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同济大学医学最年轻教授

❶ 童第周的资料

童第周
童第周（1902-1979），生物学家。

1902年5月28日出生于浙江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由于家境贫困，17岁才迈入学校的大门。192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1930年获比利时比京大学科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先后任山东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同济大学、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心理生理研究所研究员，英国剑桥大学、美国耶鲁大学研究员，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后任中国科学院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历任山东大学教授、副校长，第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实验胚胎学的创始人。用分裂球活体染色法证明海鞘镶嵌型发育的极性或轴性，以纤毛的运动作为实验对象和极性指标，探讨胚胎极性这样一个胚胎发育的重大问题；在文昌鱼发育方面，研究分裂球之间的相互关系，胚层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诱导作用等，使胚胎学界对文昌鱼个体发育有了全新的认识。对于理解系统发育起到了启迪作用；晚年进行了细胞核和细胞质在发育中关系的研究，证明了在个体发育中，核与质之间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1979年3月，他在为浙江省科学大会作报告时，不幸脑血管破裂，晕倒在讲台上。从此，一病不起，3月30日逝世，终年77岁。他从教多年，培养了大批学生，有不少学生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学者。

简历

* 1902年5月28日出生于浙江省鄞县。
* 1923—1927年复旦大学毕业。
* 1928—1930年任中央大学助教。
* 1930—1934年比利时布鲁斯尔自由大学学习，获博士学位。
* 1934—1937年任山东大学教授。
* 1938—1941年任中央大学医学院教授。
* 1941—1943年任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
* 1944—1946年任复旦大学教授。
* 1946—1948年任山东大学教授。
* 1948—1949年任美国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客座研究员。
* 1949—1955年任山东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主任。
* 1955—1976年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副主任兼青岛海洋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海洋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 1977—1979年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 1979年3月30日在北京逝世。

经历

* 1902年5月28日出生于浙江鄞县一个农民家庭。幼年丧父，家境清贫，靠兄辈抚养，1918年入宁波师范，学习勤奋，成绩优良，后考入宁波效实中学三年级为插班生。
* 1922年中学毕业，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心理学专业。
* 1927年毕业后，由中央大学生物系主任蔡堡推荐，任中央大学生物系助教。
* 1930年由亲友资助到比利时的比京大学留学，1934年获博士学位。
* 1931年“九·一八”后，日本侵略军开始对中国东北大举进攻，那时童第周正在比利时留学，他出于爱祖国和自觉抗日的热情，带头到日本驻布鲁塞尔使馆进行抗议，受到比利时警方的威胁。
* 1933年底，他不顾日本侵略军即将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危险，毅然放弃了在国外可以安心工作和生活的条件，于1934年底回国，任山东大学生物系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童第周随学校内迁至四川万县。
* 1938年山东大学解散，他先后在中央大学医学院、同济大学和复旦大学任教。
* 1946年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童第周回青岛参加复校工作，并任生物系教授、系主任。1947年，青岛爆发了反对国民政府的“反饥饿、反迫害”的游行示威。童第周作为山东大学教授会的负责人和动物系主任，积极支持学生运动，并冒险掩护其他人拍摄学生游行的照片，帮助向各地传递登载学生游行和军警镇压学生报道的英文版《民言报》，以扩大学生运动的影响。
* 1948年，童第周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应美国洛氏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 邀请到美国耶鲁大学 Yale University 任客座研究员。
* 1949年6月他放弃在美国优裕的研究和生活条件，毅然回到山东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童第周继续担任山东大学动物系教授兼系主任，1950年他兼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和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主任。
* 1951年任山东大学副校长。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任生物学地学部副主任，兼中国科学院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主任，后该室改为青岛海洋生物研究所，任所长。
* 1960年，生物学地学部分为生物学部和地学部，他任生物学部主任兼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该所所长陈桢逝世后，童第周一度任所长)。“
* 1977年任动物研究所细胞遗传学研究室主任。
* 1978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关于童第周的故事

少年童第周
效实中学的两个“第一”
童第周慢慢长大了，他的几个哥哥深明大义，将小童第周送入了可供食宿的浙江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
童第周的大哥希望童第周努力学习，将来有出息，回家乡帮助哥哥办学。已经开阔眼界的小童第周此时心中已有另一番高远的志向，要进当时省内名望极高的宁波效实中学读书。大哥为小弟有志向感到高兴，又为小弟感到担心。小童第周坚决地告诉哥哥们：“我一定能考上效实中学！”小童第周一丝不苟地进行备考，一家人也全都动员起来，支持他。善良的老母亲经常在半夜时分悄悄起床，隔着窗户静静地注视着儿子房间的烛光……
小童第周终于考取效实中学，成为三年级的插班生，可是他的成绩全班倒数第一。面对成绩单，小童第周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很快，童第周所在的寝室传出了“小童第周不顾学习，经常谈恋爱到深夜”的新闻，引起了关心他的同学和老师的担忧。一天深夜，教数学的级任陈老师办完事情回到学校，发现在昏黄的路灯下有个瘦小的身影在晃动，陈老师想：“深更半夜的，谁还不回寝室就寝呢？”陈老师带着疑问走过去一看，原来是童第周正在借着路灯光演算习题。“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回寝室休息呢？”“陈老师，我要抓紧时间把功课赶上去，我不要倒数第一名。”陈老师望着童第周瘦小的身躯，关心地劝童第周回去休息，可是走出不远，童第周又站在路灯下捧着书本读了起来。陈老师被深深地感动了，他深深地理解童第周的志气，为自己有这样的学生感到自豪。
第二天，陈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郑重地辟谣：“我明确地告诉大家，童第周是一个勤奋好学的人！凡事不要靠推测下结论，更不要用流言去中伤别人，特别是对于一个勤奋好学的人，更不能这样！”陈老师严肃地说，“我亲眼目睹了童第周熄灯后还在昏暗的路灯下，专心致志地演算习题。他太辛苦，太勤奋了！他值得全体同学学习！”陈老师最后提高了嗓门，“不错，童第周曾经是全班成绩最差的，但一个人的成绩不能仅仅用一次考试分数来判定。衡量一个人的知识和能力，最终要看他如何走自己的奋斗之路！”
期末考试到了，童第周又成了全校关注的对象。他终于靠自己刻苦的努力，使各科平均成绩都达到了70分，其中几何得了满分，引起了全校的轰动。
在自己的努力和老师的关心下，到高三期末考试，他的总成绩名列全班第一。校长陈夏常无限感慨地说：“我当了多年校长，从来没有看到过进步这么快的学生！”
后来童第周回忆自己童年的时候感慨地说：“在效实的两个‘第一’，对我一生有很大影响。那件事使我知道自己并不比别人笨，别人能做到的，我经过努力也一定能做到。世上没有天才，天才是用劳动换来的。”
1924年7月，童第周在哥哥的支持下，考入复旦大学，从此，他开始了追求科学，献身事业的漫漫求索之路……

水滴石穿

童第周1902年出生在浙江宁波。他的父亲是一个教私塾的先生。童第周从小就跟着父亲读私塾，边学习边劳动。父亲常常给小童第周讲古人刻苦读书的故事，讲学海无涯、一定要持之以恒的道理，还写了“水滴石穿”四个字，挂在童第周的书桌旁，勉励他好好学习，希望他将来有出息。

“水滴石穿”，这是父亲对童第周的勉励，而事实上，童第周就是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这种精神，他抓住每一分钟、每一秒钟，以顽强的毅力向着科学的顶峰登攀。

在私塾里，童第周只学了一些文史方面的知识，这远不能满足童第周对知识的渴求。因为家境不好，没钱供他上学，所以，尽管童第周十分盼望有一天能走进学校，与同伴们一起学习，可是不行。直到他17岁那年，在哥哥的帮助下，他才进入了宁波师范预科班。这里不用交学费，还管食宿，穷人家的孩子能在这儿上学，是很幸运的。童第周十分高兴，他抓住这个得之不易的机会，刻苦学习，不放过一分一秒。因为以前只是在私塾里学过一点文史知识，没有一点数理方面的基础，所以童第周学习起来非常吃力，但他并不气馁，而是更加努力地学习，他要赶上别人。

不仅如此，在他内心深处，还为自己确立了更高的目标——他要考效实中学。该校是当时宁波第一流的学校，毕业生一般都能进大学。多少达官贵人，以自己的子弟在效实中学就读为荣！效实中学对英语要求很高，还十分重视数理基础，而这几门课恰恰是童第周的薄弱环节。而且，他从未学过英语。自从确立了要考效实中学的目标后，童第周更加用功了。他开始自学英语，常常学到深夜。哥哥被童第周的决心所感动，答应供他上学，还请在宁波的朋友为弟弟打听效实中学的招生情况。

哥哥的朋友从宁波给童第周带来了不利的消息：效实中学这次不招一年级新生，只招到三年级插班的优等生。哥哥想：就童第周的基础来说，本来考一年级就已经很费劲了，现在却只招三年级插班生，这可怎么办呢？哥哥犹豫不决，就去与童第周商量。听到这个消息后，童第周仍不改初衷，他一定要进效实中学，于是，他决定去考插班生。

靠着“水滴石穿”的精神，铁杵也能磨成针。童第周考取了效实中学三年级，只不过成绩是倒数第一。一年以后，童第周从倒数第一变为顺数第一，几何成绩从入学时的不及格变为一年后的100分！后来，童第周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复旦大学，成为复旦的高材生。毕业以后，他又到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比京大学留学。1934年获博士学位，这时他32岁。

昂贵的显微镜

抗日战争期间，童第周一家来到了四川的一个小镇上。他们一家人靠着少得可怜的薪水生活。当时，童第周在一所大学教书，教书之余，童第周还继续着他的胚胎学研究工作。

要研究胚胎学，光靠空想不行，必要的实验是少不了的。做实验就得有实验设备，可上哪儿去弄这些设备呢？为此，童第周吃不香、睡不着，科学研究是他生命中最大的事情，不能搞科学研究就像要了他的命一般的难受。看着童第周的那股难受劲，全家都为他着急。

一天，童第周从外面回来，满面春风，他兴冲冲地告诉夫人叶毓芬，说他发现了一个宝贝。很长时间没见到过丈夫笑脸的夫人感到很奇怪，什么事值得丈夫这样高兴？她问道：“什么宝贝？”“我见到了一架显微镜，还是双筒显微镜！”“在哪儿？”夫人也激动起来，要知道，显微镜是进行胚胎学实验最主要的仪器，有了它，就可以做实验了。“在镇上的旧货摊上。”童第周边回答，边拉着夫人出门，他要让她和自己一起享受发现“宝贝”的喜悦。两人高高兴兴地来到了旧货摊，果然，一架旧的双筒显微镜摆在那儿，似乎正在向他俩招手。

“请问，这架显微镜要多少钱？”

“六万块。”夫妇两人吃了一惊，这么贵？这个价钱相当于两人两年的薪水。

“这么贵？能不能便宜点？”

“不行，你们看，这还是德国货。”

老板打量着他们，凭经验断定，他们是真心想买的，所以要价比较高。

没办法，两人只好空手而归。梦寐以求的东西，就放在眼前，可是又不能得到。晚上，他们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觉。

第二天，两人又到了旧货摊前，跟昨天一样，显微镜还在那儿。可唯一不同的是，老板居然还涨了价，要卖“六万五千块”了，理由是物价飞涨，昨天和今天的钱就是不一样。

同样，他们又是空手而归。接连几天，他们一趟又一趟地往旧货摊上跑，生怕心爱的显微镜被别人抢走。老板很不耐烦，后来干脆不理他们了。

夫妇俩下定决心，为了搞科研，这台显微镜非买不可。家里实在是没有钱，他们就开始到处向亲友借钱，还变卖了不少衣服。“可是，我们说不定多少年都还不清这笔债呀！”夫人担心地说。“为了事业，宁可一辈子受苦！”童第周回答。

他们终于凑齐了65000元，买回了这台显微镜。

有了显微镜，就可以做实验了。可是，新的困难又来了。用显微镜时，必须要有灯光照明或者要有很明亮的阳光照明。童第周住的屋子又小又暗，因为是抗战时期，常常停电，怎么办呢？童第周想尽了办法，他和同事们把显微镜放在窗台上，阳光好的时候利用阳光照明，阳光不好又停电时，就用干电池作电源照明或用煤油灯照明。

显微镜的问题解决了，对于其他设备，他们就因陋就简，比如说，用茶杯、废弃的玻璃瓶、碗等来代替玻璃器皿。他们在外人看来没有什么用的瓶瓶罐罐中，做着科学实验，探索着生命的奥秘。

“童鱼”

春天，大地复苏，是金鱼繁殖的季节，为了探索生物遗传性状的奥秘，年过古稀的童第周，开始了新的探索。他选择了金鱼和鲫鱼作为他的实验材料。实验室里，童第周坐在实验台前，助手们在实验室里紧张地忙碌着，做着实验前的准备。这是一场紧张的战斗就要打响的时刻，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童第周想通过这个叫做核酸诱导的试验来验证他自己在科学研究上的设想。金鱼排卵了，排出的受精卵比芝麻还小！

一场紧张的战斗开始了，助手们把他们已经提纯过的鲫鱼卵的核酸，迅速送到童第周的手边，童第周用他那灵巧的双手将这些核酸注入了金鱼受精卵的细胞质内。他想看看鲫鱼卵的核酸对金鱼的受精卵是否有影响，看看由这种金鱼受精卵长大而成的金鱼的性状是否会发生变化。

从清晨到下午两点，8个小时过去了，实验在一批接一批地进行，坐在实验台前的童第周，已经是腰酸背疼、饥肠辘辘了。但是，他还是顽强地坚持着，一丝不苟地操作着。助手们都看不过去了，要知道，童第周已是 70高龄的人了啊！

“童老，您休息一会儿吧！”一位助手忍不住说道。童第周摇摇头说：

“应该记住，我们的事业需要的是手，而不是嘴！而且，你们不是和我一样忙吗？”童第周就是这样，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助手们每人一个实验记录，他都要亲自过目。他常以“认真是成功的秘诀，粗心是失败的伴侣”来勉励他的助手。后来，助手们都成了他的亲密的朋友。

不久，这些由动过手术的爱精卵产生的金鱼慢慢长大了，奇迹也出现了。童第周和他的助手们惊喜地发现，一些金鱼出现了奇妙的变化：在发育成长的320条幼鱼中，有106条由双尾变成了单尾，金鱼表现出鲫鱼的尾鳍性状！这些鱼既有金鱼的性状，又有鲫鱼性状。这说明，从鲫鱼卵中提取的核酸对改变金鱼的遗传性状起着显著的作用。这也说明并不只是细胞核控制生物的遗传性状，细胞质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实验的成功，证实了童第周的设想。童第周的脸上露出了成功后的喜悦之情。这种单尾的金鱼就是诗人赵朴初所称誉的“童鱼”。“童鱼”，它是童第周汗水、意志和心血的结晶。它的身上凝聚着童第周的智慧和求实精神，是童第周在探索真理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

后来，童第周还采用了亲缘关系更远一些的种类，来作类似的实验，也获得了成功，从而更有力地证实了他的设想。

一定要争气

童第周是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优秀的教育家，生前曾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动物研究所所长。
童第周出生在浙江省鄞县的一个小村里，家庭生活十分贫困，没有钱进学校读书，只能在家里边做些农活，边跟父亲学点文化。直到17岁，才在二哥的帮助下，进了宁波师范予科。可是第一学期考试成绩总平均分没有及格，学校让他退学或降级，经童第周再三请求，学校勉强答应试读半年。童第周发誓，一定要把成绩赶上去。童第周坚持顽强的学习。终于取得了好成绩。在进入上海复旦大学以后，他更加勤奋学习，临近毕业时，他已经成为生物系的高材生了。童第周认识到，世界上没有天才，天才是用劳动换来的。要攀登生物学的高峰，需要付出更艰苦的劳动。
1930年童第周在亲友们的资助下，远度重洋，来到北欧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寒尔。在欧洲著名生物学者勃朗歇尔教授的指导下，研究胚胎学。当时，他发现有的外国留学生对中国人抱着一种藐视的态度，说“中国人是弱国的国民”。和他同住的一个洋人学生，公开说：“中国人太笨。”听到这些，童第周再也压抑不住满腔的怒火，对那个洋人说：“这样吧，我们来比一比，你代表你的国家，我代表我的国家来和你比，看谁先取得博士学位。”
童第周憋着一股气，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誓言：“中国人不是笨人，应该拿出东西来，为我们的民族争光！”
研究胚胎学，经常要做卵细胞膜的剥除手术，有一次做实验，教授要求学生们设法把青蛙卵膜剥下来，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手术，青蛙卵只有小米粒大小，外面紧紧地包着三层象蛋白一样的软膜，因为卵小膜薄，手术只能在显微镜下进行。许多人都失败了，他们一剥开卵膜，就把青蛙卵也给撕破了。只有童第周一人不声不响地完成了这项实验任务。
布朗歇尔教授知道后，特地安排了一次观察实验，把学生们都找来看。实验开始了，童第周不慌不忙地走到显微镜前，熟练地操作着。人们看到，他象钟表工人那样细心，象绣花姑娘那样灵巧，象高明的外科医生那样一丝不苟。在显微镜下，他先用一根钢针在卵上刺了一个小洞，于是胀得圆滚滚的青蛙卵马上就松弛下来，变成扁圆形的，再用钢镊往两边轻轻一挑，青蛙卵的卵膜就从卵上顺利地脱落下来了。他干得又快又利落。
“成功了！成功了！”同学涌上去祝贺，勃朗歇尔教授更是激动万分，这是他搞了几年也没有搞成的项目啊！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连声称赞：“童第周真行！中国人真行！”童第周剥除青蛙卵膜手术的成功，一下子震动了欧洲的生物界。4年之后，通过答辩，比利时的学术委员会决定授予童第周博士学位。在荣获学位的大会上，童第周激动地说：“我是中国人，有人说中国人笨，我获得了贵国的博士学位，至少可以说明中国人决不比别人笨。”在场的教授纷纷点头，有的还伸出大姆指。而那位洋人学生却一篇论文也没有，更谈不上当博士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童第周谢绝了专家和同学们的挽留，毅然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他来到四川宜宾一个村镇教书。在紧张的教学中始终没有忘记搞科学研究。可是，这里没有科学仪器，连一架显微镜也没有，没办法继续开展胚胎学的研究工作。一次意外的发现给他带来了希望：在小镇的旧货摊上他们看到了一架旧显微镜，但要价太贵，当时他们夫妻俩掏尽了口袋还凑不足一半，又向别人借了一些还不够，最后只好把他们的衣服拿去典当，好不容易才买回这架旧显微镜。
有了显微镜，但没有所需要的灯光照明，还是不能进行操作。他们只好把显微镜搬到室外，冬天利用雪地微弱的反光，他忘记了寒冷在聚精会神地工作着。夏天烈日当头，汗流浃背即使汗水滴在视镜上模糊了视线，或是风把一粒小沙子吹进了载物器，甚至占据了整个视野……童第周仍然坚持攻关。一般说来，每一个试验数据都要重复一、二次，而他往往要重复五、六次。然而，就在这简陋的显微镜下，在这低矮的小土屋里，童第周却撰写了一篇篇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震惊了国内外生物界的学者。
1973年，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童第周和他的伙伴们开始了细胞遗传学的研究工作。他在解剖显微镜下，用比绣花针还细的玻璃注射针，把从鲫鱼的卵细胞中取出来的遗传因子，注射到金鱼的受精卵中。金鱼的卵还没有小米粒大，做这样的实验该有多难啊！可是童第周成功了，结果孵化出的幼鱼中，有一条鱼披着金色的鳞片，长着鲫鱼那样的单尾巴，说明鲫鱼的遗传基因，已经在金鱼卵中发生了作用。这种鱼因为是童第周创造出起的，因此，人们叫它“童鱼”。童第周的实验成果，给生物学作出了巨大贡献。
1978年，童第周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虽已76岁高龄，却以年轻人的朝气投入了工作。他亲手制定了科研项目规划，绘制了美好的兰图。1979年3月，在浙江省科技大学的讲台上，他突然眩晕，从此一病不起。他为祖国科学事业的振兴，实践了他的誓言：“愿效老牛，为国捐躯！”

❷ 吴旻的人物生平

艰辛的求学
1925年12月，吴旻生于北平。
吴旻的父亲吴贻荪是江苏常州人，只读过几年私塾，凭着勤奋，靠自学考上了北平的报务员训练班，毕业后成为三等报务员留在北平。吴旻的母亲丁韫如曾读过初中。吴旻小名鑫宝，学名吴铭祖（吴旻是上大学时改的名字），出世几个月后，吴旻就随父母回到了南方。
从小体弱多病的吴旻偏偏赶上祖国历史上的多难时代，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中国笼罩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中。然而，少不更事的吴旻并不知道用功读书，他从小沉醉于《封神榜》、《西游记》等神怪小说中，一心想到名山寻师得道，张嘴就能吐出一道剑光……尽管家中随着吴旻三个弟妹的到来经济日趋拮据，从未上过学的吴贻荪还是把希望寄托在长子身上。1936年底，吴旻小学毕业，由于公立学校冬季不招生，父亲把吴旻送进南京金陵中学这一昂贵的私立学校。但一学期后，吴旻因学习不用功，几门课不及格而留级。这时，“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吴旻和父母一起辗转逃亡到湖南、贵州和四川，吴旻的初中读了好几个学校，到四川合江才毕业。
经历了颠沛流离，吴旻开始懂得学习机会的可贵，在四川永川上高中时，如饥似渴地读书，尽管抗战期间生活困难，又染上了几年不愈的疟疾，他都以坚强的毅力激励自己努力，常常半夜悄悄起来，从路灯中倒出一点油，在油灯下攻读到快天亮时才回寝室躺下休息。工夫不负有心人，他的学习成绩开始名列前茅了。
1943年暑假，离高中毕业还差半年的吴旻以同等学力考上了同济大学医学院。1949年7月以各门功课全优的成绩毕业。
新中国成立了，吴旻从汉口同济医科大学医学院毕业，经过1年的医院实习，留校担任了病理学助教。吴旻怀着实现自己抱负的热情投身到祖国的建设和革命中。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他报名参加医疗手术队，并荣获小功两次。1954年，北京中央流行病研究所成立，吴旻被调到流行病研究所病理室担任助理研究员，在我国著名病理学家杨简教授的指导下工作。1955年，他进行了Ehrlich腹水癌的细胞生物学研究，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实验肿瘤学研究。
莫斯科求学
1957年冬天，经过了1年的留苏预备班学习之后，吴旻来到了苏联，在苏联医学科学院实验和临床肿瘤研究所病因与发病学系做研究生。
从踏上苏联国土的第一天起，他就在考虑怎样利用这宝贵的机会学到更多的东西，他在等待他的导师给自己定研究计划。
这一天，吴旻的导师，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著名的细胞生物学专家阿·德·季莫菲也夫斯基教授把吴旻叫到家中，给了十个不同的题目让他自己选择。这些题目中，有些比较简单，有一些则较难。若选择较简单的题目，对一个要想获得学位的研究生来说比较保险。吴旻选择了《恶性肿瘤细胞瓶中克隆的获得》课题。所谓细胞克隆，就是要从成千上万的细胞群中分离一个单一细胞进行繁衍，这在当时还只有美国科学家刚刚研究成功。季莫菲也夫斯基教授告诉吴旻，以前他的一位研究生已经在这个课题上失败了，让他慎重考虑自己的选择。吴旻没有退缩，决心攻下这一难关。
吴旻把自己的路线限定在图书馆—实验室—宿舍之间，苦苦思索获得单个细胞繁殖的技术手段。靠一根毛细玻璃管，他吸出了一个肿瘤细胞，可在怎样培养上遇到了更大的难题。在美国的个别实验室已经设计了二氧化碳培养箱以维持培养液酸碱度，可在苏联并没有这个条件。人肺不就是吸进氧气呼出二氧化碳吗？他深深地呼出一口气，把呼气末尾的一点“底气”吹进了培养瓶，正好是含5%CO2的水蒸气饱和了的气体，同CO2培养箱里的气体一样。3个星期后，单克隆肿瘤细胞生长起来了，人体肿瘤细胞克隆培养成功了！而这时，他进实验室仅3个月。
吴旻并没有满足，他再接再厉，又用类似的方法获得了三个移植性实体肿瘤克隆，比较了这几个克隆的耐药性差别，并开始对肿瘤组织和正常组织体外培养过程中发生的形态学变化、细胞株在不同培养时期中所获得的克隆差异、克隆细胞长期培养发生的改变以及克隆和亚克隆之间的差异等进行了研究。与此同时，他又开始向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细胞遗传学进军。此时的苏联，李森科学说占了统治地位，经典遗传学被视为禁区，苏联科学家一般都不敢问津。吴旻冲破这一学术禁区，应用现代方法研究胎儿组织和肿瘤细胞染色体，对正常人体染色体、肿瘤克隆细胞染色体的变化做了大量的研究，获得了许多数据，并据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为以后回国开展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这些工作，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首次。短短的三年半留学期间，吴旻发表和投出了13篇论文，他的出色工作获得苏联科学界的一致赞赏。
1961年6月13日，18位来自苏联最高研究机构的资深专家组成的苏联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答辩委员会，主持一位中国研究生的论文答辩。在答辩会上还宣读了苏联著名学者Chlopin在病危中为吴旻论文写下的热情洋溢的评语。
面对苏联科学界的权威们，吴旻宣读了论文，用充足的实验数据回答了专家们的提问。经过短暂的讨论，18位专家全票通过授予吴旻医学科学副博士学位，会场上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紧接着，主席宣布，鉴于吴旻杰出的研究工作，答辩委员会决定进行第二轮投票，考虑能否破格授予吴旻医学科学博士学位。18 位专家又以全票通过授予吴旻医学科学博士学位。吴旻成为我国留学生中获得苏联医学科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
创建细胞遗传学
一切生物的遗传信息都储存在细胞核里面像钳子一样的许多小东西里，这种小东西叫染色体。研究染色体的学科就叫细胞遗传学。
20世纪50年代末，法国科学家首次发现先天愚型是由于多了一条21号染色体所致，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一个染色体病。接着，女性缺少一条X染色体引起的先天性卵巢发育不全综合征、男性多了一条X染色体引起的先天性睾丸发育不全综合征等疾病相继被发现。世界医学界被震动了。
1961年，刚刚回国的吴旻决心创建中国的细胞遗传学。当时国内正处于困难时期，生活极度艰辛，更不用提科研条件了。没有培养箱，吴旻和他的助手找来过去日本人占领协和医院时遗留下的温箱；没有培养瓶，他们在废物堆里寻找丢弃的玻璃眼药瓶；他们还买来菜豆，自己研磨、浸泡，提取能刺激淋巴细胞分裂的植物血凝素。当第一次制备出漂亮的人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时，吴旻和他的助手凌丽华高兴得跳了起来，他们奔走相告，让大家一起分享这一喜悦。
吴旻和他的助手们建立了一整套外周血、人胚胎组织、肿瘤胸腹水细胞染色体制备的技术，把这些技术应用到遗传病、肿瘤、放射病的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1962年，他和凌丽华以及协和医院的妇产科大夫詹宝光一起在国内首先开展了应用羊水细胞中的性染色质检测胎儿性别的研究，并查出一例先天性辜丸发育不全综合征，这是国内第一个产前诊断的病例。
1963年，他和肿瘤医院申榕年应用染色体分析检出一名46 岁，XY的晚期女性性腺细胞癌患者，患者死亡了。但吴旻和他的助手通过家系调查检出患者的姐姐有同样的染色体异常和处于早期阶段的性腺细胞癌，让她及时进行了手术。患者术后十多年仍健在。这是世界上首次应用染色体检查使一位癌症患者得到早期诊断和治疗的例子。
1963年，一次意外事故使四位农民受到大剂量γ射线照射，吴旻和凌丽华等检测出世界上罕见的染色体畸变。通过动态检测，吴旻提出可以用细胞遗传学指标监测放射病患者病情和判断预后，为临床治疗提供了科学依据。
除了人类染色体外，吴旻的研究组蔡有余、凌丽华等还开展了哺乳动物细胞遗传学的研究，建立了实验动物骨髓细胞染色体和睾丸减数分裂染色体的制备方法，制订了中国地鼠、小鼠、大鼠、金仓鼠和大仓鼠的核型图，还绘制了小鼠染色体G带的标准模式图，为实验动物的细胞遗传学提供了基本技术方法和参考数据。
30多年来，吴旻领导的实验室为全国培训了一大批从事细胞遗传学的科技人员，他创建的细胞遗传学方法如今已普及到全国大多数医院和研究机构，染色体检查在遗传性疾病的早期诊断（如先天性智力发育不全、先天性畸形的产前诊断）、习惯性流产和不育的病因分析、放射损伤、环境中有害物质的检测、肿瘤的发病机制、早期诊断和治疗指导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青海高原
20世纪60年代中期，正当吴旻决心为新中国的医学遗传学大干一场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席卷了整个中国，科学文化事业遭到涂炭。吴旻的科研工作也不例外。吴旻承受着一个科学家不能工作的痛苦。
很长时间以来，吴旻一直为中国缺少人类遗传学的参考书而遗憾。1963年，他接受科学出版社的委托，着手把美国斯特恩的《人类遗传学原理》译成中文。在近3年的时间里，他利用晚上和节假日的时间，顶着巨大的压力，终于独力译完了这部近百万字的巨著。可是，当一大捆誊清、校对好的稿子送到出版社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本书的出版也搁浅了。60年代末，中华大地上的混乱还没有结束。吴旻接受了下放青海的安排。1969年年底，吴旻和妻子彭仁玲带着6岁的女儿吴双在严寒中离开北京，来到青海高原。吴旻想，既然到边疆，就索性到最基层去为当地的人民做些有益的事，因此，他们一家没有要求留在省会或县城，而是直接下到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夏日哈公社。
海拔3000多米的青藏高原，六月天也会突然飘雪。吴旻一家来到夏日哈公社安家落户时，正是青海的隆冬季节。彭仁玲大夫回忆起那段经历时说，“开始，我们连炉子也生不着，全家冻得够呛。尤其吴双手脚都生了冻疮，痛得直哭。但我们还是挺下来了。”事实上，他们不仅使自己适应了青海的环境，还为当地农牧民做了许多工作。在高原的边远地区，人烟稀少，加上气候恶劣，交通极其困难，农牧民无法送病人到医院就医，卫生所就是他们生命和健康的庇护所。刚到卫生所时，除了吴旻夫妇外只有一位“门巴”。吴旻夫妇担负了卫生所大量工作。他们要负责四个大队农牧民的疾病防治工作。彭仁玲大夫，这位1955年毕业于武汉同济医学院，1959年北京医科大学的研究生在卫生所看门诊，管当地赤脚医生，给他们发药，进行医疗技术的指导。已经年逾不惑的吴旻则又从多年从事的微观科学研究领域回到了临床。他把一本蓝色封面的《农村医生手册》几乎翻烂了，从小伤小病、吃药打针开始，农牧民需要什么就学习什么。他还学会了骑马，牧民一叫就骑着马去出诊，常常一去就是几天。他住藏民的帐篷，和牧民一起吃酥油茶、青稞糌巴。青海常寒风刺骨，漫天风雪，吴旻就这样在风雪中奔走。在青海的第一年夏天，他奉命贯彻中央二号文件，冒着生命危险到鼠疫疫源地拔源，差点把命送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上，直到公社领导派人把他接回来。彭大夫心疼地回忆说，“他回来时简直不像个人样”。在青海夏日哈的几年里，吴旻不知为多少农牧民看过病，接过生。尽管在青海的近四年对吴旻的科学研究是个耽误，但吴旻获得的一大叠地区、县和公社卫生部门的奖状说明他没有荒废这段时间，而且，这段经历也许更增强了吴旻为人民健康奋斗终生的信念。
向肿瘤宣战
1973年对吴旻是十分重要的一年，首先，开始复苏的中国科学界又在着手出版科技著作了。科学出版社找出已落满灰尘的《人类遗传学原理》译稿，打听到吴旻的下落，写信请他到北京写点补充材料准备出版。“沉舟侧畔千帆过”，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几年中，世界的科学研究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人类遗传学原理》又出了新的一版——第三版。吴旻向卫生所请了两个月的假，在科学出版社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文献，为译稿增写了第32章——“医学遗传学的进展”。他调回北京后，又根据新版对译稿进行了全面修订。为了让读者掌握实用的方法，又特别增写了“人类细胞遗传学的标准化”和“人类染色体制备方法”两个附录。这本浸透了吴旻心血和汗水的巨著，从吴旻1963～1965 年译出第二版，到1976年最后交出第三版的译稿，前后经历了14年。书籍正式出版时，已经是1979年了。
1973年夏天，正在北京写稿的吴旻听到一个好消息，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重建肿瘤研究所。1973年10月吴旻一家回到北京，开始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所重新创业。
在重新组建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吴旻和潘琼婧共同建立了细胞生物室，除了恢复人类细胞遗传学的研究外，他开始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通过遗传学的研究，探讨肿瘤病因和癌变原理，再次向肿瘤宣战。
1975年，国际上建立人体细胞体外恶性转化的工作才刚刚起步，仅有的几篇报道只涉及人体成纤维细胞的转化，然而，80%以上的人类肿瘤都来源于上皮细胞。吴旻指导王秀琴、黄明等首先针对我国北方最常见的食管癌进行肿瘤细胞生物学的研究，利用同事们在河南林县（食管癌高发区）粮食中分离到的几种可疑的化学致癌物，如二乙基亚硝胺等，成功地在体外诱发了人胚肺成纤维细胞的恶性转化，接着，他们又用二乙基亚硝胺诱发了人胎儿肾上皮细胞的恶性转化。他们还用直接致癌物甲基硝基亚硝基胍诱发食管癌患者的癌旁成纤维细胞，使其在体外恶性转化，再将这种恶性细胞进行异体（大鼠）接种实验，长出了纤维肉瘤。
吴旻的研究组在国际上首次应用体外细胞恶性转化系统验证了食管癌的可疑致癌物。经过吴旻和他的研究组十几年来的不断努力，这一方向目前已发展成为诱导食管癌细胞分化、凋亡和分离分化基因，对食管癌进行基因治疗的探索。
为优生学正名
优生学是英国科学家高尔顿于1883年提出来的，当时就引起过激烈的争论。赞成优生学的科学家认为这是人类从消极生育到积极生育的分水岭，对提高人类自身素质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而反对优生学的舆论认为，优生学的提出破坏了传统的伦理，亵渎了上帝创造人的教义，属于不能容忍的离经叛道。20 世纪30年代后期，希特勒打着优生学的幌子，公开宣扬人种的优劣。以优化人种为借口，杀害了600万犹太人以及大量的吉卜赛人和政治犯。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国家把优生学当做种族灭绝的同义语，优生学的积极意义被湮灭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许多方面都跟随苏联，优生学也被贴上“反动的种族主义”等政治标签，成了谈虎色变的研究禁区。
1978年，正当中国的科学研究从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上刚刚开始复苏时，中国的两位科学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为优生学正名。其中一位是我国遗传学界的老前辈、湖南湘雅医学院的卢惠霖教授，另一位就是吴旻。
1978年秋，中国遗传学会在南京成立，《中国大网络全书》的主编借此机会征询遗传学词条。吴旻明确表示，应当全面、客观地介绍优生学。1979年夏天，在青岛举行的“生物学未来讨论会”上，吴旻作了关于优生学的发言，后来发表在《自然辨证法通讯》上。在一次全国人大的小组会上，卢惠霖教授提出对优生学要重新认识的建议，当即遭到某中央领导的反对。这位老教授没有屈服于压力，他邀请吴旻在1979年11月长沙举行的全国第一次人类和医学遗传学论文报告会上作“关于优生学”的大会专题报告。在湖南省委大礼堂里，吴旻向近千名来自全国的听众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优生学的定义、历史和意义。呼吁立足于中国实际，从我国的计划生育国策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积极开展优生学的调查和研究。新华社某通讯员当即报道了这一消息，北京各大报刊纷纷刊载，这在当时，不啻于一声惊雷。为了促进对优生学的认识，吴旻在《遗传》杂志上发表“关于优生学”、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优生学”等文章，还在机关、部队作了多次科普报告。吴旻提出：“在我国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应在人民群众中普及优生学的知识，广泛开展人类和医学遗传学的科学研究和调查工作，加强医学院校和大学生物系的医学遗传学教学。在中学教材中即应增加有关计划生育、优生学和遗传学的科学知识”（见《遗传》，1980年第3期）。这一切，引起了读者和听众极大的反响，获得学术界的普遍共识，也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肯定，被禁锢了许多年的优生学禁区终于打开了。现在，大规模人群调查、遗传咨询、婚前检查和产前诊断已在全国范围广泛开展，优生学这门学科在我国得到发展，在提高我国民族素质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肿瘤是遗传病吗？
早在20世纪70年代，吴旻就根据我国食管癌高发区的流行学调查资料和国际上的研究进展，明确提出：“不应把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割裂开来，就是在肿瘤的多发区，遗传因素也能决定人体对该地区所存在特殊致癌因素反应的程度和性质，而对于某些具有遗传倾向的肿瘤，也需要一定的环境因素作为它的发病条件”（见《实用肿瘤学》第109页）。吴旻认为，大多数人类肿瘤都是环境致癌因素（包括物理因素、化学因素和生物因素等）作用于人体细胞的遗传物质的结果。在相同的环境因素下，有人患癌症，有人却不易患癌症，这就是个体的遗传易感性不同所致。吴旻提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从上一代遗传下来的并非肿瘤本身，而是肿瘤的易感性。”因此，要弄清肿瘤的发病机制，必须从环境和遗传两个方面着手，而过去，我们往往忽视了肿瘤的遗传因素，在实施肿瘤的预防措施上也是这样，限于我们人力物力，我们不可能对所有的人实行预防，即使我们这样做，大多数人也不会接受，如果能找出具有肿瘤易感性的人群并对其进行预防，就能取得事半功倍的降低肿瘤发病率的效果。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吴旻研究组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以我国食管癌高发区河南林县和山西阳城等地为研究现场开展了大量工作。吴旻指导他的研究生丁家桓、胡楠、宿远、徐宁志、吴德丰等建立了一整套研究肿瘤遗传易感性的方法，他们利用胸苷掺入率、染色体畸变率、脆性部位、检测DNA修复能力的类核沉降技术等，从人群、细胞、染色体到DNA水平逐渐深入，对肿瘤的遗传易感性进行了全面的研究。结合大量遗传流行学调查的资料，吴旻研究组证实了在上述肿瘤高发区存在着明显的食管癌家族聚集性。1983年，在中美人类遗传学研讨会上，吴旻提出在食管癌高发区通过检出易感人群进行肿瘤预防的策略。肿瘤是一种遗传性疾病的观念已逐渐得到大家的接受，这不仅反映了对肿瘤本质认识上的深化，也对肿瘤的防治策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征服癌症
早在20世纪70年代，吴旻就提出了治疗基因的问题。他写道：“近年来，随着我们对于先天性代谢紊乱的遗传和生化基础的理解和整个生物科学的进展，已经可以设想出全新的防治原则。对于因基因缺陷而导致缺乏某种酶的‘不治之症’，是否可以设法把正常基因补充到患者的基因组里去呢？这就是所谓‘遗传工程学’的任务之一。”
1985年，吴旻再次撰文向国内介绍生物技术的新方向——基因治疗，并提出基因治疗的重要目标应该是肿瘤。吴旻是这样认为的：比起罕见的单基因遗传病来，肿瘤的患者更多，对人民生命健康的威胁也更大。恶性肿瘤现有的治疗手段都不能令人满意，尤其是对晚期甚至某些较早期的恶性肿瘤仍然束手无策。按目前对癌变分子机理的了解和进展速度，以及外源基因导入和表达调控研究的成就，利用改造的RNA病毒把外源DNA顺序引入到恶性细胞是不难做到的。关键就在于使具有分裂能力的肿瘤干细胞停止繁殖。在基因水平上做到这一点，显然将成为对患者损害最小的一种有效疗法。由于外源基因对肿瘤细胞的引入不会对后代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肿瘤的基因治疗受到的阻力会更小。
吴旻不仅在国内的许多学术会议和主要杂志如《遗传》、《国外医学·遗传学分册》、《中华医学杂志》撰文，提倡开展肿瘤的基因治疗，而且他领导的研究室从1987年开始就在这方面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他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冯骆等人分离了人食管癌抑癌基因，获得了一个有促进食管癌细胞分化的cDNA；他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叶昕、赵晓航在反义RNA的研究中取得进展，分离出一段具有较强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的人反义c-myc序列。这些，都为我国的肿瘤基因治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个人贡献
DNA是一份篇幅浩瀚的文件，以A、T、G、C（分别代表四个核酸碱基：腺嘌呤、胸腺嘧啶、鸟嘌呤和胞嘧啶）四个字母书写，包含了人类大约3万～4万个基因。迄今为止，人类只部分破译了其中的极少部分。人类基因组计划是当代最引人瞩目的研究计划，其目的在于确定人类DNA中30亿个核甘酸的全序列，弄清人类全部基因对人体各种遗传性状（包括遗传性疾病）控制和调节的规律，对认识生命的本质和改善人类的保健事业均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一计划最先是由美国科学家于1986年发起的。1987年，美国将能源部这一计划正式列入预算。随后，英国、意大利、前苏联、欧共体、法国、日本、印度、突尼斯和巴西等国家也先后响应，成立专门机构，投巨资支持这项研究。于是，1988年形成了跨国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组织（HUGO），使这项计划成为国际性的巨大工程。人类基因组计划国际组织的学者们对中国的参与一直寄予很大希望。1989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HUGO在莫斯科召开第一次专家会议邀请吴旻参加。1992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在巴西召开第一届人类基因组南北会议，邀请吴旻担任组织委员会成员，并代表南方国家作大会发言，可惜因签证迟到未能成行。
早在国际上人类基因组计划刚刚启动时，我国的吴旻等遗传学家就以科学家的睿智意识到这一研究的深远意义，他们在不同的场合呼吁中国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然而，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和水稻基因组计划同时提出的情况下，限于国家的财力，也限于对这一研究的认识，水稻基因组最先被列入国家计划，而人类基因组研究在一段时间内没有获得资助。吴旻没有放弃努力，他指出，我国拥有世界人口的22%以上，人类基因组没有中国各民族基因组的数据便不能代表全人类。他利用各种机会宣传这个项目的重要性，促进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启动。
1991年底，美国人类遗传学者和参与人类基因组项目的科学家联名在“Genomics”上紧急呼吁，要求对人类的遗传多样性立即进行世界范围的调查和保护，否则人类基因组项目即将永远失去这个机会。科学家呼吁：保存生物的遗传多样性早已引起科学界和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不能恰恰把人类本身的遗传多样性遗忘了！吴旻也反复强调，人类的遗传多样性寓于世界民族和各遗传隔离群中，研究这种多样性应是人类基因组项目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可以提供认识人类进化、种族的血缘关系、不同遗传背景同环境的相互影响、寿命、衰老和疾病的钥匙，这是人类战胜疾病、克服各种生存障碍（太空、高原、深海等）的宝贵财富。中国有56个民族和许多遗传隔离群，他们在遗传上均有其特点，如在遗传性疾病种类、发病率以及其他疾病的易感性方面有较大差异。我国各民族是进行遗传多样性研究的丰富资源。鉴于各民族已逐渐互相通婚，有些民族的基因已濒临消失，保留各少数民族的基因组已成为迫切问题，如果现在不做，我们将永远失去这一机会。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基因组项目不能缺少中国，我国科学家应理所当然地参加国际大协作并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可利用这一项目发展出来的最新信息和技术，以加强我国的生命科学和高技术产业。
吴旻以保存中国不同民族基因组的迫切性作为契机，于1992年底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递交了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重大课题建议书，并在全委会进行了答辩。
经过充分讨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全委会通过了吴旻的建议书。考虑到人类基因组研究是一项跨世纪的长期任务，吴旻自己退居项目的顾问，让较年轻的强伯勤、陈竺教授担任了课题负责人，并吸收一批中青年科技骨干担任了主要任务。至此，我国的人类基因组项目终于正式启动了。
1994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举行了第二届人类基因组南北会议，吴旻担任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参与组织这一会议。我国有7位科学家作了大会专题报告，介绍了我国人类基因组研究取得的进展，受到国际科学界的重视。此后，美国、法国、日本、巴西等国的科学家纷纷要求与我国的科学家合作进行人类基因组研究。作为顾问，吴旻仍关心着项目的进展，他说，只要中国的科学家携手合作，就能在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医学遗传路
从1961年在医科院实验医学所病理学系建立我国第一个细胞遗传组，1975年在肿瘤所建立细胞生物室至今，40年过去了，吴旻也已年届75岁了。
在科研工作中，他始终坚持独立思考的习惯和提倡独创精神。他一贯作风严谨，反对浮夸。他的经验之谈是：“认准了方向，便不随意改变，否则将一事无成。”他有一副中国知识分子的傲骨，他的倔强是出名的，他从不人云亦云，从不趋炎附势，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
他永不满足，他亲自参与撰写的论文已有300多篇，他的研究组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卫生部重大医药卫生科技成果奖等奖励，他本人早在1984年就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又两次获得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金牛奖。但他并不满足，仍在努力进取。
从1978年以来，他为国家培养了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106名，这还不算几乎遍布全国的来学习和进修的人员。每个学生的研究方向、实验中的困难和问题他要过问，每个学生的论文修改、定稿、译成外文，不知倾注了他多少心血。但他又是要求严格的，几乎没有一个学生没被他批评过。现在，他指导过的学生有的已在国外的重点研究领域崭露头角；有的在国内成为教授、成为重点课题的带头人。但每一个他指导过的学生回顾自己的成长道路时，都会感激他的严格。

❸ 钟发明和任新

仲发明教授：专业从事医学微生物及微生物细胞遗传学的教学与研究。
仲发明， 1950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1951年就职于武汉同济医科大学，专业从事“微生物学”的教学和研究，是“微生物学”专家、教授、主任技师。
1982年通过世界卫生组织“WHO”全球统一考试（中国有3000人参加考试，是仅被录取的3人之一）。并由“WHO”出资，选派至欧洲荷兰国，知名的医学研究所“TNO”学习、升造。在学习期间，由于仲发明教授对单克隆抗体的制备与研究有独道的创新，获得了“WHO”授于的“EXPERT”称号和“全球免疫学家”称号（全球仅十人荣获此殊荣）。学成归国后专业从事微生物细胞纯化的研究工作，是同济医科大学首位女主任技师，并拥有多项发明专利。“香阁清悠” 超氧溶散剂就是其中发明之一。
以全球微生物免疫学家仲发明教授为首的武汉同济医科大学多位医学专家和教授组成的研发团队，以全新的思维和创造力，经过多年无数次的实验和艰苦不懈的努力研究，成功以“饱和超氧（活氧）包裹技术（壳寡糖）”,生物诱导诱变技术，生物发酵萃取技术、生物表皮生长技术、生物延时技术、生物渗透技术，二次溶散系技术为核心，成功研制出集杀菌、消炎、排毒、修复为一体的高效生物制剂。“香阁清悠” 超氧溶散剂就是其中发明之一。
任辛是仲发明教授的儿子，也是仲发明教授科研成果的继承人。现任湖北家天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