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军教授扬州大学

B. 陈军的学术兼职

现为国际摄影测量与遥感学会（ISPRS）第二十一届大会主席（2004-2008）、中国地理信息系统协会会长(1999-2003，2003-2007)、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五届学科评议组成员（2003-2007）、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2001-2005）、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TC 230)(2003-2008)；为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大学兼职教授；为“中国地理信息系统理论与应用丛书”编委会主任委员、“地理信息世界”刊物主编、测绘学报等刊物编委；曾任国际摄影测量与遥感学会（ISPRS）第二委员会主席（2000-200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八、九届评议组（地理）成员（1999-2003）。

C. 二胡演奏家陈跃星和陈军是什么关系！

1. 二胡演奏家陈跃星和陈军是父子关系.

2. 陈耀星，男，二胡演奏家、教育家。国家一级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协二胡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理事、解放军艺术学院暨中央民族大学艺术系客座教授，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41年5月生，江苏常熟人.

3. 陈军，1968年出生于江苏常熟。青年二胡演奏家，总政歌舞团二胡首席。

4. 陈军出身二胡世家，其父是一代二胡宗师陈耀星。

D. 陈军的工作经历

1981年9月考入第四军医大学空医系，1986年和1992年在该校分别获医学学士和医学硕士学位；1992年10月-1997年3月获日本文部省国费留学奖学金在日本国立滋贺医科大学攻读医学博士学位，1997年3月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工作。2004年获得国家总理杰出青年基金。历任第四军医大学人体解剖学教研室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和副主任。2000.3-2001.2受邀请赴丹麦Aalborg大学工作一年，现兼任该校生物医学工程国际博士生院博士生导师、客座教授。
现任中国神经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生理学会神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神经解剖学杂志»副主编、《生理学报》和《Neuroscience Bulletin》编委，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项目《脑功能和脑重大疾病的基础研究》子项目《神经元回路信息编码与加工》课题组组长（1999-2004），连续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2004-2007年）等6个项目资助。

E. 陈军的主要科研工作经历

1987，12-1989，4: 获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硕士奖学金，在加拿大Saskatoon 农业研究站从事油菜细胞与组织培养研究工作。
1991, 10-1994, 9: 中国科学院遗传所 硕士生，从事转基因油菜研究工作。
1999，1-2004，8: 新加坡分子细胞生物研究院 Junior Research Fellow，从事植物病毒繁殖以及致病分子机理研究。研究工作发表在 “Plant Cell”上（2004，5)。
2004，9-2008，3: 新加坡分子细胞生物研究院 Research Fellow，从研究植物转向研究斑马鱼内皮层器官发育。研究工作发在“Genes & Development”上(2005,12)。
2008，4-2008,12:新加坡分子细胞生物研究院 Research Scientist，由于发现p53异构体？113p53，从研究发育转向研究p53信号途径，研究工作以专评封面论文发表在“Genes & Development”上，并建立了自己的斑马鱼p53信号途径研究系统。
2009,1-现在：浙江大学生命科学院 教授，博导，利用模式系统斑马鱼研究p53及其异构体在发育和肿瘤发生中的作用。

F. 扬州大学文学院的学院领导

柳宏，男，1959年11月生。江苏如皋人。 1984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同 年分配到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工作。2002年晋升教授，2004年获古代文学博士学位。 现为扬州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古代文学博士生导师。
学术成就： 多年来主要从事基础写作、应用写作研究，近年来转向古代学术史研究和《论语》研究，出版学术专著《公文写作模型建构论》、《当代礼仪文书写作》、《清代<论语>诠释史论》，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目前主持古籍整理委员会项目《清代<论语>注疏序跋校注》、江苏省社科项目《清代<论语>诠释研究》。
刘佳，女，汉族，安徽滁州人， 1975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现任文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在读，研究方向为教育政策学、教育社会学，取得国家级心理咨询师资格和省级普通话测试员资格。主持或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教育部辅导员骨干支持教育研究课题、省“十二五”教育规划重点项目、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资助项目等多项科研项目。在《现代大学教育》、《教育发展与评估》、《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现代远距离教育》等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科研成果先后获省高校思政教育优秀成果三等奖、省高校辅导员论坛一等奖、省高等教育科研成果三等奖、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六届学术大会优秀论文二等奖。先后获得省“职业生涯规划大赛优秀指导教师”、省委党校“优秀学员”、校“优秀党务工作者”、“最受学生欢迎的辅导员”、“优秀专职学生工作干部”、“五四标兵”、“优秀班主任”等荣誉称号。 文艺学学科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第九批博士学位授权学科 ，江苏省“十一五”省级重点学科。此前已建成硕士点多年。现有博士生导师4人，教授5人，有博士学位者5人。文艺学博士点设有文学理论、文艺美学、中国文艺学三个研究方向，在学术研究和研究生教学方面已形成自身的优势和特色，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较大的影响。近五年来，承担各类科研项目10多项，其中国家级项目6项，部省级项目3项，主持江苏省重点高校建设项目1项，该项目获科研经费500万元。出版著作10余种，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80余篇，其中60多篇次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复印。科研成果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项、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3项。
文学理论方向从事文艺学教学和科研已有半个多世纪，具有历史较长、质态良好、基础厚实的优势，从20世纪90年代初逐步形成了文艺社会学研究这一较为明显和相对稳定的特色，主要从文艺社会学研究入手，对于当前的文学艺术和审美文化作出说明、界定和反思。出版《现代文艺社会学》、《当代审美文化批判》、《美学文艺学本体论》、《当代性与文学传统的重建》等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权威刊物发表《“文学性”问题与文学本质再认识》、《关于文学理论的话语权问题》、《文学传统与科学传统》、《从关键词看我国现代文论的发展》、《美学的扩张：伦理生活的审美化》等论文。
文艺美学方向较早展开了关于文艺美学一般原理的研讨，在对于文艺美学的性质、对象和范围，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和理论框架，文艺美学的范畴体系和研究方法，文艺部门美学，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等的研究方面有所建树、有所创新。出版《笑与喜剧美学》、《悲剧美学》、《文艺美学范畴研究》、《当代文艺美学的多维思考》、《中国戏剧美学的文化阐释》等专著，在《光明日报》、《学术月刊》等报刊发表《论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文艺美学的合法性问题》等重要论文多篇。
中国文艺学方向在保持中国文艺学研究的基本学理的基础上，侧重于文论思潮研究，致力于揭示雅俗文学的流变与整合对于文论思潮的发展演变所起的作用，在叙事研究、文体研究、语言研究、文化研究等方面开展理论探讨。出版《中国美学初步》、《意境探微》等专著，在《文学评论》等刊物上发表《现代大众小说：新旧小说的流变与整合》等论文。
本学科具有深厚的学术背景，谭佛雏(佛雏)先生有关文学理论以及王国维诗学的系统研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近期本研究方向的建设卓有成效，博士生导师姚文放教授的文艺社会学研究、当代审美文化研究、文学理论基础研究，博士生导师佴荣本教授的文艺美学范畴、文学史论研究，古风教授的中国文艺学研究，陈学广博士的文学语言学研究等跻身于学术前沿且各具个性。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 是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首批博士学位授权学科，同时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扬州大学重点学科。著名词曲学家任中敏（半塘）先生是该学位点的开创人。现有博士生导师5人，教授7人，具有博士学位者8人。近五年来，承担各类科研项目30多项，其中国家级科研项目2项，省部级科研项目12项。出版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的论著，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近200篇。有4项成果获得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本学科目前在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与学术史研究等方向上卓有建树，形成特色。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研究方向由任中敏(半塘)先生开创，他以《敦煌歌辞总编》、《唐戏弄》、《唐声诗》等巨著为代表的词曲学研究和敦煌文学研究拥有学术经典的地位。前辈学者徐沁君先生的《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全元散曲补校》，谢伯阳先生的《全明散曲》、《全清散曲》等在相关领域研究中居领先水平。数代学人薪火相传，继往开来，不断取得新的学术进展。本研究方向以研究自古以来流传在民间的各种通俗文学形态为主，包括小说、戏曲、诗词、变文、俗讲、宝卷等，取一条与高雅文学、精英文学研究不同的路径，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空间。博士生导师董国炎教授的论著着意将通俗文学与士大夫文学相区别，显示与主流文学史、小说史的体系性差别；博士生导师许建中教授、黄强教授、汪俊教授、陆永峰博士等在戏曲研究、诗词研究、讲唱文学研究、宝卷研究等领域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近年来出版《明清小说思潮》、《明代小说》、《施耐庵与水浒》、《明清传奇结构研究》、《李渔研究》、《词学散步》、《两宋之交诗歌研究》、《敦煌变文研究》、《中国宝卷研究论集》、《中国宝卷总目》、《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等著作，以及一批高质量的论文。现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项目10多项。
中国古代文学史与学术史研究方向具有深厚的学术背景，扬州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是清代学术研究的中心之一，而任中敏(半塘)先生的词曲学研究和敦煌文学研究原本就富于学术史研究的内涵。本方向人员从当代视角出发，运用新的观念和方法，着重研究学术史、思想史、地域文化传统与文学的关系，深入探讨推动文学演变、发展的外部动力和内在动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了《近代经学史》、《六朝经学与玄学》、《清代扬州学派经学研究》、《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嘉定钱大昕全集》、《刘熙载全集》等著作，现承担《汪中全集》、《嘉定王鸣盛全集》校点等项目。特别是承担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清史·朴学志》的编纂工作，获科研经费55万元。博士生导师田汉云教授在经学史研究方面跻身于学科前沿，博士生导师王永平教授、陈文和副教授等在学术文化与文学之关系研究方面各有建树。 中国现当代文学 学科于1984年建成硕士点，扬州大学重点学科。该学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培养出一批有影响的中青年学者，诸如丁帆、汪晖、吴义勤、杨剑龙等，已成为海内外知名的学者、教授，或国内现当代文学博士点的带头人和骨干。有的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青年作家毕飞宇、祁智等，毕飞宇的的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曾获得鲁迅文学奖，近期又以中篇小说《玉米》和吴义勤的当代文学评论一同获得鲁迅文学奖。
本学科的开创人曾华鹏先生，在学术界有较高的声望与影响，他从长篇论文《郁达夫论》开始的现代作家作品研究，奠定了本学科的学术基础。本学科成员保持并发展了这一学科优势和特色，近期出版了《中国现代小说的雅俗流变与整合》、《瞿秋白与中国现代文学运动》、《20世纪散文观念与名家论》、《散文审美与解读》等专著，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权威期刊发表《在历史与个人之间：王安忆的“众生话语”》、《〈花腔〉：现代知识氛围中的小说体裁建构》、《从〈离婚〉看老舍小说的叙事艺术》、《老舍小说融中西诗学的实践》、《五四后周作人文艺思想之转变》、《论沈从文情爱小说的民间意象》等学术论文。另外，还编著多部高质量、有影响的现当代文学教材。这些成果的特点是，注重作家自己阐述的创作宗旨，未曾专门阐述的则通过作品的细读进行发明，由此而注重在细读的微观研究中彰显作家的诗学践行，实现与诗学建构的宏大目标紧密联系的理论追求，形成了新的研究格局与进路。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西叙事诗学的现代整合》(99BZW026)，江苏省十五规划项目《中国现当代小说语境中的虚构方法研究》(04SJD750025)、《现代白话语言与文学叙事互动关系研究》（A0108072）等。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项。
本学科有着一支实力强劲、结构合理、颇具潜质的学科梯队。现有教授4人，副教授8人，博士生导师1人，具有博士学位7人。博士生导师徐德明教授在现当代文学的创作实践与作家的诗学追求之间寻求和确立其诗学价值的工作具有开拓意义；刘小中教授对于现代作家的文艺观念与现代文学思潮与运动、文论史之关系的研究独具特色；吴周文教授从散文作家作品的研究扩展到散文文体和审美风格的研究；陈军博士致力于对现代剧作家、戏剧文本、导表演以及剧场之间的关系进行综合研究，从而更加全面、准确地把握中国现代戏剧艺术的特征。 汉语言文字学学科 为扬州大学重点学科。该学科设有三个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一是先秦专书语言研究，包括今文《尚书》语言研究、《墨经》的语言与逻辑研究、《方言》、《尔雅》及其注家的研究等，通过今文《尚书》专书语言的研究及与之相关的甲骨文、金文、《史记》、《说文》等语言的纵向对比研究，辅以考古发现的最新材料的研究，探究今文《尚书》的语言特点。二是汉语语法修辞研究，基于当代和断代汉语语料库的汉语语法、修辞研究，从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角度研究词的语法属性、词语的更替、相关句法语用现象以及修辞手法的历时发展过程。三是汉字学研究，包括说文学、汉字的结构与发展研究、汉字的文化内涵以及中日整理规范汉字比较研究，从宏观与微观两方面系统梳理探讨东汉以来《说文》研究的发展源流，结合语言认知和语言比较，对汉语字族、词族等字词类群进行新的诠释，以汉字结体义理为基础研究汉字的规范化问题。
本研究方向现有教授4名，副教授5名，职称、学历、年龄结构合理。博士生导师钱宗武教授的先秦专书语言研究特别是今文《尚书》语言研究视野广阔、成果丰硕，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张其昀教授的汉字流变研究特别是“说文学”研究探源发流、史论相生，获得学界赞誉；张亚军博士的汉语语法研究角度新颖、手段先进，得到学界的好评；于广元副教授的汉语修辞格发展史研究，纵考古今之变化，横辨机理之异同，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近年来出版了《今文尚书语法研究》、《尚书新笺与上古文明》、《今古文尚书全译》、《汉语论丛》、《“说文学”源流考略》、《汉字学纲要》、《副词与限定描状功能》、《汉语修辞格发展史》、《现代汉语同素词》等十余部专著，在《中国语文》、《语言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其中不少成果被人大复印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中国语言文字学资料信息》等复印、摘载，获多项省部级以上优秀科研成果奖。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今文《尚书》词汇研究”（02BYY027）和部省级项目10余项。 本学科是校级重点学科 ，设有中国古代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国古代经学文献整理与研究二个方向。现有教授4人，副教授8人，博士生导师1人，硕士生导师7人，具备博士学位8人，学术梯队的年龄、职称、学历、学缘结构合理。
中国古代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方向具有深厚学术渊源和较高学术地位。任半塘先生开创了现代散曲学研究的基础，徐沁君先生、谢伯阳先生的工作在相关领域中居领先水平。本方向教师在此基础上勤奋工作，在戏曲史、小说史、诗歌史等领域有了新的发展和进步，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中国古代经学文献整理及研究是本学科的特色方向。本方向教师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中国古代经学史、清代扬州学派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海内外具有较大影响。
本学科近年来承担各类研究项目20余项，其中国家级项目6项，在《文学遗产》、《文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等刊物发表论文100多篇，出版了学术专著34部。9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和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 本学科设有世界文学 、比较文学两个研究方向。现有教师5人，其中有教授2人，副教授2人，具有博士学位者2人。学科带头人肖淑芬教授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在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研究方面有厚重的成果。
本学科的梯队成员具有较强的教学和科研实力。《外国文学史》课程被评为江苏省高等院校二类优秀课程；梯队成员在最近五年间共发表科研和教学论文50余篇，出版著作14部，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G. 川音钢琴系老师排名

川音钢琴系老师排名前10：杜静、顾馨、郭幼容、何沙、黄燕林、李晓玲、李秀美、王雁、吴驰、徐懿。

钢琴系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职工74人（含返聘6人），其中杨汉果教授、李晓玲教授为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陈军教授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均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李秀美副教授获“区永熙”优秀教育奖。

副高以上技术职称17人，中级职称32人，助教28人，博士学位获得者1人，副博士1人，硕士学位获得者34人，从海外留学归来的教师10人。客座教授3名，他们是：香港钢琴协会主席蔡崇力教授、著名钢琴家郎朗和著名的俄罗斯手风滚茄琴专家夏洛夫教授。

四川音乐学院：

四川音乐学院简称“川音”，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是一所以“艺术”为主要办学特色的省属全日制普通本科高等院校，是全国11所独立设置的专业音乐学院之一，全国31所独立设置艺术类院校之一。

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全国首批艺术硕士专业学位（MFA）教育试大祥察点单位，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四川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机构。

四川音乐学院前身是创建于1939年的“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随后历经“四川省立音乐实验宴宏学校”、“四川省立技艺专科学校”、“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成都艺术专科学校”、“西南音乐专科学校”等发展时期。

H. 重庆大学与扬州大学文科比较

我只能告诉你扬州大学文学院的情况，我就是扬州大学文学院的大二生。北方和江浙一带对扬大文学院的评价都不错，但在重庆我就不知道了。文学院的外国文学老师肖淑芬很牛，你可以网络。这学期我上了她的课，真的很棒。文学院的任中敏大师（已过世），你也可以网络哟。其它好老师如，王澄霞、郭建军、汪俊、马德强、谢明、黄石明、苏保华、张其筠、班吉庆、陆永峰、陈军、孙永良、邵晓舟（已经两次在上海签名售书，美女作家）、马宏柏、王强。。。。。我才大二，接触的老师也不多哈！听学姐学长说，还有好老师很多。文学院所在校区旁边就是扬州有名的瘦西湖，呵呵，我们最奢侈的事就是拿着游园卡去瘦西湖看看书、游游园、散个小步。其它的一时也想不出来，你可以加我扣扣1073027850.重大的我就一点也不知道了。你说的文科除了中文系还有其它系哟，比如社发学院的、新传院专业也是属文科的。学校是一方面，个人努力才是最重要的，北大中文系也有找不到工作的！！！

I. 三段论解释大学生为什么迷恋手机

亚里士多德在逻辑学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三段论的学说。一个三段论就是一个包括
有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三个部分的论证。三段论有许多不同的种类，其中每一种经院
学者都给起了一个名字。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称为“Barbara”①的那一种：
凡人都有死（大前提）。
苏格拉底是人（小前提）。
所以：苏格拉底有死（结论）。
或者：凡人都有死。
所有的希腊人都是人。
所以：所有的希腊人都有死。
（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区别上述的这两种形式，我们下面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错误。）
其他的形式是：没有一条鱼是有理性的，所有的沙鱼都是鱼，所以没有一条沙鱼是有理
性的。（这就叫做“celarent”②）
凡人都有理性，有些动物是人，所以有些动物是有理性的。（这就是叫做Darii”③）
没有一个希腊人是黑色的，有些人是希腊人，所以有些人不是黑色的。（这就叫做
“?Eerio”①）
这四种就构成“第一格”；亚里士多德又增加了第二格和第三格，经院学者又增加
上了第四格。已经证明了后三格可以用各种办法都归结为第一格。
从一个单一的前提里可以做出几种推论来。从“有些人有死”，我们可以推论说
“有些有死的是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这也可以从“凡人都有死”里面推论出
来。从：“没有一个神有死”，我们可以推论说“没有一个有死的是神”，但是从“有
些人不是希腊人”并不能得出来“有些希腊人不是人”。
除上述的这些推论而外，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后继者们又认为，一切演绎的推论如果
加以严格地叙述便都是三段论式的。把所有各种有效的三段论都摆出来，并且把提出来
的任何论证都化为三段论的形式，这样就应该可能避免一切的谬误了。
这一体系乃是形式逻辑的开端，并且就此而论则它既是重要的而又是值得赞美的。
但是作为形式逻辑的结局而不是作为形式逻辑的开端来考虑，它就要受到三种批评了：
（1）这一体系本身之内的形式的缺点。
（2）比起演绎论证的其他形式来，对于三段论式估价过高。
（3）对于演绎法之作为一种论证的形式估价过高。
关于这三种批评的每一种，我们都必须说几句话。
（1）形式的缺点让我们从下列的两个陈述开始：“苏格拉底是人”和“所有的希腊
人都是人”。我们有必要在这两者之间做出严格的区别来，这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所不
曾做到的。“所有的希腊人都是人”这一陈述通常被理解为蕴涵着：有希腊人存在；若
没有这一蕴涵则某些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式就要无效了。例如：“所有的希腊人都是人，
所有的希腊人都是白色的，所以有些人是白色的”。如果有希腊人存在，而不是不存在；
则这个三段论便是有效的。但假如我要说：“所有的金山都是山，所有的金山都是金的，
所以有些山是金的”，我的结论就会是错误的了，尽管在某种意义上我的前提可以说都
是真的。所以如果我们要说得明白我们就必须把“所有的希腊人都是人”这一陈述分为
两个，一个是说“有希腊人存在”，另一个是说“如果有任何东西是一个希腊人，那么
它就是一个人”。后一陈述纯粹是假设的，它并不蕴涵着有希腊人的存在。这样，“所
有的希腊人都是人”这一陈述就比“苏格拉底是人”这一陈述，在形式上更为复杂得多。
“苏格拉底是人”以“苏格拉底”作为它的主词，但是“所有的希腊人是人”并不以
“所有的希腊人”作为它的主词；因为无论是在“有希腊人存在”这一陈述里，还是在
“如果有任何东西是一个希腊人，那么它就是一个人”这一陈述里，都并没有任何有关
“所有的希腊人”的东西。
这种纯形式的错误，是形而上学与认识论中许多错误的一个根源。让我们考察一下，
我们关于下列两个命题的知识的情形：“苏格拉底有死”和“凡人都有死”。为了要知
道“苏格拉底有死”的真实性，我们大多数人都满足于依靠见证；但是如果见证是可靠
的，则它就必然要把我们引回到某一个认得苏格拉底、并亲眼看到他死亡的人那儿去。
这个被人目睹的事实——苏格拉底的尸体——再加上这就叫作“苏格拉底”的那种知识，
便足以向我们保证苏格拉底的死。但是当谈到“所有的人都有死”的时候，情形就不同
了。我们有关这类普遍命题的知识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有时候它们仅仅是
文辞上的：“所有的希腊人都是人”之为我们所知，乃是因为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称为
“一个希腊人”，除非那个东西是一个人。这类的普遍陈述可以从字典里得到肯定；但
它们除了告诉我们怎样用字而外，并没有告诉我们有关世界的任何东西。但是“所有的
人都有死”却并不属于这一类；一个不死的人在逻辑上并没有任何自相矛盾之处。我们
根据归纳法而相信这个命题，是因为并没有可靠的证据说一个人能活到（比如说）150岁
以上；但是这只能使这个命题成为或然的，而并不能成为确切无疑的。只要当有活人存
在的时候，它就不可能是确切无疑的。
形而上学的错误出自于假设“所有的人”是“所有的人都有死”的主词，与“苏格
拉底”是“苏格拉底有死”的主词，这两者有着同一的意义。它使人可能认为在某种意
义上，“所有的人”所指的与“苏格拉底”所指的是同一类的一种整体。这就使得亚里
士多德说，种类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实质。亚里士多德很谨慎地在限定这一陈述，但是
他的弟子们，尤其是蒲尔斐利，却表现得没有这么细心。
由于这一错误亚里士多德便陷入了另一种错误，他以为一个谓语的谓语可以成为原
来主词的谓语。假设我说“苏格拉底是希腊人，所有的希腊人都是人”；亚里士多德便
以为“人”是“希腊人”的谓语，而“希腊人”又是“苏格拉底”的谓语，于是显然可
见“人”就是“苏格拉底”的谓语。但事实上，“人”并不是“希腊人”的谓语。名字
与谓语之间的区别，或者用形而上学的语言来说也就是个体与共相之间的区别，就这样
被他抹煞了，这给哲学带来了多灾多难的后果。所造成的混乱之一就是，设想只具有一
个成员的类也就等于那一个成员。这就使人对于一这个数目不可能有一种正确的理论，
并且造成了无穷无尽的有关于“一”的坏形而上学。
（2）对于三段论式估价过高三段论式仅仅是演绎论证中的一种。数学完全是演绎的，
但在数学里面三段论几乎从来也不曾出现过。当然我们有可能把数学论证重行写成三段
论的形式，但是那就会成为非常矫揉造作的了，而且也并不会使之更能令人信服。以算
学为例：假设我买了价值四元六角三分钱的东西，付出了一张五元的钞票，那么应该找
给我多少钱呢？把这样一个简单的数字写成三段论的形式便会是荒谬绝伦的了，而且还
会掩蔽了这一论证的真实性质。此外，在逻辑里面也有非三段论式的推论，例如：“马
是一种动物，所以马的头是一种动物的头”。事实上，有效的三段论仅只是有效的演绎
法的一部分，它对于其他的部分并没有逻辑的优先权。想赋予演绎法中的三段论以首要
地位的这种试图，就在有关数学推理的性质这个问题上把哲学家们引入了歧途。康德看
出了数学并不是三段论式的，便推论说数学使用了超逻辑的原则；然而他却认为超逻辑
的原则和逻辑的原则是同样确实可靠的。康德也象他的前人一样，由于尊崇亚里士多德
而被引入了歧途，尽管是在另一条不同的道路上。
（3）对于演绎法估计过高对于作为知识来源的演绎法，希腊人一般说来要比近代哲
学家赋给了它以更大的重要性。在这一方面，亚里士多德要比柏拉图错误得更少一些；
他一再承认归纳法的重要性，并且他也相当注意这个问题：我们是怎样知道演绎法所必
须据之以出发的最初前提的？可是他也和其他的希腊人一样，在他的认识论里给予了演
绎法以不适当的重要地位。我们可以同意（比如说）史密斯先生是有死的，并且我们可
以很粗疏地说，我们之知道这一点乃是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人都有死。但是我们实际所
知道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死”；我们所知道的倒不如说是象“所有生于一百五十年
之前的人都有死，并且几乎所有生于一百年之前的人也都有死”这样的东西。这就是我
们认为史密斯先生也要死的理由。但是这种论证乃是归纳法，而不是演绎法。归纳法不
象演绎法那样确切可信，它只提供了或然性而没有确切性；但是另一方面它却给了我们
以演绎法所不能给我们的新.知识。除了逻辑与纯粹数学而外，一切重要的推论全都是归
纳的而非演绎的；仅有的例外便是法律和神学，这两者的最初原则都得自于一种不许疑
问的条文，即法典或者圣书。除了探讨三段论式的《分析前篇》而外，亚里士多德另有
一些著作在哲学史上也有相当的重要性。其中之一就是《范畴篇》那个短期著作。新柏
拉图主义者蒲尔斐利给这部书写过一片注释，这片注释对于中世纪的哲学有很显著的影
响；但是目前还是让我们撇开蒲尔斐利而只限于谈亚里士多德。
“范畴”这个字——无论是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里，还是在康德与黑格尔的著作里
——其确切涵意究竟指的是什么，我必须坦白承认我始终都不能理解。我自己并不相信
在哲学里面“范畴”这一名词是有用的，可以表示任何明确的观念。亚里士多德认为有
十种范畴：即，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遭受。对
于“范畴”这一名词所提到的唯一定义就是：“每一个不是复合的用”——接着就是上
述的一串名单。这似乎是指凡是其意义并不是由别的字的意义所结合而成的每一个字，
都代表着一种实体或一种数量等等。但是并没有提到编排这十种范畴的名单所根据的是
一种什么原则。
“实体”首先就是既不能用以叙说主词而且也不出现于主词的东西。当一个事物尽
管不是主词的一部分，但没有主词就不能存在时，我们就说它是“出现于主词”。这里
所举的例子是出现于人心之中的一些文法知识，以及可以出现于物体的某一种白色。实
体，在上述的主要意义上，便是一个个体的物或人或动物。但是在次要的意义上，则一
个种或一个类——例如“人”或者“动物”——也可以叫作一个实体。这种次要的意义
似乎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到了后代作家们的手里，更为许多坏的形而上学大开方便之门。
《分析后期》大体上是探讨一个曾使得每一种演绎的理论都感到棘手的问题，那就
是：最初的前提是怎样得到的？既然演绎法必须从某个地点出发，我们就必须从某种未
经证明的东西而开始，而这种东西又必须是以证明以外的其他方式而为我们所知的。我
不准备详细阐述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因为它有赖于本质这个概念。他说，一个定义就是
对于一件事物的本质性质的陈述。本质这一概念是自从亚里士多德以后直迄近代的各家
哲学里的一个核心部分。但是我的意见则认为它是一种糊涂不堪的概念，然而它的历史
重要性却需要我们对它谈几句话。
一件事物的“本质”看来就是指“它的那样一些性质，这些性质一经变化就不能不
丧失事物自身的同一性”。苏格拉底可以有时候愉悦，有时候悲哀；有时候健康，有时
候生病。既然他可以变化这些性质而又不失颇为苏格拉底，所以这些就不属于他的本质。
但是苏格拉底是人则应该认为是苏格拉底的本质的东西，尽管一个信仰灵魂轮回的毕达
哥拉斯派不会承认这一点。事实上，“本质”的问题乃是一个如何用字的问题。我们在
不同的情况下对于多少有所不同的事件使用了同一的名字，我们把它们认为是一个单一
的“事物”或“人”的许多不同的表现。然而事实上，这只是口头上的方便。因而苏格
拉底的“本质”就是由这样一些性质所组成的，缺乏了这些性质我们就不会使用“苏格
拉底”这个名字。这个问题纯粹是个语言学的问题：一个字可以有本质，但是一件事物
则不能有本质。
“实体”的概念也象“本质”的概念一样，是把纯属语言学上方便的东西转移到形
而上学上面来了。我们在描述世界的时候发现把某一些事情描写为“苏格拉底”一生中
的事件，把某一些其他的事情描写为“史密斯先生”一生中的事件，是很方便的事。这
就使我们想到“苏格拉底”或者“史密斯先生”是指某种经历了若干年代而持久不变的
东西，并且在某种方式下要比对他所发生的那些事件更为“坚固”、更为“真实”。如
果苏格拉底有病，我们就想苏格拉底在别的时候是健康的，所以苏格拉底的存在与他的
疾病无关；可是另一方面，疾病也必需某个人有病。但是虽然苏格拉底并不必须有病，
然而却必须有着某种东西出现于他，假如他要被人认为是存在的话。所以他实际上并不
比对他所发生的那些事情更为“坚固”。“实体”若是认真加以考虑的话，实在是个不
可能避免种种困难的概念。实体被认为是某些性质的主体，而且又是某种与它自身的一
切性质都迥然不同的东西。但是当我们抽掉了这些性质而试图想象实体本身的时候，我
们就发现剩下来的便什么也没有了。再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这个问题：区别一种实体与
另一种实体的是什么呢？那并不是性质的不同，因为按照关于实体的那种逻辑来说，性
质的不同要先假定有关的两种实体之间有着数目的差异。所以两种实体必须刚好是二，
而其本身又不能以任何方式加以区别。那么，我们究竟怎样才能发现它们是二呢？
事实上，“实体”仅仅是把事件聚集成堆的一种方便的方式而已。我们关于史密斯
先生能知道什么呢？当我们看他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套颜色；当我们听他说话的时候，
我们就听到一串声音。我们相信他也象我们一样地有思想和感情。但是离开了这些事件
而外，史密斯先生又是什么呢？那只是纯粹想象中的一个钩子罢了，各个事件就都被想
象为是挂在那上面的。但事实上它们并不需要有一个钩子，就象大地并不需要驮在一个
大象的背上一样。用地理区域做一个类比的话，任何人都能看出象（比如说）“法兰西”
这样一个字仅不过是语言学上的方便，在它的各个部分之外与之上并没有另一个东西是
叫做“法兰西”的。“史密斯先生”也是如此；它是一堆事件的一个集合名字。如果我
们把它当作是任何更多的东西，那么它就是指某种完全不可知的东西了，因此对于表现
我们所知道的东西来说就并不是必需的。
“实体”一言以蔽之，就是由于把由主词和谓语所构成的语句结构转用到世界结构
上面来，而形成的一种形而上学的错误。我的结论是：我们在这一章里所探讨过的亚里
士多德的学说乃是完全错误的，只有三段论式的形式理论是例外，而那又是无关重要的。
今天任何一个想学逻辑的人，假如要去念亚里士多德或者是他的哪一个弟子的话，那就
简直是在浪费时间了。可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著作还是表现了伟大的能力的，并且是
会对人类有用的，假如这些著作能在一个知识创造力仍然旺盛的时代里出世的话。然而
不幸的是，它们正是在希腊思想创造期的结束时才出世的，因而便被人当作是权威而接
受了下来。等到逻辑的创造性复兴起来的时候，两千年的统治地位已经使得亚里士多德
很难于推翻了。实际上在全部的近代史上，科学、逻辑与哲学每进一步都是冒着亚里士
多德弟子们的反对而争取来的。