需求相适应的职业使命感和教育责任感，对职业规划做出理性的判断。

4.引导身份转变——农村支教与职业选择

师范生的身份比较特别，“今天是学生，明天是老师”，在其专业发展过程中，除了树立教育理想、培养教育智慧以外，还要通过教育教学 实习，实现身份转变——教师专业自我的形成，在心理、志趣与个性上从一个受教育者转变成一个教育者。身份转变是职业选择的重要条件。我国自2003年起不断开展农村支教与“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 计划”等系列活动，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去、到西部去 工作。近年来有多部表现支教题材的电影问世，值得师范生观看。例如《美丽的大脚》，反映了一位从北京来的志愿者教师夏雨，在被农村妇女兼教师张美丽的教育行动及理想所感动后，到西部农村从事教育事业。又如《天那边》讲述了女大学生许晓萌和恋人江可可到西部农村小学支教的故事，在艰苦的教育条件下，许晓萌逐渐成熟起来，学会面对生活、选择职业，在经过曲折后二度归来，继续驻守在天那边的乡村小学中。这部影片堪称对大学生进行职业引导和身份转换的“支教宣传片”。师范生作为时代青年，他们愿意将满腔热血和满腹才学奉献给西部和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奉献给天那边的“花儿与少年”。

5.了解学生成长——因材施教与职业要求

观看教育电影，还可以帮助师范生了解学生成长过程，了解青少年身心发展的规律，这样才能教好书、育好人。像电影《跑吧，孩子》、《天堂的颜色》、《草房子》、《家庭作业》、《男生贾里新传》以及动画片《淘气包马小跳》等，主要关注受教育者——青少年学生的学习、生活、成长等诸多问题。教育工作应该遵循一条自孔子流传下来的 经验原则与职业要求——因材施教，其主要内涵是深入了解学生的一般情况和个性特点，对不同学生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做到“各因其材”，“长善救失”。师范生观看这样的教育电影，既可以观摩、学习影片中教师的成功经验，又可以生动直观地了解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增加对青少年教育的一种新的理解，为走上讲台做好充分的职业准备。

作为培养未来教师的师范教育，除了理论学习、教学 实践、人职辅导等途径以外，开展以教育电影为主的影像教学，能够有效地提升教学效果。应该在师范教育中大力开设“电影课”，充分发挥电影艺术尤其是教育电影的功能与效应，用优秀的教育电影感染学生、教育学生，使其为将来教师职业做好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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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高分求有关电视剧批评与欣赏的论文

几十年来，中国的电视批评伴随着电视实践和电视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迟神段，即萌芽阶段、起步阶段、发展阶段、自觉阶段。电视批评每一个时期的进步都是同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历史条件紧密相关的。同时，每一个进步都为下一时期的进步留下经验与教训，并推进着中国电视理论的建设。

一、电视批评的萌芽阶段

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后期是中国电视批评的萌芽时期。1958年5月1日晚上7时，一幅以中央广播大楼为背景，映衬着“北京电视台”台名枯蚂的画面展现在电视屏幕上，新华社电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已在5月1日开始试验广播。”这天晚上播出的节目有先进生产者和农业社主任的谈话，新闻纪录影片《到农村去》、科教片《电视》以及诗朗诵和舞蹈。第一次节目播出后，没有引起人们对节目的更多评论，大家都沉浸在播出成功的喜悦中。同年9月2日转为正式播出后，每周播出4次，每次2～3小时。电视台每次坚持开播前会和播后会，对播出的节目进行分析、评论。

当时党中央提出：“电视台应根据自己的特点，担负起宣传政治、传播知识和充实群众文化生活的任务。尽可能反映当前国家和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报道社会主义的成就，宣传科学技术知识以及介绍各种优秀剧目和艺术影片，并为少年儿童准备一定数量的节目。”①这是当时的电视台的工作方针，也是评价电视节目的指导思想。播出一年后，中央广播事业局编委会讨论北京电视台的工作，认为“一年来，电视台已摸索到一些电视宣传经验，但节目花色不多，内容单调，编、导、演、摄、播、装饰工作粗糙，思想没旦埋水平和艺术水平低，经常出错”。②1961年8月3日，当时的北京电视台播出了《笑的晚会》，内容全都是相声，播出后收到了100多封来信，对这个节目进行评价，表示支持，并希望以后再办。1962年1月20日，举办第二次《笑的晚会》，同样受到观众的欢迎。1962年国庆节前夕，举办了第三次《笑的晚会》，这次晚会引起了一定的争议，晚会改变以往国庆晚会的习惯做法，标新立异，着重表演，减少说唱。这次节目播出后，一位署名为“对你们的节目表示愤怒的一位观众”来信说：“国庆前夕《笑的晚会》中，大部分节目是多年来在机关、团体内部举办的小型晚会上司空见惯的、不登大雅之堂的非艺术性的、迫不得已在朋友面前耍耍活宝，以博得谅解的一笑洋相，想不到居然在国庆前夕，在参加庆典的外宾如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的电视节目中播出，简直难以想象。这纯粹是以廉价的方式向小市民趣味讨好。”③这封来信反映了一些观众对电视节目相当郑重的看法。这时期，观众来信成为电视批评的一种最直观的形式。

此时，一些带有对电视节目研究和探讨性质的文章在刊物上发表，使处于萌芽状态的电视批评在更大范围内产生影响。1955年10月创刊的全国性理论刊物《广播业务》到1964年底，共出版85期，先后发表了研究广播电视理论的业务文章和有关材料1456篇，其中有261篇是研究电视的文章。如《足球和足球比赛中的实况转播》、④《电视广播宣传中的几种方式方法》、⑤《电视报道的人物选择和刻画》、⑥《电视经济新闻的出路》、⑦《电视新闻不能表现过去怎么办?》、⑧《电视剧可否采用象征性的背景》、⑨《试评诗朗诵<海誓>的电视播出》、⑩《电视节目<告别山城>观后》⑾等。

也有一些著名文化人参与了此时的电视批评。1959年反映青年参加建设人民大会堂等首都十大建筑的电视剧的《新的一代》在工程竣工时播出，著名剧作家田汉在《人民日报》上著文称“电视剧是文艺战线的轻骑兵”。⑿这一期间，裴玉章、康荫、许欢子、李子先等一批广播电视人针对当时的电视实践，写出了不少评介文章，可以说，他们是中国电视批评的奠基人。

总的看来，萌芽阶段的电视批评还比较稚嫩，这有多方面原因。其一，电视影响太小。真正能看到电视的只是少数人，社会影响不大，因而也没有引起理论批评界的重视。其二，电视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艺术特征，因而对文艺批评的借鉴也无从谈起。其三，电视尚未出现典范节目。没有产生震撼人心达到较高审美层次能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的作品，因而这一时期也就没有给理论界提供更为典型的对象。加之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电视台一度中断播出，以后恢复播出后，整个电视也就是为“文化大革命”服务，电视批评工作也就几乎中断。

二、电视批评的起步阶段

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是中国电视批评的起步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电视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电视节目的内容形式、数量与质量等诸多方面都得到很大的提高和发展。丰富的电视实践为电视批评提供了研究对象，中国电视批评开始步入起步阶段，其显著标志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刊物、批评文章大大增加

1978年以来，研究刊物逐渐增加，公开发行的有《北京广播学院学报》、《新闻广播电视研究》；广播电视部《广播电视战线》；电视艺术委员会《电视文艺》；天津《广播电视杂志》；浙江《大众电视》；湖北《电视月刊》；北京《电视文艺》；福建《中外电视》等。到1984年底，全国已有地方性广播电视研究刊物54种，还有相当一部分的新闻期刊也分别辟有电视专栏。中央电视台1984年8月开始筹划《电视业务》刊物。1985年初正式创刊。

这些刊物的涌现，为电视批评提供了发表阵地，使电视理论的研究成果有了载体。比如：《<丝绸之路>为中日友谊锦上添花》，⒀ 《电视新闻纪录片杂谈》、⒁ 《电视报道的可信性与权威性》、⒂《电视新闻要讲可视性》、⒃ 《论电视新闻的现场感》、⒄ 《一篇受欢迎的电视评论》、⒅ 《试论电视片创作中的情感问题》、⒆ 《谈议电视专题节目的解说词》、⒇《论童国平的电视片创作》、(21)《电视评论写作技巧》、(22)《论陈汉元的解说词创作》、(23)《用镜头说话》�(24)等等，一批具有一定理论水准的电视批评著述相继问世。这些刊物或就电视基础理论进行研究，或就新闻、社教、文艺、服务类节目进行探讨，表明人们对电视理性的思考进入了深层次领域，电视批评开始透露出理性的光影。如中央电视台1980年7月创办的第一个评论性专栏《观察与思考》的播出，引起理论批评界的关注，《电视作为一种审美文化》的文章认为：“《观察与思考》、《热门话题》，还有一些电视片，只要抓住了群众利益攸关的敏感话题，就惹人注目。这些片子的成功之外足以说明，社会学规律是怎样支配着观念对电视文化的需要，因此，电视节目的制作者应当自觉地运用这一规律，把最充分地发挥它的社会政治影响作为它的社会审美功能。”�(25)这一时期的电视批评表现了中国电视丰富的实践，可供研究的对象多起来了，对扩大电视对观众的影响，推动电视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甚至对奠定中国电视基础理论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各种研讨活动的开展

这一时期，我国电视各类研讨得到了全面展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电视台、电视学术组织，积极组织各种选题开展学术研讨活动。特别是1983年召开的全国第11次广播电视工作会议，较为系统地总结了30多年广播电视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概括了广播电视的理论和任务，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直到2000年的奋斗目标。这次会议提出了“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带动广播电视宣传的全面改革”。

这一时期，全国召开的一些有影响的电视研讨活动如：

1981年2月，全国电视剧编导经验交流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对《凡人小事》等一批优秀电视剧的创作进行了讨论，提出了对观众加以引导的重要意义。

1981年4月，全国电视新闻工作座谈会在山东青岛召开，会议针对《新闻联播》等新闻节目进行了研讨。

1981年5月，全国电视“文化生活”专题座谈会在昆明举行，与会人员就文化生活节目的题材范围、表现形式等进行了研究。

1982年2月，全国电视台部分专题节目讨论会在广西阳朔召开，与会代表讨论了办好政治性专题性节目以及加强电视评论的重要意义。

1983年1月，全国电视剧导演艺术理论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加强电视剧的研究和评介工作。

1983年8月，全国电视对外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就对外电视宣传节目提高思想性和针对性等进行了讨论。

1984年5月，全国电视文艺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就如何办好电视文艺节目进行了讨论。

1984年12月，全国广播电视新闻改革座谈会在西安召开，会议围绕节目改革的内容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研讨。

1985年3月，全国电视农村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讨论如何搞好农村电视报道。

1985年10月，全国提高电视剧质量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就电视新闻的基本规律、真实性等问题展开了研究。

此外还有一些具有一定影响的区域性电视研讨活动。这些活动都针对电视节目中所反映的问题进行研讨，每次研讨会后，都有一批较强理论性、学术性的电视批评文章问世，这对于推动电视批评的开展和电视理论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3．电视节目的评奖活动逐步开展起来

1981年，开始举行全国性的电视节目评奖活动。少儿节目从1992年起单独评选，命名为“金童奖”，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和中央电视台承办。电视剧“飞天奖”始于1981年，电视文艺“星光奖”始于1987年，1988年纳入政府奖范畴，由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和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组织。对外报道电视节目奖1992年作为国家级政府奖，由中央外宣办和原广播电视部合办。

每次电视评奖活动既是对节目的评价，也是一次认真的经验总结，更是一次理论的提升。评奖本身就是一次电视文化价值的判断评价和选择的过程。评奖以后，就会有一批针对电视节目评奖的评论文章问世。

在评奖过程中，大家从不同角度分析研究了作品所体现的思想性价值和艺术性价值，肯定作品成绩的一面，指出作品存在的问题。各类电视节目评奖活动的开展，促进了电视批评多种形式的发展。

这一时期，我国电视刊物增多，理论性文章的不断问世，各种研讨活动和评奖活动纷纷开展起来。可以看出，电视界开始重视电视理论研究、电视批评的重要作用。

三、电视批评的发展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是中国电视批评的发展时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整个电视事业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得到了很有成效的发展。全国各省、地（市）级电视台纷纷建立，部分县（市）也建立了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到1986年时已开办了3套电视节目，丰富的电视实践急切需要电视理论、批评给予指导。电视实践的需要使电视批评得到了较好发展。其标志主要为：

1.批评队伍扩大，学术交流活动增强

电视研究机构的建立，为电视批评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为了适应电视事业的发展，1986年，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成立，电视批评有了机构与组织的保障。各级电视媒体、电视教育部门都成立学会分支机构，因而由此派生出电视运行中各环节的分支机构，全国性电视评奖和学术研讨活动进入常规化状态。除在电视台系统有专门研究机构以外，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复旦大学、四川大学等科研机构及院校也建立了相应的电视研究机构。各类电视研究机构的建立，团结了一大批有志于从事电视批评的理论工作者，使电视批评队伍迅速扩大。

电视批评队伍不仅有科研部门和各类高校中的研究人员，还有来自社会学、文化学、艺术学、心理学、教育学、语言学、文学等众多专家学者；不仅有电视宣传的管理者，而且还有电视实践的从业人员。据有关方面统计，这一时期经常以报刊为载体，开展电视批评的专兼职批评家近百人，其他还有大量不固定对电视节目进行分析研究的人员。他们以各自的视角关注、审视、读解电视，取得一批电视批评的可喜成果。

电视批评者不仅包括职业批评家，还包括兼职批评家；不仅包括一般的观众，而且还包括一些特殊观众——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关心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重视电视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李铁映观看了中央电视台1992年奥运会转播的节目后，评价说：“转播很成功，很精彩，前方后方都搞得不错。我从电视转播中了解了很多情况并及时与前方取得联系，如提醒获金牌的运动员在升国旗、奏国歌中注意表情等。《奥运沙龙》换了一些新面孔，很好，开始一段不太熟练，后来也就好。奥运报道中的好经验可以运用到其他节目中去，如文艺、文化、体育、经济节目。”(26)《光明日报》还刊登陈俊生关于电视剧《一村之长》的评论文章，文章说：“《一村之长》从3个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1.敢于反映现实，触及矛盾，解决矛盾；2.以充分事实说明，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3.艺术的趣味性和深刻的思想性紧密结合。希望电视台多放一些像《一村之长》这样的好电视剧，以推动农村工作。”(27)1992年中央电视台开办了《经济信息联播》，邓小平几乎是一天不漏地观看节目。他说：“《经济信息联播》的时间虽不长，只有30分钟，但每期内容丰富，节奏明快，信息量大，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将会起到积极作用。”邓小平还说：“播音员的播音速度太快，能否适当慢一点，以利于收看。”(28)

⑤ 求一篇影视表演的论文。

四、 必要的修养
通过上面的讲解，相信大家会有这样一个认识：对一部影片的剧作分析必须建立在一定的修养之上。
首先，你必须有相当的看片量。一个人如果加起来总共没看过几部影片，就无法展开一部影片与其它影片的比较并对这部影片做出正确的分析了。保证一定的看片量才能了解最新的和全面的电影创作动态和现象，也才能将一部影片放置在大的创作背景和环境下来考察。例如一篇分析《沙鸥》的文章这样说：
“尽管《沙鸥》这部影片在今天的观众眼中看来各个方面都显得幼稚了，但它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特殊位置是必须肯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中国第四代电影导演的发端之作，是书写在银幕上的宣言。因此，当我们立足于今天对这部影片进行评论的时候，考证它对中国电影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就比单纯分析它的创作技巧重要得多了。
“‘四人帮’粉碎以后的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０年，中国电影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创作春潮。其中，《小花》、《小街》、《苦恼人的笑》、《生活的颤音》等等一批中年导演的作弊指扮品尤为引人注目。然而在热热闹闹的创作中，中国的电影人却惊讶地发现，正是‘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由于十年动乱的耽误，中国电影已经与世界电影拉开了距离。尽管这些中年导演从外国优秀影片中学习借鉴了很多对于当时的中国电逗察影说来还很新鲜的表现手法，例如变焦镜头的运用、时空交错式的结构、画外音、高速镜头、通俗唱法的主题歌、旋转镜头、女跑男追……等等，但是渐渐地他们就感觉到盲目地从外国电影中拿来一些皮毛无法解决中国电影亟待解决的两大问题：一个是被观众普遍指责的‘不真实’，一个便是电影语言的落后。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影坛的两个年纪已不太年轻的新人——张暖忻、李陀夫妇在《电影艺术》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一文。作者以慷慨激昂的语调呼吁国内同行向外国电影学习，加快中国的电影语言现代化的步伐。尽管今天看来，这篇文章对外国电影具体手法的罗列过于琐碎和表面化，缺少系统扎实的理论体系作为基础，但作者的热情和直率还是在那个特定的背景下激起了中国影坛的轩然大波。这篇文章被后来的人们看作是第四代中国电影导演的宣言，而文章的作者就是《沙鸥》这部影片的编导者。”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把握《沙鸥》剧作特点的时候并没有就《沙鸥》论《沙鸥》，而是把这部影片放在了一个大的创作背景中考察，这就使文章作者得以沉浸在剧作手法的具体细节里反而“不识庐山真面目”。由此可见一个全面客观的剧作分析应该建立在对电影创作发展和现状的全面了解和全盘把握上，这就要求作者随时关注电影创作的现实和动向。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作好一部影片的剧作分析没有相应的剧作理论准备也是不行的。我们来看看上面引述过的分析《沙鸥》的文章中的一个段落：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经制定过戏剧必须恪守的规律，他说：‘有人认为，情节之统一，出于只写一个人物，其实不然。因为一人的遭遇可能很多，甚或无数可计，其中有些无法统一；同样，一人的行为可能甚多，其中有些不能构成一件行为。’据此，他认定，只提写‘一个人’是不能保证情节完整性的，必须提‘一件事’。中国清代戏剧家李渔持有同样的观点：‘后人作传奇，但知为一人而作，不知为一事而作。尽此一人所行之事，逐节铺陈，又如散金碎玉，以作零出则可，谓之全本，则为断线之珠，无梁之屋。’可是《沙鸥》要打破的偏偏就是这条戒律。在影片中，沙鸥的行为虽然依旧是统一的——努力奋斗，夺取金牌，但是影片却没有拘囿于一个单一事件。也许，作者可以把时空和情节框定在最后一次出国比赛上，然后再依据亚里士多德的法则有层次地展开这个事件。但是这似乎不合《沙鸥》作者的意，他们更关注的就是沙鸥这个人，关注她的人生经历和内心情感。而在全片之中，构成情节纲索的不是一件具体的事件，而是沙鸥人生中一段漫长而艰难的历程。在这段历程中发生了大大小小很多的事件，例如‘吃牛肉’、‘看病’、‘出国比赛’、‘参加婚礼’、‘失去男友’、‘瘫痪’、‘当教练’……所有这些小小的事件就象珍珠一样构成了情节项链，而将它们串结在一起的则是沙鸥那漫长的人生历程线。这样的做法固然似乎不如以一桩激烈的外部事件为情节主线来得热闹，但却更加租灶贴近生活，更加使人关注人物性格的发展和深刻的生活内涵。比起今天的影片，也许这养的尝试算不得什么，但比起传统的中国电影，也许它还真就有些‘生活流’的味道了。”
在这个分析段落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剧作理论的充分了解。唯其如此，他才能头头是道地对这部影片的情节特点进行分析，从而指出它在情节和结构方面对传统的突破。所以，有志于提高自己对一部影片剧作的分析能力的朋友一定要花一些功夫来全面地学习包括戏剧剧作理论在内的剧作理论。
五、 教材和参考资料
有的朋友会问：“电影评论和您说的电影剧作分析有什么不同？”其实在对一部影片进行评价褒贬方面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影片分析不仅要指出这部影片哪些地方处理得好，而哪些地方处理得不好，还要进一步分析出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所在。所以，多读通常发表在杂志上的影评对学习影片分析的技巧是会有好处的。但我们如果不满足于对一部影片的表面现象说长道短，就应该深入地阅读和学习一些必要的剧作理论著作。现在，我就向朋友们推荐一些初级的读物：
1、亚里士多德《诗学》：这是本剧作经典理论。今天的很多电影剧作理论和电影创作现象都可以寻本朔源到这一著作中，因此为学习剧作理论者不可不读的一本书；
2、李渔《闲情偶寄》中的“词曲部”：虽然这是中国较早的（晚清）剧作理论著作，但它却十分英明地总结出了传统戏剧创作的所有重要的规律，因此被制定为北京电影学院学生的必读书目；
3、夏衍《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不要小看这本薄薄的小书，它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电影创作的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它是长久以来普及中国电影教育的基础教材，通俗易懂并富有实践性；

⑥ 靠分析《欢乐颂》，研究生小论文一不小心拿了满分

文| 梅姐姐

熟悉梅姐姐的人都知道，姐是一枚在读工商管理硕士，就是马爸爸不久前所说的，学成之后，会变笨的那种人。

几天前，查询研究生课程成绩的时候，姐意外发现，运用 TOPK 工具分析《欢乐颂》主角人物特点的《创业搭档》小论文，居然一不小心拿了个满分。对于智商会不会跌破表这个问题，姐表示深深的忧虑。为了拉低小伙伴们的智商平均值，姐决定将这篇小论文公诸于世。

这个学期，通过学习黄徳华老师(江湖人称：华仔老师)主讲的《创业搭档》课程，我们学会了使用更通俗易懂的工具描述不同风格特点的创业者。分别采用形象生动的四种动物对中国企业的创业团队和中国历代王朝的开国团队进行观察、收集、分析与归纳整理， 也就是所谓的 TOPK 技术工具，即T=Tiger(老虎)、O=Owl(猫头鹰)、P=Peacock(孔雀)与K=Koala(考拉)。

TOPK 分析工具继承发扬“一个好汉三个帮”的中国传统智慧。采用性格互补的方式，搭建创业团队。举个例子：假如自己是老虎型，就需要寻找猫头鹰、考拉与孔雀性格类型的创业搭档。其他性格类型，同理而论。

以下是四种类型管理者的特点分析：

T (老虎)型管理者的口号是“我们现在就去做，用我们的方式去做”。 他们做事当机立断，大部分根据事实进行决策，敢于冒风险，做决策前，会寻找几个替代方案，更多关注现在，忽视未来与过去。对事情非常敏感，而对人不敏感，属于工作导向型。注重结果而忽视过程，工作节奏非常快，因此很容易与下属起摩擦。

O (猫头鹰)型管理者非常崇尚事实、原则和逻辑，他们的口号是“我们的证据在这里，所以我们要去做”。 他们做事情深思熟虑、有条不絮、意志坚定、很有纪律性。通过系统分析现实，把过去作为预测未来事态的依据。追求周密与精确，没有证据极难说服他们。他们同样对事非常敏感，而对人不敏感，也属于工作导向型，但特别注重证据，决策速度比较缓慢，为人很严肃，难以通融。

P (孔雀)型管理者则是热情奔放，精力旺盛，容易接近，有语言天赋，擅于演讲，经常天马行空，做事比较直观，喜欢竞争。对事情不敏感，而对人则很感兴趣拍枝。 他们更多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如何去完成他们的梦想，而不关注现实中的一些细节。行动虽然迅速，但容易不冷静。喜欢描绘蓝图，而不愿意给员工实在的指导与训练。与员工谈工作时，思维属于跳跃式，员工经常难以跟得上。员工得到的多搜运是激励，而不是具体指导。

K (考拉)型管理者喜欢与别人一道工作，营造人与人相互尊重的气氛。他们决策非常慢，总是希望寻求与相关人员达成一致意见。 他们总是试图避免风险，办事情不紧不慢，对事情不敏感，而对人的感情很敏感。他们是关系导向型，会从小处打动人，为人随和而真诚。非常擅于倾听，属于听而不决，也很少对员工发怒，优柔寡断，员工很喜欢找他们倾述。

四种类型各有千秋，我们从成功创业的企业来看，其团队则多是四种类型的综合体，缺一不可。

根据以上 TOPK 原理，针对当下热映连续剧《欢乐颂》，梅姐姐分析一下故事中五个背景完全不同、性格差距巨大的女性，如何构建一个完美团队，建立深厚友谊关系。

1.安迪=猫头鹰

女一号，非常典型的猫头鹰个性。高智商，自小就表现出数学方面的惊人天赋。美国留学毕业后，华尔街从事金融投资相关工作。因对数字敏感，工作上进努力，很快在华尔街小有名气并积累了财富。刚搬到“欢乐颂”小区，其他四人对她的评价是：严肃高冷，难以接近的类型。她自己本人也不愿意与周遭的人发生关系，害怕与人接触。

剧中，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考拉个性的邱莹莹遇人不淑，被渣男抛弃。邱莹莹父亲从乡下赶来劝慰女儿，之后留下了一本励志书籍，鼓励女儿。安迪看见了这本书，就建议邱莹莹：不要阅读这种毫无逻辑和毫无数据依据的书籍。结果，立刻激怒了邱莹莹。因为考拉个性的邱莹莹看重人和感情，这本书是来自父亲的关怀和鼓励，她觉得是一本好书，认袭漏敏为安迪是一个冷漠无情的人。

2.曲筱绡=老虎

古灵精怪，魅力超群的富家女，富有冒险精神，行为作风大胆的老虎。曲筱绡偶遇男神赵医生，就想法设法找到赵医生的联系方式，接近他，博取他的好感。通过一段时间的相处，赵医生发现小曲的做事风格过于大胆任性，与身为医生的他，个性相差太远，提出分手。但是，小曲并没有放弃，还是勇往直前地追求赵医生。最终和赵医生走到了一起。

曲筱绡喜欢剑走偏锋，只要能达到目的，完全不介意采用什么手段。例如：为了帮助樊胜美家人讨回公道，不介意动用黑社会力量；为了关心朋友关雎尔的恋爱，居然动用了私家侦探，打探男方的具体情况，导致与关雎尔发生误会冲突。

当她与樊胜美关系好的时候，就称呼她为樊大姐；关系不好的时候，则直呼其名，毫不顾忌。

3.樊胜美=孔雀

资深 HR ，《欢乐颂》里年龄最大，原生家庭背景最为复杂的角色。年过三十的樊胜美为嫁金龟婿，非常注重形象和保养。购买了许多价廉物美的衣服和护肤品，包装打扮自己的外在形象。

有语言天赋，从事人力资源工作，让人愿意接近，在戏中经常充当知心大姐。她非常在意别人对她的看法，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的形象。

剧中，考拉个性的邱莹莹，做人毫无主见，做事反反复复，特别愿意找热心的樊大姐讨教，寻求建议。殊不知，实际上，看似外强干练、事事都能搞定的樊大姐处理自己的家庭事务也是一团混乱，感情用事。她一直都在精心打造一个完美的形象，想嫁个有钱人。最后，发现自己找到了一个“伪有钱人”王柏川之后，却指责对方欺骗，立马翻脸。

4.邱莹莹=考拉

通过前述几人的性格分析，我们已得出结论：邱莹莹是典型的考拉个性。邱莹莹做事主见性不强，遇事一定要找人分享，希望别人关心她的感受。

因为对事不敏感，缺乏分析，感情用事，邱莹莹被公司的一个小财务主管欺骗了感情。之后，处理感情问题不当，导致丢了第一份工作。费尽千辛万苦找了第二份工作，工作业绩才略有起色，却因为男友的一句话，放弃了工作，做了家庭主妇。

由于她的个性不成熟，导致问题频出，麻烦不断。第二次的感情关系上，再次被人抛弃。最后，在“欢乐颂”几个好友的帮助下，才和男朋友破镜重圆。

考拉个性的邱莹莹，最大的优点是：待人真诚，心思单纯，不计前嫌，是朋友的最好选择。

5.关雎尔=猫头鹰

关雎尔，邱莹莹的合租室友，同样刚从大学毕业，初涉职场的新人。猫头鹰个性的关雎尔较为理性，擅长分析。所以，不论工作，还是生活，虽然经验不足，但可以通过自己分析和努力，独挡一面。

与邱莹莹不同，当职场上遭遇困难，她不会寻求孔雀型樊胜美的帮助，会找自己同一类型个性的安迪。得到安迪的建议之后，她也能迅速理解安迪的意思，并有效实施执行。所以，安迪曾说过，“如果开公司，雇用员工会考虑关雎尔，但不会考虑邱莹莹。”

猫头鹰个性的关雎尔喜欢独处：一个人听音乐，一个人健身，一个人学习。

通过 TOPK 工具对《欢乐颂》五美女主的详细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正是因为五人团队完全具备了 TOPK 四种不同性格类型，才能组成一个友好互补的成功团队。

满分论文学习完毕，关于自己是哪种性格类型，小伙伴们 Get 到了吗？

关于论文评分人：黄徳华教授，是一位大神级别的人物。曾任世界五百强企业销售总监，曾在哈佛大学进修，目前担任浙江大学 MBA、浙江工业大学 MBA、宁波大学 MBA多所高校的教授......由于他的头衔实在太多了，欲知详情，请拷问度娘。

The End.

⑦ 如何写好电影电视剧影评

可以用以下几个方法：唯拍塌

1、贺碧历史方法。

在批评电影中，历史方法是最主要的方法之一，在运用这种方法时，会依据它们在电影史中的地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让读者了解当时的历史，以便更好理解影片的复杂性。

2、民族性格。

评写电影时，也可以从民族性格的角度来讨论电影，这种方法背后的假设是，电影文化通过相当数量的个体性来演化和获得理解。

3、类型。

类型是种类的意思，根据形式和内容的模式对电影进行分类。类型的讨论经常是检视一部电影如何组织故事和观众期待的有效方式。

4、作者论。

它通过将影片和导演或片中的主要人物相联系，来定义和检视一部电影。

看电影可以给人带来愉悦的享受，让人紧绷的状态缓解一下，也可以了解生活之外的许多事情。可看完电影，想要把自己的感受准确分享给别人，实在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我经常会用“好看极了”、“太吸引人指圆了”这样的词把一部好电影介绍给朋友。

从来没有从专业的角度客观地评论过一部电影。

5、形式主义的种类。

主要是关于一部电影的风格和结构，或是有些电影技巧是如何在电影中呈现和组织起来的。

⑧ 要写个论文，谈音乐在电影中的作用，谁能给我推荐几部电影分析下

上大学时选修外国音乐的论文，当时是93分。

优雅的舞者
——新世纪音乐大师乔治温斯顿、神思者和他们的音乐小品

我第一次接触新世纪音乐是在高一的寒假。考完试，去图书大厦淘碟，无意之间看到了一张不很起眼的专辑。黑色封底，封面正中是一张淡蓝色的风景：严冬，白雪皑皑，几棵萧索的树径直地站在白雪之中，背后是望不见边缘的森林，静谧而安详。我不曾听说过封面上写到的“新世历胡拍纪音乐”，更不曾听说过“乔治温斯顿（George Winston）”这个名字。然而我看着封面，看着简单的构图中透出的几分独特的美，喜欢上了它。回到家，带上耳机，按下播放键，清冽的钢琴缓和而优雅地流入我的心头，世界此刻也为之静止。这张专辑出版于1982年，专辑的名字叫《十二月（December）》。
来浙大之前的暑假，收拾行李。我的指尖滑过一整架的CD，最终带上了这张专辑，一张无论何时何地都会让我感到十二月中那种独特的凛冽与澄澈的专辑，它可以轻抚躁动的内心，舒展紧张的身体，让我完全沉浸在这个超然的世界中。甚至此时此刻，敲击着键盘，我还在听，听这张乔治温斯顿的杰作，《十二月》。
那个与《十二月》邂逅的寒假，我在网上搜索这位大师肢羡的生平。美国蒙大拿州的爵士钢琴手，创作了十几张新世纪音乐专辑，抒发自己对故乡的眷恋之情。钢琴演奏之余，他研习了经典的夏威夷散弦吉他（Hawaiian Slack Key Guitar）,复兴了这种几乎被人们忘却的传统乐器。他还曾为4部儿童音乐剧配乐，包括著名的花生（Snoopy），一个有才华又不失童趣的艺术家。
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我一有时间就跑到各个唱片行，想找到乔治温斯顿的其它作品。情形往往是这样：我兴致冲冲地跑进唱片店，垂头丧气的出来。老板们会摇摇头，说道：“乔治温斯顿？就是那个弹钢琴的，很早以前有，现在很少有卖的了。”跑了不下十个唱片店，一个店员说：“我记得好像有一张，是那个弹钢琴的嘛！”然后她进里屋翻箱倒柜了约莫几十年，最后拿出了一张已经落了很多灰的专辑。我小心翼翼地擦去灰尘，激动得眼眶近乎模糊：乔治温斯顿精选集《四季（All the Seasons of George Winston）》。我估计我的确是饥不择食了，因为我从不买精选集。缩略版的音乐在我看来是对艺术家和听众的欺瞒。我本能地抵制速食主义音乐，精选集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满足普罗大众的快餐食品。然而我还是满心欢喜的将它带回了家，聆听，直到困得忘了关掉CD机。
买这张专辑后没多久我遇到了神思者。那是一张封面红得有些俗气的专辑《故宫序曲（Palace Sketch）》。封面的噱头很是吓人，“继喜多郎后唯一享誉全球的日本New Age团体”。出于当时对新世纪音乐疯狂的喜爱，几乎没有什么犹豫就将它买了下来。客观地说，比起神思者的其它许多令人陶醉不已的电影电视配乐，这张专辑并不算较为出色。但是不久我又在同一家店中淘到了故宫系列的另外两张专辑《故宫序曲（Paean to Palace Memories）》和《再见做枯故宫（Palace Seeds）》，我这时才后悔当初对神思者先入为主的看法。神思者的音乐——或者更确切地说，为故宫纪录片所做的音乐——体现了一个对中国文化崇拜者的自己用音乐所做的文化诠释。在其中不仅有宏大的交响乐背景，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一些中国特色的乐器（如电子合成的编钟，二胡）所演绎的主旋律，听来源远流长，回味无穷。
神思者是一个由两个擅长电子音乐的艺术家所组成的团体。成立之初名叫Sensitivity Project（感性企划室），86年为NHK电视台的纪录片《海上丝路》配乐后改名为S.E.N.S.，取sense 和cense的谐音，四个字母分别代表sound nature earth spirit。神思者主要以电影和电视剧的配乐为主业，出版了很多精彩绝伦的原声碟。我收藏了一张电影《悲情城市》的原声碟。这部由侯孝贤导演的中国台湾电影，获1989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而由神思者所做的深沉而婉转的配乐在其中功不可没。
乔治温斯顿和神思者仿佛在我心中开启了一扇新的门，一扇通往一个全新的音乐世界的门。我不再流连于唱片店排在最显眼的位置上的流行音乐专辑，而是如饥似渴地寻找新世纪音乐专辑，因为比起新世纪音乐，流行在某种意义上显得那么肤浅。新世纪音乐——无论是从最早的曼陀凡尼（Mantovani Orchestra）改编古典大师如肖邦，李斯特的作品使之成为雅俗共赏的轻音乐，还是喜多郎范吉利斯为电影和电视纪录片的精妙绝伦的配乐——囊括了音乐的各个角落。这群对未来充满希冀的艺术家们将古典与现代相结合，展现出一种空前绝后的艺术流派。以前在看相关资料的时候找到了一位青岛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对这类音乐所下的定义：“所谓新世纪音乐就是以现代化的音乐器材、音乐手段来演绎古典音乐、民族音乐、地方音乐。”（“语言的尽头是音乐出现的地方—— 新世纪音乐” 作者：青岛大学音乐学院音乐系 姜良君）虽然我远不及这位教授的艺术造诣高，但我个人并不是很同意这种说法。诚然，诸如神秘园（Secret Garden），姬神（Himekami）等众多音乐家在探索本国民族音乐方面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曼陀凡尼，马友友（这两者的新世纪音乐家地位还有所争议）在发掘古典音乐方面独树一格，然而新世纪音乐绝对不尽仅是民族、地方和古典。在我看来，新世纪音乐的独特魅力正在于它没有确切的界限，各种想要表达内心深处冥想的旋律都可以算作是新世纪音乐。从德国电子曲风浓厚的橘园之梦（Tangerine Dream）到中国的充满佛教内涵的邓伟标，从西班牙热情奔放的吉普赛国王（Gypsy King）到美国冷静优柔的苏珊西亚尼（Suzanne Ciani），还有久石让那些日本民族风格的动漫配乐，旅韩华裔钢琴家Daydream跨越国界略带忧伤的钢琴旋律，所有的所有，都指向一种全新的音乐理念。这种理念或许用喜多郎自己形容自己的音乐时所用的词非常恰当，那就是spiritual，灵魂的。美国女作家奥尔科德说：“眼因流多泪水而愈益清明，心因饱经忧患而愈益温厚。”我想，新世纪音乐这种spiritual的特点或许同样的会令听者心中“清明而温厚”，而这恐怕也是为什么新世纪音乐会如此与众不同吧！
乔治温斯顿的十张钢琴小品集都由广州星外星公司在国内正版发行。我陆陆续续买齐了所有的专辑，每一张都仔细而认真地听，听到熟到每一个音符，修饰音都能背得出来。乔治温斯顿不仅仅用他娴熟的技巧打动了我，更多的是他在音乐中注入的真情实感，听起来没有一点造作的感觉，完全是发自内心对自己故乡蒙大拿州的赞美。我也听过几乎所有的班德瑞的作品，然而不知是因为国内销售商们不遗余力地推广使之最终俗到烂掉，还是这帮瑞士音乐家们本身就是将自己的音乐理想建立在虚幻的现实上，反正那些音乐都有类似什么“微风山谷”“梦花园”之类虚无缥缈的名字，但是听过以后绝对不会产生真实的意境，仅仅是虚幻的好听的音符而绝非旋律。乔治温斯顿有一张专辑《辞冬（Winter into Spring）》，当音符连续而密集地响起时，我竟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春天的雨，以及春天万物生机勃发的场景。翻开专辑插页，惊讶地发现这首曲子就叫做《雨（Rain）》。而这种感觉，是听班德瑞无病呻吟的曲子所绝对无法享受到的。
相比之下神思者的音乐在国内发行的较少，除去故宫三部曲之外，还有一张精选集《透明的音乐》和一张电视连续剧配乐《二千年之恋》，仅此而已。很不好意思地承认，我的《悲情城市》也是盗版的。我在网上下载了神思者的其它所有的专辑，一次又一次地被他们所震撼，所折服。有很多曲子，简单到只有八个小节的主旋律，然而钢琴与弦乐的交织融合却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和谐与充盈。比如神思者2000年出版的音乐专辑《Asian Blue》中有一首曲子《Sican-Prayer》，钢琴旋律重复两遍，变调，接着同样的旋律融入弦乐，重复，再变调。结构简单得夸张，然而那种静默的柔情却令人回味无穷。
我有时候喜欢作这样的比喻：乔治温斯顿的作品好比轻快清新的现代诗，听来有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听者与乐者既不遥远，也不过分亲近，乐者隔着这段既定的距离，让听者产生共鸣。而神思者的作品更像是雍容华贵的散文，以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完全地包裹住听者内心。这种温情无微不至，让听者彻底沉醉于他们所营造的艺术世界中，敞开心扉，用炽热的心直接去感受这种唯美的旋律。至于现代诗和散文孰优孰劣，我想并没有定论。两种文体各有千秋，同样感召着一代又一代的生命，使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令人难忘的回忆的片段。
如果你在网络中搜索乔治温斯顿，最先出现的（同样也是出现最多的）是电影《我的野蛮女友》中全智贤弹奏的缩略版的由乔治温斯顿改编的约翰帕赫贝尔的《D大调卡农》。约翰帕赫贝尔（John Pachelbel）这位对巴赫影响巨大的巴罗克时期音乐家恐怕永远也不会想到自己的这首卡农被改变了几十个版本，被不断演奏，经久不衰。不过另一方面，乔治温斯顿恐怕也不会想到，自己创作的几百首美妙绝伦的钢琴小品竟比不上一首改编曲在电影的推广下所产生的流行热潮。在我看来，有时艺术是一种无奈尴尬的矛盾统一体：一方面，艺术家不断创作更新更好作品，为的是让更多艺术的受众们享受更好的精神层面的食粮。另一方面，艺术又不可以完全屈尊下顾，完全抛弃高雅的“嫁妆”，让所有的普罗大众勉为其劳地为其推广，以至最终失去艺术本应享有的感召力。我还是拿班德瑞的例子来说。这群与世无争的瑞士音乐家们将自己封闭在瑞士的原始大森林中，全身心地投入创作之中，为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心中所向往的精神世界。我不清楚在世界的其它地方情况如何，至少在中国，班德瑞的出版发行单位很是混乱，许多家出版社同时“正版发行”班德瑞的专辑，并且配上与专辑内容毫不相关的莫名其妙的插图。唱片店，超市、购物中心的老板们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以为不断在自己店里放这种“高雅音乐”就能招徕更多顾客 。于是乎，班德瑞迅速在大街小巷中走红，几乎所有的人都有意无意的听过许多班德瑞的作品。即使这种音乐再高雅，它最终也只能走向俗套的流行音乐的道路。同样的问题似乎也在侵蚀着恩雅，莎拉布莱曼，肯尼基，甚至是亚尼，神秘园，英格玛。我不知道多久以后路边孩童会哼着《Shepherd’s Moon》上学，我对这位爱尔兰唱诗班出身的女音乐家有着十二分的崇敬，但恩雅的天籁也正在大众化，平民化，最终……但愿“最终”不会发生，起码能晚一些发生，好让我们这群准“爱乐者”们能够将享受她的音乐这一小小的“特权”延续的时间再长一些。
有一天傍晚，我在学校广播台上听到了熟悉的神思者的音乐，《海上丝路》中的“Aphrodite”和《疾走》中的“Rain”，一首是纪录片的配乐，一首是电影配乐。唯美的旋律在校园广播不甚协调的喇叭中播放，竟还保留着几分原曲的优雅与温存，令我激动不已。可是听着音乐，心情又不觉地变得复杂。我曾向寝室的同学推荐过神思者的音乐，最终发掘神思者的号召力远不及周杰伦，只好作罢。我当时很希望能找到可以分享听神思者的音乐的乐趣的人，但倘若校园广播也不遗余力地推广神思者，最后浙大学生都喜欢上了这个组合，神思者不断被推广，最后变得和周杰伦一样。到那时我猜我绝不会缺少倾诉我自己音乐感悟的对象。但当所有人都在听着同样的音乐，都在自我感觉良好地发表或深刻或肤浅仿佛领悟又不甚了解的看法时，我估计……我肯定我会选择沉默。但我现在还在向人推荐，还在用论文介绍乔治温斯顿，介绍神思者，介绍新世纪音乐，介绍这群优雅的舞者，迈着轻快的舞步，在艺术的世界中翩翩起舞，留下一首首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典的音乐。而我，只希望做一个观众，用我诚恳的心去感知。感知大师们的艺术世界同时，自己的心仿佛也跟着变得澄澈。心因聆听音乐而愈益清澈，我相信，爱音乐的人可以做到。

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