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大学是教授冶校吗

① 获诺贝尔奖、民国大师授课的史上最强大学，是哪一所

这所学校号称中国史上最强大学，这个学校大师云集，各个专业的泰斗，顶级专家。当时中国最顶级三所大学合并的，培养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4位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他们都是各个专业、顶级专家、专业的泰斗。西南联大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并培育出来至今对中国科技都有至关重要的学生，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这个大学就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② 民国赫赫有名的北平四大名校分别是什么，如今还剩几所

清末民初，随着科举考试的日渐式微，一批新式学堂在全国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其中，不乏办学质量很高、社会影响很大的高等院校。当时，在北平（今北京市）出现了4所顶级水平的大学，被称为“北平四大名校”。

它们分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创办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清华大学的前身是创建于1911年的清华学堂，燕京大学创建于1919年，辅仁大学创建于1925年，前身是北京公教大学附属辅仁社。

辅仁大学在1952年的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中，并入北京师范大学，从此不复存在。辅仁大学的校区成为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北校区。

③ 如何理解教授治学，教授治校

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一个似是而非的争论

关键词：教授治学；教授治校；治理；学术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717（2015）01-0064-05
收稿日期：2014-11-20

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在我国学术领域一直是一个长期争论的话题，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2010年颁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这是教授治学概念第一次在国家官方教育文件中出现。这一提法鲜明地突出了教授治学，淡化了教授治校。有学者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教授治学’是个非常巧妙的概念，它一方面安抚了教授要求参与大学管理的意愿，另一方面又不破坏大学中的基本领导结构，保护了现有权力者的既得利益”[1]。官方对教授治学的肯定与学界对教授治校的呼吁产生了一种理念冲突和概念矛盾，进一步加剧了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的争论。对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关系的辨析，既要摆脱将两者完全对立的框架，又要避免将两者绝对等同的模式，更要超越治学与治校的话语之争，看到两者背后本质是对中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的思索和探寻。
一、治学、治校与大学治理
历史上来说，教授治校起源于中世纪大学的学者自治，并一直作为西方大学的治理传统。而教授治学则更多作为一个本土化的概念出现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有着深刻的中国语境和现实背景。“我国大学教授治校制度的建立还是以政府为主导， 而不像西方大学教授那样，通过自己的斗争来争取”[2]。教授治校理念在中国最早见于民国初年颁布的《大学令》。1912年，时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主持并颁布了《大学令》，当时教授治校在制度上主要表现为评议会和教授会的设置。《大学令》规定评议会由校长、学长及各科教授代表组成，审议事项包括：（1）各学科之设置及废止；（2）讲座之种类；（3）大学内部规则；（4）审查大学院生成绩、及请授学位者之合格与否；（5）教育总长及大学校长咨询事件；（6）凡关于高等教育事项，评议会如有意见，得建议于教育总长。教授会由学科内教授组成，其审议事项包括：（1）学科课程；（2）学生试验事项；（3）审查大学院生属于该科之成绩；（4）审查提出论文、请授予学位者之合格与否；（5）教育总长、大学校长咨询事件[3]。该条令自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开始正式实施。
然而，教授治校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仅昙花一现，1930年蒋梦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就迅速被教授治学所取代。蒋梦麟上任后，便抛弃蔡元培“教授治校”的理念，出台《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将学术事务和行政事务分开，并提出“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的办学方针[4]。蒋梦麟主政北京大学时取消大学评议会，代之以校务会议，由校务会议和行政会议决定包括大学预算、院系设立废止以及大学内部各种规程等重大事务。《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规定：校务会议“以校长、秘书长、课业长、图书馆长、各院院长、各学系主任及全体教授、副教授选出之代表若干人组成之，校长为主席”；行政会议“以校长、院长、秘书长、课业长组织之，校长为主席”；此外还规定“各学院院长、秘书长、课业长、图书馆长均由校长就教授中聘任之”[5]。这一系列规定将大学治理中的人事权与决策权集于校长一身，教授在学校事务中的治理地位日渐衰微，越来越限定于治学术而非治学校。蒋梦麟校长认为学术和行政是两类完全不同性质的事务，治学者和治校者需要具备不同的素质，大学治理中学术事务与行政事务应当截然分开，让学术的归学术、行政的归行政，从此开启了中国大学教授治学与治校对立之滥觞。
教授治学的合法性来于专业权威，即高深知识权力。学术事务中的权力主要来源于高深知识，高深知识不仅是构成学术组织的基本元素，也是治理学术的前提和基础。无论大学处于什么发展时期，“只要高等教育仍然是正规的组织，它就是控制高深知识和方法的社会机构。它的基本材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各民族中比较深奥的那部分文化的高深思想和有关技能”[6]。作为高深知识的掌握者，教授群体对于如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学术事务的理解和把握更为深刻，最清楚高深知识的内容，因而最有发言权。与之不同的是，教授治校的合法性基础则来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教授群体作为学术组织内部重要的利益相关者，有权利、有必要对学术组织事务进行治理。治学是学术人员的自然权利和本职工作，也是学术组织的内在要求，因而较少产生分歧和争论。当前纷争的焦点主要围绕在教授要不要治校，以及治学与治校的关系上。
事实上，治学与治校从源头上并没有直接和必然联系，两者产生关联是起源于学术活动的组织化。治学表示对学术事务的治理权，是一种知识权力；而治校则指向对学术组织的治理权，是一种组织权力。大学本质上是一个集体性的教学与科研活动组织，也就是组织化的知识生产和传播场所。如果按照学术自由的原则，纯粹的学术活动应当归属学者个人管辖，不应纳入学术组织的管理范围。学术人员的个体活动之所以受到约束，是因为其使用了学术组织中资源，因此必须承担与之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只有当学者必须在学术组织中进行研究，即治学必须在学术组织中实现时，研究学术才与治理学术相关联，治学才与学术组织治理（治校）产生联系。

④ 在民国时期，有些学历不高的人可以直接进入名牌大学当教授，现在为什么就不行了

因为民国处在从封建落后向现代文明转变的时期，封建社会中国没有实行学历制，都是各版自在地方私塾或书权院念书，最后考取功名，或者有些人学问很大被世人推崇为大学问家，根本就没有学历制度，民国不少学问大家都是旧体制下产生的，因此学历不高也可当教授。开句玩笑，那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也都没有学历，后人还不都推崇他们，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人，甚至触及了社会制度，人文思想的变革，名牌大学的教授们有多少敢说自己比他们强的？

⑤ 民国初年的学制与现今比较

你要的应该是是民国初年的，那应该是1912、1913年的壬子癸丑学制。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把1922的壬戌学制也放上来了。

民国时代，正式颁布过两次学制，即1912、1913年的壬子癸丑学制和1922年的壬戌学制。

一、壬子癸丑学制

民国元年（壬子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改革了清末1902年制定的壬寅学制，次年又作了部分修改，合称壬子癸丑学制。这个学制批判了清政府的“忠君尊孔”的教育思想，提出了“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教育方针。它既有资产阶级教育对道德的要求，又反映了儒家之美、恕、仁的道德意识。在壬子癸丑学制中提出的许多改革，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进步要求。主要有：(1)废止小学读经，禁止使用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废止给毕业生奖励出身的制度；(2)缩短了普通教育的学习年限，把原来壬寅学制中初等小学5年、高等小学4年、中学5年改成初等小学4年、高等小学3年、中学4年，即缩短了3年；(3)开始承认女子受教育的权利，提出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可以设立女子中学和女子职业学校。除直系教育外，还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个系统。师范教育有中、高两级，均是本科3年、预科1年；实业教育分甲、乙两种，均3年毕业，分农业、工业、商业等类，所居地位为初等和中等两段。实业教育与师范教育比较起来，实业教育的要求较低，仅相当于三年制的高小和四年制的中学。另外还有补习班与专修科和小学教员讲习所等，是上述各校附设或特设的。

在推行壬子癸丑学制的同时，教育部又于1912年九十月间颁布了《大学校令》、《中学校令》、《专门学校令》，对各级各类学校的目的、任务、课程设置、入学条件等都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中学校令》提出中学教育的宗旨为：中学校以完足的普通教育，造成健全的国民。规定学习的科目有生物、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这样，课程的门类比过去合为一门就增多了，而中小学学习的年限却缩短，就使学生同时学习的课时增加。另一方面，中学生毕业后不可能全部升学，这时学生年龄尚小，缺乏参加工作的能力。这样的学制，对中学毕业后的出路带来了问题，就需要设法解决。

在《大学校令》和《专门学校令》中提出，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以应国家需要。这是对高等教育的重视。又规定大学设评议会和各科教授会，审议全校各科教学和其它重要的教育问题。这清楚地体现了教学民主和高等学校里以教学为主的精神，是十分重要的。对清末学制中在大学以上的通儒院改称为大学院，相当于后来的研究（生）院。大学分为壬子癸丑学制图文、理、法、商、医、农、工等科，并以文、理两科为主。凡只设法、商而不设文科者，不得称大学；只设医、农、工科而不设理科者，也不得称大学。各省已办的高等学校程度不齐，教学上有困难者可改为预科，附设于大学。这些改革和规定，确实有利于保证教学质量，也有利于物理教育的发展。另外，在《大学校令》中又提出，除高等师范学校外，其它各级各类学校，均可允许私人或团体开办。这项措施，一方面为此后的教育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也为外国教会在我国开办学校提供了依据，而且日益扩张，造成了丧失教育自主权的后果。

二、壬戌学制

民国初年的壬子癸丑学制，主要精神是废止读经尊孔，这是一次很重要搏祥的改革。但是这个学制所采用的学校系统是以日本学制为蓝本的。由于政治局势的影响，在执行中又出现了几次复辟倒退。有些已经废除的内容又卷土重来。从民国元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八年中，发生了袁世凯、张勋，段祺瑞的三次复古活动，总是含有恢复读经尊孔的内容，而削弱自然科学的教育。他们的反动措施，不断地受到革命人民的批判和抵制。此时，留美学者回国的日渐增多，美国教育家杜威和孟禄相继来华，美国的贺镇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逐渐引入我国。国内各教育团体在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口号的推动下，提出了许多改革的要求。对壬子癸丑学制中存在问题的讨论，开始于1916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二届年禅银粗会上，讨论后指出两个问题，一是壬子癸丑学制所规定的中学学习年限为4年，而《中学校令》中规定的教育宗旨是要求给予“完足的普通教育”，这是难以达到的。而且中学毕业后继续升学者仅占十分之二三，又无法补足其缺失。二是由于学习年限太短，学生在校时缺少谋求职业的训练，毕业后就缺少就业的本领，因此，中学毕业后在升学、就业两方面都感到困难。为此建议教育部改变普通教育的宗旨，由“完足的普通教育，造成健全的国民”，改为“以完足的普通教育为主，而以职业教育、预备教育为输。”教育部接受了这个建议，于1917年3月通令全国普通中学增设第二部，招收志愿于中学毕业后就业的学生。课程设置可以酌减而增加工业、农业或商业的课目。这一增设第二部的办法，是对壬子癸丑学制关于课程过分划一所作的变通。然而，执行这种变通办法的学校很少。原因是，进入普通中学的学生，不愿选择这种职业性质的学科，而且学校又需要增添教师和设备，就是增设第二部的学校，也仅开商科，因为开设商科，不需要增加多少设备；有些已经进入第二部者，又请求转入普通科。因此，这种变通办法，并不能解决普通中学存在的问题。本来，国外的中等学校并不是采取统一的模式的，一般都分为初中、高中两级，各学习3年，美国的初中是普通中学，高中则采取分科制和选课制；德国的中等学校，分文科学校和实科学校。壬子癸丑学制规定中学学习年限只有4年，所以全国教育联合会认为中学学习年限必须改为6年，则上述问题才可以得到解决。因此于1922年（壬戌案）9月提出了《学校系统改革案》称《壬戌学制》，这个改革案于同年11月经大总统批准后公布。

现今的还真的是很难说，大部分的如下吧：
小学的学制六年
初中三年
高中三年
大学学制四年（医学类为5年）
但是有的贫穷的地方不是这样的，而且还有弹性学制。
而且所谓的现今的学制范围也很宽泛，各地的具体实施也各不相同。

我也就只能凭着我的知识尽力而为了，胡言乱语之处莫怪。。。呵呵，算是略尽绵薄之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