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两世界文明

1. 高分求清华大学发布的2011年度 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 原文

报告原文：
清华大学发布2011年度“社会进步研究报告”——

须警惕“石头摸上了瘾，连河也不想过了”

“在今天，体制改革已经陷入困境，可以说是个不争的事实。近些年来，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被搁置，政治体制改革尚未进一步推进。”

清华大学凯风发展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今天发布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指出我国目前最需警惕的是“转型陷阱”。

转型陷阱：改革中途，“不想过河”

在新的世纪走完10年后，国内的观察家说“中国社会的气质正在发生变化”;有人则认为改革已经终结，已经死亡。“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特征是改革，90年代的特征前期是改革后期是开放，而最新的这10年，维稳则成了最基本的基调。”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目前流行的有两种解释。竖源一种是认为出现了发展中国家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种认为是改革处于停滞甚或倒退状态。

而这份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主笔撰写的报告指出，中国现在最需要警惕的，不是上述两者，而是“转型陷阱”。

“转型陷阱”指的是，改革和转型过程会造就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由此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

“这就如同在一幢烂尾的大楼中，人们简单装修一下就搭灶做饭，娶妻生子，也俨然成为一片天地。”

报告认为：“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了渐进式改革的优势，但现在看，一个渐进式改革的国家陷入转型陷阱的危险会大大增加。因为在渐进中，使转型过程停滞并定型化的机会太多，既得利益集团从容形成的条件更为有利。”

“其实，现在中国的改革困境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改革开始进入深水区，已经改不动了’。在改革初期，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但现在的问题是，可能是摸石头摸上瘾了，连河也不想过了。”

盘点五大症状：用“维稳”的理由，拒绝改革

报告分析了转型陷阱的“五大症状”。第一个症状是，经济发展步履沉重并日益畸形。

报告指出，中国在经济上最现实的问题“不是停滞，而是亢奋、畸形的发展”。一方面，落后地区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潜力等仍然存在，另一方面，体制决定了政府“反放缓”、“反停滞”的能力是极强的。“在转型陷阱的格局中，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处境艰难，经济活动的民间动力下降，于是，只能越来越依靠政府推动，大拆大建，上大项目，办大活动，盖大高楼，修大广场，甚至造大塑像。”

报告把扒搏这称为“增量依赖症”。“在转型陷阱中，人们没有通过重要的体制变革来解决问题，于是只能寄希望于做大蛋糕，在不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用发展形成的增量来缓解问题。”

在这种增量依赖症中，经济增长了，民众不见得会受益;但如果不增长，民众则会受损。

症状之二是，过渡的体制因素被定型下来。

出人意料的是，报告指出“改革动力的丧失，并不仅仅是领导层的改革意愿问题，而是在民众中已经对改革发生了疑问”。

“如果现在是民众要求继续改革，而既得利益集团在那里阻挠和反对，事情也许还比较简单。”报告分析，“问题在于，既得利益集团让改革走样变形，以改革的名义获取利益，由此引起一般民众对改革的抵触。正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能看到的，现在老百姓一说起改革就心惊肉跳。其结果是，不仅实质性改革受阻，而且这个字眼都在失去民心。”

比如，在一些地区的医疗改革中，需要降低不合理的高药价，相余此态应提高医疗的价格，改变“以药养医”的现象。但过一段时间，压下去的药价又高了，结果是由过去的药价高、医疗价格低变成两者价格都高，患者的负担进一步加重了。

症状之三是，社会结构趋于定型，固化为“贫富分化”的断裂社会。

报告提醒，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社会氛围或社会心态：其一，由于社会中的门槛加高，社会活力大大下降。其二，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凸显，“仇富”与“嫌贫”的集体意识在蔓延。其三，普遍的不平衡感为部分人的绝望感所取代。“比如在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底层等群体中，存在看不到希望的绝望感。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往往与这个因素有关。”

症状之四，就是误判社会矛盾形成的拘谨心理和“维稳”政策导向。

“近些年来，社会矛盾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应当说，一些本来是市场经济中正常存在的矛盾，其中绝大多数并不会形成对政权和基本制度框架的严重威胁。但近些年来，有关方面产生了严重的误判，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幻象。”

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上，“大维稳”模式形成了。它将社会的大小事都与稳定联系起来，“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全方位维稳，将一些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常规化、体制化，使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处于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

报告指出，用“维稳”的理由拒绝实质性改革，是“转型陷阱”的典型逻辑。“僵硬的维稳思维以及大维稳模式，最终结果往往反而是激化社会矛盾，甚至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演变为对体制的怀疑和怨恨。”

症状之五，社会溃败日渐明显。“首先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权力失控，暴力截访、血腥拆迁;权力失控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在降低。于是，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

“转型陷阱”是如何形成的?

“转型陷阱”下的体制，是怎么逐步定型下来的?

报告指出，它以权力与市场的奇异结盟为特征。“往往是权力与市场手段的交替结合使用，在权力手段方便的时候使用权力手段，在市场手段方便的时候使用市场手段。”

报告分析，在既得利益群体崛起的过程中，下述过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官倒”、国企改制、矿产资源开发、土地开发、房地产热、企业上市融资……既得利益集团迅速支配了土地、矿产、金融资源，涉及遍布全国的基础设施、城市开发、公共工程、农村水利建设以及能源、电力、通信、制造等重要行业。

“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在这种体制中派生出的发展模式。在行政能力继续强化的前提下，把市场体制打碎为市场因素，通过权力重组市场因素，实现对资源的高度垄断。”

由此，报告也解析了目前中国思想界“左派”和“右派”争论的混乱。“因为在过去许多年中，人们一直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两个截然对立的东西，两者关系是此消彼长的。”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把“左”理解为对这个混合型体制中“市场”或“资本”因素的警惕，将“右”理解为对“权力”因素的警惕。反过来说，“左”是在为“权力”因素呼唤，而“右”是在为“市场或资本”因素呼唤。

“在打破转型陷阱之前，无论哪种呼唤，都有可能被既得利益集团借用，变成完善利益最大化的手段。”

而当人们还在为我国“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还是过头”争论的时候，一些权力的非市场化和商品的市场化相衔接，已经成为最有利的牟利方式。“比如从行政上获得廉价的土地和资源，然后再以高价格卖到市场，还有比这种方式更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聚敛财富的吗?”

靠什么打破“转型陷阱”?

报告承认，目前变革社会的现实动力已经越来越微弱。“转型陷阱之所以能成为‘陷阱’，就是因为此时的体制已经对遏制变革作出了周密安排，资源垄断日益严重、利益集团坐大、社会控制愈益严密。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已经完全没有变革的动力。”

“目前对改革停滞的不满在增加，变革的要求也在凝聚，另外，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圈子在不断收窄，许多群体被甩出圈子之外。这都是进行变革的现实动力，问题是如何将这种潜在的动力变成现实的动力。”

报告认为，可能走出“转型陷阱”的道路只有三种：一是由政府实施改革顶层设计，并有相应的力量推动;二是利用现有可能的因素推动社会力量的发育，使社会力量成为打破现状的动力;三是在矛盾和危机推动下的被动改变，“但这要取决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省和觉悟”。

不管哪一条路，报告呼吁，有四大措施是“不可回避”的：

首先是，“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方向”。报告认为，这个“世界主流文明”的核心价值包括“自由、理性、个人权利，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

第二，“以政治体制改革再造社会活力”。

“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是走出转型陷阱最现实的动力。”报告认为，可以将解决暗箱操作、促进权力公开运作、形成制约权力的机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近些年来，中央政府已在推进政务信息公开。

第三，在民众参与的基础上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

“实际上，近些年来，改革之所以会走样变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民众对改革的参与。在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是由理想主义的激情来支撑的，缺少民众参与的弊端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但在理想主义消退之后，利益成为主导改革的重要因素，缺少民众参与的改革很容易演变为大规模的‘分赃’。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中就有很多明显的例子。”

第四，报告最后呼吁，用“公平正义”凝聚改革共识。

“在转型陷阱中，人们感受最深的、最不满的，是公平正义受到了破坏。因此，能够重新凝聚改革共识的，就是将推进公平正义作为改革的基本价值和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与法治建设应当是未来中国改革的核心内容。”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中国最需要的是一种勇气，一种能够正视既得利益格局，冲破既得利益格局，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走出目前僵局与困境的勇气。”报告最后写道。

2. 全球文化与现代化背景下的文化思考

近日，由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首都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学术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央编译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出席论坛，就全球化带来的文明冲突与融合、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对世界文化格局的影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 化的发展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首都师范大学杨生平教授论述了全球化背景下文化问题的几个层次，认为全球化背景下文化问题首先是一个作为经济、政治与观念统一的制度文化，当前全球化发展不单是经济与科技问题，而且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的扩张，而全球化发展的真正希望所在应该是在全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因而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文化建设问题上应该巧妙地利用当前国际形势中存在的问题与矛盾，调整策略，联合众多发展中国家将世界引向多极化和平发展道路，为自身赢得更多的发展时间与空间。同时应该考虑到民族文化的特质及其作用。民族文化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其核心价值有很强的稳定性与独立性，在复杂的国际环境面前，应该打好民族文化这张牌，要利用民族文化处理好不同民族国家关系、增强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和民族凝聚力，反对各种形式的文化霸权主义与狭隘的民族主义。

北京大学丰子义教授认为，面对全球化，文化最根本也是最深层的问题就是确立文化自我，文化自我除了有维护和实现自己利益功能之外，还有在全球范围内展示和实现自己的文化价值和内在价值，确立自己形象和地位的作用。文化自我不光是一种精神产品和精神观念，也是作为积淀下来的人的行为规范、行为模式和生存方式。突出自我意识，并不是排斥全球意识，文化自我与全球意识二者之间是相互生成、相互促进的关系，要区分后殖民主义和文化孤立主义的界限。他认为在正确确立文化自我的问题上，应该处理好文化的整合和交流、文化的创新与调试以及文化的生产和消费等几个重要问题。

中央编译局杨金海研究员在对当前中华文化复兴与西方文艺复兴比较后指出，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化复兴是在全球化的前提下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而西方的文艺复兴是在当时世界发展还比较局部的情况下实现的部分世界文化复兴。中华文化复兴的首要问题是全民族应当有文化复兴的自觉，文化复兴要面向现代化，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文化，要创造一种包括全新的话语体系、全新的战略观念，全新的生产方式、经营方式等的文化。他认为迎合全球化的发展需要实现两种思维方式转变：一是从革命斗争的思维方式转向和谐建设的思维方式，二是从封闭文化建设的思维方式转向开放文化建设的思维方式。

清华大学肖鹰教授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核心词，它充斥着中国学术文献、商业广告甚至娱乐生活。这种全球定位意识固然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国际社会的需要，但也造成了难以避免的学术文化盲点，使我们的学术活动从选题到立项，从研究到评估都着眼于大题目、大角度、大工程，从而丧失了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对具体社会现实问题的切入能力。他认为应当倡导依存于逆势思维的学术创新意识和批判意识，培养切入微观问题的分析能力。

清华大学邹广文教授认为，对全球化应该有这样清醒的认识：其一，全球化为人类的整体发展提供了条件；其二，全球化为当代人类的发展和交流创造了条件；其三，全球化加剧了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冲突；其四，全球化的影响导致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在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问题上，要在确立中华文化身份的同时克服两极对立思维，文化身份是一个走向世界的普遍性问题，因此，在我们在和世界文化对接的过程中应该尊重不同民族文化，要在文化平等原则基础上不断建构全球共同文化。

首都师范大学叶险明教授认为，文化认同包括自我认同和世界认同两个方面。在当前条件下谈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必须区分全球社会与国际社会两个概念。全球社会是包含着民族国家以及越来越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各种共同体，它有如下特点：其一，全球社会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其构成要素是相互依存、相互依赖；其二，全球社会的主体是多元的；其三，全球社会是一个不以任何国家和民族以及共同体的意志为转移的自我生长过程；其四，全球社会的结构是易变的、多元的、理想化的。与全球社会相对应的国际社会有如下特点：其一，国际社会的主体是单一的，即民族国家；其二，国际社会的生存与基础是自我保存、自我发展与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其三，国际社会是自我生长与强制发展双重过程；其四，国际社会的结构相对单一。考察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必须在全球社会与国际社会双重结构中进行。从国际社会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的世界发展困难重重；而从全球社会结构来看，中国文化的发展却有着较大的空间。他认为，从全球社会结构着眼，应该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增加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二是要将文化发展导向解决全球非传统安全领域；三是要把追求世界共同安全、共同繁荣和包容精神的发展和构建当成全球文化建设的最终目标。

“全球化与文化发展”问题研究具有国际学术前沿性和现实前瞻性，也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从当前国际学术研究动向来看，像亨廷顿、哈贝马斯、吉登斯、詹明信、贝克、沃勒斯坦、罗尔斯、费彻斯通等相当多国际著名学者都把理论研究的重点转向全球化与文化问题上。事实上，全球化也从某种意义上改变着人文科学研究范式，如正在西方兴起的后哲学文化、全球史对世界历史的重构、新世界网络全书的重建等。从实践方面看，许多国家都在关注全球化与文化发展问题，纷纷建立相应的研究机构并以此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文化问题，为政府建构民族精神、提高文化软实力等提供政策咨询。就中国而言，全球化与文化发展研究有着民族精神重建与文化发展方面的意义。全球化带来的世界秩序变化给中国政府提出了如何正面建构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与文化秩序、如何营造合理的国际舆论和良好的国际发展氛围、如何构建有世界影响的民族精神、如何利用世界历史规律引领当代中国的发展、如何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建立并发展先进文化等若干问题。本次论坛对全球化与文化发展理论作出了积极思考与探索，同时也为中国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3. 如何衡量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2月8日，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和中国科普研究所主办的“科学文化译丛”新书发布会，在中国科技会堂举行。发布会上，多位学者就科学文化的起源与兴起，科学文化与启蒙运动，工业启蒙与科学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做了探讨。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不要把科学视为正确

李斌（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科学和文化这两个词，在我们的语言中比较宽泛和模糊，词义变迁也比较频繁，外延随着不同的语境和不同的人群有变化，甚至内涵在不同的时代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从1912年开始到今天大概有100本字词典，科学的词义，在工具书中基本上保持一定的稳定。词义包含三个要素，第一个是关注自然、社会、思维，第二反映的是客观规律，第三必须是知识体系。1912年民国的新词典，前面两个要素有，但是没有客观规律这一条，1956年的新华词典基本上具备这三个要素。今天对于科学，在工具书中一般都强调这三个要素。

考察科学作为形容词的用法，对判断科学一词在社会上的使用和影响，有一定的意义。1927年左派的作家就开始写了这样的话：我不相信恋爱是如此的理智如此的科学，这可能是较早把科学当作形容词使用的例子。毛泽东在1929年《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1933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都把科学作为形容词来使用。1971年，《新华词典》明确的出现了形容词的释意。当前对科学形容词词义的使用可能很多，比如说你的方法不科学，要科学地看问题，等等，这些用法基本上是合乎情理经验的。

有科学家在批评中国民众科学观的时候，说民众总是将科学视为正确，但是科学界应该没有多少人认为正确是科学词义的选项，科学做的是有关真假的事实判断，词典也没有出现过正确这样一个译项，这种批评是因为不同人群对词义理解不同。为了让讨论和批评有效，就有必要在最基础的地方形成共识。

对于文化，我比较认同较为明确和可操作的定义，那就是价值观念及其在社会系统当中的制度化表达。人们心目当中的价值观念，如果不能制度化，便不能够成为文化。相应的，科学文化就是科学的价值观念及其在社会系统当中制度化的表达。

科学的价值观念，核心就是探求真理，揭示普通自然法则。这是它核心的价值理念，其次增进人类福祉，满足好奇心和求知欲，以及作为一个体面的职业等等。求真的价值理念核心，尽管在古希腊已经出现，但是第一次真正形成制度化表达，却是在17世纪的英格兰。虽然科学知识具有普遍性，但是科学文化却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这是因为不同的地域对于科学的价值理念的认知各有侧重。同时，不同的社会系统也是千差万别，在不同的社会系统当中，其制度化的表达肯定会呈现出特色各异的科学文化。

至于科学文化与工业启蒙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工业革命系科学文化扩张的结果，正是科学文化的积淀，孕育出了一批连接科学兴趣和工业导向的地方性社团或研发组织，从而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大幕。我翻译的《工业启蒙》这本书，就是对这个观点的理论重构。这本书描述了工业启蒙这一概念，它是美国的一个经济学家提出，是指两种有用知识，及其二者关系发生根本性转变的社会变迁过程，这一过程孕育了工业革命。

使用工业启蒙的概念有几个好处，它打破了科学与技术之间无用的纷争，采取了对工业发展有用的命题知识和指令知识的概念，着重突出了两种知识的作用。第二点是，借助于这样一个工业的视角，打破了科学文化以自然哲学家为主的编史路线，采取了工匠和制造商的编史概念。第三是借助知识获取成本，打破了科学文化框架下，知识向中下阶层扩散这种居高临下的视角，采取了更符合经济发展和中下层的需求视角，突出了知识获取方式的重大变化。第四点是借助于启蒙运动这样的一个理论视角，打破了科学文化理论资源不足，逐渐走向自我封闭的倾向，采取了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来整合启蒙运动已有的研究成果，着力突出工业启蒙运动在英格兰启蒙运动中发挥的作用。

对于科学文化，摆脱东西方的两分法

李正风（清华大学教授）：第一个，我们要把作为社会亚文化形态的科学文化，和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讲的科学当中所包含的文化因素，或者是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对于科学的发展可能有利的这种文化因素，适度区别开来。科学文化本身作为社会亚文化的出现，实际上和科学建制化的过程非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是我们16、17世纪以来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发生重大转变这个历史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们从这些书里面也可以看到，国外关于文化探讨有名的著作，大多不约而同把目光集中到了16、17世纪近代科学革命之后历史的分析，这个历史可以延续到更久远的时代，也可以延伸到未来，但是实际上它是和我们近代科学建制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理解科学文化的时候，有个比较明确的目标，就是怎么样使这种更适宜现代的科学知识生产方式，能够和我们文化的建制有机融合起来。

第二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向知识化，是人类发展的共同趋向。这个过程当中，现代科学建制的出现和现代科学文化的出现，尽管发源于西欧，但实际上它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对于科学文化的理解，要摆脱长期以来形成的东方和西方，中国和外国之间的这种简单的两分法。

其实，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同国家和民族会在不同的时期，对于人类知识进步做出各有特色的贡献，相互的学习是非常必要的。增强文化自信，不是要论证我们古代文化中有多少现代科学的因素，不是去论证我们古代曾经对现代科学的发展，做出来了多么重要的辉煌（这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是在未来科学发展过程和科学建制化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做出对世界有重要贡献的新成就。

宋以后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比较弱

张大庆（北京大学教授）：我们原来向往美国，认为美国是主张自由和平公正引领未来的，但是现在它不太愿意再引领了，要收缩，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反省。这和科学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其实科学文化问题至今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比如说在上个世纪30年代，著名的科学史家就提出来，科学文化将会是未来人类文化的引领，但是经过了二战以后，再经过了七八十年代的发展，我们的确看到了人类非常宏伟的全球化，但是目前又出现了反全球化的浪潮，要各顾各的。比如说环境问题关系到人类未来的发展，现在很多大国开始不愿意付更多的责任。

刚才提到了一带一路，我在去年10月份参加了摩洛哥一个科学史的会议，他们问中国为什么在1000年前引领了世界后来落后了？而阿拉伯问在中世纪的1000年，世界文明的导向在哪里？他说在他们那里，现在我们又要问，未来的1000年或者是未来的几百年，人类的文明向何处生？

中国在五四以后提倡新文化，就是科学文化，包括陈独秀先生讲科学要传播，但是至今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好。比如说现在传统和创新的问题，一直在两边走，北京大学讲了守正创新，什么叫做守正，其实解释是不一样的。怎么守正？

还有，中华文明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我们怎么衡量？我们的四大发明，甚至讲五大发明，是宋代以前的贡献。在宋以后，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比较弱的。只有很好的科学文化建设氛围，才能够为科学创新提供坚实的基础。

科学文化成就如何来衡量，如何来评价，在人类历史上大家都非常的清楚，但到现在反而模糊了。现在我们对科学成就的评价，变成了数量化的统计，变成了SCI影响因子的评价，这是非常搞笑的问题，你做出来了一个大家都认为是好的贡献，但是在评价的时候，要去统计数据。这就是科学文化的问题。

科学文化建制化的三个条件

王春法：这套书的跨度有八九个世纪，从历史发展来讲，科学革命、启蒙、现代科学的发展，从纵向的维度上展现了近代文化兴起的过程。第二，理论和实际结合的比较好，遴选这套书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但选择了对学术界的科学文化理性探讨相关的著作，比如说《现代科学的起源》、《科学文化的兴起》等等，也有一些操作性的。第三，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和模式，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方，进入到19世纪特别是20世纪以来，对社会影响的程度越来越全面深入。科学文化的认知功能和创造功能、整合功能、渗透功能体现得越来越充分，而且在教育模式、思维方式诸多方面，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相比之下，科学文化的制度化，在科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更具有决定意义，因为只有把价值理念固化在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制度规范之中，才能通过一定标准识别、评价和指导科学活动参与者的科研行为和交往方式，并通过一定的教化、规训程序，使新进入者理解并身体力行科学活动的要求，进而有效调节和规范科学活动的认知行为和社会行为，保证科学文化以至科学活动作为整体的延续性。

一般来说，科学文化的制度规范，是多层面、多维度制度的总和，既包括正式的制度规定，也包括非正式的行为规则。一是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制度规范，包括对科学家科研过程和结果的要求，比如观察的可靠性、推理的严密性、结果的可检验性等等，这些要求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进一步细化为对实验设计的规定、对实验过程的规范、对重复试验的强调等等。

二是关于科学家之间合作、交流、评价、监督的行为规范，包括关于科学知识共享的安排，同行评议的质量保障机制，优先权的确认，科学奖励制度等等。

三是关于科学共同体与社会之间的制度规范，包括国家对科学活动的法律规定，如宪法保证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专业机构的特殊组织原则，如把研究和人才培养结合起来的大学制度等等。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科学文化在价值理念层面的内容，往往具有总括性、模糊性、多义性，不可能通过条理清晰、整齐划一的制度充分表达出来，有关科学活动的各种制度规范，并不完全是从科学文化的价值理念中简单推演出来的，也不是来自某些聪明人的整体设计，而是在科学实践中不断试错、改进而来的，至今仍处于调整完善之中。正因为如此，科学文化的制度规范，不能完全代替科学文化的价值理念，对科学文化的践行不仅包括遵循制度规范，同时也包括对价值理念的理解把握。这些价值理念和制度规范共同构成了科技界必须遵守的普遍规则，具有广泛的行为约束力。

4. 何兆武是一个怎样的人

何兆武是个学识渊博，热爱自由，不为功利左右自己的人生的人。

何兆武：

1921年9月生于北京，原籍湖南岳阳，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43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读研究生。1956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至今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

生平事迹

何兆武，湖南岳阳人，著名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翻译家，1921年9月出生于北京，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历任北京图书馆编目员，西安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等职；现为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
何兆武学识渊博，精通中西思想文化史。1978年，他的《中国思想发展史》出版，全书50多万字，系统、全面、科学地论述了中国思想发展史。此书几经再版，被许多大学选为教科书。而后他用英文撰写了《中国思想发展史》（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全书60多万字，为世界了解中国，为中国走向世界作出了贡献。
何兆武说:“改革开放不仅繁荣了中国的经济，更重要的是给中国的思想文化带来了繁荣。使我们这些“文革”时期‘荒废’的中国史学研究工作者有了春天”。正是在这个春天里，何兆武的学术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他的《近代西方思想史》、《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等十几部著作以及《历史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等论文集携百余篇论文不断问世。他还参加了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纲》、《宋明理学史》等巨著的编写。
1980年，何兆武作为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个与美国文化交流互访的专家，出访美国。在纽约、哥伦比亚等地考察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翻阅了大量资料文献，他说:“我感受最深的是文化开放的差别，在美国可以找到有关中国文化的全部书籍，而在中国，外国文化的书还很缺乏；第二个差别是美国图书资料的开放，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入库翻阅图书和资料，而且可以借。而中国至今还保留着一些少见的图书资料要行政领导鉴批后才能借的制度”。何兆武感慨道:“图书的开放，是文化开放的最基本的条件，只有广泛阅读，才能了解、分析，才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思想文化的开放必须与经济的开放和繁荣同步，否则会出现精神文化的匮乏与畸形”。
走在前面的社会必定有很多的经验，走在后面的国家一定要吸收。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何兆武在自己的随笔集《苇草集》的扉页上引用过帕斯卡尔这么一段话。诚然，因为思想，何兆武保持着生命的尊严和活力！
座无虚席，台上口若悬河，台下时而掌声阵阵，时而一片沉寂。一个下午，来自北大、清华和人大的学生饶有兴致地聆听了一场题为“中外文化与全球化”的演讲。
主讲人是年逾80高龄的著名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何兆武先生。在演讲中，这位皓首有些秃顶的老者旁征博引，侃侃而谈，从古代中国的对外交流史谈到近代鸦片战争后中国向西方学习的逐个阶段，论述了不同文化的特性和共性以及文化的发展阶段和趋势。
有人说:“如果你想了解当下中国学者对历史哲学的最高研究状态，就不能不读何兆武先生的论著。如果你想通过中国学者的目光去审视西方的史学思想、史学思潮、史学流派，然后反转身来，再去审视当下的中国史学，同样不能不去读何兆武先生的论著。”
如果要颁发一项西方学术著作汉译特殊贡献奖，这一具有无限殊荣的奖项应该毫不犹豫地送给他。

著作诞生

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做了个12年的远景规划。中国科学院大扩军（今天的社科院当时也属中科院），何兆武也由陕西师院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后，参加侯外庐先生主持的《中国思想通史》的撰写等研究工作。但由于那个特殊的时代特殊的环境，研究重点长期是“服从组织需要”:查查地震资料，编编地方县志。工作之余，何兆武读书记笔记，翻译了一些马克思的西方学者的著作——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就是开了间“地下工厂”。也就是在这间“工厂”里，他“生产”出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等译著，这些书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都先后出版发行了。
翻译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颇有戏剧性，上世纪50年代罗素大搞和平运动，毛泽东、周恩来联名电邀罗素来华访问，罗素亦欣然同意。但临行时，90多岁高龄的罗素因身体原因，不能远行，便以他的《西方哲学史》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嘱咐将此书翻译出版。工作人员将此书交给当时能担当此任的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将翻译的任务交给何兆武。“文革”中何兆武先生挨批的罪状之一就是，他翻译此书是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招魂。翻译此书本是毛主席的指示，却被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扣上这么一顶帽子，何兆武觉得哭笑不得。“1971年，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最终还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最主要的罪状还有一条，是‘恶毒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当时，报上老登江青的照片，我在一次私人闲聊时说她总是抛头露面，这样不合适，就被告发了。”
“文革”以后，何兆武的研究重点转到了中西思想史以及史学理论方面，先后发表了数量颇丰的论文和译著。他从英文、法文、德文等译介西方史学哲学等思想理论不遗余力，其译作“意达辞雅，文质兼美”，受到专业人士的高度评价。其翻译工作与其西方思想史的研究相辅相成，同时为国内学者从事西方文化研究铺就了坚实的基础。何兆武译作颇丰，仅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就收录何先生译作有8种之多。
有人曾这样说：“如果要颁发一项西方学术著作汉译特殊贡献奖，这一具有无限殊荣的奖项应该毫不犹豫地送给何兆武先生。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摘取这项桂冠了。”的确，何兆武的名字在当代中国并不是十分响亮，但很多人对西方历史和思想的理解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受到过他所翻译或介绍的西方学术经典的影响。
他学贯中西，却并无留洋的经历，当人们惊讶他把那些艰深的学术书译得如此晓畅、明白时，他只是淡淡地说:“我没有留过学，就是西南联大和清华学的基础。主要是我译这些有兴趣。”这些译著都是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偷偷完成的。毫无疑问，他作为一个翻译家的名声和成就也是非凡的。
思想文化的开放必须与经济的开放和繁荣同步，否则会出现精神文化的匮乏与畸形。

民族文化

何兆武作为中国著名的思想文化史学专家出访过英国、荷兰、法国、日本等10多个国家。他说:“全世界最早的近代化是西方，在16世纪，中国慢了300年。走在前面的社会必定有很多的经验，走在后面的国家一定要吸收。如西方最早的电灯、电话、电脑慢慢地被走在后面的国家所吸收，这就是取其精华，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
如何区别民族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他说:“区别这两者是个难题，难就难在要先区分普遍意义还是特殊意义的，不同意义的要不同对待。如数学，西方最早用的是A、B、C，我国的数学早期用的是甲、乙、丙，表达形式虽然不同，但实质的东西是一样的，随着世界的共同现代化，我们也改用A、B、C。属于各民族要保留的东西，一定要是‘特色’的。处理好保留民族‘特色’与遵守各民族普遍必然的规律，这个难题就不存在了。”“至于精华与糟粕，如果你用好了就是精华，用不好就是糟粕。如鸦片，用在医药中就是很好的东西，可称为‘精华’；成了毒品，不就变成了‘糟粕’了？中西文化的融合，关键在于怎么分，如何用。封闭只能带来狭窄、片面、孤芳自赏等不健康的发展，而‘融合’使文化开放，绽放出更健康、多彩、丰富的文化。只有融合、交流才能健康发展，才更具生产力。中国思想文化的窗子还可以再开大些。”
在谈到如何保证中国思想文化的健康发展时，何兆武语重心长地说:“要正确对待学术批评，有批评才有进步，才能融合，要建立一种文化健康发展的批评机制，对学术上的‘假冒伪劣’等危及文化健康发展的现象，给予打击和治理。实践证明，行政干预对学术不利，学术问题应由学术上去解决。学术上的带头人不应由领导用行政的办法去‘封’，应由学术界自己评定。学术如有成果自然脱颖而出，广大同仁、读者、社会都会认可，‘领导封’的结果只会增加名利导向。”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清华恢复文科，逐步朝综合大学发展，需要文科的人。”1986年清华大学成立“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何兆武被调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史学教授。老人说，他喜欢与年轻人打交道。“一个人总要接触生活，接触世界，要接触年轻的人，教学相长。你不接触年轻人，就等于自动老化了。”
近年来，何兆武先后因股骨坏死、心脏病两度住院。他的右腿植入了金属架，现在已经很少出门散步，大量的时间都用来读书、看报以及写信。说到现在中国的翻译水平，他正色道:“现在的学术翻译，最大的问题不是语言水平问题，而是翻译者对专业知识的了解程度太差。如‘麦哲伦’这一个人的名字，拿给学外语的学生翻，竟能在一篇文章里翻出3个名字来。翻译这门艺术，语言程度的高低其实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在了解本学科的基础上进行意会。我读书时，看那些原文诗，其实也并不是完全能看懂，但仅仅是能明白的那一部分，已经让我觉得很美。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
何兆武的生活非常规律，每天晚上10点睡觉，清晨4点起床。一直陪伴他的孙女也出国了，何兆武说:“从今以后，我得习惯一个人的生活。”说这话时，老人还像往常一样，一副乐呵呵的喜眉笑眼的样子。

主要著作

译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文化漫谈》、《西南联大的那些事》等，口述《上学记》等。

主讲课程

讲有《关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等课程。

获得荣誉

2015年4月20日，年届94岁的何兆武老先生收获了一份大礼——中国翻译协会向其颁发了“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5.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侯旭东荐书：五本值得读的传统文化书单

■推荐人简介：侯旭东，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魏晋南北朝史，兼及秦汉史。先后从事东晋南朝经济史、北朝民众佛教信仰与北朝乡村社会的研究。后两方面的研究以资料丰富、视角新颖在国内外学界产生广泛影响。

一、《丧家狗：我读〈论语〉》（修订版）

李零 著，山西人民出版社

推荐理由：不神化，不回护，文献学家眼中的真实孔子。

内容简介：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却以古代贵族（真君子）为立身标准的人；一个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古道热肠，梦想恢复周公之治，安定天下百姓的人。

读他的书，既不捧，也不摔，恰如其分地讲，他是个堂吉诃德。《论语》有个优点，就是没有后人的那种虚伪劲儿。书中人物，夫子也好，十哲也好，都是普通人，喜怒笑骂，毫不遮掩。谁说伟大导师就得高大全，圣门弟子就得身披光芒？他们师生在一块儿，学生顶老师，老师骂学生，都被记下来。

我读《论语》，是读原典。孔子的想法是什么，要看原书。我的一切结论，是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讲话——不跟知识分子起哄，也不给人民群众拍马屁。古人说，“衣食足而知荣辱”。其实，衣食足了，也未必知荣辱。学《论语》，有两条最难学，一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二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现在，哭着闹着学《论语》的，不忍先学这两条，试试看！

二、《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孙机著，中华书局

推荐理由：大家手笔，深入浅出，图文并茂，一卷在手，神游古人生活世界。

内容简介：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成就，是我们这个东方大国五千年辉煌历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基本国情，本应成为常识，家喻户晓。孙机先生以大家的底蕴、晓畅的文笔，把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基本知识，系统地呈现在这部书里。

三、《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许宏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推荐理由：没有文献，没有文字，考古学家透物见人，书写中国古史关键期的力作。

内容简介：公元前2000年，在以传世文献为本位的夏王朝始年的 推定上，是 个便于记忆的数字。公元前2000年，在所谓的夏王朝前夕，考古发现 中看不到与传世文 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公元前2000年，在中原地带开始发生一系列事件 ，为随后以二里头 为先导的中原广域王权国家的飞跃奠定了基础。公元前2000年—中国文明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 。

许宏所著的《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 景)》从考古材料入手，从考古学家的角度，解读从 神话到历史的进程， 讲述早期中国的故事。

四、《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展开》

许倬云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推荐理由：尺幅千里，视野宏阔，把握中国历史的精要之作。

内容简介：在世界文明存在与变化的剧烈大潮之中，中国如何自处，如何看待自身的历史与文化？中国从何处来，中国文化从何处来，又要向何处去？

这本《万古江河》即心怀中国文化的著名史家许倬云先生交出的一份答卷，也是为今天中国人撰写的历史，为中国文化的成长发展作的一部传记。

许先生围绕国家体制与时代特色，思想、宗教与文化变迁，农业、手工业与经济网络，民族、文化的融合与互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生活方式与生活资源，民间社会与信仰世界，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转变，对外关系及与他者文明的比较互动等一系列主题展开，讲述着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多彩鲜活的成长故事。

五、《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

侯旭东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推荐理由：这是一项参照社会学、人类学展开的具体历史研究，带你重返历史现场，重新梳理西汉历史。

简介：本文以西汉为例，具体到每个皇帝统治考察围绕此关系产生的建立、维持、废止与重构的过程，解释了此关系长存的背景与动因、来源与根基，以及此关系所激发的君臣言行如何引领西汉历史。

文中力图围绕日常互动中呈现的君臣关系，重返历史现场，捕捉当时人的不同感觉，重新梳理西汉历史。尝试从“关系过程”与“关系的关系”两个角度增加一种认识中国历史的新思路，为超越史学中碎片化的实证研究与抽象的结构分析及两者间的疏离与对立提供一种可能的出路。

6. 杨振宁生卒年是

杨振宁，1922年10月1日出生于安徽合肥，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荣休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是中美关系松动后回中国探访的第一位华裔科学家，积极推动中美文化交流和中美人民的互相了解；在促进中美两国建交、中美人才交流和科技合作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1944年，获清华大学硕士学位；1945年，获穆藕初奖学金，赴美留学；1948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任芝加哥大学讲师、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1955年，任美国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教授；1966年，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教授兼物理研究所所长；1986年，任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1998年，任清华大学教授；2017年，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2018年，任西湖大学校董会名誉主席。
杨振宁在粒子物理学、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等领域作出了里程碑性的贡献。20世纪50年代和R.L.米尔斯合作提出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1956年和李政道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定律；在粒子物理和统计物理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提出杨－巴克斯特方程，开辟了量子可积系统和多体问题研究的新方向等。此外，杨振宁推动了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南开大学理论物理研究室和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的成立。

7. 中国宣纸在外国被叫“日本纸”，清华教授：文化输出有多任重道远

仔细想来，西方国家与日本方面的强取豪夺着实可恨，可是更加让人沉痛的是，宣纸现在形成这般颠倒黑白的局面，我们国家自身也占很大一部分原因。

如果每一个时代的中国人都能够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紧随时代的发展步伐，那么不论其他国家多么精密策划，都会在我国强大的国际实力面前束手无策。所以，很多时候，宣纸的改名换姓，更多的应该是激起我们的民族耻辱感，当这种耻辱感与惭愧感化作一种重新崛起的决心，那么中华民族的未来，则不可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