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资本主义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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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主要论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运动规律。
本教科书把列宁在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论述,概括在对垄断资本主义分析的最初一章中,以后各章即以当代资本主义为重点按逻辑展开,
分别论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资关系及其调节,资本国际化,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发达与不发达,最后以资本主义的历史过渡性作为结束。
在分析过程中,既注意坚持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基本精神,同时又着重分析列宁逝世以来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力求把对当代资本主义新现象、新情况和新问题的分析提到理论的高度。
吴树青,1932年1月3日生,汉族,江苏省江阴市人,中共党员。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理事长。
195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生班学习,1955年毕业后留校工作。 历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5年后历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教务长,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1989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96年离任后, 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理事长。从1955年起,长期从事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
主要著作有《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理论概论》,《中国宏观经济管理》,《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经济学》,《吴树青选集》等。担任第八届和 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主要社会兼职 有:中国老教授协会会长,北京经济学会会长,教育部“两课”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及教育部经济学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等。
吴树青历任北京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指导教师,北京市经济学会、比较经济学会副会长。
1932年1月生于江苏省江阴县,1949年9月至1952年在浙江桐乡工作,1952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为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研究生,1955年毕业后,留校工作,曾任副校长等职。
吴树青长期从事教学、研究工作,热情传播和钻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曾讲授《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比较社会主义经济、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等课程。
并多次参加国家教委组织的教材、教学大纲的编写及政治理论课改革工作。近年来,除主管学校教学工作以外,他主要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股份制、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重要问题上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在研究股份制时,他对未经充分实践就把股份制作为大中型企业的发展方向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1986年,在全国宏观经济管理问题讨论会上,他发表《商品经济的一般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特殊》一文,不仅探讨了商品经济的共性,而且重新论述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个性,对传统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点进行了反驳。
1987年,在中共中央十三大开幕之前,他即发表《谈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据、性质和特征问题》,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论述。
1988年,他应国家体改委的邀请,参与研究经济体制改革中期目标问题,他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期目标,不能从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概念出发,而应当考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前期有计划商品经济可能达到的水平,考虑各种制约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因素。
认为中国中期改革所应逼近的目标,是达到小康时期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模式,并分析了这一时期经济的主要特征,明确提出改革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搞高指标,必须充分考虑现实条件的制约。除此之外,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他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如1979年,他发表了《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等等,1980年发表了《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等文。1981年之后,又陆续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几个问题》、《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互助合作关系和等价交换关系》、《加快城市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关于增强企业活力的几个问题》等文。
1949年8月中共浙江省桐乡县委工作队员
1952年7月-1955年7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生班学员
1955年7月-1989年8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生院副院长、教务长、副校长
1989年8月-1996年8月北京大学校长
1986年8月至今北京大学教授、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教育基金会理事长
《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人民论坛》1995年第二期
《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人民日报》1996年9月12日
B. 如何正确认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一
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和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特点困虚来看,促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科技优势的,主要有下列一些条件和因素:
一是资本主义的先发优势。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
义日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972年版,第819页)以英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中,学生经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为什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要高于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如何看待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科技的优势?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和回答,涉及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认识资本主义新特点及其发展趋势,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以及如何解决当代大学生的理论困惑等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和科技领域所取得的优势十分明显,并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也必须注意到,在这一历史事实背后,有着许多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因素。这就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深入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上述优势产生的条件、原因,从而澄清在这一问题上的模糊认识,进一步坚定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国为例,英国设在印度的东印度公司仅1793年一年的食盐垄断就为英国带来80万英镑的利润。殖民掠夺加速了欧洲国家的原始积累过程。
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管理体制的调整。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吸取了20世纪20、30年代经济危机的教训,采取国家干预政策,避免了单纯的市场经济自发性调节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如,通过调整财政收入占支出比重来影响社会总需求;通过中央银行来控制利息率和货币供应量;通过对工资和物价的管理,调节工资、利润和其他收入之间的关系,保持生产和消费的均衡和社会的稳定;通过经济计划这种综合调节形式,对本国的经济发展进行宏观调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激励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也改变了资本主义早期所采取的残酷剥削的方式,注重研究企业管理中人的需要层次和动力结构,通过吸收工人参与一定的企业管理、支持工人入股等方式,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这些调整,既缓解了国内阶级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正常运转。
三是通过经济全球化发展自己。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各国间的相互联系空前密配孝切。这是历汪卖燃史发展的大趋势,但各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利弊得失又是不尽相同的。与发展中国家相比,经济全球化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显然更为有利。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控制和操纵国际经济组织,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经济规则,并力图将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固定化、合法化;它们在全力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以不等价交换关系,迅速获取最大利益;它们还在开放的金融市场上,利用资金和技术的优势,全方位地进行金融扩张和金融投机,造成他国利益的损失,自己从中获利。
四是科技、教育和经济的互动。在当代社会,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起着先导和加速作用,对经济增长起着决定和驱动作用。当代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而科学技术的竞争又直接表现为人才的竞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正是通过发展高科技,加紧人才的培养乃至争夺,通过科技、教育和经济的互动,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在世界竞争的格局中占据了有利地位。面对知识经济的浪潮,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制定新的发展战略,通过科技、教育和生产的
现代联合,抢占现代化发展的制高点。20世纪50年代,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因素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份额为20%;70年代上升至70%;到了90年代已上升至70%以上,其中教育和培训的份额占20%左右。中国目前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还不到40%。目前中国高校录取率只有10%,而加拿大为100%,美国为80%,韩国为50%,世界平均水平为15%。可以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生产力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知识和人才的积累不足。
二
虽然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和科技方面取得了较大优势,但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就此消失,资本主义将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相反,这些优势不仅不能最终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而且从长远来看,还会使这些矛盾深化,进而导致资本主义更大的危机。因为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以机器大工业和现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是不相适应的。具体来说,这些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不公的程度越来越大。在现代自动化大生产的背景下,劳动结构发生了变化,一般的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人呈递减之势,科技人员、管理人员的比重在增大,但劳动者受剥削的程度却加剧了。因为许多从事技术和管理的劳动者所创造的劳动价值要远远高于简单劳动所创造的劳动价值,自然地,技术劳动又比简单劳动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美国的剩余价值率1909年为110%,1950年为237%,1970年为289%,1987年为365%。二战后,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有所调整,但却没有改变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状况,而且这种状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张在量上又有新的发展。这在总体上表现为,雇佣工人人数在经济活动人口中所占比重增加,以及在资本进一步集中基础上资本家人数相对减少。从分配角度来看,工人相对贫困在加剧,收入差距在扩大。美国公司经理1960年的平均收入是美国工人平均收入的40倍,1993年是149倍,1997年是326倍。在当代,占美国人口总数2‰的富豪,拥有美国公司总资产的60%以上,收入最高的1%的人所拥有的财富,占美国家庭财富总和的90%。
二是南北差距在扩大。资本在一个国家的积累会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引起国内的两极分化,在世界范围内的积累则会导致全球的两极分化,后者直接表现为南北经济差距的拉大。美国《外交》季刊1995年冬季号第1期载文指出,“在世界上有20多个富国,100多个国家同富国的差距在拉大”。文章还指出,“30年前,世界上最富有的20%人口的收入是最穷20%人口收入的30倍,而今这一差距已经扩大为60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度《人类发展报告》称,占全球1/5人口的发达国家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80%,占全球人口3/4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所占比重不足20%。保障世界所有人都能享受最基本的教育只需要60亿美元,美国每年的化妆品消费就相当于这个数字;保障最不发达国家所有人都能够得到最基本的医疗保障,需要130亿美元,而美国和西欧每年在饲养宠物方面的花费就相当于这个数字。南北差距拉大,是北方国家利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剥削南方国家的必然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各国纷纷走上独立解放的道路,世界范围内旧的殖民体系也随之崩溃,但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依然在限制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这表现为,在生产领域,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格局未能彻底打破;在流通领域,不利于南方国家的贸易规则依然存在;在金融领域,一些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继续控制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等等。
三是资源和财富的极大浪费。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决定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的经济活动。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就是要使资本价值增殖。他们为了生存和发展,通过企业组织和生产的技术改造,提高生产效率,不断生产更多更便宜的商品投入市场竞争。在大量的产品生产出来以后,他们又利用各种现代技术和媒体来引导甚至误导人的消费。正如西方学者马尔库塞所言,当代资本主义不顾人的真实需要和生活质量,通过制造一种虚假的需求,以实现强迫性的消费。这种经济增长的结果,是资源和财富的浪费以及恶性消费、畸形消费的产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口占全球人口的1/5,却消耗了世界80%的原料和产品。其中美国占世界人口不到1/20,却消耗了世界1/5的能源、1/3的世界矿物质。据统计,每个美国人每天要扔掉约4磅的垃圾,每人每年要消耗120吨的自然
资源,每个美国人每年要消耗的资源相当于12英亩农田和林地提供的可再生资源。资本主义这种急功近利、追逐利润的本性,将阻碍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
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和科技优势及其所带来的问题,进一步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可以形成以下几点认识:
一是中国经济和科技的相对落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中国经济和科技的落后,同近现代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有着本质的联系。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于军事力量,开始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它们在中国经营轻工业和重工业企业,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严重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另外,帝国主义列强还利用掠夺来的资金优势,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帝国主义不仅在城市以商品竞争压倒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而且还渗透到了农村,形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残酷地剥削广大中国农民和其他劳苦大众。帝国主义还勾结中国封建地主阶级,企图使它们在中国的统治永久化、合法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和科技是不可能发展的。
二是社会主义制度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发展中国的经济和科技。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的根本体现,就在于它比资本主义更合理、更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并最终创造出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新中国成立51年来,尽管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波折,但从总体上,我们在经济和科技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新中国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时间里,创造了历史的奇迹。由于中国坚定不移地走科教兴国的道路,通过科技、教育和经济相互作用,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了经济运行的质量,大大增强了综合国力。世界银行1997年9月公开发表的《2020年的中国》评价:“在过去的15年中,中国经济增长了四倍多。在1978年到1995年间,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以8%的速度飞速增长。”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加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步伐,进一步推动新形势下高校“两课”教学的改革和发展,10月28日,教育部社政司、高等教育出版社和本刊编辑部在京联合召开了“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推动高校`两课'教学改革与发展”座谈会。会议以如何根据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的新要求,进一步加强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和道德品质教育;高校“两课”应如何结合新的实际,积极贯彻五中全会精神;面对新世纪,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应如何加强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切实重视对社会思潮的研究与引导为主要议题。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关专家学者有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俞家庆教授、北京大学钱淦荣教授、清华大学刘书林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徐志宏教授及张雷声教授、秦宣教授、张新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王章维教授、本刊编辑部任大奎编审。教育部社政司司长顾海良、副司长靳诺、思想理论教育处处长徐维凡、副处长万志建等出席了会议。
与会专家学者就认真学习和领会中央五中全会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精神的体会和感想,从如何在新形势下“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如何结合五中全会精神“拓展邓小平经济理论研究与教学的新视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建设马克思主义思想道德新体系”,在“`邓小平理论概论'课中贯彻五中全会精神的设想”,“加强互联网上的阵地建设,提高`两课'教学实效”,如何正确看待和把握五中全会文件中的一些新提法等角度进行了座谈和研讨,提出了不少积极的带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社政司司长顾海良就当前高校如何在“两课”教育教学中,贯彻落实五中全会精神,加强对影响当前大学生思想的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高校“两课”教育教学将根据国家“十五”计划的有关精神着手制订的教材、大纲和教师培训计划和整体工作方案,以及社政司宣传贯彻落实五中全会精神有关工作谈了自己的看法和工作设想。
三是社会主义只有充分吸收、利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断参与国际合作,才能最终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要在全球范围内取得胜利,有两个基础性条件:第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第二,与世界普遍交往关系的形成。这两者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当前,我们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科技和经济成果,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经济和科技实力。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要在经济全球化中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广泛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并尽可能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历史过程。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通过
不断调整,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这使得它还能在较长的时期内稳定发展,其经济和科技的优势也不会在短期内消失。我们既不能由此对社会主义制度失去信心,认为它难以同资本主义抗衡,也不可急于求成,否定我国在现阶段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只要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定信念,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完成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
[夏文斌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孙蚌珠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C. 中国宣纸在外国被叫“日本纸”,清华教授:文化输出有多任重道远

仔细想来,西方国家与日本方面的强取豪夺着实可恨,可是更加让人沉痛的是,宣纸现在形成这般颠倒黑白的局面,我们国家自身也占很大一部分原因。
如果每一个时代的中国人都能够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紧随时代的发展步伐,那么不论其他国家多么精密策划,都会在我国强大的国际实力面前束手无策。所以,很多时候,宣纸的改名换姓,更多的应该是激起我们的民族耻辱感,当这种耻辱感与惭愧感化作一种重新崛起的决心,那么中华民族的未来,则不可限量。
D. 清华大学教授杨燕绥:银色经济与金融创新
【编者按】 养老金事关国计民生。近年来,我国养老金政策密集出台,基本养老金、职业年金相继开始市场化投资运营,个人养老金启动试点,中国证监会也推出了养老目标基金。在此背景下,2018年11月16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在个税递延养老试点地区苏州工业园区举办第二届“养老金与投资”论坛暨《个人养老金:理论基础、国际经验与中国 探索 》发布会,以“资产配置新时代”为主题,讨论资产配置的新机遇、新挑战,聚焦实务,提升专业,服务养老保障体系发展。中国基金业协会今日发布养老金专业委员会顾问、清华大学教授杨燕绥的讲话,供行业参考学习。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
大家上午好!十八年前,是我到清华的第一年,办的第一个论坛是企业年金和养老金信托文化。十八年之后,我们又来到了苏州工业园区分享个人养老金和信托文化,很有感触。
我很高兴看到我们养老的两个主打产品,契约型产品和信托型产品的代表人都拿出了实际行动,保险业推出了中保信平台,基金业发挥专业能力,把居民手里一生当中零散散的资金汇集为养老金的大江大河。这使得我们在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同时,经济还能持续发展,意义非凡。
苏州是一个很有信用的地方。七年前我们跟海虹集团完成了按医生的临床路径进行智能监护的系统,在很多城市上线。有一些城市上线后,一上来就会发现40%、50%、60%甚至更多的医生,他们的处方行为被亮了黄灯、红灯。服务商很高兴,觉得系统有效。但是这套系统在苏州上线之后,没有什么太多的反应,亮黄灯的机会连20%都不到,这说明苏州的医生很信守他们对人民 健康 的信托。所以苏州工业园区作为个人养老制度的试点,不仅是选对了,而且可以放心。
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面对的人口老龄化不是一件悲观的事情,是一个机会。人口老龄化不是 社会 老化,而是 社会 进步。我们知道农业经济解决了温饱问题,人类的寿命到了四五十岁;工业革命是解决快速发展的问题,人的寿命到了七八十岁。那我们现在面临收入分配的不公、环境污染等问题,我们需要进入大 健康 经济,这是人类第三大财富波。世界卫生组织号召说,只要我们投资 健康 ,构建安全的未来,生命科学就可以证明人类的寿命是百岁人生。
面对百岁人生,我们把它比喻为银色人生,黑发五十年,白发五十年。我们会特别关心每个个人和家庭,每个企业和员工,我们的国家从生产到福利的政策需要什么样的规划,尤其是养老金的规划。银色经济就是基于国民不断增长的 健康 长寿的消费需求和约束条件,来组织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的活动,我们的任务是要追求供需平衡和代际和谐。
养老金做的好,可以培育这个消费需求,养老金做不好,就成了约束条件,我们大家责任重大。面对这样一个人口老龄化的形势,和 健康 长寿的需求,我们正是这样一个战略,两个人口红利。当然这两个人口红利并不是降低劳动力的成本,而是说人人都可以贡献大于自己的消费,给经济 社会 的建设留出一份贡献,这是人口红利的内涵。两个人口红利,要进行人力资源的创新,金融体制的创新。第一个人口红利,当然是我们的前半生,怎么去改善劳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劳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它表现为当期的收入,也表现为延期的收入。所以形成一个跨生命周期的平滑消费。这样才能提高生产力,以 科技 推动经济。
中国今天面临两个问题,内部我们是14亿人,可以做循环。但是我们输出的不再是地摊的产品,而是 科技 。这既是我国面临全球形势要做的事情,也是第一个人口红利要达到的结果。当人的前半生过后,我们形成一个良好的资产结构,这个资产结构包括人的 健康 ,医疗养老的消费能力,以及一生中买房养房,到最后老年房养我的平滑安排。这时候才能提高老年人的购买力,用消费拉动经济。
我们需要金融创新,银行、保险、基金等都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今天就银行谈银行,就保险谈保险,就基金谈基金,只能叫改善,不能叫创新。我们需要在金融的体制和产品上有创新。我们现在有1.5亿65岁以上的人口,并以年均七百万的速度在增长,从供给到需求对中国的实体经济产生重要影响。这个问题不能回避,不能忽略,所以在国家养老金、医养PPP上进行金融创新至关重要。
我们来看国家养老金的创新。在养老金的概念中,政府养老金是一个法定计划;两个合格计划包括企业养老金、个人养老金。这个“合格”表现为有法可依,有契约精神,有信息平台,有综合治理的表彰机制。合格计划就是跟政府合作的计划。一个法定计划和两个合格计划共同打造了一个运营机制,这就是我们要进行的品质创新。
通过上图我们可以看到,进入老龄 社会 时,政府养老金是上升阶段,深度老龄 社会 是平稳阶段,超级老龄 社会 时替代率在下降。这几个时期分别对应第二支柱的启动、上升、平稳,对于第三支柱是启动上升,持续上升。这三个支柱构成了国家养老金体系此消彼涨、相互补充的关系,形成了一个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由三个篮子相对保证养老金充足性的运行机制。在这样一个机制下,政府的职责是做到有法可依,通过建立信息平台打造一个非常清晰的养老运行机制。接下来就需要我们从体制到产品上去创新。体制和产品的创新,今天我已经看到了厚厚的两本研究成果,希望大家可以细细分享。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信托文化,十九世纪的英国个人信托文化,打造了英国大帝国的态势,屹立于世界之林;二十世纪的美国公司文化,打造了美国的机构投资者,培育了美国资本主义的文化,使美国成为一个经济大帝国;那么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面临着土地国有、养老金等公共、准公共资产的挑战,希望我们在坚持 社会 主义原则下,走出 社会 信托的文化,这是我们的唯一之路、必由之路。
面对养老金信托,它其实就像管理自己的财产一样,管理别人委托的财产,换句话说,对别人的财产,像管理自己的财产一样忠诚、细腻。养老金的信托,包括土地国有,需要一个很好的信托文化。居民委托、法人授信和政府搭台将形成新时期的养老金文化。这样我们才能不忘初衷,放眼长远的未来,让蓝天白云、青山绿水进入每个人的家庭,全国一条平滑的消费曲线,经济 社会 稳定持续发展。
谢谢大家。
(根据现场嘉宾演讲速记稿整理)
本文源自中国基金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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