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教授抄袭

A. 关于张文宏博士学位论文被举报一事，复旦是如何回应的

2020年新冠疫情突然来临，让许多人措手不及。在这个危难时刻，许多人都选择逃出武汉，但是有一些人却逆向而行，这其中就包括大量志愿者和医护人员。他们在祖国最危难的时刻献出自己的热血，更是献出自己的生命，为全国人民保驾护航，最终疫情被牢牢控制。钟南山院士就不必多说，无论是非典还是新冠，都冲在第1线。还有一位上海医生名为张文宏在疫情时期大胆发言，给网友进行解惑，做出卓越贡献。

具体的事情经过是。

人怕出名猪怕壮，这句话说的太对了。自从新冠疫情控制住以后，张文宏医生就一直活跃在社交媒体之中。对于一些网友不懂的问题进行解惑，而且参加许多活动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网红医生。在我看来很有可能是有些人看不惯张文宏如此火的境地，因此查找张医生发过的所有论文，吹毛求疵，想找到其中问题。我想很有可能读不懂正文，因此在论文综述里挑毛病，认为张医生的综述和他人论文十分相似，有抄袭的嫌疑，并且发布到网络中，引起网友热议。毕竟学术造假是非常严重的行为，这也让张医生承受很大的舆论压力。

B. 如何看待质疑复旦大学重点实验室多篇论文抄袭美国教授

近日，有网友爆料称，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专业博士仇思隽的博士论文《政策执行研究一一以我国职业教育领域为例》，抄袭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博士亓俊国2010年的论文《利益博弈：对我国职业教育政策执行的研究》，引发争议。

针对此事，17日晚，复旦大学官方微博回应，该校学术规范委员会此前已接到相关举报并启动了调查程序。目前，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如抄袭情况认定属实，学校将依据《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实施条例》作出严肃处理。

“2007年第1号”通告称，自今年5月以来，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收到三起学术违规举报，分别是：匿名举报外文学院陆教授等人所编教材涉嫌存在严重抄袭现象、匿名举报五官科医院迟教授等人涉嫌论文抄袭、实名举报信息学院博士生叶某及其导师顾教授两篇论文涉嫌抄袭等。

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按《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及违规处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规范》)中有关要求、规定和调查程序进行了相应调查核实和审议。

以上内容参考：人民网-复旦大学回应博士论文抄袭事件：如属实将严肃处理

C. 为什么复旦大学又称为复制大学

看到的一篇文章。
百年复旦的校名，自己不加宣布，就悄悄地改成了“复制大学”了。连一个小小的宣传片都要复制别人的，还有什么不复制的？在全国排名中几乎年年位于前5的名牌高校，沦落到丑闻不断的地步：论文抄袭、科技产品抄袭、连拍个宣传片都要抄袭，看来抄袭已经成为复旦的固定思维模式了。
如果抄袭仅是个别工作人员缺乏独立工作能力，在侥幸心理支配之下，应付差事也就罢了，将其调到一个与他能力相称的岗位即可。然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抄袭者还振振有词。宣传片制片人声称系“独立创作”，剧本完成后才开始“参考”全球二十多所高校的宣传片，因“题材类似”，摄制团队比较多地“参考”了东大短片的叙事方式和表现手法……抄袭了还有理由，而且还是团队抄袭，只能说这所昔日的名牌大学已经确实人才匮乏到只有抄袭的程度了。
象复旦大学都沦落到这个地步，也确实让人为中国的高教担忧。怪不得这些年那么多的国人将孩子送到国外读书，上大学还不行，还要上高中甚至初中。由复旦大学联想到中国的其他名牌大学，有多少所高校不是复旦大学这个样子？有几所高校没有出现过抄袭论文、抄袭科研的问题？干什么事，首先想到的是抄袭，创新能力到哪里去了？还硬是进行创新教育，要教育学生创业创造，教师都养成了抄的习惯，又从哪里教育起？
复旦大学还真的成了“复制大学”。近年来，多名复旦教授论文抄袭被认定，院士王正敏领衔的人工耳蜗项目也涉嫌抄袭。其工作团队透露了当年“参考”国外同类产品的过程，跟复旦大学这部宣传片没什么两样……涉事院士教授仍死不承认，多名中科院院士联名上书要求对其除名。抄袭，团队抄袭，抄袭之后死不认账，已经成为复旦大学抄袭三部曲了。
前些年，中国的山寨货颇为闻名。原来以为，这只是商人们见钱眼开的痞子行为，加上正版货短缺，在供不应求之下，商人们以次充好。后来发现不是，连全国最大的网购商家也卖起了假货，自己卖假货却说工商总局吹黑哨。原来这个社会，假的东西大行其道，而且搞假的人还恬不知耻。
社会中弄虚作假的风气又从哪里来的？有的说，源于我们的教育。为何如此说？这些弄虚作假之人，绝大多数是高校毕业出来的。当然，这是瞎联想，社会中那么多求真务实的人也不是高校毕业出来的吗？哪方面人多？当然是求真务实的人多。但是，复旦大学的抄袭，还是让人们意识到，高校创新精神的丧失，似乎对社会中的抄袭风气起到了原始推动作用。据高校朋友介绍，一些高校管理人员满脑子都是抄袭，干什么事，都是看别人是如何办的，往往是直接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使用，即使文件也是今年抄去年、去年抄前年，甚至连日期都没有改。哎，高校到了这个程度，可他们动不动就是博士、教授啊，确实让人悲哀。朋友如此感叹着。
复旦大学为何沦落到只能抄袭的地步？这不能是，自己生不出孩子怪床歪，原因还得从自己身上去找。第一，处于功利的浮躁当中。教师浮躁，学生浮躁，所有人员都浮躁，都想一夜之间弄出大成果来去换利益，抄袭就成了出成果的捷径。天下文章一大抄，天下科研成果也一大抄，教师抄论文，管理者抄方案、抄文件。在一个抄袭成风的高校，又有何人愿意去琢磨工作搞创新。第二，管理不严。事实上，一些高校领导都在哪里寻找当官的感受，虽然校园巴掌大，也要端出一副官架子，高高在上，不愿在管理方面下功夫，讲的都是官话套话没有用的正确话，面对存在的问题却不闻不问。还有一些人，是从政府派到高校的，对校内管理只能是不懂装懂，甚至干脆不管。领导也想出政绩，以便再升更大的官，于是对通过抄袭堆砌出来的成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抄袭者因此出名得利，高校管理者也因此有了政绩，皆大欢喜。所以，许多抄袭事件即使被舆论高度关注，到了高校自查的时候，多是不了了之。这又更加纵容了抄袭。高校机制不改，抄袭难绝啊。

D. 张汝伦的抄袭事件

针对复旦大学教授张汝伦的专著《历史与实践》，孙周兴教授在《中华读书报》(2000 年3月29日)发表评论——《实践哲学的悲哀》：称该书“并不是张汝伦教授的‘著作’ ，而是一本‘译作’，或者充其量也只能说张汝伦教授‘编译’的”，因而《历史与实践》是“伪书”、张是“文抄公”。
为了“不负孙教授的苦心，亦为《历史与实践》的读者负责”，张汝伦教授发表《批评的悲哀》(注：《中华读书报》2000年3月29日。)：称其书“主题极为突出，无论在内容、风格和目的上都与《哲学历史词典》有极大的不同”，而且“除了‘实践概念和实践哲学’这一节引用了《哲学历史词典》的一些材料外，《历史与实践》与《哲学历史词典》没有任何关系”。在他看来，其《历史与实践》“有着明确的主题、完整的结构和一以贯之的思路和线索。正是这些使所谓它是一部‘伪书’的指控不攻自破”。而孙“真正目的是仅仅根据那几页来自《哲学历史词典》的材料没有注明出处，来一口咬定这本书是抄自该词典。其想象也未免太大胆了一些，但却忘了小心求证。《历史与实践》共487页，要证明它抄自《哲学历史词典》，仅靠他目前提供的那点证据是远远不够的。即使是他提到的第103～105页的内容，要证明它出自《哲学历史词典》或其他任何一本书，我想他也是绝对办不到的，更不用说本书的其他部分了。孙教授……缺乏足够的证据就一口咬定《历史与实践》一书是抄自《哲学历史词典》，这就不是批评，而是诬陷和诽谤了。而诬陷和诽谤就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了”。
很显然，在上述回应中，张汝伦教授既没有丝毫的自我批评，也没有对孙教授认定的《历史与实践》第98～102页抄自《哲学历史词典》的批评有任何认错的表示。张教授尽管无奈中遮遮掩掩地表示“‘实践概念和实践哲学’这一节引用了《哲学历史词典》的一些材料”，但他强调的还是已经“把自己的东西和别人的东西分得很清楚了”。如此一来，逼得孙周兴教授只好在《悲哀复悲哀》中继续揭发、再证《历史与实践》的抄袭性质：“经本人对张汝伦教授的‘专著’《历史与实践》第96～105页与德文版《哲学历史词典》第七卷中‘实践、实践的’条目所作的仔细对照，现已查明，其中有7页文字(第96～102页，其余3页性质不明)，加上这7页中出现的32个注释，完完全全是从上述《词典》条目中抄袭下来的，其中没有一个句子是属于张汝伦教授自己的……我断定：张汝伦教授的《历史与实践》具有抄袭性质，是一部伪书。而且我断定：这种把《词典》条目正文连同注释不加修饰地照抄下来的做法，决非出于无意和疏忽，而是一种蓄意的剽窃行为。”
孙周兴先生原为浙江大学教授，现任同济大学教授，以研究海德格尔著称。他说：“ 我与张汝伦教授是熟识的同行，既没有个人恩怨，也没有发生过学术上的争论。”“在我的印象当中，张汝伦是一位严肃的学者，在学术上经常表现出凛然不可犯的样子，学风应该是正派的。”张汝伦先生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名牌教授，不仅搞西方现代哲学，而且也出了大部头的中国现代哲学专书。只是张教授不够爱惜自己，倒了牌子，砸了形象，尽管他仍在复旦大学继续当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因为在张汝伦教授出事之前，已有中文系申小龙教授抄袭在先，继之有哲学系佘碧平副教授剽窃在后，还有历史系已通过答辩的某博士学位论文被发现存在大量抄袭的问题，故他们工作的大学曾一度被风趣的网友给幽默为“复印大学”。其实，与其说是幽默，毋宁说是无奈、痛心、心酸，或者说是“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
悲哀复悲哀——再证张汝伦《历史与实践》的抄袭性质
时间：2001年11月21日
作者：孙周兴（浙江大学教授）
来源：原创
关键词：
这是一篇揭露学界丑事的文章
读了张汝伦教授的文章《批评的悲哀——我对孙周兴教授批评的回答》，首先知道自己已得了一个不小的“罪过”：原以为只有“实践哲学”被张教授弄得比较悲哀了，没想到因为我那篇揭露他的《历史与实践》抄袭真相的文章，中国的“批评”也变得悲哀了。张教授的说法是：国外的批评是“对事不对人”，而国内的批评则是“对人不对事”。不过，张教授应该没有忘记，对于他的同一本“专著”《历史与实践》，我曾撰写过一篇赞扬性的书评；现在我发现他这本书具有抄袭性质，所以要写文章予以揭露。张教授，你说我是“对人”还是“对事”？
张教授还在文中说：“客观公正的批评还牵涉到学者的人品、修养和风度”。意思大概是指责作为批评者的孙周兴在“人品、修养和风度”方面大有问题。这话若由旁的人说出来，我还愿意听一听，然后好好反省一下自己最近的作为；但现在由张汝伦教授来说这个话，我就只觉得有点滑稽了。
为避免被张教授混淆了视听，看来我还得首先作一次澄清：拙文《实践哲学的悲哀》（以下简称《悲哀》）根本就不是一篇学术批评文章，而是一篇揭露学界丑事的文章（读者诸君眼下看到的这篇亦属此类）。学术批评是讨论学术问题的，而我现在没有任何学术问题需要向张教授请教的，其实拙文《悲哀》也没有涉及任何学术性的问题，而只是向读者们报道张教授是如何抄袭的。我的主张是：对于学术问题，大家讨论时应当而且必须心平气和，与人为善。而对于学界丑陋现象的揭露，就是另一回事了，摆出事实后，稍稍传达一点愤怒和讥讽，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需的。举个例子说，群众抓住了一个偷儿，当然是可以、而且是大有必要表达一下愤怒的心情的。
然而，偷儿也有自己的逻辑。群众愤怒地对偷儿说：喂，你这几件东西是偷来的！偷儿看看人证物证俱在，就答道：第一、不错，这几件东西是人家的，但不是我偷来的，而是“借”来的，只是有一点点对不起了，我忘了从哪里“借”的，本来我是要跟人家说一声的；第二、即使这几件东西是人家的，我这里还有别的几样东西，你们知道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吗？哈哈，我看你们就不知道！所以，我怎么可能是小偷？！
上帝见谅，我为这段文字犹豫了好几天，一直想把它删掉算了，免得张教授生气，以为我又在存心“讽刺和挖苦”。但读者诸君，你们如果把张教授的《批评的悲哀》一文总结、提炼一下，就会看到其中的意思差不多也就是上面两点。更有甚者，在表达了这个意思以后，张教授就壮了胆子，反过来倒打一耙，指责我“诬陷”和“诽谤”他了。我想，这就有点无耻了。
的确，到眼下为止，除了《悲哀》一文所做的以及本文要补充的事实指证外，我还不知道《历史与实践》中的“别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我已经在《悲哀》一文中明言，我眼下身在德国，手头只有《历史与实践》第96－105页的复印件。但我认为，我陈述的事实已足以证明《历史与实践》的抄袭性质了。张汝伦教授避而不谈我举证的事实，却振振有词地要求我拿出更多的“证据”，因为他说这本书一共有487页——这就接近于我前面讲的偷儿的“逻辑”了！
从操作角度上讲，张汝伦教授对我提出的这个要求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外文版的哲学图书和资料浩如烟海，张教授既然抄袭了《哲学历史词典》，也就有可能抄其他图书；而且，倘若我又找出十页、二十页来，张教授还是会说：那么还有其他的呢？这样推下去，即使我有愚公移山的精神，显然也是完成不了这项艰巨任务的。
继续揭发
要做这种全面的对照工作，其实只有一个人能够胜任——那就是张教授自己，正如只有他清楚地知道，我指证的10页中有3页不是从《词典》中抄来的。也正因此，张教授才敢在文中指责我的证据“其实只涉及从98－102页等5页的内容”，并责问道：“其余5页的内容既然也可在该条目下找到，为何不一并‘揭发’，以正视听？”
既然张教授这样问了，我只好答一答。我在写《悲哀》一文时，因为篇幅的限制，的确没有从第96页开始“揭发”，而是从第98页开始，止于第102页。到第102页，觉得文章已经太长，而且证据已经确凿，就没有再对照下去。现在听张教授一说，我对照了一下，确实没有在《词典》第七卷相关条目中发现第103页以下3页的内容。
但无论如何，张汝伦教授要求我继续“揭发”的“其余5页”中的另外2页（即第96－97页）的内容，却是完完全全在这部词典上的。既然张教授要求我一并“揭发”出来，我在这里只得把这2页也补上。
张教授的原文如下：
筑，学习或趋向目标和本身即是目的（如生活、幸福、看、沉思和思考）。这些活动就是狭义的“实践”。亚里士多德用Energeia这个词来专指这种目标在其本身的实践。这就把行为与“做”与“生产”区分开来了。实践是趋向目的的过程和本身就是目的的“行”。《尼各马可伦理学》虽然使用的术语与《形而上学》有所不同，但基本上仍坚持了这种区分。只不过在《形而上学》中Energeria只是指自身就是目的的行为，而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实现目的的过程也叫做Energeria。实践及其对象同时也是人存在表现的全部形式的总称：既指理论科学，工艺技术和狭义的行为，但另一方面也指有别于理论，工艺的人的活动。（注8）这种三分法对亚里士多德哲学本身以及后世的实践哲学都有很大的意义。狭义的实践概念，即我们正在考察的实践概念由此有了明确的规定和轮廓。[抄自第1281页]行为就是做决定，行为的对象就是决定的对象。与这种三分法相应，亚里士多德把真理的形式也分为三种，实践以“实践的真理”为目标。在试图从内容上确定通过行为实现的最高的善时，亚里士多德从柏拉图那里接受了把生活形式分为理论——哲学生活和公民——政治生活的做法。（注9）不过与后来中世纪翻译亚里士多德的做法不同的是，亚里士多德把日常生活称为“政治生活”而不是“实践生活”。“实践生活”指的是哲学专门的理论生活方式。[抄自第1282页]只有Eupragia（正确的行为）才是人的最终目标，而幸福作为所有人实践的目标本身就是实践。（注10）实践在这里既不是生物学或宇宙学意义上的创造运动，也不是单一的行为或活动，更不是生物学的功能，而是正确的行为，即一个完全圆满的完成，自身构成目的的实践。这就是作为实践哲学的核心概念的“实践”的基本意义。[抄自第1283页]这种正确的行为，即实践，与他人和社会的福祉有关，主要是指与生产劳动相区别的人的伦理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然而，理论在最终意义上自身便是目的，故它是最高的实践。（注11）[抄自第1285页] 但亚里士多德以后，人们对“实践”概念的理解却逐渐狭窄。普罗丁把实践理解为由向外的趋向造成的行为。（注12）他也像亚里士多德一样，把最高的活动称为Energeia。但这不是指实践，而是指Poiesis（生产）。实践只是理论的一种派生形式，因为外向的实践是模仿最高的和第一的Poiesis，它由于自身的弱点不能以自身为目标，而需要向外诉求。“人们在理论上不行，就转向实践——理论和逻各斯的影子”。（注13）与亚里士多德相反，不是理论是实践的形式，而是实践是理论的形式。实践只是为了观察，因为一切实践都要求回到纯理论的特殊起源。[抄自第1286页]早期中世纪并未接受古希腊的实践概念，只是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翻译诠释，实践概念才重新进入欧洲的精神世界。希腊的实践在拉丁文中被译为actus，这就使它有了“行动”的意思，并且是与人的意志选择有关的活动。这是中世纪后期哲学的实践概念的基本规定。[抄自第1287页]罗吉尔·培根认为要在一切科学和道德哲学中区分出思辩因素和实践因素。因为人的活动都是可以进行道德评价的行为，在此意义上理智被称为“实践的”，因为它完成实践，即善或恶的行为。这样，实践概念又和道德行为相关了。道德哲学因此和神学一起有一种基础科学的地位。与这种狭义的实践相比，其它认识都是思辨的，是为实践服务的。“一切不教我们善的科学，真正和绝对地看都是思辨的，这就是道德科学之外的一切科学。只有教我们为善的科学才是真正和绝对是实践的”。（注14）[抄自第1288页]（张汝伦：《历史与实践》，第96－98页）
首先要做两点说明：一、上列引文开头的“筑”字前面一个字在《历史与实践》的第95页上面，是我目前见不到的，但对照一下德文原文，就可以确定那就是“建”字了，而这也表明第95页上至少还有一段文字是抄袭的。二、最后一句话已经在98页上了，紧接着就是张教授抄来的关于邓·司各特的实践概念那一段了。
本来我想仍旧按照《悲哀》一文的做法，根据德文原文（《哲学历史词典》第七卷第1281－1288页，原作者为GüntherBien先生）把张教授的文字再译一遍，但我发现他这里的译文基本上还是忠实的，再译实在是多此一举，所以，我只用黑体字在上列引文中间标明原文的页码。张教授在这里的抄袭手段，自然也跟我在《悲哀》中描述的一模一样：仍旧是把比较难解难译的句子跳过去，不认识的希腊文词语和句子就不抄，原文共有51个注释，他抄下来7个。但上引《历史与实践》的两页文字，字字句句都在《词典》里面，没有一句是张教授自己写的！
注释也是抄来的
关于注释的抄袭性质，我在拙文《悲哀》中没有充分举证，这里需要补一下，以免张汝伦教授又怪我的工作做得不到家。因为《历史与实践》做的不是当页注，所以我见不到他上引两页的注释。但根据德文原文，我就知道张教授抄袭下来的7个注释是下面这个样子的：
注8：Aristoteles：Eth．Nic．I，1，1049a1。
注9：Aristoteles：Eth．Nic．I，3，1095b14ff。
注10：Aristoteles：Pol．VII，3，1325a32。 注11：J．Frese：Proze？imHandlungsfeld（1985）32f。
注12：Plotin：Enn．V，3，6，35；IV，4，4；VI，8，6，20。
注13：Plotin：8，4，32。
注14：RogerBacon：MoralisPhilosophia，hg．E．Massa（Zürich1953），249；vgl．auchOpustertium，a．O．13，48。
读者只要把《历史与实践》第二章的注释部分翻开来对照一下，就会看到其中的第8－14个注就如上列。在这7个注释当中，注8、注9、注10抄自《词典》第七卷原文第1285页上的注31、注36、注42；注12、注13抄自原文第1287页上的注3、注6；注14抄自原文第1294页上的注16。最有趣的是注11，张教授抄的竟是人家在注释中的一个注释：他把原文第1285页上的注51中的一句话（“……理论是最高的实践”）抄了下来，顺手就加了一个注，把其中列出的一本参考书标上了！但这回可真把我弄苦了：我在原文正文中反复查找，差点以为这个注终于是张教授“自己的东西”了。
加上我在《悲哀》中举证过的5页，在他抄自《词典》的7页文字中（《历史与实践》第96－102页），张教授一共抄袭了原文的32个注释———在我的记忆中，他的注释都是用外文原文标出的。但他在《批评的悲哀》一文中居然还能说：为了表明他的书是虚心地“听别人的意见”，所以他就“尽量多加注（全书487页，共843个注，平均每1页两个注）”。从我们举出的事实看，注释确实是蛮多的，但不是张教授自己“加”的，而是抄来的。而以这些抄来的注释为依据的“参考文献”（其中应有希、拉、德、英、法等多种欧洲语言的书目），当然也是抄来的了。——这还用得着我来证明么？
在《词典》注释中出现的书名多半是缩写的，比如上列注8和注9中的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Nikomachische Ethik）被缩写为：Eth．Nic．。上列注12中的Enn．也是普罗丁的Enneades（《九章集》）一书的缩写。《词典》中可以缩写，但在“专著”中就不行了。所以，张教授在抄袭这些注释时，还不得不做一个从书名缩写到全名的“恢复”工作。这个工作是够他烦的！
张教授在《批评的悲哀》一文中为读者们编造了一个美丽的谎言：他说《历史与实践》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其实是他在德国时的“读书记录和笔记”，但最初记下来并不是为了出版，而“只是为了自己看”，所以“摘录、翻译”都“比较随意”，后来回国了，“觉得实践哲学非常重要，而国内对之了解不够，遂决定在此基础上成书”；又因为回国以后已经找不到有关图书了，所以他就没有注明出处（参看张汝伦：《批评的悲哀》第三段；重点号为引者所加）。根据我上面的举证，他的这个谎言已经可以不攻自破：要不是从一开始就为了出书而存心剽窃，而只是做一点供自己欣赏的“比较随意”的“笔记”，张教授又何苦把原文中的这许多个注释严格地一一查对、抄录下来，并且要做好上述繁琐的“恢复”工作？
到这里，我要来谈谈《历史与实践》的“后记”了，因为张教授在《批评的悲哀》中主要是用这个“后记”来表明他没有抄袭。诚如张教授所言，我以前是好好读过他这个“后记”的，当时却丝毫没感觉到它有什么特别的，自然也没有体会到它的真正“功能”和“意义”。现在我没法重温这个“后记”，但我已从张教授那里知道了它的巨大威力，因为它把“像这种由于某种原因未注明出处的材料都包括进去了”（张汝伦：《批评的悲哀》第三段。而这也就是说，这个“后记”能够把张教授在《历史与实践》中的抄袭行径完全“合法化”，能够把他抄来的别人的文字都占为己有！读者诸君，你们说这一招厉害不厉害？
看来张教授真是深谋远虑，早就在抄好书后精心制作了这个“后记”，自以为已经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但我有点怀疑：这能成为一条退路吗？整页整页地抄了人家的文字（论述、引文和注释）之后，只要在“后记”中说明一下这本书是根据自己的一些读书“心得和记录”写成的，你就可以为自己的抄袭行为辩护了吗？
如果张教授的这种“逻辑”可以成立，则无论是谁都可以把他的“专著”《历史与实践》再“记录”一遍，然后也写个“后记”说明是“心得和记录”，把书名改一下，然后署上无论是谁的大名，就拿去出版好了。这样做来固然好，但不知道他张教授愿意不愿意？
抄袭性质不容置疑
好了，让我来作一个总结，最后把张汝伦教授《历史与实践》一书的抄袭事实明确如下：
经本人对张汝伦教授的“专著”《历史与实践》第96－105页与德文版《哲学历史词典》第七卷中“实践、实践的”条目所作的仔细对照，现已查明，其中有7页文字（第96－102页，其余3页性质不明），加上这7页中出现的32个注释，完完全全是从上述《词典》条目中抄袭下来的，其中没有一个句子是属于张汝伦教授自己的。粗略计算一下，已举证的正文为7页，32个注释以每个至少一行计算，约为1．5页，此外还有第95页的部分或全部，暂且折合为0．5页（声明：这是我推断出来的，因为第96页上只是亚里士多德实践概念的后半部分，前半部分必定在第95页上了），共计9页。这就是说，仅仅根据对《历史与实践》10页文字的调查，我已经确证张汝伦教授至少抄袭了9页、6750个汉字（以每页750个计）。据此事实，我断定：张汝伦教授的《历史与实践》具有抄袭性质，是一部伪书。而且我断定：这种把《词典》条目正文连同注释不加修饰地照抄下来的做法，决非出于无意和疏忽，而是一种蓄意的剽窃行为。
对于这个事实的鉴定工作，我建议可以由国内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同行组成专家小组来完成。根据我新近了解到的情况，北京大学图书馆就有这套德文版的《哲学历史词典》，因此完全有条件在国内进行这项鉴定。而对于我基于这个事实所做的断定，我想请读者诸君来评论。因为，学术乃天下公器，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E. “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被打”的话题引发热议，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被打”的话题引发热议，事情的真相是什么？众所周知，张维为是我国颇负盛名的对于国际和国内时事政治均有独特见解和高论的相关专家学者。他总是可以在众多意见不一的论断当中，发出自己的最强音。说明张维为教授对于国内的时政问题总是可以发表出属于自己的独特见解和看法来。但是近来总是有一些不和谐和异样的声音被传递了出来。其中英国的专家学者与张维为教授就《中国战疫模式是否证明中国模式优于西方模式》论题展开了极为激烈的讨论。张维为教授就这个上海防疫问题提出了上海市的百姓们对于得新冠的安全感会比在英国伦敦的安全感强100倍。但是这个论断遭到了来自英国专家学者们的抨击和批评。

真相二：西方极度抨击张维为教授的论断实则是一种不自信和不肯接受自己国家实际情况和客观实际的情形。他们对此越发生气和反对实则越能够反映出一些问题出来。他们在对自己的政府失去信心的同时还要对此极力的维护和辩护。实则就是一种非常不自信，恼羞成怒的一种表现，所以西方学者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和反对的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自信不足。所以我们大家要声援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对于他被网络抨击得这件事情不得不作出正义的审判和判断。

F. 复旦大学处理上海金融学院副院长贺瑛的博士后造假问题有多难

上海金融学院副厅级副院长贺瑛有严重的学术腐败行为，主要是指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涉嫌大量抄袭及涉嫌用博士论文冒充复旦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博士后论文）并继续在博士后出站报告中大比例抄袭（详见附件一及附件二）。就这一问题，本人自2008年以来向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相关部门进行了反映，发出挂号信近30封（详见附件三），主要是希望复旦大学或有关部门敦促复旦大学，排除来自各方的潜规则干扰，在核实与认定的基础上，撤销贺瑛的博士后资格，收回其博士后资格证书。复旦大学人事处2009年5月7日给我回信，表示“现核实工作已初步完成，我们已将专家核实的书面材料移交给校相关部门，等候处理意见”。但至今，一年半过去了，本人并没有收到复旦大学任何关于此事的处理决定，也没有人就证据与本人交换意见。“零容忍”还是“零作为”？
需要再次说明的是，根据举报证据及贺瑛博士后出站报告的内容，就很容易看出，在复旦大学相关博士后流动站两年期间，除了欺骗，她没有做任何博士后科研工作。
贺瑛其它的涉嫌学术造假的行为（共5例），详见本人2008年7月5日写给上海教委的信。
在提拔贺瑛为上海金融学院副厅级副院长及授予贺瑛各种政治及学术荣誉称号的过程中，相关部门都做了不少工作。现在有证据指贺瑛涉嫌学术腐败，同样也希望这些部门做点工作。希望上级有关部门协调复旦大学有关部门，帮助他们排除来自各方的潜规则干扰，在核实与认定的基础上，撤销贺瑛的博士后资格，收回其博士后资格证书；同时协调华东师范大学有关部门，依据证据对贺瑛的博士论文涉嫌抄袭一事进行核实。

G. 复旦大学抄袭门的事件经过

舆情萌芽期：2015年5月27日上午，复旦大学为迎接校庆110周年发布了“美丽科幻+人性叙事+硬朗大片”——名为《 To My Light》的形象宣传片（《To My Light》全长4分50秒，画面是从一架飞机的驾驶舱开始的，接着画面转进一间教室，一名穿着飞行服的女生在教室中醒来，随后漫步图书馆、看到正在阅读古代文献的老学者、在派对上跳舞、在操场上打太极拳，在黑板上手绘飞机等……最后，她脱下了头盔，旁边一行字幕显示，她是复旦大学2005级毕业生乐娅菲，现为中国国产大飞机试飞工程师。），引发众多网友围观。当天微信公众号“天黑动物园”发文《复旦大学最新宣传片被曝抄袭日本东京大学？》，称其与东京大学2014年的形象宣传片《Explorer》如出一辙。面对指责，复旦大学极力否认，宣传片的制片人公开称该片创作独立，留下舆论一片质疑。
舆情发展期：5月28日下午14时许，复旦大学全面撤下《 To My Light》，随即于18时许在官方微信平台上发布新版宣传片。连番动作与此前态度构成强烈反差，加剧舆论反感。随着质疑声进一步扩大，宣传片的制片人二度回应，并在回应中一改口风，承认较多参考了东京大学的短片，表示愿意坦诚接受公众批评。
舆情高峰期：5月29日，多方信息汇合交聚形成舆论高峰。一方面有关复旦大学形象宣传片涉嫌抄袭的新闻持续扩散。《南方都市报》刊发的报道“复旦宣传片被指抄袭东京大学 ”和《京华时报》发表的新闻“复旦宣传片被指抄袭东京大学 校方连夜发布新片”被各大网站大量转载。此外，多角度的针对性评论也纷至沓来，如“复旦连夜发布新片 回避抄袭是下策”、“复旦大学对‘抄袭’宣传片应启动独立调查”等。另一方面，复旦大学的校庆Logo也在当日被曝有抄袭之嫌，称该Logo转面之后与苹果Touch ID标志几近吻合，接连的侵权指控形成叠加效应，再度刺激舆情高涨。
舆情反复期：5月30日-31日，舆情态势总体回落。不过，30日在微博平台上，有关最新版宣传片复制慕尼黑工业大学创意的消息备受热议。《华商报》就此发表的题为“复旦新版宣传片再陷‘抄袭门’被指抄袭慕尼黑工业大学”的报道，也被凤凰网、中国网、新浪网等大量转载。31日，复旦大学在官方微博上正式就“抄袭门”道歉，并承诺启动相关调查，引发媒体集中报道，其后涌现新一轮评论热潮，集中于对社会创新能力、高校学术风气和危机应对处置的解读和反思，形成了6月1日的舆情小高峰。
舆情消散期：6月2日开始，舆情热度迅速回落，目前为止，尚未出现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