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谈中美贸易

A. 楼继伟如何谈中美贸易战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在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组织的“2018中美圆桌研讨会”上，对中美的贸易摩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楼继伟认为，美国贸易逆差是必然的，中美贸易问题的根源是美国的政策选择；在现行体制下，美国已经优先了，想“赢者通吃”是不现实的；中国已经全面履行了入世承诺并且超越承诺，扩大了开放；贸易战会对美国自身的利益造成损害；对不懂孔夫子的人，不必温良恭俭让；欧洲和日本休想搭中美贸易摩擦的便车。

首先，理论上美国现政府是站不住脚的，而且会对自己的利益造成损害。巨额的逆差是自己的政策造成的，居民储蓄率过低和财政赤字过大，在滥用发钞国的特权。同时，又借此将国内视线引向国际，是民粹主义炒作。

其次，美国应当拥抱全球化，包括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议程。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当然也会造成结构性失业和收入分配不公，这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和政策解决。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难题。比较优势的转移，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转移到海外，工作岗位流失，特别是农业转移人口失去了城市工作。我们正在通过一系列结构性改革和政策解决这个问题。目前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例不足1.5%，货物贸易顺差占比只有3%左右。这个比重在过去五年大致稳定，而同期消费贡献率已从54.9%上升到58.8%，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从45.3%上升到51.6%，说明中国经济更多依靠内需，而且在依靠内需中减少了对投资的依赖。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中国现在就这么在做。

最后，美国应当平等待人，有事情可以磋商、讲道理。如果动辄诉诸贸易战或使用大棒，对中国是无效的，而且也是无礼的。一方面要求中国更为市场化，一方面又用计划经济下达指标的方式，要求中国压减对美1000亿美元顺差。中国已经越来越淡化增长数量指标，比如GDP的增长率过去是计划增长的，后来改成预期，并且预期的语气越来越弱，从要求增长预期7%以上，然后改为6.5%和7%之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又调整为预期6.5%左右，转而更强调失业率指标，降低失业率，扩大就业。

美国还用了一个所谓的“镜像关税”，这也不符合常识。举的例子是中国对汽车进口收了25%的税，而美国的税率非常低，应该如同镜子两边一模一样才对，这是完全不顾发展阶段的差距。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关税水平已经低于巴西等同等发展中国家，甚至低于韩国，韩国可不是发展中国家。美国如果搞镜像税，可以同德国、日本去镜像，不要同中国。这个道理在座各位都清楚，我也不用再多说，美国有些做法确实没有道理。中国人的看法，对不懂孔夫子的人，不必温良恭俭让。应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孙子兵法的至理名言。如果美国逼迫中国违反入世承诺，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只能以牙还牙。

知识产权问题与特里芬悖论无关，对双方最重要，可以坐下来谈，以消除误解，达成共识。美国方面认为中国政府干预了美国企业在中国的运营，限制了美国企业谈判权利等。我理解美国方面的想法。对技术转移的问题，中国方面是这么认为，美国通过巴黎统筹委员会，联合盟友封锁对中国的技术出口。一方面，美国包括西方在中国巨大的市场上获取利润，一方面不转移技术，甚至中美合资企业中的技术也要从美国的母公司去购买，不断地付费，知识产权不断地付费是不公平的。美国财政部牵头的外资审查委员会的规则是高度不透明的，充满了不确定性。这方面例子太多了，我在中投就遇到很多。中国的产品甚至含有中国股份的美国企业法人的产品，在美国受到了不平等的对待，我也就此做过很多的磋商。美国用国内法高于国际规则而直接干预别国，是不公平的。

另一方面看法，保护知识产权是中国内在的需求，否则我们就无法建立信用社会并取得技术进步。这方面中国的进步是巨大的，美国人也观察得到，但为什么不说？据统计，外国公司在中国提起的专利侵权案的诉讼，胜诉率已经达到了80%。国家规定的赔偿额度从以前的1万到100万，提高到10万到500万，还成立了三家知识产权法院。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又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将与保护知识产权的相关职能整合在一起，有利于解决知识产权保护取证难、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的问题，而且要求今年前完成机构改革任务。

以上这些都是我们取得的明显进展，但也仍有一些难题没有解决。比如知识产权法院专业性不足，有地方保护倾向等，美国的301调查报告也讲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国家治理体制上的问题。为什么搞成这样？也是因为我们没有经验，还在探索，我认为应该走得再快一点。我在财长任内曾经推动解决了一些问题，使得中美双方在经济关系上都更为公平，特别是在中国方面还促进了改革开放的进程。我们可以双赢，但是要有意愿。

总结发言：

第一，我作为经济学家，又曾经是政府官员，与美国政府方面沟通很多，中美还是应该通过协商解决问题。我们是非常尊重美国的，在制度等方面借鉴美国很多。但是我在同美国人打交道时，深深地感受到他们有优越感，但美国人的优点是，你只要给他把道理讲清楚了，你比他还明白，他就服你，他就接受。但是不能威胁，不能要求中国立刻消除1000亿美元顺差。美国曾经这样威胁过日本，而且奏效了，但对中国是无效的。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谈判上，这一点我们可以做到。

第二，其他国家怎么看？大家怎么看现在的中美关系？美国人民对特朗普总统从开始的不习惯到逐步习惯，但是不见得心里都很习惯。欧洲、日本一开始也不习惯，现在慢慢习惯了，但还是不见得心里习惯，不见得服气。这就会形成一种心态，希望中国和美国打一打，压一压美国的气焰。第二个心态，中美打了以后，大家预期贸易会更公平，知识产权会更公平。这是对的，但我想提醒欧洲、日本，你们别想搭便车，如果搭公平的车不叫便车，但是我们中美打起来你得好处那不行。比如，欧洲人对平台经济是很有意见的，对Amazon、Facebook、Twitters、Google等加以处罚。如何打破新型垄断，还没有破解。这些平台很大一部分是美国的，现在中国也进来了。欧洲人希望打击它们，希望对它们有一定挤压。但是美国还专门说，平台经济扩展下去成本会越来越低，中国人想抢美国人饭碗，不是这么回事，这点大家都明白，应当大家在一起寻求解决办法。

最后，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问题我们自己很清楚。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我们在谈判的时候应该互相理解，有些事情不是中国有意的。我们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对中国有好处，对美国也有好处，对全世界都有好处。

B. 有谁知道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勇教授的情况

王勇教授是国际政治经济专业的老师，专攻中美经贸关系和全球经济治理问题，他很有国际视野，英语好，海外网络广泛，经常请外国教授和官员作讲座。他好像也经常在国外期刊上发文章。王勇老师学术功底深厚，研究扎实，兼容并包。而且，他为人特别谦逊和善，很认真的听学生讲话，和学生交流。我上过他一门课程，他对我为人和学习的影响很大。

C. 中美高层战略对话释放何种信号

“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非常重要。”外交学院副院长王帆表示，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是落实两国元首通话共识的重要举措。虽然对话开始时因为美方不符合外交礼仪的做法而出现了一些插曲，但总体上看，这次战略对话的交流是理性的、顺畅的，达到了沟通的效果。对话总比对抗好，这样的对话本身就能产生积极影响。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指出，中美关系因美国上届政府的错误做法遭遇严重困难，双方有许多问题需要沟通。此次对话及时，内容丰富，时间也很充分。通过对话，双方增进了相互理解，确认了可以合作的领域，例如双方将建立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工作组。双方都表示希望继续这种高层战略沟通，这也是一个积极信号。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栋表示，这次对话是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中美之间首次举行的面对面战略对话。双方在对话中阐述了各自立场，有交流，也有交锋，特别是中方通过阐述严正立场，打掉了美国一开始的傲慢。双方通过对话加深了了解，对话具有建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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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明原则立场 减少战略误判

在此次对话中，中方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方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坚决反对别国对中国内部事务指手画脚；中美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而不是零和博弈。中方敦促美方消除上届政府对华错误政策影响，同时避免制造新的问题。

阮宗泽表示，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深受美国干涉行径的危害，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中方在对话中坚定地表达了在有关问题上的原则立场，特别是坚决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相当于为中美关系划出了红线，有助于减少战略误判。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表示，对于中美这样两个存在一定分歧同时又必须合作的大国而言，这样的对话十分必要。中美双方对话的前提是需要有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态度。美方在此次对话开场白中对中国内外政策进行无理攻击指责，中方针锋相对作出严正回应，捍卫了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也有助于把对话带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D. 中美贸易战引发争端历史深层原因 为什么会爆

中美贸易战的直接原因是中美巨额贸易顺差，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贸易战的方式打开中国市场、减少中国出口，但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七大深层次原因具有长期性和根本性，贸易战解决不了：
1）全球价值链分工，导致“出口在中国，附加值在欧美；顺差在中国，利益在欧美”，传统核算体系严重高估中美贸易顺差。
2）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必然要求保持贸易逆差以对外输出美元，提供国际清偿能力（特里芬难题）。
3）美元嚣张的特权，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赋予了美国一种特权，即可以无节制地依靠印美元、发美债的方式获取其他国家的商品和资源，这必然导致贸易项下巨额逆差和资本金融项下巨额顺差。美元的超级特权相当于向世界各国征收铸币税，以维持其霸权体系。
4）美国内部低储蓄高消费，必然导致外部巨额贸易逆差，背后原因则是高福利体制、低利率环境、美元金融霸权地位。
5）中美巨大的劳动力成本差异，决定了中国在中低端制造的比较优势，但美国却封锁了对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美国制造业占比仅11.7%，服务业占比高达80%左右，美国的产业结构决定生产难以满足国内需求，需大量进口。
6）美国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该领域逆差占对华逆差比重接近40%，但美对其他国家高科技出口为顺差。
7）外资企业巨额出口贸易，外资企业贡献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57%，美资企业是重要受益者，不能得了便宜还卖乖。
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需要双方共同努力，而不能只指责一方，更不能要求中方单方面进行不对称调整而美方不作为。中美贸易失衡既有中国部分领域开放度不够、部分产品进口关税较高、政府给予部分国企补贴以保护发展中的幼稚产业等原因，更主要的是美方七大根本性原因。
不改变根本原因，即使单方面减少对华贸易逆差，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仍会持续，只不过逆差从中国转移至印度或越南等。就像上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战，虽然结果对日贸易逆差大幅减少，但美国贸易失衡问题却没有解决，而是转移到了中国和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