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大学戴帽教授
① 郝更生的履历
郝更生的夫人姓高名梓，出身名门。原籍安徽贵池，寄籍江苏南通，肄业于上海女青年会体育部。肄业后即远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一年后赴美深造，就读于威斯康辛大学。回国后任国立女子师范大学体育系主任。郝更生与高梓同时期在美留学。留学期间即互相倾慕，但未谋面。郝更生是中念山国留美学生中专攻体育最早的一个，高梓则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女子篮球队的中锋，是该队唯一的一位中国人。两人在留学生中均小有名气。1924年，第三届全国运动大会在武汉举行。郝更生主持筹备，高梓作为华东女子手球队领队，率队赴武汉，两人第一次见了面。因两人酷爱体育，趣味相投，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自此，两颗心便紧紧连在一起。
1925年，郝更生在苏州大学任教，好不容易等到学期结束，便冒着暑热奔赴北京，应聘到清华大学担任体育系副教授。当时，有三所学校同时发出聘书，除清华大学外，还有南京的东南大学和厦门的厦门大学。郝更生虽很不习惯北方的生活，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京，因为高梓在北京。30年代的北京城远不是今日的北京城。清华园距北京城10多里，沿途尽是旷野，进城要坐出租车，单趟就要五块大洋。郝更生经常乘车进城，掏大洋付车费毫不吝惜。郝更生进城表面上的理由是他当时兼任北京市中等以上学校体育联合会会长，需经常关心会务工作，真正的原因是为了与高梓约会。高梓是他的副会长。
两位体育教授、又是会长与副会长的频频约会，在学校和体育联合会引起种种议论。有羡慕的，也有嫉妒的；有为之高兴的，也有为之愤愤不甘的。议论最多的是高梓所在的北京国立女子师范大学。高梓生性活泼，为人直爽，且学有专长，早成为大家注目的风流人物。追求她的男士很多，其中有大学校长、教授，甚至有年龄稍大一点的学生。有位教师献殷勤地形容说：“高教授在运动场上，就像蝴蝶在花丛中飞翔。”这只“蝴蝶”翻飞纷舞，却飞到郝更生身旁，令众多“捕蝶者”扑了个空。友人向郝更生打趣说：“你是从千军万马中杀出来的。”郝听了很是得意。功夫不负有心人，郝更生从苏州追到北京，频频向高梓献殷勤，终于赢得了高女士的心。1926年两人正式订婚。1929年2月6日在北京举行婚礼。婚礼之日，众多友人前来祝贺。他们的好友徐志摩特地用三张宣纸，写了一幅长篇累牍的结婚贺词。徐志摩与新婚夫妇彼此十分熟悉，开惯了玩笑，因此贺词写得诙谐幽默，令人捧腹。还有一位天津的音乐家朋友叫杜庭修，专程从天津赶到北京参加婚礼，他送了坦帆一幅自撰自写的贺联。上联为：两位体育名家，两体合为一体。下联为：一件结婚大事，结婚不许离婚。上下联对仗工整，全是实话，可实在下雅，似有恶作剧的味道。贺联高高挂起，众人读了哈哈大笑，郝更生非常难堪，急忙叫人把贺联撤下。音乐家坚持不允，郝更生不顾冲了大喜之日，竟当着众人面与这位结识仔信中多年的音乐家朋友翻了脸。后来人们才知道，郝更生是怕新娘子不悦才大发脾气的。
郝更生怕老婆是有历史的。在他自己写的《四十年婚姻生活之回忆》一文中，坦率承认：“在漫长的四十年间，我不否认，确有过不少亲友，或则当面，或则背后，明言暗示我怕仰乔（高梓的号）。关于这一‘怕’字，以我四十年的经验，我有我的哲学。”且让我们看肴他的“经验”和“哲学”是如何形成的。
郝更生怕老婆据说是“命里注定”的。小时候，郝的家人迷信，请了一位算命先生给郝更生算八字。算命先生展手掐指，细推流年，算到“妻财爻”时，冲着郝的家人一笑，意味深长地说：“府上这位少爷，妻山高啊！”算命先生一言定终身。从此后，郝的家人常拿他打趣，笑话他是个怕老婆的。小小年纪的郝更生，不知道老婆是怎么回事，就给戴上了“怕老婆”的帽子。及至成年以后，亲友仍拿他调滤讪笑，以致他迟迟不肯结婚，担心高高的“妻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还没有结婚的郝更生，就怕老婆了。郝更生怕老婆“苦中有乐”。真正体验到“妻山高”的滋味，是在与高梓结婚以后。结婚后，最先遇到的问题是家庭地位上主次不明。表面上郝更生是一家之主，实际上家里打的是“双中锋”。在他们家中只有“先生”称呼，从无“太太”称呼。佣人和司机称郝更生为“先生”，称高梓为“高先生”。既然两人均为“先生”，凡事均可作主。事实上，家中大事小事都是高梓作主。每次拿了薪水，郝更生不敢动用一文，总是原封不动交给高梓，要花钱时，再“申请报批”。家庭经济帐是“高先生”的专务，郝先生不得过问，郝更生的一家之主早已名存实亡。
老婆厉害也有厉害的好处。郝更生好酒，酒席上逞强好胜，每每拼得烂醉如泥。酒醉难醒，但只要一回家，高梓一开口，一顿数落，郝更生的酒就醒了大半，日子久了，郝更生竟改了拚酒的毛病。郝更生脾气暴躁，生性好斗，好与朋友争论问题，而且争论起来语言尖刻，往往叫人下不了台。尤其在公开场合喜欢开一些过火的玩笑，因此得罪了不少朋友，闹出不少纠纷。每遇这种事，高梓总要把郝更生拉到一边，像教师开导学生一样，将郝更生说过的话一一加以分析，一定要郝更生承认错误才罢休。有时郝更生自以为有理，百般申辩也无济于事，最后总是好冲动的“学生”在“老师”面前无言以对。郝更生吃西餐有个坏毛病，喜欢一手执刀，一手执叉，把刀叉竖在桌面上高谈阔论，旁若无人。每当这个毛病重犯时，高梓便给他递眼色。郝更生只要一看到高梓那双瞪圆的眼睛，立刻兴致索然，老老实实放下刀叉，低头用餐。时间长了，竟也改了这毛病。
郝更生怕老婆确实也无可奈何。其一，高梓的口才和文才均比郝更生强，吵起嘴来，郝不是老婆的对手，只能甘拜下风；其二，郝更生做事虎头蛇尾，高梓凡事都能专心致志，求精求好，郝更生不得不服；其三，日常生活中，高梓待人接物很有一套，颇得人心，郝更生却常常得罪人，郝更生又不及老婆。性格上两人差异也较大。郝更生个性趋于豪放，高样则比较严谨。生活中难免不发生矛盾，“叮叮当当”的事时有发生。凡遇争执，常常是郝更生的退却与让步，使矛盾得以平息。结婚40余年，常常是“妇唱夫随”。
郝更生有如此丰富的“怕老婆”体验，他的“怕老婆哲学”很有特色，说起来振振有词：“首先我认为，怕老婆决不是一件可笑的事。在封建时代的中国旧式家庭里，太太对老爷唯有消极的服从，无言的抗议，一切以老爷的意见为意见。驯至近代婚姻生活，我可以断然的说，这种‘在家从夫’的办法绝对行不通了。现代化的家庭，应该是妻权至上，太太第一。任何一个现代家庭，不论洒扫庭除，饮食起居，至少有四分之三，或竟五分之四系由太太负责主持，先生仅只立于遇事提供意见的地位，而且，先生们所提供的意见多半并不高明，徒然增加太太处理家务的困难而已。
“以我和高梓的四十年婚姻生活而言，我曾经想过，在这四十年里，如果不是高梓在主持家务，我真不知道将怎么办好，以我应付生活的能力，充其量我只能保持书房一隅的整洁，再扩大范围，我便将无以为计。何况这四十年里我们离乡背井，颠沛流离，少说些也搬了二十次家，二十次建立新家庭都由于高梓胼手胝足所达成。因此，必欲谓任何家庭都是由于夫妻双方所共同维持的，这‘共同维持’四个字，在于我，就难免觉其夸大。“其次，太太在家庭之中有一项最神圣、最重大的任务，那便是生育子女。太太为生儿育女所遭受的麻烦和痛苦，先生们不能亲身体验，自亦永远无法想象。孩子是家庭幸福与快乐的泉源，在这一件事上，先生坐享其成而太太艰苦备尝，因此，太太理应受到先生的尊敬。
“再者，我国相沿已久而被嘲笑的“怕老婆’一词。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今天，早就该被淘汰了。‘怕老婆’三个字在我一生之中印象颇为深刻，渊源相当久远。但我始终深信“怕太太’不能算是侮辱男性的名词，除了胡适之先生讲的‘醒世姻缘’中，那些虐待狂与被虐待狂的事例；‘怕太太’的这个‘怕’字亟应修正。依我的意见，与其谓‘怕太太’，不如说是敬太太或爱太太；敬太太或爱太太适足以显示男性的有理智、够风度，对太太表示仰慕或爱护，甚至于倾倒与敬服。
“我公然提出我的这一套‘怕老婆哲学’，也许会有朋友说我是十足的阿Q，正因为你郝更生是个怕老婆的，所以你才唱这种高调。我对于这一个问题的答复是：请平心而论，我的老婆是不是值得我敬？是不是值得我爱？假如有人说我一辈子都受老婆的控制的话，那么，我也要反问一句，这四十年里我老婆从来没有控制我去做一件坏事，那么我被老婆控制又有什么害处。”
郝更生在大陆解放前夕随国民党去了台湾。1975年10月的一天傍晚，郝更生与一位朋友外出散步，忽被一摩托车憧倒，伤及脑部，不治而亡。
② 陶行知简介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1946年7月25日），安徽省歙县人，中国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08年十七岁时他考入了杭州广济医学堂。1917年秋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1926年起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1929年圣约翰大学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表彰他为中国教育改造事业作出的贡献。
1931年主编《儿童科学丛书》。1935年，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感召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5年当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6年7月25日上午，因长期劳累过度，不幸逝世于上海，享年55岁。
(2)东南大学戴帽教授扩展阅读：
陶行知有这样一则教育学生的故事：有一个男生用泥块砸自己班上的男生，被校长陶行知发现制止后，命令他放学时到校长室去。放学后，陶行知来到校长室，男生早已等着挨训了。可是陶行知却笑着掏出一颗糖果送给他，说：“这是奖给你的，因为你按时来到这里，而我却迟到了。”男生接过糖果。
随后陶行知高兴地又掏出第二颗糖果放到他的手里，说：“这是奖励你的，因为我不让你打人时，你立即住手了，这说明你很尊重我，我应该奖你。”男生惊讶地看着陶行知。这时陶行知又掏出第三颗糖果塞到男生手里，说：“我调查过了，你用泥块砸那些男生，是因为他们欺负女生；你砸他们说明你很正直善良，且有跟坏人作斗争的勇气，应该奖励你啊！”
男生感动极了，他流着眼泪后悔地喊道：“陶校长，我错了，我砸的不是坏人，而是同学……”陶行知满意地笑了，他随即掏出第四颗糖果递过来，说：“为你正确地认识自己的错误，我再奖给你一块糖果，我没有多的糖果了，我们的谈话也可以结束了。”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阻挠和迫害，育才学校已难以在四川重庆附近生存。1946年4月，陶行知风尘赴赴来到上海，一方面寻找新的育才学校地址，一方面为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奔走呐喊，他在三个多月内演讲一百多次，并积极筹组“中国国际人权保障会”。
1946年4月21日，陶行知在育才中学讲演《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24日，在储能中学召开的上海教育界欢迎会上演讲。在大任小学、圣约翰大学、大同中学、沪江大学……到处都留下了陶行知的身影。6月23日，上海各界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代表团赴京请愿，陶行知在北站五万人欢送大会上发表演讲。
陶行知大声呼吁：“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假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6月25日，陶行知在国际饭店代表54个人民团体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要求美军立即撤退。6月29日，陶行知与郭沫若、沈钧儒等发起《致美国人民书》。7月，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先后遭国民党特务暗杀，陶行知亦被列为黑名单的第三名。
陶行知一面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牺牲准备，一面继续坚持斗争，视死如归，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他写信激励育才师生为民主斗争“再接再厉，前仆后继，屡败屡战，以底于成。陶行知因长期劳累过度，健康过损，受李、闻事件的刺激又过深，1946年7月25日在上海爱棠路爱棠新村13号突然去世。惊悉噩耗后周恩来匆忙赶到，陶行知的手尚有微温。
许多民主人士猜测这可能又是特务暗害，经沈钧儒行医的儿子诊断判明还属因脑溢血病亡。陶行知去世次日上午，上海万国殡仪馆挤满了前来悼祭的群众。中共代表团的挽联是：“中国人民教育旗手，民主运动巨星”。1946年8月11日，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也举行陶行知追悼会，毛泽东送的挽词是：“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③ 汤用彤生平简介，国学大家汤用彤
汤用彤字号：字锡予
生卒：1893年6月21日(农历)—1964年5月2日
时代：近现代
籍贯：祖籍湖北黄梅县
简评：哲学史家、佛教史家
生平简介
幼承庭训
汤用彤，字锡予，祖籍湖北黄梅，其父汤霖，字雨三，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光绪二十三年，即1897年，戊戌变法的前一年署甘肃渭源，任上颇有政绩。次年卸任，先后在兰州、北京设馆教授。渭源耆宿裴建雄、张锡鹏、翔九均系其及门弟子。张氏解放后任甘肃省文史馆馆员，是渭源县最后故世的晚清秀才。
汤用彤于1893年8月4日(农历六月二十三日)生于甘肃渭源，随父在任上束发修学，启蒙于父亲任教的学馆，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教育。渭源硕儒杨筱霞既是汤氏总角之交，又是其同窗好友。据汤氏回忆：
彤幼承庭训，早览乙部。先父雨三公教人，虽谆谆于立身行己之端，而启发愚蒙，则常述前言往行以相告诫。彤梢长，寄心于玄远之学，居恒爱读内典。顾亦喜疏寻往古思想之脉络，宗派之变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激肆凯》跋)
据此，我们可以理出汤用彤幼年时期四条主要线索：
一、幼承庭训，启发愚蒙。说明出身于仕宦之家的汤用彤，自幼接受严格的家庭教育，开始铸就其传统文化的心理模式。
二、谆谆于立身行己，告诫以前言往行。着雹闭重于儒家诚心正意，修身齐家的内在道德修养以及圣贤经传的启蒙教育。这与其在清华就读时祟尚理学，视之为救国之良药的思想，有着内在的因果关系，与其“昌明国故”的现代文化保守主义也有着必然的逻辑关系。
三、早览乙部，喜疏寻往古思想之脉络。说明他自幼接受史学教育，并受清儒“六经皆史”的影响，又“继承了乾嘉以来的考据之风”，为其在近代复古主义的大潮中，投身史学研究，特别是思想史研究，初创了学术基础。
四、爱读内典，寄心于玄远之学。吸引他把学术兴趣驰向佛学、玄学、印度哲学等形而上的空旷原野。汤氏以后之所以能够在冷僻艰深、微妙难知的佛学领域，创造出众口皆碑、无人超越的成就，无不得力于此。
清华学堂
汤用彤出生的年代正是新旧交替的年代，是中西交汇，新学、旧学并陈的年代。1895年，欧阳中鹄力主废除八股。1896年，张之洞奏请选派学生出国留学。清廷下令各地书院改为高等、中级和小学堂，兼习中学西学。1898年，梁启超上书督察院，请明诏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制六科。同年八股废，学校兴，自隋唐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科举入仕的老路已成为历史陈迹。处在这个时代潮流中，尚且幼小的汤用彤，尽管随其父的教馆，自兰州迁往北京，但决不可能再固守读经致仕的传统，也不可能固守晚清新学家以经术求治术，变法维新的传统。
辛亥革命前，未及弱冠的汤用彤，便离开父亲的学馆，求学于北京顺天学堂，自此开始接受新式教育，思想上展开了面向新世界的窗口。民国元年，汤氏考入清华学堂，此时正是汤氏意气风发的弱冠之年，清华无疑成为其新思想和整个文化观念孕育的温床。汤氏自1912年入学，至1916年毕业，在清华攻读五年，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基本训练，并濡染了美国耶鲁大学严谨求实，认真负责的校风。这不仅为其留学美国、获哲学硕士学位打下了扎实的语言学和科学的基础，而且为其日后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16年，汤用彤以优异成绩完成清华学业，同时考取官费留美，但因治疗眼疾未能成行，最终留校教授国文，并担任校刊《清华周刊》总编之职。考取官费留美并留校任教国明唤文，足见汤氏是一个契符清华精神的佼佼者，也足见其深厚的国学基础。这些都可以从他在清华期间发表于《清华周刊》的一系列文章中得到资证。然而，清华毕竟不是耶鲁，更不是哈佛，汤用彤毕竟是传统文化熏陶出来，并铸就其文化雏形的中国知识分子。他虽然不可能固守科举入仕、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思维模式，但也决不可能改变民族文化在他心理深层的积淀。此时，他孜孜汲取的西方文化知识，也只能是对国学缺憾的补充和修正。换句话说，此时他走的路子基本上没有突破中体西用的樊篱。即使以后，他也始终没有像自由派胡适，激进派的陈序经一流力主西化而打算同传统决裂，而是把他那实现传统文化转化的思想变得更加完整绵密。
从汤氏就读清华时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来看，其中有对西方文化的介绍和阐发，诸如哲学、生物学，以及为当时知识界津津乐道的社会进化观念，但更为显著的是阐述其理学救国的学术思想。在“幼承庭训”的传统教育的基础上，开始形成其“昌明国故，融化新知”的保守主义的文化观念。当然，这也同当时用国粹激励种性，增强国民道德的时代思潮相吻合。
青年时期的汤氏在其初入京时，对宋明理学同样怀着轻蔑的态度。对理学先生，尤有不愿与之为伍的敌意。然而，他很快就把“自强自胜”,“救亡图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四千年之真文化真精神”的“鞭辟近里”之学，即理学之中。他首先写出了《理学澹言》的长篇论文，发表于《清华周刊》之上，阐王、进朱，表现了振兴国学、坚定精神，以救中国危亡之本―精神之弱的社会观念。另外，他还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理论之功用》、《新不朽论》、《植物之心理》、《快乐与痛苦》、《谈助》、《说衣食》等论文多篇，以及类似小说体裁的事实报道——《孤嫠泣》，还有外国文学著作评论四则，尽其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展开了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文中无不直抒其崇尚程朱理学之胸臆，表现了重视东方精神文明，重视内在道理修养的保守主义倾向，这正是其文化观念发展变化的第一个阶段。
大洋彼岸
汤用彤清华时期的同学，以后足可以称为学衡派核心和主将的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先后均游学美国，并在大洋彼岸获得硕士学位。特别是吴宓，与汤用彤同年毕业，又与汤氏同时留清华任职。汤氏任国文教师，兼任《清华周刊》总编，吴氏则任文案处翻译。1917年，他们又都用庚子赔款留学美国。汤用彤正是从这一年才开始接受真正的西方文化教育。
汤用彤在哈佛学习两年，1920年入哈佛研究院，完全沉浸在沉静的哲学思维之海。学科涉及西方哲学、印度哲学。正如乐黛云教授分析的那样，原就读于芝加哥西北大学、弗吉尼亚大学以及加州贝克莱大学的梅光迪、吴宓、胡先骕，慕白璧德(Irving Babbit)教授之声名，先后转入哈佛，以白璧德为师，并非白璧德塑造了他们的思想，而是他们早已形成的思想雏形，与白氏新人文主义取得了共识，因而共同选择了白氏。汤用彤同样在白氏新人文主义的吸引下，系统地接受了白氏基于个人道德完善的“同情加选择”的人文思想，并受白氏重视佛教研究的影响，兼治佛教史研究所必需的梵文、巴利文。研究院学习期间，汤氏刻苦攻读，博采东西，并览今古，成绩优异，提前完成学业，于1922年获哲学硕士学位，与其清华、哈佛学友，以后的学衡派中坚成为我国第一代系统接受近代科学训练并正式灌注西方文化知识的学者。他与吴宓、陈寅恪被誉为“哈佛三杰”也得力于此。
故国新论
1922年，汤用彤载誉归国。其时新旧文化、中西文化、问题与主义、科学与玄学之争日益深化，学术界无不沉浸在古史考证之中，为自己的观点寻找或创设历史依据。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于上年年底发行，于是掀起了一场如何重建中国文化争论的轩然 *** 。由学衡派创办的《学衡》杂志于这一年一月首刊。他们针对新文化运动只关心政治实体存亡，漠视传统文化绝续，企图以近代西方文化全面取代中国传统的偏颇之弊，标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故，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的学术宗旨，与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同年7月欧阳竟无在金陵刻经处，泜洹精舍的基础上创办支那内学院，为近代佛学之勃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汤用彤就是在这样的学术风气中，不仅戴着硕士的高帽，更重要的是挟西方文化，具体说主要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之利器，并以深厚而扎实的佛学研究基础，登上中国近代学界这个大舞台，也登上了中国新式教育的讲坛。他应梅光迪、吴宓之邀，首先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继而于天津南开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原东南大学)执教，任哲学系教授、系主任等职，前后九年左右。
就目前所知，汤用彤为中西文化讨论直接而发的仅有两篇文章。一是1943年1月发表于《学术季刊》第一卷二期的《文化之冲突与调和》。另一篇就是汤氏自哈佛初返国土不久，即发表于《中华新报》的《评近人之文化研究》，1922年12月出版的第十二期《学衡》头条全文转录。如果说其后的《文化之冲突与调和》以其人文主义为指导，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系统阐述了民族文化因革推移，悉由渐进的转化理论，那么，《评近人之文化研究》则是针对当时中西文化论战中的谬误有感而发的。
可以这样说，汤氏学术道路是由讲学、著述、译介三路并进的：
其一，在大学讲坛上讲授《中国佛教史》;
其二，译介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
其三，同时着手《中国佛教史》的撰著。
游学归来的汤用彤立即将其人文主义思想付诸学术实践。他不仅把西学引入旧学领域，促进了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化，而且更重要的是，以西学屏障传统，藉以保存中国文化，发扬民族精神。如果说，清华是汤氏文化观念的摇篮，哈佛则是助其成长的舟楫，而归国后系统表述其人文主义文化观念的汤用彤，无疑是腾跃龙门之鱼，搏击长空之海燕了。
综上所述，先生幼承庭训，接受了系统的传统教育，植入了往圣先贤的前言往行及忧国忧民的情思。二十岁以后在清华接受的新式教育，不仅没有使他同传统割裂，而且加固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感情，面对近代西方文明的挑战，力图以西学翼护传统，逐渐形成反躬内省、坚定精神的理学救国思想。也正是这一思想，使他和他的同志选择了近代保守主义大师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五年间异国文化的熏陶又为其文化救国的国粹思想找到了他乡故知。儒家的道德伦理哲学，白璧德“同情加选择”的人文主义，在文化层面上的认同纯化而为一种“昌明国故，融化新知”的理论。这一理论，在其归国后的二十余年中逐渐系统化而为一种以古论今、中西互补、因革损益的文化整合系统和全面立论、分疏事实、传统考证、科学比较的治学方法。同时他受白璧德、莫尔的影响，选择了中国佛教为研究对象，刻苦攻读梵文、巴利文，并提出了同情默应、心性体会、广搜精求的治佛教史的思想，在中国佛教史研究方面，创造出前无古人，至今也未有人超越的成就。
他对于传统洞悉入微，却没有丝毫守旧之士大夫积习。他是号称哈佛三杰之一的美国留学生，而不露少许时髦之学者风度。因此在中西争论的大潮中融凝如一，既不以西人为祖师，赶作一些政治、社会思想的时髦文章，也不以本族为至善，视传统为无可变革的单一体系。他藉雄辩的历史事实，阐明因革损益的文化转化观念而异军突立，同时表现了他“独立不倚”的人格和学术思想。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是中国学术巨变的年代，也是汤用彤学术思想的黄金时代。
④ 陈布雷的人物相关
陈布雷，本名训恩，字彦及，号畏垒，笔名布雷。陈布雷早年为《申报》撰稿，后来任《商报》编辑部主任，文字俊雅，长于时事政论。 陈果夫早就看出陈布雷是可用之才，时常把国民党圈内的决策透露给他。陈布雷据此评析时局，给外界造成“有先见之明”的感觉。1926年春起，陈布雷屡屡撰文评论国共关系，断言中国是“最不适于试行共产之国家”，中国革命“舍国民党莫属”。同年11月，陈果夫转呈总司令求贤若渴之意，坚请陈布雷和潘公展去南昌谒蒋。接受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面试，蒋介石目光中闪射出睥睨一切的寒光，吓得衣饰讲究的潘公展眼光闪缩，举止僵硬。“眸不正则心术邪”，笃信相术的蒋介石对潘公展泛起一丝反感。陈布雷嘴瘪唇翘，头发蓬松，像是一个埋头做文章的书呆子。蒋介石问以如何对付上海的工人运动，潘公展抢答在先：“总司令自有妙策。”此类等于交白卷的讨好是不受蒋介石赏识的。正襟危坐的陈布雷用谦卑的口气回答道：“愚见是否以可靠的部队包围上海，造成猛虎出山之势，然后用帮会势力打头阵……”蒋介石微微点头，对他俩的取舍之意已定。
落选的潘公展先期返沪，陈布雷入迁总司令部居住，继续接受考察。笔试的题目是“告黄埔同学书”，按照蒋介石指示的要点，用校长和总司令的口气写。陈布雷凝思片刻，奋笔疾书，一气呵成。蒋介石看过文稿，点头称许。3月，陈布雷辞别蒋介石，5月赴宁，接受中央党部书记长职位。
陈布雷是蒋介石的首席侍从，如影随形地服侍蒋介石，专心致志处理党政机要，撰写书信文告。堆积如山的文件，矛盾百出的情报，一经他整理，很快就变成条理分明、言简意赅的汇总情报，供蒋介石审批、决策。蒋介石“著作等身”，陈布雷是主要代笔人。蒋介石著名的《西安半月记》 ，陈布雷曾说是他执笔的。至于蒋介石的文告、演讲辞，十之八九出自陈布雷之手。而他培明本人笔耕一生，却没有传世文集。对蒋介石而言，陈布雷可谓忠贞可鉴，竭力奉献。 陈布雷的亲属和晚辈，在道德传承上与他有相通之处，但所走的人生道路却大不相同，没有人学他的愚忠，走他走过的政治道路。
陈训慈(字叔谅)，陈布雷的二弟，毕业于东南大学，曾任浙江大学教授、浙江图书馆馆长。陈布雷的三位同父异母的弟弟，陈训余、陈训惠、陈训愿都曾留学日本，从事过新闻工作。陈训惠在抗战期间曾任外交部氏告亚东司专员，1949年在驻智利领事任上得知新中国成立，即宣布脱离台湾国民党当局，以起义人员的身份投奔新中国，在北京任职于国际关系研究所。陈训愿迁居美国，在91岁高龄之际回乡探亲祭祖，随同他“回家看看”的海外子女眷属和孙辈共15人。陈训愿老先生感叹道：“快一个世纪了，真是不可同日而语，而故乡湖光山色之美，胜于当年！”
陈布雷有7子2女，以“正直平凡”四个字教导子女，他看透了政治的黑暗、官场的恶浊，因此严禁子女参与政治。长子陈迟成为农产品专家，次子陈过成为内科专家，三子陈适后来在武汉测绘学院任教授，四子陈迈任上海铁路局工程师，六子陈遂毕业于清华大学理工专业。
陈布雷虽然不赞成子女从事政治活动，但是在抗战期间，却积极鼓励晚辈从军救国。1943年末，陈布雷得歼中明知侄儿陈迨报名参加中国远征军，十分高兴，写信勉励。1944年，日军发起豫湘桂战役，三子陈适(时在同济大学学习测量专业)积极报名加入炮兵；四子陈迈(时在交通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主动报名参加工兵。陈布雷知道后，写下一首五言长诗，题为《送迈儿从军至璧山》。幼子陈远因未到从军年龄，在体检时揣了几块石头在口袋里，以增加体重。
在陈布雷众多子女中，二女儿陈琏的经历最具传奇色彩。陈琏出生之时，其母即去世。陈布雷将丧妻之痛推归于小陈琏，把在襁褓中的她扔出窗外。幸而陈琏命不该绝，被窗外的天棚接住。外婆担负起扶养她的职责。后来陈琏一度跟随父亲生活。陈布雷对女儿心怀愧疚，因此对她格外关爱。然而，陈琏选择了一条与其父分道扬镳的道路。1939年7月陈琏在高中期间加入了共产党。皖南事变后，宣布与家庭决裂。
新中国成立后，陈琏任共青团中央少儿部部长。文革中她却被诬陷为叛徒和国民党的孝子贤孙，1967年11月19日，陈琏写下遗书，跳楼自杀，结束了才48岁的生命。 陈琏是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女儿。她出生于1919年，在她出生后不久，母亲杨品仙就患产褥热去世。
陈布雷和女儿--两代悲歌
情深的陈布雷把这一悲剧归罪到了女儿身上，一天精神失常竟将哇哇啼哭的小陈琏塞进了痰盂。当惊闻哭声的家人们赶来相救时，陈布雷却疯狂地将陈琏扔往窗外，幸亏窗户外的篾棚托住了这个大难不死的女婴。清醒后的陈布雷得知自己的所作所为后，十分内疚不安，至此倍加疼爱陈琏，并当即为其取了乳名“怜儿”。 长大后的陈琏和陈布雷在政治道路选择上南辕北辙，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后暗中加入了中共，并于抗战胜利后和中共北平地下党北平学委书记袁永熙结为夫妻。但不久就在1947年9月双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因为没有暴露其中共党员的身份，被陈布雷保释。
1948年11月，陈布雷有感于蒋介石政府的即将破灭而自杀。陈琏得知父亲死讯，十分难过与痛苦，政治理念上的选择并没有割断父女之间血浓于水的情谊。对于自己的人生选择，陈琏从来没有后悔过。即便是全国解放后袁永熙因被捕遭到开除党籍(后重新入党)处理时，夫妻二人还是相互勉励，度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家庭生活。
1956年，身为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袁永熙又因为旧话重提，被降职为校长助理。怜儿此时知道丈夫冤枉，加倍疼爱，试图用自己的温情来抚平丈夫心中的创伤。然而，整风时什么话都没有说过的袁永熙稀里糊涂地又变成了清华大学党内“最大的右派”，又一次被开除了党籍。领导们出于对怜儿的“关爱”，反复动员怜儿和袁永熙离婚。为了自己身边的3个儿女，38岁的怜儿离开了情深似海的丈夫，走上了自己独自抚养3个儿女的道路。后来怜儿下决心离开北京到上海，临行前抱着袁永熙的外甥女孙士询哭道：我所以下决心离开北京，是因为在北京走到哪里，都会想起一些事情而心酸。现在孩子渐渐大了，我怎么对他们讲你舅舅的事？
怜儿至死未再婚。但每次从上海去北京开会，都要约孙士询到自己的房间住上一夜，为的就是打听了解袁永熙的近况。每一次都是边听边哽咽着流泪到天明。
尽管毛泽东、周恩来也曾在1956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为怜儿关于“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报告带头鼓掌，连称讲得好，但她还是摆脱不了“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命运，“叛徒”的帽子又戴到了怜儿的头上。周围的压力，儿女们的诘问，怜儿感到浑身是嘴也无法说清楚。她大概想起了父亲，理解了父亲当时为什么要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视为掌上明珠的女儿。1967年11月19日的早晨，怜儿穿着一身整洁的衣服，从上海泰兴路华东局宿舍11楼上飘然而下。人们从她的书桌上发现了遗书：同志们，关于我被捕的情况，我1949年的交代是完全忠实的，这一点你们将来总会明白的，然而我自己却等不到那一天了……
⑤ 华罗庚是怎么死的
华罗庚教授因患急性心肌梗塞在1985年6月12日逝世。
华罗庚（1910.11.12—1985.6.12.），世界著名数学家，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安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国际上以华氏命名的数学科研成果就有“华氏定理”、“怀依—华不等式”、“华氏不等式”、“普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氏算子”、“华—王方法”等。
中科院院士、世界数学大师
华罗庚（1910年11月12日—1985年6月12日），数学大师，汉族，江苏太湖西北金坛县城镇人，他为中国数学的发展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他在解析数论方面的成就尤其广为人知，国际间颇具盛名的“中国解析数论学派”即华罗庚开创的学派，该学派对于质数分布问题与哥德巴赫猜想作出了许多重大贡献。他在多元复变数函数论方面的卓越贡献，更是影响到了世界数学的发展。
主要成就
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安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在国际上以华氏命名的数学科研成果就有“华氏定理”、“怀依—华不等式”、“华氏不等式”、“普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氏算子”、“华—王方法”等。华罗庚一生为我们留下了十部专著：《堆垒素数论》、《指数和的估价及其在数论中的应用》、《多复变函数论中的典型域的调和分析》、《数论导引》、《典型群》（与万哲先合著）、《从单位圆谈起》、《数论在近似分析中的应用》（与王元合著）、《二阶两个自变数两个未知函数的常系数线性偏微分方程组》（与他人合著）、《优选学》及《计划经济范围最优化的数学理论》，其中八部为国外翻译出版，已列入20世纪数学的经典著作之列。 此外，还有学术论文150余篇，科普作品《优选法评华罗庚塑像话及其补充》、《统筹法评话及补充》等，辑为《华罗庚科普著作选集》。 在代数方面，证明了历史长久遗留的一维射影几何的基本定理；给出了体的正规子体一定包含在它的中心之中这个结果的一个简单而直接的证明，被称为嘉当—布饶尔—华定理。其专著《堆垒素数论》系统地总结、发展与改进了哈代与李特尔伍德圆法、维诺格拉多夫三角和估计方法及他本人的方法，发表40余年来其主要结果仍居世界领先地位，先后被译为俄文、匈文、日文、德文、英文出版，成为20世纪经典数论著作之一。其专著《多个复变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以精密的分析和矩阵技巧，结合群表示论，具体给出了典型域的完整正交系，从而给出了柯西与泊松核的表达式。这项工作在调和分析、复分析、微分方程等研究中有着广泛深入的影响，曾获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倡导应用数学与计算机的研制，曾出版《统筹方法平话》、《优选学》等多部著作并在中国推广应用。与王元教授合作在近代数论方法应用研究方面获重要成果，被称为“华—王方法”。在发展数学教育和科学普及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发表研究论文150多篇，并有专著和科普性著作数十种。
[编辑本段]同行评价
著名数学家劳埃尔·熊飞儿德说“他的研究范围之广，堪称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数学家之一。受到他直接影响的人也许比受历史上任何数学家直接影响的人都多。”华罗庚(图1) “华的存在比任何一位大数学家都更有其卓越的价值。” 美国数论学家莱麦尔说：“华罗庚有抓住别人最好的工作的不可思议的能力，并能准确地指出这些结果可以改进的方法。他有自己的技巧，他广泛阅读并掌握了20世纪数论的所有制高点，他的主要兴趣是改进整个领域，他试图推广他所遇到的每一个结果。” 王元先生说，从数学领域来说，大致分为两个：一个是分析，一个是代数。绝大多数的数学家一般只在其中一个领域里做出贡献，比如我自己，就是在分析方面。但华罗庚却在两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另外一方面，数学又分成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华罗庚也是同时在这两方面都有很大贡献。 “我没有元老他们这么幸运，能够成为华老的入室弟子”，在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数学家杨乐看来，没有成为华老正式的徒弟是一生的遗憾，“但在数学研究的道路上，华老确实深深地影响着我”。 美国著名数学史家贝特曼著文称：“华罗庚是中国的爱因斯坦，足够成为全世界所有著名科学院院士”。 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当今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 被誉为“人民科学家”。
[编辑本段]生平
俗话说得好：“温室里难开出鲜艳芬芳耐寒傲雪的花儿，人只有经过苦难磨练才有望获得成功。” 1924年金坛中学初中毕业，但因家境不好，读完初中后，便不得不退学去当店员。 18岁时患伤寒病，造成左腿残疾。 1930年后在清华大学任教。 1936年赴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习。华罗庚(图2) 1938年回国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1946年赴美国，任普林斯顿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和伊利诺斯大学教授，1950年回国。 历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中国数学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全国数学竞赛委员会主任，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外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 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化学部副主任、副院长，主席团成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主任、副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曾任一至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曾被授予法国南锡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主要从事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多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高维数值积分等领域的研究与教授工作并取得突出成就。40年代，解决了高斯完整三角和的估计这一历史难题，得到了最佳误差阶估计（此结果在数论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对G·H·哈代与J·E·李特尔伍德关于华林问题及E·赖特关于塔里问题的结果作了重大的改进，至今仍是最佳纪录。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把数学方法应用于实际，筛选出以提高工作效率为目标的优选法和统筹法，取得显著经济效益。 1954，1958，1974年均被邀请到国际数学大会作报告（这是很高的荣誉），可惜均未被批准。 华罗庚同志是当代自学成才的科学巨匠，是世界著名的数学大师。他是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复变函数论等很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与开拓者。为以后矩阵几何学等，作下了奠基。
[编辑本段]荣誉
“中国数学之神”， “中国现代数学之父”， “人民数学家”。 华罗庚、钱三强被认为是中国计算机界的两位功勋科学家，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华罗庚(图3) 数论大师，多复变函数论和矩阵几何的开拓者。 华罗庚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数学大师，他的名字在美国施密斯松尼博物馆与芝加哥科技博物馆等著名博物馆中，与少数经典数学家列在一起。他被选为美国科学院国外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又被授予法国南锡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荣誉博士。、 1954，1958，1974年均被邀请到国际数学大会作报告（这是极高的荣誉），可惜均未被批准。 开创中国数学学派，并带领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培养出众多优秀青年，如王元、陈景润、万哲先等等，不少已成为世界级的名家了。 建国六十年来，“感动中国一百人物之一”。
[编辑本段]妙联
一九五三年，科学院组织出国考察团，由著名科学家钱三强任团长。团员有华罗庚、张钰哲、赵九章、朱冼等许多人。途中闲暇无事，华老题出上联一则：“三强韩、赵、魏，”求对下联。 在“对例”中，这是属于难对的一类。远在北宋时期，有人以“三光日月星”的上联求对，那时大文学家苏东坡以“四诗风雅颂”而解决了这个疑难。到了清代，有人赠送著名书画家郑板桥对联一幅，打开一看只有上联，写的是“三绝诗书画”几字，以此来刻画郑板桥的贡献，是再贴切也没有了，但下联确颇难对。后来郑板桥友人以“一官归去来”的下联而解决了这个难题。这里的“一官”有“归去来”的三重性，这就既解决了数字联的困难，又引用了陶渊明的《归去来辞》的典故，而推崇了郑氏与诗书画偕隐的突出性格，板桥友人的对法比苏东坡又前进了一步。华罗庚(图4) 但是华老提出的上联却又有了新的发展。这里的“三强”说明是战国时期韩、赵、魏三个战国，却又隐语着代表团团长钱三强同志的名字，这就不仅要解决数字联的传统困难，而且要求在下联中嵌入另一位科学家的名字。隔了一会儿，华老见大家还无下联，便将自己的下联揭出：九章勾、股、弦。《九章》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数学著作。可是，这里的“九章”又恰好是代表团另一位成员、大气物理学家赵九章的名字。华老的妙对使满座为之倾倒，因为又开辟了数字联的新的“对例”。 华罗庚与陈景润“华罗庚确是一个代表着中国光荣的名家，因为有这个名字，我们的国家才没有在国际理论科学界中被人遗忘；因为有这个名字，在一片荒芜的中国理论科学界中，才存在着一点可足欣慰的希望。” ■早年学习时期 1910年11月12日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华瑞栋，开一间小杂货铺，母亲是一位贤惠的家庭妇女。华罗庚出生时，父亲已经40岁。40岁得子，夫妻俩把儿子看成掌上明珠，为了给儿子祝福，一生下来就用两个箩筐扣住了他。华罗庚因此得名。他12岁进入金坛县立初级中学学习，初一之后，便深深爱上了数学。一天，老师出了道“物不知其数”的算题。老师说，这是《孙子算经》中一道有名的算题：“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物几何？”“23！”老师的话音刚落，华罗庚的答案就脱口而出。当时的华罗庚并未学过《孙子算经》，他是用如下妙法思考的：“三三数之剩二，七七数之剩二，余数都是二，此数可能是3×7+2=23，用5除之恰余3，所以23就是所求之数。”华罗庚不承认自己是天才。1925年初中毕业后，因家境贫寒，无力进入高中学习，只好到黄炎培在上海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学习会计，为的是能谋个会计之类的职业养家糊口。不到一年，由于生活费用昂贵，被迫中途辍学，回到金坛帮助父亲料理杂货铺。在单调的站柜台生活中，他开始自学数学。他回家乡一面帮助父亲在“乾生泰”这个只有一间小门面的杂货店里干活、记账，一面继续钻研数学。回忆当时他刻苦自学的情景，他的姐姐华莲青说：“尽管是冬天，罗庚依然在账台上看他的数学书。鼻涕流下时，他用左手在鼻子上一抹，往旁边一甩，没有甩掉，就这样伸着，右手还在不停地写……” 那时罗庚站在柜台前，顾客来了就帮助父亲做生意，打算盘、记账，顾客一走就又埋头看书演算起数学题来。有时入了迷，竟忘了接待顾客，甚至把算题结果当作顾客应付的货款，使顾客吓一跳。因为经常发生类似的莫名其妙的事情，时间久了，街坊邻居都传为笑谈，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罗呆子”。每逢遇到怠慢顾客的事情发生，父亲又气又急，说他念“天书”念呆了，要强行把书烧掉。争执发生时，华罗庚总是死死得抱着书不放。华罗庚(图5) 后来，回忆起这段生活，他说：“那正是我应当接受教育的年月，但一个‘穷’字剥夺掉我的梦想：在西北风口上，擦着鼻涕，一双草鞋一支烟，一卷灯草一根针地为了活命而挣扎。”顽强地自学到18岁。1927年秋，和吴筱元结婚。1929年，华罗庚受雇为金坛中学庶务员，并开始在上海《科学》等杂志上发表论文。1929年冬天，他得了严重的伤寒症，经过近半年的治理，病虽好了，但左腿的关节却受到严重损害，落下了终身残疾，走路要借助手杖。 其实华罗庚读初中时，一度功课并不好，有时数学还考不及格。时在金坛中学任教的华罗庚的数学老师，我国著名教育家、翻译家王维克（1900年出生，金坛人）发现华罗庚虽贪玩，但思维敏捷，数学习题往往改了又改，解题方法十分独特别致。一次，金坛中学的老师感叹学校“差生”多，没有“人才”时，王维克道：“不见得吧，依我看，华罗庚同学就是一个!”“华罗庚？”一位老师笑道：“你看看他那两个像蟹爬的字吧，他能算个‘人才’吗？”王维克有些激动地说：“当然，他成为大书法家的希望很小，可他在数学上的才能你怎么能从他的字上看出来呢？要知道金子被埋在沙里的时候，粗看起来和沙子并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当教书匠的一双眼睛，最需要有沙里淘金的本领，否则就会埋没人才啊！” 华罗庚开始他的数学家生涯时，仅有一本《代数》、一本《几何》和一本缺页的《微积分》。有志者事竟成，他终于在19岁那年写出了那篇著名的论文。 1930年春，他的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当时在清华大学数学系任主任的熊庆来教授看到后对这篇文章很重视，他问周围的人说：“这个华罗庚是谁？”，但是谁也没有听说过华罗庚这个人。后来，一位名叫唐培经的清华教员向熊庆来介绍了他的同乡华罗庚的身世。“这个年轻人真不简单啊！应该请他到清华来。”熊庆来听后非常赞赏。这年，华罗庚只有19岁，却已经走过了一段相当坎坷的生活道路。 华罗庚在清华大学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他用了两年的时间走完了一般人需要八年才能走完的道路，1933年被破格提升为助教，1935 年成为讲师。1936年，他经清华大学推荐，派往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他在剑桥的两年中，把全部精力用于研究数学理论中的难题，不愿为申请学位浪费时间。他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国际数学界的注意。1938年回国，受聘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从1939年到1941年，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写了20多篇论文，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数学专著《堆垒素数论》。在闻一多先生的影响下，他还积极参加到当时如火如荼的抗日民主爱国运动之中。《堆垒素数论》后来成为数学经典名著，1947年在苏联出版俄文版，又先后在各国被翻译出版了德文、英文、日文、匈牙利和中文版（华罗庚本要因这本书获“斯大林奖”，可斯大林去世了）。 1946年2月至5月，他应邀赴苏联访问。 1946年，当时的国民政府也想搞原子弹， 于是选派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三位大名鼎鼎的科学家赴美考察。9月,华罗庚和李政道，朱光亚等离开上海前往美国，先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担任访问教授，后又被伊利诺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1975年他在大兴安岭推广“双法”时，因积劳成疾，第一次患心肌梗塞。 粉碎“四人帮”后，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多年的研究成果《从单位圆谈起》、《数论在近似分析中的应用》（与王元合作）、《优选学》等专著也相继正式出版了。 1979年5月，他在和世界隔绝了10多年以后，到西欧作了七个月的访问，以“下棋找高手，弄斧到班门”的心愿，把自己的数学研究成果介绍给国际同行。 ■晚年大家时期 1982年11月，他第二次患心肌梗塞症。 1983年10月，他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邀请，赴美作为期一年的讲学活动。在美期间，他赴意大利里亚利特市出席第三世界科学院成立大会，并被选为院士；1984年4月，他在华盛顿出席了美国科学院授予他外籍院士的仪式，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1985年4月，他在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华罗庚担任的社会工作很多。他是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于1952年9月加入民盟，1979年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他1958年就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1979年6月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答邓颖超同志的勉励时他表示：“横刀哪顾头颅白，跃进紧傍青壮人，不负党员名。” 1985年6月3日，他应日本亚洲文化交流协会邀请赴日本访问。6月12日下午4时，他在东京大学数理学部讲演厅向日本数学界作讲演，讲题是《理论数学及其应用》。下午5时15分讲演结束，他在接受献花的那一刹那，身体突然往后一仰，倒在讲坛上，晚10时9分宣布他因患急性心肌梗塞而逝世。 数学大师华罗庚以其卓越的成就和无可比拟的伟大品格，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和科学工作者，成为众多人心目中的科学之神。
华罗庚体会道：“理论和实践本来是认识论的一个命题，只有具备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才能迎刃而解实际中的难题，而实际问题的解决，又能使理论得到进一步丰富和提高。”华罗庚排除万难，顶着讥讽去搞从“数学家们的理论数学”到“人民大众的百万人的应用数学”的演绎工程，绝非是“江郎才尽”，其目的也绝非仅仅在于丰富和提高自己的理论。毛泽东同志信中倡导的“为人民服务”已成为他的信条和天职——“不为个人为人民，主席教导记心底。”
我们的数学家华罗庚同志，一向可好啊？
三、1936年夏，25岁的华罗庚被派送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第二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七七事变”。华罗庚得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后义愤填膺，他毅然放弃了在英国深造的机会，满怀抗日救国的热忱回到了祖国，并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去执教。于是，一家四口久别重逢，开始再次团圆。 由于华罗庚工作极忙，无暇给子女以更多的关心和教育，于是这一重任又落在了吴筱之的肩上。 四、 新中国成立后，华罗庚一家迁居到了北京。虽然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但吴筱之勤俭持家、相夫教子却未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华罗庚精神振奋，报国之心愈烈。同时，各项工作也更加繁忙起来。吴筱元不仅操持家务，还帮他抄写论文和书信。一旦客人来家，吴筱之便代他承担起待客的各种杂务；而当他外出开会、办公时，又总是将他的拐杖、香烟和帽子拿出来，一递到他手上。 鉴此，华罗庚的亲朋好友曾问吴筱元为什么对丈夫关心得如此周到，她的回答是：“我能帮他一点忙，他就少操一点心，为国家多出点力。"”他们有三个儿子华俊东、华陵、华光；三个女儿华顺、华苏与华蜜。 吴筱元品格高尚，正如王元先生所言，她在数学界是很受到尊重的。人们亲切的称呼她“华师母”。
[编辑本段]华罗庚的老师
熊庆来，是华罗庚的老师，是中国近代数学的先驱。1893～1969，字迪之，云南人。曾经留学比利时、法国，并且在法国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在函熊庆来数论方面的研究取得巨大的成果，定义了一个“无穷级函数”，被国际上采用并称作熊氏无穷数。熊庆来先生非常热爱教育事业，对于培养中国的科学人才相当的热心。早年他在东南大学当教授的时候，发现一个叫刘光的学生相当有才华，便经常指导他读书、研究，后来还和另一位教过刘光的教授一起资助他出国留学深造，甚至是卖掉自己身上的衣服给他寄钱。后来这个刘光成为了著名的物理学家。后来熊庆来先生来到清华大学担任数学系主任，在学术杂志上看到 华罗庚的名字，了解到华罗庚的自学经历和数学才华后，毅然打破常规，请只有初中文化程度才19岁的华罗庚到清华大学。70多高龄半身不遂的时候，还抱病指导两个研究生杨乐和张广厚，他们后来都成为很有成就的最年轻数学家． 熊庆来，1911年进入云南省高等学堂学习,1913年赴比利时学习采矿。1915～1920年先后就读于法国格伦诺布尔大学和蒙彼利埃大学获得理学硕士学位。1921年回国，任南京东南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教授。1931年再次赴法学习，专攻函数论，获博士学位后于1934年回国，仍在清华大学任教。1937年任云南大学校长。1949年出席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遂留在法国从事数学研究。他于1957年由巴黎回国，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他主要从事函数论方面的研究工作，定义了一个“无穷级函数”，国际上称为“熊氏无穷数”。1930年他在清华大学当数学系主任时，从学术杂志上发现了华罗庚的名字，了解到华罗庚的自学经历和数学方面的才华后，毅然打破常规，让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华罗庚进入清华大学。在他的培育下，华罗庚成为闻名世界的数学家。我国许多著名科学家，如数学家徐宝禄、段学复、庄圻泰，物理学家严济慈、赵忠尧、钱三强、赵九章，化学家柳大纲等均是他的学生。在60年代，他已70多岁，还抱病指导两个后来也成为著名数学家的年轻人，他们是杨乐和张广厚。熊庆来既是中国近代数学的先驱，同时也是识千里马的伯乐。
[ 华先生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曾经成功地运用“数论”方法破译日军密码。“文革”中，他身处逆境，虽无力拨乱反正，但仍然谆谆教导我“数论”如何重要，使我不随波逐流，不迷失方向。先生对否定“数论”十分不以为然，私下对我说：“‘数论’虽然是很抽象的理论，可它非常有用。能不能把它派上用场，那要看自家的道行。自家没有本事，反怪罪‘数论’，滑稽！” 先生神采飞扬地讲完他的故事，再次叮嘱我：“‘数论’有大用！”我却慌忙“忠告”先生：“您可千万别再给人讲这件事了，那又会被人‘抓辫子’的！” 我讲这些话给先生，就像一个饱经事故的老头子。先生似乎觉得有些意外，望着我苦笑了一下，轻轻地说：“谢谢你提醒我，多个心眼好。”其实，我是在挨整之后心有余悸，才长了心眼儿，更担心先生再被陷害，才故作胸有城府状。如今想起，实在好笑。“文革”中，北大的人闹派性、打派仗，以“反聂”与“保聂”分成泾渭分明、水火不相容的两派，我被班里的反聂同学推举为“首领”。后来看，这两派其实并无真正意义上的是非可言，都是被人操纵，挑动，演出火爆闹剧而不自知！当反聂一派式微，受到批判斗争而分崩瓦解的时候，昨天还是我的“部下”的人，今天不仅公开声明要和我“划清界限”、弃我而去，还要贴出大字报“反戈一击”，“揭发”我“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那年头人们能够想得出来的最大的罪名了。“罪名”却没有成立，因为所提供的证据连对立派也不屑一顾：那仅仅是因为我当时的女朋友，后来的妻子曾不经意地说，觉得她的妈妈长得有几分像毛主席。明知这是一句毫无恶意的话，同班同派同学却硬是把它“揭发”出来，牵强附会，上纲上线，编织出来一个大罪名。 先生听了我的故事，惊讶地说：“天哪！想不到竟然有这样的事，你这也算‘经风雨、见世面了。’” 先生是经过暴风雨,见过大世面的人，见我口口声声称“被小人陷害”，便笑着开导我说：“不是也有人说我‘反对毛主席’吗？他们或许以为这样做，自己的日子就变得好过了。我看，你也不必过于耿耿于怀。很多东西其实是不值得摆在心里的，莫要虚度光阴，你今后为国家出力靠的是本领，你读的数学有大用啊！” 先生一向君子风范，坦荡磊落，从不设防。我看过那些攻击他的大字报，内容大都是对他说过的话断章取义，捕风捉影。“文革”过后，所有加在先生身上的不实之词，自然全部推倒。先生大度雍容，宽宥了所有诬陷伤害过他的人。对那些登门忏悔道歉的门生，他非但不计前嫌，反而大加劝慰。 法国作家雨果有一句话：“地球上最宽广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广的是天空，但人的胸怀可以比天空更宽广。”学先生的学问，“难！学先生的雅量，也难。 ” 先生虽身处逆境，但仍然洒脱飘逸，豁达大度，我深受感染。他的开导，使我仿佛醍醐灌顶，不再为受到的小小委屈耿耿于怀。先生给我讲的破译敌军密码的故事，立即激发了我对“密码学”的兴趣。当时，没有任何可读的中文书籍，只能找来一本英文的《密码学原理》，如获至宝，开始啃书。那书内容陈旧，领我入门倒也足够。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到处都离不开信息的获取、存储与传递，因此信息安全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密码学”发展得日臻完善成熟，为保障信息安全的各种实用技术提供理论与方法。1976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两位电机工程学的学者迪费和海尔曼联名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密码学的新方向》，把“密码学”的研究与应用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他们建立的新方法所依赖的理论还是“数论”。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的现代“密码学”中充满了数学，“数论”依然是其最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先生的先知先觉能不令人惊叹？ 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美国参与了大学里的“网络与信息安全”科研课题，我们运用近代的“密码学”的理论，研究开发实用技术，颇有成绩，研究成果获得了三项美国专利。饮水思源，华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不仅在数学上，更在于他指点我懂得了一个人生的道理：生命的境界会随着心胸的宽广而开阔。 恩师次年6月12日逝世，那是应邀在日本讲学时心脏病突发。那天，先生站在东京大学数理学部讲演厅的讲台上，向日本的数学家演讲《理论数学及其应用》。在演讲完成的那一刻，他身体突然往后一仰，倒在讲坛上，撒手人寰，犹如战士捐躯沙场，可谓死得其所，慷慨悲壮。先生完满成功地走完了他光彩夺目的人生历程，没有遗憾，也有遗憾。
⑥ 我国有哪些在国外留学后回国做出贡献的人
詹天佑（1861年4月26日至1919年4月24日，英文名：Jeme Tien Yow），汉族，字眷诚，号达朝。祖籍徽州婺源，生于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现广州市荔湾区恩宁路十二甫西街芽菜巷42号），12岁留学美国，1878年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主修铁路工程。他是中国近代铁路工程专家，被誉为中国首位铁路总工程师。其负责修建了京张铁路等工程，有“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之称。
钱学森（1911.12.11－2009.10.31），汉族，吴越王钱镠第33世孙，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杭州市临安。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由于钱学森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
钱三强，1913年10月16日生于浙江湖州，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预科。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39年钱三强完成了博士论文——《α粒子与质子的碰撞》。1946年底，荣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1948年，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1980年7月24日，钱三强教授在中南海以《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为题讲课。
邓稼先（1924—1986），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中国核武器、原子武器的研发做出了重要贡献。
朱光亚（1924.12.25~2011.2.26），男，汉族，湖北武汉人。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研究生毕业，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原主席，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党组书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2011年，荣膺感动中国人物。1997年后担任南京大学校友总会名誉董事长。吉林大学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2002年5月， 获南京大学“世纪校友学术成就金质奖章”。
⑦ 李剑晨的简介
世纪同龄人李剑晨先生，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艺术家、美术教育家。李剑晨的水彩画创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造就了一个时代的水彩画群体，推动了中国水彩画的发展，促进了中国水彩画进入国际水彩画坛，被海内外誉为“中国水彩画的开山大师”、“中国水彩画之父”。同时他姿岩纤也擅长中国画和油画，被称为“国画大师”“油画巨匠”“美术教育泰斗”。他从事艺术创作和美术教育已近80年，为我国建筑和美术事业培养了几代人才，迹仿桃李满天下，佳作迭出，著作丰盈，德高望重，在海内外享有崇高声望。 1900年2月25日，出生于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宋村乡北沟村。
1912年考入内黄县立第一小学。
1916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安阳中学一年级插班读书。
1917年考入河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1922年省立一师毕业，因家庭不许考北京国立艺专，而在开封北昌小学任教
1923年以第二名成绩考入北京国立艺专
1926年毕业，先后任教于河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河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河南省立第五师范学校。
1930年受冯玉祥将军委托，筹建河南省美术馆并兼任馆长。
1936年油画《收获》参加全国第二届美术展览会；十二月考取河南省公派赴英留学生。
1937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
1938年赴法国研习绘画与雕塑。
1939年回国，任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50年改为中央美术学院）西画教授兼系主任及教务长。
1941年任中央大学（1949年改名南京大学）建筑系教授。
1952年，南京大学工学院分出组建南京工学院，任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教授；1988年南京工学院改名东南大学后，仍任东南大学建筑系教授。
1958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水彩画技法》，并再版多次；在香港面向世界再版12次。
1959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英国水彩画选集》、《李剑晨水彩画小辑》
196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剑晨水彩画选集》
1963年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剑晨水彩画选集.
1967年在“文革”中被多次抄家，珍藏的大量书籍资料、绘画珍品失散，所编著和翻译的书稿《一生见闻》、绘画构图学》、《建筑色彩学》、《西欧名画选》亦被抄走佚失；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文化特务”的帽子，进行“劳动改造”。
1974年“摘帽”获“解放”，投入教学活动。
1978年南京工学院电教中心制作《李剑晨水彩画技法》教学录像带及作品观摩幻灯片，在国内各文教部门及艺术院校发行。
197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剑晨水彩画》
1988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水彩画创作技法》，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李剑晨中国画集》；应新华社香港分社邀请，在香港举办水彩画展
1991年应台湾省立美术馆之邀，赴台举办“李剑晨九一绘画展”，成为受台湾官方邀请的第一位赴台举办画展的大陆画家，台湾省立美术馆出版“李剑晨九一绘画展”画集。
1995年捐赠河南省人民政府中国画、水彩画、油画，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李剑晨画集——赠豫作品》
1996年河南省博物院专辟“李剑晨大师艺术陈列厅”，设立“李剑晨艺术基金”。
1998向江苏省捐献绘画精品，江苏省美术馆专辟“李剑晨艺术厅”；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世纪同龄人李剑晨艺术生涯》
1999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东方之子李剑晨》；古吴轩出版社出版《世纪之星李剑晨捐赠作品集》；设立“李剑晨水彩画艺术基金”；9月获香港“全球杰出人士暨中华文学艺术家金龙奖--艺术大师”称号。
2001年获全国美术最高学术奖——“中国美术金彩成就奖”；河南电视台播放十二集电视系列片《黄河之子——艺术大师李剑晨教授》。
2002年，李剑晨先生走完了他102年的艺术人生道路，在南京逝世。
2004年12月26日，根据李先生生前愿望，向南京市政府捐赠佳作80幅。
2007年2月,河南省博物院设立“李剑晨艺术馆”。 1900年2月25日，李剑晨出生于河南省内黄县宋村乡北沟村。17岁考上河南第一师范。23岁考入北京国立艺专，师从捷克画家齐提尔研习水彩画，师承陈半丁、王梦白研习中国画，受教于林风眠、闻一多诸先生，与李苦禅、王雪涛等同班。中西绘画均打下坚实基础。1926年毕业枣凳后回河南省立第一师范任教。1936年油画作品入选第二届全国美展而为社会所知。同年，考取公派赴英国伦敦大学院作研究工作，后又去巴黎研习绘画和雕塑广收博览。回国后任重庆国立艺专(现中央美院)教务长兼西画系主任，后受聘于中央大学(即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建筑系任教授60年。曾任江苏省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南京工学院主任委员等职。
李剑晨曾任江苏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水彩画研究会会长、中国水彩画协会名誉会长、国际水彩画协会理事、国际水彩画联盟亚洲画会主席、澳洲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