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庚任北京大学教授

❶ 清华大学中文系的发展历史

1925年，清华学校开办大学，采用普通科加专门科的学制。普通科设有国文系列课程，朱自清等教授任教。清华学校同时增设研究院国学门（通称“国学研究院”），“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研究人才，学科范围包括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等，以及西方汉学。国学研究院的教职员有：主任吴宓，教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讲师李济，助教梁廷灿、章明煌、陆维钊、赵万里、浦江清等。1927年，梁启超因病及其他原因离开清华，王国维在颐和圆鱼藻轩自溺于昆明湖，国学研究院失去两大“台柱”。1929年，国学研究院正式宣布结束。国学研究院虽开办仅四年，但在培养国学人才方面卓有成绩，有4届毕业生，共74人，培养出了王力、刘盼燧、刘节、高亨、谢国祯、吴其昌、姚名达、朱芳圃、徐中舒、姜亮夫等一批人才，其“以西方学理研究中国固有文化，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沟通”的学术范式影响深远。国学研究院撤消后，教师转入中国文学系和历史系等系。
1926年，清华学校大学部分系，设国文系。1928年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后，国文系改称中国文学系。系主任最早为吴宓兼任，1928年以后是杨振声兼任（杨任文学院院长）。1930年杨振声离校，朱自清接任中国文学系系主任，1931年度朱自清出国休假期间由刘文典代理。此后数年，系务均由朱自清主持。长期任教的教师有教授朱自清、杨树达、闻一多、刘文典、俞平伯、陈寅恪（与历史系合聘）、王力，专任讲师浦江清，教员许维遇、余冠英等，断续任教的有教授沈兼士、钱玄同、张煦、黄节、傅增湘、赵元任、许地山、赵万里、唐兰、刘盼燧、容庚、郭绍虞、罗常培、徐耀辰、罗根译、商承祚、朱光潜等人，以及教员邹树椿、助教安文倬、李嘉言等。中文系于1930年有首届本科毕业生（2人）。此期间培养本科毕业生共8届59人。
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于1931年成立，就中国文学系的原有课程，增设若干门研究课程，由本系教授任导师指导研究生。1937年，在读研究生6人，已毕业3届共4人。
1928年，中文系新聘数位富有近代学识的教授讲师后，师资得到充实，确定了“养成学生以近代外国研究学问的方法来治国学的能力，加意注重外国文学，俾能独立创造中国未来的文学”的办学目标和方向。为此，系主任杨振声提出了“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学的结合”的教学方针，计划向新文学方向发展，试图使学生将来成为新文学的“作家”和研究者。开出了数门新文学方面的课程，并规定学生必修24学分的外国语言与文学课程。1932年秋，朱自清出国归来正式领导系务，闻一多、王力等人也同年到校，师资更加充实完备。经过对教学目标和课程计划的讨论，1932年底，本系教授会通过了《中国文学系改定必修选修科目案》，于1933年度施行。此方案继续了新文学及外文方面的课程，但开始侧重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增开了《国学要籍》系列课程，并根据学科建设自身的规律将全部课程分为中国文学与中国语言文字两类（1936年度起正式分为二组），以培养古典文学研究人才和语言文字学研究人才。
在教学上，除早期强调新文学，后来强调打好“国学基础”外，一贯特点是对待外国语言文学特别重视，强调“学（广泛的基础知识）与术（一般写作与文艺创作的训练）并重”。这一时期，全系师生成立了“中国文学会”（1928年12月），出版《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1934年创刊），学术性刊物《语言与文学》（1936年）。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
1937年9月清华大学南迁，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朱自清被推为临时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会主席。1938年4月，临时大学迁至昆明，校名改称西南联合大学。朱自清任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主任。1940年，朱自清因胃病时发，辞去联大中文系主任，由北京大学教授罗常培继任。1942年，朱自清辞去清华中文系主任，由闻一多继任（自1940年秋朱自清因病休假起，闻一多代理清华中文系主任）。1941年8月清华文科研究所在昆明郊外龙泉镇司家营成立，闻一多任中国文学部主任。西南联大时期中文系教师中有清华教授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与历史系合聘）、王力、浦江清，副教授许维遇、陈梦家、余冠英等，北大教授有罗常培、罗庸、杨振声、魏建功、唐兰等，还聘有教师李嘉言、吴家铃、李广田等多人，属联大师院编制的教师有沈从文、萧涤非、张清常等。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培养毕业生共9届104人，其中原清华学籍11人、联大入学者57人，另有应征毕业生7人。
联大中文系课程仍分为文学与语言文字学两组，古典文学与古文字学的课程有所加强，较突出的进展是中国文学史的课程设置。外国文学课程不规定必修使学生外文水平较战前清华大大下降。王力开出了《语言学概要》，为当时国内之先。中文系为全校开出的大一国文课仍承袭清华传统。抗战时期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清华中文系教师的学术研究却进入了一个辉煌的阶段。清华文科研究所的所在地司家营村，环境宁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北京图书馆也迁在附近），联大中文系的清华教授多居所内，大家互相研讨，埋头研究，学术空气空前浓厚。教师在各自的学术思想上开始建立或形成自己的体系，完成了或开始着手编著一些系统的著作。1941年，朱自清与浦江清等创办了《国文月刊》。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春，文科研究所结束，闻一多辞主任，朱自清健康未复，复任为清华中国文学系主任，计划复员。1946年夏，西南联大结束，师生分批离滇，7月15日，闻一多遇刺于昆明。
1946年10月，清华大学在北平复校开学。复员后的清华中文系教师有教授朱自清、陈寅恪、王力、浦江清、许维遇、陈梦家、余冠英，讲师张清常，教员何善周、王瑶，助教冯钟芸、季镇淮、朱德熙等。
1948年8月，朱自清病逝。李广田继任系主任（李于1947年秋受朱自清邀请由南开转至清华中文系任教）。1947年至1952年，中文系毕业生有6届共34人，中国文学研究所毕业研究生2届共4人。
这一时期，中文系的课程内容是“新旧并重”，并又开始重新注意新文学，恢复了战前“中西并重”的原则。对培养目标(学术工作者还是作家)在《国文月刊》上有些讨论。为了适应毕业生就业的需要，增开了《新闻学概论》、《图书馆学》、《语文教学研究》、《翻译》等课程。朱自清出于对造就新文学、新文化建设性人才的培养环境和教学方案的长期思虑，在李广田、王力等人思想的影响下，将闻一多遗稿《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外国语文二系机构刍议》一文经整理在《国文月刊》上发表。闻一多的主张是中文外文二系合并，改为文学系与语言学系。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理想”，讨论无结果。
1948年12月，清华园解放。 1985年9月，清华大学恢复建立中文系，称中国语言文学系。复建初期的目的是为本校学生开设文学、写作课程和培养科技编辑和新闻人才。1994年建立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1985年至1991年由常务副系主任张正权主持系务（系主任暂缺）。1992年起，徐葆耕任系主任。1992年成立汉学研究所，1994年改称国际汉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李学勤兼任所长，本系教授葛兆光任副所长。1993年成立科技传播研究中心。

❷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历史沿革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是同中国考古学一同成长的。这意味着要了解它就离不开中国的考古学史。同其他近代学术一样，中国近代考古学也是来自西方。近现代考古学在我国的诞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甚至是同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的。它是在20世纪初中国国家、民族和历史三重危机下出现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探险家、学者在西北的考察活动以及日本探险家、学者在中国的考古、探险乃至盗掘活动频仍。这些活动不仅展现了沉寂多年的一个世界，更重要的是挖掘了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借助20世纪初期国内的“三大发现”——即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洞、明清大内档案的发现，国内的一些学者也开始加入近代考古学研究的行列。20世纪20年代，以田野考古为标志的近代考古学传入我国。早期的考古工作便集中在河南安阳殷墟（1928—1937），由此开始了利用考古学重建中国古史的历程，这是现代中国考古学的开端。殷墟的第一次发掘由甲骨文学家董作宾先生(1895—1963)主持，从第二次开始转由毕业自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李济先生主持。后转由在哈佛大学受过考古学系统训练的梁思永先生主持。梁思永先生改进了田野发掘的组织和方法，奠定了早期中国考古学田野发掘工作的专业性方向。
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考古学成为当时中国学术界瞩目的焦点，并深深地撞击着民众的魂灵。而诸多的考古实践，也催生了中国高等院校的考古专业。最初成立的两个高校考古教学研究机构是：北京大学国学门的考古学研究室与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科。后者成立于1925年，前后仅存4年。可以说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前身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于1921年底，后改名文科研究所（图01），虽说也仅存在了四五年，但它却称得上是中国近现代最早建立并成功运作的人文学术研究机构。国学门的体制，从组织结构看，包括三室五会。“三室”谓登录室、研究室和编辑室，“五会”即歌谣研究会、明清史料整理会、考古学会、风俗调查会和方言研究会。其中考古学研究室可以说便是今天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前身。著名金石学家马衡先生为该室第一任主任，该研究室还外聘罗振玉（1865—1940）、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1878—1945）等著名学者为考古学通信导师，并积极主动寻求与国外考古学术界的合作，影响深远。马衡先生也因对中国考古学由金石考证向田野发掘过渡有促进之功，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
考古学会则成立于1923年5月24日，初名古迹古物调查会，由马衡先生担任会长，参加者有叶瀚、李宗侗、陈万里、沈兼士、容庚、陈垣、李石曾、徐炳昶等人。考古学会计划从调查入手，“并为发掘与保存之预备”。其主要活动有参观朝鲜汉乐浪郡古墓发掘、调查大宫山明代古迹、洛阳北邙山出土文物以及甘肃敦煌古迹等。1927年，北大考古学会与瑞典斯文赫定联合组成“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北大教务长徐丙昶任中方团长，中方团员黄文弼等10人均为北大师生（图02）。此次科学考察受到当时社会的普遍赞誉，中国政府为纪念中国人首次考察大西北还特地发行纪念邮票一套（4枚）。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对中国学术界影响深刻，成就了一批杰出的中国考古学家。
1934年，因马衡先生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改由胡适先生（1891—1962）兼任考古学室主任。1946年北京大学由于日本侵华而南迁8年之后返京，成立了以向达先生（1900—1966）为主任的文科研究所古器物整理室，聘梁思永、裴文中先生（1904—1982）为导师，开始招收考古研究生。北大考古的专业规划也得以逐步完善和稳步拓展。
1952年，在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的积极支持下，我国高等院校中成立的第一个考古学专业——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正式设立，由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1909—1999）任考古教研室主任，聘请文学史家郑振铎（1898—1958）、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1904—1982）、夏鼐（1910—1985）、郭宝钧（1893—1971）以及著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林耀华（1910—2000）等诸先生为兼任教授（图03）。
2007年，考古文博学院又根据考古学发展的现状和趋势，进一步调整学科，下设考古学系、文化遗产学系，另设信息资料中心。其中考古学系下分5个教研室，它们是旧石器考古教研室、新石器商周教研室、历史时期考古教研室、科技考古教研室以及外国考古教研室，从而使得我院的考古学学科体系更为健全和完整。
北大考古虽然承载着厚重的学科传统，但也夕惕若厉，适时调整学科设置。文化遗产学便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是对文化遗产本体及其相关成立背景进行发现、界定和价值评估，并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保护与利用，达成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与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双赢的综合性学科。现我院文化遗产学系下分3个教研室，分别是博物馆学教研室、古代建筑教研室和文物保护教研室。
从上面的叙述可知，北大考古的历史和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几乎同样久远。考古专业成立以来，几代学者筚路蓝缕，艰苦奋斗，励精图治，将专业发展壮大成今天的基础设施完整、学科覆盖面宽、教研力量雄厚的考古文博学院，为中国考古学术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专业人才，做出了重大贡献。

❸ 民国时期清华北大著名的学者教授

这就多了。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蔡元培、钱穆、顾颉刚、吴宓、陈垣、胡适、傅斯年、陈梦家、李济、容庚。太多了，建议去看岳南先生的大作《南渡北归》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