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丢失的上海大学教授

Ⅰ 杨南生的生平

杨南生，其父任仰光中学校长。杨南生1岁多随父母回国，因父亲求职无着，长期颠沛于北京和福建两地之间，直到1929年上小学后，才在北平（今北京）安定下来。七七事变前夕，父母又南迁福建，为不影响他的学业，留他在北平就读，寄居在舅父家中。
父亲的华侨生涯和留日学经济后报国艰难的人生体验，给予他两点可贵的影响，一是爱国，二是学“实学”（指科学）；加之受二舅父当时清华大学物理系知名教授萨本栋的熏陶，他中学时期就立志要学好科学，为祖国效力。他的数理化，尤其是物理成绩在学校一直拔尖。有一次物理考试，全班大多数人不及格，而他独得100分。他还在全北平市高中生数理化会考中得了第二名。七七事变后，北平日伪政府令学校开设日语课，杨南生极力抵制，不参加日语学习；还退出参加多年的校排球队，以表达民族恨。在汉口失守后，北平的汉奸政府组织“庆祝”游行，他拒绝参加。学校给他记大过惩处，他嗤之以鼻，不屑一顾。
1939年，北平已完全被日军统治。他即将高中毕业，大舅父力劝他留北平升学，杨南生则决意去大后方。高中一毕业，他立即离开北平去上海，费尽周折取得一份英国护照，才得以通过日军封锁，从海路到越南，再辗转进入昆明，考入西南联合大学航空系就读。
杨南生爱科学，尤迷航空，所以择航空为志愿。但是，当他了解到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的腐败内幕，进而对当时那种只修不造的航空业有了清醒的认识，意识到学成之后仍然报国无门，于是他痛苦地终止了对航空的迷恋，转入联大机械系学习。
1943年暑期，他修完了机械系课程，受聘到昆明中央机器厂任工务员。1945年，回母校任材料力学助教，逐渐对这一学科产生了兴趣。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于1946年夏随清华大学迁回北平，为刚回国的钱伟长开设的现代应用力学问题新课程当助教，由此获益匪浅，坚定了他从事力学研究的志向。1947年，杨南生考取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深造。出国前，他征询了钱伟长的意见，选定了塑性力学为研究方向。经过三年的刻苦学习，于1950年暑期，以《各向同性金属的塑性应力应变关系》的优秀论文，获取博士学位。
在昆明求学和工作期间，他参加过一二一运动和“反饥饿”游行。1947年到英国后，积极参加了左派学生的反蒋活动，开始接触马列主义，了解中国共产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与支德喻等同学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协留英分会”（简称留英科协），旨在介绍新中国，促进留英学生学成回国参加建设。1950年，他在曼彻斯特大学理工学院“社会主义者协会”主办的活动中，作了“新中国概况”的报告；在留英中国学生会曼彻斯特分会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主办的“中国艺术展览”活动中，作了报告，用幻灯片介绍了北京。
1950年暑期，学业刚一结束，他便立即准备回国。经过斗争，他与妻子及同学数人，才得以持一份“无国籍人士”护照离英，几经周折，转经香港，于1950年10月回到祖国。回国以后，他一心一意要参加实际建设工作，谢绝了几所院校的聘请，选择了重工业部汽车实验室的工作，并被任命为汽车材料试验科科长。1953年10月又转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任中央实验室主任，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创建，为第一台“解放”牌汽车的制造，作出了贡献。在此期间，他被光荣地选为吉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于1956年9月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56年9月，杨南生奉命调到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从事高温塑性力学研究，曾发表《三七黄铜的塑性应力应变关系》等论文。
1958年秋，中国科学院遵照毛泽东主席“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指示，组建卫星研制机构，杨南生被委任为1001设计院负责人之一，负责运载火箭的设计。1958年11月，该院南迁上海组成中国科学院上海机电设计院，杨南生任副院长。几年中，他率领广大科技人员和生产工人，先后研制成T5探空火箭模样弹和T7M、T7、T7A探空火箭，与导弹研制部门并行地开创了我国的火箭事业。
1964年8月，杨南生再次接受调动，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四分院（今航空航天工业部第四研究院）任副院长，担任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的技术领导工作，直至1983年3月，改任该院科技委员会主任，1984年任技术顾问。1991年5月，他兼任航空航天部科技委员会顾问。在这20余年中，他南北转战，埋头苦干，领导研制成功10余种用于武器的固体火箭发动机；以及“长征1号”运载火箭末级发动机、返回式卫星回收制动发动机、通讯卫星远地点发动机等多种航天固体火箭发动机；还开展了大量固体火箭推进技术预研课题和几种大型试验发动机的研制，为我国固体火箭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也为研制第二代固体火箭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他的成就、才学、强烈的事业心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以及他的平易近人、关心群众、同群众同甘共苦打成一片的作风和刚直不阿的品质，在四院广大群众干部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有口皆碑。他曾被选为第五、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8年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先进个人奖；1984年荣立航天工业部一等功；1985年被国际宇航科学院选聘为院士，成为国际知名的火箭专家。
1978年，杨南生接受了西北工业大学的邀请，开设了塑性力学、弹塑性断裂力学等课程，先后被批准为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和博士后工作站导师，以弹塑性断裂力学研究为方向，培养了近20名硕士、博士生和博士后。他在国内外学术会议、学术杂志上发表了10多篇论文，成为西北工业大学弹塑性断裂力学学科的学术带头人；1984年正式被聘为兼职教授，1989年又授予他名誉教授称号。
杨南生曾出任中国宇航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中国力学学会第一、第二、第三届理事，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第二届委员，陕西省航空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陕西省宇航学会第一届理事长等职务。
国产汽车材料的开发者
1953年10月，杨南生满腔热情地投入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中央实验室的创建工作。他给实验室和设计处的工程技术人员讲授金属材料机械性能、试验数据处理的数理统计等课程，并自编了10万余字的讲义。为了备好课，他常常通宵达旦地苦干。同时，为适应当时向苏联学习的需要，他还利用业余时间上夜校，突击学习俄文，并曾参加了《苏联大网络全书·汽车工业》卷的翻译工作。
在工厂基本建设时期，他除了实验室的自身建设工作以外，还配合开展全厂基建用材选配工作。工厂投产后，他领导中央实验室全体人员投入生产第一台“解放”牌汽车的紧张工作，千百种材料都需由他们试验分析，决定取舍，或者确定代用材料；或者提出性能指标去试制。他们从材料方面保证了这第一台汽车的顺利诞生。
第一台“解放”牌汽车的问世，标志着中国汽车工业的诞生。在这份光荣中，有着作为汽车材料开发者杨南生的贡献。
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创者
1956年9月，杨南生奉命调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
1958年中国科学院以力学研究所为主组建了1001设计院，负责卫星和运载火箭的设计，杨南生被委派为技术负责人。他带领仓促集合的30多位同志苦干了一个月，独立完成了一种可发射100公斤卫星的三级液体燃料运载火箭的设计图纸。这一火箭模型，在中国科学院1958年举办的“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上展出，毛泽东主席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先后参观过。但是，在当时的国力条件下，这样的设计是难以变成现实的。
1958年11月，中国科学院与上海市商定，将杨南生为首的1001设计院技术人员迁往上海，组成上海机电设计院，以便利用上海的工业和技术基础，由小到大地发展我国的空间技术。杨南生被任命为该院副院长，担负技术指挥的重担。
1959年1月，中国科学院调整了空间技术发展规划，决定首先把重点放在探空火箭研制上。上海机电设计院的任务遂转入探空火箭研制。在杨南生的主持下，先设计了一种有控制的T5火箭，但因条件限制，仅试制出模样弹，随后就下马了。在总结了T5火箭的经验教训后，1959年四季度开始研制无控制的T7火箭，并且为了培养队伍、掌握技术，决定先研制模样火箭T7M。工作展开后，很快取得了可喜的进展。1960年2月，他们自行研制的T7M这一试验型探空火箭首次发射成功。它使用液体主发动机、固体助推器，起飞重量190公斤，飞行高度8—10公里。同年9月，又成功地发射了我国第一枚实用型探空火箭T7。它是在T7M的基础上研制的，也是由液体主发动机和固体助推器串联成的两级无控火箭，起飞重量1138公斤，飞行高度约60公里。由T7火箭改进设计后的T7A火箭不久也研制成功。它作为我国液体探空火箭的基本型，成为我国人造卫星上天以前进行高空探测的重要工具。以T7A为基础改装的气象火箭于1963年12月发射成功，其起飞重量1145公斤，飞行高度在60—115公里范围内变动，携带探测仪器重量最大可达40公斤。1964年7月，用T7A改装的生物试验火箭又发射成功，其飞行高度达70公里，并回收成功，迈出了我国宇宙生物试验研究的第一步
在上海机电设计院期间，为了培养人才，杨南生利用研制工作空隙，对技术人员讲授塑性力学课，前后达1年之久。他还为此编写了10多万字的讲义。在传播塑性力学知识的基础上，他带领几位助手，运用塑性力学理论，对于工作时内外壁温差很大的探空火箭液体燃料主发动机燃烧室壁，进行了应力分析研究，解决了液体发动机燃烧室设计的技术难题。这一研究成果以《再生冷却式燃烧室内壁应力分析》为题，发表在国防部五院内部刊物《研究与学习》1964年第10期上，引起了同行的注意。
1964年8月，杨南生离开上海，到当时地处大西南的国防部五院第四分院主持固体火箭发动机的研制工作。当时，固体火箭发动机还处在探索技术、奠定基础阶段，中心任务是通过研制直径300毫米的小型发动机，摸清技术规律，突破基础技术关键，获得研制全过程的经验。他率领科技人员先后解决了药柱裂纹、不稳定燃烧等关键技术问题，使发动机研制工作进展顺利。1965年夏，用这一发动机组装的火箭进行飞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证明了其结构可靠、性能稳定。以后该发动机经过改进，被用作一种战术导弹的助推器。
1965年，该院建制改为第七机械工业部第四研究院，从大西南搬迁到塞外，展开了大中型固体火箭发动机的研制。在研制过程中，又发生了药柱加大后发生裂纹的技术难题，杨南生带领有关技术人员，运用粘弹力学理论，结合试验数据，提出一种经验的计算方法，把固体复合推进剂药柱看作粘弹体，进行了它的受力分析计算，确定推进剂力学性能不良是药柱发生裂纹的根源，从而由提高推进剂力学性能着手，很快攻克了这一技术难关。于是，不但缩短了研制发动机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而且提高了科技人员对理论指导实践的重要性的认识。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杨南生在研制实践中更加有意识地推动理论的应用。在药柱应力分析和发动机壳体应力分析中应用有限元法就是一例。
随后，在杨南生的主持下，相继开展了多种大中小型实用固体火箭发动机的研制，其中重要的有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长征1号运载火箭末级发动机、返回式卫星回收制动发动机、水下发射固体火箭的两级发动机。
长征1号末级发动机1967年展开研制。杨南生奔波在科研生产第一线，和大家“爬摸滚打”在一起，先后解决了药柱脱粘、燃烧中氧化铝沉积等关键技术问题，多次试车获得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该院交付的末级发动机胜利完成了使命，为我国的首次航天活动作出了贡献。
1971年8月，开始研制返回式卫星回收制动发动机，1974年底完成。这种发动机需在高空超低温条件下围绕地球运行数天后才点火启动，以推动回收舱准确地降落到预定落区，因此，对其可靠性、总重和总冲精度都有很高的要求。杨南生主持确定的方案是，采用球形燃烧室、能量较高的推进剂、装填密度较大的新药型装药、潜入式喷管、尾部环形点火器。研制中攻克了点火器设计、真空可靠点火、头部外壁温度控制、总重与总冲精度保证等技术难关，胜利地按计划交付了发动机。自1975年首次使用以来，该发动机多次提交返回式卫星使用，全部获得成功，由此证明其性能稳定，可靠性高。
1967年，国防科委下达水下发射固体推进剂火箭研制任务。杨南生主持两级发动机的研制。这两级发动机均采用超高强度钢壳体、新型复合推进剂、新型耐烧蚀金属喷管喉衬、带保险机构的新型点火系统、摆动喷管推力向量控制机构（一级）和液体二次喷射推力向量控制系统（二级），二级发动机还采用了反向喷管推力终止装置。由于一些单项技术尚未过关，不少原材料要由其他工业部门同步研制，现有的研制设施不能完全满足大型发动机研制需要，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使得初期的研制工作步履维艰。杨南生对此忧心如焚，日夜操劳，数年中未曾休过一次假。1970年4月，第一发模样两级发动机终于双双全程试车成功，证明了所定技术方案是可行的。后来相继解决了药柱脱粘等一些重大技术问题，只是摆动喷管因未进行过单项预研而迟迟未能很好解决密封和控制力矩这对矛盾问题，影响了研制进度。直到1980年底，才开始向总体部门交付产品，水下发射固体火箭两级发动机获得成功。
1975年初，杨南生转入地处秦岭山麓的三线基地。主持开展了大批预先研究课题，例如：复合材料壳体、柔性全轴摆动喷管、新型材料大喉衬、新药型设计等等。1978年，他承担了通讯卫星远地点发动机研制任务。由于用途的特殊性，对这种发动机提出的性能和精度要求比以往高得多，特别是它需
在36000公里的高空环境里运行较长时间后，能可靠地点火工作。因此，杨南生主持制定了采用多项新技术的方案。其中包括有：高强轻质的玻璃钢壳体，高能量、易点燃的复合推进剂，装填系数高的先进药型，以及适应真空点火的点火系统和适应真空工作的高空喷管。开展研制后，陆续解决了玻璃钢缠绕工艺、装药脱粘、总冲与比冲精度控制、地面试车推力测试精度等技术难题，于1983年9月完成研制，开始交付产品。1984年4月8日，我国第一颗试验通讯卫星发射成功，在太空运行了数天的远地点发动机按地面发出的指令点火工作，成功地把卫星送入精确的准同步轨道，为我国又一次大型航天活动作出了贡献。这一远地点发动机，在以后年月的多次通讯卫星发射中，都胜利地完成了使命，无一失败，这在世界航天史上是少有的记录。
在远地点发动机研制过程中，曾遇到玻璃钢壳体发动机试车中发生所谓“神秘冲击”的拦路虎，即在发动机点火瞬间出现过大的冲击载荷导致试车失败。具有深厚力学理论基础的杨南生，运用动力学理论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研究，作出了合理的解释，并据此提出了采用尾部大面积人工脱粘层的解决措施，从而顺利地踢开了这一拦路虎，避免了重复试验，促进了研制进展。
在一次新型大喉衬出现裂纹问题的处理上，也显示了他处处注意运用理论指导工程实践的思想。这是一种制造周期长达几个月的大喉衬，出现裂纹便弃之不用，无疑会造成时间与人力物力的损失；但喉衬又是发动机上工作环境最恶劣的关键零件，贸然使用又可能导致试车失败，那将造成更大的损失。杨南生了解了裂纹的确切位置，进行了受力分析，断定裂纹处于喉衬工作中的压应力区，并运用热应力和断裂力学理论，判定这个裂纹在试车中只会受抑制，而不会再扩展，果断地决定使用这个带有缺陷的喉衬。试车结果如他所料，获得圆满成功。
杨南生不愧为我国一代火箭专家和火箭事业的卓越创业者。
(作者：廉茂林高笃学)

Ⅱ 李四光是谁

李四光，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者和领导人。他毕生从事地质科学的研究
和教育事业，成就卓著，蜚声海内外，是我国冰川学研究的奠基人。他独创
的地质力学理论，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生平

■他是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孙中山送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
国用

李四光，原名李仲揆，1889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
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
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
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
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革
命思想，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
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
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
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
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
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

■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接到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新
中国的政协委员职务，否则予以扣留……

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
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
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
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
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
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
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
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
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
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
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
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
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
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
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

背景

■鉴于李四光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地位，蒋介石多次表示要其出任教育
部长、大学校长或驻英大使，都被他拒绝。

■抗战期间他两次见到了周恩来。后来他说：“我在周先生身上产生一
个最大的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

李四光一生经历了中国社会几次大的变革。辛亥革命的经历，使他得出
应以科学来改变旧中国面貌的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这种“科学救
国”的理想已是难以实现的幻想。北洋政府时期，军阀之间混战不已，没有
一个管老百姓的死活。李四光曾化名在报上发表过一些讽刺、责骂的文章。
南京政府时期，他亲眼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和对科学的不重视，看到爱国青年
仍然受到追捕迫害。1933年，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
干事杨铨被特务暗杀，李四光非常气愤，把刚鉴定出来的一个古生物化石新
属以杨铨的名字来命名，用这种科学家特有的方式表示纪念与抗议。鉴于李
四光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地位，蒋介石多次表示要其出任教育部长、大学校
长或驻英大使，都被他拒绝。

在困顿与痛苦中，李四光逐渐认识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抗战期
间，他在重庆两次见到了周恩来。后来他说：“我在周先生身上产生一个最
大的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这也是他在国外那么
热切地怀念祖国、那么坚定地返回新中国的一个根由。

故事

■外国专家私下对李四光说，如果这些遗迹在国外被发现，早就被公认
是冰川遗迹了

冰川的分布是研究地质构造的重要依据，李四光对冰川的研究投入了极
大的精力。有些外国人对中国的冰川进行过考察，断言“中国没有第四纪冰
川”。李四光却提出“让事实说话”。1921年，他回国后在太行山的沙河县、
山西大同盆地口泉附近发现了第四纪冰川遗迹，虽遭一些外国专家傲慢地否
定，他却没有丧失勇气和信心，继续带领学生在太行山、九华山、天目山、
庐山等地考察，又发现了许多有力的证据。1933年，李四光以《扬子江流域
之第四纪冰期》为题，在中国地质学会第十次年会上作了学术演讲，会后专
门请中外学者到庐山实地考察。有的外国专家私下对李四光说，如果这些遗
迹在国外被发现，早就被公认是冰川遗迹了。此后，李四光加紧了对第四纪
冰川的考察，先后在扬子江流域、黄山等地发现了大量遗迹，最终推翻了外
国人的错误结论。其研究成果对掌握地下的水文和构造，对发展建设事业起
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问：“如果中国真的贫油，要不要走人工合成石油的道路？”
李四光根据数十年对地质力学的研究，说明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

解放初期，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后就遇到石油短缺的困难，当时全国
所需石油80％至90％都依靠进口。1953年底，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
把李四光请到了中南海。毛泽东十分担心地问李四光：“有人说‘中国贫油’，
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如果中国真的贫油，要不要走人工合成石油的道路？”

李四光根据数十年来对地质力学的研究，从他建立的构造体系、特别是
新华夏构造体系的特点，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说明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
油。毛泽东、周恩来在认真听取了汇报后，支持了他的观点，并根据他的建
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
代，勘探部门相继找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油
田，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这样，不仅摘掉了
“中国贫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1968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有关方面向国务院报告，当天清晨7时某地将
发生7级地震，周总理紧急找到李四光……

1968年冬天的一个深夜，周总理紧急找他，说有关方面向国务院报告，
当天清晨7时某地将发生7级地震，请国务院批准立即通知居民搬到室外去住。
周总理问：“李老，你的看法怎样，真是这么急吗？”李四光马上给当地的
一些地应力观察站打电话了解情况，根据无异常变化的反映及自己的分析判
断，对周总理说明不必发警报。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李四光的判断：该地没有
发生强烈地震。

李四光晚年仍极大地关注地震研究。他经常分析大量的观察资料，还冒
着动脉瘤破裂的危险，多次深入实地考察地震的预兆。逝世的前一天，他还
恳切地对医生说：“只要再给我半年时间，地震预报的探索工作就会看到结
果的。”

他把自己一生的辛勤劳动都献给了伟大的祖国和人民

Ⅲ 地质大学出过什么杰出人士或名人

杨遵仪教授（.10— ），男，广东揭阳人，中共党员，九三学社社员，1939年任教授，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博士生导师，著名的古生物学家。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地学系，1939年获美国耶鲁大学理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地质学特别是地层学和古生物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先后执教于中山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地质学院。历任中山大学地质系主任兼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北京地质学院副总务长，专修科主任，水文系、石油系、地质测量及找矿系、地质系主任；中国古生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地质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地质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古生物学报》的编委，《地质学报》、《地层古生物论文集》的副主编和《Stratigraphy and Paleontology of China》 的主编；九三学社中央顾问；美洲地质学会终身荣誉会员，美国耶鲁大学Sigmay Xi荣誉会员；国际地科联地层委员会冈瓦纳地层分会委员。

主编了《古生物学教程》、《古生物学》和《古生物地史学》教材。其中1980年与郝诒纯教授合作再次主编的《古生物学教程》获国家教委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与程裕淇、王鸿祯教授合著的《The Geology of China》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外学者四人合编的《Permo——Triassic Events in the Eastern Tethys》和《晚古生代―早中生代环太平洋事件及其全球对比》（英文）先后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还著有《贵州中部中、上三叠统腕足类》；合著《南祁连山三叠系》（1983）、《华南二叠—三叠系界线地层及生物群》（1987）、《桃李满天下》（1993）等9部专著和60余篇论文。

80年代初与殷鸿福、张克信、吴顺宝等合作研究《全球二叠－三叠系界限层型（GSSP）浙江省眉山剖面》去年被定为国际“金锤子”获2001年国内科技十大新闻。

参加编著的《中国地层概论》获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一等奖，主持的《南祁连山的三叠系》获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二等奖，《华南二叠—三叠系界线地层及生物群》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1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91年起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获第五届李四光地质科学荣誉奖。同年还获得何梁何力科技进步奖。被录入《中国科学家传记大词典》和《中国科技名人录》。
王鸿祯教授(1916.11— )，男，山东苍山人，中共党员，1950年2月任教授，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著名的地质学家和地质教育家。193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地质系，1947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秘书长、北京地质学院副院长、武汉地质学院院长；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国际地科联地质科学史委员会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民政协委员、第七、八届全国人民政协常务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地质博物馆名誉馆长，中国地质学会及中国古生物学会名誉理事、中国民主促进会顾问。

研究领域包括古生物学、地层学、古地理学、前寒武纪地质学、大地构造学和地质学史。在地层古生物和古地理方面，建立了四射珊瑚的系统分类和演化阶段，将沉积相与构造背景相结合，区别不同的古地理格局与古构造框架，主编出版了《中国古地理图集》；提出了层序地层的分类级别体系及其与天文周期之间的可能联系，出版了《中国层序地层研究》；在大地构造方面，提出了构造名词体系和中国及全球的构造单元和构造阶段的划分，提出了以泛大陆为准的大陆聚散周期，进行了全球古大陆再造研究，提出了地球演化中可能曾发生阶段性有限膨胀的设想，由此形成了全球构造活动论和历史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地球史观。地质学史方面，提出以学科史和学科思想史为主要研究方向，主编出版了《中国地质科学五十年》。发表论文180余篇，出版专著、文集、图集和教材20余种。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进步奖（1994），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特别奖（1996）。
赵鹏大教授（1931.5— ），男，满族，辽宁清源人，中共党员，1980年任教授，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博士生导师，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国际高等学校科学院院士（1995），地质勘探学家、数学地质学家。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1958年在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研究生毕业并获副博士学位。长期从事矿产普查与勘探、数学地质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现任中国地质大学校长，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名誉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及地质勘探、矿业、石油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地质学会地质教育研究分会会长、矿产勘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数学地质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九屇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定量地层委员会表决委员，IAMG杂志《不可再生资源》(Nonrenewable Resources)编委及IAMG杂志《计算机与地学》(Computers and Geosciences)通讯编委，《中国地质大 学学报——地球科学》主编。曾任国际地质数据委员会亚洲地区代表、国际数学地质协会专门委员。

Ⅳ 殷鸿福的成长历程

1952年，年方17岁的殷鸿福毕业于著名的上海育才中学。作为班上成绩最好的毕业生，他没有去报考众人向往的清华和上海交大的电机和机械专业，而是响应号召，第一志愿填报了刚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的被人视为“冷门”的地质学专业。1953年5月26日的《中国青年报》登载的他的一篇文章深情地写道：“我以自己终身做一个地质工作者为祖国服务，感到幸福和自豪。”1956年在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后，又师从我国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遵义教授攻读地层学古生物学研究生，开始从事三叠系地层学和古生物学双壳类和腹足类的研究，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1961）建立了贵州省三叠系生物地层框架，向当时由权威定下的雷口坡（巴东）组属于拉丁期的标准挑战，修改其时代为安尼期，并把嘉陵江组的时代定为早三叠世,这一成果一直被沿用至今。这些高水平研究成果，显示出一位青年学者的求实精神和创新才能。
文革后期，殷鸿福顶住当时知识无用论的歪风和没有项目与经费的困难，用自己微薄的薪水从事科研，先后完成十余篇论著，在文革结束后得以先期出版。1980-1982年，殷鸿福赴美进修，在那里完成了6篇SCI学术论文。1982年从美国归来后，殷鸿福率先向国内介绍了新的古生物演化理论“间断平衡”论，也是国内很早就评价新灾变论、分支系统学和事件地层学的学者。
1986年，殷鸿福在坚持耳菊石标准的界线委员会主席Tozer主持的会议上，出人意料地提出了
以微小舟形牙形石的首次出现，作为三叠系开始的标准的建议。1986年——2000年期间，他与学校及国内地质学家携手努力，并与国际同行合作，对煤山剖面进行了生物地层、地质年代等多学科、高分辨率的研究工作。经过四轮国际投票，2001年3月13日，一条喜讯从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传到学校：中国煤山剖面被正式确定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这个标准的确立代表该领域地层研究的国际领先水平。这项科技成果被评为“2001年中国基础研究十大进展”（科技部），“2001年度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教育部）和“2001年中国十大科技新闻”（科技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等组织评选），并获2002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在美国进修期间，殷鸿福与世界著名的古生物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纽威尔和美国古生物学会前主席纽克尔森共同从事研究工作，并被耶鲁大学、纽约科学院等25所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邀请讲学。美国同行被他的学识和刻苦研究精神所折服，纽威尔教授赞誉他是“中国学者的一位优秀代表”。两年进修转眼就要结束了，殷鸿福决定按期回国。美国一家很有名气的大石油公司希望他留在该公司的研究部工作，和殷鸿福一起合作搞研究的学者也极力挽留他：“中国是一个惯性很大的巨轮，想推动这巨轮的，要当心被它碾扁。”殷鸿福笑着回答说：“总是要有人去推动这个巨轮吧！” 成功只垂青于不辞劳苦、有着坚定信念、专心致志献身科学的人们。“十年动乱”期间，殷鸿福始终坚持在逆境中奋斗。20世纪70年代初，殷鸿福可以选择长期离校回南昌与家人团圆。但是，他割舍不了自己的科学研究，于是他带着年幼的女儿住在北京，每天仍坚持勤奋攻读。在没有科研经费的情况下，他硬是从自己每月40元的生活费中挤出钱来搞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他每周数次到离学校很远的地质部图书馆或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去查资料，风雨无阻。在这期间，他系统地学习了英语、德语、俄语和法语，做了几千张学术卡片，记下了几十本学习笔记，拍摄了几十卷胶卷的资料，撰写了十多篇当时无法发表的研究论文。
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殷鸿福就在贵州开始从事三叠系地层学和古生物双壳类和腹足类的研究，并取得了高水平的成果，此方面的研究成果相继在《中国科学》、《地质学报》等刊物上刊登，迄今仍作为该地区重要的地层古生物文献被广泛引用。此后，他以此为基点逐步形成了古生物学与地质学紧密结合的生物地质学研究体系，在门类古生物学（双壳类和腹足类）、生物古地理学、生态地层学、历史构造学等研究领域均有深入研究并取得突出成果。殷鸿福主编的我国第一部生态地质学专著《中国古生物地理学》获国际古生物学会主席高度评价：“无疑它将被证明是对一个具有全球意义主题的无可估量的指南。”殷鸿福卓有成效的研究，推动了古生物学和地质学全面的结合。四十多年来，殷鸿福出版专著14部，发表论文130篇、化石描述300余种、图版80幅。 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殷鸿福教授就在贵州开始从事三叠系地层学和古生物双壳类和腹足类的研究，并取得了高水平的成果，建立了贵州省三叠系生物地层框架，修改了原定为中三叠统拉丁期雷口坡（巴东）组时代为安尼期，并把嘉陵江组的时代定为早三叠世。此方面的研究成果相继在《中国科学》、《地质学报》等刊物上连续刊登（殷鸿福，1962.1963），迄今仍作为该地区重要的地层古生物文献被广泛引用。此后，他以此为基点逐步形成了古生物学与地质学紧密结合的生物地质学研究体系，在门类古生物学（双壳类、腹足类）、理论古生物学、生物古地理学、古生态学、生态地层学、层序地层学、事件地层学、生物成矿学及历史构造学等研究领域均有深入研究并取得突出成果。
殷鸿福创导生物地质学方向，推动古生物学与地质学全面结合；最早或较早系统介绍间断平衡论、新灾变论、事件地层学；提出地质演化突变观，对古、中生代之间绝灭事件的研究产生广泛影响。最早合作出版古生态学教程。完成我国第一部生态地层学专著及中国古生物地理学，后者已在英国牛津大学出版（1994）。在生物成矿方面提出生物-有机质-有机流体成矿系统。在地球表层系统方面着重对长江环境演变进行研究。倡导非威尔逊旋回，非斯密斯地层学及其填图方法。发表化石描述近300种，图版80多幅。在建立黔、青、甘、三叠纪地层系统等方面起主要作用。系统总结了中国及东亚的三叠系。首次提出国际二叠-三叠系界线新定义，界线事件的火山成因说等，在他主持下使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线层型（金钉子）确立在中国浙江长兴。已出版了21部专著，180篇论文。化石描述300余种、图版80幅，其中外文论著21篇（册）。由他主持或作为主要参加者完成的科研成果获多项奖励，其中地矿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五项，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此外，获“武汉科技新秀”称号，中国古生物学会首届尹赞勋奖、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曾获全国先进工作者、湖北省特等劳动模范。 全球确定唯一的点位,作为国际对比的标准。很自然，全球界线层型剖面代表高水平的研究，被视为一个国家地层科研水平的反映，世界上许多学者都以争取在其本国国土上建立界线层型为一种荣誉。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P/T界线划分一直采用的是19世纪提出，被前国际二叠—三叠系界线工作委员会主席Tozer所坚持以伍氏耳菊石出现作为三叠系的开始的观点。我国华南地区具有世界上最广布和齐全的二叠—三叠系海相连续地层和最完整的化石带；殷鸿福自70年代开始，就在华南广大地区开展了P/T界线的研究。通过对国内外资料的分析研究，他认为耳菊石的地理分布具有局限性，不宜作为全球的对比标准，并在1986年于意大利召开的国际二叠—三叠系界线工作会议提出以牙形石微小欣德刺的首次出现作为三叠系开始的标志（殷鸿福等，1988）。获得国际普遍承认。1993年殷鸿福以全票当选界线工作组主席，在加拿大Calgary召开的国际二叠—三叠系界线工作组会议上，确定了4个国际二叠—三叠系界线层型候选剖面，其中3个候选层型在中国，尤其浙江长兴煤山位居榜首。他和国内外科学家联合攻关，采用了十种以上的地层学、地质学方法研究，使煤山剖面成为同类研究中纪录最完整的剖面。1996年，他联合中、美、俄、德九名投票委员在国际刊物联名推荐以煤山D剖面27c之底作为全球二叠—三叠系界线层型剖面和点。正当此时，中、美、德学者合作的考察队在新疆大隆口研究中发生不愉快事件。美方片面将事件扩大为抵制煤山剖面，并在Science，二叠系分会、三叠系分会、二叠—三叠系界线工作组散发他们的声明，其后美国州参议员Domicile向我使馆提出询问。这些对煤山剖面造成不利影响。1997年初，国际地层委员会颁布规定，所有GSSP候选剖面必须有政府权力部门正式保证对外开放，才能投票。从1996年起，中国科学家为消减不利影响和争取煤山剖面所在地（浙江长兴县）正式开放，进行了大量工作，挽回了多数科学家的支持。1999年9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开放长兴县。自1999年10月至2000年11月,先后对煤山剖面进行了界线工作组、三叠系分会、国际地层委员会三轮投票，均以很高赞成率获得通过。并在2001年2月由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确认，正式树为全球层型剖面和点位（GSSP）。它的确立标志着所在国的地层研究水平，是一项科学荣誉。这一金钉子设在中国，必将引起国际地质学界的重视，并产生附带的社会经济效应。
对于P/T之交生物大规模绝灭事件，他于1983年就提出二叠—三叠系界线粘土岩火山成因学说，并主张P/T之交的生物大绝灭主要是海水进退、火山事件、地球化学异常所造成的灾变环境与生物内在演替规律相互作用的结果（殷鸿福，1983；殷鸿福等，1989），并勇敢地对当时盛行的球外星体撞击说提出了不同看法，现已为国内外专家广泛接受。
过去二十多年来，殷鸿福教授在P/T古生物及界线研究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其中10篇论文被SCI引用收录，获得原地矿部和国家教委科技成果二等奖各1项。他作为主编或主编之一组织出版此方面专著7部（如：杨遵仪、殷鸿福等，1987；Yinetal.,1996），其中两部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1部在荷兰著名的Elsevier出版社出版。他曾多次应邀担任国际会议的主席，并于1999年3月和2001年8月作为会议主席和主要组织者成功地在中国组织了“泛大陆及古、中生代转折期”和“二叠—三叠系全球界线层型及古生代—中生代事件”两次国际学术会议，到会外宾各有30人。鉴于他多年来在二叠—三叠系界线研究方面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赢得了国际、国内同行的信赖和尊重，他于1993年当选为由16个国家32名学者组成的国际二叠—三叠系界线工作委员会主席，2000年当选为国际三叠系分会副主席，他还曾担任了国际地质对比规划359项——“环太平洋、特提斯及冈瓦纳边缘二叠、三叠系”项目主席，先后有25个国家的180名学者参加了这一国际合作项目。 1952年，年方17岁的殷鸿福毕业于著名的上海育才中学。作为毕业班成绩最好的毕业生，他没有去报考人心向往的清华和交大的电机和机械专业，而是响应号召，在第一志愿填上了刚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被人视为“冷门”的地质学专业。1953年5月26日《中国青年报》于登载了他的一篇文章中深情地写道：“我以自己终身做一个地质工作者给祖国服务，感到幸福和自豪”。光阴荏苒，当年立志报效祖国的青年，现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但是，殷鸿福从未忘记当年的诺言，半个多世纪中，他在地质科学上奋力拼搏，艰苦跋涉，执著追求，不断追求，不断创新，塑造了壮丽人生，成就了辉煌事业。
1956年在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后，又师从我国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遵义教授攻读地层学古生物学研究生，开始从事三叠系地层学和古生物学双壳类和腹足类的研究，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1961）建立了贵州省三叠系生物地层框架，向当时由权威定下的雷口坡（巴东）组属于拉丁期的标准挑战，修改其时代为安尼期，并把嘉陵江组的时代定为早三叠世,这一成果一直被沿用至今。这些高水平研究成果，显示出一位青年学者的求实精神和创新才能。
文革后期，殷鸿福顶住当时知识无用论的歪风和没有项目与经费的困难，用自己微薄的薪水从事科研，先后完成十余篇论著，在文革结束后得以先期出版。1980-1982年，殷鸿福赴美进修，在那里完成了6篇SCI学术论文。1982年从美国归来后，殷鸿福率先向国内介绍了新的古生物演化理论“间断平衡”论，也是国内很早就评价新灾变论、分支系统学和事件地层学的学者。
1986年，殷鸿福在坚持耳菊石标准的界线委员会主席Tozer主持的会议上，出人意料地提出了以微小舟形牙形石的首次出现，作为三叠系开始的标准的建议。1986年——2000年期间，他与学校及国内地质学家携手努力，并与国际同行合作，对煤山剖面进行了生物地层、地质年代等多学科、高分辨率的研究工作。经过四轮国际投票，2001年3月13日，一条喜讯从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传到学校：中国煤山剖面被正式确定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这个标准的确立代表该领域地层研究的国际领先水平。这项科技成果被评为“2001年中国基础研究十大进展”（科技部），“2001年度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教育部）和“2001年中国十大科技新闻”（科技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等组织评选），并获2002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殷鸿福是中国最早研究古生物地理学的学者之一。1988年他主持编著并出版了专著《中国古生物地理学》，详细划分出中国各时代的生物地理区系，为我国板块活动的研究提供重要依据。
从达尔文、莱伊尔时代开始，地质学界和生物学界一直以“渐变”论占主导地位。殷鸿福和两位同事于1988年出版了《地质演化突变观》这部专著。该书不仅对居维叶、莱伊尔、达尔文三位科学巨匠的理论重新评价，并从地质事件和古生物演化角度论证了地质历史中的突变性，当时中国科协主席钱学森院士称赞说：“地质演化突变观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性。”
近年来，殷院士又在造山带非史密斯地层，以地球层圈相互作用为研究对象的生物地质学等研究领域，在前人和自己研究的基础上创新，在国内引起广泛重视和关注。
殷鸿福在地球科学上登上了一座又一座的高峰，他的勤奋和努力，为同行们树立了榜样。 殷鸿福教授和祖国千千万万的科学家一样，是一位爱国敬业的科学家。他几十年所走过的科学研究之路，是一条爱国敬业、报效祖国的人生之路，事业上的艰辛跋涉之路。
1980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国门打开，殷鸿福有幸作为中国第一批赴美进修学者奔赴大洋彼岸。殷鸿福非常珍惜国家给他的学习机会。在美期间，他与世界著名古生物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纽威尔和美国古生物学会前主席纽克尔森共同从事研究工作，并被耶鲁大学、纽约科学院等25所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邀请讲学。美国同行被他的学识和刻苦研究精神所折服，纽威尔教授赞誉他是“中国学者的一位优秀代表”
两年进修转眼就要结束了。殷鸿福决定按期回国。美国一家很有名气的大石油公司希望他留在该公司的研究部工作，和殷鸿福一起合作搞研究的学者也极力挽留他，说：“中国是一个惯性很大的巨轮，想推动这巨轮的，要当心被它碾扁。”殷鸿福笑着回答说：“总是要有人去推动这个巨轮吧。”
殷鸿福对他的回国动机是这样叙述的：“我如果留在美国工作，那是为外国人打工，为美国研究地质，而我是中国人，研究的是中国地质，我的事业在中国。在自己的国家里，我是主人，有主人翁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作为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我要把我的知识献给祖国，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努力奋斗！”
殷鸿福常常教诲学生：“科学是实事求是的，我不亲自去野外考察，怎能拿出充分的证据让别人相信我的论证呢？”从踏上地质之路起，他不管是身处逆境，还是功成名就，也不管山有多高，路有多远，他都要亲自到野外考察。他攀登过白雪皑皑的青藏高原，也跋涉过茫茫戈壁；秦岭曾留下他的足迹，祁连山也曾洒播他的汗水。1985年，殷鸿福加入中国共产党！30多年孜孜不倦的追求如愿以偿。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用自己的知识和才能为祖国的繁荣与昌盛贡献力量。这一年，50岁的殷鸿福教授，仍坚持带队登上海拔4000多米的岷山，为的是追索二叠—三叠系的界线。上山爬了4个多小时，在山顶又未进午餐，当他拖着疲惫的身子下山时，终因体力不支，摔倒在乱石丛中，摔破了膝盖骨。师生们想他再也不能跋山涉水了，但经过一年多的医治和锻炼，从1987年起，他科学研究的身影又穿行在崇山峻岭中。 殷鸿福十分重视科研群体的建设，20世纪80年代初他从美国按期回国，作为教研室当时唯一的副教授，他便多次向教研室捐款作发展基金，积极组织大家在一起进行科学研究、开拓古生物学研究新领域，帮助教研室同事联系出国深造。目前他已指导了5名博士后、35名博士生和一批硕士生。每年都有许多优秀青年，包括国外年青专家，经他推荐、联系而获得奖金、资助和职称提升。
殷鸿福院士对自己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带头干，努力多贡献，少索取。近十年来，他担任校长七年，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千方百计改善办学条件，开展“创新工程”建设，推行“数字地大工程”，重视学科建设，注重培养年青一代学科带头人，使我校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退下来后又把主要精力放在学科梯队和团队建设和繁多的社会工作上，他每年仍坚持出版高水平的论著。他主持的项目，一般都把经费划给各子课题，自己只留少量必需经费由秘书掌握，做到公开。他每年主持多个项目，但只拿一个项目的劳务费，有时还把自己应得的那份劳务费给了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教员。在多次专著稿费分配时，从来没有拿满他应得的数额。最近两年，他把多年积累的近七万页二叠系三叠系研究资料制成电子文档，上网共享。他还将一批古生物学图书赠送给学校资料室或传给年青教员。
殷鸿福院士对他的学科集体，多年倡导培植一种公正、透明、团结、战斗的学风，一种搞学问的志气，一种严格求实、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科学精神、一种学术讨论中较真证伪，学术评价中去浮存实的风气。他常说：“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现在很多人在说，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我则要说，精神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精神是万万不能的。”殷鸿福院士治学严谨。1992年，他主编的中国古生物地理学在牛津大学出版，虽然巳请人翻译了大部章节，但他看后认为达不到出版要求，便决定推倒重来，全部由自己翻译，自己打字，并回答了牛津大学出版社编辑提出的上百个问题，使之最终出版。2005年他的一名博士生论文获学院推荐为省优论文，但他认为不够，主动要求撤下了这篇论文。近年来，他主持的项目、参与讨论修改的论文，均不要求署名，有时署了他的名，他却要求划去，或放在后面。
鉴于殷鸿福的学识和为人，他的周围凝聚着一批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他带领的学科群体被全校公认是一个团结的、富有朝气的、有凝聚力的集体。童金南，谢树成（已通过，待批准）作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是学术梯队的中坚力量；张克信、龚一鸣、冯庆来、赖旭龙、杜远生等都能独当一面，硕果累累，该群体的教师5年来发表Nature等SCI论文近百篇，主持召开国际学术会议4次。目前，一个30来人的教研室拥有中国科学院院士1名、博士生导师12名、45岁以下的年青教授8名，具有国家重点学科，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骨干力量，已成为全国地层古生物学的中心之一。 中国地质大学，有一批已过不惑之年的老者，以满腔热情活跃在本科教学工作的第一线。他们甘于寂寞，潜心研究，默默耕耘，无私奉献，是优秀教师风范的写照。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前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殷鸿福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严师出高徒，殷鸿福教授带领的学科群体被全校公认是一个团结、富有朝气、有凝聚力的集体。目前，一个30来人的教研室拥有中国科学院院士1名、博士生导师12名、45岁以下的年轻教授8名，具有国家重点学科，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骨干力量，已成为全国地层古生物学的研究中心之一。
殷鸿福对自己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多贡献，少索取。他主持的项目，一般都把经费划给各子课题，自己只留少量必需经费由秘书掌握，做到公开。他每年主持多个项目，但只拿一个项目的劳务费，有时还把自己应得的那份劳务费给了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教员。在多次专著稿费分配时，他都没有拿满应得的数额。最近几年，他把多年积累的近七万页二叠系三叠系研究资料制成电子文档，上网共享。他还将一批古生物学图书赠送给学校资料室或传给青年教员。
大地留痕，珠峰作证。尽管殷鸿福院士担任着繁重的行政和社会兼职，身体和精力不比从前，已功成名就的他仍像一台开足马力的机器整天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没有忘记自己年轻时立下的终身做一个地质工作者为祖国服务的诺言，他正继续用自己的后半生为这个诺言和信念作证！ 2002年，殷鸿福领导的二叠三叠系科研组捐助20万元建立金钉子助学基金；同年，他将获得的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20万港元捐给大学作为学生的奖学金。
殷鸿福认为：“搞科学研究的人，要坐得住冷板凳。如果科研中“钱”的味道太浓，那么科学本身就会变味，科学就不“科学”了。钱财是身外之物，不能看得太重。自己的子女有自己的工作和事业，他们都很自强自立，自己获得的20万奖金主动捐出，没有和子女说，子女也不过问。”
2001年，学校大学生俱乐部改建，殷鸿福院士把“光谷提议奖”两万元的奖金也全部捐出，近年来，他还多次把所得梁亮胜奖奖金等捐给有关单位。
殷鸿福院士不只是一位科学家，他还是一位教育家，一位社会活动家、一名优秀共产党员。殷鸿福以严谨的科学精神，无私的奉献品质，忘我的工作态度，高度的责任意识，铸就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完美人格和一代地质大师的学术典范，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Ⅳ 缅怀中国地质事业百年发展史上位“殉难”的地质学家

吴凤鸣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一、引言

中国地质事业起步较晚，基本上是从西方引进而来。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典型半殖民地性质；二是民族矿业基础薄弱，发展缓慢，生产技术落后，规模不大。

早期中国地质矿产事业发展进程中，突出三个特点：①近代的学理论思想的引入；②借鉴与吸收外国地质学家来华进行地质调查的经验和成果；③派留学生去国外“取经”，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起到了“名师出高徒”效应。

截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仅有 2～3 种矿已探明储量，地质矿产专家近 200～300人。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实施与连续完成《宏伟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经过半个世纪的艰苦努力，在20世纪中期，中国地质矿产事业已从弱到强，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形成了各学科配套、各兵种齐全的百万大军；在自然矿产利用方面，截至20世纪末，我国已发现矿产170余种，其中已探明储量的有160余种，拥有矿产基地12万多处，创建矿业城市300余座；其中A、锡、锑，以及稀土元素矿等居世界储量第一位，矿产开采总量居世界第二位；而铁、铜、铅、锌、铝土矿等金属矿虽然也比较丰富，但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水平的58%，多为贫矿，实际利用率偏低；在能源方面：煤炭产量是我国突出优势，已早有共识，石油产量，在20世纪60年代就从“贫油国”进入产油大国，据我国第三次油气资源评价资料：全国石油资源总量1086亿t，天然气56万亿m³，由于我国目前研究程度和勘探程度较低，估计可找到的石油量为650亿t，的资源量25万亿m³，探明率仅为24.6 %。

在地质科学理论研究方面：中国大地构造学理论的创立及其学派的形成，早为国际同行所共识，近期在令人瞩目的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的大陆动力学，造山带深部构造演化等都有突破性的成就；在中国成矿理论方面，新的区域成矿论，指导与促进找矿的突破，中国陆相生油理论，为石油地质学理论的发展增添了强劲活力……

在野外地质调查与勘探技术方面，早已实施引进与创新相结合，实现运用先进科技成果：航空遥感、卫星、GPS、红外光谱、远程会商等现代技术的广泛应用。

综观上述，当前我国地质事业已从地质大国向地质强国跨越，在展示辉煌成就的同时，深切缅怀曾为中国地质事业快速发展，呕心沥血、筚路蓝缕，乃至“殉难”捐躯的老一辈地质学家英勇事迹，以A继承和发扬他们的艰苦奋斗，勇于牺牲的精神，就更具有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笔者基于这一目的，花费近半年的时间查寻史料，选定10位“殉难”的地质学家作如下的简介，限于所掌握史料，敬请同行补充和指正!

二、1912年“北方革命军”参谋长《地学杂志》主编白雅雨

白雅雨(1868～1912)(照片1)是近代地理学家、中国地学会的创建人之一(1909)、《地学杂志》主编。

照片1 白雅雨(1868～1912)

白雅雨1868年生于南通，1904年投身于辛亥革命，1908年在天津高等女师学堂北洋法政学堂任教，是李大钊同志在法政学堂的老师，多有影响；武汉起义后在北方发起“滦州起义”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担任北方革命军参谋长，进军京津途中被叛徒出卖，在古冶被捕，坚贞不屈，惨遭杀害，1912年1月7日殉难，享年44岁。

1915年工商部主持，由张謇书写墓志铭：“白烈士雅雨之墓”，1936年在北京西北郊显龙山滦州革命纪念园内，建有白雅雨烈士衣冠冢，1937年国民政府授予国葬，追赠为上将，并决定在北京和泰山建造纪念碑。

三、中国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区域地质学家赵亚曾

照片2 赵亚曾(1898～1929)

赵亚曾(1898～1929)(照片2)，字予仁，生于河北蠡县，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期间勤奋努力，思想进步，深得葛利普、李四光教授等的赏识。在校期间，“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当时进步刊物《晨报》副刊“科学世界”专栏上，连续发表地质古生物基本理论知识25篇论文，显示出才华“初露锋芒”。1923年进入地质调查所，历任调查员、技师、古生物研究室主任等，在所6年间，遍及大江南北以及边远山区，进行野外地质调查与研究，取得优异成绩，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一等科学研究奖励金。6年间发表论文和专著20余篇(部)，共百余万字，主要有：《中国长身贝科化石》，《中国石炭纪及二叠纪石燕化石》，《中国北部太原系之瓣鳃类化石》等，被古生物学同行奉为奠基性经典之作；在地层方面：专著《华北古生代煤地层的分类和对比》，对建立华北含煤的层序、时代归属和对比奠定了基础；《扬子江峡谷的中生代》、《中国北部太原群的时代》、《秦岭及四川之地质研究》(与黄汲清合作)等都是开创性的成就；在大地构造方面，发现阿尔卑斯型“飞来峰”构造，揭开了龙门山深断裂的奥秘。

1929年，由丁文江组织的“川广铁路沿线地质考察”大型专业考察队，同黄汲清由陕西越秦岭入四川，明知沿途土匪猖狂，路途艰险，老一辈地质学家们为中国地质事业，不畏艰险，显现出勇于牺牲的精神。赵亚曾11月15日进入昭通县境25里闸心场住入佛德盛客栈，夜间遭遇土匪抢劫，为保护已获得的沿途考察地质矿产资料和图件，与匪徒进行了周旋和斗争，不幸惨遭杀害，献出了年仅31岁年轻有为的生命。噩耗传出，地质学界一片悲愤，许多老一辈地质学家，诸如：李四光、丁文江、翁文灏等，都为这位颇有造诣的年轻地质学家的不幸牺牲，痛心而惋惜，并留下许多挽词与诗篇！中国地质学会为表彰与纪念赵亚曾为地质考察殉难，特设赵亚曾研究补助基金，奖给对中国的质古生物学作出贡献的学者，从1932～1949年，已有22人获得奖金，其中包括黄汲清院士等十余名院士在内。

赵亚曾殉难后，在原地质调查所旧址(北京兵马司15号院内)树立有“赵亚曾墓碑”；2007年10月5日在辽宁本溪市标准地层剖面前树立“赵亚曾汉白玉雕像”，以缅怀他在1926年创建的本溪牛毛岭中石炭统本溪组地层剖面。

四、中国地质事业创建者、多维学者丁文江

丁文江(1887～1936)(照片3)是一位多维科学家，地质学界誉为“地学泰斗”；1934～1936年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对中国早期科学建设多有贡献，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与玄学论战”中，以4篇《科学与玄学》战斗性论文战胜玄学派，为弘扬科学思想，捍卫科学精神作出贡献。

照片3 丁文江(1887～1936)

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字在君，5岁时进私塾馆，寓目成诵，喜爱诗词，11岁撰成《汉高祖明太祖优劣论》，13岁时以一篇《汉武帝通西南论》考得秀才。1901赴日本留学，1904年转赴英国，1908年考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动物学和地质学，1911年毕业回国，获得“格致科进士”；1913～1916年任地质科长，创办地质研究所和地质调查所，建造了培育出中国第一代地质学家的摇篮，拉开中国地质矿产调查的序幕。

他是中国地质矿产调查早期的先驱者，1911年回国途中，进入云南，取道滇黔湘驿道进行地质矿产考察，1913年对正太铁路沿线附近地质矿产作了系统调查，发表《调查正泰路附近的质矿务报告》；1914年再去西南边缘地区进行地质矿产考察，重点考察了个旧锡矿和东传统矿区；1928年受铁道部的委托，对川广铁路线地质做过调查；1929年组织大规模考察队，进行更系统的考察，取得丰硕成果。1935年，按照南京政府紧急矿藏勘探计划，受铁道部部长顾梦余的特别邀请，对粤汉铁路沿线煤矿资源状况进行调查，12月份抵达湖南，湖南地质调查所派王晓青协同，连续在长沙、衡阳一带进行野外地质调查，坚持亲下矿井，直到矿洞勘测，特别是对湘潭谭家山煤矿进行了更细致的勘测；在这次考察中，勘测了南岳的高度，凭吊了恩师龙璋纪念亭(咏诗一首)。当晚住入粤汉株韶段路局宾馆，由于连日野外勘察，过度劳累，又患伤风感冒，睡前服了安眠药片，壁炉烟筒不畅，不幸煤气中毒，治疗过程，肋骨骨折，化脓后，引起发烧，经20余天的抢救与治疗，终无回天之力，于1936年1月5日，一代宗师丁文江英年早逝，享年49岁。噩耗传出后学界一片哀悼，一些学界名流在不同报刊上发表激情悼念文章，特别是地学界《地理学报》、《地质论评》发表了悼念专刊，其中作为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追念丁在君先生》长诗，感人肺腑，激动人心!

由于丁文江是地学界的一代宗师，早有《丁文江传》、《丁文江年谱》等专辑出版；在100岁诞辰、120岁诞辰时都举办过隆重的纪念会和学术讨论会，2009年，中国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专门举办了丁文江120 岁诞辰学术研讨会，笔者在会上作了《丁文江在新文化运动中是科学派的主将》学术报告，编入《地质学史论丛》第5号，地质出版社，2009出版这里就不再赘述。

值得追记的是，初步认定：湖南煤资源丰富，尤以谭家山、耒阳马田墟、宜章杨梅山、粤之乐昌狗牙洞等最有价值。其中谭家山为烟煤，可炼焦，而马田墟一带为华南最大煤田，均为无烟煤，杨梅山和狗牙洞两处煤田尚待进一步勘查，这些煤田距路线较远，运输不便。虽然是短短数日，基本上解决了粤汉铁路沿线煤矿资源分布情况，为此“殉难”，他也付出了年仅49岁的宝贵的生命!

五、西南地质矿产学者吴希曾

吴希曾(1910～1938)(照片4)，字亦鲁，江苏淮阴人，1931年考入中央大学，初攻农业化学，一年后转入地质系，主攻矿物学和矿床学，1935年毕业，考入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同年，随同王曰伦、熊永先借调于贵州地质调查所，曾入巫峡，溯綦江，以至黔中；登梵浄，涉乌江，深入苗寨，遍历黔东各县，除沿途测制路线图与地质考察外，更侧重于金属矿藏的勘测，经他研究过的有：溪万山场、大喇峒，晃县酒店塘、八寨、三河等处的朱砂矿，独山苗林、三河苗龙场、榕江八蒙、江口梵浄山等处之锑矿；下江宰便之磁黄铁矿，三合野竹、丹江蜂塘寨、镇远等处的铅锌矿，清溪、平远、八寨、独山、三合永从等之铁矿，梵浄山之金矿，以及卢山翁项之油田。相继进行南岭地质调查，两涉融江、沅水，又赴桂北和湘西进行地质矿产考察。

照片4 吴希曾(1910～1938)

1938年，奉命赴湘西辰溪芷江一带开发煤田，2月8日他偕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王德森、测绘员李玉，从长沙出发，乘公路局客车，偱京滇国道前往。不意行至益阳县境山青铺(西距长沙约80km)，军车横冲直撞，客车竟被颠覆，燃起大火，吴等三人，同归殉难，年仅29岁，以逾花甲老父地质噩耗，痛不欲生。

逝世后，地调所所长翁文灏、黄汲清等，特在《地质论评》撰写悼念专文，并高度评价他长期在西南边缘地区进行地质调查，对贵州东部地质矿产，特别是对震旦纪及下古生代变质岩研究，多有贡献。

在王曰伦先生指导下，总结有关贵州地质矿产资源考察报告多篇：诸如《贵州东部地质矿产简报》，《贵州东部锑矿报告》(1938)，《贵州东部铅锌矿报告》，《贵州东部铁矿报告》，《贵州东部朱砂矿》，《贵州梵浄山金矿》，以及《贵州炉山翁顶之油田初勘报告》等；还参与了贵州汞矿的调查与研究，湘西地质矿产调查等。

六、著名地矿师王德森

王德森(1859～1938)，湖南岳阳人，自幼勤苦，岳阳中学毕业后，考入公立工业专门学校采矿科，1921年毕业，考入东南大学，专攻地质学，从师湛溪矿师。1928年创“中华矿学社”主编《矿业周刊》，筚路蓝缕，多遇艰难，而成效斐然。1930年出任湖北农矿厅技师，主掌湖北矿产，以煤铁矿为主，兼任象鼻山铁矿处长，终日锐意操劳，成绩尤佳。1935年反对湖北当局出售铁砂给日本，辞职而去，仪表抗议，可见其高风亮节之美德。后受老师湛溪先生之邀，出任贵州公路处处长，风餐露宿于曫烟瘴雨之境，虽非自己专业特长，工作勤奋努力，深得谌先生之嘉奖。

1936年夏，受资源委员会之聘，以专门委员之名，担任湖北灵乡铁矿探矿与开发之责，在任期间，常困于匪，几遭不测，均不顾自己安危，勘探开发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成绩卓然。

1938年灵乡铁矿工作结束后，奉资委会之命，赴湖南筹备辰溪煤矿，经长沙，同吴希曾等乘公路局汽车赴常德，行至益阳山青铺，被军车撞翻起火，同吴希曾等一齐“殉难”，终年43岁。

王德森从事地质矿业十年，公而忘私，勤奋廉洁，充分发挥了地勘专业特长，受到广泛尊重。

七、我国少数地质矿产与矿冶采矿兼优的知名专家闫增才

闫增才(1901～1940)，字立三，河南淇县人，自幼勤奋好学，性格爽朗、坦荡，最早考入焦作福中矿务大学，后转入南开大学，专攻矿床学、采矿学、冶金学，1926年毕业，获得矿冶工程学士学位。先后在六河沟煤矿、山东华实煤矿、汉口扬子铁矿任工程师、总工程师；1929年参与创办东北大学采冶系。1931年赴比利时，就读于列日大学(Universite de Lige)，从师Formarier P.和Lenier教授，专攻地质学与古生物学，1935年毕业，在我国矿冶采矿与地质矿产兼优者实属凤毛麟角。

回国后，先在中福公司任职，后为开发焦作新煤井做了地层与构造的调查与研究，“七七”事变后，随同孙越琦在湖南湘潭煤矿从事煤矿开采，1938年在四川勘查犍为煤田，为嘉阳煤矿开发奠定了基础。1939年任西南经济建设研究所矿业研究员，拟定《西南煤铁研究计划》偕同李邦华、赵家骧调查川康煤铁矿产，足迹遍及宜宾地区28个县，编撰成《大宜宾区煤铁矿产调查报告》。

野外调查归来，身患重病未愈，由于公务需要，急赴重庆，船行至中途翻覆，遂不幸殉难，终年39岁。综其短短39年的一生，学贯中西，学识超群，勤奋努力，任劳任怨，是我国矿冶界与地质界不可多得的英才，而竟赉志以殁，实可惋惜。

八、我国早期工程地质专家林文英

林文英(1910～1942)，祖籍中原，数度南迁，后居广东蕉岭，祖父辈两世侨居爪哇巴达维岛(今雅加达)，经商，1910年生于巴达维岛，三岁丧母，送回原籍，由祖母抚养，梅县广益中学毕业后，入上海暨南大学，后转入南京中央大学，专攻地质学，1933年毕业，获得理学学士学位。由于喜爱游览祖国的大山大川，在校期间，遍及宁镇山脉，考察了地层与构造；攀登过太行太华，以及一些地质胜境。

毕业后，在全国经济委员会公路处任职，从事于工程地质工作，最早参加四川地质考察团，相继参加西北考察团，赴陕、甘、宁、青、绥五省公路沿线地质工作；1937年，参加京滇公路周览团，1938年，调查滇缅公路沿线地质，考察伊洛瓦底江之航运，皖町八莫间之陆运；1939年勘查宜宾昆明间沿线地质矿产，1940年沿川滇东路(滤县至曲靖)及乐西公路(乐山至西昌)调查地质，1941年调查黔桂铁路沿线地质，对河池、南丹、独山等县境内隧道及涵洞施工计划，多有贡献。

同年，参加中印勘测队，由西昌出发经由云南之中甸入藏，顺探南墩之石油。

1942年，出任宝天铁路局专员亲赴宝鸡天水间研究隧道工程地质工作，行至徽县遭遇车祸，不幸殉难，年仅32岁。

值得提及的是，早年我国铁路线和公路线的勘测选线，沿线的桥梁与隧洞的设计，多半都处于他的手，是一位颇具潜力的工程地质的开拓者。同时对理论地质学也颇有造诣，如对全国12个自然区域的划分，河流袭夺与气候变迁的探讨，岩石与土壤之物理性质研究等。

林先生著述共约50种，1938年在《地质论评》上发表的《中国公路地质概论》，是其代表作，文中涉及朔漠区域、江淮平原、鲁东丘陵、黄土高原、长江中下游、闽浙山区、四川盆地、云贵高原、横断山区、青藏高原等各区域的工程地质特征；就是考察报告，也是十分精湛，诸如《甘新公路地质调查报告》等。

林先生毕生喜爱旅游，走遍全国23个省区，行程30余万里，是一位独具风格的年轻地质学家，英才早逝，实乃地质学界的一大损失，更是工程地质学界的损失!

九、我国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许德佑

许德佑(1908～1944)(照片5)，江苏丹阳人，苏州中学毕业(1927)，青年时代爱好文艺活动，曾参加田汉、洪深主办的“南国剧社”并担任导演和编剧。1930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获得文学学士；旋即赴法国巴黎留学，1931年进入巴黎蒙伯里大学地质系，从师著名古生物学家乔纳德(Jolend)专攻甲壳化石，从师门契柯夫(Men-hikoff)专攻珊瑚化石，成绩尤佳，被吸收为法国地质学会会员，1935年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在校期间，在法国地质学会会刊上就已发表两篇论文，受到称赞。

照片5 许德佑(1908～1944)

1935年学成归国，进入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任技士，兼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专事古生物研究，1936年晋升为技正，专攻三叠纪地层古生物研究，颇有造诣。

曾被选为中国地质学会助理书记(1942)，《会志》编辑(1937～1944)，1941年兼任复旦大学史地系教授等职。

1944年4月，偕同陈康、马以思到黔西从事地质调查途中，在贵州盘县啨隆黄厂附近不幸遇匪，三位地质学家同时“殉难”，许德佑年仅36岁。

中国地质学会特在《地质论评》上刊出《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纪念专刊》，以示沉痛哀悼，三位地质学家的灵柩，运往贵阳，安葬于贵阳市花溪公园内，并建立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纪念奖金，奖给作出贡献的地质学家，1945～1949年获奖者有：赵金科(院士)、米泰恒、赵家骧、顾知微(院士)、黄懿。

许德佑短短十年间，足迹谝及江苏、湖北、湖南、广西、云南、四川，特别对贵州有关地质古生物调查与研究更深，著述丰厚，达74种(89篇)之多，其主要成就为地层古生物，诸如：《中国南部三叠纪化石新材料》(1938)《中国南部海相三叠纪化石之研究》(1939)《贵州之三叠纪地层》等。

2006年9月30日，在贵州关岭化石群国家地质公园开园会上，特别追念了1944年许德佑、陈康、马以思在关玲发现化石群，找到海百合化石标本，1949年经穆恩之院士鉴定后，定名“许氏创孔海百合化石”。

十、年轻有为的地质学家陈康

陈康(1916～1944)(照片6)，字劻之，广东番禺人。1941年毕业于广东省文理学院博物系，其毕业论文《广东连县东部地质》，曾受聘于两广地质调查所，随同莫柱荪等赴乐昌九峰一带进行地质调查，发表《乐昌九峰地质》，经杨钟健审阅，特加赞赏，又经黄汲清、李承三的推荐，1942年进入中央地质调查所，随同许德佑研究贵州西南之三叠系，发表《贵州西南部三叠纪》、《贵州青岩化石之探讨》等。1943年响应黄汲清的倡导，参与了地质调查所化石标本的整理，做了大量而艰巨的工作。1944年在贵阳参加了第20届中国地质学会年会后，随同许德佑等赴黔西进行地质调查，中途遇匪惨遭杀害，年仅29岁。

照片6 陈康(1916～1944)

中国地质学会特在《地质论评》上刊出《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纪念专刊》，以示沉痛哀悼，三位地质学家的灵柩，运往贵阳，安葬于贵阳市花溪公园内，并建立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纪念奖金，奖给作出贡献的地质学家，1945～1949年获奖者有：赵金科(院士)、米泰恒、赵家骧、顾知微(院士)、黄懿。

十一、在校期间曾获得“朱森”奖学金的女地质学家马以思

马以思(1919～1944)(照片7)，原籍四川成都，生于黑龙江，“九一八”后迁回内地——上海。自幼好学聪慧，就读于同济高中，抗战后，随母返川。1939年中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地质系。1943年以全班之冠的优异成绩毕业，考入中央地质调查所，在尹赞勋、许德佑的指导下，从事地质古生物研究，曾发表《黔北桐榟县三叠纪动物群》。

照片7 马以思(1919～1944)

马以思女士自幼学习日文，通晓英、德、法、俄几国文字，经历学校考试，有28次获得第一名，实堪称著。因此，曾获得上海银行奖学金，林 森(主席)奖学金，是一位出类拔萃女杰。1944年随同许德佑等赴黔西进行地质矿产考察，中途遇难，年仅25岁。

中国地质学会特在《地质论评》上刊出《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纪念专刊》，以示沉痛哀悼，三位地质学家的灵柩，运往贵阳，安葬于贵阳市花溪公园内，并建立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纪念奖金，奖给作出贡献的地质学家(其中突出女地质学家)，从1944年起获得殊荣的女地质学家有：侯佑堂、池际尚(院士)、郝诒纯(院士)，以及唯一男性刘东生(院士)。

十二、兼具地矿和管理才能的地质学家张莘夫

张莘夫(1898～1946)(照片8)，原名张春恩，出生于吉林德惠(今九台县六台村)，其父张雅南贡生出身，攻读宪政学院法律专业，民国肇兴年间，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后曾任徐世昌总统府顾问、国会众议院议员、国务院议员。受家庭影响，1919年到北平就读于北京大学文学系，曾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相识，常在一起畅谈救国的道理，“五四”运动中，他积极参与北平青年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执旗领队，带头呼喊口号，颇有气势。1920年通过留美官费考试合格，赴美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后又进入密歇根工科大学专攻矿冶，毕业后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

照片8 张莘夫(1898～1946)

1929年学成归国，由于热爱设家乡，主动要求去吉林穆棱煤矿(今属黑龙江)，出任矿长兼总工程师，由于他的地矿理论和管理才能，使俄国人撤离后几乎停产的煤矿，得以很快地恢复生产，日益振兴。1931年“九一八”事变，被迫流亡关内，历任河北唐山工程学院教授，河南焦作煤矿总工程师，甘肃天水煤矿矿长兼总工程师、河南中福公司李河煤矿矿长、山西大学校长、中央实业部长、经济总署副主任等职；抗战期间，出任金属矿产管理处处长等职务，主持内地汞、锡、A等的金属生产，成绩卓越，展现出是一位颇有才能的地质学家。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莘夫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经济部东北行营工矿处副处长，负责东北工矿接收事宜，1946年1月16日带领技术人员(7人)赴抚顺，交涉接收抚顺煤矿，当时抚顺由民主联军管辖，接收未成，在返回沈阳途中，行至抚顺以西李二石寨车站被劫往南山枪杀，终年48岁。

有资料说：毛主席得知张莘夫被害后，曾惋惜地说：张是世界上少数地质专家中之一(大意)。张莘夫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多次去北大图书馆共同探讨救国之道。

事件发生后，苏联、国民党政府、民主政府各有完全相反的说法，由于当时东北地区处于苏军占领，内地各界对苏军拆迁工矿设备、机械行为，早有不满，加之，又揭露出损害中国利益的《雅尔塔协定》的秘密签订，于是在2月11日内地各大城市：重庆、上海、南昌、北平、汉口、杭州等举行反俄示威大游行，要求苏军如期撤军。

张莘夫之子 张立刚现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经常在国内进行学术交流。

另有一位著名的地质学家朱森(1902～1942)虽然不是死于地质矿产考察途中，但从追悼会上的众多挽联和挽词，以及悼念文中反映出有被迫害因素，笔者也就借此对他做点滴介绍。

十三、朱森

朱森(1902～1942)(照片9)，湖南郴县，自幼聪慧，喜读中国古典诗词，奠定下良好的文学素养。1928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在校期间学习到李四光教授的岩石学与构造地质学，葛利普教授的古生物学和的史学，教师中还有何杰、王烈、赵亚曾等，指导地质实习的还有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教授，得到了良好的地质基础教育。在校三年级时，发表了处女作《湖南郴县瑶林之古生代地层及动物群》(《会志》)，博得好评。

照片9 朱森(1902～1942)

1928年北京大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在研究所六年间，曾去鄂北、豫北考察秦岭东段地质，南岭地质，南京附近地质，相继发表10余篇论文。

1934年，得到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资助，赴美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在地文学方面从师约翰逊(D.W.Johson)，在地史学方面，从师凯伊(G.M.Kay)，利用暑假，去耶鲁大学，从师舒赫特(C.Schuchert)，学习古生物学。1936年获得理学硕士学位，同张更结伴，自驾车“汽车地质”历时两月，行程19560km，他们横穿阿巴拉契亚山脉，考察了大半个美国，了解认识各地地层与构造，还特别研究了科罗拉多大峡谷、黄石公园、大盐湖等地质名胜。

十四、结语

以上12位地质学家(除朱森外)，都是在地质矿产考察中不幸被害遇难的，其中有的是年仅20余岁的初露头角地质学家，为国家勘查矿产资源，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回顾我国地质矿产事业近百年发展史之际，用最简要的文字，介绍一下他们的事迹，一方面表达对他们的深切缅怀，更重要的是传承他们当年艰苦创业精神，发扬他们勇于承担任务，不怕牺牲的美德。这也是笔者花费近半年的时光，搜集史料，撰成此文的中心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