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稻田大学历史学教授

① 张国良的介绍

1953年出生于上海。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导、院长。复旦大学和日本早稻田大学联合培衫陪养的历史学博或喊蠢士（1991）。出版著作20多部，发表论文100多篇。先后渗激获得各种奖励20多项。

② Junji Kido在哪个大学

城户淳二(Junji Kido)教授，1984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咐滚胡大学。

早稻田大学（Waseda University），简称早大，是世界著名综合研究型衡拦学府。1882年，伴随“学问要独立”的宣言，由日本前首相大隈重信创立。城户淳二教授获学士学位，随后前往美国Polytechnic University深造，分别于1987年、1989年获硕士、博士学位。

办学条件：

设有学术院、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院及附属机构。

学术院包括，政备纳治经济学术院、法学学术院、文学学术院、教育・综合科学学术院、商学学术院、理工学术院、社会科学学术院、人类科学学术院、体育科学学术院、国际教养学术院等10个学术院。

大学本科则包括政治经济学、法学、商学、社会科学、教育学、文学、文化构想学、基干理工、创造理工、先进理工、人类科学、运动科学、国际教养等13个学部。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日本早稻田大学

③ 张国良的个人简介

1953年出生于上海。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导、院长。复旦大学和日本早稻田大学联合培养的历史学博士（1991）。曾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博导，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主任，复旦大学传播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中国传播学会首任会长。
1981年被选派到日本东京大学留学，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出国的新闻与传播学者。后多次访问美、英、日、韩、新加坡等国家和港、澳、台地区，曾被聘为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
主要的社会兼职有：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专家组成员，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理事，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理事，上海市政府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东政法学院等十几所院校的兼职教授，国际知名刊物《亚洲传播季刊》（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编委（中国大陆唯一），台湾最权威的新闻传播学刊物《新闻学研究》评审委员，香港知名刊物《传播与社会》、《中国传播学刊》学术顾问。
迄今主持国内外项目30多个。其中包括：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大众传播学》、教育部重大项目《中国发展传播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上海市民与媒介文化》、国家“211”项目《中国大众媒介的公信力》以及中美合作项目《十国新闻价值观比较》、中英合作项目《大众媒介与扶贫》等，累计总经费超过300万元。
出版著作20多部，发表论文100多篇。其中影响较大的有：《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新闻媒介与社会》、《现代大众传播学》、《传播学原理》、《现代日本大众传播史》等等。同时，培养了20多名硕士生、40多名博士生、10多名博士后。2002年，团结全国同行，发起成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传播学学术团体“中国传播学会”，被选举为首任会长。
先后获得各种奖励20多项，其中包括：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称号、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国新闻奖优秀成果二等奖、全国图书“金钥匙”优胜奖、复旦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称号等等。

④ 圣德太子的人物轶事

圣德太子的本名是厩户，传说是因为在厩户（马厩）前出生，所以取名为厩户 。还有说法认为是圣德太子的母亲穴穗部间人皇女是在圣德太子外婆（小姊君）的娘家苏我家生下圣德太子，苏我家当时的家主是小姊君的兄弟苏我马子，厩户是“在马子家出生的”的意思。如今的主流的说法是，圣德太子出生地的附近有个叫“厩户”的地名，因此取名为厩户。
别名有丰聪耳、上宫王等。《古事记》记载为上宫之厩户丰聪耳命，《日本书纪》除了厩户皇子之外，还记载有丰耳聪圣德、丰聪耳法大王、法主王等别名，《万叶集》卷三有上宫圣德皇子等记载。
“圣德太子”这个称呼，实际上在生前从来没有使用过，死去100多年后在公元751年（天平胜宝3年）编纂的《怀风藻》中第一梁段咐次出现 。还有显真记录的《圣德太子传私记》引用的是公元706年（庆云3年）完成的“法起寺塔露盘铭”中的“上宫太子圣德皇”。在平安时代成书的史书《日本三代实录 》、《大镜》、《东大寺要录》《水镜》等几处都是记载为“圣德太子”，“厩户”、“丰聪耳”等不见于记载，最晚于这个时期“圣德太子”的谥号已经广泛应用，成为了一般性的称呼。
如今，基于一般性的称呼，在日本历史教科书中是使用“圣德太子（厩户皇子）”的长名。但是以前文所述的“‘圣德太子’是在世时没有使用过的名称”为理由，在例如山川出版社的《详说日本史》从2002年度审定版开始，变更为“厩户王（圣德太子）” 。 圣德太子的圣人化，在《日本书纪》中已经是既成事实，“圣德太子信仰”是后世的人们人为制造出来的。在8世纪，圣德太子被认为是“日本的释迦牟尼”，被日本人所信仰。最晚至镰仓时代，就有《圣德太子传历》等现存二十种以上的传记和图传成书。
近代的实证研究有久米邦武（近代历史先驱）的《上宫太子实录》 。还有，十七条宪法并非圣德太子所作之说从江户后期的考证学者（狩谷键斋等人）开始，津田左右吉在1930年的《日本上代史研究》中也主张十七条宪法并非圣德太子所作 。结果，包括《日本上代史研究》在内的津田左右吉的四本著作被查禁，其本人也向早稻田大学辞职。（津田左右吉是否认天皇神话说的历史学家，早稻田大学的教授，二战前被军国主义打压，但在二战后，军国主义垮台，其学说成为日本历史学界主流。）森博达（语言学家、京都产业大学教授）则认为十七条宪法是编纂《日本书纪》时所作 。
高野勉的《圣德太子暗杀论》（1985年）主张，圣德太子和厩户皇子是不同的两个人，苏我马子之子苏我善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圣德太子”，后来苏我善德被中大兄皇子暗杀，为了掩盖事实，虚构出一个人物形象，即苏我入鹿。（苏我入鹿是日本历史中有名的残暴不仁的人物）。另外还有，石渡信一郎（古代史研究家）出版的《圣德太子并不存在——解开橡纯古代日本史之谜》（1992年），谷泽永一（文艺评论家、关西大学名誉教授）的《圣德太子并不存在》（2004年）。 大山诚一虚构说 1999年，由吉川弘文馆出版的大山诚一（历史学家、中部大学教授）的《“圣德太子”的诞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大山诚一主张：“厩户王的事迹除了冠位十二阶和遣隋使两项以外，全部是虚构的”。即使是这两项，虽然见于《隋书》的记载，但《隋书》没有出现推古天皇和厩户王。没有任何当时的文献记载了推古天皇的皇太子厩户王（圣德太子），其存在过的痕迹只有斑鸠宫和斑鸠寺的遗址。还有，关于圣德太子的史料，如《日本书纪》的“十七条宪法”和法隆寺的“法隆寺药师像光背铭文、法隆寺释迦三尊像光背铭文、天寿国绣帐、三经义疏”等，都成书于比厩户皇子晚得多的时代。
大山诚一并没有否定飞鸟时代居住于斑鸠宫、并修建了斑鸠寺的有力王族厩户王的存在可能性。但是，作为推古天皇的皇太子摄政，并作出为人熟知的种种政绩的圣德太子则是当时编纂《日本书纪》实权者藤原不比等等虚构出来的。《古代史之谜燃镇 越了解越清楚》（黛弘道（编）、实业之日本社、1997年）第三章“人为创造出来的太子信仰 圣德太子并不存在”以及《圣德太子与日本人》（风媒社、2001年）、《圣德太子的真实》（平凡社、2003年）等，是集大山诚一和赞同其学说的研究者们之大成的著作。学术论文《弘前大学国史研究》上发表。
“大山说”在如今也成为了媒体的话题。《东亚的古代文化》102号制作了大山说的特集，在《东亚的古代文化》102号、103号、104号、106号等关于大山说的争论汇编成了《圣德太子的实像和幻像》（大和书房2001年）一书。石田尚丰的公开演讲《圣德太子是真实存在的吗？》中，也提到了圣德太子虚构说和媒体的关系。《日本书纪》等古籍中的圣德太子形像多少包含了些夸张、润色、添枝加叶的成分，是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但其中的多数人对主张其形象并不真实存在的大山说持批判态度，也有认同大山说部分观点的研究者。
大山说的概要：有力的王族厩户王是真实存在的。但没有证明作为信仰对象的圣德太子的真实存在的史料，圣德太子是虚构的人物。《日本书纪》（养老4年、720年成立）中，第一次出现了圣德太子的人物形像。这个人物形像是藤原不比等、长屋王、僧道慈等人虚构出来的。十七条宪法是编纂《日本书纪》时创作的。大藤原不比等之死及长屋王之变以后，光明皇后等人又写成了《三经义疏》、法隆寺药师像光背铭文、法隆寺释迦三尊像光背铭文、天寿国绣帐的铭文等法隆寺系史料，并创造出了以观音菩萨为本尊的法隆寺梦殿为道场的圣德太子信仰 。 对大山说的反驳 仁藤敦史（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研究部教授）认为：关于“圣德太子形像”的变迁与考证的研究动向，可总括为否定作为虚构形象的“圣德太子”，对基于《日本书纪》（在战后的日本史学界也没有完全否定《日本书纪》的史料地位）的将圣德太子粉饰成“伟大的宗教家、政治家”的形象进行根本性的批判。但是，这种史料批判的方法也存在着问题。在奈良时代的前半期已经对上宫太子称呼为“圣德”，这可以理解为是上宫太子死后的谥号。而且，在庆云3（706）年以前已经有称上宫太子为“圣德皇”的金石文存在。再加上《古事记》中关于上宫太子，有死后才有的“丰聪耳”的称号，没有“王”号，而是包含了表明是已即位的王子的“命”字的“上宫之厩户丰聪耳命”的记载。表明最迟到《日本书纪》成书之前的天武朝，上宫太子就开始被伟人化。因此，从除了《日本书纪》和法隆寺系之外的史料中也确认了早期的太子信仰，所以只是完全否定法隆寺系史料是不行的。即使不否定推古朝的有力王子厩户王（或厩户王子）的存在，只将后世的“圣德太子”与厩户王区别开，这种否定传说与史实的连续性的观点也是有问题的。
远山美都男（历史学家、学习院大学讲师）认为：《日本书纪》中的圣德太子形像多有粉饰，这在大山诚一以前的很多研究者已经指明。大山说的观点在于，作为实际存在的人物厩户皇子并没有王位继承资格，没有参与内政、外交等国策的制定，只是作为一位有苏我氏血统的王族而存在，居住在斑鸠宫、支配壬生部的厩户皇子，是即没有王位继承资格，也没有政治上发言权的无大的影响力的王族而已。《日本书纪》中的“圣德太子”也许确实是虚构的人物，但并不是像大山诚一所认为那样，而是一位即真实存在，又有政治实力的王族 。
和田萃（历史学家、京都教育大学名誉教授）认为：“圣德太子”在《日本书纪》的编纂阶段被理想化是多数研究者的共识，应该将厩户王与被粉饰了的“圣德太子”区分开，但是并不等同于认同“圣德太子虚构说”和“苏我王权说” 。 对虚构说的反驳 反驳圣德太子虚构说的著作和论文有：远山美都男的《为什么圣德太子没有成为天皇？》（2000年）、直木孝次郎（历史学家、大阪市立大学名誉教授）的《关于厩户王的政治性地位》、上田正昭（历史学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的《从历史看到的太子形像的虚实》（收录入《圣德太子的实像与幻像》）（2001年）、上原和（美术史学家、成城大学名誉教授）的《世界史上的圣德太子 东洋的爱与智慧》（2002年）、田中英道（美术史学家、东北大学名誉教授）的《排斥圣德太子虚构说》（2004年）、森田悌（历史学家、群马大学名誉教授）的《推古朝与圣德太子》（2005年）、曽根正人《圣德太子与飞鸟佛教》（2007年）。
关于圣德太子的历史资料有《日本书纪（卷22推古纪）》、“十七条宪法”、《古事记》、《三经义疏》、《上宫圣德法王帝说》、“天寿国绣帐（天寿国曼荼罗绣帐）”、“法隆寺药师像光背铭文”、“法隆寺释迦三尊像光背铭文”、“法隆寺释迦三尊像台座内墨书”、“道后汤冈碑铭文（=伊予汤冈碑文、记录于伊予国风土记逸文）”、“法起寺塔露盘铭”、《播磨国风土记》、《上宫记》等等。这些都成书于比厩户皇子晚得多的时代，有说法认为都是在《日本书纪》成书后再制作的，对这种观点的异说、反驳也存在着。 太子形像 关于日本书纪中的圣德太子形像，大山说是僧道慈（留学大唐17年后的公元718年回到日本）在藤原不比等和长屋王的授意下所作。但是，森博达（京都产业大学教授，古日本语研究学者）指出：包含“推古纪”的日本书纪卷22并不是由中国音书写的卷α群（远渡日本的唐人所作），而是用日本音书写的卷β群（日本在新罗的留学僧们所作）に属するとする。“推古纪”是汉字写成，而其关于汉字的意义和用法有很多错误，所以关于“推古纪”的作者是留学大唐17年的学问僧道慈的大山说受到批判。森博达认为β群的创作是从文武天皇朝（697年～707年）的文章博士山田史御方开始的 。
十七条宪法不是圣德太子所作的说法从江户后期的考证学者那里就开始有了。津田左右吉在1930年的《日本上代史研究》也说到了十七条宪法不是圣德太子所作。井上光贞、坂本太郎等人对津田说持反对意见。关于狩谷键斋、津田左右吉等人的伪作说，关晃认为“根据还不够充分”。森博达则认为十七条宪法是后世在编纂《日本书纪》时才创作的。 胜鬘经义疏 关于“胜鬘经义疏”，与敦煌出土的“胜鬘义疏本义”有七成相同的文字，藤枝晃认为是6世纪后半期由中国北朝所作，与圣德太子无关 。关于“法华经义疏”卷首的题笺，大山说认为只是僧侣行信的一种“太子亲撰”的炫耀性帖示 。安本美典则根据题笺的撰号“此是大委国上宫王私集非海彼本”中的“是”、“非”等字的笔迹与正文一致而断定题笺和正文是出自同一人物之手，否定了成书后仅仅是添加了“太子亲撰”的说法。而且，从题笺中的“大委国”来看也否定了“法华经义疏”由日本之外的国家所作的说法。
关于《上宫圣德法王帝说》卷首所记载的圣德太子的世系，家永三郎认为成书年代最迟不超过大宝（701-704）年间，是比《古事记》、《日本书纪》更古老的资料。 天寿国绣帐 关于“天寿国绣帐”，大山说从天皇号、和风谥号等角度出发，认为不是制作于推古朝。金泽英之指出天寿国绣帐的铭文中出现的干支在日本是在公元690年（持统4年）才开始使用的仪凤历（麟德历），“天寿国绣帐”的制作年代690年以后。另一方，大桥一章则根据天寿国绣帐”图中的服制等等，认为是推古朝的产物 。石田尚丰认为从“天寿国绣帐”中体现的技法等等来看，不可能制造于8世纪。

⑤ 日本早稻田大学，有位中国文学教授，历史学家，长头发的，叫什么名字

稲畑耕一郎 教授 中国古代学 （Chinese Ancientlogy）
冈崎由美 教授 中国语中国文学
千野拓政 教授 中国近现代文学・文化
高屋亜希 教授 东アジア现代文化研究
内藤正子 教授 中国语の语汇・文法论、认知意味论、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论
古屋昭弘 教授 中国语史东アジア诸言语史
杨达 教授 中国语学

⑥ 吴贯因的经历

1905年，吴贯因在莲阳许厝村岭梅私塾教书。他在友人家见到《策论》一文。此文痛斥日、俄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他拍案叫绝，大加赞赏。该文是15岁的杜国庠写的，抒发自己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吴贯因主动提出，要杜国庠到他身边免费就读。从此，杜国庠在吴贯因的悉心栽培下，进步更快。尤其可贵的是，杜国庠能够在吴家阅读到当时在上海出版的各类进步书籍和刊物，眼界大开，遂接受先进思想。不久，吴贯因应聘至澄海景韩书院任教，仍携国庠于身边就读。三年后，在吴贯因先生的大力举荐和澄海乡贤之倡助下，杜国庠得到杜氏大宗祠及县邑同善祠之资助，东渡留日。
1907年，吴贯因赴日留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史学系，获政治学士。1909年他负责编辑《宪政新志》。杜国庠写的文章，如《资议局记事》等多篇，都在该刊发表。
在留日期间，吴贯因还结识了流亡在日本的梁启超，成为好友，从此他追随梁奔走呼号，探索富国强民之路。1912年学成归国后，便和梁启超在天津创办《庸言日报》和《庸言月刊》，梁任主笔，他当编辑。1913年，梁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他则任北洋政府卫生司司长、币制厂厂长。
吴贯因：《宪法问题之商榷》，《庸言》第1卷，第10号。吴贯因说过:“国家为重,而人民为轻。苟人民之利益与国家之利益冲突时,只能牺牲人民之利益，以殉国家，……，盖国之不存，人民且无所托命，而系论其利益也。”，国权就是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庸言报》第一卷22、23号登载吴贯因大著《中国共和之前途》一篇。
吴贯因与梁启超都参加到民国初期关于行政诉讼模式的大争议之中。梁启超则主张设立平政院作为独立的行政裁判机构，在其为进步党所拟的宪草第81条规定：“行政诉讼于平政院裁判之。平政院之组织及其官吏之任免，依法律所定。”吴贯因所拟的宪草第68条关于此点的规定，从内容到措辞都与梁氏完全相同。
围绕怎样在一个新生的共和国创建行政诉讼机制，是采纳大陆法系的二元制，还是普通法系的一元制，抑或是重点在保持我国固有的国粹，宪草起草者们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大致可分三派：一派是梁启超、吴贯因等进步党人的观点，主张学习大陆法系的做法，在普通审判机构外设立单独的行政审判衙门——平政院；一派以王宠惠为代表，主张采纳英美法系的一元制；另一派以康有为为代表，侧重保留传统整肃吏治的国粹——都察院。他们都不同程度地阐明了理由，但都不能说服对方，这种情况，使得争议展开。
在“国有”或“民营”的问题上，吴贯因虽然不赞同“纯然放任说”（即全面的市场竖宏调节），但同样也不赞同“极端干涉说”（即全面的国家干预），他认为在普通产业方面，“则官营不如民营”，这是因为：在官营体制之下，一方面“勤劳者与不勤劳者，其分得之利实相同”，所以“执业者必不肯勤劳以从事”；另一方面，“产业既归公有，则执业者必无为公众爱惜资本之心，于是生产费之归于浪费者，将不可胜穷”。
立宪政体，立法部对于行政部，有课责之方。吴贯因认为，则并立法部对于行政部之课责，无论其关于政治或法律，概以“弹劾”该之。
1914年吴贯因在“中华书局”任编辑。杂志撰著有梁启超、汤叡、蓝公武、吴贯因、梁启勋等；
1915年2月吴贯因发表《中国古代之社会政策》，载《大中华》1卷2期。
他在《大中华》第1卷第4、5两期发表《中国经济进化史论》一文。《大中华》至1916年3月停刊。
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他追随梁启超南下两广，揭起反袁的旗帜。吴贯因在《丙辰从军日记》一书中作了这样的描述：1916年3月4日上午10时，梁启超自上海乘日船密赴香港转广西，同行的有汤觉顿、黄溯初、迹纤枣黄孟曦、蓝志先、吴柳隅(吴贯因)、唐伯珊、蒋方震等，（梁等均冒充日人），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乘日本邮船“横滨丸”离开上海。在船上，他蛰伏于船舱最下层锅炉旁的一个很小的房间里，饮食睡眠都在其中，潮湿闷热使人难以忍受。等到夜深人静，才蹑手蹑足偷偷地来到船舷，凭栏远眺和呼吸新鲜空气，感到非常爽快，非常舒服，这使他领悟到“天下之至乐，但当于至苦中求之耳。”船上的生活极为艰苦，为了实现反袁的目的，从军往广西，他们只能在苦中求乐。
1917年秋季，吴贯因的好姿拆友李秀升18岁儿子李春涛潮州金山中学毕业，北上到北京，住在吴贯因家里。他依照父亲的嘱咐，以门生之礼拜见了吴贯因。吴贯因早就喜欢李春涛，欣然收他为门生。当时杜国库也住在吴家，李、杜两人一见如故。李春涛说出自己北上，求学的目的是要寻找革命真理。吴贯因建议他到日本去留学，他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多数是爱国的，日本翻译的新知识的书比较多，出版也快，可供学习时选择。李春涛写信回家告诉父母，说依从吴先生的意见，要到日本去留学。其父李秀升十分高兴，他希望春涛成为有出息的人，给弟弟们做个好榜样。翌年9月，李春涛进入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专门部政治经济科读书。这一年，彭湃也进入早稻田大学的政治经济科，两人是广东同乡，又是同班同学，同住一个寝室，他们很快成为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1919年，吴贯因在北平任内务部参事兼编译处处长。适逢杜国庠由李大钊介绍到北京大学任教，他便让杜国庠住于其家，并任用杜兼编译处编辑。
严峻的社会现实还表明，中国“非大力兴办新式教育，培植新式人才，无以求存图强”。可以说，“教育救国”是当时社会进步人士的一个共识。有许多潮籍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师范，回国后积极投身于教育界，尤其是高等教育部门，致力于新式人才的培养。当时出任大学教授的就有吴贯因、郭任远、黄际遇、蔡翘、方棣棠、黄天鹏等多人。
1927年弃政从学，任东北大学教育、文学院院长，平民大学、燕京大学史学教授、华北大学校长。
张学良出任东北大学校长后，1928年8月延聘和新聘一些专家和学者。主要有：数学家冯祖荀教授、化学家庄长恭教授、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教授、机械工程学家刘仙洲教授和潘成孝教授、留美化学博士余泽兰、纪育澧等。文学院聘请的名教授有：文法专家章士钊、语言文字学家黄侃和梁漱溟、原北京政府司法总长罗文干及林损、余启昌、吴贯因（梁启超私人秘书、北平华北大学副校长）、江之泳、李光忠等。教育学院则有留美、英十载的心理学家陈雪屏教授、国学家马宗芗教授、统计学家孙宗钰、历史学家周传儒教授。体育方面有郝更生、吴蕴瑞、申国权、宋君复教授等。
“东大”的人才制度，吸收了大批著名学者、教授、教育家。一时间，群星荟萃，人才济济。他们办学有方、治学有法，学术水准高，学风严谨。名师名校，东大发展异常迅速。1931年，达到鼎盛时期，全校设有6个学院，下置24个系，8个专修科，在校生两千余人，跻身于全国名牌大学之列。
1929.12吴贯因发表《东西印章历史及其品性之变迁》 东北大学周刊(六周年纪念增刊) 。
1930年的《中国经济史眼》发表。
1930年6月1日，他的代表作《史之梯》（一名《史学概论》）在上海联合书店初版，印数1500册。吴贯因是继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而撰写的，在3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颇具影响。《史之梯》划分史学为五大时代，诗歌时代与小说时代均在科学时代之先。
应用统计学方法对历史上的某些现象进行归纳、统计与量化分析的历史研究方法，其成果形式一般表现为各种统计图谱与表格，是计量史学的先行形态。吴贯因的《史之梯》说：“史家编史，必兼具统计学之智识，其记载世系始不越出科学常识之范围。非然者，其涉及统计之记载，必常陷于错误。”
1933—1937年，曾受陈济棠聘请，多次到广东讲学。
1935年起，吴贯因在天津创办《正风》半月刊，发表史论专著多种。
1936年，因脑溢血病逝于北平，终年57岁。

⑦ 历史研究路育松博士

于艳茹博士学位被取消的话,那么,她的硕士学位管用吗

前天，北京大学历史系相关负责人表示，于艳茹去年已经从北大毕业，针对她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论文涉嫌严重抄袭问题，系里会立即组织有关专家对其博士论文重新进行核查，如有抄袭情况，一经核实，将根据学校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根据《北京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已结束学业并离校后的研究生，如果在校期间存在严重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一经查实，撤销其当时所获得的相关奖励、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记者注意到，此《规范》的适用范围包括“在读期间存在学术失范行为的已离校研究生”。

据了解，于艳茹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2006届硕士毕业生，于2008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读博士学位。2011年9月，于艳茹作为2011年度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短期出国（境）研究项目”（第二批）资助对象，赴美国哈佛大学交流4个月。2013年7月，于艳茹博士毕业后进入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被指抄袭的论文发表时，于艳茹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在读博士生。北京青年报

中国社科院教授王育成出生年月日

王育成，1951年生于北京，籍贯山东淄博，1975年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毕业，现为博宝艺术网铜器鉴定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文化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先后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历任助教、讲师、馆员、副研究馆员。

1992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2000年任研究员；

2002年任日本早稻田大学道教研究所客员研究员。

2016年1月16日，中国社科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育成和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在京举行了婚礼。

历史学博士就业形势怎样

历史学博士就业形势怎样啊摘录于网络 在国家对于学术型研究生的招生在减少，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不是不要这样学术型博士， 而是需要量有限！俩字，烈士，不咋地，当当大学老师吧我打算跨专业考历史专业的博士， 具体是历史地理专业的， 昨天打电话询问以前的导师， 他说现在的就业形势也严峻，历史是 冷专业的，就是博士以后也不一定好找工作，就是工作也很清贫的…… 文科专业多半不好 就业， 关键看个人，是专著于学术，就踏踏实实搞学术。

否则就要多找门路，关注社会需求， 多多补充各方面能力。 我已经硕士毕业了，就读的院校是 211985，就读的专业是一个国 家级的重点学科，现在找了个还不错的工作，并放弃了读博认识我的人，包括我导师在内 都叫我不要读了，去工作，不然读完后更难找。

现在硕士博士找工作，用人单位看重的是： 你有没有关系，是不是男生，有没有工作经验，是不是党员/学生干部。女硕士博士是不是 结过婚。

特殊的地方如北京上海等有没有当地户口等其他的条件， 用人单位就很少在意了。 能力真的是没有办法用固定标准衡量的。

如果发 10 篇论文叫有科研能力， 那发 9 篇就不算 吗我认识的很多很优秀的博士和硕士，都没有找到工作，或找的很不好待遇，工作性质， 工作地点。 你能说他们都没有quot能力quot吗或许我现在说再多都没有用， 等你以硕士博士学历 找工作时，你就知道quot能力quot有多大分量了我想表达的意思是： 1 不要以为博士一定比本科好找工作，尤其是文科。

本科毕业能找到好工作的人，可以 通过在职委培等方式考研考博，最好不要脱产。那翟诘扔诙牟 液苡锌赡艿貌怀ナА也不要以为博士一定能找到工作。

2 很多读研读博的人是为了学问而读书的，但到了毕业找工作时，他们被高校和科研院所 拒收，找不到能再去做学问的地方了。特别是文科生，他们所学的东西与社会现实脱节，不 能直接转换为生产力， 很难把他们的平生所学去和社会需要结合起来――而这些， 其实并不 是他们的错。

本科生找工作，是万金油，到哪里都可以！但绝大多数就业质量太低，拿着微薄的工资替人 暂时打工， 卖完青春就完了！ 研究生毕业好多进公司打工如华为等， 看起来很美， 工资较高， 但这业是吃青春饭，累死人，如集中营！工资含金量很低， 企业还不稳定！博士主要进国家 机关，事业单位，高校，研究所，都是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工作！工资好象不很高，但含金量 高，稳定，工作没有那么累， 福利较好，可以干到老。 读博一定要考虑自己的经济实力， 除非你是真的很强，3 年出来以后一定会有好的去处。

如 果不考虑自己的实力至少你家里不需要你去挣钱来维持生活只是为了面子去花大量的时 间和金钱盲目读博士真的是没意思。在职的或者非科班出身的如果紧紧是为了一纸文凭并想 靠这张文凭在今后挣大钱，那就大错特错了。

如果谁要是怀着这样的心态读历史学的研究生 的话，今后是要受大罪的。 研究历史很苦的。

如果能吃苦，也能苦中作乐那 OK， 如果不能， 三思！ ！比如就历史学来说，在一个理想的环境下，一个人的学术质量应该和他的生活质量成正比，至少不能偏离太远，也就是说应该有必要的机制来“养“这些人（包括职业学者和正 在求学的未来研究者） 。毕竟没有经济上的独立，也就没有人格上的独立；没有人格上的独 立，也就不会有学术上的独立。

但在目前的环境下，这种理想的生存状态较难获得。 尤其是现在高校注重学统，看出身，查三代（主要是供过于求决定的） ，本科、研究生毕业 学校若不是 211 或者 985 的， 将来就业要受限了。

出身不好的学生即使将来考入了 985 院校， 将来就业也很难进国内名校（重点综合大学、师范大学） ，除非关系比较硬。而进不了名校 教书和做研究，得不到较高、较多的各种资源支持，他们未来的学术之路将很艰辛。

理论性、学术性研究生现在处于就业最低期。 历史学本科和研究生三年、四年大幅度缩招或 者不招生（停招） ，才可以解决现在已经毕业但找不到对口专业和现在还在读书即将毕业的历史系学生就业情况。

要考文史哲研究生必须要看清现在的就业形势，不要读了三年，毕业时候因为找不到工作头大，年龄大了再转行很难，要是现在历史研究生大都需要转行，何不 本科时候就转行呢？ 教育部计划到 2015 年把专业硕士（实用性、技术性硕士）招生比例提 高到 50以上，不是没有原因的。对于要考历史研究生的同学们，本人（本人历史学科班 出身，今年研究生毕业，已经考了 7 场历史老师招考，都没进。

昆明两场、山东中东部城区 5 场）建议你们慎重了。读历史学硕士和博士是件奢侈的事情，适合生活无忧的人去一直读 下去，适合在职人员去读。

近期有生活压力的人读研、读博就是越走越窄，专业很难对口就 业，转行都难呢。 你的判断依然过于乐观了， 在山东到中学就业的历史研究生不到三分之一， 可能也就有五分 之一吧。

还有你说的很多部门和行业，根本不需要历史，图书馆有图书馆学和档案学，博物 馆有博物馆学，史志办需要考公务员，而且一般是要求文史类，文科其他专业也可以报，我 考过。报社这个就更。

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都有谁

蔡崇榜，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史，宋代史学。

陈廷湘，博士生导师，专门史，中国近现代史。

郭齐，博士生导师，历史文献学，朱熹诗文研究。

郭声波，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史，历史地理学。

何平，博士生导师，世界近现代史，史学理论，中西文化比较，现代化，国际关系。

何一民，博士生导师，城市史研究。

霍巍，博士生导师，汉唐考古，西南（包括 *** ）考古，博物馆学，文化人类学。

李文泽，博士生导师，历史文献学。

刘复生，博士生导师，宋史，西南民族史。

罗志田，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史。

彭裕商，博士生导师，古文字学。

石硕，博士生导师，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研究。

舒大刚，博士生导师，儒学文献研究。

王挺之，博士生导师，欧洲城市史，文艺复兴研究，旅游资源、旅游人力资源开发。

杨世文，博士生导师，宋代历史文献，儒学学术，巴蜀文化。

杨天宏，博士生导师，中国近现代史，专门史。

杨振之，博士生导师，旅游策划、规划，风景区管理与目的地营销。

王东杰，博士生导师，中国近现代史，专门史。

张箭，博士生导师，世界中世纪史，中国中古史。

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是大学教师的职称，级别依次从高到低排。

院长是行政职务，也就是所谓的“官”了。

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都是相对于研究生来说的岗位制度。

至于关系：

相对于教授这类的职称来说，博导条件较高。博导一定是教授，但教授可能只是硕士生导师。

其他的，学科带头人自然是学术能力较强的人，所以通常是教授，博导。

院长也自然是学院里比较牛的人，所以往往是教授职称。一流大学的校长是副部长级，往往都是院士。

魏承恩《史学大师许悼文》第一段在全文中起什么作用

【第一段在全文中的作用】 ①简单介绍许倬云，让读者对传主有一个初步认识； ②通过对许倬云的评价，肯定传主在史学界的地位和影响； ③交代作者对传主的倾慕，为后文与传主的接触作铺垫。

【《史学大师许悼云》原文】 《史学大师许悼云》 魏承思 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知道了许悼云的大名。因为他的《汉代农业》是在美国攻读中国史博士学位的必读书，我喜欢这部书，于是我找到许先生的好几部著作来读，被他的渊博知识深深折服，最受启发的是他娴熟的使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治史。

那时候，只知道许悼云是匹斯堡大学历史教授，台[tái]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后来到了香港，在中文大学跟金耀基教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有一次提到许悼云，耀基师说和他很熟，并说他每年都会来香港中文大学讲学。

过了几个星期，许先生果然到了香港，我闻讯后就让耀基师的秘书帮我约了时间去拜访他。在许先生的办公室里初次见面，他平易近人，十分健谈，没有一点大师架子，许先生著作等身，除了专攻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之外，研究领域还涉及社会学、考古学、科技史、台[tái]湾史和中外历史比较等。

他还对现实政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撰写了大量政论，结集出版的就不下十余种，在台[tái]湾舆论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好奇地问他何以有如此渊博的学识和广泛的学术兴趣，许先生就和我谈起自己的求学经历。

无锡许家是江南世代的书香门第。许先生的父亲藏书丰富，兴趣广泛。

许先生幼年患小儿麻痹而不便于行，就在家里杂读群书。抗战后，他在家乡的辅仁中学读书，这所名校聚集了一批饱学之士。

1948年底，他跟随父母到台[tái]湾，考取台[tái]湾中文大学外语系，第二年转入历史系，本科毕业后又读研究生。当年的台[tái]大大师云集，使学生有更多机会去接触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学派，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课题。

许悼云受校长傅斯年器重，跟李济学考古，根李总侗学古代史，跟董作宾学甲骨文，向尹耕望、钱穆、沈刚伯等问学。许先生说：“那时台[tái]湾的研究生教育和内地不一样，不是一个导师带一个学生，而是一个由三到五人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共同指导。

这样就给我一个想当大的 *** ，因为几个指导老师的治学思路都不一样，他们在那里各讲各的，逼得我不得不思考，寻找自己的路子。” 后来他又到芝加哥大学去深造。

这所世界顶尖的学府不在意你读什么系，学生的课程可以自己设计。在那里，许先生选课的范围包括经济学、中古史、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等。

选读宗教学的只有他，老师照样认真上课。他住院开刀，教授及古代史的老教授带着书到病床前去教，一边讲，一边讨论。

听到这里，我就想：很多人在讨论现在的中国大学出不了大师，但不是先应该问中国大学有没有这样的教师吗？ 许先生说，他选修了那么多似乎和历史学不相干的学科，“但我是拿历史当材料看，拿别的学科当工具看，这样就可以用各种工具处理材料。” 许先生1962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毕业后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台[tái]湾大学历史系主任。1970年起担任美国匹兹堡大学史学系及社会系合聘教授，其间多次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杜克大学等校的讲座教授，著有专著十余种，论文百余篇。

近年来，又常在中国大陆讲学，被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授予名誉教授。他是海峡两岸和国际史学界公认的耆宿。

听了他的自述，我才算是真正明白大师是怎样炼成的。 第一次见面聊天，许先生就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可以说是我研究历史的“一日师”。我去学校上课之余，经常会去他那里拜访，聆听他的教诲。

有一次，《明报》编务总裁高信疆听我说起许绰云在香港，就说和他是很熟的朋友，要我帮他约一起吃饭聊天。参加那次餐聚的除了许先生夫妇外，还有耀基师夫妇和哲学家劳思光。

我在他们中间算是小字辈了。很多年过去了，当晚吃了什么佳肴美味早已忘记了，但大师的风采则历历在日。

上一次见到许先生已经是十多年前了。我有事去台[tái]北，听说他也在，就打电话约了时间去看望。

言谈之中，他知道我跟随南怀瑾先生在学佛，就说怀师早年在台[tái]湾时，自己曾跟随殷海光去拜访过两次，因他的学问路子和南不合而没有再去，但殷老师对他则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他把这段经历写进《许倬云谈话录》里，称南怀瑾是奇人，有吸引力。

前年我和老友、中研院副院长王泛森博山聊天。他说，殷门弟子对这一说法大不以为然。

我说，十多年前就听许先生说过，事后特地向怀师求证。老人家还兴致勃勃地同忆当年殷海光光跟他学打坐的情景。

这也算为我尊敬的许先生辩诬吧。【许倬云简介】 许倬云，江苏无锡人，1949年赴台[tái]，就读于台[tái]南二中，完成高三最后半年学业，进入台[tái]大历史系，后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人文学科博士学位。

先后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南京大学讲座教授、夏威夷大学讲座教授、杜克大学讲座教授、匹兹堡大学史学系退休名誉教授等职，代表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

⑧ 李治安的个人简介

李治安，男，1949年生，河北邢台人。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先后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曾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现任历史学院院长，兼任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哲学社科基金评审委员会历史组成员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研究领域为元史和政治制度史，并招收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代表性学术专著为《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行省制度研究》。已在《历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地位》等学术论文五十余篇。其中,《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获1997年天津市优秀图书二等奖。《行省制度研究》2002年获教育部第三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目前承担国家哲学社科首届重大招标项目“我国历史上的社会建设理论研究” 国家哲学社科基金项目“元代北部、西部诸行省研究”和教育部社科基地重大项目“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等。为研究生和本科生开设的课程有：中国古代史、政治制度史、史学概论、中国古代史通论、元史史料选读、元史研究专题、蒙古语、政治制度研究专题等。 （1）《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11月；
（2）《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
（3）《元代政治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
（4）《忽必烈传》（学术传记），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
（5）《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增订本），中华书局，2007年4月；
（6）《元代行省制度》，中华书局，2011年4月；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1）《元史学概说》（李治安、王晓欣编著），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7月；
（2）《中国古代官僚政治》（李治安、杜家骥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
（3）《社会阶层制度志》（李治安、孙立群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
（4）《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元代卷》（李治安、薛磊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
（5）《元代华北地区研究——兼论汉人的华夷观念》（李治安等著），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 （1）《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主编兼第一撰稿人）；
（2）《中国五千年中央与地方关系》，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主编兼第一撰稿人）；
（3）《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多卷本丛书，天津古籍出版社，已出版8册；
（4）《元史论丛：马可波罗与十三世纪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八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邱树森、李治安主编）；
（5）《元史论丛：元代社会文化暨元世祖忽必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十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
（6）《元史论丛》第十一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
（7）《元史论丛》第十三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
（8）中国社会历史与文化研究丛书，商务印书馆，2006年；
（9）中国思想与社会文丛[系列专著]，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陈洪、李治安主编）；
（10）传统社会与文化研究丛书，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
（11）《马可波罗游历过的城市：元代杭州研究文集》，杭州出版社，2012年（李治安、宋涛主编）； 《成吉思汗生年问题补正》，《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
《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
《元代“常朝”与御前奏闻考辨》，《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
《元代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考述》，《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
《元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考》，《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
《元和明前期南北差异的博弈与整合发展》，《历史研究》2011年第5期；
《元中叶西北“过川”及“过川军”新探》，《历史研究》2013年第2期；
《元代投下考述》，《民族研究》1989年第3期；
《怯薛与元代朝政》，《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1期；
《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中国史研究》2005年增刊；
《元代封爵等级和王位继承问题》，《文史》第35辑，中华书局，1992年；
《元代肃政廉访司研究》（上、中、下），《文史》第52-53-54辑，中华书局，2000-2001年；
《元代上都分省考述》，《文史》第60辑，中华书局，2002年；
《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文史哲》2009年第6期； （1）《略论唐代征商制度》，《南开史学》1981年4期；
（2）《忽必烈削弱宗藩实行中央集权》，《南开大学学报》1985年3期；
（3）《唐代执法三司初探》，《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3期；
（4）《元代质子军刍议》，《历史教学》1988年5期；
（5）《元代中原投下封地置路州发微》，《蒙古史研究》3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
（6）《元代投下考述》，《民族研究》1989年3期；
（7）《元代的投下户》，《南开学报》1989年5期；
（8）《怯薛与元代朝政》，《中国史研究》1990年1期；
（9）《元代的分封制度》，《文献》1990年1期；
（10）《元代宗王兀鲁思分封考述》，《南开史学》1990年1期；
（11）《关于元代镇戍江淮的蒙古诸王》，《安徽史学》1990年1期；
（12）《元代云南蒙古诸王问题考察》，《思想战线》1990年3期；
（13）《藏文雅隆觉沃教史节译》（译注），《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90年3期；
（14）《元代的宗王出镇》，《元史论丛》第四辑，中华书局1992年；
（15）《元代封爵等级和王位继承问题》，《文史》第三十五辑，中华书局1992年；
（16）《元代におる蒙古诸王の中原居留に関する问题》，《爱知大学文学论丛》1992年99辑；
（17）《元代晋王封藩问题探讨》，《元史论丛》第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18）《ォゴタィ汗时期における小功臣の食邑民分封に関する考察》，《日本モンゴル学会纪要》24辑，1993年；
（19）《元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述略》，《南开学报》1994年2期；
（20）《元代蒙古人的等级结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21）《关于元中后期的奉使宣抚》，《祝贺杨志玖教授八十寿辰中国史论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
（22）《成吉思汗生年问题补正》，《历史研究》1996年1期；
（23）《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化和若干制约因素》，《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4期；
（24）《修端“辩辽宋金正统”的撰写年代及正统观考述》，《韩儒林纪念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25）《元代行省制起源与演化述论》，《南开学报》1997年2期；
（26）《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历史研究》1997年5期；
（27）《漫话行省制》，《今晚报·日知录》1997年7月10日；
（28）《元代宣慰司建置沿革与性质辨析》，《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
（29）《从运用藏文史料考订成吉思汗生年谈起》，《津图学刊》1998年第1期；
（30）《元代社区捕盗官巡检司考述》，《东洋学研究》第四辑，韩国东洋学研究会1998年6月；
（31）《元代行省机构组织考述》，《元史论丛》第七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4月；
（32）《元散府钩沉》，《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
（33）《元代宣慰司职掌考述》，《纪念南开大学建校八十周年暨古籍所成立十六周年文史论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
（34）《元代路总管府研究》，《南开大学图书馆建馆八十周年纪念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
（35）《元代县官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
（36）《元代乡试新探》，《南开学报》1999年6期；
（37）《元代河南行省研究》，《蒙古史研究》第六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
（38）《寰宇记中的乃颜之乱与马可波罗在华身份》，《历史月刊》（台湾）154期，2000年11月；
（39）《元代肃政廉访司研究》（上），《文史》52辑，中华书局2000年；
（40）《元代肃政廉访司研究》（中），《文史》53辑，中华书局2000年；
（41）《元代肃政廉访司研究》（下），《文史》54辑，中华书局2001年；
（42）《元世祖朝钩考钱谷述论》，《历史教学》2001年2期；
（43）《元代行御史台述论》，《蒙元的历史与文化：蒙元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2001年；
（44）《元代乡试与地域文化》，《元代文化研究》第一辑，国际元代文化学术研讨会专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
（45）《马可波罗所记乃颜之乱考释》，《元史论丛》第八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
（46）《元代上都分省考述》，《文史》60辑，中华书局2002年；
（47）《元代巡检司考述》，《来新夏教授学术研讨会纪念集》，新疆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
（48）《综合性区域史研究前景美好》，《南开学报》2002年6期；
（49）《元代“常朝”与御前奏闻考辨》，《历史研究》2002年5期；
（50）《论元代的官吏贪赃》，《南开学报》2004年5期（被高教出版社英文版《中国历史前沿》2006年3号全文翻译为英语）；
（51）《开展元代华北区域研究之我见》，《近代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
（52）《专通结合 厚积薄发》（访谈录），《历史教学》2005年4期，（李治安、刁培俊）；
（53）《元世祖忽必烈漠北领地考》，《史学集刊》2005年7期；
（54）《元中书省直辖“腹里”政区考略》，《元史论丛》第10辑，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7月；
（55）《元世祖忽必烈与藏传佛教》，《佛教与辽金元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能仁书院2005年10月；
（56）《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中国史研究》2005年增刊；
（57）《中国古代史基本问题笔谈：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史学集刊》2006年1期；
(58)《元代冗官述论》，《学术月刊》2006年5期（被《新华文摘》2006年15期全文转载）；
(59)《元代政区地理的变迁轨迹及特色新探》(一)，《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1期；
(60)《元代政区地理的变迁轨迹及特色新探》(二)，《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2期；
(61)《元代政区地理的变迁轨迹及特色新探》(三)，《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3期；
(62)《元初华夷正统观念的演进与汉族文人仕蒙》，《学术月刊》2007年4期(精简稿)；
(63)《探寻专精与博通相结合的治史路径——李治安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07年4期（李治安,杨印民）；
(64) 《探索元代文化教育发展的特殊路径》（代序），申万里著《元代教育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
(65)《华夷正统观念的演进与元初汉文人仕蒙》，载《中国思想与社会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66)《张之翰诗咏胶州》，载《胶州历史文化初探》，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8月；
(67)《“胶州历史文化初探”序》，载《胶州历史文化初探》，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8月；
(68) 《宋元明清基层社会秩序的新构建》，《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3期；
(69) 《宋明理学家对乡里社会新秩序的构思与探索》，《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6期(《新华文摘》2009年5期全文转载)；
(70)《西方人视野下的忽必烈大汗》中译本序，（美）罗沙比著《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重庆出版社，2008年8月；
(71)《元代岁赐定制时间考》，《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11月；
(72)《元代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考述》，《历史研究》2009年1期；
(73)《元代甘肃行省新探》，《元史论丛》第11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6月；
(74)《元世祖クビラィ草原领地考》，《早稻田大学モンゴル研究所纪要》第5号，2009年9月；
(75)《元代云南行省的机构组织与官吏任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4期；
(76)《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文史哲》2009年6期；
(77)《忽必烈与元帝国》，《大国》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
(78)《元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考》，《历史研究》2010年1期；
(79)《元代四川行省沿革与特征》，《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0年2期；
(80)《元巩昌汪总帅府二十四城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2期；
(81]《元代陕西行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4期；
(82)《元代四川行省初探》，《元史论丛》第13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9月；
(83) 《一本从宋代乡役透视“富民、科第秩序”的力作——为刁培俊<官民交接:宋朝乡村职役研究>作序》，《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年4期；
(84)张娴征、阎秋凤著《许衡传》序，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
(85)孙慧君主编《隆化鸽子洞元代窖藏》序，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
(86)Li Zhi’an，Une nouvelle réflexion sur le séjour de Marco Polo en Chine， Chine · Europe · Amérique. Rencontres et échanges de Marco Polo à nos jours Les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Laval, 2010；
(87)《关于秦以降皇权官僚政治与贵族政治的复合建构》，《史学月刊》2011年3期；
(88)《元和明前期南北差异的博弈与整合发展》，《历史研究》2011年5期；
(89)《元代西部、北部六行省与边疆控驭》，《河北学刊》2011年6期；
(90)《元代云南行省驻戍军队新探》，《纪念郑天挺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文集》，中华书局，2011年8月；
(91)《师从杨志玖先生学元史》，《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2年2期；
(92)《唐宋前后南北地域差异的博弈整合论纲》，《光明日报·史学》2012年11月29日；
(93)《元后期怯薛内外“爱马”、“各枝儿”考——以<至正条格>为重点》，《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6期；
（94）谢咏梅著《蒙元时期札剌亦儿部研究》序，辽宁民族出版社2012年；
（95）薛磊著《元代东北统治研究》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96）《元中叶西北“过川”及“过川军”新探》，《历史研究》2013年第2期；

⑨ 早稻田大学出现过哪些名人包括我国

早稻田大学出现过的名人有前任首相野田佳彦、福田康夫、竹下登、海部俊树、石桥湛山、小渊惠三、森喜朗等。中国现代革命家如陈独秀、李大钊、彭湃、廖承志等。

一、野田佳彦

野田佳彦（1957年5月20日－），前任日本首相。出身千叶县船桥市。众议院议员（6期）。曾任内阁总理大臣（第95代）、民主党常任干事会代表（党首）（第9代），前财务大臣（第14代）、政府税制调查会会长、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会委员长（第7、10代）。

民主党内实力人物，党内派阀花齐会（野田组）的会长。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系，后入松下政经塾学习，29岁即当选日本议员。

二、福田康夫

福田康夫 （ふくだ やすお，福田 康夫，Fukuda Yasuo），日本人，1936年7月16日生于群马县高崎市。1959年3月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毕业后入石油会社。他主张政治改革从每一个政治家自身做起，在政策方面以稳健著称。

福田康夫是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的长子，因此日本首次诞生了父子两代首相。2008年9月1日，福田康夫在东京举行的记者辩燃手招待会上发表讲话。福田康夫在当晚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辞职。

三、竹下登

竹下登（TakeshitaNoboru；たけしたのぼる、1924年（大正13年）2月26日-2000年（平成12年）6月19日）日本首相（1987～1989）。精明强干，长着一副娃娃脸，在日本政坛上被人称为“阿信”。

他以自己特有的玩弄权术的手段登上了首相宝座。正当他欲展宏图之际，一桩政治丑闻——里库路特事件，使他从高山之巅掉进了万丈深渊，显赫政坛几十年的“阿信”被贿赂案的浪潮所吞噬，从此在政坛上消声匿迹。

四、福原爱

福原爱段森，1988年11月1日出生于日本宫城县仙台市，日本乒乓球运动员。

2006年3月，签约广东佐川急便女队，将作为广东队的第二单打征战中国乒超联赛。5月，不来梅世乒赛团体赛铜牌。6月，ITTF台湾公开赛双打冠军，首次取得职业巡回赛冠军（与藤沼）。

7月，她在ITTF的排名到达14名（排名最高的日本选手），在21岁以下选手中排名第4，在18岁以下选手排名第3；9月16日，被日本早稻田大学体育科学系录取。

五、李大钊

李大钊（1889年10月29日携嫌-1927年4月28日），字守常，河北乐亭人。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1913年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不仅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而且是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