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老师趣事

A. 大学里一些所谓教授，把上课变成讲故事会，你如何看待

网友一：

最近网红的张老师，课讲得确实吸引人，他的视频没少看，且重复的。客观的讲，张老师的课讲的是很成功的，精彩纷呈。不但把该传达的信息都传达了，而且吸引住了学生，佩服，有才。

老师讲课该不该讲成故事会？首先明确一点故事会是教学的一种手段，是为教学服务的，是教学艺术的高超表现。如果偏离这个，那就是不务正业，误人子弟了。

说说我遇到有特点的老师吧。一个是初中数学老师，男老师，比较年轻。他上课有个特点，语速特别快，但都能听清楚。所以我们上他课特精神，精力特集中。他复述课本上的话说得特快，特流利。当讲的课本上没有的，语速会稍慢，会重复。所以他的课基本上没有废话，课讲的干脆利落，掷地有声，非常潇洒。

还有一个是初中的几何老师，女老师，中年，个子不高。课讲得很清晰，很有调理，几何证明嘛。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讲圆，她用教具圆规在黑板上画圆，结果教具断了，圆没换成。我们就嚷嚷换一个圆规，帮她去拿，可老师什么也没说，而是看看我们，运了运气，然后一转身抡圆了胳膊，左一下右一下画出了一个圆。我们一片喝彩，惊呼。她转身冲我们笑一笑，继续上课。下课后，我们都上黑板画圆，发现谁也没老师画的好。

网友六：

讲故事，也要看讲什么故事。如果只是那种讲自己身边人的故事还有自己知道的那些与本课程无关、对大学生也没有什么意义的故事，这样的教授简直就是误人子弟、消遣学生。但是如果看似随意地举例子，实则和课程紧密相关，那这样的教授则是深入浅出，教学灵活。

在大学里，真正能打动大学生的教授，不是那些在课堂上照本宣科或者规规矩矩讲课的老师，而是那些能把课堂知识与现实生活灵活地联系在一起，又能通过有趣的故事给学生以启迪的老师。这样的启迪，既有知识上的，又有生活和人生道理上面的。

讲故事能丰富课堂的趣味性，关键看老师用它做什么。

B. 成都各高校有什么趣闻

成都大学

本周日“网红”考研老师张雪峰做客成都大学，在成都大学学生活动中心演播厅给考研学子们带来“如何解密考研窘境”这一主题的专题讲座。现场座无虚席，看来成大学子们对考研和张雪峰老师的喜爱是诚意满满啊~

成都师范学院

11月30日，YOUNG MUSIC QQ音乐x荣耀手机校园歌手大赛，西南赛区总决赛在成都师范学院举办。除了精彩的比赛之外，更有校园筑梦官赵政豪等来到现场，并带来精彩演唱！成都师范学院的伙伴们享受了一场视听盛宴！

C. 黄洋的趣事

黄洋35岁就成了博士生导师，这在大学文科院系中非常罕见。“这个嘛，一是因为我的运气特别好；二来，也是工作需要。”他一再声明。
一边说着，黄洋摸摸板刷头。头发短得不能再短，而且有些秃，这使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老成许多。但他的穿着很年轻：粉红T恤、白色休闲裤。黄洋倚着靠墙的一排书橱，面前，6张办公桌拼成一张长方形的大台子。
他接着说：“当博导不代表我的学问做得比人家好。像我这样年纪的，学问都做得差不多———文科的研究是需要积累的。有的人评上了教授，有的还是副教授，但当了教授的人的学问一定能比副教授好多少？很难讲……我这是工作需要，因为每个博士点必须有3位教授，而且3位教授不能都是60岁以上的，年龄最好能拉开，所以就选中了我这个年轻教授……还有嘛，这可能和我在国外拿的学位有关系。”
黄洋是湖北人，农村孩子。1982年考大学，因为家里穷，填报志愿时便选择经济管理为第一志愿———“经济管理在当时不热门，我觉得自己还是蛮有先见之明的。”但他没被经济管理专业录取，进了第二志愿的历史系。本科毕业，直升研究生。读研究生时，他对希腊史产生了兴趣，硕士尚未毕业，便得到机会去英国留学，后毕业于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古典学系，取得了博士学位。
1991年，黄洋回到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那时，人心思动，系里不少老师跳槽，教世界史的老师，也有一些去了国外。问他为什么回国，黄洋很坦率：“我的专业太怪，在那边不好找工作，而且我也没有能力做别的工作。”他说对他触动最大的，是英国一位导师的话———“刚到英国时，我说起我们是国家公派的，必须回国。他听了就说这是应该的，是你们的义务。”
但是黄洋的学生当中，毕业后却极少有从事本行工作的。历史研究的现状，只能说是在维持，“已经跌到底了，要好起来，也很难。”有时候，会有朋友问黄洋，你研究这个有什么用呢？“有什么用？我也回答不上来，我们这个专业不主流，除了传承文化，不能对社会产生什么直接的贡献，唯一的用处是教教学生，偶尔写两篇文章发表一下。都说盛世修典，这几年国家经济好起来了，我们的待遇也会好一点。”黄洋说，在复旦，他肯定不是最年轻的博导：“理科年轻教授很多，科技对社会的推动力非常大。”
历史系的教师相对清贫，提过工资之后，生活压力小了一些。黄洋坦言，所以会在学校“打擂台”参与竞争评教授，“解决房子问题”是动力之一。
生活上的清贫还好克服，黄洋最怕的，是缺少信息。“希望能每隔一段时间出国一次，在这里教书教了这么长的时间，感觉快被掏空了。学生不断进来，自己的知识却没有更新，有时候心里发怵，就怕对付不了他们。”
研究世界史所需的资料，上海很难找到，北京和东北有一些，黄洋经常得去那里复印。同济大学有一批外国友人捐赠的图书，是使用过的教科书，黄洋经常去淘，偶尔能找到一些有用的。“留学结束，回国时曾带回一些资料，每次去国外开会，也都带回一些，但出去的机会不多，积累的资料不成系统。”
系里也没钱多购置图书。文科里面，历史系可以算是最穷的系之一。1998年底，黄洋向校图书馆打报告，想买一套哈佛大学出版的希腊、罗马文献，一套400多本，开价1万美元。校图书馆批了之后，还得向教育部打报告。打完报告，黄洋去了美国，做访问学者。今年夏天回来，去图书馆问，居然还没买到。报告是批下来了，但图书馆拿不到现金，买书的钱由教育部下属的外文图书进口公司控制，由那里代买之后再交给校图书馆。“我一打听，别的系倒买了一套，是在福州路外文书店订购的，不过要收一些手续费，他们因为用的是自己系里的钱，不用打报告。我只能让学生想办法借来复印———我的研究资料基本上都是复印的。”
教研条件艰苦，黄洋苦中作乐。“读历史还是挺有趣的，教书也好玩。如果学生有兴趣，我就有动力。”几年前，黄洋开了古希腊语课，没想到，居然有七八个学生来上，还有外系的学生。“既然外系都有学生来听，这课，一定是有意义的。”黄洋又开了这门课，学生增加到十几人，“特别有意思。”
不好玩的，是被逼着做论文。“做学问，要慢慢来，有心得才能出论文、出书。硬性生产，肯定不行，肯定会有弄虚作假。”但不合理的，是要求研究生和博士生得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一两篇论文，“文科的核心刊物，有时候连老师都发不了文章！至于硕士生，他们就更困难了。要拿学位，各种歪门邪道就出来了。”做了教师也有压力———评岗位津贴、评职称都有这方面的规定。
更不好玩的，是做学问的时间大大减少了。“博导”只是个称谓，没有额外的工资、待遇，一切都和教授一样。但工作量增加了———除了带博士生，黄洋还要带硕士生、上本科生的课。“副教授不能带博士，而历史系有正高职称的老师，年纪都比较大，老先生到60岁就得退休，博导到65岁退休，接班的人越来越少———这挺不合理。应该说，只要升上副教授，都应该有资格带博士。在国外，只要在系里取得一席，都能带博士。”
“你不觉得我很沉闷吗？”黄洋这么回答我“有没有厌倦感”的提问。“是挺沉闷的，整天呆在家里。也玩，玩也就是看看电视，很少到城里去活动。”“做这个，就得吃亏。”黄洋说，学历史的，都挺老实，不太会造声势、做宣传、打名气，学校里基本上听不到历史系的声音。
“毕竟国内的训练和国外不一样”。国内的训练没有国外严格，特别到研究生阶段之后，国外老师讲一两节课就放掉了，开出20多本书籍，让学生自己看。这样的训练非常系统、扎实。国内做不到。不但因为资料不够，学生也不习惯。“还是要先生讲课，学生做笔记，考试才能对付过去。我也开过很多书单，每次学生都会喊受不了。中国史还好一点，世界史更不行了，我开出来的书，学生根本找不到，没法做无米之炊，我也只能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